等不及买回家，在书店站着看完。一把斧头迎面劈下：你懂了没？懂了没？
前几天的电话，却提都没提这事，莫非连五月自己都不知道书印好上市吗？
虽然不是全不知情，但五月这一步还是使我惊动，没料到五月跨了这样大的一步。
偏偏酷暑八月，书店架上看到五月新书，红色《手记》，热腾腾地烫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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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想必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树人的事，东问西问，口气又急又亢，让人找不到插嘴的机会。挂电话前五月又确认了住址电话，不弄清楚不放心似的，一直以来，五月总笑称彼此是大楼管理员，119通报中心。也只能是如此了，我想，五月有她自己的路，回首只是眷恋，习惯性的担心。我不想再对五月多说什么，有时我甚至想，我表露得愈少，她就愈不会再挂念我，五月，你就去走你的江湖，忘了我吧，别再找我了。
亲爱的五月，既然你没看到《地下社会》，我们就来说说吧。我不很确定你会不会喜欢这部片子，也许你会觉得它太严肃了，或者，那不是你最喜欢的库斯杜力卡。
五月叽里呱啦说了一堆，我总算搞清楚，谢天谢地，明信片只是不久之前的事。然后，再无剧情可说的我们，停了片刻，几秒钟，涌出一股沉默，庞大得几乎让人没顶。五月很快清清嗓子，换了口气嚷嚷：“喂，你到台北去干吗？怎样，要嫁人了没？”
库斯杜力卡的故事经常有的，留着青春元素的男孩，这一回合长大了。两个哥儿们本来很好，好到可以为对方出生入死，不过，他们很快变得不好了，或者，也不能说不好，不过是有东西阻隔于他们之间。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库斯杜力卡这一次放进去的魔粉是政治。政治衍生的侵占、夺取、谎言、虚伪性，开端于偶然、巧合、不得不，结果却愈滚愈大，回不了头，哥儿们一个在地上搞权贵，一个在地下卧薪尝胆，地上时间二十年，地下时间十五年（连时钟都说谎了，这一定会使你发笑吧），终了（容我一句话说到底吧），说谎的人用到尽总也是该死了，被欺骗的人不知谎言地为死去的人哭了一场。
“喂，看到我寄给你的明信片没？真是够衰，黑鬼把我的背包抢走了，里头记事本、你的电话、住址什么的都不见了，简直完蛋，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找到你了……”
这部片有一连串的阴错阳差，换成别人简直要变成劣作，但库斯杜力卡就能故意拍成闹剧，应该慷慨激昂的口号听起来像陈腔滥调，应该伟大的人物看起来像喜剧演员，应该悲伤以对的，你知道，他一定是用荒谬与奇幻来表达了，就连他喜欢的动物们，同样不缺席地闹了一场，很好笑，库斯杜力卡老要使我们发笑，笑过之后被一种无言（或仅仅只是懒得说出口）的恼怒与忧伤包围。
距离上次，又一年，我搬了两次家，回台湾又出了门，天涯海角，这厝角鸟儿真是怎么样都可以找到我。
走出戏院，我想，《地下社会》应该是库斯杜力卡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吧，可我又隐约预感，此去，下一个新的审美的高点、成熟点，我们应该会等上很久很久——
“问你妈不就得了。”五月笑得响亮，“幸好我还记得你家电话，要不这下完蛋。”
你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的《流浪者之歌》吗？何等欢乐、哀愁、美丽的故事，那些苦中作乐，那些鸡飞狗跳，那些幻术，任谁都能察觉库斯杜力卡练成了，一种材料与技术都上手的状态，接下来，他需要其他无关技术、无可名之、无从预料的什么，来将之冲开、拆解，如他喜爱的魔术，从帽子里抓出一个什么新的库斯杜力卡来，那就是你我在等的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现在，他交出了《地下社会》，库斯杜力卡和安哲6一样走向拍史诗的行列了，他们也都为史诗找到了新颖而说服人的形式，但库斯杜力卡相对显露了他的年轻，横在眼前那么一片汪洋河面，他会如何走过去呢？
“巴黎啊，还能哪里。”
《流浪者之歌》仿佛是一个青春的高点，他得滑下来，换另一座山来爬，要不就从那个高点，披荆斩棘，开一条新的步道，通向另一群山的核心——
“你在哪里？”
我想说的是，《手记》何尝不能视为一个青春的高点呢？那么多材料、象征、文字的能力，你准备好了，不是吗？接下来，你不是应该从帽子里抓出什么更新的东西来吗？你是一步跨过头了吗？慢慢来，不要一下暴冲到顶，你看，安哲还在拍呢，你不是看了他的新片吗？那样老的智慧之眼不会使你心生恋慕吗？
我愣了愣，话筒里声音很响亮，听起来又很远——五月，居然是五月，她能找到这里来？
说来说去都是老话，如果活下来就好了。活下来我们一起去看《地下社会》、看《永远的一天》7，就连你喜欢的《斜阳》《人间失格》，不也是太宰努力活过几个死之后才能写到那个高度的吗？人家说他有才无德，太宰倒说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文采，而是跌跌撞撞写过来的。是的，我看他的中早期作品实在不能说一路顺畅，其间打动人往往是那些他不屑矫饰也不带谄媚写出来之跌跌撞撞的境遇，唉，什么把稿子装在牛皮纸袋里，取了个名字叫《晚年》，然后要去死了，有些时候，还真觉得这位太宰先生跟你一样孩子气，让人没办法。
“嗨！”好大一股元气，简直像有人朝头上拍了一记，“还活着，真好，真好。”
之所以提到《东京八景》，不是要跟你重复太宰何以寻死的故事，而是想对你说说他此时的状态。死了四五次以后，该失去的都失去得差不多了，经济上也已经不是贵族之子，租个阳春房间，自己煮饭过活，这时他三十岁，算是很迟地有了依靠写作活下去的严肃念头。带着纸笔到伊豆去写《东京八景》的情景，看来是连女侍也不尊重他了，但他已经能够顶住耻辱与羞愧（就算你要说那是暂时性的，但那对他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写出来的作品里，有这样的句子：“这回的写作不是当作遗书来写，是为了要活下去而写的。”
手边没带五月的联络方式，就这样不知如何动静的几天，在台北树人住处意外有了电话，我谨慎而稀疏地：“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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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抢劫？上次电话之后无消无息的五月这样几个字就没了？然后呢？这明信片寄来多久了？歪歪斜斜的字体给人不好的预感，五月不随便潦草写字的。
秋天成城，落叶沙沙，信箱里同时躺着树人与五月的来信。
却仿佛是全无油烟的，住在那些门扉内的文人，也已经从战前的太宰治变成了战后的大江健三郎。我安顿妥当，赴日以来首次回了台湾，老家桌上搁着明信片，乍看以为是一张商家广告单，翻过写字面，赫然发现五月惯用的红色笔，杂乱地挤在广告文案里：在地铁遭抢劫，没有你的电话，住址……
树人本是个不写信的人，他在勉强自己写信，信上的语言对他来说都太别扭，我读起来也不对劲。还在台北的时候，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提，怕一提又落进旧日局面。他比以前更脚底有根地活在现实世界，我内心却依旧浮动不安，与其说想从树人的身边逃离，毋宁是想从以树人为象征的现实生活逃离。我忍不住又说了各式各样的话：志向不同，兴趣不同，别说人生，就连朋友，一点交集都没有。树人叹口气：“又不是做生意，面面俱到，算这么清楚做什么？”
夏天来临，我搬离小金井，房租太吃力，迁入成城附近的留学生会馆。虽是补助机构，但其所在成城却比小金井贵气许多，庶民风的巷弄被齐整的林荫道所取代，同样的静谧，成城
这就是树人，他老是讲得那么简单，但每每比我宽容大度。然而，我们之间还回得去吗？有时候，我觉得就连树人也没了往日坚强的信心。有一天晚上，我跟树人谈起格林童话里的汉赛尔与格莱特，一对被父母抛弃在森林里迷路的兄妹，明明是贫穷而残酷的故事，却有那么多美丽的譬喻：鸽子，猫咪，天堂里的小娃娃，玫瑰，魔笛和小鹿，说到那只小鹿，树人打断问我为何要引述这个故事，我词穷了。那似乎也是个有月光的晚上，可是，那些来时路上撒来做记号的面包屑已被鸟兽衔走，我与树人恐怕是找不到路径回去了。
伊豆结束，新的一年，树人来了东京。急诊室之后的重逢，他表现得很轻松，宛若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年难得大风雪，在新宿车站，当电车从白茫茫的轨道尽头，热乎乎向我们迎面而来的时候，不知怎地，我记起了《安娜•卡列尼娜》从莫斯科返回彼得堡途中的狂风暴雪，所有应该看见的都被风雪覆盖了。眼前树人气息呼呼冒着热烟，他毕竟掩不住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经验雪。我们乘车去附近的皇宫，绿地已经完全为白雪所掩埋，只剩下厚重的石墙，行走雪地成为唯一的乐趣，但那实在是艰难的，裤管脚底又湿又冷，树人依旧兴致勃勃拿着相机到处拍照，还要我帮他拍下在雪地里的模样。
五月的信，有的看起来很惬意，继续雄心壮志，有的看起来很糟。几封信字迹是潦草的，我心底的警报系统开始亮红灯，可是，自活动中心以来，这桩恋情她似乎不想说得太多，我也不多问。她写信，我回信，仿佛积压了几年，各自存在心底的领悟与咏叹，急着在那小小的信纸，细细密密显露出来。“你来看我，或是我去看你吧？”有一封信，她这样写，“我们应该见见面。”
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什么爱情故事也没发生，但他的眼泪却落在书包上。我的确没有什么可以说说的。那年底接到树人电话，我很惊讶，原来是母亲牵的线。经过死亡洗礼之后的树人，宛若得了失忆症，截然不同于之前的口吻，只谈工作，不提爱情。至于噩梦主已经退得很远，一些男孩仍写着信，老在深夜打电话来的学长问：你不是lesbian吧。我把这些全视为偶然性，甚至不解其中含带的意图。我可叹地仍如五月那样倾向古典而缺少现代性地相信必然性的存在，不过，必然性的寻找不能是赌徒式的；过了这么多年，我忽然想对五月这么说。
我迟疑了。看过《手记》，虽然比以前更理解她，但也因此更谨慎了。我没答应，五月没再来信，我想，我们又各自后退了一步。
“你难道没有爱情故事可说说的吗？”我的朋友这样问。
那一年的冬天，为什么又回了台北呢？和五月事先约好？还是纯属偶然？记不得了，大抵是我不去巴黎，五月也别来东京，台北见吧。她恰巧送情人回台北？还是我回台北参加学术研讨会？或是一个恰好的圣诞假期？记不得，记不得了，唯一线索只是某个在台北旅馆醒来的早晨，一切事情像是办完了，我打了个电话到五月老家，她母亲客客气气说：“上台北去了，不过她交代你一定要打去找她喔。”
我们两个人在寒风萧瑟、滨海的山崖走着，那可能是个公园，或是通往哪里的步道，满树枯枝，绣球花并不盛开。朋友陆陆续续说着掺杂各种语言、各种国籍的恋情。在她的眼里，我有时像总是长得不够成熟的东方女孩，但又有些时候，她会依靠着身高几乎跟她一样的我，露出西方女孩粉嫩的赌气。
换个号码，再拨一次，来接听的女孩应是五月情人，我报了名字说要找五月。
想来五月生前，除了《斜阳》《人间失格》，我与她几乎没有读过其他太宰作品，等到我日后有机会通读，几次惊心，不是关于故事，而是某些命运般准确的语言，或如小金井到下田的巧合。类似情况也陆续发生于其他许多我所钟爱的名字之上。我不得不猜疑，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倾向无形中选择了那些后来终将连成一气的各种偶然，还是各偶然间的确存在嗅觉般的线索，以至于我们循线前去，最终回返似曾相识的风景？或者，什么都没有，那的的确确只是一些四处散布的偶然罢了。
不一会传来五月声音，我因其虚弱细微感到意外，讲了几句，她恢复活力：“你在哪？我去看你。”
五月问过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问题，那时我自然无法二者择一回答她。累积到现在，我的想法是，人生的确是一大堆偶然性构成的，不过，许多偶然性，点滴联系，却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对我们揭晓了某些必然性。
那口气很自然，好像我们这几年根本没断过音讯似的。我脑中闪过太多念头，还来不及开口，五月抢话：“你什么也不用说，只要告诉我你在哪里？”
选择伊豆，并非特意联系着什么文学的情思，不过是不想去箱根，便一路行过热海，川端康成的天城与汤岛，尽头似的抵达了下田。
“放心，我现在又病又弱，没本事把你吃掉。”她又说。
也有可能是我又记错了，但多巧合啊，我们的确去了下田，太宰伊豆下榻之处。
你来看我，或是我去看你吧？这个句子在脑海里响闹，她那灵敏激烈的心，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我们该见面吗？她状况不好，但我能使之转好抑或更坏呢？公共电话里的硬币掉下去，发出刺耳的哗声。
太宰妻子曾写及，太宰是不擅旅行之人，对选旅馆等细节全无办法，对自然亦不关心，风花雪月之类的咏叹更是没有的。
“喂！”五月大喊，“你赶快再给我丢硬币进去，电话断了我气你一辈子。”
往事飕飕翻过，即便回忆再如何稀薄，那是个渔港而不是山村。或者，依傍着山的海边小渔港。
“我告诉你，我们这几年哪来什么机会碰得到，现在好不容易你在台北我也在台北，不碰个面，谁知道下次见面又是怎样了，笨蛋，你连这个道理都还没搞懂吗？”
事过境迁几多年，翻开太宰治《东京八景》冒头即是：伊豆南部，除了温泉涌出，别无其他的无聊山村。
“快点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胃痛得要命，不要这样折腾我。”五月几乎发怒起来，“听着，我说我不会对你怎样，就是不会对你怎样，喂，你听到没！”
资格考结束，我起了旅行之心，一位外国友人恰巧打电话来听说我要出发去伊豆，便起兴一起去了。
那是活动中心道别以来的初见面。五月利落跳下计程车，门一摔，大步走来。那模样变了，成熟了，但有病容。迎面五月先发出了笑声，取笑我住在这么蠢的旅馆里：“谁叫你闹分手，现在又无处投靠了吧。”
对比镰仓的海，玉川上水没有宽敞的河面，水也极浅，太宰亦是能泳之人，那些午后，我难免会停下来想，那个死如何能够发生？那些死的理由是什么呢？有岛武郎：相对于爱死是如此轻盈？芥川龙之介：一种对未来的模糊的不安？我如此意外临到了整个二十世纪开端，一个接着一个，梦游队伍般死的现场，然而，我并非为此而来——彼时太宰已被我荒废相当时日吧——我来此不正是想以历史的大块血肉来冲刷个人的心灵剧场吗？与青春的迷惑、艺术的感伤主义作一暂别，让文学成为背景，走向现实的历史，看看什么样的心灵在时代里被碾碎，什么样的心灵挺到最后，人之真诚与变貌，社会之吞噬与新生，都不是新鲜事，不过一回合一回合地在发生，我何不把自己丢进时间的洪流，把自己变成小写？那一年，日日与语言磋磨，擦拭史料的霉气，三。年代席卷亚洲各处的左翼浪潮，众多少年之心御风而行，就连虚无颓废的太宰治亦在其中。
电话里的尴尬一下子化解了，彼此很有默契地回到一种从容模式，变得孩子气起来，我忽然感觉到饿，整个早上没吃任何东西，五月便说，走，我们快去吃，一副她也很饿的神态。两人在旅馆附近找到路边一家馄饨店，摆在骑楼下几张油腻方桌、塑胶椅。没想过重逢是这样狼狈的，星期天过了下午两点钟，餐厅大多休息了。
不搭中央线的日子，有时我骑单车往北去幅员甚大的小金井公园，然后沿着玉川上水一路南行到三鹰，路有点远，但河道气息安静，生态自然，林荫繁茂而清凉，不出多少距离便有小桥婉约其上，日常芳香，岁月静好，真要列举李维史陀所怀想“童真爱情的绿色天堂”，那年我所能想起约莫只在此处，然而，此处，却因太宰的投水，不可返地染上了死亡的气味……
吃完一碗，我说：“好好吃。”
吉祥寺，这个战后的黑市交易点，如今已演化成为繁华的生活剧场。友人们经常约了这里聚餐、购物，多数时候我们走到商店街尽头，穿过已经蔚然成荫的井之头公园，在资深先辈仅容旋身的斗室里，消耗一整个夜晚，以酒交换湮埋的历史，想象那些百倍、千倍于我们自身苦难、寂寞逝去的人物，然后踩着夜巷，赶搭最后一班中央线回家。
五月坐在一旁微笑，她胃痛，根本就不能吃。
小金井位于三鹰西邻，想当然更多几分郊气，即便已经二十世纪末，中央线的繁华过了三鹰仍要顿减许多，等在车站前方的商店街通常一望就到尽头，藏于街巷里的食堂、酒肆、糕饼铺倒留了几分浮世绘风情。生活在中央线来来去去，御茶水，国分寺，要不就是在吉祥寺换井之头线去学校，日复一日，连风景都变得寻常的时候，我渐渐领悟人的生命本质到哪里都一样，没办法轻易抹去，也不会魔术般改变，只能带着它一起走。
“要不要再吃一碗？”
我是住在小金井以后，才知道中央线是条有趣的轨道，除了起源甚早，更在关东大震灾之后见证了东京市容的变迁。许多文人离开烧毁的旧街町，沿着中央线迁到新宿、中野以西，同时也给此区带来了一股浮浪之气，彼时正从南方殖民岛屿而来，学习绘画、演剧、文学的台湾青年，也三三两两介入了这波浪潮。当太宰离开荻洼，去甲府迎了新婚生活之后回到东京，他选择更偏西的三鹰落脚，虽然已经接近战争时期，这里仍是成片荒地，连瓦斯都没有，生活不便的地方。
“好。”
东西贯穿整个东京的中央线，车厢是橙色的，橙色理应明亮，但可能因为它跑得太远，列车进站出站总带着一股忙碌而疲惫的感觉，也可能它越过了太多的时间，那些车厢很少是不惹尘埃的，月台的风总有点萧瑟，梁柱上染了灰黑的手渍。
吃完了，两人没商量也没问，站起来，沿着骑楼一直走，一直走，不知绕过几个街角，脚酸了，找间合适的咖啡馆休息一会，然后离开，又继续走，从过午走到晚上，又从晚上走到深夜。
*
一路上，到底在谈些什么？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没有一丝陌生吗？关于那段路上的谈话细节，多年之后彻底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甚至连两人一起走在马路上的形影也是模糊的，仿佛这件事是杜撰出来而不曾真正发生过的。
话虽如此，我毕竟起了点担忧，依经验，你那样笑着说有的没的，多少有事，就像那些还在景美的夜晚，我渐得了这样的结论，没事你不会找我。不过，你既然没说出什么，我也不打算追问，就把这通电话当作留学生活里一点难免的跌宕，彼此讲讲话，听听声音，就会撑过去的。那个时期，我相信你的柴火还很够燃烧的。
清楚留下来的画面唯有在台大后边的辛亥路上，暗夜星光，我说：“你回去吧，我自己搭车回旅馆。”
挂断电话，一切又归于沉寂。我想我们彼此都很明白，短期内不会再通电话，旧话题不须重提，新话题不知如何开启，这通电话应该只是你想确认一个联系，天涯海角，知道对方在哪里就好了。
五月摇头。
此刻，这飞得老远的厝角鸟儿听起来和往日一样活气，一样说法国有多么符合愿望，多么适宜伸展人性，月亮那一面多么灿烂明亮。你还说，语言学校结束之后就要转到巴黎去，巴黎，巴黎，你说起这个词老像唱歌一样。
那就再走。
再怎么失了联络，你总有办法找到我。故意拉高的大嗓门，说着你怎样跟我母亲聊天探消息。还记得那年的寒假吗？你和几个朋友到我老家去玩，小个儿，甜嘴巴，停不下来的活蹦乱跳，我妈给你取了个昵称：厝角鸟儿，小麻雀的意思。
一条街又一条街，一个红绿灯又一个红绿灯，五月没说出来，但就是不肯让我自己回旅馆。
我愣了愣，是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最后终究走回去。两个人都很累，大半天的长路。五月打量房间，翻翻地上的行李箱。
就在那样天地事物寂静下来的时刻，某一天下午，旅馆里的公用电话响了。我拿起话筒，沙沙作响的杂音，以日语应答，久久传来对方迟疑的英文，继而忽然停断，冒出了中文：“我啦，找到你了。”
“你回去吧。”我又说。
那天，我在书店同时看到了成叠摆放的村上春树《国境之南、太阳之西》5，那当下，难免还是想到你，想你必然大喊买一本吧，买了怎么寄给你？没有住址，没有电话，更不可能有email，我们之间存在千山万水，无论飞机往东还是往西，都要横越大半个地球，飞上二十几个小时，在更早的往昔，这段距离还得在海上漂好几个月——我们确确实实分开了，不仅是心理上，也是地理上的，不仅是现在，也可能是以后整个未来，当时，我真正以为我们不再容易碰面，日后发展大约也不会有多少交集了。
“好。”五月说，“等你睡着我就回去。”
我们有没有来得及谈过李维史陀？想来是没有的吧，你喜爱他吗？我不确定。想来有趣，我钟情李维，却是你去了巴黎？你迷读日本文学，却是我来了东京。李维将日本珍惜为“童真爱情的绿色天堂”，我心底的日本倒影却毋宁是座死与美的山谷。我处于李维所譬喻的月的遮蔽面，而你，正在他所说的，月亮明亮的那一面。在那里，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会不会仍跟十九世纪相去不远，因为无知与距离而浪漫以为对方正站在发光的起跑点，生活充满惊奇与探险？抑或你会和我或其他所有买了机票离开的同代人一样，将与现实生活正面相逢？还是你能继续肆无忌惮地活在心灵世界里？我难且不忍想象，如果有一天你无所选择必须去面对捉襟见肘的现实世界，会是何种光景？
这般问答，接下来又重复了好几次。
那是1993年李维史陀接受《忧郁的热带》日文版译者的访谈录像，以我当时的能力，并不足以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内心难免起了骚动而跑去书店，找到李维的序，原来，他也是个日本迷，卷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巴黎对日本的想象与错觉里，童年李维着迷于浮世绘，对他而言，那些版画里藏着一个精细、适合玄想、梦般美的世界，当然，他也深知想象与现实的落差，因此，他似乎是有意延迟着他真正踏上日本的时间……
说不过她，我去换洗，准备就寝，进进出出五月坐在窗边椅子里，掏出一本书来看。
之后，由着一些租居的风波与条件，我不得不继续在旅馆里留了个把个月。某个完全被陌生感所攫的星期天晚上，在NHK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啊，那不是李维史陀4吗？眼前是东京？还是巴黎？当时我对他除了一本《忧郁的热带》再没有其他的理解了，可是，在那个冷清几乎快有霉味的旅馆里，李维现身那一瞬间真有点奇妙，毫无期待会正面遭逢的抽象心灵，如此具体呈现眼前，李维不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同步生存于现世的人，他的心灵在转动，向着所有凝视他的人说话——那一瞬间我比打电话给阿粮那时刻更感到只身陌地，但也感到仿佛有手照拂，眼前不存在什么封闭与限制了，可我们也被抛进了真正的水流之中，无形状、无边际、无处不可去，伟大心灵就在前方，但我们该如何游过这片心的海域呢……
我们没再说什么。夜很静，时间很短，经历起伏却这么多。过去的时间已经改变了我们，变成一个对方不怎么认识的人，而未来我们也将改变得更多，但这可能都是好的，我们应该学会依恃不同的东西长大，而不要只是继续依恃对方……
那一晚，最后我打了电话给阿粮，简短告诉他我已经到东京几天了。你想也知道，阿粮一定说了温和的话，他几乎从来不应和激烈的情绪，甚至在他面前我往往要为自己的多感躁动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只是小小地放纵，我就又提着便当回旅馆了。
这只是旅途中的靠岸，过几天，我们即将回返各自的航线。难以预料五月此去将是如何，她总说得模糊，时好时坏，尽管重逢，却没有任何约定，要有，也只是别来送行，各上各的飞机吧……
在往日，柴米油盐、钢筋水泥、名分位阶所构成的现实世界之所以不那么为我们所重视，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正是由那个现实生长起来的，因为熟悉路径得以演化到握有解释现实的优势，甚至无视/无感于现实的要求，入了眼底的现实也经常是心灵选择后的结果。出国，固然是一种梦的投奔，可同时也存在一个陌生而庞大的，新的现实，俯视着新来乍到的我们——我们不再能恣意选择现实，而必须先在现实结构里找到求生之道——当我仰头发现这个事实，恍然明白出国不是儿戏，我真正切断联系，只身陌地了。
这样的夜，亲爱的五月，我们该想起什么呢？
活动中心别后半年，我抵达日本，季节正春，可因为一阵突来的冷霜，枝头上才开苞的樱花来不及绽放便凋零了，是个无樱可赏的东京。对比你一心一意要去巴黎，我没想过自己会到东京来，抵达当下，与其说拥抱了梦想，其实是连住处都不安定的现实在等着我。所以，我的东京第一景不过是新宿周边的小旅馆罢了。有个晚上，提着便当经过电话亭止住了脚步，那时刻，我想打个电话，说说话，但打给谁呢？心头压着一股最好不要去想，一想就无边无际的不安。
我已经为你提了太多太宰治。那么，库斯杜力卡吧。
这些严肃的东西，之后再慢慢谈吧。让我先仿照《东京八景》的趣味，来说说别后的生活吧。
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
我们先不争辩，事实上，《东京八景》在我看来也的确可以视为《人间失格》的前史，每个阶段，太宰似乎总得写一些这类作品来跟自己对话。可是，我想告诉你，《东京八景》还有一点别的，难得地显现了即使是太宰也有其觉悟与韧性，使我感到他的“安定与开花”并非一场虚妄的努力，啊，请你不要老说那是一场腐烂……
一个少年模糊地爱上一个叫作Dolly Bell的女人，一个属于成人世界的女人。库斯杜力卡很早的作品，那种多数创作者都有过，凝视青春纯爱与伤痕的，所谓处女作。
我猜你不会喜欢“安定与开花”这个词，可能还要说，正是那段时间的小市民生活，使他自觉腐烂了。
他爱用的超能力，原来早在这里就有了源头。催眠胜过政治？库式风格的笑话，但少年却是认真的，一心一意，相信催眠术可以让人愈来愈坚强，愈来愈优秀，就连社会的未来与爱的未来也将随之充满希望……
这时太宰三十二岁，刚结了婚，还没有做父亲，可以说刚告别了早期的《晚年》，进入所谓“安定与开花”的写作中期。
当他不能保护Dolly Bell免于理所当然、粗暴不堪的伤害，他的心被大雨淋碎；当他终于练成了催眠术，可以使一只兔子沉沉睡去，却无法留住Dolly Bell。
太宰治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东京八景》，如果你以为它是个景点指南，让人循着去游东京，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你想也知道太宰写不来这类文章吧），所谓八景，不过是他东京十年辗转迁徙的几个住所，太宰借其写了当时的生活，发生于自己身上的事。
后来，他卖掉了兔子，找到了DoilyBell，可，他能要回什么呢？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来得及看到呢？所以，当我在真善美戏院看《地下社会》的时候，你已经不在这世上了？写好的故事看来得再重写一次，你喜欢移花接木的记忆，还是现实的凭据呢？初识时光，遥远到只能用远镜头去回望，至于其后，两相别离却又重逢的情节，我经常记不清楚甚而是记错了，记忆原来有那么多空洞，踩空了，消失了，要不至少也是一片混乱，还好你那三封信帮我把时空拼凑回来，可是，那些叙述为什么和现实落差如此之大，你为何总不坦露凶险而要穿过现实发出那些状似欢乐的声音呢……
暴力与现实一直都在，我们只能继续长大。远行的车子要出发了，回望我与五月的过去，政治不是最突出的，后现代还没有来，我们的眼神仿佛少年，虽然内心某些部分已经破碎，但总还想继续唱：“每天，在各个方面，生活会一点一滴地好起来……”
在这本书的前一个稿本里，我把《地下社会》2在台湾上映的时间记成了1995年，因而以为我是看了《地下社会》才打电话给你，也以为那次台北重逢，我们想必聊了不少库斯杜力卡3。事实上，我记错了。1995年确实是《地下社会》在欧洲囊括奖项的一年，但台湾要到隔年才引进了这部片子。
辗转反侧，早晨的阳光从窗帘透进来，那个阳光让人想起景美，一起度过的学生岁月，五月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要走了。”
亲爱的五月，让我来给你回信吧。就从遗忘谈起吧。不是所有遗忘都是时间慢慢洗去的，有些遗忘来自禁抑，有些遗忘来自断裂，宛若电击打坏了大脑里的海马体，某些时空发生过的事就是消失了，余下来的连缀总显得勉强，要不就是移花接木，凑成了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