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他叫道，“你，‘对一切东西的影响’？”他一生中最疯狂的谈话。她的无所不知主义——天真到荒谬的、极度疯狂的、毫不口吃的庄重，这房间和这外面的街道都令人心烦地明白无误，外界一切真真切切、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你对我有影响，”他喊叫起来，“你在影响我！你不愿伤害一个微生物，却在伤害我！你坐在这里所说的‘巧合’就是影响——你的权力匮乏就是对我的权力，真该死！就是对你母亲、对你爷爷、对你奶奶、对一切爱你的人的权力——戴面纱是扯淡，梅丽，完全是胡说八道！你是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这世界不是一个我有影响或想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我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关于是什么构成巧合，你和我，爸爸——”
无法在思考中寻求安慰，这不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生活的梦幻。这不能给他减轻任何苦难。也无法消除对女儿的愤怒，和对小罪犯的愤怒——他居然还将她当做他们的救星。狡猾恶毒的江湖骗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骗得团团转。在四次十分钟的来访中，从他这里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邪恶、厚颜、坚不可摧的神经系统，天知道这些孩子从何而来。
“就这样，巧合，没有逻辑，无逻辑可言。”
他想起来了，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他家，丽塔·科恩不过是来自其他人家。她们都是在他这样的家庭养大的，是由他这样的父母养大的。这么多人都是女孩，这些女孩的政治观点非常一致，她们的进攻性、好战性和“诉诸武力”的倾向丝毫不比男孩子逊色。她们的暴力和对自我改造的渴求里有某种极其单纯的东西。她们斩断自己的根基，将那些最残忍的革命者奉为楷模。她们像无法停止的机器一样，制造仇恨推动着顽强的理想主义。她们的狂暴一触即发，愿意做所想到的任何事情来改变历史。她们头脑里不用草图，毫无顾忌地签名，无所畏惧地以恐怖手段反对战争。她们敢于抓住枪口，以一切方法武装起来，用炸弹杀伤他人，恐惧、怀疑或内心矛盾都无法阻止她们——这些四处躲藏的女孩，危险的女孩，攻击者，执拗的极端分子，完全自我封闭。他从报纸上读到那些被当局缉拿的女孩的名字，这些人据称来自反战活动。他认为梅丽应该熟悉这些女孩，他在想像中也觉得这些人的命运是和他女儿联系在一起的：如伯纳丁、帕特丽夏、朱迪思、凯斯琳、苏珊、琳达……他父亲，愚蠢地观看了一个电视特别新闻节目，里面报道警方正在追踪那些地下气象员，他们中有马克·纳德、凯瑟琳·波定和简·阿尔贝特——都是二十几岁、犹太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以反战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她们立志变革，决心推翻美国政府。他到处讲：“我还记得犹太孩子在家做功课的那段时光。怎么搞的？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在上帝的庇护下，他们的父母已不再受压迫，可是他们却跑到他们认为有压迫的地方。离开它就活不下去。犹太人以前逃离压迫，现在他们却逃离自由。他们曾经躲避贫穷，现在他们却躲避富有。疯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太好，不能再恨父母，所以他们就去恨美国。”可是丽塔·科恩应自负其责：恶毒的母狗，见惯了的江湖骗子。
“我坐上车，就到了这里，你看。”
那么他该怎样解释她的来信，如果那上面全是她的想法？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怎么了？他们疯了。某种东西把他们逼疯，使他们反对一切，将他们引向灾难。受人指使去干一些比别人干得好的事，这可不是聪明犹太孩子想做的。他们只有在不受人指使的情形下才会心安理得地干得比别人好。缺乏信任就是他们受人指使的疯狂行为。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
然而在这地板上就有它更加令人心碎的形式之一：宗教皈依。若你不能让世界向你臣服，那么你就向世界臣服。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我爱你，梅丽，”他对梅丽说，“你知道我会寻找你。你是我的孩子。可是你戴着面纱，体重只有八十八磅，这样生活。哪怕一百万年，我又怎么能找到你？即使在此，谁又能发现你？你以前在哪里？”他哭道，如同遭到女儿或儿子背叛的最愤怒的父亲一样，他气得不行，担心自己会像肯尼迪被枪击那样，脑浆喷涌而出。“你曾待在哪里？回答我！”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于是，她告诉他自己去过的地方。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他又怎么听得进？他纳闷：如果在她选择错误的道路之前他们生活中有某个转折点，那是哪里？是什么时候？他想：没有这种转折点不管她成功地欺骗了他们多少年，她从来就没有完全属于他们、受他们控制、处于他们影响下的那一刻。他考虑的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徒劳。做的准备、练习、顺从，对根本问题坚定的献身，对最重要事情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构建系统，耐心检查每个问题，无论巨细，不随波逐流，不松垮拖拉，不懒惰虚度，忠实地完成每项义务，精力充沛地满足各种情况下的要求……列举出来可以长如美国宪法，他的忠诚条款——可是所有东西都毫无用处。这种徒劳的系统化一直如此。他凭借自己的责任感所控制的一切正是他本人。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他想：她不在我的权力之下，从来都不。她受某种狗屁不值的东西的控制，某种疯狂的东西。我们都是如此。他们的长辈不应对此负责，他们本人也不应对此负责，别的东西应该负责。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是啊，四十六岁时，到了一九七三年，这个世纪已走过几乎四分之三，人们不再讲究埋葬，到处是被害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的尸体，瑞典佬发现我们都处于某种疯狂东西的控制中。只是时间问题，白鬼子，我们都如此！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他听见他们在笑，气象员们，黑豹党员们，狂暴的贱民廉洁大军，他们称他为罪犯，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一员。瑞典佬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欣喜若狂，消灭了他溺爱的女儿，摧毁了他的特权生活，将他最终引向他们的真理，引向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这是为了每个越南人，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美国的每个被殖民的黑人，为了到处被资本家和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所折磨的每个人。白鬼子，那疯狂的东西就是美国历史！就是美利坚帝国！就是大通曼哈顿银行、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欢迎登台，资本家走狗！欢迎加入被美国人操过的人种！
“我只讲真话。”
她告诉他，在爆炸后的那七十二小时里，她躲藏在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谢拉·萨尔孜曼的家中。她安全抵达谢拉家，被接纳下来，白天藏在谢拉办公室的休息间，晚上住在办公室。她的地下流亡就这么开始了。两个月里她换了十五个化名，四至五天挪一个地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她交上了一个参与该运动的牧师朋友，这人以为她不过是转入地下的反战活动家而已。她从公墓里的墓碑上选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和她同年出生、很早就死掉的婴儿。她以婴儿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出生证明的副本，于是就变成玛丽·斯托尔兹。随后，她获得了图书卡、社会保险号码，到十七岁时又拿到驾驶证。将近一年的时间，她在老年公寓里给人们洗盘子——这是通过牧师找到的工作——直到一天早晨，他用公用电话通知她，让她放下手上的活，到灰狗长途汽车站见面。他给她一张到芝加哥的车票，告诉她待上两天后再买票到俄勒冈——在波特兰的北边有一个公社，她在那里可以找到避难所。他交给她公社的地址和一些钱买衣服、食物和车票，于是她动身到芝加哥。抵达的当晚，才满十七岁的她就被人扣押、奸污、抢劫。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梳着非洲大蓬头。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她在一家低级酒馆的厨房里洗盘子，以便赚足够的钱到俄勒冈去。那里的人不像老年公寓厨房里的人那么友善。在芝加哥她没有牧师给她指导，她担心尝试与地下运动联系会出错，被人发现。她怕极了，甚至不敢用公用电话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联系。她又遭到强奸（在换第四次住房时），但这次没有被抢。做了六个星期的洗碗工后，她终于凑齐到公社去的钱。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在芝加哥，孤独感紧紧包裹着她，如同一股激流将她穿透。她没有哪一天，有些天里没有哪一小时不想给旧里姆洛克打电话。可她没那么做，每当她想起儿时的房间、快要彻底的放弃时，她便会找个便宜的小餐馆或快餐店，坐到吧台前的圆椅上，要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人们给她上菜时，她讲着熟悉的话，望着火腿片在烤炉上卷曲，盯着吐司弹跳起来，小心翼翼地拿掉牙签，吃着三明治，不时吸上一口饮料，注意咬碎生菜中无味的纤维，榨取香脆的火腿里带烟熏味的油脂和柔软的西红柿里的蜜汁，加入蛋黄酱痛饮所有东西，细嚼慢咽，沉思着将食物研磨储存到肚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紧盯着三明治，就像她母亲饲养的牲畜盯着草料一样——这给她勇气，让她独自走下去。她吃掉三明治，喝光奶昔，想起怎么到此的，然后赶路。她离开芝加哥时，突然醒悟。她再也不需要家了，永远不会屈从于对家人和一个家的渴望了。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一九六八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在俄勒冈她又卷入两起爆炸案。
“我不知道。她是谁？”
不仅没能让她住手，福雷德·康伦的被害还鼓舞了她。经过福雷德·康伦的事件，她不但没有在良心上遭到谴责，反而完全摆脱了残存的恐惧和悔恨。那种杀人后的惊恐，如果说只是在无意之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她希望结识的好人，并未教她有关最基本的戒律。她太麻木，没有从多恩和他的教诲中学到什么。杀害康伦只证实了她作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激情，为了向罪恶的制度进攻，不管多么残忍、采取任何手段，她都不会畏缩。她已经证明，为了反对白鬼子美国的一切正统的东西，不能只是在卧室墙壁上胡乱涂鸦、说些屁话了事。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他说：“是你安放的炸弹。”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他也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对此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第一修正案赋予她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已经是了——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他设下的目标的正当性所包含的极度愚蠢。
“是的。”
她曾经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克瓦西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她曾经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一九四三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这块橘黄和褐色的三角旗的底边毛毡上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许多个吻，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唯一敢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在哈姆林商店和俄勒冈都是你安放的炸弹。”
在这极小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近在咫尺，除了从肮脏的气窗上透过来的一些光线外，没有其他光亮。她的生活不需要光亮。为什么？她也发誓拒绝电力的罪恶？她生活中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后果：她住在纽瓦克，一无所有；他住在旧里姆洛克，什么都有，除了她。他的好运也该对此负责？穷人对有钱人和占有者的复仇。所有那些自称的穷人，那些善于表演的丽塔·科恩，都尽力把自己想像成父辈最坏的敌人，模仿在那些最爱她们的人看来最讨厌的东西。
“是的。”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姑娘。”他一下子坐在地板上的污物之中，非常绝望，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
“俄勒冈死人了吗？”
“我对你讲过。我已经没有什么渴求和自我。”
“死了。”
“那么，你来解释，请给我说说。你怎么解释你学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过是苦难，没别的。你这样做，是让自己受罪，你选择的这一切都是受罪，梅丽，真正的苦难，没有别的。”——他的声音飘浮不定，他接着讲，理智，理智，责任，责任——“那样，只有那样——明白我讲的？——口吃才能消失？”
“谁？”
“你不能将灵魂的旅程限制在那种心理，不值得你那样。”
“人们。”
“可是，我有动机，每个人都有动机。”
“人们，”他重复道，“梅丽，多少人？”
“你弄不清楚我一心想干的事情，爸爸。当然我也不理解你想干的。”
“三个。”她说。
“那么……我可以让步。但我也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即使带着口吃最终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没有忽视你遇到的困难，可是如果你非得这样走极端，才能摆脱那该死的口吃……我真的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公社里食物充足。他们自己种植了许多粮食，不必像初到芝加哥那样，晚上到超市外枯萎的农产品中搜寻可吃的东西。在公社里她开始和自己爱上的女人睡在一起，那是一个纺织工的妻子，梅丽不摆弄炸弹时就学操作她的织布机。她安放了第二颗和第三颗炸弹后，装配炸弹就成了她的专长。她喜欢安全地将炸药连接到雷管和将雷管连接到伍尔沃斯闹钟时缠绕电线所需的那种耐心和精确。口吃就是在那时候开始消失的。她玩炸药时从不结巴。
“是的。”
后来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之间出了事，双方争吵很厉害，甚至大打出手。梅丽觉得应该离开公社使大家相安无事。
“我不知道戴那东西是否有助于消除你的口吃。你说是这样。你也告诉我口吃只是你避免对空气和生活在空气里的生物的暴力行为。对吗？你所说的是这意思吗？”
在爱达荷州东部躲藏时她就决定逃往古巴。当时她在土豆地里干活。晚上住在农场的木板房里，她开始学西班牙语。她与农场其他劳动者一起生活时，尽管男人们喝醉后令人害怕，性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她反而觉得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她认为在古巴可以生活在工人当中，不用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在古巴她可以成为梅丽·利沃夫，而不是玛丽·斯托尔兹。
“看我的口吃，是这意思？”
现在她得出结论，美国绝不会出现一场能消灭种族主义势力、反动派和贪婪的革命。城市游击战无力对抗有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后者绝不会放弃维护利润原则。既然她不能为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助上一臂之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投身于现有的革命。那标志着她的流放生活的结束和生命的真正开始。
“我们谈话时，至少能取下面纱吧？也让我看看你？”
她把第二年花在寻找去古巴的途径上，去投奔用社会主义解放无产阶级、根除不平等的菲德尔(2)。但在佛罗里达她与联邦调查局有了首次近距离的交手。迈阿密的一个公园里挤满了多米尼加的难民，是个练习西班牙语的好地方。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教那些孩子讲英语。他们亲切地称她为拉法福拉，意指结巴，他们在复述她教的英语单词时淘气地学她口吃的样子。讲起西班牙语来，她无可挑剔，这是她要逃往世界革命怀抱的另一个理由。
“爸爸，你能让让步，认为我的猜测和你的一样好吗？”
梅丽告诉父亲，有一天她注意到一个新来的还挺年轻的黑人流浪汉在观察她辅导孩子们。她马上就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在那之前，她上千次地想到过联邦调查局，但都错了——在俄勒冈，在爱达荷，在肯塔基，在马里兰，联邦调查局监视着她打工的商店、洗盘子的小餐馆和自助餐厅、居住的破烂街区，以及躲在里面读报和研究革命思想家的图书馆。她为的是要学马克思、马尔库塞(3)、马尔克姆、弗朗茨·法农。法农是一位法国理论家，他的话被她当成睡觉前的祈祷文，与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一样，是支撑她的圣餐。时刻牢记，肩负重任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天生了解自己既充当“独自走上街头的妇女”，又有革命者的使命感。阿尔及利亚妇女不是特工，没有受训，无须指令，不用大惊小怪，她走上街头，提包里藏着三颗手榴弹。她不会感到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人物可模仿。相反，这非常具有戏剧性，是妇女与革命者之间的延续，阿尔及利亚妇女直接上升到悲剧的地位。
“我不信，亲爱的，我非常怀疑。”
他心想：从新泽西小姐堕落到白痴的水平。这就是我们送进蒙特梭利学校的新泽西小姐。她是如此聪明，这个在莫里斯顿高中总拿优秀和良好的新泽西小姐——这个新泽西小姐直接上升到令人羞辱的表演水平，上升到精神错乱的水平。
“但那是重生。”
在任何地方，在她躲藏的每座城市里，她都认为看到了联邦调查局——但在迈阿密，在她坐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教孩子们英语时才真正发现了。可是她又怎能不教他们？她怎能抛弃这些生来一无所有、注定一钱不值、连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人类垃圾的人们？第二天，她来到公园时，发现那年轻黑人流浪汉用报纸盖住身体，装着在椅子上睡觉，她便转身回到街上，奔跑起来。直到看见一位牵着狗当街乞讨的大个子黑人妇女时，她才停下来。这女人摇晃着杯子，嘴里轻声地喊：“眼瞎啦，眼瞎啦，眼瞎啦。”在她脚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件破旧的毛衣，梅丽意识到自己可以躲在里面。梅丽不能直接从她那里抢过来，于是问是否可以帮她行乞，那女人说当然行。梅丽又问是否可以戴上她的墨镜和穿她的衣服，那女人回答：“任何东西都行，亲爱的。”梅丽便站在迈阿密的阳光底下，穿上笨重的旧衣服，戴着墨镜，帮她摇晃杯子，那女人则唱道：“眼瞎啦，眼瞎啦，眼瞎啦。”那天晚上，她孤独地躲在一座桥下。第二天，她又回去和黑人妇女乞讨，还是用那件衣服和墨镜伪装起来。最后，她搬去和她以及她的狗同住，照顾她。
他感觉得到却不想让她听出来的苛刻严厉在他的话音里还是很明显，他说：“你的结局会很惨，梅丽蒂丝。每天试探他们两次，就会发现他们对你的爱有多少了解。梅丽，他们的饥饿不是为了爱。有人会杀了你！”
她就是在那时开始研究宗教的。班尼丝，就是那位黑人妇女，每天早上，当她们，她、梅丽和那狗刚醒来，还在床上时，便对着她唱了起来。班尼丝患上癌症死的时候是最糟的：在诊所，在病房，在葬礼上，她是唯一的悼念者。失去这世界上最爱的人……让人最难受。
她能流畅地解释和交谈，现在反而成了最糟糕的事情。
在班尼丝临死的那几个月里，她在图书馆找到那些书籍。她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永远抛在脑后，发现阿西穆沙的最高道德教义：对生命的完全敬畏和不伤害任何活物的责任感。
这些话让他恶心，完全是小孩子气，感情用事、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她从这些悲惨的人绝望的奔忙中看到了什么使她这样想？流浪汉与爱？一个住在隧道里的流浪汉会上百次地把你对爱的任何一点点悟性都揍没了。太可怕了。她讲话时完全摆脱了口吃，可是满嘴讲的都是这类废话。他曾经梦想——他这了不起的、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摆脱口吃——那已经实现。以她急风骤雨的外向性格来说，她神奇般地控制住激动不安的口吃只是要表现这种非理智的清晰和冷静。多妙的报复啊：这就是你想要的，爸爸？好吧，给你。
她父亲再也不去猜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失去对她的控制的，再也不考虑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徒劳，以及她被某种疯狂的东西所操纵的事情。他所想的是，这个玛丽·斯托尔兹不是他的女儿。原因很简单，他的女儿不可能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她是出生在旧里姆洛克的孩子，来自天堂的、拥有特权的姑娘。她不可能在土豆地里干活，在大桥下睡觉，在追捕的恐惧中流浪五年之久。她决不会和瞎女人与她的狗睡在一起。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波特兰、爱达荷、肯塔基、马里兰、佛罗里达——梅丽决不会孤独地生活在这些地方，做一个与世隔绝的流浪者，洗刷盘子，躲避警察的追踪，在公园的椅子上与一贫如洗的人们为伍。她也不会最后又回到纽瓦克。不会的，在相距不过十分钟路程的地方，住了六个月，穿过地下通道就到了峭壁区，戴着面纱形单影只地走着。每天早晚路过那些垃圾，穿过那些污物——不！整个故事都是谎言，目的在于摧毁他们心中的恶人，也就是他自己。这故事是一幅讽刺画，一幅令人感动的讽刺画。她充当演员，这姑娘有专业水平，被人雇来折磨他，只因他拥有一切她们没有的东西。他们要将他折磨至死，就用这种在本国流亡的贱民的故事。就在这个国家里，她的家庭用尽各种方法成功地扎下根来。他不愿相信她说的任何事情。他想，强奸？炸弹？任何疯子都能攻击的人？那比苦难更糟，那是地狱，梅丽熬不过任何一项。她不可能杀了四人还能生存，绝不会充当冷血杀手还能活下来。
“他们不会伤害我，知道我爱他们。”
他意识到她并没有活下来。不管真相如何，不管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那种要将父母可鄙的生活抛在脑后、完全摧毁的决心，使她陷入摧毁自我的灾难之中。
“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会死的。再这样过一年，你就会死掉——因为自我饥饿、营养不良、污秽不洁。你不能每天在那些铁道下来回穿梭。那条地下通道是流浪汉的聚集所——流浪汉不会照你的规则玩。他们的世界是残忍的，梅丽，是恐怖之地——暴力世界。”
当然，所有这些也可能降临到她身上。这类事情每天都在这世上发生。他不知道人们怎么应付。
“你当然可以。”
“你不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梅丽。”
“梅丽，我能告诉你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被自己所做的事会遭到的惩罚吓坏了，你不是逃避对自己的惩罚，而是将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我认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亲爱的。看到你在此，看到你这个样子，这世界上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想法。你是个好姑娘，所以你想赎罪。但是，这不叫赎罪，即使国家也不会对你这般惩罚。我不得不对你说这些，梅丽。我必须真实地告诉你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不是，那也只好如此。也许那样最好。”
他尽力让理智再次显现。他费了多大的劲啊。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接下来该说什么？如果在遭到攻击、再次被听到的那些直言不讳的话弄得几乎哭起来之后——这么直言不讳地说出口却难以置信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坚持住，仍然理智行事，那么他接下来该讲什么？如果他还感到自己像一位称职的父亲，那么作为一位理智的、负责的父亲该说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向我问问你母亲，梅丽蒂丝？应该我问你吗？你母亲在哪里出生的？她结婚前叫什么名字？她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其实他一直就清楚：无需撒旦的协助，她内心所有的愤怒也会公开发泄出来。她没受人家的胁迫，也没人可以胁迫她。这孩子曾经给老师写过，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认为生活是美好的赐物，是难得的机会，是崇高的事业，是上帝的祝福，而认为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是啊，她的动机全来自她本人，只能如此。她的反抗行为就在于谋杀，而不是别的。不然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种丧失理智的安详。
“我不想谈论母亲。”
他突然想起她在六年级或七年级写过的东西，那还是在进莫里斯顿高中之前的事。在蒙特梭利学校她们班上，老师问她们十个有关“哲学”的问题，每周一个。第一周，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在此？”不像其他孩子写的那样——为了做好事，为了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等等——梅丽的回答是用自己的提问：“猿为什么在此？”但老师觉得这种回答不确切，让她回家再认真想想这个问题——老师说：“展开思路去想。”所以梅丽回家后按老师的话做，第二天交上去时加了一句：“为什么袋鼠在此？”在这一点上，梅丽才被老师发现“有些固执”。给班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生活是什么？”梅丽的答案让她父母那天晚上笑作一团。其他孩子装模作样用心思考的时候，梅丽在桌边想了一小时，然后写出一个不同凡响、简单明了的句子：“生活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瑞典佬说：“你知道，这比听起来要聪明。她是个孩子——怎么发现生命是短暂的？她了不起，我们早熟的女儿。这姑娘会上哈佛。”但是老师却不同意，她在梅丽的答案旁边写道：“这就完了？”是啊，瑞典佬想，就是如此。谢天谢地，就这些，即使无法忍受。
“因为你对她毫不了解。或者谈谈我，或者谈谈你装扮的这个人。给我讲讲在海边的房子，告诉我你读一年级时的老师姓名。你二年级的老师是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着是我女儿！”
“是的。我是那可恨的人，恨我吧。”
“如果我回答这些问题，你只会更加痛苦。我不知道你想承受多大的痛苦。”
“你说是你自己干的，并且知道这也会毁掉哈姆林商店。你这样说的。”
“啊，别管我的痛苦，年轻的女士——回答问题吧。你为什么要装扮成我女儿？你是谁？‘丽塔·科恩’是谁？你们俩的目的是什么？我女儿在哪里？我会将此事交给警察去管，除非你现在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女儿在哪里。”
“爸爸，你恨我一人就行了。”
“我做这些并不是演戏，爸爸。”
“是谁？不要护着他们。该谁负责？”
可恨的顽固不化，不只是可恨的耆那教义，这狗屎也是如此。“不，”他说，“现在不是了——现在只是恐怖！你到底干了什么！”
“你仍然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认为自己的后人是无罪的。”
“我杀了四个人，”她回答，口气就好像告诉他“下午我烤了巧克力果仁饼干”一样无辜。
一定有外来压力。祈祷文中说：“让我免受诱惑。”如果人们不受他人指使，为什么这著名的祈祷文里这么说？即使上天赐予特权的孩子也不会自己去干这种事。上帝赐予她爱，赐予她充满爱心、讲求伦理道德并且丰衣足食的家庭。谁招募她、引诱她去干这事？
“不！”他喊道。这耆那教义，这顽固不化，这异乎寻常的无罪感，完全是铤而走险，是想远离那四个死人。“这不行！你不是阿尔及利亚妇女！你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不是来自印度！你是来自新泽西旧里姆洛克的美国女孩！神经极为不正常的美国女孩！四个人？不！”现在他拒绝相信这些，他对这罪行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上帝那么眷顾她，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也是如此。他决不会生一个杀掉四个人的孩子。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生活对她要求的一切，从出生之日起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会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杀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仁慈的生活已经把这东西从他们生命中剔除。杀人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利沃夫家的人会去做的事。不，她不是，她不可能是他的孩子。“如果你真这么注重不讲谎话或认真办事，无论大小——所有这些废话，梅丽，完全没有意义的废话——我求你讲真话！”
“那不行。不！回答我。谁劝你参与的？谁对你洗过脑？为谁干？”
“真话很简单。这就是真话。你应该放弃执念和自我。”
“林登·约翰逊。”
“梅丽，”他喊道，“梅丽，梅丽，”内心无法抑制的情感毫无约束地宣泄出来，无力控制自己不去反击，他张开男子汉坚实的臂膀，扑向污秽草垫上蜷缩一团的她。“不是你！你不可能干这些事！”她没有抵抗，任由他从脸上扯下用长袜尖做成的面纱。脚后跟位置是她的脸颊，没有什么能比放脚的部位更臭，可她却盖在嘴上。我们爱她，她爱我们——结果是，她将脸罩在一只袜子里。“你讲话！”他命令她。
“除了不去干。梅丽，你得告诉我，谁叫你去干的？”
但是她不说。他撬开她的嘴唇，毫不顾忌以前从未跨越的界限——反对暴力的戒律。这是一切理解的终结，再也没有理解的途径了。他也明白暴力不人道，并且徒劳。然而理解——相互理智地交流，不管要多久，可以取得共识——都是为了有一个能持续的结果。这位从未在孩子身上使用武力的父亲，他知道武力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这时却扳开她的嘴，用手指抓住她的舌头。她有一颗门牙掉了，一颗漂亮的牙齿。这证明她不是梅丽。用这么多年的矫形器、固定器、晚上的牙托，所有这些装置都用来使她牙齿漂亮，保护她的齿龈，让她笑得更美——这不可能是同一个女孩。
“没有其他办法。”
“讲话！”他命令道，最后，终于闻到她真实的气味，最低贱的人类气味，只是没有烂肉和腐尸的恶臭。奇怪的是，她虽然告诉过他，为了不伤害水她不洗漱，他先前并没有闻到她有什么气味——不管是他们在街上拥抱时，还是坐在她草垫对面的昏暗的光线里——那不过是有些酸臭恶心、不熟悉的气味，他归因于那被尿水浸泡的房子。可现在，当他掰开她的嘴唇时，闻到的是人，而不是房子的气味，一个在自己的粪便中寻找乐趣的疯子的气味。他触及的是她的污秽，令人恶心。他女儿是一团散发着人粪恶臭的污物。她身上是一切腐烂生物的气味，这不是自然而成的气味，是故意弄成的。她能办到，她办到了，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是污秽的最终形式。
“你打算把哈姆林商店也一起炸掉？”
他满脑子在想，哪里能有一块肌肉可以堵住自己的喉头，避免更深地滑落污秽之中，可并没有这样一块肌肉。一阵胃痉挛，未消化的分泌物沿食道涌上来，一股苦涩难闻的酸气冲到舌头，当他大声叫道“你是谁！”时，这酸水伴随这几个词，一下子喷到她脸上。
“是的。”
即使在昏暗的房间里，他抱住她时就非常清楚她是谁。无须她取掉面纱讲话，他也明白某种难以解释的东西取代了他所了解的。即使不再有口吃来标明她是梅丽·利沃夫，她那双眼也准确无误地证明是她。在深深砍凿出来的大眼眶里，那双眼睛就是他的。那身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整个人都是他的。她丢掉的牙是被拔了或敲掉了。
“你炸了邮局吗？”
他退到门边时，她并不看他，而是焦急地在狭窄的房间里四下环顾，似乎他在狂暴中，极其残忍地伤害了与她孤独相处的微生物们。
“爸爸，做什么？”
四个人。毫不奇怪她为什么消失。他并不惊讶。这是他女儿，可没人能了解她。这杀人犯属于我。他呕吐到她脸上，这张脸，除了眼睛，根本不像她母亲的或她父亲的。面纱取掉了，但下面还有一层，总是这样？
这是他首先想问的。他们来到她的房间，在别的事情还没有这么痛苦地提及和审视之前，他就想问。他认为自己等这么久是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却不关心她，不管怎样说隔了这么久才终于见了面。现在话一出口，他才知道自己没问是因为无法承受可能听到的答案。
“跟我走。”他请求道。
“梅丽，真是你干的吗？我必须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做过那事吗？”
“你走吧，爸爸，走。”
“……我们不认为拯救是以任何方式将人类灵魂与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结合起来。耆那教虔诚的精神就在其创立者摩哈维拉的语录中：‘啊，人啊，你是自己之友。为什么还寻求你之外的朋友？’”
“梅丽，你这是在让我做令人非常痛苦的事情。刚刚找到你，却要我离开。”他请求她，“请跟我走，回家吧。”
这聪明才智是他亲耳听到的东西，梅丽头脑反应敏捷、表达清晰、深思熟虑，这也是她早在童年时代就有的逻辑思维。然而听到这些东西又让他遭受从未想像过的痛苦。这种才智完美无缺，可是她疯了。她的逻辑是那种将权力与理智完全分离的逻辑，是她早在十岁的时候就纠缠不清的东西。真荒谬——这么理智地对待她是他的疯狂。坐在这里尽量表现出非常尊重她的宗教，可是她的宗教根本不管生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两人装着似乎他来此是为了接受教诲，洗耳恭听，由她授课！
“爸爸，别管我。”
一点也不结巴。曾经使她面部扭曲、憋得苍白，并用力敲击桌子的演说——本来会将她变成严阵以待、受语言攻击的演讲者，并被她毫不留情地反击——现在可以这么镇定自如、娓娓道来，虽然还是那种空洞的高调，却带着精神上的迫切性，语气非常温和文雅。她从语言矫正师、心理医生和口吃日记无法获得的一切，因疯狂而如愿以偿。将自己置于孤独无援、肮脏贫穷的危险境地，她赢得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控制，对说出的每个词都运用自如。聪明才智不再被口吃的苦恼所压抑。
“但是我要看着你，不能把你留在这里，我必须看着你！”
“有一种逻辑关系，爸爸。你不准提高嗓门，我会解释的。所有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想得很多。就是这么回事。阿西穆沙，也就是耆那教的非暴力概念，圣雄甘地都很喜欢。他不是耆那教徒，他属于印度教。他在印度寻找能真正代表印度，而不是西方，又有像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慈善事业的那种影响的团体，结果他选中了耆那教。我们是个小团体，不属于印度教，可是我们的信仰与印度教相关。我们这一教派成立于公元前六世纪，圣雄甘地从我们这里获得阿西穆沙，即非暴力思想。我们是创造了圣雄甘地的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圣雄甘地又以他的非暴力思想成为产生马丁·路德·金的那种真理的核心。马丁·路德·金又成为发起民权运动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在他生命的尽头，当他超越民权运动，将视野扩大，反对在越南的战争时……”
“你见过我了，现在请走吧。如果你爱我，爸爸，就让我这样吧。”
“那么，给我讲讲。我想你告诉我，我就会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最完美的姑娘，某人的女儿，被强奸了。
“我能。”
他脑海里全是她被人强奸两次的事情。四人被她炸飞了——太离奇，太不合常理，不敢想像。确实如此。看见那些面孔，听到那些名字，得知其中之一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第二个刚刚结婚，第三个快退休……她是否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或什么人……是否关心他们是谁？他什么也想像不出。不行。可以想到的只是强奸。只想到强奸，其他东西都被排除在外：他们的面孔、惨相、发型、家庭、工作、出生日期、住址和无辜。
“你呢？”
不止一个福雷德·康伦——而是四个福雷德·康伦。
“有联系，我可以向你保证，都连在一起。只是你看不出来。”
强奸。强奸使其他一切模糊不清。强奸是焦点。
“我不明白，梅丽，我搞不懂。你是怎么从林登·约翰逊转到这上面的？你怎么从A点一下子跳到Z点，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联系？梅丽，这些东西搅不到一起。”
有哪些细节？那些男人是谁？是她生活中的？也是反战人士？像她一样东躲西藏，熟悉的还是陌生人？流浪汉、吸毒者、手持匕首尾随她回家后闯进门厅的疯子？后来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囚禁她并用刀威胁她？他们打过她？强迫她做了些什么？没有人救她？就想知道他们强迫她做些什么？他要杀了他们。她必须告诉他这些人是谁。我想搞清楚这些人是谁，要知道在哪里发生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们得回去找到这些人，我要杀了他们！
“我的精神探索全靠我自己。”
他不得不想强奸的事，无法解脱，一刻也不行，一心只想去杀人。在他构筑的这些墙内她被人强奸。所有那些保护措施都不能阻止人们对她的强奸。告诉我一切！我会宰了他们！
“梅丽，你是唯一的？”
但是太晚了，事情已经发生。他无法阻止它。只要能避免它的发生，他会在事前就宰了他们——可是他怎么能做到？瑞典佬利沃夫？下了球场，瑞典佬利沃夫什么时候碰过人家？没有什么比使用武力让这位肌肉发达的男人更难受。
“不知道。”
她所在的那些地方。那些人。没有别人，她怎么生活？看她现在住的地方，一直以来她住的都像那样，或者更糟？是啊，她不该干那些事，永远也不该那么做，可是想想她不得不过怎样的生活……
“我会认为几乎没有。”
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了那些不愿看的东西后，他必须换换心情。工厂里空荡荡的，只有守夜人牵着狗在尽责。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他沿着加粗的链条相连的围栏巡查。暴乱后围栏顶部加装了铁丝网，每天早晚他来这里停车时都在警告这位老板：“离开！离开！离开！”他坐在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剩下的最后一家工厂里，比在暴乱期间还要难受。当时春野大街在燃烧，南奥兰治大街火光冲天，贝根街遭到抢劫，消防警报不断响起，枪声此起彼伏，屋顶上的狙击手向街灯射击，打劫的人群在街头乱窜，孩子们扛着收音机、台灯和电视机，男人们抱着衣物，妇女们推起婴儿车，上面装满一箱箱的啤酒和饮料。人们将一件件新家具推到街中央，偷来沙发、婴儿床、餐桌，偷来洗衣机、烘干机、烤箱——不是偷偷摸摸地干，而是在光天化日公开行窃。他们势力太大，他们的合作无可挑剔。玻璃窗的碎裂给人刺激，拿东西不用付钱使人兴奋，美国人的占有欲让人目眩。这是入店行窃，每个人随心所欲地拿走想要的一切，荒唐的免费索取，大家无所顾忌，心里只想着，在这里！来吧！在纽瓦克燃烧着的狂欢节街道上有一股力量被释放出来，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补偿，是某种纯洁灵魂的东西，某种精神上的、普遍认为革命的东西。被搬到户外的家用电器在星光和焚毁中央街区的火光的辉映下的超现实情景预示着全人类的解放。是啊，就在这里，来吧，是啊，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变革关头之一：谢天谢地，旧的苦难已被火焰吞噬，永不复生。仅仅几个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苦难，如此可怕、恐怖、无情和巨大，要想消除它需要再过五百年。这次用火——下次呢？大火之后呢？一无所有。纽瓦克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不知道。这不重要。”
在那段时间，瑞典佬和维基一直在工厂里。只有维基在他身旁，和他一起等着他的地盘也被炸掉，等待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端着冲锋枪的士兵，等待纽瓦克警察、州警察、国民卫队的保护——来自某人的保护——在他们把他父亲建立起来后交给他的企业烧掉之前……即使那时也不像现在这么糟。警车向街对面的酒吧开枪，他从窗户看到一名妇女倒下去，身体一弯就下去了，当街被打死。一名妇女在他眼前被杀掉……那也不比现在糟。人们尖叫、大喊，消防队员被炮火弄得动弹不得，无法救火。爆炸声如鼓声突然响起，半夜里一阵手枪子弹将维基贴着标语的临街的所有窗户都打得稀烂……可是这件事更糟。他们都走了，每个人都逃离冒着浓烟的瓦砾——工厂主、零售商、银行家、店主，还有各个公司和百货店的人们。在南街区的住宅区，每条街上，每天都有两部货车开走，到第二年都是如此。住户们纷纷逃离，抛弃那些他们曾经非常珍惜、现在却分文不值的房子，能换回多少算多少……可是他留了下来，拒绝离开，纽瓦克女士皮件厂还在这里，但是这也未能阻止她被强奸。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将工厂扔给野蛮人，没有抛弃工人，没有背叛他们，可是他的女儿还是被强奸。
“我没问你印度的事，我不关心印度，我们不住在印度。在美国，你们有多少人？”
在他办公桌后面墙上挂着的镜框中，有一封来自州长的内乱事务临时委员会的信，上面感谢塞莫尔·I.利沃夫先生作为动乱的目击证人，赞扬他的勇气和对纽瓦克的贡献。这是一封由十位杰出公民签名的信，其中有两位天主教主教，两位前州长。旁边镜框里是六个月前登在《星纪报》上的文章，上面有他的照片，标题为“手套厂留在纽瓦克大受赞扬”——可她还是被人强奸。
“印度。”
强奸已浸入他的血液，不可能再清理出去。那种气味进入了他的血液，还有那种景象、那些大腿、那些胳臂、那些头发、那些衣物。还有声音——碰击声、她的喊叫声、狭小地方的翻滚声。男人走过来时恐怖的咆哮声，他的咕哝声，她的呜咽声。强奸带来的震惊罩住一切。毫无疑问，她踏出家门就被他们从后面一把拽住，扔在地上。她的身体就在那里，他们想干什么都行。只是一些布料遮盖着她的身体，他们扯了下来，没有什么能隔开她的身体和他们的手。进入她的体内，塞满她的体内，他们那样干时拼命用劲，力大得要将人撕裂。他们打掉她的牙齿，其中有一个疯子骑在她身上，发泄一通狗屎。他们都叠在她身上，这些人，操着外语，哈哈大笑。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个接着一个，她看到后面有人还在等，可是束手无策。
三百万人像她一样？不可能。在这样的房间里？封闭在三百万间可怕的房间里？“梅丽，他们在哪里？”
他毫无办法，越来越疯狂，一心想做点什么，却无事可干。
“三百万。”
婴儿床里的她的身体，摇篮车里的她的身体，开始站在他肚皮上时的她的身体。他下班回家，她倒挂在他身上，从她裤子和衬衣之间露出腹部。她从地上跳进他怀抱时的身体。她毫无顾忌地扑进他的怀抱，让他作为一位父亲触摸身体。在那跃起的体内有对他毋庸置疑的崇拜，似乎是非常精巧的身体，是完美造物的缩影，有一切小巧玲珑的魅力。这身体好像刚刚熨烫就被飞快地穿上——到处没有一点折皱。她表现出天真的自由，以及亲切感。她赤着脚踏来踏去，像只小动物。刚长好的脚爪，抓得紧紧的脚趾，细长的腿，讲求实效的腿，很结实，是身上最强壮的部位。冰激凌颜色的内裤。小孩身体的分叉处，她幼儿的臀部摆脱重力束缚的屁股，难以置信地属于上半个梅丽，不属于下半个。不胖，恰到好处。那条裂缝如同锥子造就——漂亮的斜面连接处，花瓣朝外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成妇女折纸似的阴道。看似虚幻的肚脐、几何形状的躯干、胸腔上显出人体的精确。柔软的脊骨，瘦削的背脊像小型木琴的键盘。发育前的胸部处于可爱的冬眠，急需发育的各部位都在安静地等待。颈部已有一点女人的模样，日渐增长的脖子上出现了绒毛。脸，这才是她值得骄傲的。这张脸是她不能带走的东西，也预示着她的未来。这标记将会消失，但五十年后又会出现。关于她后来的经历，他这孩子的面孔揭示得实在太少了。那种年轻是他所能看到的全部内容。在时间的轮回中，这非常新颖。什么东西都还未定型，时间的威力在她脸上充分展现出来。头骨柔软，只见她尚未成型的鼻子上的闪光。眼睛的颜色。纯白的白色。湛蓝。清澈见底的双眼，那么无遮无盖。但是这眼睛，这窗户，精心擦洗的窗户，还未看出里面的任何东西。胎儿时的眉毛含义丰富，耳朵像杏干，味道极佳，一旦品尝起来就无法停止。小耳朵总显得比她更老练，怎么看也不像四岁孩子的。其实她的耳朵从十四个月起样子就未变过。她的头发有种超自然的精美和健康感。要更红些，更像母亲的头发，火红颜色。从她头发中可以闻到这一天的味道。那种无拘无束，将身体投入他的怀抱，小猫似的扑向强有力的父亲，这个令人放心的巨人。确实如此——将身体交给他。她的举动有寻求庇护的本能，与多恩在哺乳幼儿时说的感受一样强烈。女儿从地上跳进他的怀抱时，他感到的是他们之间绝对的亲昵。这种关系的形成在于他们知道，他不会过分的，他也不可能。那只是极度的自由和巨大的乐趣，与多恩的哺乳一样。是这样，无可否认。他觉得妙不可言，她也有同感，太好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这个这么好的孩子身上的？她口吃。那算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这些是怎么降临到这个极为正常的孩子身上的？除非这是一种注定要发生在优秀的、极为正常的孩子身上的事情。疯子不做这种事情——正常孩子才去做。你对她保护了又保护——可是没有人能保护她。如果你不保护她，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你保护她，也很难受，全都一样。她的自治精神糟糕透顶，世界上最坏的东西迷住了他的孩子。要是这巧夺天工的身体没有降生到人世间该有多好！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道，绞尽脑汁地想搞清楚，可是她只会让他更迷惑。
他给弟弟打电话。想从弟弟那里寻求安慰，他算找错人了。可是他能怎么办？提到安慰，一般说来，找兄弟、父亲、母亲、妻子，都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做到自己安慰自己，生活中坚强些，还能安慰他人，就该满足了。但是他需要某种安慰来摆脱这强奸，需要将强奸从心里剔除。它正给他致命的刺痛，让他无法忍受，所以才给唯一的弟弟打电话。若他还有别的兄弟，他会另打的。兄弟中他只有杰里，杰里也只有他。女儿只有梅丽一个。她也只有他这唯一的父亲。别无他法，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从头到脚都被这种思想武装起来，满嘴是人们灌输给她的单调的圣歌——被咒语镇住的人们吟唱的无聊高调，这些人的骚动只有用最贴切的美梦编织而成的令人窒息的紧身衣才能控制。她那些毫不口吃的话语中所缺乏的不是生命的圣洁——缺乏的是生命的声音。
那是在星期五下午的五点半钟。杰里正在诊所给做过手术的病人看病。他说可以谈谈，病人们也可以等一下。“怎么回事？你怎么啦？”
“这个教派的中心没有教堂，这个教派的中心也没有上帝。上帝居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的中心。上帝也许说：‘拿走生命。’那不仅容许，而且义不容辞。整部《旧约》都是这种观点，甚至在《新约》里也有这种例子。在犹太教和基督教里人们认为生命属于上帝。生命不是神圣的，上帝才是。但在我们的中心，却不信上帝的绝对权威，而信仰生命的圣洁。”
他只需听见杰里的声音，感到话音里的不耐烦和有些尖刻的过于自信，就知道他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找到她了。我刚从梅丽那里回来。我就在纽瓦克找到她的。她在这里。我在一个房间里见到了她。这姑娘经历了哪些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住的地方——你想像不出，你根本无从去想。”他继续讲述她的事，不停地说，想把她对他说的事都告诉他，关于她在哪里住过，怎样生活，现在怎样了之类的事情。他尽量把这些灌进他的脑袋，他自己的脑袋，尽量在脑袋里腾出位置来容纳全部的东西。可是他无法找到足够的空间装下她那个房间里的一切。他告诉弟弟她被人强奸两次时，几乎哭出声来。
“教堂呢？你上某种教堂？”
“讲完了吗？”杰里问。
“是的。”
“什么？”
“你就是在那里成为这教派的成员的，就在图书馆。”
“如果你讲完了，如果真是那样，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塞莫尔，你怎么做？”
“是吗？我爱读书。”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她干的，是她炸掉了哈姆林商店，是她杀害了康伦。”他不能告诉他有关俄勒冈和另外三人的事，“她自己干的。”
“你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读了很多书。”
“是啊，肯定是她干的。上帝啊，还能是谁？她在哪里，在那房间里？”
“图书馆里。没人到那里找你。我常在图书馆，所以读到这些东西，我读过很多。”
“是啊，糟透了。”
“告诉我你在哪里学的宗教。”
“回到那个房间，把她接回来。”
她对他讲话时，好像他是孩子，她是母亲一样，口气中只有同情与理解，还有他曾悲伤地对她表现出的充满爱意的容忍。这使他恼怒，一个疯子的屈尊俯就，而他既没有奔到门外，也没有跳起来做他该做的事，继续充当有理智的父亲，做一个疯子的有理智的父亲。做点什么！任何事！以一切符合常理的名义，别再这般理智。这孩子需要上医院。她即使只靠一块木板在大海中漂浮也不会比现在更危险。她已经滑到船边——怎么发生的已不是现在的问题，她必须立即得到拯救！
“我不行，她不让我那样干。她要我别打搅她。”
“是的，是那样，爸爸。我相信你不会明白我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其中的原因。”
“让她的想法见鬼去吧。开着你该死的车回去，去将她从那狗屁房间拖出来，抓住她的头发。给她镇静剂，捆起来，接她走。听我的，你总是优柔寡断。我不是那种认为把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生存中最重要事情的人——但你是那种人。开车回去接她！”
“我不敢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这里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敢相信你在告诉我，那一刻终将会来到，到时候你连植物也不伤害，不吃任何东西，只是一心等死。梅丽，为了谁？为什么？”
“那不行。我不能拖走她。有些事你不明白。一旦你越过界限，将人们逼回家——接着会怎样？这是蛮干——接下来怎么办？很难说，太复杂了。行不通的。”
“你当然可以讲。”
“那才是有效的方法。”
“我不能相信你是这样，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想法。”
“她杀了另外三个人，她已经杀了四个。”
“你提到一个深奥的问题。你很聪明，爸爸。你问道：‘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形式，怎么生活？’答案是你不能。耆那教圣徒结束生命的传统方式就是‘撒拉卡纳’——自我饥饿。‘撒拉卡纳’仪式的死是完美的耆那教徒为圆满而付出的代价。”
“让那四个见鬼去吧。你怎么啦？你对她让步，这和你对父亲让步一样，也和你对生活中的一切让步一样。”
“可是你那样做会死的。你怎么能那么‘肯定’？你会什么都不吃。”
“她被人强奸，精神不正常，已经疯了。你只要看她一眼就知道。她被强奸了两次。”
“这是个人圣洁的问题，是对生命尊重的事情。我不会伤害生物，人、动物或植物。”
“你认为还能发生什么事？你听上去很惊讶。她当然被强奸了。你动身去做点事，否则她会第三次遭到强奸。你爱她，还是不爱？”
“你指的是吃蔬菜，是吗？那有什么不好？你怎么能拒绝？为什么要这样？”
“你怎能这样问？”
“我伤害植物，同情心还不够，还不能拒绝那样做。”
“你逼我问的。”
“可是你好像什么也不吃，”尽管他说话时注意不露声色，但呻吟一般、带着沮丧声调的话语还是从瑞典佬的口中冒出，“你吃什么？”
“请你现在别这样，不要把我拖垮，拆我的台。我爱女儿。我从未这样爱过世界上任何东西。”
她眼眶很大。面纱上边半英寸就是大大的黑眼眶，再上边几英寸的头发已不像从前那样披至后背，看似碰巧黏在头上而已，虽然仍像他一般的金发，却已不再又长又浓密，剪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谁剪的？她还是别人？用什么？为了遵守那五条誓言，她也不能这般粗暴，毫不留恋曾经那么漂亮的头发。
“作为一件东西。”
“够重的啦，爸。”
“什么？指的什么？”
“你体重多少，梅丽蒂丝？”
“作为一件东西——你爱她是把她当成该死的东西，就像你爱妻子那样。哦，要是有一天你意识到你为什么会做出你正在做的事就好了。你知道原因吗？有点明白吗？因为你担心造成糟糕局面！你害怕将野兽从袋里放出来！”
“学习各种宗教时。”
“你说些什么？什么野兽？什么野兽？”不，他并不期望最好的安慰，但是这种攻击——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攻击，甚至连假装安慰都做不到？他刚对杰里讲了这一切比他们的预料还要糟糕成千上万倍，他为什么还这样？
“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
“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总是在平息一切事端，总是在缓和矛盾。只要你认为会伤害某人的感情，你干的就是不讲真话。你做的一切就是妥协。你总是那么满足，总想找到事情美好的一面。举止适当，默默忍受一切，保持最后的礼节。你是个从不违规的孩子，无论这社会需要什么你都去做。礼节，礼节才是你该当面唾弃的东西。好啦，你女儿替你唾弃它，不是吗？四个人？她对礼节进行了多么严厉的抨击。”
“一年。”
挂断电话吧，他会孤独地待在过道里。前面是一个正在等待的男人，再前面的一个男人正在下面的楼梯上凌辱梅丽。他将会看到自己不愿看的东西，了解不堪了解的一切。他不能坐在那里去想像故事的其他细节。挂断电话后他就听不见杰里要说的东西了。他刚才出于某种目的讲了所有他想讲的关于野兽的话。什么野兽？他和人们的关系都这样——这不是对我的攻击，这是杰里的天性。没人能控制他，生来如此。我给他打电话之前就知道，我这一生都清楚。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个不能算弟弟的弟弟。我很害怕，生活在恐惧中，这就叫恐惧。我跟这世上最不该通话的人通话了。这是个舞着刀谋生的家伙，用刀对付磨难，用刀割掉腐烂的东西。我在崩溃的边缘，应付没人能应付的事情，可他还是同平常一样——举着刀朝我冲过来。
“你入耆那教多久了？”
“我不是叛逆者，”瑞典佬说，“我不是叛逆者——你才是。”
这女孩十五岁时就已发疯。他和蔼地，也是愚蠢地容忍了那种疯狂。他虽不喜欢她的观点，可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认为她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克服这些反抗意识。现在看看，她成什么样子了。漂亮的父母生下的最丑陋的女儿。我拒绝这样！我厌恶那样！我反对一切！那不可能，是吧？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与他和多恩的相貌唱反调？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母亲曾当过新泽西小姐？生活就是这样作践人？不可能是这样。我不接受！
“对，你不是叛逆者。你是做好一切事情的人。”
他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她，盯着她，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墙上，他不知不觉地摇动，先将重心摇到脚后跟上，似乎这样他就能离开她，穿越墙壁；然后摇到脚尖处，好像随时就可以抓住她，揽进怀中，冲出房间。他不能安稳地回到旧里姆洛克的家中睡个好觉，想到她还在这破布堆里，戴着面纱，坐在这垫子上，像这地球上最孤单的人。她睡在离过道几步远的地方，迟早会遇到麻烦。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你的话如同侮辱。”他气愤地说，“把事情做好到底有什么错？”
“你一直在……”要说的话很多，什么都想问，都想知道，他反而说不出什么。六个月。在纽瓦克住了六个月。对瑞典佬来说，已没有这里和现在，实际上只念叨这几个刺激性的字：六个月。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你女儿将自己的一生炸掉了。你从不把自己暴露给他人，塞莫尔。你总是将自己隐藏起来，没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当然你决不会让她知道你是谁。那就是为什么她要炸掉——那种外表。你那些该死的准则。好好看看她对你的那些准则做了什么。”
“我六个月前来的。”
“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在我看来，你太精明。这就是你的反应？是吗？”
“这房间，这条街，就在纽瓦克。你在纽瓦克住多久了？”
“你赢得奖杯，你总迈出正确的一步，大家爱戴你，你娶到新泽西小姐，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就是你的思维。你为什么娶她？为了外貌。你为什么做这一切？为了外貌！”
“哪里？”
“我爱她！我反对自己的父亲，我如此地爱她！”
“你在这里多久了？”他问道。
杰里笑了起来：“你相信？你真认为自己勇敢地抵抗他？你娶她是因为逃不掉。爸爸在办公室将她骂得狗血淋头，你坐在那里屁都不敢放。是这样吧？”
是啊，他更爱那个像别人一样寻求自我的女儿，超过对这能言善辩、具有荒谬的利他主义思想的姑娘。
“我女儿还在那间房里，杰里。讲这些有什么用？”
幻想和魔力。总爱装扮他人。她一开始玩奥黛丽·赫本游戏时表现出的那种慈悲为怀的东西，只用了十年就进化成这样怪异的无私神话。先是关于他人的无私的废话，现在涉及的是完美灵魂。接下来是什么，德威尔外婆的十字架？回到长明蜡烛和圣心的无私的废话？总有宏伟的虚幻，最离谱的抽象概念——从未追寻自我，永远也不会。这无私精神的谎言和非人的恐怖。
杰里并不听他的，只顾自己说。为什么杰里把这当成对哥哥讲真话的最佳时机？为什么有些人，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认为到了把话讲清楚的时候，装做进行性格分析，将这么多年对你的轻蔑发泄出来？你的苦难使他们的优越感变得如此富足，如此宽广，觉得发泄出来是多么舒畅？为什么这成了他对生活在我的阴影里进行抗议的时机？他若要对我讲这些，为什么不在我得意之时讲？他为什么甚至会认为是处在我的阴影里？迈阿密最了不起的心外科医生！心脏受害者的救星，利沃夫医生！
在屈辱中的日子里她还过得好些。如果他非得在愤懑、肥胖、结结巴巴地发泄共产主义怒气的梅丽与这个戴着面纱、平静、肮脏、极富同情心、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一样的梅丽之间做出选择……可为什么要选？她为什么总被最便利的空洞思想所控制？从她学会了思考起，一些怪诞的想法就占据了她的大脑。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多年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后来却拒绝自己思维——这女儿要么以暴力反抗眼前的一切，要么对所有东西充满同情，甚至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的微生物也如此，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像她这样精明的姑娘却尽量让他人为自己思考？她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他每天的生活那样——人们做的那样，真实地生活？“可是，不会自己思维的是你！”当他说她可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陈词滥调时，她这么反驳道，“你就是那种从不会自己思维的人的实例。”“我真的是？”他说道，笑了起来。“对，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因循守旧的人！你做的一切都是人们期、期、期望你做的！”“那也可怕？”“那不是思维，爸、爸、爸爸！那不是！是充当愚、愚、愚蠢的机、机、机器人！机、机、机器人！”“好吧，”他答道，相信过了这个阶段就会好，她会克服这坏脾气的，“我想你会忍受一个因循守旧的父亲——下次的运气会好些。”他装出不被她大大张开、飞快翻动、唾沫四溅的嘴唇吓坏，她正对着他的脸用力地喊出“机、机、机器人”，恰如一架失控的打铆机。一个阶段，他想，感到有些欣慰，就再未考虑这“一个阶段”的想法。也许这正是个说明你不愿自己思维的好例子。
“老爹？他真不该让你轻易过关——你不明白？如果老爹说：‘看，你绝不会得到我的同意，绝不，我不想要这样一半那样一半的孙子。’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但是你从来不必选择，从来不必。因为他放你一马，大家总是让着你。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也没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的面纱没被揭开——塞莫尔，没被揭开。所以你女儿要将你炸飞。你从不正视任何事情，她因此恨你。你把自己藏起来，从不选择。”
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她在这里，在这耗子洞里被这些“誓言”所禁锢。
“你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我选择什么？我们在谈什么？”
可是那又会教给她有关利润动机的什么呢——教她有关他的什么呢？他如果那么做了，如果，这张戴面纱的嘴就会被认真对待。他会严厉指责自己：“是啊，我对她做过这事，因为当时愤怒之极，因为我的爆脾气。”但看起来他没有那么对待她，因为他厌恶发脾气，他其实不想有，或者根本不敢有这种脾气。他所做的是吻她。不是那原因，所有这些都不是。
“你以为你知道人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你懂什么叫女儿？你一点也不懂。你以为你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你丝毫也不了解。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你所知道的只是该死的手套。这个国家令人恐惧。当然，她被人强奸。你认为她那一路的是些什么人？在外面她当然会被强奸。那不是旧里姆洛克，老伙计——她在那外面，老伙计，在美国。她进入那个世界，失去理智的世界，那里正发生许多事情——你还指望什么？一个来自里姆洛克的孩子，她当然不懂在那里该怎样行事，狗屎当然要淋到狂热者头上。她怎么会懂？她在外面的世界里像个野孩子。她不会满足的——她还在演戏。迈卡特公路旁的一个房间。为什么不可以？谁不愿意？你为她安排的生活是挤牛奶？为了哪一种生活？非自然的，全是人为的，所有一切。你的生活依据的是那些前提。你还在那位老人的梦幻世界里。塞莫尔，你还和娄·利沃夫一起待在手套天堂里。一个被手套垄断、处于手套的重棒威胁下的家庭，生活中唯一的东西——女士手套！他还在讲述那位卖手套时每选一种颜色都要到水池洗手的妇女的事？哦，哪里，过时的美国在哪里？那个一位妇女有二十五双手套的举止高雅的美国在哪里？你的孩子将你的准则炸到天国里去了，塞莫尔，你还认为你懂生活是什么！”
为什么？因为她杀过人，或者哪怕从未杀死一只苍蝇也可能需要净化？这和他有关吗？那次愚蠢的亲吻？已经过去十年了，再说那什么也不是，没有后果，当时对她而言也无任何意义。毫无意义、普通、短暂、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天真无邪的事……不！人们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严肃对待不该严肃对待的事情？这就是梅丽强加于他的东西，这种困境可以追溯到她当年在餐桌上抨击他们资产阶级生活的不道德的时候。谁会把那种孩童般的咆哮当回事？他做了任何父亲该做的事——他倾听着，听下去，当时他能做的只是不起身离开餐桌，直到她发泄完。他点点头，尽可能赞同他可以赞同的东西。他反驳她时——比如说，关于利润动机的道德功效——也总加以克制，以他所能把握的耐心和理智。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的利润动机是为了给一个孩子成千上万美元进行畸齿矫正、看心理医生、语言障碍矫正——更别提上芭蕾舞班、学骑马和修网球课程，所有这些，从小到大，她总认为缺一不可——就算不要什么对父母的孝顺，也至少有一丁点的感激。也许错误在于对不用认真的东西太较真，也许他不该那么专注地倾听她无知的咆哮，那么尊重她，而应该在桌上伸过手去扇她一耳光。
生活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梅丽蒂丝·利沃夫，一九六四年。
作为商人，瑞典佬很机敏。如果需要的话，在他那男性亲切面具下——他很会利用这亲切面具——他能根据交易的要求非常精明地算计。但他不明白即使最冷静的算计在此又能怎样发挥作用，就算世上所有父亲的天赋聚集到他身上，他也做不到。他再次通读她那五条誓言，尽量严肃地对待它们，一种想法始终纠缠着他：为了净化——以净化的名义。
“你想要美国小姐？好吧，你得到她了，复仇也伴随而来——她就是你的女儿！你想成为真正的美国运动员，真正的美国陆战队员，真正的美国能人，怀抱漂亮的异教徒孩子？你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归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好吧，你现在做到了，大个子，全靠你的女儿。这地方的现实就在你的嘴边。在你女儿的帮助下，你已经陷在那堆狗屎里够深的啦，真正令人疯狂的美国狗屎。疯狂的美国！精神错乱的美国！真该死，塞莫尔，如果你是个爱女儿的父亲的话，真该死。”杰里对着话筒咆哮——让那些在走廊等着的康复期的病人见鬼去吧。他们想让他检查新装的瓣膜和动脉血管，想告诉他，因为延续的这段生命他们多么地感激他。杰里大声叫道，声嘶力竭，好像他想做的就是大喊大叫，让医院的规矩见鬼去吧。他是爱咆哮的外科医生之一：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咆哮；你干涉他，他咆哮；你站在那里无所事事，他咆哮。他不做医院要他做的，父亲期望他做的，或者妻子们想他做的。他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高兴做的。他告诉人们他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他是谁，在干什么。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不管是他的意见、他的挫折、他的欲望，还是他的口味或他的仇恨。在他意志的范围内，他从不含糊，从不妥协，他就是国王。他不去浪费时间对自己做过或没做过的事情后悔，或者向他人表明自己是多么令人讨厌。信息很简单：我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没有可选择的。他不愿忍受任何东西，总是畅所欲言。
我排除一切依恋，不管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生命或无生命；自己不趋从这类依恋，不促使也不容许人们如此行事。
这两人是兄弟，同父同母，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个的进攻性被消除，另一个则暗暗养成。
我弃绝所有的性乐趣，不管是与神、人或畜生。
“你若是个爱女儿的父亲，”杰里对瑞典佬喊道，“决不会把她留在那房间里！决不会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我厌恶获取人所不与的东西，不管是从村庄、城镇或山林，不管多与少、大或小、生物或非生物。
瑞典佬在办公桌前痛哭流涕。似乎杰里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电话，某种荒诞、紊乱的东西使他对哥哥如此愤怒，现在没有什么他不能说。他这一生，瑞典佬想，就等着用这些可怕的东西攻击我。人们总能准确无误地做到：知道你要什么，却不给你。
我痛恨所有谎言的罪恶，不管是起于愤怒、贪婪、恐惧，还是欢愉。
“我不想离开她，”瑞典佬说，“你不明白。你不想明白。那不是我离开的原因。离开她我伤心得要命！你不理解我，你不愿意。你为什么说我不爱她？太可怕了，不敢想像。”他突然看到自己呕吐到她脸上的情景，大哭起来，“一切都令人恐怖！”
我决不杀生，不管是纤细渺小的还是粗俗丑陋的，活动的还是静止的。
“现在你开始懂了。好样的！我哥哥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了。这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人的，除了人云亦云，学会了别的东西。这很好，有进展。思想有些不稳定，一切都很可怕。你准备怎么办？什么都不干。好吧，想要我来应付她？你要我来接她，要还是不要？”
他跪下来看她的索引卡片，在旧里姆洛克的时候，床上这个位置放的是从杂志上剪下的她一心崇拜的奥黛丽·赫本的照片。
“不要。”
他们的灾难是悲剧性地由时间造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她的问题。当她是你的被监护人，当她在这里时，你还能做点事。如果你多花时间稳步地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那些出问题的东西——双方造成的、判断上的错误——也许可以通过这种稳步的、耐心的交流有所好转。最后会一点一滴、一天天地得以补救，父母的耐心终会得到常有的那种回报，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的补救措施在哪里？一边是容光焕发、有张紧致新面孔的多恩，一边是在小床上盘脚打坐、穿着破烂毛衣、不合身的长裤、黑色塑料拖鞋、温顺地躲在令人恶心的面纱后面的梅丽，他能这样带多恩来见她吗？她的肩膀多宽啊，像他一样。但挂在这骨架上的却什么也没有。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女儿、一个妇人或一个姑娘，而是身着衣物的稻草人，瘦骨嶙峋的样子。那是收成极差的农场里生命的象征，不过是滑稽模仿出的人的模型而已。虽说还有一点像利沃夫家的人，但最多也只能糊弄鸟儿。他怎能带多恩到此？开车接多恩沿着迈卡特公路行驶，下公路后进入这条街，随后见到的就是仓库房、碎石块、垃圾、瓦砾……多恩看到这房间的情形，闻到这房间的气味，摸到这房间的墙壁，更别说这不清洗的皮肤，随意修剪、黏糊糊的头发……
“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只是梅丽为什么像个印度贱民似的住在这种简陋的小屋里，怎么会成为被通缉的谋杀犯，而是他和多恩怎么可能成了这一切的根源。他们的无伤大雅的缺点是怎样积累成这样一个人的？要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是她待在家里，高中读完后就上大学，还是会有问题。当然，也会出大问题。她很早就具有反叛精神，即使没有越南战争也会出问题。她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沉溺于反抗的乐趣中，竭尽全力去体验自己能不受约束到怎样的程度。但是她会待在家里。你在家发点疯不算什么。你不会享受那么单一的乐趣，你不会达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多次轻微发疯，你不会想到既然这么刺激，为什么不彻底疯狂一次？在家里，没有机会可以让你堕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在家里，你不可能生活在混乱之中；在家里，你不会住在无法无天的地方。家里家外有巨大的差异，她想像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但是，再没有不谐之音来打搅她的平静了。这里是她的里姆洛克幻想，其巅峰程度令人胆战心惊。
“不知道。想让你帮帮我。”
她的房间没有窗户，只在门上方有个狭小的气窗对着光线暗淡的走廊，和一个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墙围着的二十英尺长的小便池。他走进房子闻到它的气味的时候就想用拳头砸它个稀烂。走廊通到外面街上。经过的那道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门框里连玻璃也没有。在她房间里，他没有看见水龙头或暖气片，想像不出她的卫生间像什么样子或在哪里。他暗自想道，走廊上那个也许就派那种用场。她用，也方便那些从公路钻进来或下面马尔伯里街上来的流浪汉。她本该比这生活得好些，好得多，哪怕只是多恩所养的一头牛。在牛棚里，在气候最恶劣的时候，牛群还可以挤在一起，靠相互身体的接触取暖。冬天它们长出粗糙的皮毛，梅丽的母亲甚至在雨雪天，在天寒地冻时，早晨六点前就起来给它们喂草。他认为在冬天那些牛并不像那么不幸。他还想到他们称为“废物”的那两头牲口，多恩退休的巨兽康特和老母马萨利。按人的岁数讲，它们已经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它们上了年纪后才发现对方，然后再也不愿分开——谁要走开，另一个准会跟随，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这让它们活得很好，很幸福。看见它们每天一成不变的日程和所过的美妙生活真让人向往。不由想起晴朗的日子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四肢晒得暖洋洋的。他想到，她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
“没有谁能帮你。”
三代人啊，他们渐渐衰老，工作、存钱、成功。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
“你心肠太狠，你对我太狠。”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最后忠诚银行。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当年刚来美国时人生地不熟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标志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童话里才有的标志。
“是啊，我看起来不太友善，一直都这样。问问父亲就知道了。你才是那种看起来很友善的人。可是看看，你落到什么地步了。不愿冒犯他人，总责备自己，各方面都忍让。当然，这是‘自由’——我清楚，一个宽宏大量的父亲。但是那意味着什么？核心是什么？总想把所有人团结到一起。看看，你成了该死的什么样子！”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三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单词，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单词，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垂直墙面上一泻而下，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第一忠诚银行(1)。
“我没有发动越南战争，我没有发动电视大战(4)，我没有让林登·约翰逊成为林登·约翰逊。你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她为什么要扔炸弹，那场该死的战争。”
那是过去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褪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靠在电线杆上懒散的醉鬼。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
“是的，你没有发动战争。你制造出美国最愤怒的孩子。从她还是个小孩起，她说的每个字都是一颗炸弹。”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马尔伯里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马尔伯里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通过一条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炒面当晚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大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马尔伯里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中国人堂派之间斗争”的故事。
“我尽可能给她所有东西，每样东西。我给了她一切。可以向你发誓，我给了她一切。”现在他哭得自如了，已没有什么东西介于他和哭泣之间。这是一种惊奇的新体验——他哭着，似乎这样哭一直是他生活的目标。这么多年来，能像这样哭是他隐藏得最深的野心。现在他达到目的，回忆起他给予的一切和她索取的一切，那种同时的给予和索取塞满了他们的生命，从某一天起一言难尽（不管杰里说什么，不管他现在乐于强加到瑞典佬头上的所有责备），真的说不清楚，在她看来变得那么讨厌。“你谈起来，好像我应付的这些事任何人都能应付。但是没有谁做得到。谁也不行！谁也没有对付这种东西的武器。你认为我无能？你认为我不称职？我不称职的话，你上哪里还能找到称职的人……如果我……明白我说的话吗？我应该是哪样的人？我不称职的话，其他人又怎样？”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哦，我理解你。”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轻松自如的哭泣对瑞典佬而言，总像走路时失去平衡，或者故意给人留下坏印象一样难。轻松自如的哭泣是他有时几乎要嫉妒别人的东西。妨碍他哭泣的大男子的障碍剩下的碎块和残片，也被弟弟对他的痛苦的反应粉碎了。“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样……”他讲道，“……那还不够，不够，那么，那么……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任何人表现出来的都不够。”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掰开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你终于明白！真是那样！我们都不够。我们没有谁够！包括把一切事情都做好的人！把事情做好，”杰里厌恶地说，“在这世上把事情做好。看，你会抛弃自己的外表，和你女儿斗一斗意志力，是吗？在运动场上你那样做过。你就是那样得分的，记得吗？你用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竞争，你得分了。如果有用的话，把它当做一场比赛。可是没有用。你以前参加的是典型的男人运动，你是个爱行动的人，但这次不是典型的男人运动。好吧，你没有想到那样做，你只发现自己会打球、做手套、娶美国小姐。与美国小姐待在一起，哑口无言、反应迟钝。玩扮演白人新教徒的游戏，一个来自伊丽莎白的小个子爱尔兰姑娘，和一个来自威克瓦西高中的犹太男孩。那些奶牛、养牛协会、殖民地旧美国，你认为这一切外表的东西无需任何代价。优雅漂亮、天真无邪。可是那也得付出代价，塞莫尔。我也该扔颗炸弹。我也想成为耆那教徒，住在纽瓦克。那白人新教徒的狗屁胡说！我不清楚你内心到底有多少话不能讲出来，但这就是你受到的蒙蔽。咱们老爹确实彻底压制你。你想要什么，塞莫尔？你想摆脱出来？那也不错。其他任何人早就摆脱了。就这么办吧，摆脱出来。想想她对你生活的鄙视，摆脱她。承认你本身有某种东西她非常仇视，别管那该死的，再也不去看那母狗。只当她是个怪物，塞莫尔。即使怪物也有出处——即使怪物也需要父母。但是父母不需要怪物。摆脱她！你如果不愿摆脱，如果这是你打电话的原因，那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她回来。我去对付她。怎么样？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帮助。你要我来，我会收拾办公室，乘飞机来。我会到那里，我可以保证，把她从迈卡特公路拖走，这小混蛋，这自私自利的该死的家伙，她在和你玩狗屁游戏！她不会和我玩，告诉你。你想还是不想？”
房门上边的山形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装饰用的石头檐口——就算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是谁为赚点小钱就从某个办事处开来了车载升降机。伊萨克旧城区带火鸡图案的装饰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都有市场，赤陶土的火鸡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组成的中楣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浸会大教堂关闭后被木条封上，但还是遭到抢掠、被铲平，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木条封起来，就等于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把东西剥下来——这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席卷一切”，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我不想那样。”杰里认为他明白这些事情，他却不明白。他认为事情总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根本没有联系。我们怎样生活和她干的这些事有联系？她在哪里长大和她的所作所为有联系？这和其他事情一样，不能联系起来——是同一团乱麻的一部分！他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杰里咆哮道。杰里以为靠咆哮、喊叫就能逃避困惑。可是他喊叫的一切都错了，没有一项是真的。原因，明确的答案，该谁负责？理由。可是没有理由。她不得不成为这个样子。我们都如此。理由在书上。我们能在这古怪的惨景发生后再回到一家人过去生活的样子吗？不可能。也没有可能。杰里想尽量说出道理，可是你不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对此一窍不通。没人理解，这不合常理。这是混沌，彻头彻尾的混沌。“我不想那样，”瑞典佬告诉他，“我受不了。”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整洁的砖墙，带弯曲的铁铸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着。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对你来说，太粗暴了。在这世界上，太粗暴了。女儿即使是个杀人犯，这样干还是太粗暴。作为新兵训练员，还是太粗暴。好吧，大个子瑞典佬，温和的巨人。我的候诊室里挤满了病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隧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你们这些人，趴下！”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斯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1)英语为First Fidelity Bank，即前文提到的三个单词。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地下通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这几乎是全世界最危险的一条地下通道。
(2)指古巴领袖卡斯特罗。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警察抓住，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地下通道。那条地下通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椅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人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1898—1979），其作品包括《爱欲与文明》（一九五五年）。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布——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她看上去吃得很少，很少；从她的外表很难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是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印度教贱民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4)亦指越南战争，它是历史上第一场被以美国为首的世界电视媒体进行大规模转播的战争。
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这种流利的语调——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典型正规的还是她别出心裁，她甚至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扁任何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永恒不朽的自我满足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