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是一场大悲剧，但是当你想到这些病害针对的只是某个特定的物种，又会多么庆幸啊。如果不是一场栗树凋萎病、荷兰榆树病或者茱萸炭疽病，而是一场树木凋萎病—— 一种不分青红皂白、无法阻止的横扫整片森林的瘟疫——那该怎么办呢？事实上，这样的“瘟疫”是有的，它的名字叫酸雨。
当然，大自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年复一年地变迁。然而当一棵树自然进化没能使它做好抵御进攻者的准备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很少有一种树像美国栗树面临内种皮寄生菌这样的进攻者时如此地无力招架。这种真菌毫不费力地进入一棵栗树，吞噬形成层的细胞，而且趁旁边的树在化学的意义上还茫然不知是谁进攻它的时候摆好了进攻下一棵树的架势。这种真菌通过让每处溃疡产生几亿粒孢子来传播扩散，一只啄木鸟在树木之间飞行一次就可以传播10亿粒孢子。每一阵林地的微风都会将无数万亿的孢子随着美丽而致命的雾霾吹落在附近的山坡上。栗树感染这种真菌后，死亡率是100%，仅仅在30多年里，美国栗树就成了一个回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仅阿巴拉契亚山区一地就丧失了40亿棵栗树，占据总量的四分之一。
不过，咱们还是就此打住吧，我想，在这一章里讲述的科学知识已经足够了。但是请你保留这个想法，并且当我告诉你我在阿巴拉契亚森林期间，没有一天不对曾经发生的事顺便致谢的时候，请你记住这句话。
而输送水分只是韧皮部、木质部和形成层所做的许多工作之一，它们还要制造木质素和纤维素；调整鞣酸、树液、树胶、油分和树脂的储存和生产；分配矿物质和营养；将淀粉转化成糖分用于未来的生长（枫糖汁就是这个道理）；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事情。然而，正因为所有这些过程都发生在这薄薄的一层中，使得树木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危害。为了与此做斗争，树木形成了精密的防御机制，所以，当一棵橡胶树被割开时流出乳状胶汁，它就是用这种方法对昆虫和其他有机物说：“味道并不好，这儿没有你吃的东西，走开吧。”树木还会让它们的叶子鞣酸含量升高，吓退诸如毛毛虫之类的害虫，因为这会使树叶变得难吃，促使毛毛虫去别的地方找食物。当虫害特别严重的时候，有些树木则会传播消息。如有些品种的栎树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告诉近旁其他的栎树一场袭击迫在眉睫。作为回应，邻近的栎树加紧制造鞣酸，以抵抗即将到来的大举进攻。
所以，卡茨和我现在所穿越的森林甚至与我父亲那一代人所知道的森林也迥然不同，但是至少它还是片森林。它再次生长在我们所熟悉的环境里，无论如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在每个可察觉的方面都与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穿行过的森林一模一样，同样倾斜得厉害的树木，同样狭窄的褐色小道，同样包罗一切的沉寂，只有我们辛苦登上一座山，结果发现它即使比不上我们刚刚抛在身后的山高，也同那些山一样险峻时，所发出的轻轻咕哝声和疲累的喘气声才打破这种沉寂。但是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往北走了两三百英里，这里的春意似乎更加浓一点儿了。这里的树木主要是栎树，长出了更多的新芽，偶尔有一簇野花——血根草、延龄草和兜状荷包牡丹花——钻出陈年落叶堆成的毯子绽放开来。阳光透过我们头顶上方的枝丫，在小道上投下许多亮点，空气中有一种特别的、令人陶醉的春天的轻快气息。我们先把外衣脱掉，接着又脱下运动衫，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怡人的地方。
一棵树尽管体形庞大，但实际上非常脆弱。它的生命活动就在树皮下面的三层像纸一般薄的组织中，即韧皮部、木质部和形成层，这三层组织一起构成围绕着死去的心材的一层湿润的套筒，一棵树无论长得多高，它也只有薄薄分布在根部与树叶之间的几磅重的活细胞。这三层勤奋的组织担负着使一棵树保持生命的全部错综复杂的科学和工程学的任务。森林里的每一棵树不声不响、不慌不忙地将大量的水—— 一棵大树在一个炎热的日子输送的水要达到上千升之多——从它的根部向上输送到树叶里，水从树叶再回归空气里。请你想象一下，一个消防部门要输送类似分量的水，会有多少混乱喧闹和机器的咔嗒声啊。
最惬意的是，左顾右盼都有绚丽的美景。蓝岭通过弗吉尼亚州的400英里路程基本上像一条单一的鱼鳍，宽度只有一两英里，不时出现一些被称为山口的深邃的V形山坳通道，但是其他地方在大约海拔3000英尺处通常保持一条连线，西边是一路迤逦至阿勒格尼山的广阔、碧绿的弗吉尼亚山谷，东边是懒洋洋的充满田园风光的山麓。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攀上山顶，走到岩边举目四望的时候，不是看到除了一望无际的绿色山峦就一无所有的空旷景象，而是从高空俯瞰到一个有人间烟火气的真实世界：阳光照耀下的农场、群聚的村舍、一片片的林地，以及曲折蜿蜒的公路。从远处看，这景色精美如画。即便是那些有苜蓿叶式立体枢纽和平行车道的州际公路，看上去也十分祥和，犹如我们童年时代在儿童书籍中经常看到的插图，展现出一个繁荣发展、极富吸引力的美国。
1904年，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发现，动物园里漂亮的栗树上有一小块一小块陌生的橘红色的溃疡。没过几天，这些栗树就生病死了。等到科学家们查明这种称为“内种皮寄生菌”（Endothia parasitica）的亚洲真菌很可能来源于从东方运来的一批树木或者受感染的木材的时候，这些栗树已经死亡，这种真菌已经扩散到广大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而那里的树木每四棵中就有一棵是栗树。
我俩走了一个星期，可是几乎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有一天下午，我遇到一名20年来骑着一辆自行车和开着一辆汽车分段徒步旅行的男子。每天早晨，他都会把自行车放在小道下面10多英里处的终点，开汽车返回出发点，在两点之间徒步行走，然后骑自行车回到汽车所在的位置。他每年4月份这样行走一通，估计还要走20年。另一天，我发现一位老人，清瘦修长，看上去已经七十好几岁了。他有一个用黄褐色帆布做的小小的老式背包，走得异常快。每小时有两三次我总看见他在前面五六十码的地方，但他会消失在森林里。虽然他行走的速度比我快得多，而且似乎从来没有休息过，但是他总是在那儿。每当可以看清前面五六十码的时候，他总是在那儿——只看见他的背部，而后就消失了。这就像是在跟着一个幽灵走路。我想赶上他，可总是赶不上。他从不看我，这点我能觉察出来，但是我肯定他可以意识到我在他的后面。一个人在森林里对于别人的存在有一种第六感，当你知道有人走近，你总是停下让他赶上来，只是为了轻松地交谈几句，打打招呼，说不定什么人听过天气预报，还可以顺便知道天气情况。但是前面的那位从不停下来，从不改变他的步速，从不回头看看。将近傍晚时分，他消失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从来没有一种树像它一样。它从森林里拔地而起100英尺，力争上游的枝柯铺展成一片无比青翠的华盖，每棵树都有大量叶子，总数达到100万片。尽管栗树的高度只及最高的东部松树的一半，但是它的重量、体积和匀称体形使得它属于另一种范畴。一棵完全长成的栗树的地面处树干直径达到10英尺，周长超过20英尺。我看到过一张摄于本世纪初的照片，画面是一群人在离卡茨和我此刻徒步旅行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叫杰斐逊国家公园的区域野餐。这是一次愉快的星期日聚会，所有的野餐者都穿着厚重的衣服，女士们拿着扣住的遮阳伞，男士们戴着圆顶高帽，蓄着海象式的髭须。他们都姿态优雅地坐在空地上的一条毯子上，背景是略斜的阳光和宏丽得不可思议的树木。照片中的人都很小，与他们周围的树木反常地不成比例，以至于你一时会纳闷这张照片是不是被开玩笑地有意处理过，就像老明信片上印着像谷仓那么大的西瓜，或是一穗玉米塞满了一辆运货车，上方逗趣地写着“艾奥瓦州的一个典型景象”。然而这张照片仅仅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南北卡罗来纳州到新英格兰的几万平方英里的山地的景象，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消失殆尽了。
晚上，我把这件事告诉卡茨。
在纳托尔的时代，森林已经在变迁了，黑豹、驼鹿和林狼已经濒临灭绝，河狸和熊也几乎绝迹。北部森林的原生白松，其中有的已经长到220英尺高（差不多20层楼那么高），已经大部分被砍掉做船舶的桅杆，或者只是被清理掉来开辟农田，20世纪还未结束，剩下的树木也砍伐殆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浮躁气氛，以为美国的森林资源取之不竭，通常将200年树龄的美洲山核桃树砍下来，只是为了摘取树枝上的山核桃。随着一年年地过去，森林的改变我们可以察觉出来。然而可敬的是，直到最近只有一样东西仍然在茂盛生长，保存着原始森林的那种超伊甸园的感觉，这就是伟岸、优美的美国栗树。
“天哪，”他偷偷地咕哝了一声，“现在他要使我产生幻觉了。”
另外一些人探险完全是为了享受发现一些新的东西的愉悦，其中最值得敬佩的莫过于托马斯·纳托尔了。纳托尔是利物浦的一位聪颖但是失学的打短工的印刷工人，1808年来到美国，对于植物产生了一种未曾预料到的热爱。他自费进行过两次长途探险。他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但是慷慨地把本来可以使他致富的植物赠送给了利物浦植物园。在短短9年间，他从零起点到成为美国植物界的权威。1817年，他制作了（是名副其实的制作，因为他不仅撰写书的内容，而且还亲自做大部分的排版工作）《北美植物种类》，这部著作在大半个世纪里都是美国植物学百科全书的权威。4年后，他被提名担任哈佛大学植物园总监，他在这个职位上卓有成就地工作了12年，同时还成为一位鸟类权威，于1832年出版了一部著名的有关美国鸟类学的著作。从其他方面来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尊敬他，这是比所有流传的故事都要感人的。
可是第二天，卡茨整天看到他——跟在他的后面，总是很近——但总是赶不上，实在太古怪了。那天以后，我们俩谁也没有再看到他，我们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做是值得的，单单一颗珍稀种子就可以卖到5个金几尼。约翰·利昂在一次旅程中，扣除各种费用之外，净得9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钱财。接着他在第二年重新踏上旅程，再次获得数额相仿的钱款。弗雷泽在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王的赞助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探险，等他从莽原里出来，却发现已经有了个对植物毫无兴趣的新沙皇，认为他疯了，拒绝履行合约。于是弗雷泽把所有的东西带到切尔西，那儿他有一个小小的苗圃，靠把杜鹃花、北美杜鹃花和木兰花卖给英国上流社会，过上了十分宽裕的日子。
结果是，每天晚上庇护所总是由我俩独用，这真是一件绝大的赏心乐事。当你因有了个可以称作自己的有顶篷的木头平台而感到激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处境已经变得十分可怜了，然而我们就是这样——感到激动。这段小道沿线的庇护所大部分是崭新而且非常干净的，有几个甚至配备了扫帚——有一种舒适的家的感觉。此外，这些扫帚是使用过的（我们使用它们，并且一边扫一边吹口哨），这证明了如果你给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徒步旅行者一件有助舒适的用具，他是会负责地使用它的。每个庇护所旁边有一个厕所、一个良好的水源和一张野餐桌，这样我们可以以一种多少正常些的姿势，而不用蹲在潮湿的原木上吃饭了，所有这些在小道上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第四天晚上，正当我郁闷地发现我即将读完我唯一的一本书，今后在晚上将无事可干，只能躺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听卡茨打鼾的时候，我高兴、激动、满足地发现早先某位旅行者留下的一本格雷厄姆·格林写的书。如果阿巴拉契亚小道有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喜出望外地轻松获得很多东西。
他们能做到这些事情，真是个奇迹，每一种植物必须做好记录，予以识别。把它的种子收集起来，或是取插条；如果是插条，则必须把它用硬纸或者帆篷布盆养起来，时常浇水、照料，想办法把它从没有路的莽原运往文明世界。物资匮乏和各种危险是常事，也颇为耗费精力。熊、蛇和黑豹时常出没，米修的儿子在一次探险时受到严重伤害，当时有一头熊从树上向他冲来。（从前的黑熊似乎比现在的凶猛得多，几乎每个杂志都报道过它们突然、无端的攻击。总的说来，东部的熊似乎变得比较退让了，因为它们已经学会与带枪的人类打交道。）印第安人也经常颇有敌意，不过他们看到欧洲绅士们细致地收集和带走在大自然中繁茂生长的植物时常常感到好笑。最后，还有森林里的种种疾病，像疟疾和黄热病等。“我无法找到一位（朋友）陪同我忍受旅行的疲累。”约翰·巴特兰姆在写给他的英国赞助人的一封信里这样消沉地诉苦，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所以，我非常高兴，我们一天走十五六英里路，而不是人家保证我们能够做到的25英里，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很不错了。我感到步伐轻快，身体健康，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了个看上去不像球袋的肚子。一天下来，我仍然感到疲乏，四肢僵硬——这种感觉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我已经达到了疼痛和水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点，反而不再去注意这种感觉的地步。每次你离开受到娇宠的卫生的城市世界走向山岭的时候，你都经历着一系列阶段性的转变——某种慢慢地堕入邋遢的过程——而且每次都好像你以前从未经历过似的。第一天结束时，你微微意识到身上脏了；到了第二天，你肮脏得令人厌憎；到第三天，你已经不可救药；到第四天，你已经忘记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怎样了。饥饿也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第一个晚上，因为你只有面条而宁可不吃；第二晚，你饿肚子，可但愿不是吃面条；第三晚，你不想吃面条，可是你知道最好吃点什么；到了第四个晚上，你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但还是吃了，因为一天的这个时候就该吃东西。我没法解释，但是它还是奇怪地对我胃口的。
他们采集的数量之大，不说是一种劫掠，也是很可怕的。利昂仅在一个山坡上，就拔了3600棵大叶木兰幼树，还有几千棵别的植物，其中包括使他陷入高烧谵妄状态、“全身大片起水疱”的一种美丽的红色植物——后来才知道他发现了毒漆树。1765年，约翰·巴特兰姆发现了一种特别可爱的山茶树，这种植物当时已属稀有，仅在25年时间里就灭绝了。如今它只有少量人工栽培的留存——这完全是巴特兰姆之功劳。在此同时，拉芬内斯克、施马尔兹在阿巴拉契亚山中漫游了7年，没有多少发现，但是收集了5万种植物的种子和插条。
然后，发生了某种事情，使你意识到你是多么渴望重新回到真实的世界。在第六个晚上，在一个茂密得异乎寻常的森林里闯荡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我们在傍晚时分来到悬崖上一处长着青草的小小空地上，从这里向西向北望去毫无遮拦，可以看到很远的壮丽景色。太阳刚刚落到远处阿勒格尼岭后面，这片地区有宽广整齐的农庄。每个农庄都有一丛树木和一栋农舍——正好处于尽览其色彩斑斓的景致的时刻。然而使我们看得如痴如醉的乃是北边六七英里处的一个小镇，这是个真正的小镇，是我们一个星期来看到的第一个。从我们站立的地方，可辨认出显然是路边餐馆和大型汽车旅馆的灯光明亮的彩色大招牌，我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达到其一半美丽和四分之一诱人的任何其他东西。我几乎可以向你发誓，我可以闻到晚风中向我们飘过来的烤牛排的香味。我们长时间地呆呆看着，好像这是我们曾在书本上读到过，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看见的某种东西。
这些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考察了广阔得惊人的地域，小巴特兰姆有一次远征长达5年多，他一头钻进森林深处，以至于人们早就放弃寻找，认为他已经失踪了；当他从森林里回来，他发现美国已经与英国打了一年仗，他已经失去了赞助人。米修的旅程把他从佛罗里达州带到哈得孙湾；英勇的纳托尔的探险之路一直延伸到苏必利尔湖湖岸，由于缺乏资金，他大部分路是靠两条腿走的。
“韦恩斯伯罗。”最后，我对卡茨说。
在17世纪结束之前，东部森林里简直是爬满了植物学家——彼得·卡尔姆、拉斯·雍斯特洛姆、康斯坦丁·萨缪尔·拉芬内斯克、施马尔兹、约翰·弗雷泽、安德烈·米修、托马斯·纳托尔、约翰·利昂，以及多得数不清的其他人。在野外的人数如此之多，竞争如此之激烈，因此往往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发现了什么。有的说弗雷泽发现了44种新的植物，有的说是215种，也有的说是这两个数字之间的某个数字，这要看你查阅的是哪种资料。他的一项无争议的发现是南方香脂冷杉，又名弗雷泽冷杉，这是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高山地区的典型树木，但是这种树木之所以冠上他的姓名，只是因为他刚好比竞争对手米修早一点儿登上了克林曼穹顶。
他庄严地点点头，说：“有多远？”
一切是从约翰·巴特兰姆开始的（实际上是从烟草开始的，不过从科学意义上说，是从约翰·巴特兰姆开始的），这是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教徒，出生于1699年，他自从看了一本讲植物的书之后，就对植物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开始向在伦敦的一位贵格会教徒同伴寄送种子和插条。别人鼓励他寻找更多的植物品种，于是他雄心勃勃地踏上进入莽原的旅程，有时翻越崎岖的山岭，行走1000多英里路。尽管他完全自学成才，从来没有学过拉丁文，对于林奈的分类法也了解甚少，但他不可思议地掌握了发现和认识未知物种的诀窍，是一位获奖的植物收集者。殖民时代在美国发现的800种植物中，大约四分之一是巴特兰姆发现的，他的儿子威廉发现的就更多了。
我拉出我的地图，看了一下，说：“从小道过去大约8英里路。”
从东部冒险深入森林的第一批人（当然，印第安人恐怕早在他们之前两万年就已经进入过那儿）并不是去寻找史前生物，或者去西部的通道，或者新的定居地。他们是去寻找植物的。美国在植物方面的多样性使得欧洲人神魂颠倒，在森林里可以获得荣耀，赚到钱。东部森林里充满了旧大陆所没有的植物群，科学家和业余的热心人同样极为渴望分一杯羹。请想象一下，如果明天有一艘宇宙飞船发现金星的云气下面生长着一片丛林，你想想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会出多少钱购买一棵生着紫色裂片、有卷须的金星奇卉种在他的温室里。18世纪的北美杜鹃花的遭际就是这样——还有山茶、绣球、野樱桃、金光菊、翠菊、鸵鸟蕨、梓树、西美蜡梅、捕蝇草、弗吉尼亚爬山虎、大戟等。这些植物以及其他几百种植物都集合在美国的森林里，漂洋过海，被运到英国、法国和俄罗斯，被人们怀着贪婪的渴望，用颤抖的手接收。
他再次庄严地点点头。“很好。”他说。我意识到，这是我俩在最近两三天里最长的交谈，然而没有必要再说更多的话了。我们在小道上走了一天，明天我们要进城了，这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将徒步行走8英里，租一个房间，冲一个淋浴，打电话给家里，洗衣服，吃晚餐，买一点儿食品，看看电视，在床上睡觉，吃早餐，再回到小道上。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显而易见的，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显而易见的，这样真好。
然而，即使前工业化时代的阿巴拉契亚山只有杜兰德与同他相仿的其他人的画作的一半山野气和戏剧性，那里也仍然一定有一些值得看的东西。现在已经很难想象，东海岸以外的这个世界当年是怎样鲜为人知，怎样充满了可能性的。当托马斯·杰斐逊派遣刘易斯和克拉克进入莽原的时候，他自信地期望他们会发现满身是毛的猛犸和柱牙象。如果当年恐龙为人所知，他几乎肯定会要他们给他带回来一条三觭龙。
于是，我们搭起帐篷，用我们最后的水煮面条，而后并肩坐在一根原木上，面对韦恩斯伯罗默默地吃着。暗淡的傍晚天空升起一轮满月，发出明亮的光芒，使人想起奥利奥饼干的奶油夹心（到头来，小道上的每一件东西都会使你想起食物）。经过长长一段沉默后，我转向卡茨，突然用一种抱着希望而不是指责的口气问他：“你知不知道怎样做除了面条以外的其他东西呀？”我猜，我当时在想第二天补充食品的事情。
如今，这种景观是荡然无存了，也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谁知道这些浪漫的家伙用他们尖锐的画笔肆意做了多少虚构呀？毕竟，谁又愿意在一个炎热的7月的下午，带上画架、轻便折凳、一盒颜料，来到充满危险的莽原艰难地取景，而不画一些精雅和壮观的东西呢？
他想了好一会儿。“法式烤面包，”他最后说，默不作声很长一段时间，接着微微朝我探过头来说，“你呢？”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想跨进这片景观，那场面是如此奔放不羁，充斥着某种不可测知的彼方的气氛，有一种显然横冲直撞的诱惑力。你肯定会在那里死掉——被一头美洲狮撕成碎块，被人用石斧咔地劈死，或者只是沦落到四处流浪，跌跌撞撞，惶惶而终。你一眼就能看出这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你一定已经开始研究那幅油画的前景，想找出一种方法通过陡险的大石，下到那条河中，并在思量你能否穿越上面的峡谷进入邻近的山谷。永别了，我的朋友们，命运在召唤，晚饭别等我了。
“不知道，”我最后说，“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幅阿歇尔·布朗·杜兰德的油画，题目叫《同宗精神》，这幅画常常出现在主题涉及19世纪美国风景的书籍里。它绘于1849年，画面上有两名男子，衬着失落的世界的绝美背景，站在卡茨基尔山脉的石崖边，看上去好像即将开始远征，不过这两名画中男子很不协调地穿着长大衣，戴着鼓鼓的领带，像是去上班的打扮。在他们下方的一个幽暗峡谷中，一条河流湍急地冲过一堆巨石。透过树叶的华盖，可以瞥见远方巍峨壮丽的蓝色山峦。油画的左右两端挤入画框的，是一排排杂乱的树木，很快消失在吞噬一切的黑暗中。
卡茨想了想这话的含义，一时好像会说点儿什么，接着淡然地摇摇头，继续吃他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