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样不能说因为女儿干的那些事就恨她——即使他能的话！要是那样会更好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混沌沌地生活在没有她、她曾生活过、她也许依然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上。如果行的话，他也可以去好好恨她一番，才不在乎她在哪个世界，过去或现在都行。但愿他能回到从前，能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再次成为完全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人格分裂的诚挚的吹牛大王，表面朴实而内心忍受煎熬的瑞典佬，看似稳如泰山、实际内外交困的瑞典佬，或者掩盖了自己被活埋真相的伪瑞典佬。他在成为所谓的谋杀犯的父亲以前，具有尚未分裂的整合感使他轻易获得体能上的信心和自由，现在哪怕稍稍恢复一点也好啊。如果他真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毫不知情就好了——要是他能像当年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充满传奇的瑞典佬利沃夫那样就好了。如果他能说：“我恨这房子！”然后又变回威克瓦西的瑞典佬利沃夫就好了。如果他可以说：“我恨那孩子！永远不想再见到她！”然后继续生活下去，抛弃她，永远地鄙视和唾弃她。虽然她没有谋害却仍然残酷地抛弃了她的家庭，这种景象不管怎么说都与“理想”无关，与之联系的是背信弃义，是犯罪行为，是妄自尊大和丧失理智。盲目的对抗和孩童般的威胁欲望——这就是她的理想。总在寻找某种可供仇视的东西，是啊，这远远超出她的口吃。对美国的强烈仇恨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可他热爱美国，喜欢当一个美国人，他那时却根本不敢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担心激起她可怕的侮辱。他们生活在梅丽口吃的舌头的恐惧之中。那时候他什么影响力都没有，多恩也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如果那之前她都不是他的，又怎么可能再成为他的？如果将她逼入可怕的闪电战精神状态，她父亲又非得对她解释，自己对生他养他的这个国家有这种感情，那么她就更不会成为他的了。口吃，口吃的小母狗！她究竟认为自己是该死的什么人？
他的思绪又回到从前。他毫无办法，忍不住要去想，梅丽七岁时在烤制两打巧克力果仁曲奇饼的时候，因吃生面糊大病一场。过了一周，他们仍发现到处是面糊，甚至冰箱顶上都有。所以说他怎么能去憎恨冰箱？他又怎么才能重构自己的感情，想像自己如多恩那样获救，靠扔掉它换上全静音的冰箱中的劳斯莱斯“爱司腾普型”就可以办到？梅丽常在厨房里烤甜饼，加热奶酪三明治，做意大利通心面，即使碗橱没用不锈钢做，灶台也不是意大利大理石的，他也不能说憎恨这厨房。他也不能说恨这地窖，她常和她那些尖叫着的朋友到里面捉迷藏，冬天有时候他在那下面甚至还被到处乱窜的老鼠所惊吓。他不能说恨这装有古老铁壶的大壁炉，这在多恩看来真是粗俗不堪。他记得每年一月初总是将圣诞树劈成小块，放进壁炉燃烧，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干透的树枝发出熊熊火焰，嗖嗖乱窜，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跳跃着的影子，翻滚的鬼怪沿四周的墙面爬上天花板，梅丽既害怕又惊喜。他也不能说恨这带球爪式支脚的浴缸，他常在里面给她洗澡，只是因为几十年来井水的矿物质使珐琅上形成擦拭不掉的条纹，也在出水口处留下圈印。他甚至不能说恨这马桶，把手还需轻轻摇动才可止住冲水，他还记得她生病时跪在马桶旁呕吐，他也同样跪着用手抬起她的小额头。
如果向她吐露，他小时候仅仅背诵四十八个州名就会激动得颤栗，想象一下她会带着怎样的厌恶之情攻击他吧。实际上人们在加油站免费发放的地图也常常让他激动，他绰号的由来也是一回事。上高中的第一天，他们第一次到体育馆上课，他拍着篮球跳来蹦去，而场上其他人还在忙于穿运动鞋。距离篮板十五英尺，他一连投中两次——嗖嗖！嗖嗖！——这才刚刚开始。接着，这种轻松自如的方式令那位人缘很好、刚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来的年轻体育老师和摔跤教练亨利·“博士”·沃德大笑起来，他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从未在这体育馆看见有人用这么轻松自如的方式投球——朝这个瘦长的金发碧眼的十四岁少年喊道：“瑞典佬，你从哪里学的？”因为这名字将塞莫尔·利沃夫与同在一个班的塞莫尔·芒泽和塞莫尔·威西诺区别开来，所以一年级时人们在体育馆都这么叫他。然后其他教师和教练也跟着叫，随后是学校的孩子们。到后来，只要威克瓦西高中还在，只要住在威克瓦西犹太人老区的人们还关心过去的事，沃德博士总被当成给瑞典佬利沃夫命名的人。一下就粘上了，就那么简单，一个老式的美国绰号由体育教师脱口而出，从体育馆传下去，一个将他神化的名字，这是塞莫尔所做不到的。这种神话不只是在他读书年代流传，而且留在他同学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他们的余生总都忘不了。他带着的这绰号如同一本看不见的护照，越来越深地浸入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直接进化成一个大个头的、平稳乐观的美国人，他那些相貌粗犷的先辈们——包括他那对美国性很看重的倔强的父亲——也从来想像不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
不，她没有恨过这房子，她当然不会——但不管怎样，那都不要紧。现在要紧的是她身体状态的恢复，她对这人或那人说的那些愚蠢的话比起在进行的恢复来根本不值一提。也许使他恼怒的是她的恢复所依靠的那种自我调节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利的或完全值得称赞的，甚至可能是对他的某种公然的侮辱。他无法对人说——当然也不能说服自己——他憎恨自己所爱过的东西……
他父亲与人谈话的方式也让他着迷，父亲对加油站的小伙子用那种美国式口吻讲话，“加满，伙计，把前面检查一下好吗，头儿？”那是他们开着德索托汽车旅行时激动人心的事，在满是霉味的旅馆里过夜，蜿蜒着穿过纽约州风景优美、人迹稀少的乡间小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到华盛顿旅行时，杰里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那是他第一次从陆战队回家探亲，与家人一块去参观海德公园，一家人站在罗斯福墓前。刚从海军新兵训练营来到罗斯福墓前，他觉得某种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最热的几个月在操场上的艰苦训练使他坚强起来，皮肤晒得黝黑，当时的气温有些天曾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9)。他默默地站着，自豪地穿着崭新的夏装制服，衬衣浆洗得挺直，后面无袋的卡其布裤子熨烫得光滑整洁，领带拉紧，帽子戴在仔细修剪的头正中，黑色正装皮鞋擦得铮亮，还有皮带——那皮带最使他觉得自己像陆战队员，编织紧密的卡其布皮带嵌有金属扣——扎在腰间，曾这样作为帕里斯岛的新兵做过上万次仰卧起坐。她到底是谁，要嘲笑所有这些，拒绝这些，仇恨这些，决心毁掉这些？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她也恨这个？在日本投降日，邻居们一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相互拥抱、鸣响喇叭、在房前草坪上游行、敲打厨房里的盆盆罐罐。他当时还在帕里斯岛，母亲给他来信讲述这些，一共写了满满三页纸。那晚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举行庆祝会，他们熟悉的人都来了，家族的朋友、学校的朋友、附近的肉商、食品商、药剂师、裁缝，甚至连糖果店里卖赛马赌票的都来了，大家如痴如醉，长排长排的古板的中年人也疯狂地模仿卡门·米兰达，跳起康加舞。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直到凌晨两点以后。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胜利，胜利，胜利终于来临！再没有死亡和战争！
《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的故事可以证明她曾多么爱这房子，以及他们生命中其他所有东西。报上还登有照片，她站在摆满一排排奖牌的壁炉前——身穿白色高领衫和奶油色休闲西装，头发内卷，两只小手放在胸前，手指优雅地绞在一起，虽然有点朴实，还是显得很可爱——下面标出：“利沃夫太太，一九四九年新泽西小姐，喜欢生活在一百七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她说这种环境反映出她家的价值观。”多恩打电话到报社愤怒地质问提及新泽西小姐之事的时候，记者回答说他已遵守诺言，没在文章中写出来，是编辑把它放在图片说明中了。
他在高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每晚读报，追寻太平洋对面海军陆战队的行踪。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纠缠在他睡梦里的照片——在贝里琉岛战死的陆战队员扭曲的尸体，那是在被称为帕劳斯的一串岛屿中的一个。在一个叫做血腥鼻梁山的地方，人们在以前的磷酸盐矿井里发现那些最后被火焰喷射器烧成炭渣的日本人，他们曾砍死上百名年轻陆战队员，十八岁的、十九岁的、几乎和他一样大的男孩。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图钉标注出围攻日本的陆战队到了哪里，他们从海上的小环礁，或一串小岛上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那些日本人则从挖掘的珊瑚堡垒朝外倾泻凶险的迫击炮弹和步枪子弹。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他们攻下冲绳岛，那是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是他在那场失利的与西边球队的国内赛中击出一个二垒安打和一个本垒打的两天以后。第六陆战师突击上岸才三个小时就占领岛上两个空军基地之一的读谷。他们十三天便夺取本部半岛。五月十四日，而就在离冲绳岛海滩不远的地方，两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袭击了旗舰“邦克山”号航空母舰——那是瑞典佬在与欧文顿高中队的四对四的比赛中击出一个一垒安打、一个三垒安打和两个二垒安打的第二天——日本人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扑向飞行甲板，当时那上面刚加完油、装上弹药、准备起飞的美国飞机正挤成一团。火焰高达一千英尺，直冲云霄，在持续八小时的爆炸和燃烧中，四百名水手和飞行员丧生。第六师的陆战队员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占领圆形山——瑞典佬那天在战胜东边球队的比赛中又击出三个二垒打——那也许是陆战队历史上战斗最残酷的一天。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最糟糕的一天。日本人在该岛南端的圆锥山上构筑了蜂窝般的洞穴和隧道，用来隐藏部队，那里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攻击，接着又被手榴弹和炸药炸塌。白刃战日夜不停，日本人的步枪手和机枪手被牵制在阵地上不能动弹，直到战死为止。瑞典佬从威克瓦西高中毕业的那天，在六月二十二日——刷新了纽瓦克市联赛球员在单个赛季的二垒安打纪录——第六陆战师在冲绳岛第二个空军基地嘉手纳升起美国国旗，进攻日本的最后的战区集结地被拿下了。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到六月二十一日——有些巧合，相差不过几天，这是瑞典佬作为高中一垒手最佳和最后的赛季——一个大约长五十英里、宽十英里的岛屿被美军以一万五千条生命的代价夺得，日方的军民死亡共计十四万一千人。要征服北边的日本本土、结束这场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死亡人数会增大到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瑞典佬还是去了，为了最后的对日作战，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冲绳岛、塔拉瓦岛、硫磺岛、关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伤亡惊人的部队。
多恩所恨的不是这房子——他清楚，她恨的是占有房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铺床、摆餐桌、清洗窗帘、安排假日、将她的精力分成若干份、安排每天要干的活）早已随哈姆林商店一同被摧毁；她恨，因为那种曾经是他们生命基础的真真切切的每天的充实感和一帆风顺的规律性，现在只成了留在她心中的幻影，成了可笑的、触摸不到的、荒唐可笑的白日梦，而这对旧里姆洛克除了她家以外的每个家庭来说还是真实的。他知道这些，不只是因为那无尽的回忆，还有在他书桌最上层抽屉里他随手可触的那张十年前的本地周报。在这张《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第一版就刊登着有关多恩和她养牛的文章。她同意接受采访，只是要求记者别提一九四九年她曾经当上新泽西小姐的事。记者答应她的要求，那篇文章的标题为《深感幸运的旧里姆洛克妇女喜爱她所做的一切》，结尾有一段话虽然很简单，他每次重读时还是会为她感到自豪：“‘人们如果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和擅长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幸运的。’利沃夫太太如是说。”
海军陆战队。当名陆战队员，海军新兵训练营，各种方式折磨，随口咒骂，生理上、心理上长达三个月的迫害，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把它当做一种挑战，我是这样做的。我的名字变成“伊欧”。来自南方的训练教官就这么叫利沃夫，去掉L和两个v的发音——把辅音都扔了——拉长两个元音。“伊欧！”像驴叫。“伊欧！”“到，长官！”运动部主任邓尼伟少校身材高大，是普渡大学的足球教练，有一天他叫住了这个排。我们称之为“水手袋”的肌肉发达的中士喊列兵伊欧，我头戴钢盔跑出队列，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是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星期就将被派往北卡罗来纳的勒琼军营，接受先进武器训练，但是邓尼伟少校不同意，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使用勃朗宁自动步枪。那就是我参加陆战队的原因——最想的是将勃朗宁自动步枪抵在腹部、支起枪管射击。这就是我眼中的陆战队军团，十八岁的小伙子配快速射击、带冷却装置的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那个天真无知的孩子多么爱国。想使用反坦克武器、便携式火箭炮，想自我证明并不害怕，敢做这些事：扔手榴弹、使用火焰喷射器、在带刺铁丝网下爬行、炸毁碉堡、攻击洞穴。想乘坐水陆两用车进攻滩头，想帮助打赢战争。可是邓尼伟少校接到他在纽瓦克的朋友的来信，那里面谈到这利沃夫是个怎样的运动员，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我是多么优秀，所以他们重新委任我，让我当新兵训练员，把我留在岛上打球——反正就在那时他们投下了原子弹，战争也这么结束了。“你在我的部队里，瑞典佬。很高兴有你在这里。”一次突变，真的。只要头发一长好，我又回到人形了，不再整天被叫做“笨蛋”或者“笨蛋动动屁股”，突然间我成了训练员，新兵得称我长官。训练员称呼新兵你们这些人！趴下，你们！站起来，你们！快步走，你们，走！对这个从克尔大街来的小伙子是最好、最好的经历。我这一生本来无法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带着各地的乡音，中西部的、新英格兰的。有些农场男孩来自得克萨斯和南方腹地，我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还是慢慢地了解他们，喜欢他们。粗野的、贫困的男孩们，许多高中时是运动员，常和拳击师住在一起，和娱乐圈那帮人混在一起。另一个犹太小伙子曼尼·拉宾诺维兹来自阿尔图纳，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强壮的犹太小伙子。多好的勇士，多好的朋友，他连高中都没念完，我在那以前或以后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一生中从没有像和曼尼在一起时那么开怀大笑过。对我而言，曼尼就是银行的存款。从来没有谁给我们送来傻瓜犹太男孩，之前训练营有几个，但仅此而已。曼尼参赛时，大家总会在他身上赌香烟。只要和其他基地比赛，巴迪·法尔贡和曼尼·拉宾诺维兹总是我们的胜利者。与曼尼交过手的人都说一生中没有被人这么凶狠地揍过。曼尼常和我一起组织娱乐活动，搞地下拳击赛。形影不离的一对——犹太人海军陆战队员。曼尼唆使那个到处惹事、体重一百四十五磅的自作聪明的新兵去和一个体重一百六十磅的人打拳击，他认为那人会将这家伙打得屁滚尿流。“要选红发人，伊欧，”曼尼说，“他会为你打一场世界上最好的比赛，红发人决不会放弃。”曼尼算得上科学家，他到诺福克去和一名战前是中量级选手的水手比赛，他胜了。我早饭前带领全营做操，晚上带新兵们步行到游泳池教他们游泳。我们实际上是将他们扔进水里——老一套教人游泳的方法，当一名陆战队员你必须会游泳。总得准备比新兵多做十个俯卧撑，他们常向我挑战，但是我身体很棒。再就是乘车去打球，还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鲍伯·科林斯也在球队里，这圣约翰的大个子。我这队友是个令人害怕的运动员和酒鬼。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和鲍伯在一起，一连两个小时不停地讲为威克瓦西打球的事，然后吐得甲板上到处都是。爱尔兰小伙子、意大利小伙子、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粗野的小私生子，还有离家出走的小子，只因做矿工的父亲常用皮带扣和拳头揍他们——这些就是和我一起吃饭、睡觉的人们。甚至那个印第安人，是个切罗基人，也是我们的三垒手。我们称他“小便刀”，与我们的帽子同名，别问为什么。并不都是体面的人，但总的说来还不错。好小伙子。组织了许多球赛，与班宁堡、切里海岬、北卡罗来纳，以及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比赛，战胜他们，还打败了查尔斯顿的海军船厂队。我们有好几个男孩都能那样掷球，有个投手还进了老虎队，他们到佐治亚州的罗马市、到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的军事基地打球。他们称部队里那些家伙“小狗”，打败他们，打败所有人。到南方去，见识一下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看看黑人的生活，遇见你想像得到的各种异教徒。结交漂亮的南方姑娘，找妓女，用避孕套，脱掉衣服压到地上。到萨凡纳、到新奥尔良，坐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年久失修的酒吧里，我非常高兴看见海岸巡逻队就在门外，还与第二十二团打篮球和棒球。我终于成为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员，戴上了锚和地球组成的徽章。“那边没有投手，伊欧，朝这里打，伊欧——”我成了这些来自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的小伙子眼中的伊欧——这些没受过教育、从美国各地来的家伙都只把我称做伊欧。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伊欧，我喜欢那样。我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退伍，和一位叫做德威尔的漂亮姑娘结婚，经营父亲创立的公司，而他自己的父亲连英语都不会讲。我还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恨美国？为什么？他生活在美国就如同生活在自己体内一样。他年轻时候的乐趣就是美国人的乐趣，所有这些成功和幸福都是美国式的，他再也用不着仅仅为了缓和她无知的仇恨而闭口不谈这些。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全部的美国情感，他会感到孤独；如果不得不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他会产生渴望。是啊，赋予他那些成就意义的每样东西都是美国的，他爱的一切都在这里。
他是多么地高兴看到她们做这些母亲和女儿们都做的事啊。在父亲的眼里，她们一个是另一个的放大版，身着泳装一起从海浪里钻出来，相互追逐着去取毛巾——妻子有些过了她的黄金时期，女儿渐渐接近她的豆蔻年华。一种对生命周期特性的勾画让他后来觉得似乎对女性整体有了充分的理解。梅丽带着日益增长的对成年女性装扮的好奇，把多恩的珠宝戴在自己身上，而多恩还在一旁帮她在镜子前打扮。梅丽向多恩倾诉她对被排挤的恐惧——其他孩子不理睬她，朋友合伙欺负她。在他被撇在一边的那种僻静的场合（女儿依靠母亲，多恩和梅丽在情感上是一个里面藏有另一个，如同那些俄罗斯套娃一样），梅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只是一件他妻子的复制品，或他的复制品，还是一个独立的小东西——某种相似于他们的版本，但另有特色和新颖之处——在感情上这对他有最大的吸引力。
对她而言，做个美国人就是厌恶美国，而他不愿放弃对美国的热爱，这和他不愿放弃对父亲和母亲的爱是一样的，和不愿放弃自己的正直是一样的。她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概念，又怎么能“憎恨”？他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如此盲目地斥责这种给她的家庭提供每一次成功机会的“腐朽制度”？斥责她的“资本家”父母，就好像他们的财产不是他们三代人连续不断经营的结果。三代人，包括他自己，都在制革厂的黏液和臭味里艰难行进。这个家庭从制革厂起家，曾经和下层人中最低贱的人是相同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现在成为她的“资本主义走狗”。在仇恨美国和仇恨他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她很清楚。他热爱她所仇恨、因生活中所有不完美的事情而加以责备，并想用暴力推翻的这个美国；他热爱她所仇恨、嘲笑，并想颠覆的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他热爱她所仇恨，并只想以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谋害的这位母亲。该死的无知小母狗！他们付出的代价啊！他为什么不该撕掉丽塔·科恩的这封信？丽塔·科恩！她们回来了！这些有虐待狂倾向的捣乱鬼，她们有无尽的反叛天赋，从他手里勒索钱财，为了好玩还从他这里索取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口吃日记和芭蕾舞鞋。这些年轻的违法的畜生自称为“革命者”，五年前恶意地玩弄过他的希望，现在又认为到了再次嘲弄瑞典佬利沃夫的时候。
一大早，他到卫生间刮脸时多恩就去叫醒梅丽——他想像不出还有比瞥见这种仪式更好的开端。梅丽在生活中从不用闹钟——多恩就是她的闹钟。六点以前，多恩已经到牛棚去了，一到六点半她就停止喂牛，回屋来钻进梅丽的房间，她坐在床边便开始天亮后的安抚仪式。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多恩只是抚摸梅丽熟睡时的头，那是一幕要持续整整两分钟的哑剧。然后，几乎是唱出那些字，多恩轻声地问：“还活着？”梅丽回答时不用睁开眼睛，而是动一下小手指。“再表示一下，好吗？”游戏就这么进行——梅丽玩下去，皱皱鼻子，舔舔嘴唇，轻轻叹息——直到她终于起身准备下床为止。这是一种带有失落感的游戏，对梅丽而言，失去的是一种被完全保护的状态；在多恩看来，失去的是一项保护曾经似乎完全可以保护的东西的任务。唤醒婴儿：游戏持续到婴儿快满十二岁，这是多恩不能不纵容的一种儿童仪式，她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急于长大放弃。
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她们在嘲笑他。她们不得不笑。因为比作为一个邪恶的玩笑更糟的就是不成为邪恶的玩笑。你的女儿是神圣的。我的女儿是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除了那以外。她主要是太脆弱，被引入邪道，受到伤害——她绝望了！为什么要对她讲你和我睡过？并且告诉我是她要你那么做的。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恨我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事。你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鲁莽，而是因为我们谨慎、理智、勤劳、遵纪守法。你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因为我们工作努力、老实肯干，最终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我们因此兴旺发达，于是你就嫉妒、仇恨、渴望毁掉我们。于是，你便利用她，一个口吃的、才十六岁的孩子。不，对你们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算小，将她变成具有伟大思想和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狗杂种们。你们享受的是我们毁灭的前景。胆怯的杂种。不是陈词滥调控制了她，而是你们用肤浅的陈词滥调中最动听的东西将她变成奴隶——而那个满腹牢骚的孩子，以她的口吃对不公正的仇恨，对这些东西没有一点防护能力。你们使她相信自己和被践踏的人们是一样的——将她变成你们的替死鬼，充当你们的帮凶。其结果是福雷德·康伦医生死掉了，那就是被你们杀害以便阻止战争的人：在多弗尔一家医院的院长，在小社区医院里建起一个有八张病床的冠心病治疗室。这就是他的罪行。
不管怎样，她恨的不是这房子，她恨的是无法摆脱的记忆，它们都与房子有关联，当然他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梅丽那时还是个小学生，躺在书房里多恩的桌子旁的地板上画康特，多恩正忙于为农场算账。梅丽模仿母亲全神贯注的样子，喜欢按同样的纪律工作，为感觉自己在她们共同的追求中能占有同样的一席之地而默默地欢喜，用某种基本的方式把自己像个大人般展示给他们——是啊，她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他们的伙伴。特别记住他们有十分之九的时间不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孩子分配任务，为她树立榜样，做道德权威，唠叨着要她捡起东西和不要迟到，记录下她该干的事情和日常工作——不能忘的是他们有时重新认识对方，超越父母的控制与孩子气的反复无常之间的紧张，还有那些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彼此可以和平地接触对方的短暂时光。
要么是有预谋的，要么是出了差错，那颗炸弹不是在村里无人时的半夜，而是在早晨五点钟爆炸，在哈姆林商店每天开门营业前一小时。当时福雷德·康伦把邮件投进信箱后正转身走开，信封里装着他前一晚上填好的家里开支应付的支票，他正在去医院上班的途中。一块金属从商店飞出，打在他的后脑上。
难道这就是她最终为什么对人们讲她憎恨这幢房子？现在他肯定是个更加强壮的伙伴，她也比以前虚弱得多。他很幸运，毫无疑问他不配得到这么多——她只要有什么要求，他都顺从。如果他还能承受，而她不能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顺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是瑞典佬所知道的做男人的唯一的方式，特别是像他这么幸运的人。从最早开始他便觉得，忍受她的不满要比控制自己的怨气难得多。她的不满情绪似乎危险地完全剥夺了他的自我——只要他承接了她的不满，就无法置之不理。三心二意地应付是不够的，对她的要求他必须投入整个身心，他从来都不能让自己背离默默献身的宗旨。即使所有事情都摊到他头上，即使大家向他索取工厂里或者家里的东西，他都一如既往，努力使大家满意——迅速地处理供货商的琐事、工会的索取、客户的投诉；应付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海外难题；还必须满足口吃的孩子、具有独立意识的妻子和本已退休可是动辄就发怒的父亲的过分要求。他根本没有想过，对他的这种非人的野蛮的使用总有一天会将他耗尽。他就和他脚下的那块土地一样，不会那样去思考。他似乎从来都不明白，甚至在疲惫的时候，也不会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并不完全令人讨厌，他不该将自己看成一幢一百七十年的石头房子，泰然地用橡木房梁承受重压。他是某种更为短暂和神秘的东西。
多恩服用了镇静药，不能见人，但瑞典佬赶到诺斯和玛丽·哈姆林的家里，表示了他对商店受害的同情，并告诉哈姆林一家，这商店对多恩和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社区里其他人一样，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他来到守丧的地方——棺材里的康伦看起来还不错，收拾得体，和平常一样和蔼可亲——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安排好多恩的住院治疗后，他单独拜访了康伦的遗孀。他怎样才得以赶到那女人家里去喝下午茶的是另一个故事——另一本书——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她非常大度地招待他喝茶，他也用言辞表达了他们家的哀悼之情，这些话已被他在心里排练了五百次，但在说出来时仍然很糟，甚至比他在诺斯和玛丽·哈姆林面前讲的话还要虚伪：“深深的、由衷的遗憾……您家的极大痛苦……我妻子想告诉您……”听完他不得不说的这些话后，康伦太太平静地回答，神情如此镇定、和蔼、富于同情心，瑞典佬恨不得逃走，像孩子似的躲起来，同时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扑倒在她脚下，永远待在那里，乞求她的宽恕。“你们是很好的父母，用了你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女儿，”她对他说道，“这不是你们的错，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没有去买炸药，没有制造炸弹，没有安放炸弹，你们与炸弹无关。如果真像这样，最终证明该由你女儿负责，我也只怪罪她一人。利沃夫先生，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难过。我失去了丈夫，我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但你们的损失更大，你们是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从今往后每一天我都会想到你们和为你们祈祷。”瑞典佬对福雷德·康伦只稍微有些了解，在鸡尾酒会上和慈善活动中碰过头，他们在那里都觉得很无聊。他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声誉才对他熟悉，他是一个对医院和家庭具有同样献身精神的人——工作努力的好人。在他的领导下，医院已经开始策划一个建设项目，这还是医院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除了那个新冠心病治疗室，在他的日程中还有一个推迟了很久的急诊室设备现代化的项目。可谁又会在乎远离城镇的社区医院急诊室？谁又会关心人们从一九二一年起就开办的乡村综合商店？我们谈的是人性！没有一些小灾小祸和失误，哪里会有人性方面的进步？人们发怒了，就发泄出来！暴力必将遭遇暴力，不管后果怎样，直到人民获得解放！法西斯美利坚炸掉了一家邮局，设备也完全摧毁了。
多恩和梅丽差不多又花了一个小时才将公牛弄进牛棚，它在干草中躺了四天。请来的兽医说：“你们不可能治好它，我所能为你们做的是让它舒服些。”多恩用桶给它喂水，还拿来食物。有一天（梅丽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到她们家的人听）它想道：“啊，我全好了。”于是，站了起来，到外面游荡。它没把自己的伤当一回事，也就在那一天它爱上了那匹老母马，两个形影不离。那天他们要把康特送走——到屠宰场——多恩哭起来，她不住地说：“我不能这么做。”他劝道：“你必须这样。”他们把它送走了，让人惊奇的是（用梅丽的话讲）它在走的前一晚让一头母牛怀上了一头完美的小牛，算做它的离别留念。生下的小母牛眼睛周围也是一圈褐色斑点——“它在周围撒、撒、撒下褐色的眼睛”——那以后他们喂养的公牛都不错，但再也没有哪一头能和康特相比。
只是很凑巧，哈姆林商店不是一个美国的官方邮局，哈姆林家的人也不是美国邮政局的雇员——他家只是一个承包的邮政点，就为了几个美元的收入而顺带处理一点邮政业务。哈姆林商店不是政府的机构，只是你的会计师帮你填写表格的办事处。但是对世界革命者而言，那不过是个技术性问题。设备被摧毁！旧里姆洛克的一千一百位居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驱车五英里去购买邮票、给包裹称重、寄挂号邮件或特殊物品。这将让林登·约翰逊知道谁才是老板。
她拼命干活，全靠她自己，她得注意母牛下崽，牛犊不会吃奶的话，她就用带奶嘴的塑料瓶喂，还要盯着母牛给小牛喂奶，然后赶回牛群。要修围栏，她只好雇个工人，但是打草包时她也一起干，那一千八、两千包草使它们度过冬季。她喂养了康特多年，有个冬天它走丢了，她勇敢地四处搜寻，花了三天她把树林仔细梳理了一遍，终于在沼泽中的一个小岛上发现它。把它弄回牛棚非常艰难。多恩自己才一百零三磅重，五英尺二英寸高，可康特大约重两千五百磅，这身体很大的漂亮牲口眼睛周围有大块的褐色花斑，由它配种生下的牛犊大家最喜欢。多恩留下所有公牛犊，养大后卖给其他养牛户，他们再给自己牛群配种。她也不常卖小母牛，若卖的话很多人想要。康特的后代赢得一年又一年的全国大赛奖，那笔投资已赚回了好多倍。但当时康特的腿扭伤了，陷在沼泽里动弹不得，水冰冷刺骨，它肯定是把腿陷进树根纵横交错的空隙里了。它明白要离开这小岛还得穿过泥浆地，所以就放弃了。等了三天多恩才找到它。她带着狗和梅丽，想用缰绳把它拉出来，可是它伤得太厉害，不愿站起来。她们回去拿来一些药丸，给它灌下可的松激素药和各种东西。她们在雨中和它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后，才又开始移动它。她们不得不拉着它穿过树根、乱石和很厚的泥潭。它走走停停，狗在后面赶，大声叫，它又会走几步，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她们给它套上绳索，它却摆动那长着漂亮眼睛、全是鬈毛的巨大牛头，拉动绳索将多恩和梅丽两人嘭的一声甩向一边！她们爬起来从头再干。她们带着粮食，它吃后又走一段路，总共花了四个小时才将它弄出丛林。平时它总在前面领路，但是现在伤得很重，她们只好走走停停才能将它弄回去。瑞典佬看见自己娇小的妻子——一位只要愿意，单凭漂亮脸蛋就行的女人——和他的小女儿，浑身湿透、全是泥浆，牵着公牛从牛棚后面被雨水冲刷过的田野中冒出来，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情景。他想道：“好吧，她很幸福，我们有梅丽也够了。”他不是一个热心宗教的人，但在当时他感谢上帝，大声喊道：“光辉洒在我身上了。”
他们嘲笑他。生活嘲笑他。
母牛或者公牛被引到圈子里，遛一遛，主人总要对牲口做一些介绍，比如它的品种，他们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潜力等。然后，人们开始出价。多恩购买时很小心，她举手报价超过前一位时获得某种快感，但也是认真的。虽然他想要更多的孩子，而不想要更多的菜牛，但是他承认从未见到过她如此的可爱，甚至他第一次在乌普萨拉学院见到她时也不如在拍卖会上，此时她的美貌全在喊价和买进的激动中表现出来，充满诱惑力。在她花一万美元买进的刚出生的冠军公牛“康特”来之前——她那百分之百支持她的丈夫还是忍不住对她讲这笔钱太大——会计每年年底查看她在阿卡狄养殖公司所花的钱时总对瑞典佬说：“这很可笑，你不能这样下去。”他们却束手无策，只要她投入的基本上是她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对会计说道：“别担心，她会赚些钱的。”即使她最终一分钱也不赚，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要阻止她，因为他看见她带上狗和牛群出去时，他提醒自己：“这些是她的朋友。”
康伦太太说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区别在于，对我们而言，尽管恢复需要时间，我们最终还是一个家庭，我们会作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熬过来，我们会生存下来，并保存完好无损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将给我们支持。对我们来说，并不会比你们更容易理解如此丧失理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和福雷德在时一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然而，她养菜牛不需要人力去挤奶，几乎可以独自经营。西门塔尔牛产奶多，而且当做菜牛养也不错，当时在美国还不是注册的品种，她占得先机，获得可观的利润。杂交饲养——西门塔尔牛与注册品种赫勒福德牛杂交——她感兴趣的是那种遗传活力、杂种优势和所带来的快速生长。她研究有关书籍，订阅杂志，人们开始给她寄来目录。晚上她总叫他看看自己在目录上翻到的东西。“这头小母牛不是很漂亮吗？一定得去看看。”不久，他们便一道去参观各种展览和拍卖。她喜欢拍卖会，悄悄对瑞典佬讲：“有点让我想起大西洋城，这是母牛们的美国小姐大赛。”她戴着标志牌——“多恩·利沃夫，阿卡狄养殖公司”，这是她公司的名称，取自他们在旧里姆洛克的住址，阿卡狄山路62号信箱——总觉得难以抵御买头漂亮母牛的诱惑。
她暗示瑞典佬和他的家庭不可能生存下去，她所用那种明白无误和有力的口吻使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怀疑她的仁慈和同情是否真像他起初愿意相信的那样无所不包。
梅丽开始上幼儿园后，多恩便着手工作，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她要向妇女界证明：除了相貌外，她还有其他的动人之处。她决定养牛。这想法也可以追溯到她孩提时候——到她外祖父那一辈。外祖父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克里县来到这个港口，当时他二十岁，在伊丽莎白南部离圣玛丽教堂不远的地方结婚、定居，陆续养了十一个孩子。他起初的谋生方式是在码头做工。后来他买了几头母牛为家人提供牛奶，然后将多余的卖给西泽西街上的几个著名人物的家里——来自穆尔油漆的穆尔家、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7)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默里·巴特勒(8)家。他很快就成了伊丽莎白市首批个体牛奶商之一。他在默里街养了大约三十头奶牛，尽管他没有多少土地也关系不大——那个年代人们可以随处放养。他的儿子们都干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战后，大型超市的出现才将这小人物打翻在地。多恩的父亲吉姆·德威尔原来为她母亲家干活，多恩的父母所以才凑到一起。吉姆·德威尔还是个孩子时，人们尚不懂冷藏，他常从夜里12点到早晨一直开着车将牛奶送往各家各户。他讨厌这差事，生活太艰难了。让它见鬼去吧，他终于忍受不了，于是干起管道工。多恩还很小时就喜欢去看那些牛，等她到了六七岁，一位表姐就教她怎样挤牛奶。真刺激——牛奶从乳房喷出，那些牲口还站在那里吃草，让她尽情地拉拽——她永远也忘不了。
他再没有去看过她。
多恩到艾文只是想游泳。她仍然不喜欢躺在海滩上晒太阳，还在怨恨那时不得不听从新泽西州选美大赛组织者的话，把她娇嫩的肌肤每天都暴露在阳光下——他们说在台上，她白色的泳装在阳光浴后的棕褐色肌肤的衬托下会更引人注目。作为年轻的母亲，她尽量远离将她标识为“一位前某某”的一切，那些东西还会引起其他女人丧失理智的轻蔑，她很难受，觉得自己像头怪物。她甚至将那些衣物都捐献给慈善机构，那还是选美大赛主席亲自为她在纽约的设计师展厅里挑选的。当时为了参加大西洋城的竞赛，多恩花了一天的时间专门到纽约购物，大赛主席陪她一块前往（这人对新泽西州应推选何种姑娘给美国小姐的评委有他自己的打算）。瑞典佬认为她穿上那些礼服非常漂亮，很不情愿将它们送人，但至少在他的劝说下，她保留了州赛的桂冠，将来可以让他们的孙辈看看。
他告诉秘书自己将去纽约，为了捷克之行，他已经为秋天晚些时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作了初步的商谈。在纽约他已经检验了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样品手套，以及鞋、皮带、笔记本和钱包。捷克人正在安排他到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的工厂的参观。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目睹手套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和完成时更广泛地抽查他们的产品。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皮装要比在纽瓦克或波多黎各都便宜——甚至质量也可能更好。自从暴乱以后，纽瓦克工厂的生产工艺水平就开始下降，越来越糟，特别是维基退休、不再当生产车间工头后，厂里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他在这次捷克之行看到的不能算那里日常的生产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够深刻。早在三十年代捷克人就把他们的优质手套倾销到美国市场，多年来纽瓦克女士皮件厂都在雇用优秀的捷克剪裁工。那位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厂聘为专职机械师长达三十年的就是捷克人，他照料厂里的缝纫机，保障那些重负荷机器的运转——更换磨损的转轴、杠杆、垫片、线轴，无休无止地调节每台机器的转速和拉力——多好的工人，是对付在世上各种手套机器的专家，能修好任何东西。尽管瑞典佬向父亲保证在他回来做出详细报告之前，不会签下任何合同将生产移到一个有共产党政府的地方，他还是相信离从纽瓦克的撤出已经不远了。
他们常把艾文称做爱尔兰人的里维埃拉(5)。没有多少钱的犹太人到布拉德利海滩，而并不富裕的爱尔兰人就近到艾文去，那是一个全长只有十个街区的海边小镇。那些爱尔兰暴发户——法官、建筑商、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们有钱——到泉湖，路过那些壮观的庄园大门，就在贝尔玛（另一个度假小镇，几乎有各处的特色）的南面。佩格姨妈以前常带多恩到泉湖小住，她嫁给一位来自泽西城的律师内德·摩哈尼。她父亲告诉她，如果你是那座城里的爱尔兰律师，与市政府合作，那位“我就是法律”的赫格市长就会罩着你。内德叔叔很健谈，爱好高尔夫球，相貌英俊，自从他在约翰·马歇尔学院毕业时与街对面一家位于新闻广场的大公司签下合同后，就一直在哈得孙县担任那份清闲的美差。在那么多的侄儿侄女中，他似乎最喜欢漂亮的玛丽·多恩，所以每年夏天，这孩子和父母以及丹尼一起在艾文的出租房里度过那一周后，她就来和内德、佩格以及摩哈尼家所有孩子在巨大的伊萨克－苏萨克老饭店度过另一周，那正在泉湖的临海处。每天早晨，她在通风良好、俯瞰海面的餐厅里吃着涂了佛蒙特枫糖浆的法式烤吐司。盖在她膝盖上的浆洗过的餐巾大得足以将她的腰包裹起来，就像一条围裙，那些闪闪发亮的银餐具重得不得了。礼拜天他们一起到圣凯瑟琳教堂，那是这个小女孩所见过的最华丽的教堂。到那里去还须跨过一座桥——那是她所见过的最可爱的桥，狭长的弓形木桥——横跨饭店背后的湖面。当她在游泳俱乐部遭遇不快的时候，她偶尔也会驱车途经艾文到泉湖来，回忆这里以前每年夏天魔法般地变出一座玛丽·多恩的蓬岛(6)。她还记得自己多么向往在圣凯瑟琳教堂举行婚礼，做一位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像她内德叔叔一样富有的律师结婚，在一座壮观的避暑别墅里生活，宽阔的阳台俯瞰着湖面、桥梁和教堂的圆顶，距离涛声隆隆的大西洋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她完全可能做到，只费举手之劳就能达到目的。可是她的选择是爱上了并嫁给了纽瓦克的塞莫尔·利沃夫，而不是那几十个遭受打击的天主教小伙子中的一个，那些是她通过摩哈尼家的表兄妹认识的，还有那些从圣十字和波士顿学院来的机敏、粗鲁的小伙子，所以她的生活就不是在泉湖，而是在蒂尔和旧里姆洛克，与利沃夫先生厮守在一起。“是啊，结果就是这样。”她母亲对那些愿意听的人都这么哀伤地讲，“本来可以有佩格那样的幸福生活，甚至比佩格还好，圣凯瑟琳教堂和圣玛格丽特教堂都在那里，圣凯瑟琳教堂就在湖边，多么漂亮的建筑，真美。但是玛丽·多恩是家里的叛逆者，一直都是，她总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自从她去参加那场比赛，像其他人那样循规蹈矩很显然并不是她心里想要的。”
这次多恩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她开始有惊人的恢复，至于梅丽……是啊，亲爱的梅丽，梅丽，我的宝贝，我珍贵的、唯一的孩子梅丽。我留在中央大街拼命维持生产，接受那些毫不关心我的产品质量的黑人的打击——那些粗心大意、让我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知道纽瓦克没有剩下可训练的人来替代他们——是因为我担心若离开中央大街，你会称我为种族主义者，并永远不再见我。要不然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为了再见到你，我已经等得太久，你妈妈在等，爷爷和奶奶也在等。整整五年，每天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等着见你，或者得到你的消息，或者以某种方式得到你一个字，我们再不能延迟自己的生命了。这是一九七三年。妈妈成为一个崭新的女人。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活，现在是我们必须开始的时候了。
多恩到艾文是要抛开自己的美貌，但她根本就摆脱不掉，只不过是公开地炫耀而已。你得享受权力，还有一定的冷酷，去接纳那种美貌，而不因它使其他东西暗淡无光感到悲哀。如同任何将你分离出来、使你与众不同的被夸大的天赋一样——令人嫉妒和憎恨——要接纳你的美貌，习惯于它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同它嬉戏和尽量利用它，你得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多恩并不是个木头人，她有精神和勇气，能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行事。但那还不是行之有效、能使她解脱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幽默。只是等她婚后、不再是个处女时，她才发现那个她可以尽情施展美貌的地方，她的美貌对丈夫和妻子两人都有益处的地方，是和瑞典佬躺在一起的床上。
然而他所等待的，不是那友好的领事在他的捷克之行中用梅子白兰地对他的欢迎（他父亲或妻子如果碰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的话，肯定会这么想），而是驱车十分钟，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到新泽西铁路大街那家猫狗医院。
梅丽出生后他们夏天开始到蒂尔去，人们总是盯着穿泳装的多恩。当然她不会再穿那件白色的卡特林娜连体泳装，当时她在大西洋城的展台上穿过，商标正在臀部下方，那是传统泳装女孩戴着游泳帽的样子。他喜欢那件泳装，对她非常合身，但是从大西洋城回来后，她再没有穿过。不管她穿什么样式或颜色的衣服，他们都盯着她看，有时他们走上前来拍张快照和要求签名。然而，比盯着看和快照更恼人的是他们对她的疑心。她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那些女人总想到我是以前的什么，所以会勾引她们的丈夫。”也许吧，瑞典佬想，令她们如此害怕的是她们深信多恩能够勾引她们的丈夫——她们注意到那些男人怎样看她、怎样专注于她到了哪里。他自己也注意到了，可从不担心，对多恩这样的妻子完全不必，她所受的教育是那么地严格。可是多恩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恼怒，所以她开始不穿着泳装，任何泳装，到海滩俱乐部去；后来，尽管她很喜欢冲浪，还是完全放弃到海滩俱乐部。她想去游泳时，便驱车四英里到艾文。她小的时候，夏天常和家人到那里度假一周。在艾文的沙滩上，她只不过是个单纯娇小的爱尔兰姑娘，头发搭在身后，不管怎样也不会有谁注意到她。
相距十分钟路程，等上数年？就在纽瓦克，这些年？梅丽住在世界上这么个地方，即使让他猜一千次也不会想到。是他的智力有问题，还是她依然那样爱惹事、那样堕落、那样疯狂，所以他才想像不到她可能干的任何事情？他想像力也很差？要哪种父亲才不会这样？这才叫荒谬。他女儿就住在纽瓦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轨道的对面工作，还不到被那些葡萄牙人改造为可怜的唐内克街道的峭壁区的尽头，只在峭壁区的最西边，处于顺着街的西沿将铁路大道断开的铁路高架桥的影子里。那外观严酷的堡垒似的建筑是城里的中国墙，巨大的褐色砂石垒起二十英尺高，长达一英里多，只是被几处污秽的地下通道截断。这里与美国任何被毁掉的城市的街道一样，带有某种恶兆。这条早被遗弃的街道旁边只有像爬虫似的荒芜的墙壁，上面甚至连涂鸦都没有。只剩下枯萎的野草从松散的土块里冒出来，灰泥已经裂开被雨水冲刷，高架桥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只是还显示出疲惫的工业城市为纪念它的丑陋而作出的持续和有些成功的挣扎而已。
但是不管她说什么、怎么说、说多少或多少次提到钢琴：没有谁相信她。谁也不会真正相信她从来不想比其他人更漂亮。他们认为还有许多其他办法可以获得奖学金，而不必穿着高跟鞋和泳装在大西洋城溜来溜去。她总是告诉人们她成为新泽西小姐的真正原因，可无人听她解释。他们笑笑，在他们看来，她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原因，他们也不想让她有真正的原因。对他们而言，她所有的一切就是她那张脸蛋。他们便可断言：“哦，她呀，不过是那张脸。”然后露出对她的相貌毫不嫉妒或在乎的样子。“感谢上帝，”她对他咕哝道，“我没有获得桂冠。如果他们以为新泽西小姐应该是傻瓜，想像一下，我要是得了那个可笑的奖会怎么样吧。不过，”她失落地附上一句，“能带回家一千美元也还是好的。”
在街的东面是黑色的老工厂——南北战争时的工厂，铸造厂、铜厂，一百多年来被高大烟囱涌出的滚滚浓烟熏黑的重工业工厂——现在连窗户都没有了，用砖头和石灰浆挡住日光的照射，进出口处都用煤渣块塞住。在这些工厂里，人们失去手指手臂、压烂双腿、烫伤脸部，孩子们在高温和严寒里劳作。这些十九世纪的工厂将人们搅拌在一起艰苦地生产，现在成了无法穿透的密闭的坟墓。被埋葬在里面的就是纽瓦克，一个不再动弹的城市。这是纽瓦克的金字塔：高大、乌黑、可憎，还密不透风，如同历史上伟大朝代总会有的墓葬建筑。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可惜现在发现这一点太晚！这如同发现了她的不忠——这么多年她一直对这房子不忠。当没有什么可说明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当他们显得如此荒谬，当她年复一年地对他们的房子怀着强烈的仇恨的时候，他怎么能愚蠢无知地认为自己是在使她幸福？他多么地喜欢做个供给者啊。要是他有机会不只是为他们三人，而是为更多的人提供什么的话，那该多好。若是这大房子里有更多的孩子，若是梅丽在她所爱和被其所爱的弟兄姊妹中长大，那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多恩从生活中索取的是其他东西，不想做五六个孩子的奴隶似的母亲和照料一幢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女佣——她想去养菜牛。因为不管他们到哪里，她都被介绍为“前新泽西小姐”，她认为即使她有个学士学位，人们还是只当她是个泳装美女，一个头脑简单的瓷器娃娃，对社会没有太大的用处，只是站在那里好看而已。当人们提起她的桂冠时，她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解释多少遍，说她参加联合县选美只不过是因为她父亲得了心脏病很缺钱，她的兄弟丹尼又将从圣玛丽高中毕业，她认为如果能赢的话——她相信自己有机会，不是因为她是乌普萨拉春之女王，而是因为她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会弹奏古典钢琴曲——她可以用选美赢得的奖学金作为丹尼的大学学费，以此来减轻……
那些暴徒没有钻过这架高的铁道——如果他们来过，这些工厂，所有这些，都会被烧成碎石堆，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西市街上的那些工厂一样。
好吧。他们搬走。但是她为什么要对沃库特讲她“从发现它的那天起”就恨这房子？她待在这里是因为她丈夫把她“拖”到这里，当时她太年轻，毫不了解照看古旧的黑仓库似的大房子将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总有东西在泄漏或腐烂或需要修理，她为什么要这么讲？她告诉他，最初去照料牛群的原因就是要走出那幢可怕的房子。
他父亲过去常常对他讲：“褐色砂石和砖块，就有生意可做。褐色砂石在这里开采，知道吗？就在贝尔维尔旁边，沿着河的北岸。这座城市什么都有，那肯定是门好生意。将褐色砂石和砖卖到纽瓦克的那家伙——他占着天时地利。”
由于太了解她为什么想卖掉旧房子，他马上就同意按她的愿望去办，甚至没有去费心思让她知道，她想走的理由——是因为梅丽还在那里，在每个房间，梅丽一岁时、五岁时、十岁时的情景——和他想留下的理由是一回事，这种理由和她的相比同样重要。但是若留下来，她可能熬不过去——而他似乎还能忍受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多么残忍地违抗了他的意愿，——他同意放弃如此珍爱的房子，一点也没顾及保留在这房子里的关于那个逃亡在外的孩子的记忆。他同意搬进一座崭新的房子，四处都能见到阳光，非常明亮，大小刚够他们两人居住，只在车库上面有一间多余的小房间留给客人。一座现代之梦的房屋——“既豪华又低调”，这是沃库特对多恩所描述的，他说出了她的心声。房间里配备了护墙板电暖（替代引起她的鼻窦炎的难以忍受的强制热风供暖），有固定的夏克尔风格(4)的家具（换掉那些暮气沉沉的家具）和吸顶灯（再不用阴郁的橡木房梁下那无数盏落地灯），还有宽敞干净的门式窗户（而不是那些总是黏糊糊的竖框老百叶窗），所带的车库在技术上和核潜艇一样先进（不是原来那个阴湿寒冷的洞穴的地窖，她丈夫常带领客人参观他“储藏”起来供老年时享用的酒，在他们慢慢穿过发霉的石墙巷道时还需不断提醒大家注意防止铸铁下水管碰到头部：“头顶，注意，小心那边……”）。他什么都明白，这一切，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糟，所以他除了同意还能怎样？“财产是一种责任。”她说道，“没有机器和牛群，草会大量生长，你每年不得不割两三次来控制它。你还得修剪灌木丛——不能让它们随意疯长变成丛林。你必须不停找人修剪，可笑的是费用太高，但还得一年又一年地发疯似的支付。为了避免仓库倒塌也得进行维修——与土地打交道，你有一种责任，不能放任自流。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她对他说，“是搬家。”
每逢星期六早晨，瑞典佬总会和父亲一起驱车到唐内克去，收集这一周由意大利人在家里计件加工的手套成品。当汽车沿着砖铺的街道颠簸前行时，他们经过一幢又一幢可怜的小木屋，巨大的铁路高架桥在视野里显得支离破碎。它不会走开。这是瑞典佬第一次遭遇到的人工建造的壮观景物，它分割和矮化其他物体，起先这使他感到很可怕。当时他只是个孩子，即使在那个年代，周围环境对他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有一种被它拥抱和进而去拥抱它的欲望。六岁或者七岁，也许五岁，也许杰里那时还没有出生。那些让人觉得非常高大的石头使这个城市在他的眼中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庞大。这条人造的地平线粗鲁地在巨大城市的躯体上切下一刀——好像他们进入了地狱的鬼魅世界，这男孩看到的一切只是铁路对人民党改革运动做出的回应，他们要求在交叉口抬高铁路以避免撞车事故和对行人的伤害。“褐色砂石和砖块，”他父亲羡慕地说，“有个家伙真是从此无忧无虑了。”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去接近她，担心她看清他心里的想法，嘲笑他对她的痴迷和这个前海军陆战队员对乌普萨拉春之女王放肆的无知。她会认为，他对她的出现是专门为了满足塞莫尔·利沃夫的渴望的想象，这种甚至在他们相互认识之前就有了的想象，证明他仍是个孩子，爱慕虚荣、被人宠坏。但实际上在瑞典佬看来，他完全被自己的目的激励着，对于这个目的，他比所认识的其他人更早了解，同时还带有一个成年人的目标和雄心大志，而该成年人已激动地预见了自己归宿的全部细节。他二十岁从军队退役回家时，愤怒地感到自己“成年了”。如果说他是个孩子，只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盼望早点进入有责任感的男子汉阶段，就像孩子在糖果店橱窗朝里注视着一样。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搬迁到克尔大街之前。当时他们还住在犹太教会堂对面的一幢三家人合住的房子里，就在怀因莱特大街穷人住的那一端。他父亲那时连一间阁楼都没有，只是从另一家伙那里弄来皮料。那人也在唐内克干活，他在车库里交易工人们从制革厂拿出来的各种东西。工人们把东西藏在他们的大胶靴里，或者裹在工装裤里面。那个卖皮料的人自己也是制革厂的工人，一个高大粗野的波兰人，结实的手臂上上下下全是文身。瑞典佬隐约记得他父亲站在车库的一个窗口前，拿起成品皮料对着灯光仔细查看是否有缺陷，还在膝头上用力拉，然后做出选择。“摸摸这张。”等他们安全地回到车里后，他总对瑞典佬这么说。这孩子会像他看见父亲做的那样，将精致的小山羊皮折起来，用手指欣赏地感觉那种精美，皮子柔软光滑的质地和紧密的纹理。“那才叫皮革，”他父亲告诉他，“塞莫尔，什么东西使小山羊皮这么细腻？”“不知道。”“那么，小山羊是什么？”“山羊小的时候。”“对。那它吃什么？”“奶？”“对。因为这动物吃的全是奶，所以它的皮面光滑漂亮。用放大镜看这张皮子上的毛孔，它们长得太精细，你甚至都看不清楚。但是，当小山羊开始吃草，皮子就不同了。山羊吃草，羊皮就会像砂纸。塞莫尔，做礼服手套最好的皮子是什么？”“小山羊皮。”“真是我的孩子。但不只是小山羊，儿子，还要看制革怎样。你得了解制革厂，就像好厨子和坏厨子一样。你有一块好肉，坏厨子可以将它毁掉。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极好的蛋糕，而另一个不行？一种多汁好吃，而另一种则是干干的。皮子也一样。我在制革厂干过，要看化学品、看时间、看温度，那就是区别所在。首先，不要买次等皮料，制一张坏皮子与制一张好皮子的成本是一样的。制坏皮子成本还多一点——你在上面要多用工。漂亮，漂亮，”他说，“多好的东西。”他又一次充满爱意地用指尖抚摩小山羊皮，“塞莫尔，你知道怎么把它制成这样？”“怎么制，爸爸？”“在上面下功夫。”
于是，他在乌普萨拉遇见了多恩。她总会穿过大厅到旧大街去，走读学生课间都待在那里，她总是在桉树下和几个住在肯布鲁克宿舍的姑娘闲聊。他曾经跟着她沿着普罗斯佩克特街一直走到布里克教堂汽车站，当时她突然在贝斯特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她进商店后，他走到橱窗前看见模特儿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新风貌”裙子，想像多恩·德威尔正在试衣间将那条裙子试穿在衬裙外面。她这么可爱，而他又是那么腼腆，甚至不敢朝她那个方向看一眼，似乎这样看的本身就是在触摸或黏附，似乎她已知晓（她怎么可能不知晓？）他会不由自主地朝她那边望，她会像任何敏感的、有自制力的姑娘那样，对他不屑一顾，只当他是一头猎食的野兽。他曾当过海军陆战队员，也和一位南卡罗来纳的姑娘订过婚，后来在家人的要求下他取消了婚约，从他梦想拥有黑色百叶窗和大门外有秋千的石头房子起好些年都过去了。他深知自己英俊，刚服役回来，又是校园里的名噪一时的运动明星，但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克制住自负和避免以那种角色出现，所以他花了整整一学期才达到和多恩约会的目的。不仅因为这样毫不隐讳地直面她那种美貌会使他良心不安，从而为自己的窥探嗜好深感羞耻，还因为他一旦和她接触，就无法阻止她将他一眼看穿，进入他的心底了解他对她的幻想：她正待在石头房子的厨房炉边，此时他背着他们的女儿梅丽推门进来——取名“梅丽”是因为她刚在他搭起的秋千上玩得开心(3)。到夜晚，他不停地用留声机放那年流行的一首名叫《心中的佩格》的歌曲。歌中有一句唱道：“你那爱尔兰之心是我所求。”每当他看见多恩·德威尔走在乌普萨拉学院的小道上，那么小巧优雅，他会一整天下意识地用口哨一边吹着那首该死的歌曲，一刻也不间断。他常发现自己甚至在棒球赛上也吹着这曲调，一边在击球员准备区挥动球棒。他那时生活在两个天底下——多恩·德威尔的天空和头顶上的大自然的天空。
有八家、十家或十二家移民分散在唐内克，娄·利沃夫把自己的样式和皮料分给他们做。这些人来自那不勒斯，他们在家乡时就是手套工人，其中最好的工人后来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的第一处厂房上班，是在娄·利沃夫有能力租下西市街椅子厂楼顶小阁楼之后。年迈的意大利祖父或者父亲在厨房餐桌上剪裁，用的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法国尺子、大剪刀和小铲刀。祖母或者母亲做缝纫活，女儿们进行整理——熨烫手套——用老办法，将烙铁放进厨房的大肚炉子上的盒子里加热。那些妇女用的是古老的胜家牌缝纫机，这些十九世纪的缝纫机娄·利沃夫已经学会修理，都是他非常便宜地购进，然后修好的。每周至少一次，他得晚上驱车到唐内克去，花一个小时把缝纫机修好。其他日子里，他白天黑夜都要到泽西城去沿街叫卖意大利人为他做的手套。他最早是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将手套放在汽车的后备厢上叫卖。他后来直接卖给服装店和百货店，这些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第一批固定客户。那是在离瑞典佬现在站的位置不到一英里的一间小厨房里，这孩子看到一双手套由前那不勒斯工匠中年纪最大的师傅剪裁出来。他相信自己还记得当时就坐在父亲的膝头上，娄·利沃夫品尝一杯那人自己酿的酒，他们对面的这位剪裁工据说有一百岁了，人们相信他曾为意大利王后做过手套。他用小刀的钝刀片对一张皮子的边缘反复搓捻，把它磨光。“注意看他，塞莫尔。看看这皮子多小？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小山羊皮剪好，因为它这么小，看看他怎么做。你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一位艺术家。儿子，意大利剪裁工总更具艺术眼光，而这位又是他们所有人的师傅。”有时人们在锅里炸肉丸，他记得有个意大利剪裁工总咕噜咕噜叫“切贝勒若(10)……”，他抚摸瑞典佬的金发脑袋时，称他“皮斯惹尔”，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还教他怎样把松脆的意大利面包浸入番茄酱罐里。不管后面的园子多小，这些人都种番茄、葡萄藤和一棵梨树，每家总有个爷爷在。正是他酿酒，娄·利沃夫也总是用一种那不勒斯方言先与老人打招呼，还配上恰当的手势，他的保留节目是一句完整的意大利话：“纳曼诺拉瓦纳德。”——一只手洗另一只(11)——他把支付本周计件工资的美元钞票摆在油布上。然后这孩子和他父亲起身离开，带上成品往家里赶。到家后，西尔维娅·利沃夫会检查每只手套，用撑具小心翼翼地查看手套每个指头和拇指的每条缝。“一副手套，”父亲告诉瑞典佬，“应该完全配对——皮料的纹理、颜色、深浅，所有这些。她检查的第一项就是看手套是否相配。”他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教他在手套制作中会出现的所有毛病。人们教她辨认这些毛病，作为这种丈夫的妻子是必要的。她告诉这孩子，漏掉一针就会使针缝张开，但你看不出来，除非将撑具插在里面用力撑开。还有一些本不该有的针孔，那是缝纫工扎错了，却想就这样继续做下去的缘故。有一种被人们称为屠夫切口的毛病，那是剥皮时刀割得太深留下的，甚至在皮子刮好后它们还在。尽管你用撑具在手套上撑时，它们不一定裂开，但是人们一戴上就糟了。在他们从唐内克收回来的每一批手套中，他父亲至少会发现一只手套的拇指与掌心不相配，这让他恼怒不已。“看见了？看吧，这剪裁工想在一张皮子上多剪出几双来，可他在这同一张皮子上剪不出一块拇指的皮料了，所以他就作弊——从下一张上剪出拇指的皮料。但是它不相配，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看见这里没有？指头扭曲了，这就是马里奥今天早上给你看的东西。你要剪指岔，或拇指，或其他东西，必须把它拉直。如果不拉直，就会有麻烦。如果他把指岔拉得不均匀，缝起来后就会卷成这样。这就是你母亲要寻找的东西，记住，别忘了——利沃夫家的人只做完美的手套。”只要他母亲发现什么毛病，她就会把手套递给瑞典佬，他把大头针别在上面，只插在针脚处，而不是穿透皮子。父亲提醒他，“孔洞会留在皮子上。这与布料不同，布料上面的孔会消失。只能穿过针脚，永远这样！”这孩子和他母亲检查完一批手套后，母亲就用一种特殊的线将这些手套简单地串在一起，这线很容易拉断。父亲解释说，顾客把它们拉开时，上面打的结才不会从皮子中拉过去。手套连好后，瑞典佬的母亲就用薄纸把它们包起来——每副手套下铺一层绵纸，折起来保护好每一副。瑞典佬大声地为她数数，一打手套放进一只盒子。早期的盒子并不漂亮，不过是普通褐色的纸盒，一端标有尺码表示大小。带有金色镶边、烫着纽瓦克女士皮件厂金字的漂亮的黑盒子是后来才用的。那要等到他父亲在班贝格的订单上有大的突破以后，接着便是玛瑟配饰商店的订单。与众不同、外观漂亮的盒子，每只手套上有公司的名称和用金黄色和黑色的线条交织而成的商标，这不仅对商店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深受精明的高消费阶层顾客的青睐。
在学校里他发现自己老是在考虑，要和班上哪一位姑娘结婚，然后共同生活在那座石头房子里面。他随球队乘车到惠帕尼去后，只要听见有人说“石头”——甚至“西边”——他便联想到自己下班回到树林后面的那幢房子，看见自己的女儿在那里，那是他的小女儿在他搭起的秋千上荡得高高的。尽管他只是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也能想像出他的女儿跑上前来亲吻他，看到她朝他扑过来，他将她扛在肩上进入那房子，一直走到厨房，站在那里的是系着围裙在炉旁为他们做饭的、面带喜色的孩子她妈。这人也可能就是上个星期五在罗斯福电影院坐在他前一排晃动着的某个威克瓦西姑娘，她的头发飘过椅背，伸手可及，如果他敢摸的话。他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想像出来，总在不断地添上一些东西。当他感到自己能够添加，为什么不使它更加完整？
每个星期六，他们驱车到唐内克收这一周的成品手套，还顺便带去那些有毛病的手套，瑞典佬的父亲在他母亲发现的地方用大头针做好标记。如果一只手套上插了三根或更多的针，他父亲就会警告加工的这一家，要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做事，马虎是不能忍受的。“娄·利沃夫卖出的手工手套必须完美无缺。”他对他们说道，“我在这里不是玩游戏。我在这里和你们一样——赚钱。纳曼诺拉瓦纳德，记住。”
那座石头房子在他看来不只是非常具有独创性——所有那些不规则体被很好地组合，像耐心拼接的七巧板，恰到好处地构成了这个方方正正的物体，形成一座漂亮的安身之所——并且看来是一座坚不可摧、稳若磐石的房子，绝不会被焚毁，也可能从这个国家立国之初就一直耸立在那里了。原始的石料，那种未加工的石头是你沿着威克瓦西公园小路散步时，树丛中随处可见的东西，而在那里它们却构成了一座房子。他怎么也忘不了。
“塞莫尔，小牛皮是哪样的？”“是小牛身上的皮。”“纹理怎样？”“纹理紧密均匀，非常平滑、有光泽。”“用来做什么？”“大部分用来做男人手套，很厚重。”“什么是好望角羊皮？”“是南非羊皮。”“直毛绵羊呢？”“不是绒，而是毛的那种羊。”“哪里产？”“南美，巴西。”“答对了一半。这些动物生活在世界上赤道附近的任何地方，印度南部、巴西北部、横穿非洲的一条地带——”“我们是从巴西买的。”“是的，那不错。你答对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其他国家也有，你这就清楚了。皮料整理中关键的步骤是什么？”“拉伸。”“永远别忘了。在这一行，十六分之一英寸可使世界大不一样。拉伸！拉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一双手套由多少个部分组成？”“十个，十二个，如果算上捆扎带的话。”“把它们数出来。”“六个指岔，两个拇指，两块手掌料。”“手套行业的度量单位呢？”“扣子。”“什么是单扣手套？”“单扣手套是指从拇指底部到顶部为一英寸长的手套。”“大致一英寸长。什么是丝纹？”“手套背面的三排针脚线。如果不进行端拉，丝纹会跑出来。”“好极了。我甚至还没有问你端拉的事。好极了。手套上最难做的线缝是什么？”“凸边缝。”“为什么？慢慢想，儿子——很难。告诉我原因。”毛边外向缝、间缝、单拉缝、短V形装饰缝、鹿皮、摩卡羊皮、英国母鹿皮、浸泡、脱毛、酸洗、分选、整理、纹理上光、绒皮整理、粘衬里、骨架线、无缝毛编织、切割缝纫毛编织……
憎恨他们的旧石头房子，那可爱的第一幢也是唯一的一幢房子？她怎么能？他从十六岁起就梦想着那房子，在他常和棒球队乘车去与惠帕尼队比赛的途中——身穿制服坐在校车上，手指无聊地在深深的棒球手套里摩擦，汽车沿着狭窄的山路，拐向西面，穿过泽西乡村的丘陵——他看见一座巨大的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石头房子耸立在树后的高地上。悬挂在一棵大树矮枝上的秋千上，有个小女孩正荡到半空中，他想，这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这是他所见过的第一座石头房子，在城里的孩子看来，简直是建筑上的奇迹。那些石头的随意设计对他展现出的“房子”的喻义甚至是那座在克尔大街的砖房所没有的，尽管那里还有完备的地下室，他是在这里面教杰里玩乒乓球和跳棋的；还有带顶棚的屋后走廊，他在黑暗中可以躺在旧沙发上，在炎热的夜晚收听巨人队的比赛；还有那车库，在那里面，他还是个小孩时就用黑色胶带和绳索把球悬挂在房梁上，整个冬天他参加篮球训练回家后，以高大、直立、严肃的姿势认真地挥动球棒击球半小时，完全按照时间表行事；还有屋檐下面他的有两个窗户的卧室，上高中前的那一年，他睡觉前总要读了又读《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身穿肮脏的衬衫，蓝色棒球帽直扣到眼睛上，将一抱衣服扔给那男孩，并指给他衣柜的位置。‘五十六号，后面那一排，那里。’这些衣柜是六英尺高的木柜，离顶部一两英尺装有搁板。他的衣柜开着，柜门上沿有字：‘图克尔，56号’。里面有他的运动服，衬衫胸前有蓝色的‘道奇队’字样，背后印着56号……”
他们驱车在唐内克来回跑，一刻也不停。每到星期六早晨，他都跟着去，从六岁一直到他九岁那年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成立公司、有了自己的阁楼为止。
几乎在恢复到爆炸发生前那样充满生机、完美的心形脸蛋后不久，她马上就决定在里姆洛克山脉的另一侧，在一块十英亩的地基上建造一座小型的现代化房屋，卖掉那幢旧的大房子和附属的其他建筑，以及那一百多英亩地。（多恩养的那些菜牛和农场机械已经在一九六九年卖掉了，那是在梅丽出逃的第二年，当时这种活对多恩来说显然是很难再干下去，所以他在一份家畜饲养月刊上登了广告，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卖掉打包机、送料机、耙地机、牲畜——所有东西和机件。）当他在一旁偷听到她对建筑师、他们的邻居比尔·沃库特说她一直就憎恨他们这房子时，他感到震惊，就如同她告诉沃库特她一直就憎恨自己的丈夫一样。他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几乎走了五英里路到村子里，他不断提醒自己，她所说的她一直憎恨的只是那房子。但是，尽管她的意思不过如此，还是使他很难受，他费了极大的克制力才让自己转身回家去吃午饭。多恩和沃库特将与他一起看看沃库特的第一套草图。
猫狗医院在一幢矮小的旧砖房的角落上，旁边是一块空地，堆积着旧轮胎，地上的野草长得几乎有他一样高，人行道边上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围栏，他就站在这里等女儿……她就住在纽瓦克……这么久……在哪里，在这城市里什么样地方？不，他并不缺乏想像力——想像那些讨厌的事情现已无济于事，即使现在也不好弄清楚她怎么从旧里姆洛克来到这里。没有任何幻想能让他抓住以缓冲随后的震惊。
他完全错了。就在丽塔·科恩的来信送到他的办公室几天前，他恍然大悟。他偶然走过多恩的书桌，看到一封手写的短信，旁边信封上收信人为日内瓦的整形外科医生：“亲爱的拉普朗特医生：从您给我做面部整形后，一年过去了。上次见到您时，我根本不懂得您给我的是什么。为了我的美貌，您花掉了五小时的宝贵时间，这让我惊讶。我该怎样感谢您？我花了整整十二个月从手术中恢复。我相信，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的身体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糟。现在我似乎被赐予了新的生命，从内到外的感觉都是如此。当我遇到久别的朋友时，他们对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大惑不解。太美妙了，亲爱的医生，没有您这根本不可能。谢谢您！多恩·利沃夫。”
她工作的这地方使人觉得，她肯定不再相信自己的呼唤将改变美国历史的进程。那房子生锈的防火梯快要倒下来了，如果有人上去的话，它会从固定处松动砸向街面——这防火梯的功能不是在起火时拯救生命，而是无用地挂在那里，见证人们与生俱来的无穷尽的孤独。对他而言，任何其他的意义已被剥去——那房子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含义。是啊，我们都孤独，深深的孤独感，总是这样等着我们，甚至是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对它我们束手无策。不，我们对孤独并不感到奇怪，尽管遭遇它时也许有些惊讶。你可以将自己尽量暴露出来，但结果是你暴露无余，可孤独尚存，而不是将感情隐藏起来，暗自孤独。我愚蠢的、愚蠢的梅丽，亲爱的，比你愚蠢的父亲还要愚蠢，甚至炸掉楼房也没有益处。不管楼房有无，都只有孤独。没有什么庇护所可以用来对付孤独——历史上所有的炸弹攻击都不起一点作用。最厉害的人为的爆炸力也不能触动它。我的傻瓜孩子，令人惊恐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平常的、每天都有的孤独。“五一劳动节”走上街头和朋友一起游行，庆祝它的伟大，把它当做超级强权中的强权，征服一切的力量。把钱花在上面、以它下赌注、崇拜它——不是向卡尔·马克思鞠躬，我口吃的、愤怒的、愚蠢的孩子，也不是向胡志明和毛泽东膜拜——而是对伟大的孤独天神俯首称臣！
在他们的套房里，瑞典佬睡在她旁边。手术后的那一夜，她不停地呕吐，他在身边为她擦洗和安慰她。在随后的几天里，当她痛得直哭时，他坐在床边，如同在心理诊所那样，他夜复一夜地握住她的手。他清楚，这种奇异的手术、这毫无意义的无聊的折磨，是她作为尚可辨认的人形进入崩溃最后阶段的开始。根本算不上帮助妻子康复，他知道自己充当的是使她毁灭的愚蠢的同谋。他看着她扎满绷带的头部，觉得自己也是在目睹掩埋她的尸体前的准备。
我寂寞——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常对他这么讲，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句话。寂寞。这是你能从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嘴里听到的最难受的话。但她那么快就学会说那么多次，开始就轻松自如地说出来，如此聪明地使用——也许那就是她口吃毛病的根源。在其他孩子还不会说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已令人惊奇地学会了所有这些话，这些含义太多的话语，甚至包括“我寂寞”。
痛下决心的复兴开始于她到日内瓦诊所进行的整形手术，那是她从《Vogue》杂志看到的。临睡觉时他常看见她站在卫生间镜子前面，用双手食指将颧骨上的皮肤向后拉，同时也把下颌的皮肤用拇指朝后上方赶，拼命拉动松软的肌肉，甚至要将脸上自然的皱痕也弄掉，直到她看见自己的脸变成个抛光的果核才作罢。她丈夫非常清楚，她实际才四十五岁，但确实像个五十四五岁的女人一样开始衰老了。《Vogue》上提供的补救措施也没有多大意思，和他们遇到的灾难相比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但他觉得没有必要与她争论。他认为，就算她这么想把自己看成又一位早衰的《Vogue》杂志读者，想暂时忘记其里姆洛克爆破手母亲的身份，她还是比任何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她已经看过了所有的心理医生，尝试了那些冥思法，一想到如果第三次进医院就会遭受电疗法，她怕得不行，所以这该是他带她到日内瓦的时候了。飞机一抵达机场他们就被身穿制服的司机用豪华轿车接走，她在拉普朗特医生的诊所做了登记。
他是她能交谈的人。“爸爸，我们谈谈吧。”谈话的内容经常是关于母亲。她总是告诉他妈妈对她的衣服说得太多，对她的发型说得太多，妈妈想把她打扮得比其他孩子更像成人。梅丽想留帕蒂那样的长发，但妈妈想把它剪掉。“如果我像妈妈在圣吉纳维芙教堂那样穿制服，她会很高兴的。”“妈妈保守，就这么回事，但是你也喜欢和她去购物。”“和妈妈上街最好的事是能吃到美味的午餐，很开心。有时也喜欢挑选衣服。但妈妈还是说、说、说得太多。”中午她在学校从不吃妈妈为她准备的东西。“白面包加大香肠让人作呕，肝泥香肠也讨厌，午餐袋里的金枪鱼也水太多，我喜欢的只是弗吉尼亚火腿，但要去掉硬皮。我喜欢热、热、热汤。”她把热汤带到学校时，总会将保温瓶摔坏，不是第一周就是第二周。多恩给她买来特别防爆的保温瓶，她连那种的也能摔坏，这就是她的破坏力。
然而情形终于变了。某种东西使她决心抛弃那件意外的、难以置信的事情。她不能剥夺自己的生活。
放学后她和朋友帕蒂一起烘烤食物，总是梅丽打鸡蛋，因为帕蒂说打鸡蛋使她难受。梅丽认为这很愚蠢，所以有一天下午，她当着帕蒂的面打鸡蛋，帕蒂呕吐起来。那就是她的破坏力——摔坏保温瓶和打破鸡蛋。还扔掉妈妈给她作为午餐的任何东西。从不抱怨，只是不吃。多恩开始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午餐吃的什么，梅丽也许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你有时是个很讨厌的孩子。”多恩对她说道。“我不是，如果你不问我午餐吃的什么，我就不会那么讨、讨、讨厌。”她母亲被激怒了，说道：“做到你这个样子常常不容易吧，梅丽？”“我想，做到我这个样子可能比靠、靠、靠近我要容易，妈。”对父亲，她倾诉道：“我认为水果也并不是那么叫人开、开、开心，所以我也扔了。”“牛奶你也扔了。”“牛奶有点热，爸爸。”但在午餐袋底部总有一毛钱用来买冰激凌，这才是她想要的。不喜欢芥末，那是她在抱怨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些年所讨厌的另一种东西。“哪个小孩会喜欢芥末？”答案是帕蒂。帕蒂常吃三明治加芥末和融化干酪。梅丽在和父亲的谈话中讲，她“完全”不理解。融化干酪三明治是梅丽最喜欢的东西。融化的明斯特干酪和白面包。放学后她总把帕蒂领回家来，因为梅丽把午餐扔了，她们要做融化干酪三明治。有时她们只用箔纸化开干酪。她告诉父亲，到了万不得已，她肯定自己只吃融化干酪就能活下去。这可能是这孩子所做过的最不负责任的事——放学后和帕蒂一起用箔纸化开干酪，狼吞虎咽下去——直到她炸掉那家商店为止。她从不说帕蒂让她烦恼，害怕伤了帕蒂的感情。“问题是当人们来到你家后，过一会你就讨、讨、讨厌他们。”但是她在多恩面前显得似乎想让帕蒂多待一会。妈妈，帕蒂能留下来吃晚饭吗？妈妈，帕蒂能在这里过夜吗？妈妈，帕蒂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帕蒂到村子里去吗？
一九六九年，当人们把请帖寄到旧里姆洛克，邀请多恩参加当年的美国小姐选美的参赛人员二十周年聚会时，她已是在梅丽失踪后第二次到医院治疗。那是在五月份，心理医生和上次一样友好，房间还是那样舒适，绵延起伏的风景画依然漂亮，步行道甚至更好，病人住的平房周围栽满郁金香，此时四周全是大片的绿油油的田野，美不胜收——因为这是两年中的第二次，这地方又如此之美，加上他刚从纽瓦克直接赶来，到达时正是傍晚，新割青草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如细香葱一样鲜美，扑鼻而来，这真叫糟糕透顶，所以他没有让多恩看到为一九四九年而举行重聚的请帖。情况已经够糟了——她对他说起的那些事情太古怪，伤心地哭述她的羞愧，她的耻辱，她生命的虚度是如此令人难受——就算没有新泽西小姐之类的东西也已经够糟了。
在上五年级时她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礼物。趴在学校的小桌布上，老师让她们写出自己愿为母亲做的事情。梅丽写道，她愿意每个星期五晚上做饭。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得了，但是她把这事做好并坚持下来，主要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一星期中有一个晚上能吃到烤意大利通心面，而且做饭就不用去洗盘子了。在多恩的帮助下，她有时还做烤千层面或填馅贝壳，但她自己做烤意大利通心面。星期五有时也吃通心面加奶酪，但大多数时候是烤意大利通心面。她告诉父亲，虽说保证通心面的顶层烤得又硬又脆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看着干酪融化。当她做烤意大利通心面的时候，他就负责饭后的收拾，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但他喜欢做这些。“做饭有意思，打扫却不然。”她对他吐露道。可他在梅丽做饭时的感受却不是这样。他听一位客户讲在纽约的西四十九街有家饭店的烤意大利通心面全纽约做得最好，于是他就开始每个月带家人到文森特餐馆去吃一回。他们会先到无线电城或去百老汇听音乐会，然后再到文森特餐馆。梅丽喜欢文森特餐馆，一个名叫比利的年轻侍者喜欢她。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也口吃。他告诉梅丽那些到文森特餐馆就餐的电视明星和电影明星的事情。“看到你爸爸坐在哪里？看他的椅子，小姐(12)？丹尼·托马斯昨晚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知道当人们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时，丹尼·托马斯说些什么？”“我不、不、不知道。”这位小姐说。“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于是，星期一上学时，她就把前一天纽约文森特餐馆的比利告诉她的一切在帕蒂面前复述出来。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孩子？更不具有毁灭性的孩子？更被父母宠爱的小小姐？
事后一连数月，这种让人激动不已的冒险经历不愿消退，甚至当她作为新泽西小姐到处参加剪彩，向大家挥手致意，庆祝商场开张和车展的时候，她还在大声地询问自己，像在大西洋城那个星期似的从未预料到的事情是否还会在她身上发生。她将一九四九年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官方年鉴一直放在床边，那是一本由大赛主办方制作的，那个星期在大西洋城卖出的小册子：上面有姑娘们的照片，每页四人，每位下面带着各州的略图和个人简历。新泽西小姐相片的这一页上——笑容端庄的多恩，身着晚礼服和与之相配的十二扣的布手套——页角整齐地折着。“玛丽·多恩·德威尔，二十二岁，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白色皮肤，深色头发，今年大典上肩负着新泽西的希望。新泽西州东奥兰治市乌普萨拉学院毕业生，音乐教育专业，玛丽·多恩的理想是当一名高中音乐教师。她身高五点二五英尺，蓝眼睛，爱好游泳、方块舞和烹调。（左上角）”不愿轻易放弃她这种从前未曾体验过的兴奋，她不停地复述对于这个来自山坡路的孩子而言简直像童话一般的经历，山坡路一名管道工的女儿，却被放在众人面前展示，为美国小姐的桂冠而竞争。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啊，那展台坡道，塞莫尔，很长的坡道，很长，很长，在上面只管露出笑脸……”
没有。
但是他错了，夺冠的是亚利桑那小姐，多恩甚至没能进入前十名。那时候，宣布优胜者时，姑娘们还待在后台。一排一排的镜子和桌子按字母顺序摆放，宣布结果时多恩正在中央。她不得不用尽全力微笑和拼命地鼓掌，因为她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还得跑回台上和其他落榜者一道，跟着司仪鲍伯·罗塞尔唱起那个时代的美国小姐之歌：“每一朵花，每一枝玫瑰，踮起脚尖……美国小姐正从旁边走过！”此时一位和她一样矮小、体轻、黝黑的姑娘——来自亚利桑那的小杰奎·梅瑟尔，她曾在泳装环节中获胜，可多恩从未想到她会夺冠——一举征服大厅里的观众。尔后，在告别舞会上，尽管对多恩来说非常难受，她并没有像其他姑娘那么伤心。与参加典礼的新泽西州人对她说的一样，各州的人也对各州自己的选手说过同样的话：“你会赢的，你将成为美国小姐。”她告诉他，这舞会是她见过的最悲惨的情景。“你不得不到处走，露出笑脸，真糟糕。”她说道，“他们从海岸警卫队弄来这些人，或者别的随便什么地方——安纳波利斯。他们穿着怪异的白色制服，饰以金穗和缎带。我猜人们认为我们和他们跳舞会很安全，他们和你跳舞时连下巴都收进去。晚会一过就可以回家了。”
一位穿着黄色休闲裤的黑人妇女，像用后腿站立的运货车马匹一样高大，她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她脸上伤痕累累。他知道她来是告诉他，女儿已经死了。那就是纸上所写的，是来自丽塔·科恩的便条。“先生，”她说，“能告诉我救世军(13)在哪里吗？”“这里有？”他问道。她看起来好像不认为这里有，但是她回答道：“我相信是有的，对。”她举起那张纸条。“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在哪里，先生？”任何话开始或结尾带“先生”一词实际上意味着“我要钱”，所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钞票递给她。她东倒西歪地走开了，穿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消失在地下通道里，随后他再没有见到任何人。
每天都在排练，连续一周每晚她们都要登台表演。年复一年，人们来到大西洋城就是为了参观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买票观看晚上的表演，穿戴整齐去看姑娘们在台上展示各自的天赋和身穿演出服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乐曲表演。有位弹钢琴的姑娘演奏了《月光奏鸣曲》作为自己的单独表演，多恩为自己选的曲子要浮华一些，是当时流行的《直到终结时》，肖邦的一首波洛涅兹舞曲。“我现在处于表演业里，整天都停不下来，没有一刻空闲。因为新泽西是主办州，所有人都注视着我，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我真的不想，我不能忍受——”“你不会的，多尼。你已经有了威尔逊这一票，他是裁判中最著名的。我感觉得到，我很清楚，你会赢。”
他又等了四十多分钟，本来要再等四十分钟，或直到天黑，或者更久些。一个男人，身穿七百美元定做的西装，却像穿得破破烂烂的游民那样背靠在路灯杆上。从外表上看，这人似乎要去谈生意、参加会议和社交活动，却故意在火车站附近败落的街头闲荡，也可能是城外的富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到了红灯区，假装漫无目标地四处看看，而脑袋里全是秘密，心里（像以前那样）想着其他勾当。丽塔·科恩也许讲的是实话，一直都是实话，想到有那种可能，太吓人了。他完全可能就这么站在那里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脑子里还想着会在梅丽来这里上班时抓住她。但是，老天见怜，如果用这句话说，只过了四十分钟她就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是个女的，要是别人不告诉他来这里找的话，他也许决不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她们带着女伴在钢铁码头(2)玩了一会儿，在著名的斯塔恩船长海鲜馆和游艇酒吧品尝了鱼宴，到杰克·奎斯查德牛排店参加牛排宴会，第三天早晨她们全体在大会厅前照了相。一位大会的官员对她们讲，这张照片将是她们一生都将珍藏的东西，她们所结成的友谊会延续一辈子，她们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保持相互联系，有一天她们会以相互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可是当早晨报纸登出来时，姑娘们对女伴说道：“啊，我的天，上面没有我。天哪，这家伙看起来好像她会赢。”
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让他失望。他感到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这是他两岁时就掌握的东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连同他的鲜血，一起喷洒到人行道上，他也不会吃惊。要扛住这些太难，要回到家中，对着多恩所换的新面孔告诉她这些也太难。就算在那中间有技术最先进的烹饪台、顶上有电动天窗的现代化厨房里，也无法使她找到回头的路。经历一千八百个夜晚，凭着作为一名杀人犯的父亲的想像力，他还是没有想到她隐姓埋名时的这个样子。要躲避联邦调查局也不必这样。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太可怕了。难道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跑开吗？害怕？她的灵魂需要安抚。“生命！”他对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让她走！我们的生命！”梅丽这时已看见他，就算他早先有崩溃逃跑的可能，现在也晚了。
她和女伴的全部话题都是关于谁会是她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很显然这也是所有其他女孩与女伴谈论的话题，即使她们装出相互喜欢的样子，这也是她们打电话回家时要谈的东西。多恩告诉瑞典佬，特别是那些南方的女孩还真能装模作样：“啊，你真是漂亮极了，你这头发美得不得了……”对发型的赞扬使多恩这样实心实意的女孩有些信以为真了，从其他女孩的谈话中几乎觉得生活机遇存在于发型中——不是掌握在你的命运的手中，而是靠你的发型来操纵。
他又能跑向哪里？还是去做那个尽干徒劳无功之事的瑞典佬？那个承蒙上帝保佑、忘却了自我、丢掉了思维的瑞典佬？那个从前曾经有过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许可以求救于那位笨重的、面带伤疤的黑女人，期待自己能问她：“夫人，您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您知道我要去哪里？”
联合报业著名专栏评论家厄尔·威尔逊是十大裁判之一。据报道，当他听说多恩来自伊丽莎白时，他在花车巡游过程中对人讲，任伊丽莎白市多年市长的乔·布洛菲是他的朋友。多恩当时正和另外两个姑娘在饭店的游行花车上。威尔逊对人讲了，那个人对另一个人讲了，那另一个人又转告了多恩的女伴。威尔逊和乔·布洛菲是老朋友——这就是威尔逊所说的，或者说是能在公众场合随便讲的话，但是多恩的女伴很有把握，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见了多恩穿着晚礼服在花车上面，他肯定要选她。“好吧，”瑞典佬说，“拿下一票，还有九票。你有进展，美国小姐。”
梅丽看见他了。她怎么会错过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没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着奋力拼搏、饱受折磨和忙于生计的人群中，而不像这样致命空旷的街上，她也不会错过他吧？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认出的、六英尺三的父亲，是一个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亲。她从街对面跑过来，这个可怕的生物，好像他自己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时常常想像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孩子——那个从石头房子外面的秋千上跑下来的女孩——她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绕在他的脖子上。从戴在脸下半部的面纱里——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纱是从破尼龙袜撕下的一块——她对这个她越来越恨的男人说道：“爸爸！爸爸！”无法对她加以指责，她与其他孩子一样，似乎她的悲剧就在于她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她是那四五个照片总出现在报纸上的姑娘之一，大家都认为这几个中肯定有一人夺冠——来自新泽西州参加典礼的人们满有把握，特别是当她的照片每天早上都出现时他们更有信心。“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她告诉他。“你不会的，你会赢。”他对她说。“不，那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女孩会赢。我清楚。她这么漂亮，脸圆圆的，还有酒窝。虽不是美女，但非常讨人喜欢，身材也高大。我被她吓坏了。她来自得克萨斯某个乡下小镇，会踢踏舞，非她莫属啦。”“报上她和你在一起？”“总在一起。她一直是那常出现的四五人之一。我被登在上面是因为这是在大西洋城，我又是新泽西小姐，人们看见我身上的佩戴有些狂热，每年他们对新泽西小姐都这样，可从未有人赢。但是得克萨斯小姐也登在这些报纸上，塞莫尔，因为她会夺冠。”
他们拼命地哭，这位可以依靠的父亲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护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迹象——对他而言，将混乱远远挡在外面是直觉既定的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赋予的每天应严格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女儿就是混乱本身。
她到达饭店时，房间里摆着一盒弗拉林格公司首创的海盐太妃糖和一束玫瑰花，每个人都得到这两样来自饭店的礼物，但多恩的玫瑰却从没开过。女孩们的房间——至少在多恩那个饭店里——又小又丑，还在背阴处。但是饭店本身不错，多恩激动地描绘着，那是在海滨道和密西根大街之间，是个时髦的地方，他们每天下午到那里吃点茶，有小三明治，付费的房客在草坪上玩槌球游戏，这些客人当然有宽敞的漂亮房间，还能观赏海洋风景。每天晚上，她筋疲力尽地回到背阴的丑陋房间，墙纸都已褪色，她先看看玫瑰花开了没有，再打电话回答他关于她今天的运气之类的问题。
(1)指选美比赛组织方为每位选手配备的助理兼监护人。
不只是多恩，而是所有女孩都有小纳什漫步者敞篷汽车——尽管不归她们所有。只有当你夺得美国小姐桂冠，这车才归你。到时候会在最著名的大学足球比赛中，用此车载着你绕场向全体观众挥手致意。这种盛典也推广了漫步者汽车，因为美国汽车公司是赞助商之一。
(2)位于美国大西洋城海滨道上的一座游乐场。
当她到达火车站时，他们将她接上一辆小纳什漫步者敞篷汽车，上面印着她的姓名和州名，她的女伴也在车上。多恩的女伴是本地房地产商的妻子，不管多恩到哪里她都跟在身边——车上车下都在一块。“她不会离开我的左右，塞莫尔，这段时间你除了裁判看不到一个男人。你甚至不能和家人谈话。有几个人的男朋友在这里，有的还是未婚夫。但有什么用？女孩们不准见他们。我很难读完那本厚厚的规章手册。‘除非有女伴在场，男性成员不得与选手交谈，选手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鸡尾酒会或享用含酒精饮料。其他规则包括不许衬垫——’”瑞典佬笑了起来。“喔—喔。”“让我讲完，塞莫尔——没完没了。‘任何人不得采访选手，除非有女主人在场维护她的利益……’”
(3)梅丽的名字Merry在英语中是快乐、开心的意思。
他们在长途电话上一谈就是一小时——她激动得睡不着，尽管她从早饭后就一直在忙。那还是和女伴(1)一起在餐厅吃的，就她们两人坐在一桌，女伴是一位当地的大个子妇女，头戴小礼帽，多恩衣服上别着新泽西小姐的饰带，戴着非常名贵的小山羊皮白手套，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厂赠送的。瑞典佬正在那里开始他的训练，为接管企业做准备。所有女孩都戴同一样式的小山羊皮白手套，四颗扣长，盖住手腕。只有多恩免费得到她的手套，还有另一副——礼服长度的，黑色，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正式的、十六扣的小山羊皮手套（在萨克斯高档百货店算得上一笔小财富），剪裁工艺与意大利或法国专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还有一副手套，拉到肘关节上面，与她的晚礼服相配。瑞典佬向她要了一段与她礼服一样的布料，由做布手套的朋友为向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献殷勤而为多恩定做的。每天三次坐在头戴小礼帽的女伴对面，这些姑娘有漂亮的发型、穿着整洁美丽的服装和四扣的手套，费力地进餐，每道菜至少吃上一点，在餐厅里不断有人过来请求签名的间隙，他们上前观看和介绍自己来自何方。由于多恩是新泽西小姐，而那饭店的客人都在新泽西，所以她现在是最受欢迎的，她不得不对每个人都说句动听的话，微笑、签名，然后再尽量吃点东西。“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她在电话上告诉他，“这就是他们免费提供房间的原因。”
(4)指简洁、实用并做工精良。
每次这样的探访后开车回家时，他想起她以前的样子，心里会好受些。在他的记忆里，她丝毫不像她在没完没了的责骂中把自己说成的那个样子。在一九四九年九月通向美国小姐选美盛典的那一周里，她每晚都从丹尼斯饭店往纽瓦克打电话，告诉他那一天她作为美国小姐的参赛者又发生了什么事，从她语气中听到的是她对自己满意极了。他以前从未听她那样讲话——几乎让人害怕，是她对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不加掩饰的狂喜。生活突然令人兴高采烈，而且让多恩·德威尔独自享受。这突如其来的过度疯狂甚至使他担心，这一周过去后她是否还能再满足与塞莫尔·利沃夫的关系。假设她赢了，他有什么机会去对付所有那些盼望娶美国小姐的男人？演员们将追求她，百万富翁也不会放过她，他们会向她扑过去——在她面前展开的新生活将吸引一大群强有力的新求婚者，最后把他撇到一边。然而，作为当前的求婚者，他还是一想到多恩可能的成功就着迷，可能性越大，他就越激动和担心。
(5)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游胜地，以其用于出口和制作香水的鲜花而闻名。
第二天晚上，她会再次生气。他动摇了她真正的雄心大志。他和美国小姐的盛典打乱了她的计划。她继续干，他不能阻止，也没有试一下。她说过的话中哪一点与她现在遭的罪有关？每个人都知道使她崩溃的那件事就足够了，所以她说过什么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有影响。她第一次进医院时，他只是倾听和点头，惊奇地听到她这么愤怒地谈起那次冒险经历，当时他以为她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他有时纳闷，如果认定是一九四九年而不是一九六八年发生的事情把她弄成这个样子，对她而言会不会更好些？“在整个高中阶段，人们常对我说：‘你应该是美国小姐。’我认为很可笑。我凭什么成为美国小姐？放学后和暑假里我在杂货店里当售货员，人们来到我的收银机前对我说：‘你应该是美国小姐。’我受不了。当人们说我应该做我看起来该去做的事的时候，我无法忍受。但是，当我接到联合县选美盛典的电话被邀请去参加那次茶会，我怎么办？我只是个孩子。我想这是我赚点小钱的办法，父亲也不必那么拼命干活，所以我填好申请表格就去了。等其他女孩离开后，那女人搂着我对周围所有人说道：‘我想告诉你们，这个下午大家是和下一届美国小姐一块度过的。’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的愚蠢。人们为什么要对我不停地讲这些？我不想这样干。’当我获得联合县小姐称号，人们就已经对我讲：‘我们将与你在大西洋城再见。’——那些内行说我会赢得比赛，我又怎么能退出？我不能。《伊丽莎白报》的头版全是关于我赢得联合县小姐桂冠的事。我感到羞愧。我确实那样。我原以为不管怎样也能保守秘密，只是赢得那笔钱。我真是个孩子！至少我肯定不能获得新泽西小姐称号，这我很清楚。我环顾四周，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懂得该怎么做，而我却一无所知。她们知道怎样用卷发器，怎样贴假睫毛，我直到参加新泽西小姐选美那年的半途中才学会卷好头发。我想‘天哪，看她们的化妆’，她们有漂亮的行头，我只有一件舞会服和借来的衣物，所以我知道根本不可能赢。我这么内向，这么粗鲁，但我又赢了。然后，他们辅导我怎样坐、怎样站，甚至怎么倾听——他们送我到一家模特公司去学怎样走路。他们不喜欢我走路的样子。我才不关心怎样走——我能走！我走得很好，所以成了新泽西小姐，不是吗？如果我还走得不够好，成不了美国小姐，就让它见鬼去！但你得走得优雅。不！我要像以前那样走！手别摆动太大，别生硬地放在两侧。这一行的那些小技巧使我很紧张，简直迈不开步！别用后跟着地，要用脚掌——这些是我所经历的。如果我能退出这事就好了！我怎么能退出？别来烦我！你们大家都别打搅我！我一开始就不想干。你明白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吗？你现在知道吗？理由只有一个！我想要些看上去平常的东西。那年以后，我极力想要点平常的东西！多么希望这事没有发生！完全没有发生！他们将你抬得很高，我并没有要求这样做，然后他们又飞快地拆掉台子，使你不知所措！而我对此从没有要求什么！我与其他那些女孩一点也合不来，我恨她们，她们也恨我。那些有着大脚丫的高个女孩！没有一个聪明，她们都圆滑得不得了！我是个用功学音乐的学生！我所要的是不被打搅，不想要那该死的桂冠顶在头上胡乱地闪来闪去！我一点也不想要那东西！从来不想！”
(6)指一九五四年上映的电影《蓬岛仙舞》（Brigadoon）中的世外桃源。
在以后的数年里，她将不停地询问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因此也会不断责备他，而他将带来她喜欢的食物，水果、糖果、小甜饼，希望她除了面包和水以外还可以吃到别的，也会给她带来一些杂志，让她每天能专心读上半小时，给她拿来一些衣服，让她穿着在医院四周走走时能适应季节的变换。每晚九点钟，他会将带给她的东西放进抽屉里，搂着她，亲吻她，祝她晚安。搂着她，告诉她第二天晚上下班后还来看她，然后在夜幕里开车回旧里姆洛克，心里老想着她脸上的恐惧表情。那是在访问临近结束前十五分钟，护士在门口伸进头来，和颜悦色地告诉利沃夫先生快到离开的时候了。
(7)指威廉·腓特烈·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率领美军取得数次重大胜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人在他的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
多恩曾两度到普林斯顿附近一家诊所治疗自杀性抑郁症，他已习惯性地认为那种伤害是永久性的，只有心理医生的照料、服用镇静剂和抵抗抑郁的冥思才能使她有反应——她将在这些心理医院进进出出，他也会奔走于这些地方，度过他们的余生。他曾想像每年一次或两次会发现自己待在门上没有锁的房间里，坐在她床边。写字台上的花瓶里插着他送来的鲜花，窗台上放着他从她的书房弄来的常春藤，心想这会使她对有的东西在意，床边的桌上放着贴有他自己、梅丽和多恩父母、兄弟照片的相框。他自己会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背靠着枕头，身穿李维斯牛仔裤和高领宽松毛衣正在哭泣。“我吓坏了，塞莫尔，我一直都怕。”她一开始颤抖，他就会耐心地坐在一旁，叫她做深呼吸，慢慢地呼气吸气，想想她所知道的这世上最宜人的地方，幻想自己正待在全世界最安宁的美妙之处，比如一片热带海滩、一座风景绚丽的大山或者她从小就喜欢的度假胜地的美景……甚至当这种颤抖的起因是她对他的滔滔不绝的谴责，他还是这么做。她坐在床上，双手抱在胸前，似乎想使自己暖和一些，总是将整个身躯藏在毛衣里面——把领子拉长，盖住下巴，将毛衣撑起来像个帐篷，后面拉到臀部下压着，前面盖住弯着的膝头和大腿，用脚踩住。常常他在那里时，她都这样像座帐篷似的坐着。“知道我上次在普林斯顿的事吗？我记得！州长邀请我了，到他官邸去。看，到普林斯顿，到他官邸。我去州长官邸赴宴。我当时二十二岁——穿着晚礼服，害怕得要命。他的司机把我从伊丽莎白接过去，我戴着花冠和新泽西州州长共舞——而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你，那就是这原因！你无法离开我！你要拥有我！你要娶我！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教师！那就是我所想的。我有工作，让它等这么久。在伊丽莎白教孩子们音乐，不让小伙子打搅，就是那么回事。我从不想当美国小姐！从不想嫁给任何人！但是你不让我呼吸——总是把我盯得紧紧的。我所要的一切就是我的大学教育和那份工作。我绝不该离开伊丽莎白！永远不！知道新泽西小姐使我的生活怎么样了？毁掉它了。我只是想赢得那份该死的奖学金使丹尼可以进大学，这样父亲就不用付钱。要是我父亲没有得心脏病，我怎么可能参加联合县小姐竞选，你想过吗？不！我只是想赢得那笔钱送丹尼上大学，让父亲不必负担！我那样做不是为了让小伙子总跟在后面到处游荡——我是在帮忙持家！但是你来了。你！这手！这肩膀！像座塔似的搂着我，只见你这下巴！我不能摆脱的这头巨兽！你不让我那么做！每次抬起头来，就看见自己的男友，他欣喜若狂，就因为我是那可笑的选美女王！你像某种男孩！你不得不让我成为公主。好吧，看看我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在疯人院！你的公主在疯人院里！”
(8)美国教育家（1862—1947），因通过教育促进和平获一九三一年诺贝尔和平奖。
东西，东西，东西，东西，还有其他词让人好受些？他们不能永远被这该死的东西绊住！整整五年他一直在等这么一封信——它应该来。每天晚上他祈求上帝在第二天早上送来这封信。在一九七三年这个令人惊讶的过渡年，这也是多恩创造奇迹的一年。多恩几个月都在全身心地设计新房子，他开始讨厌每天早上在邮件中的搜寻，或每次接听电话时的盼望。既然多恩已经将发生的那种不可想像的事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排除掉了，他怎么能让这意外之物又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使妻子恢复理智就像他们一起穿越了为期五年的暴风雨。他完成了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来使她摆脱惊恐，没有漏掉任何东西，生活已经复原到有明显条理的程度。现在要做的是撕掉这封信，假装没有收到。
(9)约等于四十九摄氏度。
他永远弄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东西。这意外之物本来会躺在那里不被人注意到，在他的余生里熟得越来越透，快要爆炸，距离其他一切事情只相差一毫米。这意外的东西是一切事情的另一面。他曾经抛弃一切、重造一切，当现在所有东西似乎又归于他的控制之下时，他再一次受到刺激要和这些东西分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意外之物就成为他唯一的东西了……
(10)意大利语，che bellezza，意为“美极了”。
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
(11)意大利语，’Na mano lava’nad，一只手洗另一只，即为“相互帮助”的意思。
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
(12)原文为signorina，源自意大利语，用来称呼女孩和未婚女性。
梅丽在新泽西铁路大街的一家旧猫狗医院工作，就在新泽西铁路大街115号，纽瓦克峭壁区，离宾夕法尼亚车站5分钟路程。她每天都在那里，如果你等在外面，就可以在下午4点钟看见她下班回家。她不知道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我面临崩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很想离开这里，但不知道把她留给谁。虽然我警告过你，如果告诉她你是从我这里得知她的消息的，你会使她受到极大的伤害，你还是应该赶来接手。她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她改变了我的一切。我被完全征服，我从来抵挡不了她的威力。陷进这些事情让人受不了。你必须相信我，我对你说的任何话或做的任何事都是梅丽要求我说的或做的。她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你和我有共同的命运。我只对她撒过一次谎，就是那件发生在饭店里的事。如果我告诉她你拒绝和我做爱，她就不会接受那些钱，也会回到街上乞讨。如果没有我对梅丽的爱给我的力量支撑我，我也不会使你那样受罪。这样讲在你听起来很疯狂。我要告诉你，真的是这么回事。你的女儿是神圣的，只要你目睹这种受难情形，自然会屈从于她的神圣威力。你不知道我在没有遇到梅丽之前是多么的无足轻重、默默无闻。但是我再也不想干了。你不能向梅丽提起我，除非把我当成真的那样折磨过你的人。如果你关心梅丽的获救，就别提这封信。去医院前要多加小心，她斗不过联邦调查局。她的名字现在是玛丽·斯托尔兹。我们应该让她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
(13)由基督教牧师威廉·布思及其夫人于一八六五年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国际慈善组织，以军队形式作为其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自称“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
亲爱的利沃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