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些愚蠢的老歌中的一首，他教过自己的小女儿，她唱起这首歌，总是很流利。
她已经坐到床罩上，架起二郎腿，头下垫着两个枕头，开始轻轻地唱：“啊，莉迪亚，啊，莉迪亚，我的百科——全书，啊，莉迪亚，文身的夫人……”
“来操丽塔·科恩的，是吗？”
他的钱装在手提箱里，不只是她要的面值十元和二十元的那五千美元，还有面值五十元的另外五千美元。总共一万美元——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会对梅丽有什么好处？梅丽不会见到一分钱。他又说道——聚集全身的力量，以免自己失去控制——“我把你需要的钱带来了。”他尽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常态，虽然这一切不太可能。
“我来，”他说，“给你送钱。”
“啊，你好。进来吧，”这女孩说。我想你见见我父母。妈妈，爸爸，这是塞莫尔。工厂是一幕，饭店另是一幕。“请吧，进来，随便点。”
“让我们操、操、操，爸、爸、爸爸。”
“我把钱带来了。”他说，站在房间门口朝下注视着她，深知他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我把钱带来了。”他重复道，准备关着听她怒斥这些钱是从工人的血汗中盗窃而来。
“如果你有点大家都有的感情——”
她第一次身穿裙子和宽松的上衣，俗气花哨的廉价衣服和高跟鞋。她摇摇晃晃地在地毯上走过来，看起来比她穿工作靴时的个头还要小。发型还是像以前那样土气，但她的脸蛋，平常无精打采、不加修饰的小圆脸，现在却涂上唇膏，画好眼影，颊骨抹上粉红色油彩。她像一个洗劫了母亲房间的三年级学生，那些化妆品使得她毫无表情的脸蛋更吓人，其变态神情比以前苍白无色时更厉害。
“别说这些，瑞典佬。你知道什么叫‘感情’？”
但是多恩相信，如果他到曼哈顿，钻进茫茫的人海，在会面的那个下午注意不让人钉梢，赶到饭店，梅丽本人肯定会在那里等着他——荒谬的童话般的希望，没有丝毫保证，可他心里也不想反驳，即使每次听到电话铃响他的妻子的理智又减少一成，他还是如此。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所以他交出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紧身连衣裤、芭蕾舞鞋和口吃日记。现在他又将与丽塔·科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一个房间见面，这次他带来五千美元，全是没有标记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正如上次她要剪贴簿时他知道应该通知联邦调查局一样，他现在也懂，如果进一步附和她的凶险计划，就会没完没了，那将出现他们都无法预见的巨大灾难。转交剪贴簿、紧身连衣裤、芭蕾舞鞋和口吃日记后，他被狡猾地陷害了；现在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嘘，嘘！别装了。你来这里是想操我。不管问谁。为什么中年资本主义狗要到饭店房间会见年轻的屁股？操她。说出来，就说：‘我来操你。把你操舒服。’说吧，瑞典佬。”
多恩求他按照那女孩要求的做：也许梅丽不会被人注意到，只要他们让她别出现，等到那商店的毁坏——还有康伦医生的死——被人遗忘就好了。他们最好是将她藏在哪里，给她提供所需的一切，甚至到别的国家，等待这种因战争而疯狂的女巫猎杀活动终止和新时代的到来。那时候，她会就她绝对、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得到公正的处理。“她被骗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一位父亲还能相信别的？——也因为他日复一日，每天一百次地听多恩这么讲。
“我不想这样说。请你住手吧。”
丽塔·科恩来取剪贴簿的那天，他应该通知联邦调查局——至少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梅丽还存在的证据。如果他还想有进展，而不是被她的绝望所逼迫，他早应该相信其他人，而不是多恩，与那些不像她这种动辄就要自杀的人一起制定策略。她因悲痛现已语无伦次，除了歇斯底里，根本无法思考，也无所作为，他却去满足这样一位妻子的要求，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早该留意自己的猜疑，立即联络那些在爆炸后第二天就询问过他和多恩的特工。他知道丽塔·科恩是谁后就该拿起电话，甚至当她还坐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就该这么做。可是他却直接开车从办公室回家了，他从来就不能摆脱所爱的人对他的影响去做出决定，目睹他们受难是他最大的痛苦。甚至当他们不能理智地商讨，或偏离主题时，忽视他们的过分要求、违背他们的期望，在他看来都是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力量。他不能破坏自己作为一个无私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已被大家抬举得这么高。在厨房餐桌边，他坐在多恩的对面，听她长时间地述说，她悲伤地哭泣，半疯半癫地求他别对联邦调查局讲一个字。
“我二十二岁，什么都干，全都干。说吧，瑞典佬。”
她是某种聪明的少年狂想者，完全按照自己变态的意愿行事，一个该遭谴责的少年疯子，她从不在意看梅丽一眼，除了在报上读过，她不过是一种“政治化”狂人——纽约大街上到处都是他们这类人——罪恶的丧失理智的犹太孩子，她只是从报纸上、电视上和梅丽在学校的朋友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生活的信息。那时梅丽在学校的那些朋友到处散播同一句话：“离奇古怪的旧里姆洛克面临惊人之事。”根据这种说法，梅丽在爆炸前一天已经在学校四下宣扬，把这事告诉了那四百个孩子。这是对她不利的证词，所有这些孩子在电视上宣称他们都听她讲过——那种传闻和她的失踪就是全部证据。邮局被炸飞，综合商店也跟着倒霉，但没有人看见她靠近那里，谁也没有看见她做这事。如果她不失踪的话，谁也不会联想到她。“她受骗了！”一连数天，多恩在那房子四下走动着哭道，“她被拐走了！她上当了！人们正在某个地方给她洗脑！大家为什么要说是她干的？没人与她有任何接触。她与这事根本没有一点关系。他们怎么能相信这是个孩子干的？炸药？梅丽拿炸药干什么？不！不是真的！人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冷嘲热讽，能带他找到梅丽？她觉得怎么侮辱他也不解恨。她是在模仿某人，按预先写好的剧本表演？或者是他在对付一个根本不能打交道的人，因为她已经发疯？她像黑社会的成员。这个瘦小、白脸的暴徒是黑社会老大？在黑社会里，权威归于最残忍的家伙。她最残忍？还是有其他更坏的，那些家伙现在正囚禁着梅丽？也许她最聪明，是他们的演员。也许她最腐败，是他们年轻的娼妓。也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游戏，中产阶级孩子们在外的纵欲狂欢。
“模范人物，”丽塔说道，她从嘴边冒出话来对他讲，似乎这样会更容易毁掉他的生活。“人人喜爱、洋洋得意的模范人物，实际上是个罪犯。伟大的塞莫尔·利沃夫，全美资本主义的罪犯。”
“我不适合你？”她问，“你这样的大家伙没有粗野的欲念？来吧，我不是那种可怕的人。在我这么小的个子身上你不会遇到对手的。看你，像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深怕羞辱的儿童。除了你著名的纯洁外，就没有其他东西？我肯定你有。你那里准有一根厉害的柱子，”她说，“社会的栋梁。”
小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有谁能这样彻底不计后果？答案是有的。他与自己女儿唯一的联系是这个孩子，而这家伙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敢讲，可能什么也不做——只是不择手段地使她自己开心而已。她的言论都是刺激物：目的是激动兴奋。
“说这些有啥目的？能告诉我吗？”
没有谁开口这样讲话，瑞典佬心想。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个凶暴专横的幼儿，这个讨厌的、固执的、愤怒的、残忍的孩童，不可能是我女儿的保护神，只能是她的看守。具有全部智慧的梅丽却处于这种孩子气的残忍和卑鄙的控制下。一页口吃日记里包含的人性理智比这个疯孩子脑袋里所有虐待狂理想主义涉及的还要多。啊，碾碎她那长满头发、坚硬的头骨——现在动手，用他两只强壮的手，挤压，直到将所有邪恶念头从她鼻孔挤出来！
“目的？当然。使你面对现实，这就是目的。”
“她不属于别人，你知道——她不是财产。她不再软弱无力。你不能占有梅丽就像你占有在旧里姆洛克的房子，在蒂尔的房子，在佛罗里达的公寓，在纽瓦克的工厂，在波多黎各的工厂，在波多黎各的工人和所有那些奔驰汽车、那些吉普车，以及那些手工缝制的精美的西装。你知道我逐渐了解什么有关你们这些占有整个世界、性情温和、家庭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吗？你们最不了解的是现实的本质。”
“那还要多残忍？”
“她在哪里，见你的鬼！”
“使你面对现实？使你赞美现实？使你参与现实？使你站出来走到现实的前沿？这不是野餐会，黑猩猩。”
“你女儿很安全。你女儿有人爱。你女儿正为她信仰的东西而战。你女儿终于在体验这世界。”
他早有思想准备，不想和她纠缠，她怎样厌恶自己都不介意，不管她说些什么。对她粗暴的言辞，他知道怎么对付，这次他打算不理睬。她并不愚蠢，什么都敢说——他太了解啦。但他没想到的是情欲，一种强烈欲望——他没料到除语言暴力以外还会遭到其他东西的攻击。尽管她肉体呈病态的苍白、可笑的孩子气的化妆和廉价的棉布衣服使他深恶痛绝，可半躺在床上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体，瑞典佬这个胸有成竹的超人知道控制不了自己。
“她在哪里？”
“可怜的东西，”她鄙夷地说，“里姆洛克有钱的小男孩，封闭得这样。让我们干起来，爸、爸、爸爸。我将带你去见女儿。我们会把你的鸡巴洗干净，拉好裤链，再带你到她那里。”
“你真的坚持？我们刚才在谈多尼是否爱她的女儿，你知道在我们这么奢侈地谈话的几分钟里有多少越南人被杀？都是相对的，瑞典佬，死亡都是相对的。”
“你愿意？我怎么知道你愿意带我去？”
“她是我女儿。有人死了，我女儿正因谋杀被起诉。”
“等一下，这要看事情的进展。最糟糕也不过你给自己搞了个二十二岁的阴道。来吧，爸爸。到床上来，爸、爸、爸。”
“为什么？”
“闭嘴！我女儿和任何这类的东西都不会搅在一起！我女儿和你不会有什么关系！你这小狗屎——你连给我女儿擦鞋都不配！我女儿与那次爆炸没有关系。你知道！”
“我想见她。”他说。
“请安静，瑞典佬。请安静，情人男孩。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想见女儿，就过来把丽塔·科恩狠狠地操一回。先干，再提钱的事。”
“你为什么想知道她在哪里？”
她已将双膝举到胸前，一只脚蹬在床上，大腿张开，花布裙撩至臀部上面，里面什么也没穿。
“她在哪里？”
“这里，”她轻声柔气地说，“就放这里，攻击这里，怎样干都行，宝贝。”
他一直让她说下去，让自己去听，只因为他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出错，他当然想知道。忌恨的是什么？有什么委屈？那是秘密的核心：梅丽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但这一切都未说明什么。这不可能是相关的原因。这不是隐藏在那房子爆炸背后的东西。不是。一个绝望的男人屈尊俯就一个奸诈的女孩，不是因为她会慢慢道出其中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没有其他人可依靠。他感到自己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在模仿寻找答案的人。这场交手完全是可笑的错误。还指望这孩子对他实话实说。她怎么侮辱他都不解恨。有关他们生活的一切都被她的仇恨彻底改变了。就是这个仇恨者——这个叛逆的小孩！
“科恩小姐……”他不知道在自己有限的还击的武器库里能找到什么——体内某种东西被她的言辞搅动，这可不是他预想的进攻。她带到饭店的是准备投掷的炸药管，就是这种东西，想把他炸上天。
“还在庇护你的那位妻子，”丽塔说，又朝他大笑起来，“难以置信的不懂事理，简直无法相信。你知道她恨她另外的原因吗？她恨她是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对于新泽西小姐来说，嫁给犹太人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要抚养一个犹太人，那需要另一套技巧。你有个非犹太人老婆，瑞典佬，但是你得不到非犹太人女儿。新泽西小姐是条母狗，瑞典佬。梅丽如果想要点奶和养育之情的话，即使吮吸母牛也会好得多。至少母牛有母性的感情。”
“亲爱的，怎么啦？”她回答道，“想让人家听见，你得像个大孩子般的大声讲话。”
“没有仇恨的目光。可能有什么问题……但不是那样。不是仇恨。我知道她谈的是什么。你所讲的仇恨是她母亲的焦虑。我知道那种目光，但那是关于口吃。我的上帝，那不是仇恨。恰恰相反，是关怀，是忧伤，是无助。”
“这种展示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因为她与多恩夫人完全不同。她母亲恨她，瑞典佬。真可耻，你这么晚才发现。恨她是因为她不娇小，是因为不能照那种‘啊如此漂亮’的乡村样子把头发梳到后面。梅丽遭到的仇恨就像慢慢渗入你的毒素一样。多恩夫人就是每餐给她下一点毒也比不上这么干狠毒。多恩夫人总带着仇恨的目光看着她，直到将梅丽变成一堆狗屎。”
“一切关系，”她说，“你将从这种展示看到有些事情非常清晰的画面，会让你大吃一惊。”她双手慢慢摸向下面。他扭头不看。
“什么原因？告诉我。为什么恨她？”
“这下面是丛林，”她说，“你还不明白这和发生的事情的关系？你看一看，好好看看。”
“你知道是什么使梅丽成其为梅丽？十六年生活在被那位母亲仇恨的家庭里。”
“科恩小姐，”他说，紧盯着她的眼睛，这是上帝赐予她的美貌象征——一个孩子的眼睛，他发现一个好孩子的眼睛，那里面和她想干的这些事没有一点共通之处，“我女儿失踪了，有人死了。”
“但是你描述的这些从未发生过。根本没发生过你说的这些事。即使有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确实没有。”
“你还不明白，你什么都搞不清楚。看看这里，给我描述一下。我错了？你看见什么？看到了？不，你什么也没看见。你看不见，因为你什么都不看。”
丽塔大笑起来：“遵纪守法的新泽西该死的公民先生，一点点虚假的感情在他看来也像爱。”
“这毫无意义，”他说，“你这样征服不了别人，除了你自己。”
“你是说——不，不是那么回事。聚会？你说的是她带上朋友到白屋聚餐的事？那是她十二岁生日。这个‘女人成年’的废话是什么？那次是生日聚会，和月经来潮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谁告诉你这些的？梅丽不会对你说。我记得那次聚会。她记得那次聚会。那是一次单纯的生日聚会。我们把那些女孩全部带到白屋的那家餐馆，她们玩得很开心，有十个十二岁女孩。现在一切都毁了。有人死掉了，我女儿正因谋杀被起诉。”
“你知道它有多大？我们来看看你猜得准不准。很小，我猜是四号。这是女士中最小的，再小一点就是儿童的了。我们看看你放进十几岁的四号里面怎样，看是否这四号可以使你得到梦想中的最开心、最温暖、最舒适的性交。你喜爱上好皮子，喜爱优质手套——插进去。但要慢慢地，慢慢地，第一次要慢慢地插。”
“我们在谈一个女儿被她选美皇后母亲羞辱的事。我们在谈一位母亲对她女儿的自我形象完全殖民化的事。我们在谈一位对她女儿没有丝毫感情的母亲——而这女儿却有你生产的那些手套一样深的内涵。整个家庭和你真正关心的一切都是表皮。外胚层。表面。但下面是什么，你没有一点线索。你认为那就是她对那个口吃女孩的真正感情？她容忍口吃女孩，可是你看不出感情与容忍之间的差别，因为你自己太笨。这是你另一个该死的童话故事。月经来潮聚会。聚会庆祝！天哪！”
“为什么还不停下来？”
“我们没有谈到什么聚会。什么聚会？”
“好吧，如果你决定这样，如果你这么勇敢，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就闭上眼睛，上前来闻一闻。走过来吸口气。这块沼泽，把你吸进去。闻闻，瑞典佬。你知道手套的气味，闻起来有新车里面的味道。那么，这就是生活的气味。”
“你不记得‘女人成年聚会’？庆祝她的月经初潮来临。”
她那双黑色的孩子气的眼睛，充满刺激和快感，全是厚颜无耻、不合情理、奇思怪想，是丽塔的真相。只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想挑逗、激怒和唤醒他。她已完全变形，这反复无常的淘气顽童，带来灾难的妖怪。似乎在充当他的折磨者和毁掉他家庭的同时，她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罪恶意义。这个犯故意伤害罪的少年。
“你对这一点都不了解。我女儿在哪里？她在哪里？这种交谈毫无意义，梅丽在哪里？”
“你的生理克制力令人吃惊，”她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你偏离中心？我不相信还有你这种人，其他人在几小时前早就被自己的勃起制服了，你是返祖现象。尝尝它。”
“假的，假的，假的。她在一个像该死的上流社会一样的农场工作——”
“你还不算女人，这么干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你成为女人，只能成为女人的滑稽模仿品，令人厌恶。”他像遭到进攻的士兵一样朝她快速地反击。
“梅丽的母亲整天在农场干活，整天和动物打交道，整天操作农业机械，她从早上六点钟干到——”
“那看都不看一眼的人，又算什么的滑稽模仿品？”她问他，“看一下不正是人的天性吗？这人因为被现实套得太牢，总将目光移到别处，他又算什么？是因为与他所了解的那个世界一点也不和谐的缘故？他以为他了解。尝尝！这当然令人讨厌，你这伟大的童子军——我堕落了！”看到他不愿把目光降低一英寸，她不由得大笑起来，高声叫道，“这里！”
“对于不漂亮、不可爱、不需要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想像可谈。一点也没有。加在她自己女儿身上的是轻佻的微不足道的选美皇后的思想和缺乏的想像力。‘我不想看到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想看到阴暗的东西。’但这个世界不像那样，多尼宝贝——是乱七八糟，是黑暗，是可憎！”
她肯定是把手伸到了她的体内，她的手肯定伸进去不见了，因为过了一会儿，她把整只手向上伸到他面前，手指尖上带着她的气味直接伸到他面前。他无法挡在外面，来自她体内的肥沃的气味。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将揭开谜底。你想知道这与发生的事情的关系？”她说，“它会告诉你。”
“你怎么看梅丽对奥黛丽·赫本的那些狂热劲？因为她认为那是与她充满虚荣的小母亲打交道的最好机会。这一九四九年的虚荣小姐，很难相信你会在这位矫揉造作的人身上发现这么多的虚荣。啊，确实如此，还恰到好处。只是没给梅丽留下多少空间，是吧？”
他内心有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么强烈的意向和对这意向的抵御，全是冲动与反冲动，他再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一边划出的界限要他不得跨越。所有这些想法都以陌生的语言在脑海里闪现，但他依然知道不得越线。他不能将她抓起来扔向窗户，不能将她抓起来掷到地板上，没有任何理由将她抓起来。他要聚集剩下的那些力气使自己不至于瘫痪在她床前，不能靠近她。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她将伸给他的手慢慢举到脸上，在空中飞快地画着可笑的小圈，然后触到嘴上，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滑入嘴唇之间，仔细舔干净。“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想我告诉你？这味道像你女、女、女儿。”
“假的，全是假的。选美女王和足球队长的女儿——对于具有灵魂的女孩来说，那是什么样的噩梦？小巧的衬衫领连衣裙，小巧的鞋子，小巧的这样，小巧的那样。总在变换她的发型，你认为她想梳理梅丽的发型，是因为她爱她，还有她的相貌，还是因为她讨厌她，因为她未能生一个小选美女王，那样的话，长大后便是她自己的形象，也许成为里姆洛克小姐？梅丽不得不去上舞蹈课、网球课。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做没做鼻子整形。”
他闩上门，使尽所有力气。
“梅丽从六岁起就铲牛粪。你不了解你所说的东西。梅丽加入了四健会，梅丽驾驶拖拉机，梅丽——”
就这么回事。十分钟，或者十二分钟就完事了。联邦调查局接到他的电话后赶到饭店时，她早走了，他扔在一旁的手提箱也不见踪影。他并没有将孩子气的残忍和卑鄙关在门外，也未能挡住堕落的挑逗，而是将他再也无法命名的东西挡住了。
“多恩夫人？庄园夫人多恩？我知道有关庄园夫人多恩的一切，因为对自己出身的阶层感到羞耻，她才极力将女儿送入社交界。”
面对这他无法命名的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错了。
“你一点不了解梅丽的母亲。”
五年过去了。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徒劳地等待丽塔在他的办公室重新出现。他没有给她照相，没有保留她的指纹——不，他们见面时，在那么几分钟里，她尽管是个孩子，却总是老板。现在她消失了。在特工和素描画家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要他画出丽塔的像，他自己也注意研究日报和周刊，查找事实的真相。他等待丽塔的画像刊登出来。她肯定在某处。到处都有炸弹爆炸。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得，炸弹毁掉了兵役登记办公室和科罗拉多大学后备军官训练营总部。在密歇根州，大学里发生了爆炸，人们还用炸弹攻击警察局和征兵局。在威斯康星州，炸弹摧毁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一架小型飞机从上空飞过，朝弹药厂扔下装着炸药的两只罐子。威斯康星大学的校舍遭到炸弹的袭击。在芝加哥，炸弹摧毁了为在干草市场暴乱中丧生的警察而立的纪念碑。在纽黑文，有人用燃烧弹袭击法官的家，因为他主持审判了策划摧毁商店、警察局和纽黑文铁路局的十九名黑豹党成员。大学校舍遭到袭击的还有俄勒冈州、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匹兹堡的一家购物中心、华盛顿的一个夜总会和在马里兰州的法庭也都有炸弹爆炸。纽约有连环爆炸案发生——在联合水果码头、海事密银行、厂商信用社、通用汽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曼哈顿总部、IBM公司和通用电话电子公司都遭到袭击。曼哈顿市区的一个兵役登记中心被炸，刑事法庭大楼被炸，三颗燃烧弹在曼哈顿一所高中爆炸，八个城市的银行保险库也发生了爆炸。她肯定参与了其中之一。他们会抓住丽塔，就在犯罪现场——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她就会带领他们找到梅丽。
“梅丽永远不想再见到你，还有那位母亲。”
他每晚都身穿睡衣坐在厨房里，等着她那张满是煤灰的脸出现在窗口。他独自坐在厨房，等着他的死敌丽塔·科恩回来。
“别说这些，我对孩子气的陈词滥调没有一丁点兴趣。你不知道工厂是什么，不知道制造业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不知道什么叫劳动，对什么叫雇用，什么叫失业，你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你不了解什么是工作，你这一生中还没有干过一项工作。即使你愿意去找一份工作，也干不完一天，不管是当工人、经理或者老板都一样。废话够多了。我想让你告诉我，我女儿在哪里。这才是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她需要帮助，需要真正的帮助，而不是可笑的废话。我要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她！”
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拉斯维加斯被炸，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被炸，五角大楼被炸——那是在五角大楼空军部四楼的女士卫生间发生的！凶犯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们袭击五角大楼这个美国军事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对越来越多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越南的炮击做出的反应，此时美国的水雷和炮艇正在封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港口，华盛顿正在制订计划扩大战争规模。”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我要是再听她说一次，塞莫尔，我准会发疯。这是他们的女儿！梅丽用炸弹袭击五角大楼。
“我知道种植园是什么样子，勒格里先生(7)——我是说，利沃夫先生。我知道管理种植园是怎么回事，你要管好你的黑鬼。你当然会这么干。这叫做父系资本主义，你占有他们，和他们睡觉，当你使用完了，就将他们扔出去。如果必要，就对他们动私刑，用他们娱乐，用他们赚取利润——”
“爸、爸、爸爸！”他在办公室里常听见她的喊叫声盖过缝纫机的噪音，“爸、爸、爸、爸爸！”
落入这个孩子的掌心，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讨厌的孩子满脑袋全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胡思乱想！小家伙在车里占的空间还抵不上利沃夫的牧羊犬，却装出一副正驰骋于世界大舞台的样子！这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小鹅卵石！这整个令人厌恶的一套，除了与被压迫阶级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伪装的愤怒的幼稚的自我主义，还能是什么？她为世界上的工人们所担负那些重大的责任！自我主义的病态勃然表露出来就像矗立的头发一样狂妄地宣称：“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我想——我想的就是重要的！”是啊，无意义的头发构成他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一半，这给她的行为差不多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与那另一半不相上下——就是那些关于改变世界的夸夸其谈的术语。她有二十二岁，不过五英尺高，采取超出她理解能力而被称作权力的非常有效的方式，投入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之中。没有一点考虑的必要，在他们的愚昧无知面前，思维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甚至不用思考也无所不知。毫不奇怪，他费九牛二虎之力掩盖住的冲动一时被无法控制的愤怒引发了，似乎他与她那种以最不可思议方式进行的狂乱的毫不妥协的使命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她热衷于将他往最坏方面想，这在他看来很重要，所以他严厉地对她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谈些什么！美国公司在菲律宾、中国香港和台湾、印度、巴基斯坦和所有地方生产手套——但是我没有！我有两个厂，两个。一个是你在纽瓦克参观过的。你看见过我的雇员是怎样不幸福，那就是他们为我们工作了四十年的原因，因为他们被如此残酷地剥削。在波多黎各的工厂雇用了二百六十人，科恩小姐——这些是我们培训出来的人，从头教会的，是我们所信任的，在我们没去庞塞之前，这些人很少有足够的活可干。在工作机会匮乏的地方，我们提供工作，我们教会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缝纫技术，这些人懂得很少。你一无所知，你对任何事情都毫不了解——在我带你参观之前，你甚至都不知道工厂是什么样子！”
她失踪两年后，在格林尼治村最安宁的住宅区中最精美的希腊复兴式的房子里一颗炸弹爆炸——三次爆炸和一场大火摧毁了这座古老的四层楼砖房。这房子的主人是一对有钱的纽约夫妇，他们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爆炸发生后，两个晕头转向的女孩跌跌撞撞地跑出房子，身上满是伤痕。其中一人赤身裸体，人们说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一位邻居照顾她们，给她们衣服。但在这位邻居跑出去看被炸的房子、考虑是否还能帮上什么忙的时候，这两个年轻女人却走掉了。一个是房子主人的二十二岁的女儿，她是被称为“气象员”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下面一个暴力革命分部的成员。另一位身份不明。另一位是丽塔，是梅丽，他们把她也骗进去了！
在这之前，瑞典佬同丽塔讲话时总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尽管她一心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丽塔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她不可或缺。虽然他不指望靠控制自己的感情使她有一点改变，每次他都给自己打气，千万别表现出绝望。羞辱他是她自己的如意打算，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个衣着保守、事业成功、富有传奇色彩的六英尺三的大个子、身价数百万的家伙身上，很明显，这是她生活中重要的时刻之一。但在这些天里，全是些重要时刻。他们有梅丽，十六岁的口吃的梅丽。他们有个活生生的人和她可以玩弄的家庭。丽塔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摇摆不定的凡人，更不能被当做初见世面的新手，而是一个与这世界上残暴行为神秘和谐的生灵，以历史公正的名义，她有权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者塞莫尔·利沃夫一样险恶。
他整夜都在厨房里等着女儿和那位“气象员”女孩。现在安全了——对这房子的监视、对工厂的监视和对电话的窃听已取消一年多了。现在出来没事。他解冻一些汤准备招待她们。他想到她刚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的时候，因为多恩的牛群，她认为自己今后要当个兽医。也是她的口吃使她转向自然科学，因为她专注于一个科学项目，干着手里的活时，她的口吃总会减少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位做父母的看得出这与炸弹之间的联系。每个人都可能疏忽，不只是他才这样。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完全是天真无邪的。一切都是这样。
“你给波多黎各庞塞工厂的工人的报酬有多少？给那些为你制作手套的香港和台湾的工人的报酬又如何？为了满足在庞维特商店购物的太太们的需要，那些菲律宾女工用手工缝制，眼睛慢慢变瞎，你又给她们什么？你什么都不是，只是臭狗屎似的小资本家，剥削着世上的褐皮肤和黄皮肤的人们，自己却住在防止黑鬼进来的安全门后面，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人们在烧掉的房子的碎石堆中发现一个年轻男子的尸体，第二天被证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暴力反战游行的老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名叫“疯狗”的激进小组的发起人。第二天另一个逃离爆炸现场的年轻女人被确认：是又一激进分子，但不是梅丽——是纽约左派律师的二十六岁的女儿。更糟糕的是听说在那房子的瓦砾中还找到另一具死尸——一具残缺不全的年轻女人的躯体。“这次爆炸的第二名受害者没有被马上辨认出来，助理法医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说，‘我们还需花点时间才能知道她是谁。’”
“是吗，真该那样？”
他独自一人待在厨房的桌子边，知道她是谁。六十管炸药，三十支雷管，一窝自制的炸弹——十二英寸长的管子装上炸药——人们发现这些东西就离那具尸体不过二十英尺远。管子里装着和把哈姆林商店轰上天的一样的炸药。她当时正在组装一颗新炸弹，出了点错，于是将那房子炸飞了。先是炸掉哈姆林商店，现在是她自己。她这么干了，让这古雅小镇的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结局。“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证实，在那残缺的躯体上扎有许多小洞，是铁钉所致，这证实了警方报告，这类炸弹很明显是包装起来用于攻击人的武器，而不仅仅是爆炸装置。”
“她认为你该被毙掉。”
第二天，曼哈顿有更多的爆炸发生：大约在一点四十分，市中心三幢建筑物同时发生爆炸。那具残尸不是她！梅丽还活着！她的身体没有被铁钉穿透、炸得四分五裂！“由于电话报警，警察在1点20分赶到那幢楼，在爆炸前疏散了二十四名看门人和其他员工。”市区爆破手和里姆洛克爆破手肯定是同一个人。要是她在第一颗炸弹爆炸前知道用电话报警的话，就不会有人伤亡，她也不会因谋杀被通缉。这样看来至少她长了点见识，至少她还活着，他也有理由每晚坐在厨房里等她和丽塔一块出现在窗口。
“真的？”他轻声地问。
他读到有关那两个年轻女人的父母的消息，两个女人已经失踪并因房子被炸遭到传讯。她们其中一个的父母在电视上询问自己的女儿，当房子被炸时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这位母亲说：“如果再没有其他人，搜寻就可以停下来，等周围的墙拆掉后再说。我相信你。”她还对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同志在一起、将那房子用做炸弹工厂的失踪的女儿讲：“我知道你也不愿意为这场悲剧再增添哀伤。请你一定用电话，或者电报，或者请其他人替你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我们。除了你很平安，我们不想知道别的事情，我们除了想对你说爱你和非常想帮助你以外，没有其他的了。”
“她恨你。”
这些也正是里姆洛克爆破手失踪后她父亲对记者和电视台说过的话。我们爱你，想帮助你。“当被问及他是否和女儿有‘很好的沟通’时，这个房子爆破手的父亲回答道，”其神态和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一样真实或者说痛苦，“‘身为父母，我们不得不说没有做到，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他用女儿说过的话表明，她也为了梅丽那种事业而战——在餐桌上，她严厉谴责自私的父母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声明自己战斗的动机是：“改变这个制度，将权力移交给现在没有掌握经济和政治大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民。”
“我不相信。”
据警方调查人员说，另一位失踪女孩的父亲与她“根本无法沟通”。他只是说：“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这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相信他，对他的这种无法沟通有深刻的体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父亲都了解，当他说出“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似乎不动声色的套话里藏有多么沉重的痛苦感情。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定会对他守口如瓶的表情感到惊讶。但他知道实际情况是那位失踪女孩的父母和他一样，正在陷落下去，日日夜夜都陷入不合情理的解释之中。
“没有听到她这么讲过。”
第三具尸体也在瓦砾中找到了，是一位成年男子。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刊登了第二位失踪女孩母亲的声明，消除了他对这两家父母的同情。当人们问及她女儿时，这位母亲说：“我们知道她很安全。”
“我们也是她的，小姐。”
他们的女儿杀死三人，可是他们还知道她很安全。但是关于他的女儿，尽管未被证实杀了任何人——关于他的女儿，她被这类享有特权的城市爆破手一样的激进小暴徒们所利用，她被人诬陷了，她是无辜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能拿他们怎么办？他女儿没有干过那事。她没有炸哈姆林商店，就和没有炸五角大楼差不多。从一九六八年起，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炸弹爆炸，他女儿和其中任何一件都没有牵连。他怎么知道？因为多恩知道。因为多恩肯定知道。如果他们女儿去干的话，她决不会在学校四处乱讲什么旧里姆洛克面临惊人之事。他们女儿太精明了。如果她要那样干，她会闭口不谈。
“因为是她的东西。”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他寻求答案，回忆所发生的一切，仔细想想使她成型的那种环境以及影响她的人和事，没有什么解释得了那次爆炸，直到他猛然想起那些和尚，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和尚……当然，她那时才十岁，也可能十一岁。从那时到现在，无数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在他们身上，在这世界上。尽管那以后的几个星期，她吓得要命，为那晚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东西大哭大叫，不停地谈论，睡梦中也被惊醒，还是未能阻止她的变化。每当他想起她坐在那里看到和尚从火中钻出来的情景——也和全国其他孩子一样对将要看见的一幕毫无准备，她只不过是个晚饭后和父母一块随意看看新闻的小孩——他肯定自己找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原因。
“但如果她想要这些东西……她为什么还要这些东西呢？”
那还是早在一九六二年或者一九六三年的事，也就是在肯尼迪被暗杀的前后，越南战争还未进入白热化阶段。正如人人所知，当时的美国还处于对那里的局势失去控制的边缘。那位和尚有七十多岁，身材瘦削，剃着光头，披着藏红花色长袍。他双腿盘坐，肩背挺直，就在越南南方某个城市空旷的街道上。他这样风度翩翩地坐在一大群和尚面前，这些人聚集起来目睹了事件的发生，他们如同在观看一项宗教仪式，那和尚举起一只大塑料罐，将汽油或者是煤油，不管是什么，从罐中倒出浇了一身，还泼洒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然后，他划着火柴，突突直冒的火焰形成的光环在他身上翻滚。
“可是，她不想和你谈。”
有时马戏团的表演者在演出海报上被称为“吐火人”，他可以装出火焰从嘴里喷出的样子，而在越南南方的某市的街道上，这光头和尚不知怎么搞的，却弄得那火焰不是从外面朝他攻击，而是由他体内向外喷出，不仅仅从他的嘴里，火焰还同时从他的头皮、面颊、胸脯、膝盖、大腿和双脚喷发出来。因为他一直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一点也没有显出身处火中的感觉，因为他甚至连一块肌肉都未动一动，更别说叫出声来，乍一看很像马戏团表演的绝技。好像烧掉的不是那和尚，而是空气，他使空气燃烧，自己却毫发无损。他的姿态极具象征意义，就像在其他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另一个人，一个无私的仆人，正陷入沉思冥想，心底宁静，在全世界面前，这只是碰巧发生在他本人身上、未对他造成影响的一连串事情中的一环，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打搅。没有喊叫，没有翻腾，只有他身居火焰中心的安详——镜头上看不到任何人有痛苦的表情，这种痛苦只出现在梅丽、瑞典佬和多恩脸上，他们吓得在客厅里抱成一团。火焰的光环、端坐的和尚、他栽倒前的瞬间液化，这些景象不知从何而来，窜入他们的客厅。涌进他们家的还有其他那些和尚，这些人刚才坐在路边石上冷漠地旁观，有几位还双手合在胸前做出亚洲那种表示和平团结的手势；涌进他们在阿卡狄山路的家的还有那具仰面朝天、躺在空旷街头、烧焦的漆黑尸体。
“我想和她谈谈。”
这就是改变了一切的东西。那和尚进入他们家住了下来，他平静地保持被烧焦时的姿态，似乎像非常灵敏却又纹丝不动的人。肯定是播出这个火祭节目的电视台干的。如果他们家的电视机当时调到另外的频道，或者关掉，或者坏了，如果他们全家晚上一块外出，梅丽就永远看不到不该看的东西，她也永远不会去做她不该做的事。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她说道，此时瑞典佬将这瘦长的十一岁女孩搂在膝上，紧紧地贴着他，轻轻地摇动。她还在说：“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起先，她吓得叫不出声来——只能憋出这几个字。只是后来，她上床睡了一会觉，突然爬起来，叫喊着冲出自己房间，穿过走廊，钻进他们的房间，问能否跟他们一起睡，她从五岁起就没有这么干过了。她爬上床来和他们待在一起，还问道是否能忘掉刚才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他们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让她坐在他们中间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她脑袋里没有什么使她恐慌。大约三点钟以后她终于睡着了，房间里灯还亮着——她不让他关掉——但至少她已经说够了、喊够了，弄得自己筋疲力尽。“你得在火里把自己烧、烧化才能使人、人、人们醒、醒悟？有人关心吗？人们有良心吗？这世、世界上难道没有一个人还有良心？”她每次提到“良心”这个词时都会哭起来。
“我真的不能。”丽塔酸酸地说道。
他们能对她讲什么？怎样回答她？是啊，有些人有良心，许多人有良心，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没有，这是真的。你很幸运，梅丽，你有被精心呵护的良心。对你一样大的人来说，这么有良心是令人钦佩的。我们感到很自豪有这么有良心、关心他人、对人们的苦难深表同情的女儿……
“当然，”他说道，手里拿着这日记本，他认为到了要把妻子每次在他与丽塔见面前对他说的话转告给她的时候。每次见面他总是非常小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做了丽塔要他做的事，有意识地不向她提什么要求——“你现在肯定能告诉我一些有关梅丽的事，即使你不讲她在哪里，告诉我她怎么样。”
她一个星期都不敢单独睡在自己房间里。瑞典佬仔细地读报，为了能向她解释那和尚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与南越总统吴庭艳将军有关，这与腐败、与选举、与复杂的地区和政治冲突有关，也与佛教本身有关……但是在她看来，这只与极端行为有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一点良心，所以这些温顺的人只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第二个星期在机场的停车场，瑞典佬把梅丽十四岁时最后一次穿的芭蕾舞鞋和紧身连衣裤交出去了，三天后又拿去她的口吃日记。
后来她似乎忘记了发生在南越的街上那位老和尚的自焚事件，又能在自己房间里睡觉，不用亮着灯，晚上也不会惊醒并哭喊两三次了。可在这时又一位越南和尚自焚，接着是第三位，第四位……一旦又开始，他发现自己无法让她离开电视。如果她在晚间新闻错过了一次自焚，她会很早起床，收看早晨新闻后再去上学。他们不知该怎样阻止她。她这么不停地看啊看啊，到底要干什么？他想要她不害怕，但也不想让她不害怕到这种程度。她只是要把这事弄清楚？战胜她的恐惧？是想知道敢对自己这么做到底意味着什么？她把自己想像成那些和尚中的一个？她观看是因为还在恐惧，或者感到刺激？令他开始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是他认为，梅丽现在不是害怕，而是觉得好奇。没过多久，他也开始身不由己，虽然与梅丽不同，影响他的不是越南的自焚，而是他十一岁女儿的行为的变化。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为她强烈的求知欲感到骄傲，可是他真的想让她了解如此之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吗？
第二天早上瑞典佬去纽瓦克机场的停车场见丽塔，给她送去剪贴簿。他先从办公室开车到飞机场相反方向数英里的布兰其·布鲁克公园，他下车独自走一走。他在盛开的日本樱花树下信步漫游。有好一阵子，他坐在长椅上，观看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狗。然后，他回到车上，开起来——穿过意大利人的纽瓦克北部，再到贝勒维尔，向右转半个小时，直到他确认没有被跟踪为止。丽塔警告他不得以其他方式到他们的会合点。
夺去你自己的生命是犯罪吗？其他人为什么站在一旁，只是观看？他们为什么不阻止他？他们为什么不扑灭火焰？他们站在旁边，还让电视转播。他们想让电视转播。他们的道德观在哪里？那些摄像的电视记者的道德又怎样？……她在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对她的智力发展必要吗？他不知道。她静静地观看，就像火焰中心的和尚那样纹丝不动，过后她也不说一句话。即使他对她讲话，向她提问，她只是一连几分钟在电视机前面发呆，她的目光已游离到别处，而不是停留在闪烁的屏幕上。专注到那里——深入和谐与确定地方；在那里，她所不了解的一切正在发生一场巨变；在那里，被注意到的一切永远不会被淡忘……
“是啊，是啊，了不起，完美无缺，”她对他说道，不停地展开、合拢手掌，“上帝保佑这世界上精确的计算家们，”她说着，大笑起来，“他们留下暗藏的宽度。”只是等维基关上他的玻璃隔间办公室门，回头走进喧闹的生产车间时，丽塔才继续说话，声音很轻，“她要她的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
尽管他不知道该怎样阻止她，他还是想方设法引开她的注意，让她忘却离她半个地球远的疯狂行为，这都与她和她的家庭毫无关系——他晚上带她去打高尔夫球，去看好几场扬基队的棒球赛，还带她和多恩到波多黎各的工厂作简短旅行，并在庞塞的海滩上度假一周。有一天，她真的忘记了那些东西，但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努力。还是与自焚有关——他们停下来了。有五次、六次、七次自焚，然后再也没有了。没过多久，梅丽恢复了原有的天性，又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与她年龄相称的事情。
这是丝条，它说来话长，是她要做的第一步……这叫接缝机，可以做出最好的针脚，也称接缝，比其他针脚需要的技术多得多……这是打磨机，那叫拉伸机，就像你被叫做宝贝，我被称作爸爸，这叫生活，那叫死亡，这是疯狂，那是哀悼，这叫地狱，真正的地狱，你得有很强的联系才能坚守到底。这就叫“尽力干下去不管什么事发生”，也被称作“付出全部代价看在上帝分上究竟为什么”。这就是想找死“想找到她杀了她从不管她经历了什么不管她现在在哪里也要救她”。这种难以抑制的感情喷发叫做“遮天蔽日，这没有用，我半疯了，那颗炸弹的爆炸力太大”……他们回到办公室，等成品部把丽塔的手套送过来。他在对她复述父亲最喜欢的一个言论，这也是他父亲从哪里读到的东西，以前总爱讲给来访者听，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字不漏地当成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要是能让她待下来，别离开，那该多好。如果他能一直谈下去，给她谈手套，谈手套，谈皮料，谈他恐怖的哑谜，恳求她，请她，别让我一人面对这恐怖的哑谜……“猴子，大猩猩，他们有头脑，我们也有头脑，但他们没有这东西，这拇指。它们没有像我们这种可以和其他四指对立的拇指。人类手上的这根内指，可能就是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生理特征，而手套保护这内指。女士手套、焊工手套、橡胶手套、棒球手套，等等。这是人类的根，这根对立的拇指。它使我们能够制造工具，建造城市和所有一切。比大脑重要。也许在与身体的比率上，有些动物有比我们更大的脑袋，我不知道。但手掌本身就是复杂的东西，它会动，人体被衣物遮盖的其他部位不会是这种复杂的结构……”这时维基拿着做好的四号手套突然出现在门口。“您要的手套。”维基说，她把手套递给老板，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弯着身子让办公桌对面的姑娘看。“看见这些缝吗？皮子边上的线缝的宽度，这才是高质量的手艺活。针缝与边缘之间大概只有三十二分之一英寸。这要求高技术水平，比普通的要高得多。如果手套缝制得差，这条边会占到八分之一英寸，也会不直。看这些针缝多直，这就是为什么说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的手套是好样的，丽塔。因为这是直缝，好皮料，鞣制得好，柔软，有韧性，闻起来有新车里面的味道。我喜爱优质皮革，喜爱精美手套，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观点就是尽量做出最好的手套。这已经浸入到我的血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快乐”——他这么唠唠叨叨就像一位病人发现自己任何健康的迹象那样说个没完，尽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满怀敬意，把这可爱的手套送给你。”他说道，微笑着将手套递给那女孩，后者激动地将它们戴上自己的小手——“慢点，慢点……戴手套时要先将其他指头戴好，再是拇指，然后才把手腕处拉到位……第一次要慢慢地戴”——她抬头对他笑笑，就像任何孩子收到礼物那么高兴，举起手朝他展示这手套多么地漂亮，多么地合适。“合拢手掌，握成拳头，”瑞典佬说，“感觉一下你手掌膨胀时手套跟着伸展，对你的尺码调节得多好？那是剪裁工认真干时所做到的——长度上不留伸缩余地，他在剪裁时已去掉了，因为你不想要手套手指变长，但在宽度上有一点看不出的精确计算过的伸缩余地。宽度上的伸缩要精确计算。”
当那些殉难的和尚极力反对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在几个月后被人暗杀时（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早间节目称，他被曾将他推上总统位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梅丽似乎错过了这消息，瑞典佬也没告诉她。对梅丽来说，叫做越南的这地方甚至不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对异国他乡、不可思议的恐怖电视镜头的一点记忆，这早已被埋藏在她十一岁时敏感的心里。
“不是。我相信在这一行的大多数人对传统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爱，因为这需要一种爱和传统方能使人留在像这样的行业里。你得有和它很强的联系才会坚守到底。来吧，”他说，暂时抑制住所有那些使他忧郁、危及他的东西，继续非常简洁明了地讲下去，而不去管她刚才说他是个幸福人的那一番话，“我们回缝纫车间吧。”
她再没有提到和尚殉难的事情，甚至当她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抗议后也不谈这些。一九六三年的那些和尚的命运看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在一九六八年，新一轮猛烈的斗争兴起，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争取民族解放的农民战争的干涉……他父亲日日夜夜都想让自己相信，没有其他的答案，她身上没有别的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影响这么大，以至于使她变成爆破手。
“你是最后的莫希干人(6)？”
五年过去了。安吉拉·戴卫斯是一位年龄和丽塔·科恩相仿的黑人哲学教授——她于一九四四年出生于亚拉巴马，比里姆洛克爆破手在新泽西州的出生早八年——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共产党教授极力反战，在旧金山因绑架、谋杀和叛变受到审判。她被指控为人们提供枪支，帮助三名圣昆廷监狱里的黑人囚犯在受审时武装越狱。那支杀死审判法官的猎枪据说就是她在法庭枪战前几天购买的。她隐居了两个月，到处躲避联邦调查局，直到在纽约被捕后转押到加州。在全世界，在遥远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和苏联，她的支持者们宣称她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不管她被警方当做囚犯带到哪里，黑人和白人都在附近街头等待，对着电视摄像机高举标语牌喊道：“释放安吉拉！停止政治迫害！消灭种族歧视！结束战争！”
“我吗？”他问道，感觉就像要被人解剖，用刀切进去，打开来，暴露出他的苦难，“我想是的。”
她的发型使瑞典佬想起丽塔·科恩。每次他看见盘在她头上的乱发，就不由得想到在饭店的那天下午他本该做什么。不管怎样，他不应该让她从自己身边逃掉。
“利沃夫先生，其他人像你这样感觉到手套业的浪漫吗？你真的很爱这地方和所有这些生产过程。我猜这就是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东西。”
现在他收看新闻为的是看看安吉拉·戴卫斯。他阅读能找到的有关她的一切东西。他知道安吉拉·戴卫斯会把他引向他的女儿。他记得，那时梅丽还住在家里，她有一个星期六到纽约去了的时候，他进入她的房间，打开梳妆台底层的抽屉，坐在桌边翻看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些政治文件，还有小册子、平装书和带讽刺画的油印手册。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她在哪里弄到的？不会是在旧里姆洛克。谁给她提供所有这些读物？是比尔和梅里莎。这可不只是反战的谩骂——写这些东西的人想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政府，他们渴望的是暴力和革命。他特别难受地看到她这个好学生认真画线的有些段落，但又忍不住读下去……即使现在他还依然记得自己在那抽屉里看见过安吉拉·戴卫斯写的东西，但他无法证实，因为联邦调查局当时就查封了所有物品，将出版物装进证据袋，贴上封条后全拿走了。他们清理了她的房间，寻找一些指纹以便在调查中核对使用，收集家里的电话账单，查询梅丽的通话情况。他们在她房间里寻找藏身之处：撬开地毯下面的楼板，拆掉护墙板，取下吊灯的球形玻璃灯罩——检查她衣橱里的衣服，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袖子里。爆炸发生后，州警察拦下了阿卡狄山路所有车辆，封锁本地区，十二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花了十六个小时把这房子从阁楼到地下室梳理一遍。最后，当他们在厨房里检查吸尘器的垃圾袋、企图找到“那些文件”的时候，多恩大叫起来。这都是因为梅丽在读的卡尔·马克思和安吉拉·戴卫斯的东西！是啊，他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坐在梅丽的桌边吃力地阅读的情景。他大惑不解，这孩子怎么能读懂，他认为，读这类东西就如同深海潜水，如同戴上水下呼吸器，镜框压在脸上，嘴里塞着气管，没有地方可去、可动、可使上撬棍、可逃生。这也像她在伊丽莎白的时候读德威尔老太太常给她的有关圣徒的小册子和宗教插图卡片一样。幸运的是，这孩子战胜了它们。但是，有一段时间，只要她找不到钢笔就会向圣安东尼祈祷；考试前觉得没有学好功课，也会乞求圣犹大保佑；母亲要她星期六早晨打扫自己凌乱的房间时，她就求助于劳动者的保护者圣约瑟。有一次她才九岁，一些开普梅的顽固分子宣称圣母马利亚在野餐烧烤时来到他们的孩子面前，人们从数英里外涌来，在他们的院子里守夜。梅丽被弄得神魂颠倒，也许重要的不是圣母在新泽西州出现的神秘感，而是有个孩子将被选出来去见她。“但愿我能见到。”她对父亲说道，还给他讲圣母马利亚的幻影怎样出现在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个牧羊孩子面前。他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爷爷从孙女嘴里听说了开普梅的幻象时，他对她讲道：“我想下次人们会在冰雪皇后冰激凌店见到她。”梅丽到伊丽莎白时重复了这句话。外祖母德威尔于是就乞求圣安妮保佑，让梅丽留在天主教里而不要计较人们对她的教育。过了几年，圣徒和祷告都从梅丽的生活中消失，她不再佩戴圣母马利亚的护身符，她曾对外祖母德威尔发誓要“永远”戴着，连洗澡时也不会取下来。她厌倦了那些圣徒，今后也会同样厌倦共产主义。她肯定会厌倦的——梅丽对一切都会厌倦，不过是几个月的事。也许几星期后抽屉里的那些东西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她要做的只是等待，要是她能等等多好啊。这才是梅丽的秘密。她没有耐心，总是急躁，可能是口吃使她迫不及待，我也不清楚。但是，她若对什么东西充满激情，就可能持续一年，非常投入，然后就突然扔到一边。再过一年，她就要准备上大学。那时候她会发现有新的东西去爱，新的东西去恨，新的东西来加以特别关注，肯定是这样。
“是啊，手套生意实际上很难赚钱，它要花这么多工夫——是一种耗时的生产过程，需要多种操作相互配合。大多数手套公司都是家庭企业，从父亲传到儿子，非常传统的行业。对大多数厂家来说产品就是产品，生产者对它们并不了解，可是手套行业不像这样，它有很长、很长的历史。”
一天晚上就在厨房的餐桌边，瑞典佬觉得安吉拉·戴卫斯对他而言就像“我们的法蒂玛女神”出现在葡萄牙那些孩子面前，和圣母马利亚在开普梅显灵一样。他想，安吉拉·戴卫斯可以带我找到她——她就在那里。夜晚独自在厨房里，瑞典佬开始与安吉拉·戴卫斯进行内心的交流，首先是关于战争，然后是对他们都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在他的想像里，她有长长的睫毛，戴着很大的耳环，甚至比电视上看起来漂亮得多。她大腿修长，被艳丽的超短连衣裙衬托得更加鲜明。梳着独特的发型，她挑衅的目光像豪猪一样从里面射出，这头发似乎告诉你：“不想被刺痛就别靠近”。
“哦，这是一道很仔细的工序。”丽塔说。
她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信，他只好如此。她赞扬他女儿，称她为“自由战士、反压迫的伟大战斗的先锋”。她说，他应该为她在政治上的勇敢行为感到骄傲。反战运动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梅丽才十六岁便以美国人唯一理解的方式进行抗议，冲在运动的最前面，是这场运动的圣女贞德。他女儿是公众反抗法西斯政府和与它对不同政见者的恐怖迫害进行斗争的先锋。她所做的只是被一个自身就是罪犯的国家判定为犯罪，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到处从事残酷的侵略活动，维持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阶级统治的压迫。她对他解释道，反抗压制性的法律，包括暴力反抗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废奴主义——他的女儿是和约翰·布朗(8)并肩作战的勇士！
宝贝。在剪裁车间他开始称她宝贝，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还不知道自己站在她身边，是在商店被炸、他的宝贝消失之后离梅丽最近的一刻。这是法国尺，比美国尺要长一英寸左右……这叫铲刀，刀口很钝，不锋利……哈里正在剪裁皮料，按照尺寸大小剪——哈里喜欢和人打赌，他能不用图样，剪得刚好合适。我不愿和他赌，因为不想输……这叫指岔……看，都小心翼翼地干完了……他马上给你剪。他给我以后，我们就送到制作部去……这叫剪切机，宝贝，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机械工序。一台压力机、一台冲模和一台剪切机每次大约可以处理四块皮料……
梅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和抵抗力量之间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这些抵抗力量包括黑人、奇卡诺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抵制服兵役者、反战活动人士和像梅丽一样的白人少年英雄，他们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安吉拉所称的超法律的方式进行斗争，其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警察国家。他不应该担心她的逃亡生活——梅丽并不孤独，她是八万激进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这些人从事地下工作能更好地与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引发的社会罪恶现象作斗争。安吉拉告诉他，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如果想看看消除了种族偏见和劳动剥削、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一定要到古巴去。
哈里从他身边一包浸湿的皮料中挑出一块浅褐色皮子。“这种颜色难得，”瑞典佬告诉她，“英国茶色。你可以看到这颜色里有各种变化——看，这里颜色多浅，那下面多深？很好。是块羊皮。你在我办公室看见的是浸泡过的，这块已硝好，成了皮料。但你仍然能辨认出这动物，如果你想看的话，这就是——脑袋、尾部、前腿、后腿以及后背，这里的皮子要硬些、厚些，如同我们自己背骨上的一样……”
他洗耳恭听。她对他说，帝国主义是富裕白人使用的武器，这样他们便可以少付黑人工人的工钱。此时，他也抓住机会给她讲黑人女工头的事。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干了三十年的维基，是位小个头女人，很有才能和毅力，诚实可靠。她的双胞胎儿子，东尼和布莱恩是纽瓦克罗格斯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两个都在医学院读书。他告诉她，在一九六七年动乱的日子里，维基二十四小时都和他一起待在厂房里。收音机里播出市长办公室的通知，建议大家立即出城，但是他留下来了，因为他想到待在那里也许可以防止暴徒毁坏厂房，也因为飓风来临时人们也常常留下来，他们不可能把心爱的东西撇下不管。维基大概也因同样的理由留下了。
“褐色。”
为了安抚可能从南奥兰治大街来的手持火炬的闹事者，维基做了一些标记牌竖立在醒目的地方。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一楼窗户上，巨大的白色木板上写着黑字：“本厂大多数工人是黑人。”两夜后，带标记的每个窗户都遭到一伙白人的枪击，可能是来自纽瓦克北部的义务警员，或者如维基所猜测，是坐在普通车辆里面的纽瓦克警察干的。他们打坏玻璃后就开车溜了。这就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受的全部损失，而当时城里到处在燃烧。他把这些也对安吉拉讲了。
哈里没笑，可瑞典佬大笑起来，伸手搂住她：“这是丽塔，我们要给她做一双礼服手套，四号大，宝贝，黑色还是褐色？”
一个排的国民卫队的年轻士兵来到贝根街封锁闹事地区，他们在出事的第二天驻扎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的装卸码头。他和维基用热咖啡去慰劳他们，维基与每个人聊天——身着制服的小伙子，头戴钢盔，穿着长靴。他们虽然全副武装，有匕首、步枪和刺刀，但这些从泽西南部来的乡下白人男孩还是怕得要命。维基对他们说：“朝着人家窗户开枪以前要想一想！那些不是‘狙击手’！是普通人！是好人！想想！”那个星期六下午，坦克就停在工厂门前——瑞典佬看到后便给多恩打电话，最后告诉她：“我们能解决。”维基走上前去，用拳头敲击盖子直到他们打开。“别乱来！”她对里面的士兵喊道，“别发疯！你们走了，人们还得在这里生活！这地方是他们的家！”事后许多人批评休斯州长(9)，说他不应该派出坦克，但是瑞典佬没有说什么——那些坦克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全面的灾难。他却没对安吉拉提到这一点。
“他不会？那正好说明，你不懂英语还是可以为九英尺的高个子剪裁一双完美的手套。”她说道。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星期五和星期六那最糟糕、最吓人的两天里，他用对讲机和州警察保持联系，在电话上与父亲通话，维基却不愿抛弃他。她告诉他：“这里也是我的，你只是拥有。”他对安吉拉讲他怎么理解维基与他们家的关系，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持续的关系，知道他们有多亲密，但是他以前不能确切了解她对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的贡献并不比他少。他告诉安吉拉，在暴乱后，在经历了有维基在身边陪伴的围困时期后，他决心挺身而出，不离开纽瓦克，不抛弃他的黑人雇工。当然他没有告诉安吉拉，他担心如果在工厂还没被烧掉之前就撤离，梅丽最终会以她无懈可击的方式向他也发起攻击。要不然，他会毫不犹豫——现在也依然会毫不犹豫收拾行李、迁往别处。只为了自己的所得而牺牲黑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利益是出于肮脏的贪欲！
“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哈里告诉她。
在这些理想主义的标语中，没有真实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可他又能怎么办？他不能为女儿做的疯狂的事情进行辩护。所以他留在纽瓦克，动乱后梅丽做出了比疯狂更可怕的事情。纽瓦克动乱，然后是越南战争，先是这个城市，逐渐波及全国，都将阿卡狄山路的塞莫尔·利沃夫卷了进去。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七个月后，在一九六八年的二月，第二次毁灭来临。工厂被围，女儿在逃，他们前途未卜。
“了不起，”姑娘笑了起来，“你父亲的技术肯定很好。”
除此之外，当城里的冷枪停下来、大火也被扑灭后，人们清点出有二十一个纽瓦克人在枪战中丧生。国民卫队撤离了，梅丽早已不知去向，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生产线的质量开始下降。他的工人疏忽大意、漠不关心，工艺上明显的退步是由于怠工造成的，尽管他没有那么讲。他忍住没告诉安吉拉，他要留在纽瓦克的决定在他和父亲之间引起了争论。他担心引起她对娄·利沃夫的敌视，不带他们到梅丽那里去。
“对，那还是在与《纪事报》合并以前。”
他父亲每次坐飞机从佛罗里达赶过来和他争论时，总是恳求儿子在第二次暴乱摧毁这座城市剩下的一切前从这里脱身，他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本该走一步的我们再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两步、三步、四步。每一步你都得回头，重新剪裁，重新缝纫，没有谁干一天的活，没有谁把它做好。整个企业正被耗尽，全是因为那狗杂种勒鲁瓦·琼斯(10)，那个躲躲猫，管他戴着该死的帽子把自己叫做什么。我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这一切！用我的鲜血！他们认为是人家给我的？谁？谁把它给我？谁给过我什么？谁也没有！我所有的都是我建起来的！靠工作——工！作！他们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现在要夺走那个企业和我建起来的一切，我一干就是一天，一次只能建一寸。他们要把它全部变成废墟！那对他们大有好处！他们烧掉自己的房子——那才是白人社会！别把它们修好——烧掉算了。啊，那才是黑人自豪感创造的奇迹——住在完全毁灭的城市里！伟大的城市变成彻底的荒原！他们将会喜欢住在那里！是我雇用了他们！有什么可笑？我雇用了他们！‘你疯了，利沃夫，’——这是我在蒸浴房的朋友常对我讲的——‘为什么你要雇用黑人？你得不到手套，利沃夫，你将得到垃圾。’但我还是雇了他们，拿他们当人对待，把维基的屁股吻了二十五年，每年该死的感恩节给所有女孩买感恩节火鸡。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我都把舌头伸到外面，为的是舔舔她们的屁股。我说：‘大家好，我们都好，我的时间也是你们的。我不想你们对其他人抱怨，对我讲好了。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不仅仅是老板，是你们的同盟、你们的伙伴、你们的朋友。’还记得我为维基的双胞胎举行的毕业晚会？我真是个笨蛋。现在仍是。直到今天！我站在池塘边上，我的好朋友在看报时抬起头来对我讲，他们应该把这些黑人抓起来，排成一行统统枪毙。而我总会提醒他们那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干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吗？他们说：‘你怎么能把黑人比成犹太人？’他们让我枪毙这些黑人，可我还抱怨说不。可此时他们正在毁掉我的企业，因为他们做不出合适的手套。胡乱剪裁，拉伸方法不对——这手套甚至不能用。粗心大意的人们，粗心啊，简直不可饶恕。一道工序出错，全部都完了。更讨厌的是，我和这些法西斯杂种争论时，塞莫尔，这些犹太人和我一样的年纪，他们见过我所见的一切，他们比我清楚成千上万倍，我和他们争论时，实际上是反对我应该赞同的事情！”瑞典佬说：“是啊，有时你最终只能那样。”“为什么？说说原因！”“我猜是出于良心。”“良心？那么他们的、那些黑人的良心又在哪里？为我工作了二十五年后，他们的良心在哪里？”
哈里纠正他：“是《星鹰报》。”
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来反驳父亲让他脱离这种苦难的理由，固执地否认父亲话里的真理，他都不会屈服于他父亲的观点。原因很简单。如果梅丽听到消息——她肯定能，通过丽塔·科恩，如果丽塔·科恩与她还有联系的话——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从中央大街的工厂撤走，她一定非常开心地想：“他这么干了！他和其他人一样腐朽！我自己的父亲！利润原则决定一切！所有事情！纽瓦克不过是我父亲的黑人殖民地。剥削它，榨干它，有了麻烦就抛弃它！”
“我开始干这一行时，父亲送我到这里学剪裁，我所做的就是站在工作台边观察这一位。我用旧的方法学习这一行，从头做起，父亲真正让我从打扫车间开始。我在每一个部门都干过，尝试每一道工序，了解那么做的原因。在哈里手下我学会剪裁手套，我还不能说自己成了熟练的剪裁工。如果我一天剪裁两三双，就很不错了，但我学会了基本的原理——是吧，哈里？这家伙是个要求严格的老师。他教你怎么做时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哈里身上学艺几乎让我想念起我家老头来了。来这里的第一天，哈里就纠正我——他告诉我，在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孩子们到他家门前问他：‘能教我做个手套剪裁工吗？’他总对他们说：‘你得先给我一万五千美元，用来支付你将浪费的时间和皮料，然后才能赚到最低的工资。’我整整观察他两个月，然后才被允许接触皮料。一名剪裁工平均每天要剪裁三打或三打半手套。一名好的、手脚麻利的工人每天可剪裁五打。哈里一天剪裁五打半。‘你认为我不错？’他对我说，‘你要是见过我爸爸干活就好了。’于是，他给我讲了他父亲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高个子的事。哈里还记得吗？”哈里点点头。“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到纽瓦克来时……是一九一七年，还是一九一八年的事？”哈里又点点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是啊，他们来到镇上，其中有位高个子，差不多有九英尺。有一天在街上，哈里的父亲见到这人在市场街附近溜达。他兴奋极了，跑到这高个子面前，取下自己的鞋带，当街把这人的手量了量，回家做了一双十七号的漂亮手套。哈里父亲剪裁，妈妈缝制，他们到马戏团把手套送给高个子，全家免费观看节目。第二天的《纽瓦克新闻》就刊登了关于哈里父亲的这则大新闻。”
这些《共产党宣言》的信仰者灌输给她的想法，肯定会预先葬送再见到她的机会。尽管他可以告诉安吉拉他拒绝放弃纽瓦克和他的黑人雇员，以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但他还是清楚在他做出这种决定时其个人的复杂感情与圣安吉拉理想中彻底的未来主义思想是不会吻合的。所以他在解释时把自己想像成反贫困组织的两个白人托管人中的一个（这不是真的——他的一位朋友的父亲才是这个托管人）。这个组织定期在纽瓦克开会以促进城市的重建（这也不是真的——怎么可能？），但他还是相信能做到。他告诉安吉拉，他到纽瓦克各地参加会议，毫不理会妻子的担忧。为了她的人民的解放，他尽力去做一切事。他提醒自己每晚对她重复这些话：人民的解放、美国的黑人殖民地、社会的残暴以及被压抑的人性。
她记下所有这一切。
他不会告诉安吉拉：他女儿喜欢像孩子一样的吹嘘，为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撒谎，他女儿对炸药或者革命都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全是纸上谈兵，她信口胡言为的是使自己感到强大有力，从而忘却语言上的障碍。不行。安吉拉这个人知道梅丽的活动，如果安吉拉像这样来到他面前，那就不只是一次友好的访问。如果安吉拉·戴卫斯不是被派来了解他女儿情况的革命领导人，她为什么要突然冒出来，每晚半夜来到旧里姆洛克这间厨房？除非她来还有别的目的——为什么她不断地回访？
“哈里剪裁手套技术一流。”哈里师傅就站在瑞典佬身旁，对老板的话无动于衷，只忙着手里的活。“他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已干了四十一年，但很仔细。剪裁工先要注意观察怎样从一张皮子上剪出最多的手套，再动手剪，需要很好的技术才能把一双手套剪好，桌上剪裁是一门艺术。没有哪两张皮子完全一样，运来的皮子都不同，这与每只动物所吃的食物和生长期有关，每张皮的伸展性也不同，令人惊奇的技术就在于使每只手套和配对的另一只完全一样。缝纫工序也是如此。人们不再愿意干这种工作。不能随便雇用只知道操作普通缝纫机或者只会缝制衣服的工人到这里做手套。她必须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使手指灵巧，具有耐心。她要六个月后才能熟练起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效率。缝制手套是极为复杂的过程。如果你想生产优质手套，就得花钱培训工人。要把手指分岔处的那些弯折扭曲部位缝制好得花大量的精力——真的很难。父亲开第一家手套店时，人们来这里工作是为了生计——哈里是他们中最后剩下的一位。这个剪裁车间属于这个半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批。我们的生产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这里还有懂行的人。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剪裁手套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很少人还在干，其他地方也一样，除了在那不勒斯(4)和格勒诺布尔(5)的家庭小作坊里也许还能见到。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一生就干这活，他们生为手套业，死为手套业。现在我们常常重新培训工人，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就是这样，工人在这里工作，但如果另有工作每小时多给他们五十美分，他们就会走人。”
他于是就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他女儿是位自由战士，是的，他是很骄傲，是的，他听到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谣传都是谎言，是的，美国关心世界的安危只是为了做生意，只是不想穷人侵占富人的利益——是的，美国应对各地的压迫负责。她的事业、胡艾·牛顿(11)的事业、鲍比·瑟艾尔(12)的事业、乔治·杰克逊(13)的事业和梅丽·利沃夫的事业都说明这一切是对的。这期间，他对谁也不提及安吉拉的名字，当然不会对维基讲，因为她认为安吉拉是个惹祸的家伙，她做工的时候对其他女孩子就是这么说的。独自一人时和在暗地里，他祈祷——虔诚地向上帝、向耶稣、向任何人、向圣母、向圣安东尼、向圣犹大、向圣安妮、向圣约瑟祈祷——为了让安吉拉被判无罪。他如愿以偿时不由得满心欢喜，她自由了！但是他没有把那晚坐在厨房里写的信寄给她，几个星期后他也没有这么做。当时安吉拉来到纽约，站在防弹玻璃罩后面，面对一万五千名狂热的支持者强烈呼吁释放那些未经正常审判而遭到非法监禁的政治犯。释放里姆洛克爆破手！释放我女儿！请给她自由！瑞典佬哭道。安吉拉说：“我想，是时候了，我们大家应该开始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些教训了。”是啊，瑞典佬哭道，是时候了，在美利坚合众国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孤独地待在厨房的桌边，因为他仍然无法去做该做的事，相信该相信的事，或者说他甚至再也不知道自己相信的是什么。她真的干了那事，或者没干？他应该把丽塔·科恩操了，只要能搞清楚——把这密谋策划的小个子充满性欲的恐怖分子操个够，把她变成自己的性奴隶！直到她带他到她们制造炸弹的藏身之处！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想见女儿，就过来把丽塔·科恩狠狠地操一回。他应该尝尝滋味，操她一回。这是任何父亲都应该做的吗？如果他愿意为梅丽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做这事？为什么要跑开？
人们在皮料上面又舔又吐唾沫，唾液都浸进了每一只手套，如同他父亲开玩笑说的，“顾客永远都不会知道”。工人将唾沫吐到干墨汁上，再用笔刷把模块的号码印在皮料上，标出是从哪一块料上剪下的。剪下用于制作一双双手套的皮料后，他用舔过的指头弄湿标号的块件，将它们粘在一起，再用橡皮筋扎紧后交给缝纫女工头和工人们。这孩子永远搞不懂的是那些最早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厂雇用的德国剪裁工，他们常在身边放一大杯啤酒，不时呷上一口，说是要“保持哨子湿润”，使唾液流个不停。很快，娄·利沃夫就取消了啤酒，但是唾沫呢？不，没有谁想去掉唾沫。那是他们所喜欢的重要东西，作为儿子和继承人，他也和创始人一样。
这只是“五年过去了”的部分含义。很小的部分。他所读、所看、所听的一切只有单一的意义。没有什么不从个人方面考虑。整整一年，他只要到村里去就忍不住要看看那商店原来所在的位置。买张报纸，买一夸脱牛奶，或者加一次油，他不得不到莫里斯顿去，旧里姆洛克所有人都得如此。买张邮票也是这样。这村子基本上就是一条街，东面是新建的长老会教堂，一座白色的仿殖民地时期建筑，看起来不伦不类，用来替代在二十年代里被烧毁的旧长老会教堂。离教堂不远是橡树林，一对生长了两百年的橡树是镇上的骄傲。从橡树走过去大约三十码便是旧铁匠铺，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它被改建成家居商店。本地妇女常在那里买点墙纸、灯罩和小摆设，以及向福勒夫人咨询如何进行室内装饰。沿着街道走到尽头是佩里·哈姆林开的汽车修理厂，他是诺斯·哈姆林的酒鬼堂兄，他还做藤椅。再过去一些，是占地约五百英亩的延绵起伏的牧场，属于佩里·哈姆林的弟弟保罗·哈姆林。像由哈姆林家族经营近两百年的这类丘陵，从北到南形成三四十英里宽的地带穿越泽西北部，环绕旧里姆洛克，一条丘陵山脉延伸到纽约构成卡茨基尔山脉，从那里一直到缅因州。
瑞典佬就是在这个剪裁车间得到鼓舞，才跟着父亲干上手套制作这一行。他相信自己正是在这里从少年变成男人的。剪裁车间位置高，阳光充足，他从孩提时候就把这里当成工厂最好玩的地方，老年欧洲剪裁工上班时都穿一样的三件套，里面是浆洗过的白衬衫，系上领带，穿吊带裤，衬衫袖上还扣着袖扣。每位工人小心翼翼地脱下外衣，挂进衣橱，在瑞典佬的记忆里，没有一个取掉领带，只有极少数不太注重这些的人会脱下背心，但决不会挽起衬衫袖子。他们系上干净的白围裙后就开始处理第一张皮子，从浸湿的薄布上把它展开，再进行拉伸。北面墙上的大窗户把硬木的剪裁台照得很亮，阴冷稳定的光线正是你对皮料评估、搭配和剪裁所需要的。多年来人们把兽皮放在工作台上用力拉伸，弧形桌边已磨得非常光滑，这男孩总克制自己别跑过去将面颊贴紧台面——一直克制到只剩下他一人。木地板上有一溜模糊的脚印，这是工人们整天站在剪裁台边留下的。没其他人在场时他常会走过去，穿着鞋站在地板磨损的地方。观看剪裁工干活，他知道这些人是厂里的精英，他们自己也明白，老板也很清楚。他们认为自己比周围其他人都优秀，包括老板在内，剪裁工劳作的手因长期使用大而笨重的剪刀变得粗硬，但他们颇为此感到自豪。这些白衬衫罩着的是充满劳工力气的手臂、胸脯和肩膀——他们必须强壮有力，才能终生忙于将皮料拉伸，从上面挤出每一英寸皮料。
那商店旧址的斜对角是墙壁刷成黄色的有六间房的学校。在被送去蒙台梭利学校和上莫里斯顿高中以前，梅丽在那里度过启蒙的四年。现在到那里的每个孩子每天都看见商店的旧址。每当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开车到村里也能看见。社区俱乐部在学校里聚会，他们在那里举行鸡肉晚宴，在那里投票。每个人开车去那里看见商店的旧址，都会想起那次爆炸和被杀害的那个好人，想起扔炸弹的姑娘，并且带着程度不等的同情或轻蔑想起她的家庭。有些人表现得过于友好；另一些，他也清楚，尽量不和他碰头。他收到反犹信件，如此卑鄙，他一连几天都感到难受。他听到些风言风语，多恩也听到一些。“我一辈子住在这里，从未见过这种事。”“你能指望什么？离开这里他们什么生意也做不成。”“我原以为他们是好人，但是你根本搞不清楚。”本地报纸上有一篇社论记录了这出悲剧，并悼念康伦医生，报纸就钉在社区俱乐部的告示板上，一直挂在街头。瑞典佬不可能把它取下来，虽然他很想，至少为了多恩的缘故他想那么做。原以为一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这东西几个星期就会烂掉，它却保持完好无损，差不多过了整整一年还清晰可读。这篇社论题为《福雷德医生》。“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暴力越来越盛行……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大家感到的愤怒……我们的心和受害者和他的家庭在一起，和哈姆林一家在一起，和尽力理解与应付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整个社区在一起……一个杰出的人，一位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优秀医生……设立一个特别基金以怀念‘福雷德医生’……为了这种纪念进行捐献，将对本地贫困家庭在必要时候提供医疗帮助……在这悲痛时刻我们要作出贡献，借此怀念他……”社论旁边是一篇题为《距离医治所有创伤》的文章，上面开始时这样写道：“我们不久将会忘记……”接下去是，“……这种抚平创伤的距离感对一些人来临得比其他人要快一些……第一公理教会尊敬的彼德·巴里斯顿牧师在他的布道中提出，从所有的悲剧里寻求某种好处……在共同的悲伤中社区会更加团结……圣帕特里克教会的詹姆斯·维尔灵牧师充满激情的布道……”那篇文章旁还有一块剪报与此并无关系，可同其他报纸一样他也不能上前将其撕下，它在那里同样张贴了一年。那是对埃德加·巴特里的采访——访谈录和埃德加的照片，他站在家门口手拿铁锹和他的狗在一起，身后是刚铲掉积雪的通向家门的小路。埃德加·巴特里是来自旧里姆洛克的男孩，他在爆炸发生两年前还带梅丽到莫里斯顿看电影。在高中时他比她高一个年级，个头和梅丽差不多。在瑞典佬的记忆里，他样子还不错，就是特别害羞，有些古怪。那张报纸把他描述成爆炸发生时梅丽的男友，但作为她的父母，他们知道梅丽和埃德加交往时比那还早两年，那也是她和他，或者说和任何人仅有的一次交往。有人把埃德加说的话用黑线标出，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开玩笑干的，高中生的玩笑。也许那张带照片的报纸贴在那里本身就是为了取乐。不管是不是玩笑，它在那里过了一月又一月，瑞典佬都不能将它取掉。“似乎不是真的……我从未想到她会干这种事……我知道她是个很好的女孩，从未听她讲过恶毒的话，肯定有什么不对头……希望他们找到她，这样她就会得到所需的帮助……我常常把旧里姆洛克想像成什么也不会遭遇的地方。但我现在和大家一样，总对周围的事提心吊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我只是熬一天算一天，不得不这样。我必须忘掉它，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心里很难受。”
剪裁车间里有二十五名工人在干活，每张桌子大约有六个人，瑞典佬把她引到年纪最大的那一位面前。他给她介绍时称他为“师傅”，他个头矮小、秃顶，戴着助听器，正忙于剪裁一块长方形皮子——“那就是做手套用的皮料，”瑞典佬说，“叫切片。”这人拿着尺子、剪刀，忙个不停，瑞典佬给她讲这位师傅的事。此时的瑞典佬，心情轻松愉快、随意从容，把父亲的那些话讲个没完。
瑞典佬从社区俱乐部告示牌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没有谁贴上那一张剪报，标题为《爆炸嫌疑犯据说聪明、有天赋但“有些顽固”》。如果是那一张，他肯定会去撕下来，他不得不半夜去干。这文章可能并不比其他那些更糟，但不只是登在本地周报上，而是在纽约的报刊——《时代杂志》《每日新闻》《每日镜报》《邮报》上；在新泽西的日报——《纽瓦克星报》《莫里斯顿记事》《贝根记事》《特伦顿时报》《帕特森新闻》上；在邻近的宾夕法尼亚报纸——《费城调查报》《费城公报》《伊斯顿快报》上；以及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上。大多数报纸和通讯社在第一个星期后就不再谈及这事，可是《纽瓦克新闻》，特别是《莫里斯顿记事》不愿放弃这个话题——《纽瓦克新闻》派出三位明星记者采访此案，两家报社连续几周每天都煞费苦心地写出有关里姆洛克爆破手的故事。具有地方特色的《莫里斯顿记事》不断提醒读者，里姆洛克爆炸案是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以来发生在莫里斯县最惊人的灾难。那次的赫克里斯炸药公司爆炸案发生在约十二英里以外的肯威尔，当时有五十二人死亡、三百人受伤。二十年代后期还有一位牧师和一位唱诗班指挥被害，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的新不伦瑞克外面一条小巷里。在布鲁克塞德的莫里斯村也发生过一次谋杀，那是格雷斯通精神病院的一位病人擅自跑出，来到他住在布鲁克塞德的叔叔家，将叔叔的头用斧子劈开——这些故事被翻了出来，重新议论一通。当然，还有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林德伯格绑架案，那是著名的横跨大西洋飞行员查尔斯·A.林德伯格的幼儿被绑架和杀害——这些报纸唤起可怕的回忆，重新刊出三十多年前有关赎金的细节、碎尸的幼儿、福勒明顿的审判，重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报纸摘录的关于该绑架谋杀犯的电刑，他名叫布鲁诺·豪普特曼，是一个移民木匠。日复一日，梅丽·利沃夫在本地区少有的暴行史上被提及——她的名字好几次与布鲁诺·豪普特曼的名字并列——但所写出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本地周报上关于她“有些顽固”的那篇文章对他伤害那么深。那里面隐藏着某种东西——但带有暗示——某种程度的乡下人的装模作样、愚蠢透顶，这会使他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贴在那里让每个人读后都对着社区俱乐部的公告牌摇头叹息。不管梅丽做了还是没做什么，他不允许她的生活再被这样贴在学校外墙上展览。
这短暂的振奋从理智上讲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若有人像瑞典佬那样正遭受着磨难，要求他不被其迷惑那也太过分了。
爆炸嫌疑犯据说聪明、有天赋但“有些顽固”
在她的旧里姆洛克社区学校的老师看来，炸掉了哈姆林的百货店、杀害旧里姆洛克的福雷德·康伦医生的梅丽蒂丝·“梅丽”·利沃夫，是一个有多种天赋的孩子，一名优秀的学生，而且从不和校方对着干。那些力图从她童年寻查所谓暴力行为根源的人们感到困惑，他们只记得她是一个精力充沛、善于合作的女孩。
他们就这么办，他很开心，情不自禁。这不对头，不是真的，应该想法阻止才好。她忙于做笔记，他又停不下来——这女孩知道辛勤劳动的价值，这么全神贯注，对正当的事情感兴趣，关心皮料的准备和手套的制作，要他停下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敢相信，”该校校长艾琳·莫洛谈到这个爆炸嫌疑犯时说道，“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觉得似乎从一开始就踏进历史的入口，他们并排走，顺着楼梯间上去。他听到自己不停地对她讲（同时也听到他父亲在对她讲）：“要到工厂的北边挑选皮料，那里没有直射的阳光，可以认真地查看皮子的质量。有阳光的话，你看不清。剪裁和分类都要在北边。顶层是分类，二楼是剪裁，你进来的一楼是制造车间。底楼是精加工和运货的地方。我们从最上面一层往下走。”
莫洛校长说，作为这个只有六间校舍的小学的学生，梅丽·利沃夫“乐于助人、从不惹事”。
他起身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很小，我猜是四号。”他从桌子上层抽屉取出一端带有“D”字环的软尺，绕着她的手掌，将另一端从“D”字环穿过，再拉紧软尺。“我们来看看我猜得怎样。握紧手掌。”她握成拳头，手掌有一点胀大，他查看法语标出的英寸数。“是四号，是女士中最小的，再小一点就是儿童的了。来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出来。”
“她不是会做那种事情的人，”莫洛夫人说，“至少她在我们这里时不是这样。”
“不知道，小号吧。”
莫洛夫人说，梅丽·利沃夫在旧里姆洛克社区学校时，平均成绩为“优”，还经常参加学校活动，师生们都喜欢她。
“我要告诉你我们做什么，要领你去看整个工序。来吧，我们将为你做一双手套，你会看到从头到尾的生产过程。你戴多大的？”
“她勤奋积极，对自己要求很高，”莫洛夫人评价道，“她的老师认为她是个优秀学生，同学们也称赞她。”
他大笑起来。她真逗乐，活泼天真，求知欲强。不用说，他女儿肯定要比丽塔·科恩高出一英尺，梅丽肤色白皙，她皮肤黝黑。丽塔·科恩是常见的小个子，却令他想起尚未使人反感、成为仇敌之前的梅丽。她那时性情温和、才智聪慧，放学回家把学校里所学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她怎么能记住那一切，把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记在笔记本里，一晚上便能背出来。
梅丽·利沃夫在该校时是个极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也是运动队队长，特别是儿童足球。“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莫洛夫人说道，这位校长也承认，“这是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谁也看不出未来的事。”
“我小时候看见过妈妈做蛋糕。”
莫洛夫人还说，梅丽蒂丝是那种“模范学生”，尽管她确实表现出一些固执，比如说她有时认为没有必要而不做家庭作业。
“从未看过人家做什么东西？”
其他人也回忆起这个所谓的爆炸嫌疑犯的固执。到莫里斯顿高中学习时，十六岁的同班同学莎莉·库伦把梅丽蒂丝描述成一个“态度傲慢、自认为比谁都优越”的人。
“我还不能说看到过。”
但是十六岁的芭芭拉·泰勒说，梅丽蒂丝“似乎不错，尽管她有自己的信仰”。
“如果你要写与皮革有关的东西，一定得去制革厂。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安排，那里很原始。技术已经改善了许多，但你看到的东西与几百年以前相差不是太大。糟糕的活。人们说这是无论去任何地方考古都能发现的最古老的行业。有人发现了六千年以前的制革厂遗址——我想，是在土耳其。最早的衣料就是用烟熏制的皮革。我说过，只要你去写，这是个有趣的题目。我父亲是位皮革学者，他才是你应该谈的人，可他现住在佛罗里达。你要是让我父亲谈起手套来，他会连续讲上两天。顺便提一句，那是常事。手套工爱这一行和有关这一行的一切。告诉我，科恩小姐，你看过任何东西的制造过程吗？”
当这些莫里斯顿高中生被问及梅丽的事时有多种说法，但了解她的人都一致认为她“谈了许多有关越南战争的事”。一些学生还记得，如果其他人反驳她关于美国驻扎越南的那些看法，她会“勃然大怒”。
“还没有。”
按照她的班主任威廉·帕克斯曼先生的说法，梅丽蒂丝一直都“学习勤奋、表现不错，成绩都是‘优’和‘良’”，还显露出要上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浓厚兴趣。
“运到制革厂，那是一家承包商。我们买进材料后交给他们加工，由我们指定工序，制成皮料后再给我们。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纽瓦克这里的制革厂干过活。在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我也干了六个月。进制革厂看过吗？”
“如果你提到她的家庭，人们会说：‘多么好的家庭啊。’”帕克斯曼先生说，“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这种事。”
她一边问一边做笔记：“它们直接运到您的运输部门？”
关于她的活动唯一有不祥预感的是这个所谓爆炸嫌疑犯的老师之一，他曾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过。“他们告诉我：‘已经接到许多有关利沃夫小姐的报告。’”
他很高兴看到她对每项细节都感兴趣。是啊，与这位来自沃顿专心致志的学生交谈，他忽然觉得经历了这四个月死亡磨难后，又可以爱上他已不再喜爱、不能承受、不想了解的东西了。他曾经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在消亡，但现在又有了别的感觉。“啊，一百二十张。”
整整一年，人们常提起“那商店原来就在这里”。随后开始修建新的商店，他眼看着房子建得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一面红白蓝三色横幅挂了起来——“大大扩建！新！新！新！麦克弗森商店！”——宣布将在七月四日举行开张大典。他不得不和多恩坐下来谈谈，告诉她，他们也得像其他人一样到那个新商店去购物。尽管他们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这么做很难，可最终……但这从来就没有变得容易。他只要一进这家新店，就会想起原先那一家，其实诺斯·哈姆林一家都已退出，新店的主人是一对来自伊斯顿的夫妇，他们根本不关心过去的事情。他们除了扩建商店外，还增设了面包房，出售味道鲜美的蛋糕、馅饼以及每天烤制的面包。在商店后面的邮局橱窗旁边，现在设有小吧台，如果愿意你可以买上一杯咖啡和新鲜的小圆面包，坐下和邻座闲聊或者读读报纸。麦克弗森商店比哈姆林家的要好多了，没过多久，除了还在本地的哈姆林和利沃夫两家人外，周围的人们似乎都已忘记被炸的那家乡村老店。多恩不敢走近这家新店，根本拒绝进去，而瑞典佬却把这当成必做的事情，在星期六早晨他总会坐在吧台边读着报，边喝一杯咖啡，不去管看见他的人怎么想。他也到那里买礼拜日的报纸、买邮票。他本可以从办公室拿回邮票，也可以在纽瓦克寄家里所有的邮件，可他还是想照顾麦克弗森商店的邮局窗口的生意，多在那里待一会，和年轻的贝丝·麦克弗森聊聊天气，就像他以前和诺斯的老婆玛丽·哈姆林在一起时那样。
“一包多少张？”
表面上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尽最大努力使一切如往常一样。但是，伴随着这些的还有一种内心生活，那是无法逃避的困惑、被压抑的情绪、迷信的期盼、恐怖的想像、虚幻的交谈和没有答案的难题。夜复一夜的失眠和自责，无尽的孤独，永远的懊悔，甚至还为那次亲吻的事深感遗憾，当时她才十一岁，而他三十六岁了，两人身穿湿漉漉的游泳衣开车从蒂尔海滩回家。是那件事的缘故？是任何事情的缘故？什么也不能改变它？
“多少张皮子？几千张。”
像吻、吻、吻妈、妈妈那样吻我。
他听到她在问：“一次运多少？”
然而在这世俗的社会里，无法采取行动，只好继续将生活的假象维持下去，深感耻辱地扮演着那种理想人物的形象。
不难理解他这么激动，渴望交谈。暂时又回到从前了——什么也未爆炸，什么也未毁坏。作为一个家庭，他们依然搭乘着移民火箭，向上飞升，沿着不间断的移民轨道，从做牛做马的曾祖父到发奋自强的祖父，到充满自信、事业有成、独立自主的父亲，再到他们中飞得最高的这一代。对第四代的孩子来说，美国本身就是天堂了。难怪他不能闭嘴，他不可能闭嘴。瑞典佬也像普通人一样渴望再过上从前的日子——哪怕只是片刻回到曾经奋斗的峥嵘岁月，有些自欺欺人、无伤大雅。那时这一家人从未想过要教唆毁灭，而是躲避和战胜毁灭，创造理性生存的乌托邦来对付可能遭遇的神秘袭击。
(1)指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牧师，和平运动领袖，曾获一九六四年诺贝尔和平奖，四年后被暗杀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自从梅丽失踪后他就没有心思讲这么多话。直到那天早上，他一直想要做的一切不过是哭泣或躲藏。可是他要照看多恩、打点生意和使父母宽心，此时家里其他人都因公众的信任丧失而一蹶不振、六神无主。现在事态的发展还未破坏他为家庭所提供的、展示在公众面前的那道保护屏障。他觉得自己在这小个头的女孩面前话多了起来，侃侃而谈，他父亲以前讲过的这些都被她一一记下来。他认为她太小了，和梅丽小学三年级班上的孩子差不多。五十年代后期有一天，这些孩子乘汽车从乡下学堂到远离三十八英里外的工厂，看梅丽的父亲教他们如何做手套，让他们看看梅丽特别感到充满魔力的地方：存放台。这里是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工人们在用蒸汽加热的镀铬铜手掌上对手套仔细地拉压定型。那些手掌温度很高，很容易伤人，闪闪发光，指头朝上，在桌上摆成一行，看上去很薄，像被熨平机压扁后细心地剪裁下来，恰似死人的魂魄浮在空中。梅丽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被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迷住，称它们为“薄饼手”。梅丽小时候常对班上同学讲：“你想每打赚五美元。”这是手套工人常说的，她一生下来就听人讲——每打赚五美元，这就是你怎么也想干的。梅丽悄悄对老师说：“人们在计件上做假是常遇到的问题。爸爸不得不辞掉一个人，他盗窃时间。”瑞典佬告诉她：“亲爱的，让爸爸去巡视好吗？”梅丽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对盗窃时间这种古怪想法着迷。梅丽在这些车间里飞来飘去，作为小主人非常自豪，炫耀自己与所有雇工的熟悉关系，那时她还不了解因工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对人格尊严的玷污，而老板依靠不当手段占有生产工具，只知道拼命追求利润而已。
(2)美国人权运动领导人（1926—1990），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创始人和主席（1968—1977）。
应该由他父亲来和她谈。他所知道的这些、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他还未读完小学时就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在他们后来一起经营的这几十年中，他又听过两三千遍。业务交谈在手套生产家族是一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那些最好的家庭里，父亲将秘诀连同全部历史和知识都传给儿子，在制革厂确实是这样，制革工艺如同烹饪，配方都由父亲传给儿子，手套厂也是这样，剪裁车间也不例外。老年的意大利剪裁工只训练他们的儿子而不是其他人，这些儿子得到父辈的指点就像他们的父亲从自己的父辈那里得到指点一样。这从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成年后，父亲的权威是不能反抗的：接受他的权威同时也从他身上获得了才智，使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成为国内最好的女士手套制造商。瑞典佬很快就心悦诚服地爱上了父亲正在做的这些事，在厂里，虽然也不是所有话题，但只要谈到皮料、纽瓦克或者手套，他都或多或少有着和他父亲差不多的想法，说着和他父亲差不多的话。
(3)指乘坐跨州巴士到南方各州进行反种族隔离的游行示威者。
“不管怎样说，这张皮”——他从她手里拿过羊皮，用拇指侧面轻抚，就像轻抚猫身上让它发出咕噜声一样——“用这一行的术语讲，叫软羊皮。是小山羊的皮，很小，只在北纬和南纬二三十度地区生长。它们处于半野外放牧状态，非洲那些村子里每家有四五只羊，圈在矮树丛里放养。刚才你拿着的不是一点都没加工的，我们买的是浸泡过的。羊毛已经除掉，这种前期加工可以使皮料在运输途中保存完好。我们以前运输未加工的羊皮，用绳捆成大包，让羊皮风干。我实际上还留有一张货运单，就放在这里的哪个地方，如果想看的话我可以给你找。那是一张一七九〇年的货运单，当时就在波士顿靠岸，如同我们去年买进的一样，也来自非洲相同的港口。”
(4)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
“我想是的。”她说，热情地对他笑笑。
(5)法国东南部城市。
“问得好。羊毛可以织地毯，在阿姆斯特丹、纽约、毕格罗、莫霍克，人们都这么做。但主要价值是羊皮。羊毛是副产品，你怎样把羊毛从皮上取下来和其他工序完全是另一码事。合成材料出现前，羊毛大多数都用来做廉价地毯。有家公司把制革厂所有羊毛都转卖给地毯厂，但你是不会想干那一行的。”他注意到他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谈话前，她就已经在一本崭新的黄色标准拍纸簿上面写满东西。“如果你想干的话，”他补充道，被她的细心所打动、所吸引，“我可以介绍你去和他们谈，所有这些事情都相互联系在一起。这家人大概就在附近，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那一行。非常有趣，真的很有趣，姑娘，你选了个有趣的题目。”
(6)一支美洲原住民部族，原来生活在哈得孙山谷和新英格兰西部。此语来自美国作家詹姆斯·F.库柏（1789—1851）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
“羊毛怎么处理？”她问，“可利用吗？”
(7)指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里的赛门·勒格里，他是一名出生于北方的奴隶主，他的名字后来成了贪婪和残暴的代名词。
瑞典佬让维基拿一张羊皮到办公室来，递给沃顿商学院的女孩，让她摸摸。“这已经浸泡好，还未硝皮，”他告诉她，“这是山羊皮，没有绵羊那种羊绒，只有羊毛。”
(8)美国废奴主义者，一八五九年他与二十一名跟随者在哈珀斯渡口占领了美国军火库，为解放南方奴隶作出了努力，后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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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查尔斯·埃文斯·休斯（1862—1948），美国政治家，曾任纽约州州长、第四十四任美国国务卿、美国首席大法官。
瑞典佬的办公桌与生产车间用玻璃隔开，他和那些操作机器的妇女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他这样安排就是为了既可避开机器的喧闹，又可随时了解车间的状况。他父亲以前决不把自己关在任何办公室里，哪怕是用玻璃隔开还是其他方式。他干脆把办公桌放在车间中央，周围有两百台缝纫机，像帝王一样居于拥挤不堪的蜂房中心。蜂群在他身旁忙来忙去，电锯发出强大的轰鸣声，他却在电话上与客户和承包商谈话，同时还费力地看文件。他说只有在车间里，才能从噪音中判断出哪台缝纫机出了故障，甚至在女工还未来得及叫工头处理时，他已经拿着螺丝刀赶过去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厂上了年纪的黑人女工头维基在他退休宴会上，（带着她特有的那种难说的羡慕）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一切顺利时娄反而烦躁不安，总而言之，维基说，他真是个难以对付的老板。但是遇到剪裁工投诉工头时，工头投诉剪裁工时，皮料晚运到数月或者有损害或者质量差时，发现衬里的承包商在数量上欺骗他时，或者运输商拼命宰他时，当他看见戴着太阳眼镜、开着红色科尔维特跑车的手套剪裁工下班后在工人中间做庄开赌局时，他会感觉舒适，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加以纠正。当一切都恢复正常后，那骄傲的儿子，当晚倒数第二位讲话者，用他最长的、最诙谐的赞辞介绍他父亲时说道：“他又会开始担心起来，弄得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心神不定。他总在等待最糟糕的事情，所以他从未失望太久，永远不会措手不及。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其他事情一样，这一切都表明担忧是有用的。女士们、先生们，这位作为我一生良师的人，不只是掌握了担忧的艺术，他还使我这一生都受到教育。这是一种有时极为艰难但总是令人获益匪浅的教育。他在我才五岁大时就教我制造完美产品的诀窍，那就是：‘用心去做’——他是这么说的。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人就是这么去做了，成功了。那还是他十四岁去从事硝制皮料时就开始了，他是手套制造商中的老前辈，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手套制造业这一行。这就是纽瓦克皮件先生，我的父亲，娄·利沃夫。”“看吧，”纽瓦克皮件先生也开口了，“今晚别让任何人戏弄你，我喜欢工作，喜欢手套业，喜欢挑战，却不喜欢退休，我认为那是走向坟墓的第一步。但那一点也不会使我烦恼，这主要因为：我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要说幸运，也因为一个词的缘故，这是一个最大的小词：家庭。假如我现在被竞争者排挤出来，我是不会微笑着站在这里，你们了解我，我会站在这里大喊大叫。但现在将我排挤出来的是自己心爱的儿子。上帝赐予我作为一个男人想得到的最完美的家庭：一个了不起的妻子，两个优秀的儿子，无比可爱的孙辈……”
(10)美国黑人作家，政治活动家（1934—2014）。因不愿用白人的姓名，在信奉伊斯兰教后改名为艾马穆·阿米里·巴拉卡（Imamu Amear Baraka）。
当然，假如他预先知道这个学生并不是学生而只是他逃亡在外的女儿派来的使者的话，他不会安排在工厂见面。为什么丽塔先前没有对瑞典佬讲她是谁的信使，而要等会面快结束时才讲梅丽的事情？她肯定想先考察瑞典佬，或者她这么久不说是喜欢捉弄他。也许她只不过爱使用权力。她可能就是又一位政客，她说这些话就是要很好地享受一番权力。
(1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黑豹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42—1989）。
每年总有三四次电话或来信要求参观工厂。以前娄·利沃夫就算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应付纽瓦克学校的学生、童子军或者由市议会或商会陪伴而来的著名人物。瑞典佬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从成为手套制造业的权威这件事情上获取那么多的乐趣，他也没有宣称自己像父亲那样对皮革业有什么权威——对其他事情也一样，但他有时还是会帮助学生，在电话上回答问题，如果学生特别认真的话，他也会走一趟。
(12)胡艾·牛顿的朋友，也是黑豹党的创始人。
她在工厂露面的那天，瑞典佬一点不知道丽塔·科恩已经出色地到处都去过了——在装卸码头的地下室窜进窜出，躲避联邦调查局从政府大街派来的监视小组，这些人观察每一个进出他办公室的人员。
(13)一九七〇年一月加州索莱达监狱谋杀案的黑人囚犯，与另外两人被称为“索莱达兄弟”，该事件被认为象征着美国司法体系对黑人和白人执行了两种不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