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在这幕丑剧之前被告已经有杀死父亲的周密预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但是这个设想已不止一次在他头脑里出现，他曾认真加以考虑——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事实，有证人，还有他本人的自供。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又说，“说心里话，直到今天为止我还犹豫不决，是否应该认为被告犯罪完全是自觉的、有预谋的。我坚信他已多次在想象中审视未来的致命一刻，但仅仅作为一种可能加以想象，至于什么时候作案，怎样作案，都还没有定下来。
在这里检察官描述了修道院内的那次家庭成员见面会、被告与阿辽沙的几次谈话以及饭后被告闯到父亲家里去施暴的丑行。
“但是今天维尔霍夫策娃小姐向法庭出示的那封信，终于使我不再犹豫。诸位，你们已经听到她发出惊呼：‘这是一份谋杀计划！’——这便是她对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后书简所下的断语。的确，这封信具有计划和预谋的一切特征。信写于作案之前两昼夜，——由此我们现在确知，在实现自己可怕的构想之前两昼夜，被告曾发誓宣布，如果明天不能弄到钱的话，就杀死父亲，从他枕头底下取走装在信封里、外扎粉红色丝带的那笔钱，‘但愿伊万走了就好。’请注意：‘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可见，一切都经过思考，对情况也作了估计——结果怎样呢？后来一切都按信上所写的那样付诸实施！本案事先有预谋并经过周密策划已无疑义，作案的目的是谋财，这一点信上写得明白，落款有被告签名，被告对于那是他自己的签名这一点供认不讳。
“最初他只是在酒店里嚷嚷——足足嚷了一个月，哦，他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打发日子，有什么想法马上就说给这些人听，哪怕是最可怕、最危险的想法也不藏在心里。他喜欢和人们倾心交谈，而且不知为什么总是当场、立刻就要求他们完全附和他，体谅他，同情他，而不能逆他的心思。否则他发起脾气来会把整个酒店砸个稀巴烂。（这里插入了有关斯涅吉辽夫上尉的一段故事。）这一个月内见到和听到过被告撒酒疯的人终于感到事情不妙，认为这可能已经不光是向老子虚声恫吓，指不定真的会付诸行动。”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在酒醉后写的。但这丝毫不会降低它的价值，恰恰相反：他是在酒醉后写下了清醒时想好的。清醒时没想好的事情，酒醉时写不出来。也许有人会说：他为什么要在酒店里大叫大嚷道出自己的意图？如果什么人蓄意干这种事，则会保持沉默，把预谋藏在心里。说得对，但他大叫大嚷的时候还没有计划和预谋，而只有愿望，只是在酝酿一种意向。后来他关于此事的叫嚷减少了。他在‘京都酒店’喝醉后写下这封信的那个晚上，却一反常态，很少说话，没有打台球，坐在一旁，不跟任何人交谈，只是把本地一名店员从座位上赶走，但这已经是无意识的举动，是爱吵架的习惯使然，因为他每次踏进酒店没有不跟人吵架的。
接下去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分析被告脑海中如何逐步萌生杀父的念头。公诉人通过一系列事实，画出这一构想形成的轨迹。
“诚然，在拿定主意的同时，被告头脑里应该产生顾虑：事先听到他满城叫嚣的人太多了，一旦他把想干的事付诸实施，他可能马上被揭露并遭到指控。但说出去的话已如泼水难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说到底，过去闯的祸没把他怎么样，兴许这回也能顶过去。诸位，反正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吧！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幸运之星上。
“是的，我同意这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局面确实有可能导致躁狂。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恰恰是这样一笔钱如此恬不知耻地正被用于使他心碎的目的，太让人恶心了！”
“我也得承认，他确实费了好大的劲尽量不走那致命的一步，他作过非常多的努力想避免流血的结果。他在信中用他别具一格的语言写道：‘明天我找遍所有的人去弄钱，要是弄不到——只能蹭一身血。’这又是喝醉后写下的，同样又在清醒状态下按所写的干了！”
“在这一个月内，被告的痴恋成功无望，自己一再道德败坏，对未婚妻背信弃义，把别人托他邮汇的钱据为己有，——除此以外，他还被不断发作的醋劲折磨到了近乎精神错乱的癫狂状态。吃谁的醋？吃自己老子的醋！偏偏那个做父亲的色迷心窍，他向自己馋涎欲滴的目标投放的诱饵，正是他儿子认为被父亲骗去的三千卢布，原属他母亲遗产的一部分，本应归他所有，为此一直指责老子心黑。
于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着手缕述，米嘉为了避免犯罪如何千方百计去弄钱。他说了米嘉如何向萨姆索诺夫求助，如何出城远行去找里亚加维——向他们兜售产权证书。
“一位颇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拉基津先生，在描述本案时用概括力很强的寥寥数语勾勒了这名女主人公的性格：‘早年遇人不淑，她最初的情人对她始乱之终弃之，其后该女穷愁潦倒，复遭清白家庭诅咒，总算有一富翁予以眷顾，至今她仍不忘旧恩。她那年轻的心中也许颇有些善根，却过早地积藏了怨愤，形成她工于心计、热衷敛财的性格，对社会持冷嘲热讽、睚眦必报的态度。’通过这段性格概述可以理解，她把卡拉马佐夫父子当猴耍，纯粹是为了出出这口恶气。
“他东奔西走，饱受讥讽，又饿又累，为筹路费把表也卖了（可是脖子上却挂着一千五百卢布——照他自己的说法），心中还忍受着醋劲的煎熬，生怕被他撂在城里的心上人趁他离开时投向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后来他总算回到城里。谢天谢地！心上人没有去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他亲自把心上人送到恩人萨姆索诺夫家去。（真是怪事，他对萨姆索诺夫并不忌妒，这是本案中一个极有代表性的心理特征！）接着他赶到后院的观察哨去，在那里了解到，斯乜尔加科夫羊痫风正发作，另一名仆人也病了——道路畅通无阻，暗号又在他掌握之中——诱惑不可谓不大！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力抵抗；他去找暂居本城、备受我们大家尊敬的霍赫拉科娃太太。这位女士一贯同情他的遭际，向他提了一个再明智不过的忠告：停止纵酒胡闹，斩断这极不像话的情丝，别再整天泡在酒店里无谓地浪掷青春，上西伯利亚去开发金矿：‘您有过剩的精力，那里正是用武之地；您渴求刺激的浪漫性格，到那里必定得其所哉！’”
“至于对被告来说，他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现正摆在我们面前。但年轻女子是在‘耍’他。这位迷人的女魔术师甚至没有给过不幸的年轻人一点希望，被告直至最后一刻才真正得到希望，那时被告跪在害得他落到这般地步的偶像面前，向她伸出已经杀了他那情敌父亲的一双手——他正是在那种状态下被捕的。直到他被捕之时，那个女人才真诚忏悔，自己大声叫道：‘你们把我和他一起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吧，是我把他逼到了这个分儿上，都是我的罪过，我是罪魁祸首！’”
检察官叙述了这次谈话的结果，然后说到，被告突然获悉格露莘卡根本不在萨姆索诺夫家，这个神经濒于崩溃的不幸的醋坛子，一想到格露莘卡欺骗了他而且此刻正在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儿，顿时怒不可遏。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最后着重指出，一个偶然因素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如果那个叫菲妮娅的侍女能及时告诉他，他的心上人到莫克罗耶去和往日的情人叙旧去了，——那就不会出事。但那个侍女吓昏了头，只是一个劲儿地赌神发咒，若非被告火烧火燎急于去找背叛了他的情人，不当场杀了菲妮娅才怪。
“用被告自己的话说，是要去‘揍她一顿’，”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道，“但结果非但没揍成，反而拜倒在她脚下——这段恋情便由此开始。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告的父亲老卡拉马佐夫也看上了那个女子——这是惊人而又致命的巧合。两颗心在同时一下子燃烧起来，尽管父子俩以前都知道、也见过那个女子，——而且两颗心中燃起的都是完全不可遏制的、典型的卡拉马佐夫式情欲。这里我们有她本人的自供，她说：‘我把这父子俩都当猴耍。’是的，她突然想要把这父子俩当猴耍；过去她并无此意，可后来竟忽发奇想，——结果父子俩都被征服，趴倒在她脚下。素来把金钱当上帝膜拜的老子居然立刻准备好三千卢布，只要那女的上他家去一次。但很快他被迷得晕头转向，竟然情愿把自己的姓氏和全部财产放到那女的脚下，还认为这是一种幸福，只要女的同意成为她的合法妻子。有关此事我们掌握着可靠的证据。
“但请注意：尽管他当时已气疯了，可临行还是带走了一根铜杵。为什么偏偏是铜杵而不是别的武器？要知道，他在想象中审视那幅景象并为之进行准备已有整整一个月，所以只要有什么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映入他的眼帘，他就会抓在手中当武器。至于这类物件中哪一件可派这个用场——他已设想了整整一个月。因此他在瞬息之间便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武器！所以，他抓起这根致命的杵子并非不自觉，并非无意识。现在他来到了父亲家的花园里——道路畅通，更深夜静，没有目击者，只有一片漆黑和一团妒火。背叛他的女人在这里，和他的情敌在一起，在老头儿的怀里，也许此刻正在嘲弄他还蒙在鼓里——愈来愈重的疑心使他感到窒息。再说，这不仅仅是疑心——现在哪里还有怀疑可言，一场骗局已昭然若揭，事情明摆着：她在那里，在那个有灯光的房间里，在屏风后面老头儿身边。这个不幸的醋坛子要我们相信，他蹑手蹑脚走到窗前，规规矩矩朝窗内张望，心平气和地悬崖勒马，明哲保身地打退堂鼓，迅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唯恐发生什么危险和不道德的事情——被告要我们相信当时的情形便是如此！而我们明明了解被告的性格，明白他处在何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我们从不少事实中已经知道，最主要的是，他掌握着暗号，马上就可以登堂入室！”
于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厌其详地展开一幅被告疯狂追求格露莘卡的全景。他从被告第一次去找“那个年轻女子”时说起：
说到暗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把起诉主题暂时放一放，觉得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斯乜尔加科夫的问题，以便把怀疑斯乜尔加科夫杀人的这一由头谈透，从而一劳永逸地推翻这种假设。他在这上头花了很大的力气，谁都明白，尽管检察官表面上对这种假设不屑一顾，其实还是十分重视的。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完全同意瓦尔文斯基医生的意见，这位年轻的医生认为，被告的智能过去和现在都完全正常，他只是被激怒、被惹恼了。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被告经常性的狂怒并非由三千卢布这笔钱所引起，而是另有原因把他激怒。这个原因乃是——忌妒！”
八 斯乜尔加科夫论
“首先，这种怀疑缘何而起？”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从这个问题说起。“第一个叫嚷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的，便是被告本人，在他被捕的时候；然而从他发出第一声叫嚷一直到开庭审理的此时此刻，被告提不出一件事实可为他的指控佐证——别说事实，哪怕是多多少少说得过去的一点点近乎事实的影子也提不出来。此后附和这一指控的只有三人：被告的两个弟弟以及斯维特洛娃女士。其中被告的二弟仅在今天声称自己持这种看法，但他今天有病，显然处在精神狂乱和谵妄症发作的状态之中，而在过去两个月内，他完全相信兄长有罪，甚至不想提出任何异议，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很确切。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七 历史的回顾
“医学专家的鉴定力图向我们证明，被告脑子不正常并且患有躁狂症。我坚持认为，他头脑正常，但这却是最糟的：如果他不正常，他的行为也许会聪明得多。至于说他患有躁狂症，我也可以同意，但仅仅在一点上——那就是鉴定所指出的，被告始终认为三千卢布是父亲少付给他的这一点上。不过，也许可以找到比说他有疯狂倾向简单得多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一提到这笔钱，被告总是暴跳如雷。
“其次，被告的三弟刚才自己也说，他没有任何事实可为自己所持斯乜尔加科夫有罪的观点佐证，连最起码的事实也没有，他只是听被告自己这样说，并且‘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得出这一结论——是的，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证词刚才由他的三弟说了两遍。
通过法庭调查，有关卡拉马佐夫父子在财产问题上的争执以及有关家庭关系所了解到的情况，经一一排列整理，检察官一次又一次得出结论：根据现有材料，在这个遗产分割问题上，没有任何可能确定谁揩了谁的油，谁吞了谁的钱；然后，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就这三千卢布像一个固定观念钻进米嘉的头脑出不来一事谈到了医学鉴定。
“斯维特洛娃女士的说法也许更加难以置信。‘被告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相信什么，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我们所了解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就会这样干！小香袋的神话与实际情况根本对不上号，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矛盾比这更难调和。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都可以，就是不能作这样的推测。以后我还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以上便是这三个人指控斯乜尔加科夫的全部事实依据，他们都与被告的命运有太深的牵连。然而对斯乜尔加科夫的指控曾有过市场，至今仍未绝迹。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是否可以想象呢？”
“只要面对第一次诱惑——比方说，为了取悦于已经和他一起花掉那笔钱另外一半的新欢，他就会拆开那只小香袋，从中取出——就算第一次只取出一百卢布吧，因为又何必非还一半不可呢？还一千四不是照样可以说吗：‘我是混蛋，可不是贼，因为我毕竟把一千四百卢布送了回来，要是贼就全拿走，一个子儿也不还。’以后又过些时候，再把小香袋拆开，再取出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然后是第三张；然后是第四张；这样一个月还没到头就取出了最后第二张一百卢布的钞票，那时他可以认为：‘我是混蛋，可不是贼。我花了两千九百，可终究还了一百，要是贼连这一百也不还。’等到最后第二张也花掉后，他会瞅瞅最后的一张，对自己说：‘其实为了还一百卢布去走一趟还真划不来——把这一百也喝光花光拉倒！’”
说到这里，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认为有必要勾勒一下已故的斯乜尔加科夫的性格。他把这个“因精神病发作而结束自己生命的疯子”想象成一个弱智人，一知半解地读过一些书，被非他所能理解的哲学思想搅乱了头脑，又被某些有关义务和责任的现代学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接受这些思想影响有两条渠道：实际渠道乃是他的老爷、可能还是他父亲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花天酒地的生活；理论渠道则是他与老爷的次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经常就各种题目作奇怪的哲学交谈，这位二少爷也乐意借此消遣解闷——想必是闲得无聊或找不到更好的嘲弄对象。“斯乜尔加科夫自己曾向我讲述他在老爷宅内最后一些日子的心态，”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解释道，“上述情况别人也可证明：被告本人、被告的二弟乃至老仆格里果利，也就是应该对他最了解的那些人。
“不，怎么也合不起来。如果他确实把一千五百卢布缝在小香袋里，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们，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干。
“此外，在羊痫风的精神重压下，斯乜尔加科夫胆小如鼠。‘他会趴倒在我跟前吻我的脚，’被告本人有一次告诉我，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供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不利的，‘这是一只患癫痫病的耗子，’被告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被告偏偏挑选他作自己的心腹（被告自己也可证实），用威胁手段吓得他只好答应充当刺探动静和通风报信的细作。他扮演家中探子的角色，背叛自己的老爷，既向被告泄露了信封里装钱这回事，又把可以进入老爷居室的暗号告诉被告，——他是多么希望可以不做这种背主泄密的昧心事！‘他会杀了我的，我看得很清楚，他非杀了我不可，’预审中他在我们面前说话也哆嗦不已，尽管那时把他吓成这样的被告自己已锒铛入狱，不可能再加害于他。‘他每时每刻都怀疑我，我老是心惊胆战，为了让他息怒，我一发现什么秘密赶紧向他报告，好让他看到我决没有什么地方蒙骗他，然后让我松一口气。’这都是他的原话，我做了记录，现在还想得起来：‘他只要冲我大喝一声，我立刻向他跪下。’”
“如此解释实在令人惊讶！这个极端疯狂、但是意志薄弱的人挡不住诱惑，宁可忍受这般耻辱收下三千卢布，——而这同一个人竟然一下子变得如此坚忍不拔，脖子上带着一千五百卢布连碰也不敢碰！这与我们分析的此人的性格怎么合得起来？
“这个年轻人天性非常诚实，因而赢得老爷的信任，当初他把捡到的钱还给老爷时，老爷即已赏识他这份诚实，可想而知，不幸的斯乜尔加科夫由于自己的背主行为陷入极端痛苦的悔恨之中，因为他把老爷当自己的恩人一样敬爱。据深有研究的心理医生介绍，严重的羊痫风病人总是倾向于不断的、当然也是病态的自我谴责。他们为自己在什么事情上对不起什么人而深感苦恼和内疚，常常毫无根据地夸大乃至凭空臆想自己的种种过失和罪责。这样的人由于恐惧和胆怯真的会造成过失，成为罪犯。
“然而，不，他居然不去碰他的护身符！那么他是用什么理由来解释的呢？第一个理由，我们已经说过，是这样的。一旦被告的情人对他说：‘我是你的，随你把我带到哪儿去都行，’——那时他有这笔钱，就走得成。但这第一个理由，据被告本人说，较之第二个理由次要多了。他说：‘只要我身上带着这笔钱，我可以是混蛋，但不是贼，因为我随时可以去见被我伤害的未婚妻，把我骗为己有的那笔钱的一半放在她面前，我随时可以对她说：瞧，我把你的钱花掉了一半，这说明我是个意志薄弱和不道德的人，说我是混蛋也可以（我用的是被告本人的语言），但尽管我是混蛋，我不是贼，因为如果我是贼，就不会把剩下的一半钱带来还给你，而会像另外一半那样据为己有。’”
“除此以外，他强烈地预感到，根据他看在眼里的种种迹象推测，可能会出大乱子。当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次子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惨剧即将发生之前要去莫斯科时，斯乜尔加科夫曾恳求他留下来，不过由于胆怯成性不敢断然明说自己的担忧。他仅仅作一些旁敲侧击的暗示，而这些暗示并没有被理解。
“顺便说一下，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提到了那三千卢布的事，请允许我把后话稍稍挪前一点。请诸位想象一下，当时此人得到了那笔钱，而且是以这种方式，如此含垢忍辱、蒙受最最难堪的羞辱得到的——请诸位想象一下，据他自己说，他当天就把其中的一半缝在小香袋里，在其后的整整一个月内，他不顾种种诱惑和极其迫切的需要，居然坚持让那一千五百卢布一直挂在自己脖子上！无论在酒店里狂饮买醉，还是驱车到城外天知道从什么人那里去弄他亟须凑齐的钱，以便带着他的情人远走他乡，摆脱他的情敌即自己的父亲的利诱，——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敢碰那个小香袋。按说，单是为了不让他的情人受他如此妒忌的老子的利诱，他也该拆开小香袋，寸步不离地守在情人家中，专等她开金口说一句：‘我是你的！’然后和她一起远走高飞，摆脱当时那种危机四伏的处境。
“必须指出，他把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看成自己的保护神，认为只要二少爷在家，就不会出乱子。请回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醉后所写书信中的一句话，他要杀死父亲，‘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可见大家都觉得，只要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就能保证家里太平无事。
“我们该相信什么？相信第一个故事——出于高尚情操的冲动，拿出自己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钱，向一位小姐的美德表示敬意？还是相信它的反面，如此令人作呕的反面？生活中通常是这样的：遇到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折中便是不偏不倚；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行不通。实际上很可能是这样：他第一次表现的是货真价实的高尚；第二次表现的则是同样货真价实的卑鄙。为什么？因为他具有大起大落的卡拉马佐夫性格——这正是我所要讲的核心问题——这种性格能兼容千奇百怪的相反极端，能同时看到最高处和最深处，既看到直上云端的崇高理想，也看到极端堕落的万丈深渊。请回忆一下对卡拉马佐夫全家从近处作过深刻观察的一位年轻评论家拉基津先生刚才说出的精辟见解：‘这些放荡不羁、肆无忌惮的主儿需要下流堕落的感觉，同样也需要高尚脱俗的感觉，’——这话很有道理，他们经常不断地需要的正是这种反常的混合物。两种极端同时需要，诸位，否则他就不满足、不乐意，否则他的存在就是不完整的。这等人的性格博大宽广，犹如我们的俄罗斯母亲，他们什么都能包容，跟什么都能共处！
“可是他偏偏走了，而斯乜尔加科夫几乎在二少爷走后仅一个小时马上就发癫痫病摔倒在地窖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在恐惧和某种程度的绝望夹击下，斯乜尔加科夫最近几天觉得癫痫病在近期可能发作，因为以前他在精神紧张和受到强烈刺激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病发作的日期和时间当然不可能预测，但每一个癫痫患者事先都可能感觉到自己有发作的趋势。这是医学告诉我们的。于是，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坐的马车刚从院子里出发，斯乜尔加科夫在失去怙恃和无人保护的情绪支配下到地窖里去干家里的活。他一边踏着梯阶往下走，一边在想：‘不知会不会发病？万一马上发作起来怎么办？’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正是由于疑虑重重，他的喉头起了一阵痉挛——这肯定是癫痫病发作的前驱征兆，——接着他便飞快地一直摔到窖底，失去知觉。对于这一十分自然的偶发事件，却有人挖空心思认为可疑，认为他是故意装病！如果是故意的，接下来马上要问：为什么要装病？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目的？我不想援引医生的见解，因为有人认为：科学也会撒谎，也会出纰漏，医生分不清真病和装病。就算如此，就算如此，但是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做假？难道说他构想了谋杀的计划，企图通过发病尽早和尽快地把宅内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来？
“就在那时，他遇见了一位性情高傲、颇有教养的小姐。哦，我不敢重复细节，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其中涉及名节，涉及自我牺牲，我就不说了。一个轻率、放荡的年轻人面对真正高尚的行为，面对崇高的思想倒也肃然起敬，这一形象闪现在我们眼前时曾赢得极大的好感。可是后来，也是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形象完全出人意料地转过身来，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反面。在这里我再次表示不敢妄加揣测，也不想分析为什么会这样。然而，为什么会这样——总是有原因的。这同一位小姐流着长期隐忍的眼泪愤怒地向我们诉说，不是别人，正是被告因为她这一不够慎重、也可能是无法克制的冲动而瞧不起她，但这毕竟是崇高的冲动，毕竟是慷慨的冲动。被告作为这位小姐的未婚夫，最先现出含有嘲弄意味的冷笑，而她唯独不能忍受的也恰恰是此人的嘲笑。她知道被告已经变心（被告确信，往后被告的所作所为她都得忍受，甚至包括对她的背叛）；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她故意向被告提供三千卢布，同时再清楚不过地让被告明白，她向被告提供的正是实现对她的背叛所需的钱。她用审视和探究的目光向被告发出无声的诘问：‘怎么样，你收下还是不收？你究竟是不是已无耻到这种程度？’被告瞧着她，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被告本人不是在这里当着你们的面承认他完全明白吗？），脸不红心不跳地把这三千卢布占为己有，并在两天之内和自己的新欢一起把这笔钱挥霍一空！
“事情是这样的，诸位陪审员先生，案发那天夜里，住在或到过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家宅院内的共有五人：第一个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本人，他不是自杀的，这一点很清楚；第二个是他家的老仆格里果利，他也差点儿被砸死；第三个是格里果利的妻子、女仆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如果设想她会谋杀老爷——那简直不知羞耻。这样剩下的只有两个人：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被告声称凶手不是他，那么就一定是斯乜尔加科夫，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此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拉来充当凶手。由此可见，对昨天自杀的那个不幸的白痴之所以会提出如此‘别出心裁’、耸人听闻的指控，原因只有一个：找不到别的替罪羊！如果有一点点疑云罩在另一个人、也就是第六个某某人头上，那么，我确信连被告自己也会耻于把矛头指向斯乜尔加科夫，而会把矛头指向那第六个人，因为指控斯乜尔加科夫干了这桩谋杀案，实在荒诞不经。
“最初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无人照看的可怜的男孩，‘被撂在后院，脚上没有靴子’——这是刚才本城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市民说的，惜乎他来自外国！我再次重申——我决不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都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能掂量童年故居留下的最初印象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小男孩变成小伙子，已经是一名青年军官，由于一些粗野的行为，由于向人提出决斗的挑战而被调往我们地大物博的俄国一座边远城市。他在那里服役时，照旧胡天胡帝，当然喽——手面大，花销也大。他需要钱，首先要的是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争执，他和父亲决定以最后的六千卢布了事，钱给他寄了去。请注意，他出具了笔据，他的这封信还在，信中他几乎放弃了其余的一切，收下这六千卢布，也就结束了与父亲的遗产纠纷。
“诸位，让我们搁下心理学，搁下医学，甚至把逻辑学也暂且搁下，仅仅面对事实，看看事实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就算人是斯乜尔加科夫杀的，但他怎么杀人？是一个人干的，还是与被告合谋的？我们先分析第一种情况，即假定杀人的事为斯乜尔加科夫一人所干。当然，杀人必有目的，必有所图。由于斯乜尔加科夫不具备被告所具有的那种杀人动机，如仇恨、忌妒等等，他当然只能为了钱财而杀人，为的是把他亲眼看到老爷装在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据为己有。在定下谋杀的主意后，他居然预先告知另一个人——而且是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即被告——有关钱和暗号的全部情况：信封藏在何处，信封上写些什么，用什么扎起来，最最重要的是说出可以进入老爷居室的暗号。他这样做岂不是在暴露自己！或者说，岂不是在为自己找一个竞争对手，那人或许自己也想进屋去，把那个信封弄到手呢！
“下面要谈这位一家之长三个儿子中的老大，”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生活和他的所作所为：时机一到，一切都暴露了。与他两个弟弟的‘全盘欧化’和‘民粹精神’不同，他似乎体现着不加藻饰的俄罗斯——哦，不是整个俄罗斯，不是，否则那还得了！然而，我们的俄罗斯妈妈从他身上还是呼之欲出，我们如嗅其味，如闻其声。哦，他是不加藻饰的，把善与恶不可思议地糅合在一起，既爱文明和席勒，同时又在酒店里寻衅滋事，把酒友的胡子给揪下来。哦，他也有让人感到舒心怡悦的时候，那仅仅在他自己觉得舒心怡悦的时候。他甚至会被无比崇高的理想在心中激起惊涛骇浪——确实堪称惊涛骇浪——只是有一个条件，这样的理想唾手可得，会从天空中掉到他桌上，尤其重要的是不付任何代价，必须是白送的。他十分不喜欢付出，他又十分喜欢获取，在哪方面都是这样。哦，他需要稀奇古怪的享受（必须是稀奇古怪的，稍次的他可不能将就），任何事情上都容不得别人阻碍他恣意胡为，那时他将证明，他也能让人感到舒心怡悦。他不贪婪，一点也不，可是必须给他钱，很多很多的钱，多多益善，那时你们便会看到他有多么大方，看到他怎样挥金如土，能在一夜之间胡天胡帝纵情狂欢花掉多少钱！要是不给他钱，他就让你们瞧瞧：当他迫切需要钱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把钱弄到手。这事回头再说，我们不要把次序打乱。
“不错，会有人向我指出，他是因为害怕才泄密的。但这又怎么说得通呢？一个不费吹灰之力设计出如此心狠手辣的作案手段、尔后付诸行动的人，竟会把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知道的事说出去？这些秘密如果他不说，世上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休想猜到。
提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那几句又赢得两三下掌声。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无疑离题了。这些话跟本案并没有多大关系，何况听起来相当晦涩，然而这位满腔怨毒的结核病人实在太想倾吐胸中块垒，哪怕此生就这一回。过后我城有人认为，检察官对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作这样的性格概述动机不纯，因为伊万曾有一两次在争论中使检察官难堪，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现在想公报私仇。但我对于能否下这样的断语没有把握。不管怎样，以上所述只是一段引论，接下去他的发言与案情的关系比较直接和密切了。
“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多么胆怯，既然他想要作案，至少信封和暗号的事他决计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意味着预先就把自己彻底暴露。如果被告定要逼他报告消息，他可以胡诌些什么，可以瞎说些旁的事情，而断乎不会吐露这样的秘密！
“就我这方面而言，我祝愿这位心地善良、天资聪颖的少年一切顺利，希望他的少年理想以及对民粹精神的追求，将来不致像屡见不鲜的那样误入歧途，希望他在道德上不致走向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不致陷入冥顽的沙文主义——这两种倾向对国家的危害甚至可能超过由于曲解和白捡了欧洲文明引起的过早颓败，后者正是老二犯的毛病。”
“我还要重申，反过来说，只要他瞒过钱的事，然后杀了人，把钱据为己有，那么至少世上永远没人能指控他谋财害命，因为除了他，谁也没见过那笔钱，谁也不知道屋里有这样一笔钱。即使对他提出指控，那一定认为他杀人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但由于事前谁也没有觉察到，他能有别的什么动机，相反，人人都看到，老爷喜欢他，什么都信得过他，那么，他成为怀疑对象的可能当然比谁都小，而嫌疑最大的首先是有这种动机的人，何况此人自己叫嚷有这样的动机，非但不隐瞒，还在大庭广众前公开扬言，总而言之，嫌疑最大的肯定是死者的长子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斯乜尔加科夫杀人劫财，而受指控的却是死者的儿子——这样当然对凶手斯乜尔加科夫有利，难道不是吗？可是，蓄谋杀人的斯乜尔加科夫偏偏把钱的事、信封的事、暗号的事统统预先告知那个嫌疑最大的儿子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吗？！这能叫人明白吗？！
“下面谈谈老三，——哦，这还是个少年，他虔诚、温顺，与老二阴暗、腐朽的世界观截然相反，他在谋求靠拢‘民粹精神’或者靠拢我国思想理论界用这一玄奥的名称所概括的一切。你们也知道，他曾经靠拢修道院，自己差点儿削发为僧。我认为，他身上不自觉而又那么早就表现出一种柔弱的绝望，如今在我们可怜的社会上处于这种心态的大有人在，他们对玩世不恭和腐化堕落感到害怕，错误地把一切恶疾归咎于欧风东渐，于是纷纷扑向如他们所说的‘老娘土’，像被鬼魅魔影吓坏了的孩子投入祖国大地母亲的怀抱，依偎在衰竭的母亲干瘪的怀里，渴望睡个安稳觉，哪怕从此一睡不醒也行，但求不要看到令他们发怵的恐怖景象。
“到了斯乜尔加科夫预谋杀人的那天，他假装羊痫风发作摔倒了，这能起什么作用？当然，首先是本想用土方治腰痛病的老仆格里果利见宅院无人看守，也许会推迟治疗，自己替他值夜。其次，当然是老爷见无人为他守夜，生怕儿子闯进来（这一点他并不掩饰），必然会加强防范，格外小心。末了，如下一点乃是最主要的：发病倒下的斯乜尔加科夫，当然会从他夜间独住、进出正屋都有通道的厨房立刻被搬到侧屋另一端、格里果利老两口隔壁的斗室中去，与他们的床铺相距只有三步，——这是老爷和慈悲心肠的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定下不知多少年的老规矩了，每次他的癫痫症发作，都是这样安排的。他躺在板壁后面，极可能为了装得更像一点，当然会开始呻吟，也就是把老两口闹得整夜睡不好觉（据格里果利和他妻子所说，实际上正是这样），——难道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去把老爷杀死？！
“哦，我不想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不愿像只乌鸦尽报不祥之兆，预言这年轻人的命运凶多吉少。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看到，真理的力量依然活在他年轻的心中，血缘亲情在他身上还没有因丧失信仰和道德颓废而泯灭，后两者主要是家族遗传，并非真正历经思想磨难的结果。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做假也许正是为了不让人怀疑到他这么个病人身上；而他向被告泄露钱和暗号的秘密，也许正是为了诱使被告来杀人，等到被告杀了人，把钱带走，与此同时可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惊动许多证人，那时斯乜尔加科夫便从床上爬起来，去——去做什么？难道要我们相信他要去再一次杀死老爷，再一次取走已经被取走的钱吗？
“好，现在来看看身为这一家之长的老头儿的孩子吧。其中的老大就在我们面前的被告席上，他放到后面再说；我先约略谈一下另外两个。在这另外两个中间，老二是一位现代青年，有着十分耀眼的学历和相当出众的智慧，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信仰，对生活中很多甚至太多的东西一概排斥，彻底否定，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我们经常听到他的议论，他在本地社交界是个受欢迎的人物。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甚至相反，恰恰相反，所以我也斗胆在此比较坦率地谈谈对他的看法，当然不是对他个人，而是把他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成员之一来谈。昨天在本市边缘有个患病的白痴斯乜尔加科夫自杀了，他与本案有重大牵连，他原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仆人，或许还是他的非婚生儿子。在预审中，这个斯乜尔加科夫曾流着歇斯底里的眼泪向我诉说，年轻的卡拉马佐夫即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肆无忌惮的思想把他吓坏了。‘在他看来，世上任何事情无所不可，今后什么都不应该禁止，——他一直就是这样教我的。’看来，这个白痴正是被向他灌输的这种论点搅得彻底发了疯，当然，羊痫风和他们家爆发的这出恐怖惨剧对他的精神崩溃也有影响。但这个白痴却吐出一句极有意思的话，即使出自比他聪明许多的观察家之口，也称得上精辟中肯，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到此事。他告诉我：‘要说三个儿子中哪一个性格比较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那就得数他——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我就用这句话作为这段性格概述的结束语，再说下去，便不知趣了。
“诸位，你们觉得可笑，是不是？把这样的假设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然而，不管在你们听来有多么荒唐，被告坚持的正是这样的说法：他离开宅院前击倒了格里果利，惊动了宅内的人，这时斯乜尔加科夫从床上起来，到上房去杀了人，盗走了钱。且不说斯乜尔加科夫怎么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他怎么可能预先知道，狂怒的儿子来到宅内只是规规矩矩向窗内张望一下，然后在掌握暗号的情况下打退堂鼓，拱手把战利品全部让给斯乜尔加科夫！诸位，我要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乜尔加科夫在什么时间作案？必须把时间指出来，否则指控无法成立。
“够了，关于这个不幸的老头儿就说到这里，他已得到报应。但我们不可忘记这是个做父亲的，而且是一个现代父亲。我要说，他只是当今社会许许多多做父亲的中间的一个，不知这话会不会得罪社会？可叹的是，许许多多现代父亲只是没有表现得像这一个那样肆无忌惮罢了，因为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更高，而实质上——有着几乎跟他一样的人生哲学。就算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就算如此。我们曾有言在先，你们会原谅我的。让我们先说定：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不必相信我的话。但是让我把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的话有一些你们还是不会忘记的。
“那么能不能这样假设：癫痫发作可能是真的。病人听到叫喊声突然醒来，于是走出屋子，——走出屋子又怎样呢？他看看四周，对自己说：我去把老爷杀了——是不是这样？他怎么知道当时出了什么事，他不是一直躺着不省人事吗？不过，诸位，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得有个限度。
“就拿这位胡作非为、放荡不羁的‘一家之长’来说吧。这个不幸的、如此悲惨地结束了一生的老头儿是个世袭贵族，最初却只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奔走于豪门充当食客，通过一门意想不到的亲事得到一笔不大的资本——妻子的陪嫁；起先他只是小打小闹耍一些骗术，在富豪面前扮个小丑拍拍马屁，应该说，他的智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只是发育不全；他的行当主要是放高利贷。几年后，随着财产的增长，他的胆儿也越来越大。当年那名低声下气、谄媚奉承的食客不见了，余下的只是一个嘲弄人生、心术不正、玩世不恭的酒色之徒。精神生活荡然无存，可是吃喝玩乐的欲望却异常强烈。结果除了追求享乐以外，他看不到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他便是这样教自己的孩子的。在精神教育方面，他没有尽到一点点做父亲的责任。他对这种责任嗤之以鼻，他抚育孩子的方式便是长期把这些幼童撂在后院不管，巴不得有人把他们带走。他甚至完全把他们忘了。老头儿的全部道德准则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泛滥[9]。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与公民应尽的责任背道而驰，他对社会持彻头彻尾不搭界乃至敌对的态度。‘管它整个世界化成一片火海，只要我一个人活得自在。’他确实活得潇洒，十分自在，一心还想这样活它二三十年。他算计自己的儿子，不肯把母亲的遗产交给他，还想用从儿子那里揩油来的钱夺走儿子的情人。不，我不想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拱手让给来自彼得堡的那位才华出众的辩护人。我自己也要说实话，我自己也能理解他在儿子心中积下的怨愤有多深。
“精细的人可能会说：‘那么会不会是两个人合谋？也许他们俩一起杀人分赃，那又该如何说法？’”
“是啊，”他继续说，“这个一下子在整个俄国可悲地出了名的卡拉马佐夫家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我言过其实，但我觉得从这个家庭可以看到，当代我国受过教育的阶层共有的某些基本特征——哦，当然不是全貌，只是显微镜下的图像，所谓‘从一滴水看太阳’罢了，但毕竟有所反映，毕竟有所折射。
“这的确是一种有分量的猜测。然而，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使这种猜测得以成立的证据不免令人瞠目：其中一个共谋犯负责杀人并且把所有的麻烦都揽到自己身上，另一个共谋犯则假装发羊痫风躺在床上，——所起的作用恰恰是引起老爷的警觉，导致格里果利睡不安稳。试问：这两个共谋犯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来？
在这里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的发言被掌声所打断。有人欣赏俄罗斯三套车这一比喻的自由主义色彩。诚然，掌声非常寥落，才两三下，因而审判长甚至无需向旁听席上发出“清庭”的威吓，只是朝鼓掌者那边瞪了严厉的一眼。但是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却受到了鼓舞：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向他鼓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宏论，不料今天终于有机会向全俄国畅所欲言！
“也许，从斯乜尔加科夫这方面来说，完全不是积极参与，而是所谓被动胁从；也许受到恫吓的斯乜尔加科夫只答应不反抗凶手而已，而他预感到自己将因听任别人杀死老爷、没有叫喊、没有反抗而受指控，于是预先求得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躺在床上装病，‘你爱杀人你就去杀，反正与我不相干。’倘若如此，那么，还是由于羊痫风发作必然会引起宅内乱作一团，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预见到这种局面，决不会同意这样的请求。但我可以让步，就算他会同意，那么仍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凶手、直接杀人者和主犯，而斯乜尔加科夫只是被动从犯，甚至算不上从犯，只不过由于害怕才违心地听任主犯作案罢了，反正法庭定能加以区分。
“过去一个时代的一位大作家，在他最伟大的一部作品的结尾处，把整个俄国比作一辆骠肥马壮的俄罗斯三套车向着未知的目标飞奔，他慨叹道：‘啊，三套车，飞鸟一般的三套车，是谁发明了你？！’——他还满怀豪情地说，在这辆飞驰狂奔的三套车前面，各国人民都将恭敬地闪开让道。[8]诸位，就让他们闪过一旁，恭敬也罢，不恭敬也罢，但依我愚见，这位天才的语言大师以此作为结束语，要么是天真幼稚的遐想联翩，要么只是害怕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若是把他这本书中的人物梭巴开维奇、诺兹德辽夫、乞乞科夫之流套上那辆车的话，那么无论请哪一位车把式来执鞭，也甭指望这样的马能把车拉到什么好地方！而我说的那些人物还是以前的马，跟今天的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如今的马种更纯……”
“可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被告刚遭逮捕，他马上把一切都推到斯乜尔加科夫一人身上，单单指控他一人。被告并非指控他与自己合谋，而是指控他一人，说全是他一人所为，是他杀了人，劫了财，肯定是他干的！这算什么共谋犯？案发后马上就互相嫁祸于对方，——决计没有这等事。
“是的，将来也许会有领导潮流的智者哲人，包括本国的和欧洲的，来研究俄国人的犯罪心理学，因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这项研究将在以后的余暇中进行，那时当前我们这种可悲的一团糟状态将退到不那么突出的地位，那时可以比我这样的人所能做的更聪明、更客观地来看待这种状态。而眼下，我们要么大惊失色，要么故作大惊失色状，其实却像那些追求刺激的猎奇者在津津有味地观赏好戏，只想借此打发因玩世不恭而闲得无聊的时光；或者像小孩子那样双手乱摆赶开眼前可怕的鬼怪，把脑袋埋在枕头里等恐怖的幻象隐去，然后马上在嬉闹玩耍中把它忘掉。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也该清醒和深思熟虑地开始我们的生活了，我们也该把自己看成社会了，我们也该对我们的社会事务有所认识或者至少开始有所认识了。
“还请注意，卡拉马佐夫的风险有多大：他是主凶，而另一个不是主犯，只不过是纵容者，一直躺在板壁后面，于是他把责任往躺着的人身上推。可是躺着的那个可能发起火来，单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急急忙忙把真相和盘托出，说：‘两人都有分，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有听任和纵容他杀人，因为害怕。’斯乜尔加科夫可能懂得法院马上就会断定他的罪责有多重，因而他也可能指望，自己即使受到惩处，也比想把一切全推到他身上的主凶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不由自主地招供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斯乜尔加科夫只字未提共谋的事，尽管凶犯把他一口咬定，始终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
“再请看看我们淫邪的世风，请看看我们那些好色之徒。比起他们中某些人来，本案的被害人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简直像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
“更有甚者：斯乜尔加科夫还向预审官员坦白，装钱的信封和暗号的事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否则被告什么也不会知道。倘若他确实参与共谋而且有罪，他岂会这样轻易向预审官员交代这些秘密都是他主动告知被告的？相反，他一定会遮遮掩掩、歪曲事实、缩小自己。但他既不歪曲，也不缩小。只有无辜的人才会这样做，不怕被指控共谋。而他，由于自己的癫痫症以及整个这出突然爆发的惨剧而陷于病态的忧郁，昨天上吊自杀了。上吊前他留下一张用独特的语言写就的字条：‘本人按自己的意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望勿责怪任何人。’他在字条上还能补充什么呢：‘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他没有这样补充。是不是他的良心只给了他上吊的勇气，却不够他承认自己有罪？
“可能有人喝我的倒彩，说我有病，歇斯底里，认为我这是血口喷人，白日梦呓，危言耸听。他们尽可以如此说，——天哪！倘若事实果真如他们所说，我第一个高兴万分！哦，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认为我有病，但还是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我的话有百分之十，哪怕只有百分之五是真实的，就够可怕的了！请看，诸位，请看我们的年轻人是怎样开枪自杀的！他们决不会向自己提哈姆雷特的问题：‘身后又将如何？’这些问题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仿佛有关我们的灵魂、有关死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这一节，在他们头脑里那本书中早已被删去，被埋葬并且用沙子覆盖起来。
“随后又怎样呢？刚才有人把三千卢布交到法庭上来，说‘这就是原先装在陈列于物证桌上那个信封里的钱，是昨天从斯乜尔加科夫那里拿来的’。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你们还记得刚才那可悲的一幕。我不想重提细节，不过我要谈两三点看法，表面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挑选这几点恰恰因为它们无足轻重，容易忽略过去。首先，有人认为：昨天斯乜尔加科夫因受良心谴责，先把钱交了出来，然后上吊自尽。（因为若不是受到良心谴责，他不会把钱交出来。）他昨晚才第一次向伊万·卡拉马佐夫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是后者告诉我们的。当然，如果不是这样，伊万·卡拉马佐夫不可能隐瞒至今。那么，我要再次指出，既然他承认了，而又明知第二天对无辜的被告将进行严厉的审判，那他为何不在遗书中向我们道出全部真相？
“就算这是个恶魔，但如今，在我们的时代，我不敢说这只是绝无仅有的恶魔。另一种人可能不开杀戒，但也会有和他一样的想法和感觉，骨子里和他一样丧天良、没心肝。独处僻静中，这种人也许会扪心自问：‘良心算什么？怕流血难道不是一种偏见？’”
“单是钱岂能作证据？比方说，还在一星期前，我和本庭大厅里的另两个人就十分偶然地了解到一个事实，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曾派人到省城去把两张五厘利的国库券兑现，每张票面五千卢布，合计就有一万。我的意思只是说，谁都能在一定期限内筹集一笔款项，把三千卢布带来不能证明，这一定就是哪只抽屉或哪个信封里的钱。
“另一名胸前挂满勇敢十字奖章的青年英雄，像拦路抢劫的强盗杀害自己的上司兼恩人的母亲，他在煽动同伙时曾说：‘她爱我像亲生儿子一样，所以一定会对我言听计从，毫无戒备。’”
“还有一层：伊万·卡拉马佐夫昨天从真凶那里获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竟然稳坐钓鱼台。他为什么不立即报告此事？为什么他把一切都搁到第二天早晨？我认为我有权猜测这是为什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一星期，他自己也向医生和亲友承认经常看到幻影，遇见已经死去的人，就在谵妄症发作的前夕意外获悉斯乜尔加科夫死了，立刻产生如下的想法：‘人已经死了，反正死无对证，可以说是他干的，这样就能救出大哥。钱我这里有。我就拿一沓去，说是斯乜尔加科夫临死前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是不道德的，即使诬赖的是死人，但撒谎总是不道德的，即使为了救兄长也一样。但如果他是不自觉地撒了谎，如果他在那个仆人猝死的消息刺激下精神彻底失常，把自己的臆想当作了现实呢？刚才的那一幕你们都看到了，这个人目前处于什么状态你们也看到了。他虽然站着说话，可是他的头脑可清醒呢？
“有一篇报道说，一名上流社会出身的青年军官，自己的生活还刚刚开始，正在锦绣前程的起点上，竟用卑鄙的暗害手段丧心病狂地谋杀一名曾经有恩于他的小官吏及其女仆，然后窃取自己立下的一份借据，同时盗走死者的其余钱财。他认为：‘这些钱对于我出入社交界享受人生，对于谋取我的前程会用得着的。’他杀了主仆二人，离去前还在两具尸体脑后垫了枕头。
“在谵妄症患者作证之后，法庭收到一份书面证据，那是被告在作案前两天写给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的一封信，信中预先制订了详细的犯罪计划。我们还有必要去找别的计划和制订计划的人吗？一切都按照这份计划丝毫不差地实施了，而实施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制订计划的人自己。是的，陪审员先生们，正像俗话所说‘依样画葫芦’照着本儿干的！他根本不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张望了一下，就从父亲窗前落荒而逃，何况还确信他的心上人正在父亲屋里。不，这种说法太荒唐，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进去了，而且——作了案。显然，他是在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的状态下杀了人，只向他不共戴天的情敌瞥了一眼。他抡起铜杵可能只击一下，便结果了父亲的性命，然后经仔细搜索，确定他的情人不在那里，不过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拿到了装钱的信封，那信封撕破的正面此时就放在物证桌上。
“诸位陪审员先生，”公诉人开始说，“本案轰动了全俄国。然而不禁要问：究竟有什么值得如此惊讶，究竟有什么特别骇人听闻的地方？尤其对我们而言！我们这些人对于这一切不是已经见惯不怪了吗？可怕就可怕在，这类阴森可怖的事情对于我们已不再是恐怖的了！这才是可怕的事情，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一名或那一名个人的个别罪行！这类案件，这些时代特征向我们预示着未来不容乐观，而我们的态度却如此冷漠，不痛不痒，原因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玩世不恭？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还如此年轻却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过早地枯竭了？是不是我们的道德准则已在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说到底，或许我们的社会里甚至已经不存在这些道德准则？我解答不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令人苦恼，每一个公民不仅应该、而且有责任为之感到痛苦。我们的新闻界刚刚起步，还不够大胆，却已经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报纸不断在自己的版面上向所有的人，而不是单单向本朝代实行的新式公开法庭的旁听者报道那些无法无天和道德沦丧的案例，——没有新闻界的报道，我们对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永远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读到的是些什么新闻呢？哦，与那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罪行相比，甚至本案也会黯然失色，显得稀松平常。但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我们俄罗斯民族特征的刑事案件，恰恰说明一个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和某种公害共处远非一日，已经很难与之斗争。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要请你们注意一个在我看来极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如果那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杀人者，一个仅仅为了谋财而害命的凶手，——他会把信封的正面像后来在尸体旁边被发现的那样扔在地板上吗？如果那是斯乜尔加科夫为了谋财而害命，——他会把整个信封带走，无须在被他杀害的老爷尸体旁把它拆开；因为他知道信封里是钱——钱是老爷当着他的面装在信封里，然后封口盖印的，——要是他把整个信封带走，那就无人知晓是否发生了盗窃案。请问诸位陪审员先生：斯乜尔加科夫会这样干吗？他会把信封扔在地板上吗？
刚开始时检察官是用一条荒腔走调的破嗓子说话，但后来他的声音很快就趋于坚实，开始在整个大厅内回荡，如此直到发言完毕。但他刚一结束发言，就差点儿昏倒。
“不，这样干的肯定是一名处于狂乱状态、已经昏头昏脑的凶手，这名凶手不是惯窃，在这以前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现在他从枕头底下取钱也不是在行窃，而是把被偷走的自己的财物拿回去——因为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头脑里，那三千卢布正是他自己的钱，这种观念已变成了躁狂症。他攫取了那个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信封，马上把封皮撕破，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把钱塞进兜里逃跑，甚至忘了考虑，把撕破的封皮扔在地板上却留下对自己极为不利的罪证。一切都因为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乜尔加科夫——没有想到，没有虑及，当然喽，他哪里顾得上这些！他赶紧逃跑，不料听到一声呼叫，原来老仆发现了他，正在追来，而且追上了他，把他拉住；于是他用铜杵把老仆击倒在地。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走到老仆跟前。
六 公诉人的演说。性格概述
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开始他的公诉演说时，全身出现神经质的颤栗，前额和两侧太阳穴上直冒冷汗，只觉得一阵恶寒一阵燥热。这是事后他自己说的。他把这篇发言视为自己的杰作，视为平生得意之作，视为他的天鹅之歌。果然，九个月以后他由于肺痨迅速恶化而去世，因此他确实有资格以天鹅自喻，因为天鹅预感到自己即将死去，会唱出它最后的一支歌。他在这篇发言中倾注了他的整个心灵和全部智慧，结果意外地发现，自己身上还蕴藏着社会责任感和对若干“老大难”问题的关注——至少在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瘦弱的体内所能容纳的程度上是这样。他这篇发言的取胜之道主要在于真诚：他真诚地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他并非根据先入之见，并非因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归而指控被告；他吁请制裁确实出于“拯救社会”的崇高激情。我城的女士们说到底对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一向很反感，然而连她们也承认，这一回得到的印象不同凡响。
“被告忽然要我们相信，当时他跳下围墙是出于怜悯，出于同情，想看看能不能向他提供急救。请大家想一想：那是表示这种同情的时候吗？
底下的庭审我就不一一照述了。再者，其他证人的证词无非重复和确认以前的证词，尽管各有特色。我再说一遍，在检察官的发言中一切都将集中到一点，下面我就要转到这篇发言上去。人们的情绪受到了剧烈的震荡，刚才急转直下的形势好像在大家身上通了电，人人都急不可耐地只想尽快看到结局，等着听控辩双方的发言和法庭判决。菲久科维奇显然被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词震懵了。然而，检察官却得意洋洋。法庭调查结束后宣布休庭。几乎过了一个小时，审判长终于宣布法庭辩论开始。大约直到晚上八点钟，我们的检察官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才开始作公诉演说。
“不，他跳下来只是为了确定一下：他所犯罪行的唯一见证是不是还活着？其他任何感情，其他任何动机都不合情理！请注意，被告在格里果利身上还花了些工夫，用手帕抹他的头，等到确信他已死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带着一身血迹再次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不想想：他这样蹭了一身血，人家不是一下子就认出他杀了人吗？但被告自己向我们解释，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全是血；这倒是可信的，这非常可能，罪犯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如此。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像魔鬼一般老谋深算，在另一件事情上却愚不可及。但当时被告头脑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她在哪里？被告需要尽快了解她在什么地方，于是跑到她寓所去，不料竟听到一个无异当头一棒的消息：她到莫克罗耶去和‘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重圆去了！”
作证结束后，名医退下。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提供的信被列为物证。经磋商后决定，庭审继续进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两份证词都被记录在案。
九洋洋洒洒的心理学高论。飞驰的三驾马车。
“他的神智极不健全，他自己向我承认，醒着也会见到幽灵幻影，走在街上往往遇见早已下世的各色人等，撒旦每天晚上都去拜访他，”最后名医这样说。
公诉人演说的结尾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显然选择了严格的史学叙事手法，这是一切有些神经质的演说家都非常喜欢采用的，他们要找一个毫无通融余地的框框来克制自己一吐为快的激情。检察官在自己的发言中进入这一段时，对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作了特别详尽的论述，并就这一题目发表了若干颇有意思的见解。
是的，我料想我们的女观众满意了：今天确实好戏连台。随后我记得，莫斯科的名医出现了。在这以前审判长大概曾派法警去安排给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提供救护。名医向法庭汇报，说病人的谵妄症发作来势极为凶险，必须立即把他送走。在回答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提问时，名医说病人自己前天曾去过他那里咨询，当时他便警告病人谵妄症不久即将发作，但病人不愿接受治疗。
“卡拉马佐夫忌妒所有的人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是在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面前却似乎一下子蔫了，成了狗熊。尤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此前他几乎从未注意过，突然冒出来的又一名情敌对他来说孕育着什么危险。他一直认为，这不是当务之急，还早着呢，而卡拉马佐夫从来只顾眼前。十之八九他以为，此人纯属子虚乌有。但现在被告那颗伤痛的心顿然憬悟，那个女人之所以不让这位角逐者显山露水，之所以刚才用谎言欺骗被告，原因正在于这位重新飞来的对手在她心目中绝非空中楼阁，亦非子虚乌有，而是她的一切、她此生的全部希望，——顷刻间明白这一点后，被告认命了。
审判长一挥手，格露莘卡被架住后带出法庭。米嘉号叫着也要向她扑过去，但被制止了。
“诸位陪审员先生，表面上看来，被告的这种心态与他的一贯作风格格不入，似乎无论如何不可理解。对此我不能避而不谈。被告一下子产生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那就是公正地对待那个女人，尊重她，承认她有选择把心交给谁的权利，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刻，被告正是为了她而刚刚杀了自己的父亲！还有一点也是事实，即被告一手制造的血案此刻已经发出讨还血债的呐喊，因为他在毁了自己的灵魂和整个一生之后，那时应该有所感触，应该问问自己：‘与那个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相比，对她来说，如今我算什么？对于我爱之甚于自己的灵魂的这个女人来说，如今我能意味着什么？当初害苦了她的那个人忏悔了，回来诚心诚意向她奉献新的爱情，许诺重建幸福的生活。而恓恓惶惶的我，如今能给她什么，能向她许诺什么？’”
“米嘉！”她恸哭着说。“你的那条毒蛇把你给咬死了！瞧，这下你们看到了她是什么东西！”她一边气得发抖，一边冲着法官们大叫。
“这一切卡拉马佐夫全都明白，明白自己的罪行已对他堵死了所有的路，他只是一名死囚，而不是来日方长的人！这个念头把他压垮了，摧毁了。于是他瞬息间拿定一个疯狂的主意，以卡拉马佐夫的性格而言，他必然会认为，命中注定这是摆脱他当时这种可怕处境的唯一出路。这条出路便是自杀。
想不到，报复的机会自天而降，一个受伤害的女人郁积于胸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的全部恶气，一下子同样意想不到地喷发出来。她出卖了米嘉，但也出卖了自己！可想而知，她的自供话音甫落，绷紧的弦刚一松弛，羞愧立刻把她压垮。歇斯底里再次发作，她仆倒在地，呜咽着，号叫着。她被带了下去。就在她被带出法庭的当口儿，格露莘卡从自己的座位那儿扑到米嘉跟前，号啕不已，以致来不及把她拦住。
“他跑去取抵押给公务员别尔霍津的手枪，途中掏出兜里所有的钱——为了这笔钱，他的双手刚刚沾满了父亲的血。哦，钱现在对他来说正是最用得着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即将死去，卡拉马佐夫就要自杀，人们会记住这一天的！必须对得起他这颗诗人的灵魂，也不枉他把自己的生命蜡烛是从两头一起点燃烧光的。
然而，她头脑里曾掠过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描述自己过去对米嘉的感情时有没有不实之词，是否亏欠了米嘉？——这倒是个问题。没有，没有，当她叫嚷米嘉为了那一躬到地的往事而瞧不起她时，她并非故意诬蔑！她自己相信这一点，或许正是从那次一躬到地时起，她就深信不疑：当时把她视为女神的米嘉在嘲笑她，蔑视她。仅仅是出于傲慢，由于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才向米嘉倾注爱情——歇斯底里、怪诞反常的爱情，——这甚至不像爱情，而像报复。哦，这种怪诞的爱本来或许会演变成真正的爱，或许卡嘉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但是米嘉的负心伤害了她，一直伤到灵魂深处，灵魂不能宽恕这种侮辱。
“‘到她那儿去，到她那儿去，——哦，我要在那儿大宴天下宾客，我要举办以前从未有过的狂欢盛会，让人们久久难忘，传为佳话。在震耳欲聋的喧闹声中，在吉卜赛姑娘的劲歌狂舞背景前，我要举杯祝贺我崇拜的女人得到新的幸福，然后——就在她脚下，就在她面前，一枪打得我的脑袋开花，结果自己的性命！将来总有一天她会想起有个米嘉·卡拉马佐夫曾经多么爱她，并为之扼腕叹息！’”
哦，不言而喻，像这样说话，作这样的自供，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例如临刑前登上断头台的时候。但卡嘉恰恰处在这样的时刻，而此刻恰恰是她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时候。这正是当初为了搭救父亲，不顾一切去找那个放荡的青年军官的卡嘉；这也正是刚才站在大庭广众之前那个傲慢、贞洁的卡嘉，不惜让自己千金小姐的名声蒙羞，讲了“米嘉的高风亮节”，目的只想让等待着他的厄运多少得到一些缓解。现在她也是这样牺牲自己，但已经是为另一个人，或许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第一次充分感觉到和领悟到，那另一个人对她有多么宝贵！她是怀着为那个人担忧的恐怖作出自我牺牲的，因为她突然意识到，那人供称凶手是他，而不是他的兄长，此举无异于自戕；于是她为了救那个人，救那个人的名声而作出牺牲！
“他的决定追求强烈的戏剧效果，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的冲动、卡拉马佐夫式的野性和痴情——另外还有点儿什么，陪审员先生们，另外还有点儿什么在他灵魂中呼唤，在他头脑里不停地敲击，把他的心搅得支离破碎；那便是良知，陪审员先生们，是良知的审判，是可怕的内疚！不过，只要枪声一响，也就一了百了；手枪是唯一的出路，别无他途。至于身后——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当时是否想过‘身后又将如何’，不知道卡拉马佐夫会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思考身后之事。不，陪审员先生们，外国人有他们的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他不断地折磨自己，”卡嘉说，“总是想缩小他兄长的罪过，还向我承认，他自己也讨厌父亲，或许自己也希望父亲死去。哦，这是良心深刻的自责，太深刻了！这样的良心责备可把他害苦了！他什么也不瞒我，什么都向我坦白，他每天来找我，把我当作唯一的知己跟我谈心。我有幸成为他唯一的知己！”她突然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在向谁挑战似的宣称。“他曾两度去走访斯乜尔加科夫。有一天他来对我说：如果凶手不是他兄长，而是斯乜尔加科夫（这里的确有人散播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的无稽之谈），那么他自己也有罪，因为斯乜尔加科夫知道他讨厌父亲，或许以为他也希望父亲死。于是我拿出这封信给他看，他这才确信凶手是他兄长，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无法接受他自己的兄长竟是杀父凶手这一事实！还在一星期前，我便发现他为此事郁悒成病。最近一些日子，他坐在我家常常说胡话。我看得出，他的精神失常。他甚至走路也自言自语，有人曾在街上看到他这样。莫斯科来的大夫应我的请求，前天为他作了检查，大夫对我说，他已濒于谵妄，——一切都由那个恶煞而起！昨天他获悉斯乜尔加科夫死了——这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以致发了疯……这还是为了那个恶煞，还是因为他一心想营救那个恶煞！”
接下来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惮其烦地介绍米嘉动身前所做的种种准备，包括在别尔霍津家、在食品铺里以及与车把式打交道的诸多细节。他列举了大量话语和动作，都是向证人核实过的，——这幅景象对听众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主要的影响来自种种事实综合在一起产生的效果。在这幅景象中，那个狂乱地奔忙，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有罪，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当然，审判长和检察官尽量使她平静下来。我相信，他们也许自己也耻于利用她的狂乱情绪听她这样的自白。我记得，当时曾听到他们对她说：“我们理解您的心情沉重，请相信我们不是泥塑木雕”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然而，他们还是从一个在歇斯底里状态下失去理性的女人口中套出了供词。最后，她描述了这两个月以来，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为了营救“那个恶煞和凶手”——他的兄长，几乎要发疯了；即使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时候，人也往往会出现思路清晰的瞬间，例如此刻她就说得很有条理，虽然为时很短。
“他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瞻前顾后，”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说，“有两三次他几乎完全承认了，如此明白的暗示只差直接说出口来，”检察官援引了一些证人提供的证词。“他甚至在路上冲着车把式叫喊：‘知道吗，你在给一个凶手赶车！’但是毕竟还不能直接明说：先得赶到莫克罗耶，到了那里才能把这台戏唱完。然而，这个不幸的人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呢？
“是的，是的，我刚才撒了谎，违背了人格和良心，但我刚才是想救他，因为他那么恨我，那么蔑视我，”卡嘉激动得像个疯子。“哦，他恨得我要命，而且一贯瞧不起我，要知道，要知道从当初我为那笔钱向他一躬到地的那个时候起，就瞧不起我。我看出了这一点……。当时我就感觉到了，但我很长时间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不知多少次从他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意思：‘那时你到底还是主动到我那里去了。’哦，他不理解，完全不理解当时我为什么跑去找他，居然怀疑我那么下贱！他以己之心度人，以为人人都和他一样，”卡嘉切齿痛恨已到了完全失去理性的程度。“他想娶我，仅仅因为我得到了遗产，不为别的，不为别的！我始终疑心，这就是他的目的！哦，这是一只野兽！他一直认定我会因当初去找他这件事在他面前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认定他有资格为这件事永远瞧不起我，于是可以永远骑在我头上，——这便是他想娶我的原因！事情就是这样，一切就是这样！我曾尝试用我的爱，用我的无限的爱去赢得他的心，甚至想原谅他的不忠。但是他无动于衷，什么也不懂。其实，难道他是那种能有所悔悟的人？！他是个恶煞！这封信我第二天晚上才收到，是酒店的人送来的，而当天上午我还想宽恕他的一切，甚至宽恕他的不忠！”
“事情是这样的：他几乎一到莫克罗耶便看出，然后是彻底弄明白，他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对手恐怕并非那么无可争议，他想举杯祝贺他们重新获得幸福恐怕不会被接受。陪审员先生们，你们从法庭调查中已经了解有关的事实。卡拉马佐夫在与他的对手的角逐中大获全胜，于是——哦，于是他的灵魂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甚至可以说，在此人的灵魂经历过并且还将经历的各个阶段中，这是最可怕的一个阶段！
他废然坐下，绝望地扭绞着双手。检察官和辩护人开始向证人分别提问，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刚才隐瞒了这一封信，并且提供了完全属于另一种调子的证词？”
“可以肯定，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声情激越地指出，“受伤害的本性和心中的负罪感能为自己实施比世间任何法律制裁更彻底的报复！不但如此，法律制裁和世间惩罚甚至会减轻本性的惩罚，在这样的时刻罪犯的灵魂甚至需要法律制裁作为摆脱绝望的手段，因为当卡拉马佐夫知道心上人爱他，为了他拒绝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并且米嘉、米嘉地呼唤他共同奔向全新的幸福生活时，他的心灵恐怖和精神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要知道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完了，什么都已经不可能了！
“是我写的！”米嘉承认。“要不是喝醉了，我不会写这信！……我们有许多理由互相怨恨，卡嘉，但我发誓，我即使在恨你的时候也是爱你的，而你对我并不如此！”
“这里我要捎带着指出一点，这对于弄清楚被告当时处境的真正实质极其重要：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被告所爱的那个女人对于他始终是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为什么他不当场开枪自杀？为什么他把拿定了的主意搁置起来，甚至忘了他的手枪放在哪儿？正是这种对爱的强烈渴念，以及希冀在彼时彼地得到满足的欲望留住了他。在纵情作乐的乌烟瘴气中，他像着了魔似的盯着跟他一起恣意寻欢，在他眼里比任何时候更可爱、更迷人的宝贝，一步也舍不得离开，他为之心醉，为之销魂。
她这样发狂似的一吐为快，当然置一切后果于不顾，尽管早在一个月以前肯定就预见到了后果会是怎样，因为那时她在气得发抖的同时也许已经在盘算：“要不要把它捅到法庭上去？”现在她已经豁出去了。我记得那封信当即由书记员宣读并且产生了骇人听闻的效应。审判长问米嘉：这信是不是他写的？
“这种强烈的渴念不仅能暂时压倒担心被捕的恐惧，甚至良心的责备也听不见了！但为时极短，哦，只是短短的一瞬！我想象罪犯当时的心态无疑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奴役和控制：首先是醉意、喧嚣、狂热的歌舞、混沌的氛围，而她在酒酣耳热之余还载歌载舞，酡颜犹自向着他笑！其次，自我安慰的幻想也在给他壮胆：命中注定的悲惨结局也许还远着呢，至少尚未逼近，——最早也要到次日早晨才会有人来把他抓走。也就是说，还有好几个小时，这已经够多了，太够了！几个小时可以想出好多办法来。
“这钱使他寝食不安，”卡嘉神经质地急匆匆继续说，“他想还我钱，他想还——这是事实，但他还需要钱花在这个坏女人身上。于是他把父亲杀了，可是仍旧没有还我钱，而是带着她到乡下去了，结果在那里被抓住。他在那里又把杀了父亲偷来的钱胡乱花光。就在他杀死父亲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他的信，信是他喝醉后写的，当时我马上看出，他写这信是向我泄私愤，他知道，他十拿九稳我不会把这信给任何人看，即便他杀了人也一样。否则，他是不会写的。他知道我不会向他报复，知道我不愿毁了他！可是您读一读，请仔细读一读，您就会明白他在信中预先把一切都作了描述：怎么杀死父亲，他的钱放在哪儿——信中都有！注意，请不要漏掉，那里有一句话：‘我要砸碎他的脑壳……但愿伊万走了就好。’这说明他连杀死父亲的方法都已经预先想好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地向法庭提示，哦，显然，她读透了这封致命的信，把其中的每一个字都仔细研究过了。“不是喝醉了酒，他不会写这封信给我，请看，信上预先把后来杀人的过程描写得很具体，丝毫不差，整个是一份谋杀计划！”
“我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有点儿像被押赴刑场绞决的罪犯：先得乘囚车通过十里长街，接着是徒步行经成千上万的人群，然后拐上另一条街，在这条街的末端才是可怕的刑场！据我估计，这段历程刚开始时，罪犯坐在示众的囚车上，一定觉得在他前面生命之路正未有穷尽。然而，屋宇不断后退，囚车仍在前进——哦，不打紧，离另一条街的拐弯处还远着呢，他还若无其事地向成千上万盯着他瞧热闹的人群左顾右盼，照旧臆想自己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但已经到了折上另一条街的拐弯处，哦，没事儿，没事儿，还有整整一条街呢。不管已走过了多少房屋，他老是在想：‘还有好多房屋呢。’如此终于走完最后一座房屋，一直来到刑场。
“被告，”审判长大喝一声，“再嚷嚷我就吩咐把你押下去。”
“我想象当时卡拉马佐夫的心态正是这样。他认为：‘他们还来不及采取行动，我还可以想出办法来，哦，还有时间设计如何为自己辩解，如何反击，而眼前，眼前——眼前她是那么可爱！’”
“说得对，卡嘉！”米嘉蓦地吼叫起来。“当时我看着你的眼睛，我明白你在侮辱我的人格，可还是拿了你的钱！你们可以鄙视我，人人都可以鄙视我这个卑劣的小人，是我活该！”
“他心中又乱又怕，不过他还是有时间把钱分出一半来藏在什么地方——否则，我无法向自己解释，他刚从父亲枕头底下拿来的三千卢布怎么少了足足一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莫克罗耶，他曾在那里纵情狂欢两天两夜。他熟悉那座又老又大的木结构房屋，屋外还有板棚，有回廊。我推测一部分钱肯定就是那个时候在这座房子里被藏了起来，就在他被捕前不久，藏在某一道缝隙中，某一块地板下，或者角落里、屋顶下的什么地方——为什么？还能为什么？东窗事发就在眼前，他当然还不知道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再说也没有时间，他的太阳穴里又突突地跳得厉害，她又那么迷人，而钱——钱在任何情况下都缺少不得！身边有钱，到哪里都承认你是个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样的远见你们会觉得不近情理，是不是？要知道，他自己声称，离当时一个月以前，就是在对他来说也是心慌意乱、事关重大的那一天，他曾从三千卢布中分出一半来缝在小香袋里。尽管这不是事实，而且下面我们马上要加以证明，但这个念头对于卡拉马佐夫并不陌生，他有过这样的设想。这还不算。后来他要预审员相信，他曾把一千五缝在小香袋里（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他之所以能在片刻间当场编出香袋的神话来，或许正因为两小时前刚刚把一半钱藏在莫克罗耶的什么地方以防万一，到天明再说，总比留在身边妥当，那是他灵机一动想出的主意。
“我是在案发前夕收到的，而他在酒店里写这信还要早一天，也就是在作案前两天——请看，信是写在一页不知什么账单上的！”她气急败坏地嚷道。“当时他恨我，因为他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事，跟在这坏女人后面跑……还因为他欠了我三千卢布……。明明是他自己品行卑下欠下的债，他却为这三千卢布总觉得受了伤害！这三千卢布是这么回事——我请您，恳求您听我说：在他杀父之前三个星期，一天上午他来找我。我知道他需要钱，也知道他想派什么用场——就为了把这个坏女人弄到手，带她远走高飞。当时我知道他已对我变心，想甩了我，我当时却亲手把这笔钱递给他，是我主动找了个借口，请他把钱汇到莫斯科给我的姐姐，——我把钱交给他的时候，曾看着他的眼睛，说他什么时候寄去都可以，‘哪怕过一个月也行’。他当然明白，他怎么可能不明白我等于在当面对他说：‘你需要钱带着你的坏女人去实现对我的背叛，现在给你钱，我亲手把钱给你，你可以拿去，只要你不顾人格，有这样的厚脸皮收下！……’我是想证实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结果怎样呢？他收下了，他把钱收下带走，而且和这个坏女人在那里一夜之间便花光了……。他明知我已把他看透，请你们相信，他当时明明理解，我把钱交给他只是试试他的心，看他是否如此不顾人格，竟会收下我的钱？当时我看着他的眼睛，他也看着我的眼睛，他完全理解，完全明白，可还是把钱收下，收下而且带走了我的钱！”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不妨回忆一下，卡拉马佐夫能仰望九霄云外，也能俯视万丈深渊，而且是在同一时间！我们曾在客栈里找过，但没有找到。这笔钱可能至今还在那里；也可能第二天不见了，后来又回到被告手上。反正被告是在那个女人身旁被捕的，当时被告跪在她面前，她正躺在床上，被告向她伸出双手，那时完全忘了世上的一切，甚至没有听见逮捕他的人走近。他思想上还完全没有做好应答的准备。当时他和他的头脑都处在不设防的状态，所以措手不及。
“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完全可以回答您的提问，”她还加上一句，显然还十分担心法庭出于某种考虑不愿听取她的证词。她被要求作更详细的解释：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的？
“现在他就在你们面前，你们将对他进行裁判，将决定他的命运。陪审员先生们，我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我们自己面对一个人有时候也会觉得可怕，是为那个人害怕！那就是当罪犯已经看到一切都完了，然而困兽犹斗，还想跟我们较量的时候，那种与动物没有两样的恐怖感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保全自己的本能在他身上一下子都被动员起来严阵以待，他为了救自己，会用交织着疑问和痛苦的目光敏锐地注视着你们，捕捉你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动作，研究你们的表情、你们的思想，观察你们可能从哪一侧发起攻击，他那已经够乱的头脑会在瞬息之间设计出千百套对策，然而他还是怕开口，怕说漏了兜！如这般人类心灵蒙受耻辱的时刻，灵魂的苦难历程，渴望自救的动物心态——凡此种种，无不惊心动魄，有时预审员会受到强烈的震撼，甚至会对罪犯萌动恻隐之心！当时我们就是这一切的见证人。
她不顾一切地大叫大喊。法警接过她伸出手向审判长那边递去的一张纸，而她倒在椅子上，捂住面孔，开始抽抽搭搭无声的啜泣，全身哆嗦着竭力吞声，生怕被赶出法庭。她交出去的纸正是米嘉在“京都酒店”写的那封信，被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称为“铁证”的重要笔据。呜呼！它果然被认为铁证如山的依据，若不是这封信，米嘉也许不致被毁，至少不会被毁得这样惨！我再次声明，当时很难把所有的细节一一看在眼里。直到现在这一切在我记忆中依然乱作一团。想必，审判长当即把新发现的证据告诉了另两位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和陪审员。我只记得，后来重新开始讯问女证人。审判长和蔼地问她：是否已经平静下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急忙应道：
“起先他如遭晴天霹雳，惊恐中脱口而出的几句话对他十分不利：‘血！我罪有应得！’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说什么，如何回答——这一切他都没有现成的谱，但一句不认账的话却是现成的：‘对父亲的死我没有罪！’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这堵围墙筑起来再说，围墙后面也许还可以设置一些路障之类。他抢在我们提问之前急忙解释最初脱口而出的那两句对他不利的话：他认为自己仅仅对老仆格里果利之死负有罪责。‘这条人命我认账，可是谁杀了父亲呢？诸位，凶手是谁？既然不是我，那么究竟是谁杀了他呢？’请听，我们到那里去正是要向他提这个问题，可是他反倒问我们！这句话是抢先冒出来的：‘既然不是我’——听见没有？既有动物的狡猾，又显得天真，特别表现出卡拉马佐夫式的不耐烦。意思是：人不是我杀的，不许你们怀疑我。接着他赶紧承认（他性急得很，哦，性急得可厉害呢）：‘我想杀死他，诸位，我想过，但我毕竟没有罪，他不是我杀的！’他向我们作了让步，承认自己想杀父亲，等于向我们示意：‘你们应该看到，我是多么诚恳，那就快相信我不是凶手！’哦，在类似的情况下，罪犯往往会变得非常轻率和幼稚，头脑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还有一件事要交代，马上交代……马上！……就是这张纸……那是一封信……快拿去念，快！这是那个恶煞写的信，就是他，他！”她指着米嘉。“是他杀了父亲，您一看便知道，他写信告诉我，他打算怎样杀死父亲！而另一个有病，他得了谵妄症！我已经连续三天发现他神志不清！”
“当时，预审人员仿佛无意间突然向他提了一个极其单纯的问题：‘会不会是斯乜尔加科夫杀的？’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大大地生气了，因为他还来不及做好准备，他需要选择并抓住一个时机，那时把斯乜尔加科夫抛出来最为可信，不想被我们抢先一着，使他猝不及防。他按自己的本性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开始竭力使我们相信，斯乜尔加科夫不可能杀人，要杀也杀不了。但是，可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这仅仅是虚晃一枪：他完全不打算放弃斯乜尔加科夫这张牌，相反，他还要把这张牌打出来，但要另外找一个时机，因为这一计谋暂时被打乱了。他或许明天就打这张牌，或许还要过几天，准备觑准一个时机冲我们大喝一声：‘瞧，我曾经比你们更不信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这你们应当记得，但现在我确信：人是他杀的，不是他，还能是谁！’而暂时他绷着脸，气呼呼地否定这样的推测，然而急躁和愤怒却使他在解释向父亲窗内张望一下后便规规矩矩从窗前走开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其笨拙，谁也不会相信。关键在于他还不摸底，不知道格里果利苏醒过来后提供的证词究竟把他揭露到什么程度。
法庭上秩序大乱。我没法按次序记住所发生的一切，我自己也激动异常，顾不得一一留神观察。我只知道等到一切都平静下来，大家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那名法警挨了申斥，尽管他向上峰解释得头头是道：证人原先一直是正常的，一小时前他有些头晕时大夫还给他瞧过，进入法庭大厅前他说话也有条有理，因此事先什么也看不出来，何况他本人坚持要出庭作证。但人们的惊魂甫定，紧接在这一幕之后又上演了另一幕：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歇斯底里发作了。她大声尖叫，呜咽抽泣，可就是不肯离去，挣扎着恳求不要把她带出去，忽然她向审判长喊道：
“我们对他搜了身。搜身使他十分恼火，但也令他宽慰，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所有的三千卢布，只找到一千五。当然，正是在他怒冲冲地要么避而不答、要么矢口否认的这一时刻，有关小香袋的主意才生平第一次从他脑瓜里蹦出来。毫无疑问，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主意太不可思议，所以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别人听起来多少像那么一回事，要编成一个真实可信的长篇故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伊万盯着法警的脸嚷了起来，随即抓住法警的两个肩膀，狂怒地把他摔倒在地上。但警卫已经赶到，伊万被扭住，他立刻咆哮如雷。在被强行拉走时，他一直在语无伦次地吼叫着什么。
“遇到这种情况，负责调查的司法人员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或者说首要任务就是——不让对方赢得时间作好准备，必须突然出击，使罪犯把藏在心底的思想以其本来面目说出来，才能充分暴露这种胡编的故事有多么幼稚可笑、荒诞不经和矛盾百出。
他又开始慢慢地、像在冥想一般环顾全场。但全场已经哗然。阿辽沙正欲从自己坐的地方向他冲过去，然而法警已把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的一只胳膊按住。
“要使罪犯开口，只有出其不意而又仿佛在无意间向他透露一个新的事实或案中某一重大情况，而罪犯在这以前是决计想不到和怎么也无法预见的。这样的事实我们有现成的，早已准备好，那就是：老仆格里果利苏醒后提供的证词，他说，被告是从开着的门里逃出来的。这扇门的事他全忘了，至于格里果利可能看见，更是他始料所不及。
“有尾巴的，法官大人，不合规范！魔鬼并不存在！[7]不值得注意，那是个微不足道、渺乎其小的魔鬼，”他一下子不笑了，神秘兮兮地接着说，“它一定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对，准是在那张陈列物证的桌子底下，它不蹲在那里，还能在什么地方？听我说，我告诉它，我不愿保持沉默，可是它跟我谈什么地质大灾变……荒唐！你们把那个恶煞释放了吧……他唱起了颂歌，因为这样他心里轻松！这跟醉汉扯开嗓子大唱‘万卡去了彼得堡’没什么两样，我为两秒钟的欢乐愿意拿出一百万的四次方乘一百万的四次方。你们不认识我！哦，你们这儿一切都是那么愚蠢！快，把我抓起来，把他放了！我到这里来，总得有个交代……。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里不管什么事情都那么愚蠢……”
“这一着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他直跳起来，突然冲我们嚷道：‘是斯乜尔加科夫杀了人，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于是他暴露了藏在心底的嫁祸之计，而且是以绝对不可信的形态端出来的，因为如果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只可能在被告把格里果利击倒并且逃跑以后进去杀人。我们告诉被告，格里果利在自己倒下之前已看见门开着，而且他从自己卧室里出来的时候曾听到斯乜尔加科夫在板壁后面呻吟，——这下卡拉马佐夫真的垮了下来。我的一位同事、我们尊敬而又诙谐的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事后对我说，就在那一瞬间，他自己差点儿要掉眼泪，觉得被告委实太可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为了挽回局面，赶紧向我们交代小香袋的神话。他说：‘那好吧，我就把这故事告诉你们！’”
“谁是您的证人？”
“诸位陪审员先生，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想法，为什么我认为离当时一个月前被告把钱缝在小香袋里这回事，非但纯属子虚乌有，而且可以说，是在这种状况下所能编造出来的最荒诞的天方夜谭。即便有人愿意打赌，认为还能胡诌更加不可信的瞎话，恐怕也构思不出比这更蹩脚的了。
“问题恰恰在于我没有证人。斯乜尔加科夫这条狗不可能从另一个世界把证词……装在信封中给你们寄来。你们需要的只是信封，一个已经够了。我没有证人……除了一个以外，”他若有所思地一笑。
“真实的事情总是包含着丰富的细节，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完全是鸡毛蒜皮，所以常常被那些不幸而又无奈的造谎者所忽略，只要在这些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细节上提几个问题，自鸣得意的编故事先生就会狼狈不堪，原形毕露。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他们的头脑只知构筑宏伟的框架，以为无人敢在这样琐屑的小事上与他们纠缠！可人家偏偏在这上头把他们逮住！
“证人，您的话很费解，本庭不能接受。如果可能的话，请镇定下来……如果您确实有什么要说的……您就说。您作了这样的自供……如果您不是在说胡话，又能提出什么来作为佐证呢？”
“‘请问您是从什么地方拿来材料做您的香袋？’我们向被告提问。‘是谁给您缝制的？’”
检察官显然乱了方寸，他凑到审判长面前与他交换意见。三位法官紧张地低声商议。菲久科维奇竖起耳朵在谛听。整个大厅屏息静气等待着结果。审判长好像一下子有了辙儿。
“‘我自己缝的。’”
“不必惊慌，我没有疯，我只是个凶手！”伊万又开始说。“对凶手的口才不能太苛求……”他不知为什么附加了这么一句，并且怪诞地笑起来。
“‘布料您是从什么地方拿的？’”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急忙从座椅上站起来，吓得一动不动地望着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米嘉站起来，面带怪异的冷笑，聚精会神地看着和听着二弟作证。
“被告已经动了气，他认为这样纠缠细节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信不信由你们，当时他是真的动气了，并非故作姿态！不过他们全是这样。”
“他病了，请不要相信他的话，他得了谵妄症！”
“‘我从自己的衬衫上撕的。’”
法警立刻向他走过去。阿辽沙霍地站起来喊道：
“‘很好。这么说，在您的内衣中间我们明天就能找到那件撕去了一块布的衬衫。’”
“问题恰恰在于我没有疯……我有着正常人卑鄙的头脑，和你们一样，和所有这些……丑恶的嘴脸一样！”他蓦地转过来面向公众。“父亲被杀后，他们假装大吃一惊，”他咬牙切齿地说，怨愤和鄙夷之情溢于言表。“彼此装蒜，互相做假。都在撒谎！人人都希望父亲死。一条爬虫吃掉另一条爬虫……。如果没有杀父好戏看——他们一个个都会气呼呼、怒冲冲作鸟兽散……。他们要看戏！‘要面包，要看戏！’[6]不过，我也不是东西！你们这儿有没有水，给我喝一点，看在基督分上！”他骤然捧住自己的脑袋。
“请想象一下，诸位陪审员先生，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那件衬衫（假定这样一件衬衫确实存在的话，当然会在他的手提箱或柜子里找到），——那就是事实，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有利于说明他的供词属实！但是他不可能这样考虑。
“您是不是疯了？”审判长不由自主地脱口问道。
“‘我记不得了，或许不是从衬衫上撕的，我把钱缝在房东太太的帽兜里了。’”
“我是昨天从凶手斯乜尔加科夫那里得到的。在他上吊之前我去过他那儿。父亲是他杀的，不是家兄。人是他杀的，可教唆他杀人的是我……。谁都巴不得父亲死去……”
“‘什么样的帽兜？’”
“如果这确实就是那笔钱的话……怎么会到您手里？”审判长惊讶地问。
“‘我从房东太太那儿拿的，因为是扔在那里的无用的东西，一块旧的细棉布。’”
法警接过整整一沓钞票，交给审判长。
“‘您记得很清楚吗？’”
“瞧，”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突然取出一沓钞票，“这……就是原先装在那个信封里的钱，”他用头代手向物证桌上的空信封一指，“为了这笔钱，父亲被人杀了。放在哪儿？法警先生，请转交。”
“‘不，我说不准……’”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审判长正色问道。
“他生气了，气得要命，其实只要想一想：这怎么会记不得呢？人即使处在最可怕的时刻，哪怕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这些琐事都能记住。他什么都会忘记，可是路上瞥见的绿色屋顶或蹲在十字架上的一只寒鸦却能记住。要知道被告是背着别人缝香袋的，他必定记得，当时手持针线提心吊胆所体验的那份屈辱，所遭的那份罪，一听见敲门声，马上跳起来躲到板壁后面去（他的寓所里有一道板壁）……
“法官大人，我就像那个农家姑娘……知道吗，她是这样唱的：‘我愿意——就站起来；我不愿意——就不起来。’有人拿着无袖衫或三幅裙来求亲，希望她站起来穿上后，把她带去举行婚礼，可是她说：‘我愿意——就站起来；我不愿意——就不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民间习俗的书里讲的……”
“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为什么我向你们讲述这一切，这些细节，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正是因为被告直到此时此刻仍顽固地坚持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从他铤而走险的那一夜到现在，整整两个月内，他什么也没有解释清楚，对以前胡编乱造的供词没有补充一点能说明问题的真实情况；他认为：‘这一切都不值得一提，你们必须相信我的人格！’哦，我们乐于相信，我们渴望能相信，哪怕是相信他的人格！难道我们是嗜血的豺狼不成？只要能向我们指出一件于被告有利的事实来，我们也欢迎之至——但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凭实据，哪怕只有一件，而不是被告的弟弟根据他的面部表情得出的结论，或者硬说被告捶自己的胸膛肯定是指小香袋，何况那还是在黑暗中。我们欢迎新的事实，我们将率先撤回我们的指控，我们会立即这样做。然而，现在正义在呼唤，所以我们仍然坚持指控，我们什么也不撤回。”
说完，他不等准许，便径自转身准备走出大厅。但是才迈了四五步就站住，似乎经过考虑后露出一丝安详的笑意，于是重又回到证人席上。
接下去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的发言进入尾声。他仿佛沉浸在狂热之中，大声疾呼不能让血白流，不能让被儿子“抱着卑鄙的抢劫目的”谋杀的父亲枉死。他指着种种明摆着的悲惨事实坚持自己的立场。
“放我走吧，法官大人，我觉得很不舒服。”
“不管你们从以才华著称的被告辩护人那里听到了什么，”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沉不住气了，“不管有人在这里说了多么精彩绝伦、扣人心弦的话企图使你们动容，还是要请记住：你们此时身在维护我们法制的庄严殿堂。请记住你们是我们神圣的俄罗斯的卫士，你们在捍卫我国的根基、我们的家庭和一切神圣的事物！
审判长转而面向控辩双方，正欲请检察官和辩护人提问，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这时伊万·费尧多罗维奇突然以精疲力竭的声音提出请求：
“是的，此刻你们在这里代表着俄国，你们的判决将不单单向这个大厅里的人宣读，而是将传遍整个俄罗斯，全俄国的人都将听到你们作为俄罗斯的保卫者和执法者的声音，他们或将为你们作出的判决所鼓舞，或将为之感到沮丧。不要让俄罗斯痛苦哀伤，不要辜负了俄罗斯的期望。我们那辆横冲直闯的三驾马车在没命地飞奔，可能在奔向灭亡。全俄各地早已有人高举双手呼吁制止这种不顾死活的狂奔。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暂时还给发疯一般猛冲的三驾马车让路，也许根本不像诗人[10]所希望的那样出于敬意，只不过出于恐惧——这一点请注意。他们闪开是因为害怕，也可能因为厌恶，这还不算糟糕，指不定哪天他们不愿让开了，面对飞驰的幽灵排成一道坚固的城墙，为了拯救自己，拯救进步，拯救文明而主动挡住我们这种无法无天的狂奔！我们已经听到这种来自欧洲的忧患之声。这样的声音已开始时有所闻。不要去刺激他们日益增长的憎恨，不要作出容忍亲子弑父逍遥法外的判决，这无异于厝火积薪！……”
“我看得出，您身体不舒服，我可以理解您的感受……”审判长才开了个头。
总之，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虽然陶醉得厉害，但总算慷慨激昂地结束了这篇演说——他留给听众的印象确实不同凡响。他本人发言完毕以后，匆匆走了出去，接着——我再说一遍——几乎晕倒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厅里无人鼓掌，但严肃持重的人们感到满意。不那么满意的只是女士们，然而她们也欣赏检察官的口才，更何况她们对于结果毫不担忧，相信菲久科维奇能扭转乾坤；“他决不会甘拜下风的，肯定能把所有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翻来覆去就是这一些，”他骤然现出疲惫的神态说，“我不可能向法庭提供什么特殊的情况。”
人们都把目光投向米嘉；在检察官发言时他自始至终默默地坐着，两手握在一起，咬紧牙关，低首垂目，只是偶尔抬头倾听，特别是当提到格露莘卡的时候。当检察官转述拉基津对她的看法时，米嘉脸上现出轻蔑的冷笑，他嘀咕了一句：“都是贝尔纳！”——声音清晰可闻。当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谈到自己在莫克罗耶审问他、折磨他的情形时，米嘉抬起头来极感兴趣地凝神谛听。在某一个地方他甚至想跳起来大喝一声，不过还是按捺住自己，只是鄙夷地耸耸肩膀。
法庭开始向他提问。他回答时显得不大情愿，总是尽可能简短，甚至有一种越来越感到厌烦的样子，不过回答还是言之成理的。对许多事情他都一问三不知。有关父亲与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的账目问题他一无所知。“我从不过问此事，”他说。关于威胁要杀父亲的话他是听被告说的。装钱的信封这件事则是听斯乜尔加科夫说的……
关于这篇演说的结尾，即关于检察官在莫克罗耶审问被告时如何奇袭智取那一段，后来我们有人暗暗嘲笑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说：“那一位到底还是忍不住要夸耀一下自己的能耐。”
“不……没有。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接下来宣布休庭，不过为时极短，仅一刻钟，顶多二十分钟。公众开始交谈，纷纷发出感叹。我记住了其中的一部分。
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低首垂目，迟疑了几秒钟，然后重又抬起头来，有些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这篇演说很有分量！”一群人中有位先生绷着脸指出。
“您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打算提供吗？”审判长还是将信将疑地问。
“心理分析太多，”另外一个声音说。
“您不必担心，法官大人，我的健康状况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些相当有意思的事情，”伊万·费尧多罗维奇一下子又心平气和、恭恭敬敬地答道。
“可终究都是事实，驳不倒的真理！”
“您……或许觉得身体还不太舒服吧？”他一边问，一边用眼神寻找法警。
“没错，这方面他是一把好手。”
法庭上顿时鸦雀无声，可以感到将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审判长现出不安的神色。
“归纳得很见功夫。”
“还有什么没有？”他大声问。
“也包括咱们，他把咱们也都归纳进去了，”第三位插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演说一开头就把咱们跟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等同起来，还记得吗？”
审判长一开始先指出，他是不宣誓的证人，他可以提供证词或保持沉默，当然，所提供的证词不得有任何虚假，等等。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听着，目光浑浊地望着审判长；但他的脸上慢慢地漾开了笑容，及至诧异地注视着他的审判长刚一说完，他忽然笑出声来。
“最后也是。他说这话毫无道理。”
他的来到最初几乎无人注意：主要的证人，尤其是两位情敌已被传讯；人们的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甚至可以感到公众有些疲劳。下面还有好几名证人有待讯问，从已经问明的情况来看，他们十之八九不可能提供什么特别的内容。时间在流逝。伊万·费尧多罗维奇走上前去的步子慢得出奇，眼睛不看任何人，甚至耷拉着脑袋，仿佛在苦苦思索什么问题。他的衣着是无可挑剔的，但他的面容至少在我看来病得不轻：简直可以说，面如土色，有点儿像个垂死的人。眼睛是浑浊的；他抬头举目慢慢地扫视全场。阿辽沙忽然从自己的座椅上作跃起状，旋即发出一声呻吟：“啊！”这情景我记得。但注意到的人寥寥无几。
“某些地方意思不太清楚。”
五 突然降临的灾祸
我要说明一下，他在阿辽沙之前即已被传讯。当时法警向审判长报告，说证人由于突然感到不舒服或某种旧病复发，不能立即出庭，但一俟恢复随时愿意出庭作证。不过这话谁也没有听见，是事后才知道的。
“有那么一点儿自我陶醉的味道。”
轮到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出庭作证了。
“有失公允，有失公允。”
总的说来，格露莘卡接受讯问的时间不算太长，当然，她也不可能提供什么特别的新东西。她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十分不妙。当她作证结束，在大厅里远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地方就座时，有几百道鄙视的目光都盯着她。在她接受讯问时，米嘉始终不吭声，眼睛瞧着地上，像一座石雕。
“不，应当说，他还是有两下子的。人家等得很久了，这回总算说了个够，嘿嘿！”
这一新的事实对大家都是一大意外，在这以前全城谁也不知道此事，甚至修道院里，甚至米嘉也不知道。拉基津坐在椅子上羞得满面通红。格露莘卡出庭之前，不知从哪儿已经听说拉基津提供了于米嘉不利的证词，因而怀恨在心。刚才拉基津先生那篇冠冕堂皇的发言，他抨击农奴制以及俄国混乱无序的政治局面时那股慷慨激昂的气势——这一下在公众的心目中彻底被打上了叉叉，变得一文不值。菲久科维奇感到满意：又顺手捡了几分。
“不知辩护人会怎么说？”
“他是我的表弟嘛。我母亲和他的母亲是同胞姐妹。不过他老是央求我在这里不要告诉任何人，觉得有我这么个表姐太丢他的颜面。”
另一群人则在议论：
“您为什么对拉基津先生如此大方？”菲久科维奇紧接着问，尽管审判长已经不耐烦了。
“刚才他不该攻讦彼得堡来的那位，说人家‘企图使你们动容’，还记得吗？”
“他把钱收下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格露莘卡做了一个轻蔑的冷笑含嗔说，“他经常上我那儿去缠着要钱，每个月总要拿去大约三十卢布，多半花在那些时髦玩意儿上：他自有生活来源，用不着我资助。”
“记得，他这一着不高明。”
轮到菲久科维奇提问了。我记得，他在讯问中也提到了拉基津和“只要他把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带到您家”，便给他二十五卢布一事。
“太性急了。”
“当时我有什么感想我不记得了，”格露莘卡答道，“那时候人人都说他杀了父亲，我觉得这是我的罪过，他是为我杀了人。可是一听他说自己是无辜的，我马上就相信他的话，现在也信，而且永远相信：他不是那种撒谎的人。”
“此公有点儿神经质。”
“在莫克罗耶逮捕被告的时候，”检察官通过回想当时的情景提问，“人人都看见和听到，您从另一间屋子里跑出来大声叫喊：‘都是我不好；咱俩一起去充军！’可见当时您已经肯定他是杀死父亲的凶手，对不对？”
“咱们在这儿有说有笑，可是被告心中不知作何感想？”
审判长不得不厉声把她喝住，要她斟酌自己的措辞。但是这个醋劲勃发的女人的心已经燃烧起来，她准备纵身跳崖，哪怕下面是万丈深渊……
“是啊，不知米嘉心中作何感想？”
“指这位小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会儿她把我召去，用巧克力招待我，想迷惑我。她真不识羞，就这么回事儿……”
“不知辩护人会怎么说？”
庭上问她这回指的又是什么人。
第三群人在说：
“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亲口对我说的，你们该相信他。他让那个硬要拆散我们的女人给毁了——根子全在她身上，”格露莘卡补上一句，她似乎被仇恨震得全身发抖，话中响起了横下心来的音调。
“坐在最边上的那位女士是什么人，手持长柄眼镜、胖胖的那位？”
当然，她立即被诘问：她如此断言有什么根据？结果她也提不出任何根据。
“那是一位将军夫人，现在离婚了，我知道她。”
“指那个奴才斯乜尔加科夫，他杀了自己的老爷，昨天上吊自尽了。”
“怪不得手持长柄眼镜。”
“刚才您提到的‘恶鬼’是指什么人？”检察官问。
“够丑的。”
那个装钱的信封她没有见过，只是听那个“恶鬼”说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准备着一个内装三千卢布的信封。“不过这是一厢情愿，我听了只觉得可笑，说什么也不会上他那儿去……”
“不，挺开胃的。”
审判长极有礼貌地提醒她，必须正面回答提问，不要扯到题外的细节上去。格露莘卡脸红了，而她的眼睛闪着火花。
“在她旁边相隔两个座位坐着一位金发女子，那个要好得多。”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他是我的恩人，当我被亲人赶出家门的时候，是他收留了我这个光脚苦妹子。”
“那一回他们在莫克罗耶打了米嘉一个措手不及，干得很漂亮，不是吗？”
当问题涉及萨姆索诺夫时，她立刻以一种蛮横的挑战口吻发起反击：
“漂亮是漂亮。可是何必一说再说呢。这事儿他在此地对好多人家讲过不知多少遍了。”
她出庭时也是一身黑服。肩上裹着她那漂亮的黑色披巾。她以自己特有的步态从容不迫、悄无声息地向栏杆那儿走去，身躯有一点小幅的摆动，就像有时候一些体态丰满的女人走路那样；她的眼睛注视着审判长，一次也未曾左顾右盼。依我看，她当时非常美，完全不像女士们事后声称的那样形容憔悴。那些女士还说她神情专注，一脸凶相。我只是认为，她心中有气，因为她沉重地感受到，渴望看好戏的我市公众都用鄙夷而又好奇的目光瞧着她。她有一股傲气，不能忍受鄙视，属于那种只要稍有点儿疑心被人瞧不起马上就会怒火中烧、非还以颜色不可的类型。与此同时，她当然有情怯的一面，并且暗暗为此感到羞愧，因而也就难怪她的谈吐反差很大，——时而愤慨、轻蔑并且特别粗暴，时而又一下子冒出诚恳的内心之声——自我谴责、自我鞭挞的声音。有时候她说话像在纵身跳崖，大有“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我要说……”的味道。关于她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相交这一点她断然指出：“我压根儿不把这当回事儿，他要缠着我，这难道也赖我？”可是过了一会儿，补充道：“都怪我不好，我不该把他们爷儿俩捉弄到这个分儿上。这一切统统是我引起的。”
“刚才还是忍不住。也算脸上有光吧。”
我快要述及那场突然爆发的灾难，它或许确实把米嘉给毁了。因为我相信，而且大家都相信，连所有的司法界人士事后也说，倘若没有这段插曲，被告至少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但这事回头再说。先简单交代一下格露莘卡的情况。
“大概觉得自己太亏了，嘿嘿！”
其后他在座位上似乎木僵了，牙床咬紧，双手交叉叠在胸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留在法庭内指定给她的座位上。她坐在那儿，紧紧绷着苍白的脸。据离她较近的人说，她长时间哆嗦不已，像发寒热病似的。接下来被传讯的是格露莘卡。
“可是气量也太小了些。再说，他的发言过于玩弄辞藻，句子又长。”
“这下我死定了！”
“还危言耸听，请注意，他老是吓唬人。关于三驾马车那段话还记得吗？‘外国人有他们的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他这句话相当巧妙。”
接着，他便冲着整个大厅号啕大哭。不过他很快控制住自己，又大叫一声：
“他是在向自由主义暗送秋波。他怕！”
“卡嘉，你干吗把我给毁了？！”
“他也怕辩护律师。”
菲久科维奇向她深深鞠了一躬。哦，他几乎已经胜券在握！辩方赢得了许多分数：一个人在高尚情操的激励下，把自己仅有的五千卢布拿出来排忧解难，后来这同一个人夤夜杀死父亲只为了抢劫他三千卢布，——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情理。菲久科维奇觉得，现在至少可以把谋财这一条推翻。此案一下子出现了转机。法庭大厅内拂过一阵同情米嘉的和煦之风。而他……据说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作证时，他曾一再霍地站起来，然后又颓然坐到被告席上，用两只手掌捂住自己的脸。但当卡嘉说完时，米嘉忽然抽噎着向她伸出双手，高喊：
“是的，不知菲久科维奇先生将说些什么？”
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睿智和近乎过敏的洞察力，她难道事先不能预料人们会怎么说？她肯定早有所料，可还是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不言而喻，所有那些对此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的恶意中伤，只是事后才开始出现，而当时在法庭上毕竟人人都为之震惊。三位法官保持虔敬的、甚至可以说是汗颜的静默听完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陈述。检察官不敢就这一题目作任何进一步的提问。
“不管他说什么，反正打动不了那些乡巴佬陪审员。”
“就算什么也没有略去，就算这是全部真情实况，”甚至我市几位极受尊敬的女士也认为，“一个姑娘家做出这种举动，哪怕是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究竟是否很高尚，也还难说。”
“您这样认为？”
这样做究竟为什么？为了谁？为了营救那个伤害了她的负心汉，为使他获救作一点贡献，尽一份绵薄，所以努力让人对他有个好印象！果然，一名军官拿出自己所剩的全部财产——仅有的一张五千卢布票据，——然后恭恭敬敬向纯洁的姑娘行一个礼，他的形象深得人心而且颇有魅力，但是……我的心被一阵痛楚紧紧地揪住了！我感觉到以后可能出现（后来真的出现了）诽谤！事后全城到处都有人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这故事有的地方也许不太准确，如军官“照她的说法恭恭敬敬行了个礼”就放姑娘离开他家，他们暗示这里恐怕“略去”了点儿什么。
第四群人的意见是：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几分钟！”她开始竹筒倒豆子般述说，包括米嘉向阿辽沙讲过的整个故事，包括“一躬到地”，包括事情的起因和她父亲的情况，包括她到米嘉住所去的经过，却只字不提是米嘉自己通过她姐姐提出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上他那儿取钱这一节。她以高姿态隐瞒了这一点，不耻于公开表示，当时是她鼓一时之勇主动跑去找青年军官的，指望……向他乞讨所需款项。这是石破天惊的一笔！我听得浑身冰凉发抖，全场屏息凝神，唯恐漏过片言只语。这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尽管像她这样一位独断独行、睥睨一切的小姐历来不乏惊人之举，但是几乎绝不可能料到她会提供如此袒露隐私的证词，作出这般奋不顾身的牺牲。
“关于三驾马车那一段他说得好，就是谈到外国人的态度那几句。”
“那不是发生在本地的事，是在你们相识之初吧？”菲久科维奇小心翼翼地接过话茬，他迅即嗅到了有利的气味。（笔者按：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从彼得堡请来的，但是对于米嘉在外地某城给她一张五千卢布票据以及她“一躬到地”的那段情节却一无所知。这事她没有告诉辩护人，她隐瞒了！这很奇怪。八成她本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在法庭上讲这段情节？她是准备到时候由灵感来决定。）
“记得吗，他说外国人不会听之任之的，这倒是事实。”
她的话让人感到一种挑战的口吻。正好在这个时候轮到菲久科维奇提问了。
“此话怎讲？”
“我坚信，他只要从父亲那里拿到了钱，就会把这三千卢布汇出去，反正来得及，”她继续答道。“我始终相信，他在钱财问题上是无私和诚实的……相信他有高尚的人格……。他坚信能从父亲那里得到三千卢布，曾几次向我提及此事。我知道他与父亲长期不和，我一向认为，而且至今还认为，父亲亏待了他。我不记得他曾扬言要对父亲如何如何。至少在我面前他什么也没有说过，从未如此扬言。如果那时他能来找我，我马上会宽慰他不必为欠下我那不幸的三千卢布忧心忡忡，但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而我自己……我自己的处境……又不能把他叫到我家……。何况我没有任何权利向他要这笔欠款，”她忽然补充道，从她的语调中可以听到一种拿定主意的味道，“当初他曾向我提供一笔大于三千的借款，我接受了，尽管那时我还无法预见什么时候有可能把我欠的债还给他……”
“上星期英国下院已经有一名议员站起来就虚无主义者的问题质问内阁：现在是不是该干预那个野蛮的国家，教训一下俄国人的时候了？伊波里特指的就是那人，我知道，就是那名议员。上星期他说起过这事。”
我并不转述所有的提问，也不全部照录她所有的回答，我只交代她的证词的实质性内容。
“谈何容易。”
“我把钱交给他不是要他立刻到邮局去汇款；我当时感觉到他手头非常拮据……。我把那三千卢布交给他时只要他在一个月内汇出就行。其实他后来大可不必为这笔欠款如此折磨自己……”
“谈何容易？为什么？”
当被问到她托米嘉邮汇给亲戚的三千卢布时，她毫不含糊地说：
“我们把喀琅施塔得一关闭，不给他们粮食。他们上哪儿去弄粮食？”
她开口声音不大，但口齿清楚，全场都听得明白。她说话遣词非常镇定，至少是努力保持镇定。审判长开始提问时小心谨慎，异常恭敬，好像生怕触及“某几根弦”，充分尊重证人遭遇的巨大不幸。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自己才说了几句话，便在回答某一问题时明确宣称，自己是被告的正式未婚妻，“直到他自己甩掉我为止……”她轻轻补上一句。
“不是还有美国吗？现在他们可以从美国弄到粮食。”
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讯问开始了。她刚一出庭，大厅里就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女士们忙着举起长柄眼镜和望远镜，男士们纷纷扭动身躯，有的为了看得更清楚，索性从座位上站起来。事后大家都说，她一进来，米嘉的脸顿时变得刷白，“简直像个死人”。她一身黑色装束，娴静地、几乎有些胆怯地走向指定给她的座位。从脸上看不出她有多么激动，但她一双黑眼睛沉郁的目光闪示着坚强的决心。必须指出，事后认为她当时美得出奇的大有人在。
“扯淡！”
对阿辽沙的讯问到此结束。具有重要意义和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这样一点：至少找到了一个事实，哪怕仅仅是极其可怜的一点点证据，甚至只能算近似证据的影子，但它毕竟跨出了一小步走向证明那个小香袋的确存在过，里边有一千五百卢布，那么被告在莫克罗耶称这一千五百卢布“是我的”时并没有撒谎。阿辽沙很高兴；他涨红了脸，走向指定给他的座位。他还久久反复暗自纳罕：“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猛想起来？！”
但是铃声已经响了，人们纷纷回到座位上去。菲久科维奇登上了讲台。
审判长问米嘉对这段证词有什么要说的没有。米嘉确认事实正是这样，当时他指的正是藏在他胸前脖子底下的那一千五百卢布。他承认这当然是耻辱，“是我无法否认的耻辱，我一辈子最最可耻的行为”！米嘉嚷道。“我能还而不还，尤其可耻的是，我事先知道自己不会归还！阿辽沙说得对！谢谢你，阿辽沙！”
十 辩护人的演说。一把双刃刀
那位大名鼎鼎的演说家刚开始发言，其余的响声都静了下来。整个法庭大厅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开门见山，明快而自信，但没有丝毫目空一切的架势。他完全不打算卖弄口才，既没有激昂慷慨的语调，也没有扣人心弦的言辞。他像在志同道合的至交圈子里与人谈心。他的声音极好，洪亮而又亲切，甚至这声音本身就给人一种诚恳和敦厚的感觉。然而所有的人马上就明白，发言者可以一下子把音调拔高到真正声情激越的程度，“以无从得知的力量撼人心魄”。他的语言也许不如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那么规范，但是没有冗长的句子，意思反倒更加确切。有一点是女士们所不喜欢的：他看上去老是弯着腰，尤其在演说开始时，那并不是鞠躬的姿势，而像是要向听众冲过去的样子，加之恰恰弯在他那细长的背脊半道上，仿佛在这细长的背脊中间装有铰链似的，因此几乎可以弯曲成直角。
“他不是用拳头！”阿辽沙大声说。“他是用手指头指的，就指在这里胸前很高的地方……。可是直到刚才为止，我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开头他说得比较凌乱，好像缺乏条理，列举的事实也是东拉西扯，可是到后来就形成一个整体。他的发言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指控的批评和反驳，有时相当尖刻和辛辣。但在后半部分他似乎突然改变了调子，甚至改变了他的风格，一下子冲到震撼人心的高度。而听众似乎就等着这一着，所以都欣喜得颤栗不已。
检察官自然也要提问。他要求阿辽沙把当时的情形再描述一番，并数次追问：“被告捶自己胸膛的时候是否确实指着什么东西？或许他仅仅是用拳头捶胸罢了？”
他直接进入正题，一开始就说虽然他的事务所设在彼得堡，但他已不止一次到俄国其他城市去为被告辩护，不过他必须确信或预感到被告是无辜的。
“肯定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曾这样想：为什么他捶在那么高的地方，心的部位比这要低？但我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我记得，确实这样想过……曾有过这么一闪念。所以我现在记得起来。在这以前我居然会把这事给忘了！当时他指着那小香袋，意思是他有钱，但他不想归还这一千五百卢布！在莫克罗耶被捕时曾经叫喊——这我知道，有人告诉我——他认为一辈子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明明可以把欠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钱还去一半（正是一半），那样在她面前就不是一个小偷了，可他终究下不了决心这样做，宁可沦为她心目中的小偷，也不让钱脱手。然而这笔债给他带来多少痛苦，多少痛苦哇！”阿辽沙临了不胜感慨地说。
“在这个案子上我也是如此行事，”他解释道。“仅从最初报上发表的一些通讯我就注意到，其中存在着某种令我非常震惊的情况，这使我大大倾向于被告。总而言之，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某一法律事实，这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屡见不鲜，但在本案中这些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特别能说明问题。按说，这一事实我该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最后才完整地端出来，可是我想一开始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有开门见山的癖好，不喜欢卖关子。从我这方面来说，这可能并不精明，但是真诚。我的想法可用如下的话来表达：大量事实都对被告不利，与此同时，就事论事逐一分析起来，却没有一件经得起推敲！在继续注意传闻和报纸的过程中，我愈来愈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这时忽然接到被告亲属发来的邀请，他们聘我当被告的辩护人。我马上赶到这里来，到了这里我终于确信无疑。为了推翻这可怕的一大堆事实，指出控方的每一条证据本身都没有得到证实，因而也是虚妄的，我决定接下此案为被告辩护。”
“您肯定记得很清楚：他确实捶在自己胸前的这个部位？”菲久科维奇钉住这一点问。
这便是辩护人的开场白，接着他突然宣称：
“事情正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阿辽沙一下子兴奋地大声说，“大哥当时向我表示，他能够立刻把自己身上的耻辱卸去一半，一半（他好几次说了一半二字！），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性格实在太软弱，做不到这一点……他事先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陪审员先生们，我在这里是初来乍到。我得到的一切印象都不是先入之见。被告是个容易冲动、野性难驯的人，但我对他没有成见，而不是像本市成百的人那样以前受到过他的伤害，因而好多人事先就对他有反感。当然，我承认，本地人士的道德感情被激怒并非没有理由，被告确实性格暴躁、狂放不羁。然而本地人士还是接待他的，甚至在富有才华的公诉人家中，被告也是受欢迎的。”
菲久科维奇赶紧跑过去求他安静下来，随即牢牢地抓住阿辽沙这条线索。阿辽沙被自己的回忆所吸引，激动地说出他现在的推测：米嘉所谓的耻辱十之八九恰恰在于——他身上有本来可归还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半数欠款的一千五百卢布，却仍然决定不还，而是准备派别的用场，即带着格露莘卡远走他乡，如果她同意的话……
笔者附注：这几句话一说，旁听席上发出两三声窃笑，虽然很快就被忍住，大家却都注意到了。在我们城里人人知道，检察官允许米嘉上他家去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原因仅仅在于检察官太太不知什么缘故认为米嘉很有意思。这位女士十分贤德，颇受尊敬，但有点儿怪脾气，挺任性，有时候——多半在一些琐事上——喜欢跟丈夫唱对台戏。不过，米嘉难得上他们家去。
“正是这样！”米嘉突然从被告席上喊道。“说得对，阿辽沙，说得对，当时我的拳头就是捶在小香袋上。”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斗胆指出，即便拥有像我的对手那样独立思考的头脑和公正求实的性格，对我不幸的当事人仍然可能形成某种错误的偏见。哦，这是很自然的：不幸的被告有太多的理由使人对他产生成见。道德感情一旦受到伤害，尤其是审美观一旦被触怒，往往无法得到宽恕。当然，从公诉人才气横溢的演说中，我们听到了对被告性格和行为所作的严谨剖析，公诉人对案情显然采取了严格的批判态度，特别是为向我们阐述案情的实质，从心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果抱着跟被告本人存心过不去的态度，要达到这样的深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我以为他捶自己的胸膛是指他的心，”阿辽沙继续说，“意思是他能在自己心中找到力量，摆脱他所面临的那桩甚至对我都不敢承认的奇耻大辱。我承认，当时我满以为他指父亲而言，以为他认识到自己想去向父亲施暴实属可耻，因此不寒而栗，然而当时他好像指着自己胸前的什么东西，以致我记得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头脑里曾闪过一个想法：心根本不在胸膛的那一边，而在较低的部位，可是他捶的部位高得多，就捶在这里脖子底下，还连连指着这个地方。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愚蠢，其实当时他指的可能正是那个护身小香袋，那一千五百卢布就缝在里边！……”
“但是，有些东西在类似的情况下甚至比采取存心过不去的态度更坏，更有害。具体说，如果有人醉心于某种很有艺术性的游戏，沉湎于艺术创作的欲望，比方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尤其是如果此人在心理刻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禀赋，——那么，事情就可能更糟。
阿辽沙显然自己也是此刻才恍然大悟，于是兴冲冲地回想，那天晚上在去修道院的路上一棵树旁与米嘉被捕前最后一次会面时，米嘉捶着自己的胸膛，捶在前胸的上部，同时对阿辽沙说了好几遍，表示他有办法恢复自己的名誉，而这办法就在这里，在他的胸前……
“还在彼得堡的时候，我正准备动身上这儿来，就有人告诫过我——其实无须任何告诫，我也知道，——我将在这儿遇到的对手是一位造诣很深、精细入微的心理学家，这种品质早已使他在我国还年轻的司法界赢得某种特殊的声誉。然而，诸位，心理学虽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毕竟像一把两面都能切割的双刃刀。”听众中有人轻轻发笑。“哦，你们当然会原谅我这个俗气的比喻，我没有妙舌莲花的口才。不过我可以从公诉人的演说中随便举个例子。
“有一个情况我自己几乎完全忘了，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还不清楚，可现在……”
“夜间，被告在花园里翻围墙逃跑时，用铜杵击倒了抓住他一只脚的老仆。他随即跳回到花园里，在倒地的老仆身边折腾了足有五分钟，想弄清楚：他是否把老仆打死了？据被告供称，他跳下来看看老仆格里果利是出于怜悯，可是公诉人怎么也不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公诉人认为：‘不，在这样的时刻能有这样的软心肠？这不合情理，他从墙上跳下来，就是为了核实一下：唯一能证明他犯罪的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被告这一行为恰恰证实是他犯下了罪行，因为他不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冲动或感情跳回到花园里。’”
但是菲久科维奇开始提问了。被告什么时候对他说自己痛恨父亲，还说也许会杀死父亲？这话他是不是例如在惨案发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听被告说的？阿辽沙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身体猛地抖动了一下，仿佛刚刚记起某件事情并且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这就是心理学；但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心理学用于本案，但用的是这把刀的另一面刀刃，听起来照样言之成理。公诉人认为，凶手跳下来是由于谨慎，想核实一下证人是否还活着；然而按照公诉人自己的说法，凶手刚刚在被他杀死的父亲书房里留下一件对自己大大不利的证据，即撕破的信封，上面写明里边有三千卢布。‘假如他把这个信封带走，那么整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存在过这个信封而且里边有钱，也就没有人知道钱是被告盗走的’——这是公诉人自己阐述的观点。请看：被告在一件事情上一点也不谨慎，昏头昏脑地把罪证留在地板上，自己仓皇逃走。可是仅隔两分钟，他击倒并杀死了另一个人，这时却马上表现出极端残忍而又无比精明的谨慎感——这是我们听到的说法。就算如此，就算如此。在某种情况下他被描绘成心狠手辣、高瞻远瞩，犹如高加索的山鹰；而一分钟后他又变得眼瞎胆小，活像最窝囊的鼹鼠——这正是心理学的奥妙所在。但既然他那么嗜血、狠毒而又精细，以致打死人后还从墙上跳下去，仅仅为了看一下他的见证是否活着，那又何必在他的这个额外受害者身旁耗费足足五分钟，还可能树立新的见证？何必用湿手帕抹去被击倒的老仆头上的血，还让这方手帕日后成为他的罪证？不，既然他那么精细而又冷血，不如跳下去干脆用那根杵子在倒地的老仆头上再猛击几下，把他彻底干掉，不留活口，岂不是什么后患也没有了吗？
检察官的提问到此为止。阿辽沙的回答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可以说是大失所望。斯乜尔加科夫的事开庭前我们城里已在谈论，有人听到了什么，有人说阿辽沙收集了一些对他大哥有利、证明斯乜尔加科夫有罪的重大证据，不料现在——除了完全可以理解他作为同父兄弟从感情上认定被告无罪以外，什么证据也没有，毫无进展。
“可是他跳下围墙查看他的见证是否还活着的同时，又在园径上留下另一个见证，也就是他从两个女仆那里取走的那根杵子，而她俩日后随时都能认出是她们的东西，并证明是他取走的。他并不是把杵子遗忘在园径上，不是粗心或慌忙中掉在那里，不，他是把凶器扔掉的，因为杵子是在离格里果利倒下的地方十五步左右被发现的。那就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由于自己杀了人，打死了老仆而感到懊丧，所以一怒之下，带着诅咒扔掉了作为凶器的杵子，否则不可能也没有理由把它抛得那么远！既然他能为杀了人感到痛苦和惋惜，那恰恰说明他没有杀死父亲：如果杀了父亲，就不会出于怜悯而跳下去看另一个被击倒的受害者，那时就会是另一种感觉，那时根本顾不上怜悯，而只顾保全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相反，我再说一遍，那时他会把老仆的脑壳彻底砸碎，而不会在老仆身上耗费五分钟。怜悯和善意之所以有可能萌生，正因为在此之前他问心无愧。
“是的，我没有其他证据。”
“请看，这就是另一种心理学。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自己也故意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目的是通过实例展示从中可以各取所需。就看这把双刃刀掌握在谁手里。心理学甚至会把极其严肃的人引入编故事的歧途，而且完全不由自主。我说的是走火入魔的心理分析，陪审员先生们，是指心理分析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滥用而言。”
“除了相信令兄的话和他的面部表情，您认为斯乜尔加科夫有罪同样连一点点证据也没有？”
这时旁听席上又可以听到有人发出表示赞许的窃笑，这笑声还是针对检察官的。我不想详尽地照录辩护人的演说全文，我只摘取其中的某些段落，只是把这篇演说中最关键的一些要点列出来。
“我没有更多的证据。”
十一 钱本来就没有。盗案也没有发生
辩护人的演说中有一点简直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那就是他彻底否定作为祸根的那三千卢布的存在，由此也就否定了盗窃这笔钱的可能性。
“仅仅根据面孔？这便是您的全部证据？”
“诸位陪审员先生，”辩护人着手指出，“对于一个没有成见的初来乍到者来说，本案中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特点，即：一方面指控被告犯有盗窃罪，同时却根本不能具体指出究竟盗走了什么？据说是盗走了钱即三千卢布。然而原先这笔钱是否确实存在——谁也不知道。请大家仔细想一想：首先，我们怎么知道曾有过三千卢布？谁见过？见过这笔钱并说这笔钱装在信封里、上面写了给谁的，只有仆人斯乜尔加科夫。也是他还在惨案发生之前就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被告和被告的弟弟伊万·费尧多罗维奇。斯维特洛娃女士也知道了。但是这三个人自己都未曾见过这笔钱，见过的仍然只有斯乜尔加科夫，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果真有这笔钱而且斯乜尔加科夫见过，那他最后一次见到这笔钱是在什么时候？会不会老爷将钱从床上取走又放回到匣子里去而没有告诉斯乜尔加科夫呢？请注意，据斯乜尔加科夫说，钱放在床上垫褥底下；被告应当从床垫下面把钱取出来，然而床上的被褥毫无被翻乱的迹象，这一点在记录中写得很仔细。被告怎么可能一点也不翻乱被褥，而且他那双沾血的手竟没有弄脏那天特地刚铺上去的干净床单？
“我不能不相信大哥的话。我知道他决不对我撒谎。我从他的面孔看得出，他没有对我撒谎。”
“有人会说：信封不是在地板上吗？关于这个信封确实值得一议。我刚才甚至感到有点儿困惑：才华出众的公诉人在他的演说中指出，认为凶手是斯乜尔加科夫这样的推测荒唐可笑，正是在那一段发言中他提到那个信封时，忽然自己——请注意，诸位，是他自己——发表这样的见解：‘假如没有这个信封，假如它没有留在地板上成为罪证，假如盗窃者把它带走，那么整个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存在过这个信封而且里边有钱，也就没有人知道钱是被告盗走的。’可见，即使按照公诉人自己的说法，指控被告犯有盗窃罪的唯一证据，仅仅是从信封上撕下的一张写了字的纸片，‘否则谁也不会知道发生了盗案，或许谁也不会知道曾有过那么一笔钱’。难道这一片纸扔在地板上便可证明信封里曾装过钱，便可证明这笔钱被盗了？有人可能这样回答：‘斯乜尔加科夫曾见过钱装在信封里。’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笔钱在什么时候？——这便是我要问的。
“那就是斯乜尔加科夫？为什么偏偏是斯乜尔加科夫？究竟为什么您绝对肯定令兄无罪？”
“我曾经找斯乜尔加科夫谈过，他对我说他在惨案发生前两天见过！可是我难道不能假设这样一种情况，比方说：老头儿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急地等待着他心爱的人，由于无事可做，忽然想到把信封取出来并把它拆开，他或许这样想：‘何必套上信封？说不准她还不相信呢。我干脆把一沓子三十张闪色钞票给她瞧，兴许作用更大，她会淌口水的。’——于是他撕破信封，取出钞票，摆出主人翁架子把纸片往地板上一扔，当然不必担心什么罪证不罪证。
“我是听了大哥德米特里的话说的。在接受讯问之前，我已经听说，他在被捕时自己就曾指出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我充分相信大哥是无罪的。既然杀人的不是他，那……”
“请听我说，陪审员先生们，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假设和这样的事实可能性更大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假设？只要类似的情况有可能发生，那时关于盗窃的指控便不攻自破：钱本来就没有，盗案也没有发生。如果说，信封扔在地板上证明里边本来有钱，那么为什么我不能提出相反的假设——信封扔在地板上正是因为里边没有钱，钱已被主人自己拿走了？
“可还是说了他有罪？”
“你们会问：‘如果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自己把钱从信封中拿走了，那么这笔钱到哪里去了呢？在他宅内搜查时不是没有发现吗？’首先，他的匣子里发现有一部分钱；其次，可能他在上午甚至前一天就取出来了，可能派了别的用场，付了什么账，寄给什么人，乃至改变主意，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却认为，没有必要预先向斯乜尔加科夫报告此事。这样的假设只要有存在的可能性，怎么能如此武断地指控被告谋财害命，怎么能咬定发生了盗案呢？这样我们岂不是要走到写小说、编故事的领域中去了？如果声称什么东西被盗，那就必须让人看到那件东西，至少必须无可辩驳地证明被盗的东西确实存在过。可是现在被盗的钱却没有一个人见到过。
“预审中我只是回答提问，”阿辽沙从容不迫地说，“而不是我本人向斯乜尔加科夫提出指控。”
“前不久在彼得堡，有一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少年，才十八岁，是摆摊的小贩，在大白天里手持斧头走进一家兑换铺，杀死铺子掌柜的，带走一千五百多卢布。作案手段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胆大包天。五个小时以后他被捕了，除了已经被他花掉十五卢布以外，所有这一千五百卢布都从他身上找到了。另外，在凶杀案发生之后回到铺子里的一名伙计向警方不但说出被盗的金额，还说出这些钱的组成情况，即有多少闪色钞票，多少蓝色钞票，多少红色钞票，多少金币，它们是怎么样的；而在被捕的凶手身上搜出的正是这样一些纸币和硬币。再加上接下来凶手对于自己杀人和带走这些钱的事实完全供认不讳。陪审员先生们，我认为这才叫做罪证！我知道那个案子，我能看到，能摸到那些钱，不能说没有这笔钱或不曾有过这笔钱。而本案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然而这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涉及一个人命运的大事！
“请您放心，我充分相信，您的看法是完全真诚的，我不把它归因于，更不把它等同于您对不幸的令兄的手足之情。从预审中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对发生在你们家族中的整个悲剧性事件持有自己的观点。我并不向您隐瞒，我认为您的观点是极其特别的，与检察机关取得的所有其他证词大相径庭。因此我认为必须坚持要您回答：您认定令兄无罪，相反却指出另一个人有罪，而且在预审中已直接说出那人是谁——您的观点究竟有什么根据？”
“有人会说：‘那天夜里他纵酒作乐，挥金如土，从他身上发现一千五百卢布——这钱他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但是，正因为只发现一千五，而另外的一半钱怎么也找不到，至今没能发现，这一点恰恰说明，这些钱可能根本不是那笔钱，不是那些从来未曾装在任何信封里的钱。按照极其严格的方式从时间上来推算，预审部门已经确知并且证实，被告离开两名女仆跑到公务员别尔霍津家去的途中没有回过自己的住所，哪儿也没有去过，此后便一直与别人在一起，足见他不可能从三千卢布中分出一半来藏在城里什么地方。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公诉人才推测钱被藏在莫克罗耶的什么缝隙中去了。诸位，莫非藏到尤多尔福城堡的地牢里去了？[11]这不是凭空虚构的浪漫主义臆想吗？请注意，只要所谓钱藏在莫克罗耶的假设不能成立，那么有关盗窃的指控便彻底垮台，因为那另外的一千五百卢布哪里去了呢？既然已经证实被告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这笔钱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居然准备用这种写小说的方式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检察官蓦地一震，像一匹战马听到了冲锋的号声。
“有人会说：‘被告毕竟没能解释清楚从他身上发现的一千五是哪里来的，而在当天夜里以前他并没有钱。’请问：谁知道他没有钱？被告对于钱是哪里来的作了明确的供述；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陪审员先生们，依我看——过去和现在都决不可能有比这番供述更可信的了，此外，这番供述也最符合被告的性格和心态。控方欣赏自己创作的小说，认为：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在如此屈辱的情况下接受了未婚妻向他提供的三千卢布，不可能留出一半钱缝在香袋里；即使缝了进去，想必每两天就会拆开缝线从中抽出一百来，结果在一个月内也就花完了。不妨回忆一下，这些设想都是用一种容不得任何异议的语调提出来的。会不会实际情形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会不会您创作了一部小说，而被告根本不是里边的人物？问题恰恰在于，您创造出来的是另一个人物！
“我不得不说当时是相信的。但我始终确信，某种更高尚的感情能挽救他，使他悬崖勒马，事实上确实如此，因为不是他杀了我父亲，”阿辽沙末了那句话说得很坚决，声音很大，整个大厅都听得见。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有人证明，被告在惨案发生前一个月曾到莫克罗耶镇去过，一下子就把从维尔霍夫策娃小姐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像花一个铜子儿那样挥霍一空，由此可见，被告不可能从中分出一半另置。’但是，这些见证是什么人？这些证人的可信程度在法庭上已经暴露无遗。另外，别人手里的一块面包看上去总好像大些。说到底，这些证人中谁也没有亲自数过那笔钱，只是凭自己的眼神约莫估计一下罢了。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说被告握在手里的钱足有两万吗？陪审员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心理学是两面都可切割的双刃刀，那么请允许我也来用一下它的另一面刀刃，看看结果会怎样。
“您听了以后是否相信他的话？”
“惨案发生前一个月，维尔霍夫策娃小姐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托他邮汇，这里有个问题：授受这笔钱的时候，是否果真如刚才所宣称的那样含有如此奚落和屈辱的意味？有关这一情况，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第一次提供的证词并非如此，完全不是这样；她第二次作证时我们听到的只是泄愤、报复的呐喊，久藏心中的仇恨一旦迸发的怒吼。如果证人第一次提供的证词与事实不符，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有权认为，她第二次提供的证词同样可能与事实不符。公诉人‘不愿也不敢’——这是他的原话——触及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就算如此，我也不打算触及这个问题，但我只想指出，既然一个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备受尊敬的维尔霍夫策娃小姐无疑是这样的人——我是说，既然这样一个人竟会突然间在法庭上一下子推翻自己第一次提供的证词，目的显然是要毁了被告；那么同样可以看清楚，她后来的证词并不是在没有偏见和头脑冷静的情况下提供的。一个想要进行报复的女人有可能夸大很多事实——难道我们连得出这种结论的权利也要被剥夺吗？我认为，她确实可能夸大了授受这笔钱时的那份屈辱。相反，她提供这笔钱时的实际情形，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像我们的被告这样一个轻率的人。主要是当时他指望很快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他认为父亲欠他的三千卢布。这种想法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他才坚信父亲会拿出这笔钱来，那就是说，他拿到后随时可以把维尔霍夫策娃小姐托他邮汇的款项寄出去，还清这笔债。
“有一次他对我谈到对父亲个人的仇恨，担心……万一……憎恶达到极点……他或许会杀了父亲。”
“但公诉人无论如何不愿设想，被告可能当天就从这笔钱中分出一半来缝在香袋里，说‘他不是那种人，不可能有那样的想法’。然而明明是您自己大声宣称，卡拉马佐夫有大起大落的性格。您自己大声宣称，卡拉马佐夫能同时看到两个极端。卡拉马佐夫正是这种有两面性格、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人，在纵情作乐的欲望如火如荼的时候也能适可而止，如果有来自另一面的强大压力的话。这另一面就是爱情，正是当时在他心中刚刚燃起的爱情之火——而这爱情是需要花钱的，需要的程度甚至超过——哦，远远超过——和他的这个心上人一起寻欢作乐。一旦心上人向他表示：‘我是你的人，我不要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被告准备立刻带她远走他乡——那时就用得着这笔钱了。这可比吃喝玩乐更重要。卡拉马佐夫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直为此而深感苦恼、心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从那笔钱中分出一半藏起来备而不用——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怎么？那么间接呢？”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却不向被告支付三千卢布，相反，被告听说父亲恰恰准备用这笔钱作诱饵把他的心上人弄到手。被告心想：‘要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不拿出钱来，我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眼里岂不成了小偷？’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他打算把依然挂在自己胸前小香袋里的一千五百卢布拿去放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面前，对她说：‘我是个混蛋，但不是小偷。’可见，被告已有双重理由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住这一千五百卢布，绝对不拆开香袋从中一百一百地往外抽。为什么您不容许被告有一点荣誉感呢？我认为他身上还是有荣誉感的，就算不大正确，就算在很多情况下是错误的，然而毕竟有并且成为一种强烈的欲望，而他已证明了这一点。
“他没有直接明说，”阿辽沙答道。
“可是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忌妒的痛苦已达到极点，还是那两个老问题愈演愈烈地折磨着被告发烧的头脑：‘要是还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我拿什么钱把格露莘卡带走？’如果说，在这整整一个月内他举止狂暴，不断酗酒，经常在酒店里撒野，那或许正是因为不堪忍受自己心中的苦楚。这两个问题尖锐对立的结果，终于把他逼到了绝境。他派遣最小的弟弟最后一次去向父亲要这三千卢布，但是未等到回音便自己闯了进去，最终当着好些人的面把老头儿痛打一顿。这样一来，已经不可能从老头儿那里要到那笔钱，挨了打的父亲是不会给的。
“令兄是否说过，至少对您是否说过，他打算杀死父亲？”检察官问。“您可以不回答，如果您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话，”他又补了一句。
“当天晚上，他捶着自己的胸膛，正是捶在挂小香袋的前胸上部，向弟弟发誓说，他有办法不做卑鄙小人，却终究将落得个卑鄙小人的下场，因为他预见到自己不会运用这个办法，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够坚强，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为什么控方不相信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如此真心诚意提供的发自肺腑、实事求是的证词，为什么？相反，为什么偏偏要我相信钱藏在某处缝隙中，藏在尤多尔福城堡的地牢里？
四 幸运向米嘉微笑
这事甚至对阿辽沙自己也是一大意外。他未经宣誓即被传到证人席上，我记得从讯问一开始任何一方对他都非常温和，颇有好感。显然，他的善良早已名声在外。阿辽沙作证的态度谦和、克制，但从他的证词中，呼之欲出的是他对不幸的大哥抱有深切的同情。在逐个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他把大哥的性格勾勒成这样一个人：他也许是狂暴的，克制不住欲望的冲动，但他也是珍惜名誉、有自尊心和慷慨大度的，甚至愿意作出牺牲，如果要求他这样做的话。阿辽沙承认，由于对格露莘卡的狂恋，由于跟父亲争风吃醋，最近一些日子大哥确实处于无法忍受的状态。但阿辽沙愤然否定大哥可能谋财害命的假设，尽管也承认那三千卢布在米嘉头脑里几乎变成了某种癫狂，因为大哥认为那笔钱是父亲用欺骗手段从他应得的遗产中揩的油，甚至一谈起那三千卢布便暴跳如雷。当检察官问到两位“女士”即格露莘卡与卡嘉的角逐时，阿辽沙躲躲闪闪，对一两个问题甚至不愿回答。
“在和弟弟谈话之后的当天晚上，被告写了那封致命的信。这封信成了指控被告谋财害命最主要、最重大的罪证。‘明天我找遍所有的人去弄钱，要是弄不到……我就去找父亲……砸碎他的脑壳，把他床垫底下外扎粉红色丝带的一包钱拿来，但愿伊万走了就好’——完整的谋杀计划，凶手不是他还能是谁？控方惊呼：‘这是依样画葫芦照计而行！’”
不管怎样，这个小故事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比较有利的印象。但造成对米嘉有利的效果，主要应归功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证词，下面我就要谈及。总的说来，当开始传讯辩方证人时，命运似乎一下子向米嘉咧嘴笑了，而且连辩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点是最引人注意的。但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前，阿辽沙先接受讯问，他猛想起一件事实，表面上看来这件事像是有力的证据，足以驳倒控方提出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罪状。
“但是，首先这是一封在醉后怒不可遏状态下写的信；其次，关于信封的事他也是照搬了斯乜尔加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没见过那个信封；第三，写是写了，但是否照写的做了，有什么可以证明？被告是否从床垫底下拿了信封，是否找到了钱，钱究竟是否存在过？再说，被告跑到那里去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钱，大家不妨想一想，不妨想一想！被告飞也似的直奔父亲家不是去偷钱，只是为了弄清那个把他坑苦了的女人在哪里，——就是说，不是跑去照计划依样画葫芦，不是按预谋行窃，而是在疯狂的妒意驱使下突然间拔腿就跑的！
“现在我也在哭，德国人，现在我也在哭，你是个好人！”米嘉忽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叫喊。
“有人会说：‘不错，可是他跑到那里毕竟杀死了人，拿走了钱。’那么，说到底，他究竟有没有杀人呢？
“对，榛子，我说的也是这个，”老医生满不在乎地接过话茬，好像压根儿没有半天找不到词儿这回事，“我就给他带去一斤榛子，因为还从来没有人给这孩子带去一斤榛子，我竖起一个手指头，对他说：‘小孩儿！圣父，[3]’他笑了起来，跟着我说：‘圣父。’我说：‘圣子，[4]’他又笑了，学着说：‘圣子。’我说：‘圣灵，[5]’他又笑起来，尽可能照着样儿说：‘圣灵。’我就走了。第三天我打他那儿经过，他主动叫我：‘伯伯，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只是忘了G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帮他想了起来，我再次觉得他怪可怜的。后来他给送到别处去了，我就不再看到他。过了二十三年，一天早上我坐在自己书房里，已是满头白发，忽然走进来一位容光焕发的年轻人，我怎么也认不出是谁，但他举起一个手指头笑着说：‘Gott der Vater，Gott der Sohn und G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刚到此地，特地来为一斤榛子向您道谢，因为那时候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斤榛子，只有您为我买过一斤榛子。’于是我想起自己年轻时多么幸福，也想起了脚上没有靴子、满院跑的可怜小男孩，我的心整个儿翻了过来，我说：‘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年轻人，因为你始终记着你小时候我带给你的那一斤榛子。’我和他拥抱，为他祝福。当时我哭了。他笑了，但他也哭……因为俄国人常常在该哭的时候笑。当时他哭了，我看见的。可现在，唉！……”
“对于盗窃的指控我愤怒地加以否定：如果不能准确地说出什么东西被盗，盗窃的指控便不能成立，这是一条金科玉律！但被告是否杀了人，是否未作盗案而杀了人呢？这是否已得到证实？会不会这又是一篇虚构的小说？”
“榛子？”
十二 谋杀也是没有的事
“请允许我提醒诸位，陪审员先生们，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我听公诉人自己承认，直到最后一天，直到今天开庭之日，他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指控被告杀人完全是有预谋的，一直动摇到读了今天有人向法庭交出的那封‘醉后书简’为止。‘干的和写的一模一样！’”
“哦，不——不——不！一斤，一斤，苹果十个一卖，不论斤……不，那东西多得很，很小很小的，放到嘴里一嗑，喀吧！……”
“但我还是要重申：被告是跑去找那个女人的，唯一的目的是弄清楚她在哪里。这是驳不倒的事实。当时她如果在家，被告就哪儿也不会去了，就会待在她身边，就不会去干信上扬言要干的事。他是突然间拔腿就跑到那里去的，当时对于自己醉后所写的信或许完全记不得了。‘他抓起一根杵子就跑，’——诸位应该还记得控方如何在这根杵子上大做文章，向我们开课讲心理学：为什么他必然会把这根杵子看成武器，当作武器带走，等等，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我倒有一个极其寻常的想法：要是那根杵子当时不在显眼的地方，没有摆在被告从那里取走的搁板上，而是收拾起来放回到柜子里去，——它就不会进入被告的视野，被告就会不带武器空手跑去，那么也许就不会杀死任何人。要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能认定那根杵子是预谋杀人的凶器？
“苹果？”
“是的，但被告多次在酒店里叫嚷要杀父亲，而在这以前两天他写那封醉后书简的晚上，他比较安生，只跟一名店员吵了一架，据说‘因为卡拉马佐夫不吵架就没法过’。可我对此的回答是：既然他有了谋杀的念头，而且还是按照写下的计划进行，那么即使跟那名店员也肯定不会吵架，或许根本不会踏进酒店，因为存心干这等勾当的人总要寻找僻静冷落的去处，寻找销声匿迹的办法：‘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我忘了，’——这并非精明所致，而是出于本能。
“是啊，那时我自己也还年轻……。我……唔，那时我四十五岁，我刚来到此地。那时我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我问自己：我何不给他买一斤……。一斤什么来着？我忘了这东西叫什么……一斤孩子很爱吃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老医生又开始摆动双手，“那种长在树上的，采收后送给大家的……”
“陪审员先生们，心理学是一把双刃刀，我也会用。要说在这整整一个月内被告不断从酒店里发出叫嚷这件事，不妨想一想，孩子们或从酒店里出来的醉汉们互相吵架时叫嚷‘我要杀了你’根本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他们并不会杀人。其实，这封致命的信又何尝不是醉后的气话？这跟从酒店里出来的人叫嚷‘我要杀人，我要把你们统统杀光！’有什么两样？
这位忠厚长者的语声中忽然出现一种动情的音调。菲久科维奇竟打了个颤，仿佛预感到什么似的马上抓住不放。
“可是为什么确实不一样？为什么不可能一样看待呢？为什么说那封信是致命的，为什么觉得它不可笑呢？正因为发现了他的父亲被人杀害的尸体，因为有证人看见被告到花园去过，当时正手持武器仓皇逃走，证人自己还被他击倒，所以说干的和写的一模一样，所以说那封信并不可笑，而是致命的。
“对，玩儿，我说的也是这个。于是他的聪明智慧便在外面游荡、闲逛，结果走到那么深的深渊里，把自己走丢了。事实上，他曾是一个知恩图报和感情丰富的少年，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才这么点儿大，给父亲撂在后院里跑来跑去，脚上没有靴子，小裤子光靠一个扣子吊着……”
“感谢上帝，我们总算说到了点子上：‘既然他到花园里去过，人就是他杀的。’这两个分别由两个字构成的词儿——既然去过，一定就是——把什么都包括进去了。控方的全部论据可概括为：‘去过，就是’。会不会虽然去过，却并不就是？
“玩儿？”
“哦，我承认许多事实凑在一起给人的印象确实相当深刻，不过，也不妨把所有这些事实分开来看，不受其综合影响，比方说：控方为何拒不认可被告说他从窗前逃跑的供词是真话？请回想一下，控方刚才在这里谈到凶手心中骤然涌动恭恭敬敬、诚惶诚恐的感情时，可谓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可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有类似的感情？即便不算恭敬孝顺，难道就不能诚惶诚恐？‘想必这一时刻母亲在为我祈祷，’——被告在预审中曾如此供称，所以当他刚一确定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屋里时，马上就跑开了。‘但他隔着窗子不可能确定，’——控方会提出异议。可是为什么不能？要知道在被告发出暗号后窗户已经打开。当时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可能发出一声叫唤——被告一下子便可断定斯维特洛娃不在里边。为什么非得按我们的想象来推测？为什么非得在我们定下的想象框框内进行推测？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事物可能为观察最精细的小说家所忽略。
“哦，是的，我说的也是这个，”他固执地附和道，“一人聪明，两人好得多。但是没有另一个聪明人去帮他，于是他把自己的聪明也放出去……。该怎么说来着，他把自己的聪明放出去干什么了？……这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聪明放出去干什么，我忘了，”他说着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眼前转个不停，“啊，对了，放出去溜达[2]了。”
“‘不错，可是格里果利看到门是开着的，可见被告肯定进过正屋，可见人是他杀的。’”
“一人聪明，两人更好，”检察官不耐烦地提示道，他素知老医生说话惯于慢慢腾腾，拖拖沓沓，不在乎别人着急，相反，还十分看重他那份并不高明却总是自得其乐的日耳曼式幽默感，老医生挺喜欢说俏皮话。
“那就来谈谈这扇门吧，陪审员先生们……。事情是这样的：证明这扇门是开着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好，就算如此，就算门是开着的，就算被告死不认账，出于自卫的本能撒了谎，这在他那种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就算他进了正屋，到正屋里去过——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说‘既然去过，人就是他杀的’？他可能闯进去，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可能把父亲推开，甚至可能打了父亲，但在确信斯维特洛娃不在父亲屋里之后就跑了，为她没来而高兴，也为自己没杀父亲而高兴。一分钟后，他之所以会跳下围墙去看被他一时性起击倒的格里果利，或许正是因为逃脱了杀父的诱惑，因为问心无愧，并为没有杀死父亲而高兴，他才可能产生纯真的感情，才可能萌动恻隐之心。
“不过，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命运本来可以好得多，跟现在无法相比，因为他在童年时代以及后来心地都很好，这一点我知道。但俄国有句谚语：‘如果某人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这很好；但如果又有一个聪明人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聪明的头脑，而不是只有一个……’”
“公诉人以惊人的浓墨重彩为我们描绘了被告在莫克罗耶镇的可怕心态，那时爱情重又向他张开怀抱，召唤他走向新的生活，可是他已无福消受，因为他在城里留下一具他父亲血淋淋的尸体，而尸体将带来的后果是惩罚。不过，公诉人还是容忍了被告的爱情，并用他的心理学理论如此解释这种爱情：被告处于酒醉状态，好比死囚被押赴刑场途中觉得路还长着呢，等等，等等。但是，我要再次请问公诉人先生：您创作出来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如果被告果真身负他父亲的命案，难道他就如此麻木，如此没心肝，居然在这样的时候还情意绵绵，甚至考虑如何向执法人员耍花招？
米嘉大声喧哗当然又被制止，但年轻医生的意见对法官和公众却产生了最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为事后表明，大家都同意他的见解。不过，赫尔岑什图贝大夫在作为证人接受讯问时，完全出人意料地为米嘉说了话。作为很久以前便认识卡拉马佐夫一家的本城“老土地”，他提供了一些控方认为颇有价值的证词；接着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忽然把话锋一转：
“不，不，不！当时被告刚刚弄明白，他的心上人是爱他的，并把他叫到自己身边，向他许诺幸福的新生活，——哦，我敢发誓，如果被告身负他父亲的一条命案，当时他一定加倍、三倍地想要自杀！不，倘若果真如此，他也不会忘了手枪放在什么地方！我了解被告：控方派给他的麻木不仁、丧心病狂的特点与他的性格是不相容的。他本来会自杀，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没有自杀，正是因为母亲为他做了祈祷，他的心在父亲被杀这件事上没有负罪感。那天夜里在莫克罗耶，他只为倒地的老仆格里果利而苦恼，而伤心，暗暗祈求上帝保佑老头儿能苏醒后站起来，但愿他刚才那一下不是致命的一击，他就不至于为此而受到惩罚。
“太棒了，医生！”米嘉从被告席上喊道。“正是这样！”
“为什么不能接受对一连串事件的这种说法？我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被告在撒谎？
但是，最后接受讯问的瓦尔文斯基医生得出了意想不到的结论，从而使前面两位博学的鉴定人的分歧显得格外滑稽。在他看来，被告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完全正常，虽然被捕前他想必处在神经紧张和精神亢奋的状态，但这可能是由多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所引起：忌妒、愤怒、不断酗酒，等等。但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决不可能包含刚才谈到的“迷乱”。至于被告走进大厅时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照他“仅供参考的意见”，被告走进法庭时恰恰应当直视自己的正前方，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正前方坐着审判长等三位法官，他们现在将左右他的整个命运，“所以，他看着自己正前方这一点，恰恰证明此刻他的头脑完全正常”，年轻的医生多少有些激昂地结束了自己“仅供参考的”证词。
“对了，他父亲的尸体！马上又会有人向我们指出：‘你说他没杀父亲就跑了出去，那么是谁杀了老卡拉马佐夫呢？’”
“至于我的那位饱学的同行认为，”莫斯科名医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用讽刺的口吻作了些补充，“被告走进大厅时应当朝女士们那边瞧，而不是直视自己的正前方，我只想说，这样的结论除了引人发笑外，还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我虽然完全同意被告走进将决定他命运的法庭大厅时不该这样用呆滞的眼神直视自己的前方，这在目前这一时刻，的确可能被看做他精神失常的迹象，但我同时认为，他也不应该向左朝女士们那边瞧，恰恰相反，应该向右用目光去寻找他的辩护人，这正是他的全部希望所在，他的命运现在完全系于辩护能否成功。”莫斯科名医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明确而且坚决。
“我再说一遍，控方的全部逻辑可归结为：如果不是他，又是谁杀了人？没有人替代他。
但除了精神迷乱，这位名医还认为被告有躁狂症，用他的话说，这预示着被告将直接走向彻底的疯狂。（笔者按：名医阐释他的见解时，使用的是学术性很强的专业语言，笔者是用自己的语言加以转述的。）“他的一切行动都违反常识和逻辑，”他继续指出。“且不说我所没有看到的即罪行本身以及整个这桩惨案，但就在前天与我谈话时，他的眼神也是莫名其妙地呆滞。在根本不该笑的时候，他会突然笑起来。经常发无名之火，说驴唇不对马嘴的怪话，如贝尔纳、伦理，等等。”但莫斯科名医认为，这种躁狂突出地表现为：被告认为别人用欺骗手段侵吞了他三千卢布，所以只要一提起这笔钱，总是恼怒异常，而谈及和回忆起他遭到的其他一切挫折和亏待时，却相当想得开。后来了解到，他过去也是这样，每次提及那三千卢布，就会暴跳如雷，而人们都说他不是一个私心很重或贪财吝啬的人。
“陪审员先生们，真的是这样吗？难道确实没有任何人可怀疑吗？我们曾听到控方扳着手指数过，那天夜里在这座宅院或到过这座宅院里的人共有五个。我同意，其中三人完全可以排除，那就是死者本人、老仆格里果利和他的妻子。剩下的便是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公诉人充满激情地声称，被告之所以嫁祸于斯乜尔加科夫，实在没有别人可诬赖了，要是有第六个人，即使是第六个人的幻影，被告马上会满面羞惭地放弃指控斯乜尔加科夫，而把矛头指向那第六个人。但是，陪审员先生们，难道我就不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吗？对象只有两人：被告和斯乜尔加科夫。为什么我不可以说：您指控我的当事人仅仅因为没有别人可指控了？而没有人可指控只是因为您完全先入为主地已经把斯乜尔加科夫排除在怀疑范围以外。
莫斯科名医在轮到自己接受讯问时，以激烈的语气坚决重申，他认为被告的精神状态不正常，而且“极不正常”。他以详尽的材料和渊博的知识阐释“迷乱”和“躁狂”，从收集到的种种材料得出结论，被告在被捕前数日即已处在不容置疑的精神迷乱状态，如果说他犯下罪行，那么他虽然意识到这是犯罪，却几乎身不由己，因为一旦为病态的冲动所控制，他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抵抗。
“诚然，指控斯乜尔加科夫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两个弟弟、斯维特洛娃，就这几个人。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人持这种看法：社会上隐隐约约地在酝酿一个疑问、一团疑云；可以听到一些模模糊糊的流言；可以感到存在着某种等着瞧的气氛。最后，某些事实的相互印证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我承认这不是定论：首先，羊痫风正好在惨案发生那天发作，而不知什么缘故公诉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如此卖力地为这次发作的真实性辩解。然后斯乜尔加科夫又在开庭前夕突然自杀。接着，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提供了同样突然的证词，在这以前他一直认为兄长有罪，可是今天却带来了被盗的钱，并且再次宣称斯乜尔加科夫是凶手！哦，我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完全相信伊万·卡拉马佐夫患有谵妄症，他的作证确实可能是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中构想的奋力一搏，为救兄长而把事情推到死人身上。然而，斯乜尔加科夫的名字毕竟被说了出来，与此同时又让人感到几分神秘。陪审员先生们，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透，没有说完。也许还会有说透的时候。但这事我们先搁一搁，以后再说。
应当补充说明一下，他在很多场合都说俄语，也乐意说俄语，但不知怎的，他的每一句话总像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不过这丝毫没有令他气馁，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使用的俄语堪称典范，“甚至比俄国人说得更棒”，这习惯已积重难返；他还非常喜欢引用俄罗斯谚语，每次都称俄罗斯谚语是世界上最精彩、表现力最丰富的谚语。我还要指出，不知是不是心不在焉，他在交谈中常常忘记一些极普通的词语，这些他明明知道的词语会莫名其妙地突然从他的记忆中跳出去。他说德语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形，那时他总是把一只手在自己面前摆动，仿佛想捕捉那个丢失的词语，而在重新找回来之前，任何人都休想迫使他继续已经开始的谈话。他说被告进来时本应把目光投向女士们这句话，在旁听席上引起了一阵觉得挺有趣的窃窃私议。我市的女士十分喜欢我们这位老医生，她们也知道，这个终身未娶的虔诚单身汉向来把女人看作崇高和理想的生命体。因此大家都觉得他这句话实在太离奇，简直不可思议。
“刚才法官们决定继续开庭。现在我可以就公诉人所作有关已故的斯乜尔加科夫的性格概述发表一点看法。尽管我叹服公诉人刻画入微的功力，对这段性格概述的实质却不敢苟同。我去找过斯乜尔加科夫，看到了他，跟他交谈过，他给我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印象。他身体虚弱，这是事实，但就其性格、心智而言——哦，不，他完全不像控方得出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脆弱。我尤其不认为他胆小怕事，而公诉人向我们描述的却是个典型的胆小鬼。他丝毫没有头脑简单的迹象，相反，我认为他貌似天真，实际上极其多疑，而且他的头脑想得很多，也懂得很多。哦！控方认为他弱智低能倒是太天真了。他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含糊：我离开他的时候确信，此人积有很深的怨毒，而且睚眦必报，虚荣心、忌妒心重得要命。我收集了关于他的一些材料：他痛恨自己的出身，视之为奇耻大辱，一想到自己是‘臭黎萨维塔所生’，便咬牙切齿。老仆格里果利夫妇是他小时候的恩人，但他对他们并无敬意。他诅咒俄国，嘲笑俄国。他梦想去法国，目的是想成为法国人。过去他常说，实现这个梦想缺乏资金。我觉得，他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爱，并且出奇地妄自尊大。在他眼里讲究衣着、戴洁白的胸衬、穿锃亮的靴子便是有教养。他认为自己是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私生子（这也有事实可以佐证），可能痛恨自己的地位与主人的合法儿子不能相比：他们拥有一切，而他一无所有；他们有种种权利，可以继承遗产，而他只是一名厨子。他告诉我，是他和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一起把钱装在信封里的。如果他有了这笔钱，也就有了自己的前程，但现在他当然痛恨这笔钱的用途。何况他亲眼见到了这三千卢布簇新的闪色钞票（我特意向他问过此事）。哦，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一个忌妒心和虚荣心重的人一下子看到许多钱，而他却第一次看到一个人拿着这么一大笔钱。这一沓闪色的钞票可能在他想象中激起病态的反应，尽管乍看起来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
现在三位大夫都到庭逐一接受讯问。赫尔岑什图贝大夫直截了当地认为“被告的头脑不正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我在这里就略而不提了。然后他补充说，这种不正常不仅从被告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而且此时此刻也看得出来。当法庭请他解释此时此刻如何看得出来时，老医生本着忠厚老实的直性子指出，被告走进大厅时“神色异常，与周围环境不相契合，他像一个士兵迈步向前，两眼直视正前方；按说他应该朝左边女士们的座位方向看去才对，因为他特别喜爱女性，对于女士们会怎样说他肯定想得很多”，老医生用他颇有特色的语言结束自己的话。
“才华出众的公诉人异常细致地从正反两方面向我们阐述了指控斯乜尔加科夫杀人的可能性，特别提出他为什么要假装癫痫发作这个问题。其实他根本无须假装。此病说发作就可能发作，十分自然；但是说过去或许也就过去了，同样十分自然，那时病人就会醒过来。
事情是这样的：尽管莫斯科名医的诊例每次至少二十五卢布，我们城里有些人还是对他远道而来这次机会十分欢迎，不惜重金请教高明。不用说，这些病人在这以前都由赫尔岑什图贝大夫治过，这位外地来的名医每到一处，就对原来的治疗方法提出极其尖刻的批评。到后来，名医一见病人干脆就问：“原先是谁把您瞎折腾来着？赫尔岑什图贝？嘿嘿！”这一切当然都传到赫尔岑什图贝耳朵里。
“控方问：斯乜尔加科夫有没有作案时间？要指出作案时间易如反掌。当老仆格里果利抓住爬上围墙正欲逃跑的被告一只脚，大叫‘杀父的逆子’时，斯乜尔加科夫可能恰恰在这一刹那从昏睡中苏醒并且从床上起来（因为他只是睡着了：癫痫发作后总是昏睡沉沉）。这一声叫喊不同寻常，在寂静的黑夜中周围都能听到，可能把斯乜尔加科夫惊醒，因为到彼时他可能睡得不那么熟了，甚至一小时前已开始悠悠苏醒也不奇怪。
第一位以鉴定人身份接受讯问的是赫尔岑什图贝大夫。这是一位七旬老人，头发非白即秃，中等个儿，身体结实。在我们城里大家都很看重并尊敬他。他是一名尽心尽力的医生，也是一位虔信上帝的老好人，属赫伦胡特派或“摩拉维亚兄弟会”[1]——确切的名称，我也说不准。他在我市已居住很久，可谓德高望重。他心地善良，仁爱为本，经常免费为穷人和农民治病，亲自到他们的陋居或农舍中去，还留下买药的钱，然而他的犟劲也不下于一头骡子。一旦他头脑里形成某种主见，就甭想使他动摇。附带提一下，城里几乎谁都知道，那位远方的名医才来了两三天，便已经好几次对赫尔岑什图贝大夫的医道作出非常不敬的评价。
“从床上起来后，他几乎在无意识状态中没有任何意图地寻声走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的头脑里残留着发病时的一片混沌，思考的能力还似醒非醒，他来到花园里，走到有灯光的窗前，听老爷告诉他一个可怕的消息，因为老爷见到了他当然很高兴。思考的能力在他头脑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他从惊恐的老爷那里了解到所有的细节后，他那紊乱的头脑中逐渐构筑起一个主意——一个可怕的、但是很有诱惑力而又完全合乎逻辑的主意：杀死老爷，取走三千卢布，然后把一切都推到大少爷身上。谁都会想到是大少爷干的，不指控大少爷，还能指控谁？因为对大少爷不利的证据太多了，何况他还来过。渴望得到金钱的强烈欲望加上可以逍遥法外的想法，使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哦，像这类一分钟前还没有杀人念头的凶手，一旦遇到机会往往会突然产生不可遏制的冲动！斯乜尔加科夫可能走进老爷屋里去实现他的计划，至于用什么作凶器，——可以从花园里随便捡一块石头。那么为什么？有什么目的呢？三千卢布意味着他的前程。哦！我并没有自相矛盾，钱还是有可能存在的。甚至可能只有斯乜尔加科夫一个人知道老爷把钱藏在哪儿。‘可是撕破的信封怎么会扔在地板上呢？’”
三 医学鉴定和一斤榛子
医学鉴定也帮不了被告多少忙。再说，事后表明菲久科维奇自己对之并不寄予厚望。这件事纯粹是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再三坚持下做的，她特地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名医。当然，辩方什么也损失不了，若此举得法，也许还能弄到一些好处。不过，事情的结果多少有些滑稽，原因在于医生们意见不一。鉴定人共有三位：远道而来的名医、本地的赫尔岑什图贝大夫以及年轻的瓦尔文斯基大夫。后两位还作为检察官传讯的证人到庭。
“刚才公诉人谈到这个信封时阐述了他的一种极其精辟的见解，认为只有像卡拉马佐夫这样一个并非惯窃的人，才会把信封遗留在地上，要是斯乜尔加科夫，就决不会留下这样的罪证，——诸位陪审员先生，刚才我听到这里，突然有一种何其相似乃尔的感觉。你们也许很难想象，关于卡拉马佐夫会怎样处理信封的问题，两天前我从斯乜尔加科夫那里听到的竟是完全相同的见解，完全相同的推理。这且不说，他还有一点令我吃惊：我觉得他在装蒜，好像急于把这个想法塞给我，好像是我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他在给我提示。那么，是不是他也把这个想法向预审官员作了提示呢？是不是他也把这种推理的方法塞给了明察秋毫的检察官呢？
其后几乎所有最危险的证人都落得这般下场。菲久科维奇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搞臭并且加以奚落后放走。看热闹的和吃法律饭的在欣赏的同时仍然纳闷：这一切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因为，我再说一遍：大家都觉得指控是无法驳倒的，其悲剧性也在不断增长。但是从这位“魔术大师”成竹在胸的样子人们也看得出，他并不着急，因此都在静观其变：“这样一位人物”不会平白无故从彼得堡赶来，他也不是那种甘心空手而归的主儿。
“有人会说：‘格里果利的老伴不是整夜都听到病人在附近呻吟吗？’不错，她是听到过，但这条理由是非常靠不住的。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抱怨院子里的一条狗整夜叫个不停，吵得她没法入睡。可是经了解，那条可怜的狗整整一个夜晚总共只叫过两三次。这很自然：一个人睡着时倘若突然听到呻吟，会因自己被吵醒而不快，但不久又睡着了。过两个小时又被呻吟吵醒，然后又睡着；最后，再过两个小时呻吟再起，一夜之间总共三次。到早晨他起床后，就抱怨有人哼哼了一宿，不断把他吵醒。他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每次两小时入睡的时间他不记得，记得的仅仅是被吵醒的几分钟，于是他以为整整一宿老是被吵醒。
两个波兰人的遭遇也差不多。他们出庭时神态傲慢，有恃无恐。他们首先大声宣称，两人都曾“为皇上效命”，然后说“米嘉先生”曾企图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的人格，当时他们目睹他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穆夏洛维奇往他的证词里塞进了许多波兰词语，发现这一招颇能拔高自己在审判长和检察官心目中的形象，胆子愈来愈大，干脆讲起波兰语来了。但菲久科维奇还是把他逮进了自己的网罟：无论再次被传讯的特里方·博里塞奇耍什么花招，还是得承认他的一副纸牌被符鲁布列夫斯基用自己的牌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坐庄亮牌时做了手脚。这一点在卡尔甘诺夫作证时得到了证实，因而两个波兰人可以说是出了丑，在公众的笑声中退场的。
“公诉人振振有词地问：为什么斯乜尔加科夫在绝命书中没有承认？‘难道说良心只给了他上吊的勇气，别的就不够了？’可是，请原谅，说到良心——那已经有忏悔的意思了；但自杀者也可能并没有忏悔的意思，有的只是绝望罢了。绝望和忏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绝望可能充满怨毒、誓不两立，自杀者在绝命的一刻可能加倍仇恨他忌妒了一辈子的那些人。
特里方·博里塞奇尽管再三狡赖，但在传讯两名拾金者之前不得不承认，确实捡到过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只是他饶上一句：天地良心，当时他就把钱交还给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决无欺瞒，不过当时他喝得酩酊大醉，不一定记得起来有这么回事”。但由于在传讯两名拾金证人之前，他毕竟否认过捡到一百卢布这件事，那么他说把钱还给了酒醉的米嘉的证词自然被认为极其值得怀疑。所以，控方推出的最危险证人之一，又在被认为可疑和本人名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退了下去。
“陪审员先生们，请千万小心，不要造成错案！刚才我向诸位假设和描述的一切有什么不情不实之处？如果我的推理有什么错误，有什么不可能或荒唐的地方，请指出来。但只要我的假设有一丝可能的影子，有一丝可信之处——就请你们不要轻易定谳。而刚才那些意见难道仅仅只有一丝影子吗？我可以凭着一切神圣的事物起誓，我完全相信刚才向你们提供的有关这一命案的解释。最使我不能理解、也最使我无法容忍的还是这一情况：控方胪列了一大堆事实指控被告有罪，其中却没有一件说得上千真万确、无可辩驳，而一个不幸的人纯粹由于这些事实凑在一起却要一生被毁。不错，这些事实凑在一起是够可怕的：从被告手上淌下来的血，沾满血迹的衬衫，黑夜里响起的‘杀父的逆子’这一声惊呼，发出惊呼后被砸破了脑袋倒下去的老仆，以后又是大量的言语、证词、动作、叫喊——哦，这一切的影响力确实不小，确实能误导人们的判断。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你们的判断难道能加以误导吗？请记住，交给你们的权力大得了不得，生杀予夺均由你们决定。不过，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吓人！
“当时这一百卢布您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
“我坚持自己刚才申述的观点，半步也不后退，但就算我暂且同意控方的主张，即我不幸的当事人双手沾满了自己父亲的血，我再说一遍，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一分一秒也不怀疑，但不妨假设我的当事人犯了杀父罪。即便如此，也请你们听我一句话。我心中还有话要对你们说，因为我预感到在你们心中和你们的头脑里将会有激烈的斗争……。请原谅我提到了你们的心和你们的头脑，陪审员先生们。但我要做到彻底真诚，不掺半点儿假。让我们大家以诚相见……”
但是轮到辩护人提问时，他几乎不尝试推翻店家的证词，而是出人意料地问起这么一件事来：米嘉被捕前一个月第一次在莫克罗耶狂欢时，车把式季莫菲和另一个乡民曾在过道里地上捡到米嘉喝醉后掉在那里的一百卢布，便把钱交给特里方·博里塞奇，店家为此给了他们每人一卢布。
说到这里，辩护人的发言被相当热烈的掌声所打断。的确，临了那几句话他说得诚心可鉴，大家都感觉到他确实有话要说，而且他马上要说的话正是最重要的。但审判长听到掌声后，大声警告如果再发生“类似情形”就要“清庭”。于是一切都沉寂下来，菲久科维奇以后的发言换上了一种动情的语调，和在这以前的语调完全不同。
“我亲眼看见，三千卢布在他手里拿着是我亲眼得见，就像看见一戈比那样真切，难道我们还不识数？！”特里方·博里塞奇说得十分肯定，竭力想讨好“大人”。
十三 蛊惑者
“陪审员先生们，有可能毁掉我的当事人的不单单是这些事实凑在一起产生的效应，”他开始说，“不，真正可能毁了我的当事人的只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父亲的尸体！如果这是一桩普通的命案，那么，只要把每一件事实逐一加以分析，而不是合在一起考虑，由于这些事实的不足道、未证实和虚幻性，你们会驳回指控，至少不会仅凭对一个人的成见毁了他的一生——尽管人们对他有成见，确实是他咎由自取！
辩护人则继续利用一切手段显示出他对案情洞悉幽微，从而越来越令人惊异。例如，客栈主人特里方·博里塞奇的证词本来给人十分强烈的印象，这对米嘉当然极为不利。他几乎是扳着手指头计算，在惨案发生前将近一个月，米嘉第一次到莫克罗耶时花的钱不可能少于三千，或者“只差那么一点点，光是在那些吉卜赛姑娘身上就扔了不知多少！对我们那些身上长满虱子的乡下人，他可不是像通常所说‘把半卢布的银币满街撒去’，他一出手至少每人二十五卢布的钞票一张，再少他可拿不出手。再说，人家偷他的钱不知多多少少！偷的人又不打收条，上哪儿去抓贼？谁让他把钱到处乱扔？我们那儿的老百姓跟强盗一个样，自己的灵魂能不能得救他们才不管呢。至于我们的乡下姑娘，你们猜捞了多少？打那时起她们一个个都发了，以前可穷得叮当响”。总之，他把所有的花销都记起来了，简直像打算盘似的把它们加在一起。这样算下来，所谓那一回只花掉一千五，余下的放在护身符袋里的说法，就显得匪夷所思了。
“然而，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命案，而是一桩杀父案！这是惊心动魄的，其撼人心魄的程度致使控方列举的事实明明是不足道和未证实的，却也变得有了分量，多多少少像是定论，甚至在最少成见的头脑里尚且如此。对这样的被告怎么能判无罪？如果他杀了人怎么能让他逍遥法外？——每一个人在心中几乎不自觉地、本能地都会这样想。
上尉骤然间呜呜咽咽哭了起来，竟扑通一声跪倒在审判长面前。在公众的笑声中法警赶紧把他带了出去。检察官寄予希望的效果落了空。
“是的，杀死自己的父亲是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被杀的是生他、爱他的人，从他小时候起便为他有点儿头疼脑热操碎了心的人，为了他的幸福含辛茹苦一辈子的人，活着仅仅为了他能舒心快乐、有所成就的人！陪审员先生们，什么是父亲，真正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两个字！这一名称有着何等伟大的内涵！刚才我们约略指出了真正的父亲是什么，应该是怎样的。在本案中，在我们大家正在研究、我们为之如此劳神烦心的这个案件中，这位父亲即已故的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与我们刚才所说的父亲这一概念格格不入。这不像话。是的，某些做父亲的委实不像话。让我们从近处来端详一下这位不像话的父亲——鉴于我们面临的抉择至关重要，就不应当有任何顾虑。现在我们尤其不应该顾虑重重，用独具慧眼的公诉人的话来说，像小孩子或怕事的女人那样对某些思想避之唯恐不及。
“伊柳沙，我的儿子。当时他在大石头附近说：‘爸爸，爸爸，他太欺负你了！’如今孩子快死了……”
“但在他那篇火气很大的演说中，我这位尊敬的对手（我还没有开口，他已站在我的对立面了）曾数次声称：‘我不会把为他辩护的权利拱手让给来自彼得堡的辩护人。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这话他一再重申，然而他忘了提醒大家：既然可怕的被告小时候在故居，仅仅因为从唯一疼他的人那里得到过一斤榛子，在整整二十三年间始终铭心感恩，那么，反过来说，这样一个人在这二十三年间也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光着脚，用仁爱为本的赫尔岑什图贝的话说，‘给父亲撂在后院里，脚上没有靴子，裤子仅靠一颗扣子吊住才不掉下来’的情形。
“谁不让您说？您指的是什么人？”
“噢，诸位陪审员先生，为什么我们要从近处看看那位不像话的父亲，重提大家都已经了解的往事？请想一想，二十三年之后我的当事人回到本城见他父亲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为什么要把我的当事人描绘成一个冥顽不灵、自私自利的怪物？他桀骜不驯、粗野狂暴，为此他还在接受我们的审讯，但谁应该对他的命运负责？他明明有不错的禀赋，有一颗知恩图报、感觉锐敏的心，而受到的竟是如此荒唐的教育，这该由谁负责？有谁教过他理智地做人？他有没有接受过知识的启蒙？童年时有谁多多少少爱过他？我的当事人是在上帝保佑下长大的，也就是说像一只野兽那样听天由命。阔别多年之后，我的当事人也许渴望见到父亲。在这以前他也许千百次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竭力驱散小时候常梦见的那些魑魅魍魉，一心只想原谅和拥抱自己的父亲！结果怎样呢？迎接他的只有恬不知耻的嘲弄、猜疑以及在钱财问题上无休止的争吵。他天天听到一杯白兰地在手的父亲发表那些令人恶心的奇谈谬论和人生哲学，最后竟看到父亲想用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人。哦，陪审员先生们，这太可恶、太狠毒了！而这个老头儿还逢人便抱怨儿子不孝、狠心，往儿子脸上抹黑，诽谤他，收购他立下的借据，企图把他送去坐牢！
“让上帝宽恕他吧。伊柳沙不让说。将来上帝会补偿我的。”
“陪审员先生们，像我的当事人这样的人看起来像凶神恶煞，无法无天，却往往心肠很软，只不过他们不显露出来罢了。请不要笑，不要以为我的想法可笑！天才的公诉人刚才无情地挖苦我的当事人，把他喜欢席勒，热爱‘美好和高尚的情操’视为笑柄。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如果我是公诉人，我决不会加以嘲笑！是的，我要为这些人的心灵辩解，因为它们很少能得到理解，却经常被曲解；这些人的心灵往往渴望温柔、美好和公正，似乎恰恰与他们自己的粗野和凶横形成对照——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渴望。他们表面上情欲强烈、举止横暴，其实却有一颗爱心，比方说他们能爱一个女人爱得近乎折磨自己，而且一定是一种能使灵魂升华的高尚的爱。还得请你们不要笑我：在这类人身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他们只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欲——这种情欲有时表现得非常粗暴，——正是这一点令人震惊，人们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却看不见一个人的内心。他们的热情很快就会冷却，但在品行高尚、心灵美好的女人身边，这个看来粗野狂暴的汉子会弃旧图新，争取革面洗心，做一个诚实的好人——变得‘美好而高尚’，不管这几个字遭到了怎样的讥讽！
当然，米嘉因措辞过激再次受到申斥，但拉基津先生算是完了。斯涅吉辽夫上尉出庭作证也失败了。他浑身上下的衣服又破又脏，靴子上全是泥巴，尽管法庭事先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还专门作了检查，他还是醉得稀里糊涂。当被问到米嘉如何侮辱他的时候，他突然拒绝回答。
“刚才我说过，我不许自己触及我的当事人与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的罗曼史。不过，说一两句还是可以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不能算证词，而只是一个情绪狂乱、只图报复的女人的号叫；说实在的，轮不到她——哦，根本轮不到她——来指责被告背叛了她，因为是她自己背叛了被告！只要她有一点点时间冷静地想一想，就不会提供这样的证词！哦，请不要相信她的话，我的当事人并不是像她所说的‘恶煞’！
“我关在牢里，他还三天两头来向我借钱！这是个可鄙的贝尔纳和野心家，他不信上帝，他把主教给骗了！”
“博爱人类的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前夕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12]，也不让一只羊丢失……’我们也不能毁了一个人！刚才我曾发问：父亲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我说这是两个伟大的字，是个宝贵的名称。但是，陪审员先生们，使用名称可马虎不得，我要实话实说：像被杀的老卡拉马佐夫这样做父亲的，就不能、也不配称为父亲。爱一个不配做父亲的父亲是荒谬的，不可能的。爱不能凭空创造出来，只有上帝才凭空创造世界。
对拉基津的整个讯问过程结束后，审判长问被告可有什么要说的，米嘉扯开嗓门吼道：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13]这是一位使徒本着一颗火热的爱心写下的话。我现在引用的这些圣人之言并不是为了我的当事人，我是为了天下做父亲的重温这些圣人的教诲。是谁赋予我这种权力来向他们说教？没有人。但我以一个人和一个公民的身份向活着的人们呼吁！[14]我们在世间逗留为时不多，我们会做许多不好的事，说许多不好的话。因此我们人人都要把握住共同交流的机会，彼此说些有益的话。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只要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当局不是无缘无故为我们提供这个讲坛——全俄国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的话不光是说给今天在场的父亲们听的，我要向一切做父亲的大声疾呼：‘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首先我们自己要实现基督的训示，然后才能要求我们的孩子。否则我们就不是父亲，而是我们孩子的敌人；他们也就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我们的敌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15]——这可不是我的话，这是福音书上的教训：你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如果孩子用你的办法对待你，怎么能责怪孩子呢？
“贝尔纳！”
“前不久在芬兰，有一个当侍女的姑娘被怀疑偷偷产下一个小孩。于是有人暗中监视她，结果在房屋顶楼角落里的砖头后面发现她的一只箱柜，以前谁也不知道，打开后从中取出被她杀死的一个新生婴儿的尸体。在同一只箱柜里还发现两具小骷髅，都是她以前产下后当即杀死的，对此她供认不讳。
我记得米嘉这方面也不是毫无反应。拉基津提到格露莘卡时使用的语言腔调大大激怒了米嘉，致使他突然从被告席上大声喊道：
“诸位陪审员先生，她算不算这些婴儿的母亲？不错，是她生下了他们，但她能算是他们的母亲吗？谁会用神圣的‘母亲’二字来称呼她？陪审员先生们，让我们壮起胆来，不仅胆大，而且妄为，此刻我们甚至有责任胆大妄为，不要怕某些说法和想法，不要像莫斯科的商人妇那样听不得‘金属’和‘烟气’这样的字眼[16]。相反，我们要证明最近几年的进步也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应当直言不讳：生了儿女的还算不得父亲，生了儿女而又尽到责任的才算是父亲。
“瞧，提出指控的竟有这等品行高尚的人！”
“哦，当然，对父亲这两个字也有另一种理解，另一种诠释，根据这种解释，即使我的父亲是个恶魔，即使他是自己儿女的罪人，他仍然是我的父亲，理由仅仅是他生了我。但这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解释，凭头脑我是无法理解的，我只能凭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加思考地接受下来，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尽管我也不理解，可是宗教要求我相信。但在那种情况下，就让它保留在现实生活领域之外也可以。而现实生活却不仅有自己的权利，它本身还要我们承担伟大的义务；在现实生活的领域内，我们如果想讲仁爱，说到底，也就是如果想做真正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应当并有义务严格按经过理性和经验证实、经过分析的洪炉熔炼的信念行事，——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必须理智地而不是像在睡着时、梦魇中那样糊里糊涂行事，才不致害人，不致坑苦和毁掉一个人。那时我们干的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事，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是真正仁爱的事业……”
审判长干预了，但辩护人宣布他向拉基津先生的提问已经结束。拉基津下场时不免蹭了些污渍。刚才他那气势如虹的发言留下的印象被破坏了，菲久科维奇目送他的表情似乎在向公众示意：
这时从大厅的许多方向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菲久科维奇甚至双手乱摇，似乎在恳求掌声停下来，让他把话讲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演说继续下去：
“这无关紧要……”拉基津支支吾吾地说，“我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当然要还的。”
“陪审员先生们，假定我们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假定已经开始用理性思考，你们以为他们不会产生这些问题吗？不，会产生的，我们不应要求他们作不可能的克制！看到自己的不称职的父亲，特别是跟同年龄其他孩子的称职的父亲进行比较，会使一些恼人的问题在青少年心中油然而生。他们这些问题通常只能得到例行公事式的答案：‘他生了你，你是他的骨肉，因此你必须爱他。’青少年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深思：‘他生我的时候难道爱我吗？他生我难道是为了要我吗？在那个时刻，在或许是被酒激起了情欲的时刻，他连我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他传给我的只是纵酒的嗜好，——这就是他干的好事……。为什么我必须爱他？难道仅仅因为他生了我，而以后从来没有爱过我？’”
“这就是说，钱您收下了。事实上您至今没有归还……还是已经还了？”
“哦，你们也许会觉得这些问题粗俗、残酷，但你们不应要求青少年的头脑作不可能的克制。‘你即使把天性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外飞进来。’重要的是我们不应怕听‘金属’和‘烟气’，应该按理性和仁爱的指示，而不是按神秘主义观念的要求来处理问题。怎样处理？应该这样：让儿子站到父亲面前，正经八百地问他本人：‘父亲，告诉我，为什么我应当爱你？父亲，你得向我证明我应当爱你。’——如果这位做父亲的答得上来并能向他证明，那么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正常的父子关系，不是仅靠神秘主义的偏见维系，而是建立在理智、清醒和严格合乎人道的基础之上。相反，如果做父亲的无法证明，——这个家庭也就完了；他不再是儿子的父亲，而做儿子的从此获得自由，今后有权把自己的父亲视同陌路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陪审员先生们，我们的讲坛应当成为宣扬真理和明智观念的学校！”
“这是开一个玩笑……。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我收下来也是开个玩笑……准备以后归还……”
演说在这里被不可遏止的、近乎狂热的掌声所打断。当然，并非全场鼓掌，但毕竟有一半听众鼓掌。鼓掌的也是做父母的。从女士们坐的敞廊上响起了尖叫声和欢呼声。许多人在挥舞手帕。审判长拼命摇铃要求保持肃静。他显然被听众的表现所激怒。但把刚才“清庭”的威胁付诸实施可断乎不敢，因为向演说者鼓掌和挥舞手帕的甚至有坐在后面特设椅子上的贵宾，燕尾服前襟上挂着星形勋章的老者，所以等喧闹声停下来以后，审判长才跟先前一样仅限于厉声扬言“清庭”做做样子，得意而又激奋的菲久科维奇又继续他的演说。
“我理解，我太理解了！”菲久科维奇仿佛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似的急急忙忙为对方找台阶。“和别人一样，您也有兴趣结交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何况她乐于在自己家里接待本地青年中的精英，但是……我只想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斯维特洛娃大约两个月前，非常希望结识最年幼的一位卡拉马佐夫即阿列克塞·费尧多罗维奇；她许诺，只要您把小卡拉马佐夫带到她家，而且穿着他当时在修道院穿的修士服，那么，她就给您二十五卢布，只要您把他带到斯维特洛娃家中。据我们所知，恰恰在构成本案中心的那出惨剧发生的当天晚上，事情果然办到了。您把阿列克塞·卡拉马佐夫带到斯维特洛娃女士家中，并且——当场从斯维特洛娃那里得到那二十五卢布的酬金，我就想听听您有什么要说的？”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不会忘记今天在这里反复谈到的那个夜晚，做儿子的翻墙潜入父亲的宅院，最后与生了他却伤害了他的敌人面对面相遇。我要全力坚持——当时他跑去不是为了谋财，指控他盗窃是荒谬的，前面我已经说过。他闯到父亲那里去也不是为了害命，绝对不是；如果他蓄意杀人，那么至少事先会准备好凶器，而那根铜杵他是本能地拿走的，自己也不知派什么用场。就算他用暗号骗过了父亲，就算他进去了——我已经说过，我一分钟也不信这个神话！陪审员先生们，我凭着神圣的一切向你们发誓，如果那不是被告的父亲，而是伤害了他的其他人，被告在各间屋子里匆匆查看一遍之后，确信那个女人不在宅内，他会在对情敌不造成任何危害的情况下匆匆逃跑，也许会把他的情敌打一下，推一跤，仅此而已，因为他无心于此，他没有闲工夫，他需要知道那个女人在什么地方。但那是他的父亲——一看到他从小痛恨的父亲、伤害他的仇人、而如今又是难以置信的情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仇恨不由他自主而又无法遏制地向他袭来，理智地思考根本不可能，千种思绪霎时间一齐涌上心头！这是疯狂和错乱的冲动，但也是天性的冲动，就像自然界的一切不可阻挡和不自觉地要为自己的法则遭破坏进行报复一样。
“我不能对我所有的熟人负责……。我是个年轻人……谁又能对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负责？”拉基津顿时满脸通红。
“但被告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谋杀父亲——我坚持这一点，我公开宣称这一点——不，他只是在憎恶和愤怒的驱使下挥了一下那根杵子，并没有杀人的愿望，也不知道会打死人。当时他手中如果没有那根致命的杵子，他也许只会把父亲打一顿，但不会杀了他。他逃跑的时候并不知道被他击倒的老卡拉马佐夫是否死了。这样杀人其实并不是谋杀。这样杀人并不是杀父。杀死这样的父亲不能称之为杀父。这样的命案仅仅由于偏见才被归入杀父案！
（笔者请读者注意：格露莘卡原来姓斯维特洛娃。我在那天庭审过程中才第一次听说。）
“但是，我从我的心灵深处一次又一次提请你们考虑：这桩命案事实上发生了没有？陪审员先生们，如果我们判定他有罪，他会对自己说：‘这些人没有为抚养我、教育我、使我变得好一些，使我成为一个人——总之，没有为改善我的命运做过任何事情。这些人没有管过我的吃喝，我蹲大狱也没有来探过监，如今这些人却把我发配充军。我已经清了账，现在我什么也不欠他们，永生永世不欠任何人了。他们心狠，我也会狠心。他们手辣，我也会辣手！’结果会是这样，陪审员先生们！我敢发誓：你们对他定罪只能使他感到轻松，只能减轻他良心的负担，他将诅咒他造成的流血惨案，而不是感到悔恨。与此同时你们也毁了一个本来还可以挽救的人，因为他将一辈子被怨毒蒙住自己的眼睛。
“哦，这太好了！像您这样的思想家有可能、甚至应该选取极其广阔的视角来对待各种社会现象。在主教大人的关怀下，您这本极其有益的小册子流传很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希望向您了解的主要是这样的问题：您刚才称自己和斯维特洛娃女士熟得很，是不是？”
“你们要不要对他施加所能想象的最严厉、最可怕、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惩罚，但又能拯救他的灵魂，使他从此获得新生？你们将看到，将听到他的灵魂会怎样颤栗，何等惊骇。他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如何受得起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厚爱？我配吗？’”
“我不是为发表而写的……是后来给印了出来，”拉基津一下子慌了神，几乎感到羞耻地嗫嚅道。
“哦，我了解这颗心，这是一颗狂野的，但是感恩的心，陪审员先生们。这颗心将永远铭记你们伟大的宽容，它将渴望作出无愧于这份厚爱的壮举，在炽热的光华中永生。有人由于自身的狭隘总是觉得全世界对不起他。但如能用仁慈去感化这样的人，向他展现一片爱心，他也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为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善根。他的心胸会大大拓宽，他会看到上帝有多么仁慈，人们有多么善良和公正。他将大为震骇，忏悔不迭，今后将履行无穷尽的义务以赎前愆。那时他就不会说：‘我已经清了账，’而会说：‘我愧对所有的人，我和别的任何人相比实在一无是处。’他会流着悔罪的热泪，揣着一颗羞愧和感动得火辣辣的心慨叹：‘人们都比我好，他们不想毁了我，而是要拯救我！’”
“前不久，”辩护人在轮到他提问时，面带蔼然可亲、甚至相当恭敬的微笑开始说，“我饶有兴味地读过一本由主教管区当局出版的小册子《已故长老佐西马神父生平》，里边充满了深刻的宗教思想，卷首还有虔诚地献给主教大人的精彩题词；请问，您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那位拉基津先生吧？”
“哦，这对你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你们很容易做出这一仁慈的举动，因为在查无实据、连一点点像是真实的罪证都没有的情况下说出‘是的，被告有罪’这样的话，对于你们将是太沉重的负担。
但是，拉基津毕竟还年轻，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却立刻被辩护人出色地加以利用了。在回答有关格露莘卡的若干问题时，他由于意识到自己的成功，以及刚才翱翔在九霄云外而飘飘然起来，竟以鄙夷的口吻使用“商人萨姆索诺夫宠养的姘妇”这样的语言来指阿格拉菲娜·亚历山德罗芙娜。事后回想起来，若是能把这句话收回，要他付多大的代价都可以，因为恰恰在这一点上，菲久科维奇立即把他揪住。拉基津失算之处全在于，万万想不到菲久科维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把如此鲜为人知的细节都掌握了。
“宁可放过十名罪人，也不惩罚一名无辜——你们是否听到了上一个世纪我们光荣的历史上这个伟大的声音？用不着区区来提醒诸位：俄国的法庭不光是惩处罪犯，也要挽救罪犯！让别国的法律去考虑条文和惩治吧，我们应该着眼于精神和内涵，挽救罪犯并使他们重新做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俄罗斯及其法庭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前进吧，俄罗斯，如果别的国家对你狂奔的三套车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我们却不会害怕。那不是疯狂的三套车，而是堂皇的俄罗斯彩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着目标挺进。我的当事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我们的俄罗斯真理也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将拯救真理，捍卫真理，向世人证明有人维护真理，真理掌握在好人手中！”
证人描绘的图景阴森可怖，有力地增强了控方的地位。总的来说，拉基津的发言以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天马行空的气势令公众倾倒。甚至可以听到两三下突然冒出来的掌声，那正好是在他谈到农奴制和俄国陷于混乱状态的几处。
十四 乡下人不买账
菲久科维奇如此结束了他的发言，这一回听众的热烈反应竟像暴风雨一般势不可当。要加以遏制已无法想象：女士们纷纷哭泣，许多男士同样唏嘘不已，甚至有两位要人也掉下了眼泪。审判长顺应形势，甚至没有马上摇铃。我们有些女士事后激动地说：“压制这样的热情简直是亵渎神圣。”演说者本人由衷地感动了。
他把正在审理的这桩惨案描绘成根深蒂固的农奴制余毒以及俄国缺乏适当体制而陷入混乱无序状态的产物。总之，他得到了发表一些见解的机会。这次讼事使拉基津先生得以第一次崭露头角，开始受人注意；检察官知道这名证人正在为杂志写一篇评论此案的文章，以后检察官还要在自己的发言中（读者将从下文中知道）引用该文的某些观点，可见他已经读过这篇文章。
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再一次站起来表示“不敢苟同”。人们用憎恶的目光望着他。“怎么？这是什么意思？他居然还敢不同意？”女士们议论纷纷。但即使全世界的女士在检察官太太的率领下一齐表示不满，此刻也拦不住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他面色煞白，激动得发抖；他说出的最初几个字、最初几句话甚至听不懂；他呼吸急促，吐字不清，语无伦次。不过他很快就缓过神来。从他这第二次发言中我只引几句话。
“这本卡拉马佐夫混账能把任何人搅得晕头转向，试问：哪个算得清他们究竟谁亏欠了谁？哪个辨得明到底谁是谁非？”
“……有人指责我们在这里编小说。那么辩护人岂不是在小说之上编小说吗？只差没有诗歌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等情人的时候，居然把信封撕开后扔在地上。甚至能举出他在如此令人惊讶的情况下说的话。这难道不是想象力太丰富的结果吗？有什么能证明他把钱取了出来？谁听到了他说的话？智能低下的白痴斯乜尔加科夫竟被描绘成拜伦笔下的什么人物，因为自己是私生子而向社会进行报复——这不是拜伦风格的长诗又是什么？至于儿子闯进父亲屋里杀了他，同时又没有杀他，这甚至既不是小说，也不是长诗，而是斯芬克司了，这个斯芬克司出的谜题当然连他自己也解不开。杀了就是杀了，怎么可能既杀了又没有杀——这种话谁听得懂？
在讯问证人拉基津时，辩护人同样干得十分巧妙。应当指出，拉基津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检察官非常看重的。事实表明，他可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跟什么人都有接触，什么事都看在眼里，与所有的人都交谈过，对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以及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底细了如指掌，知之甚详。诚然，关于装三千卢布的那个信封，他也只是听米嘉说的。然而，他详细讲述了米嘉在“京都酒店”纵酒滋事的“光荣史”，凡是能给这位英雄增光添彩的一言一行无不如数家珍，他还谈到“澡擦子”斯涅吉辽夫那件事。关于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田产结算方面是否对米嘉有所亏欠这一点——连拉基津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只是用轻蔑的口吻不着边际地泛泛说几句：
“后来辩护人又向我们宣告，我们的讲坛是弘扬真理和健全观念的讲坛，可是从这个‘弘扬健全观念’的讲坛上竟信誓旦旦地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把谋杀父亲称为杀父纯粹是一种偏见！如果杀父是偏见，如果每一个小孩都诘问自己的父亲：‘父亲，为什么我应当爱你？’——那我们的社会基础将成何体统？我们的家庭将成何体统？你们都听到了，杀父只不过是莫斯科商人妇怕听的‘烟气’罢了。为了达到给不该开脱的人开脱罪名的目的，不惜肆意歪曲先人就俄罗斯法庭的使命和前途留下的最珍贵、最神圣的遗训。辩护人号召用仁慈去感化被告，这对罪犯来说可谓正中下怀，大家第二天就可以看到他将怎样被感化！其实，辩护人仅仅要求宣告被告无罪，是不是过于谦虚了？为什么不要求设立以杀父凶手命名的奖学金，让他的丰功伟绩在后来人心目中流芳百世？福音书和宗教也被修正了，据说这些都是神秘主义，而辩护人拥有的才是经过理性和健全观念分析验证的正宗基督教义。这是公然在我们面前兜售冒牌的基督！辩护人声称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紧接着又得出结论道，基督教导要用别人量给你们的量器量给别人——这话乃是从弘扬真理和健全观念的讲坛上说出来的！其实，有些人只是在发表演说的前夕才匆匆翻阅一下福音书，以便炫示他们对这部颇有特色的经典并非一无所知，必要时可以用来制造一定的效果，一切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达到目的！而基督的教诲正好相反，他告诫我们不要这样做，因为世上存心不良的人是这样做的，我们应当加以宽恕，把另一侧面颊凑过去，而不是用欺弄我们的人同样的手段对付别人。这才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教诲，他没有说禁止儿女杀父亲是一种偏见。我们不应在弘扬真理和健全观念的讲坛上篡改我们上帝的福音书；应当指出，辩护人仅仅把基督称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而不是像全俄正教徒那样向他呼唤：‘你是我们的上帝！……’”
审判长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厉告诫米嘉，一定要他小心注意自己的用词。
这时审判长插话了，他给过于激动的发言人泼了点儿冷水，请他不要言过其实，也不要离题太远，等等，等等，都是审判长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话。大厅里的气氛也不太平静。公众有些坐不住了，还发出愤愤不平之声。菲久科维奇甚至没有反驳，他只是登上讲坛，一只手按在心口上，以受伤害者的语调说了几句维护自身尊严的话。他仅仅用讥讽的口吻再次约略提到了“编小说”和“心理学”，在一个地方还捎带着插了一句：“朱庇特，你发怒了，可见你错了。”[17]这句话引起了许多听众赞许的笑声，因为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实在太不像朱庇特了。然后针对检察官指责他纵容年轻一代杀父这一点，菲久科维奇以不屑一顾的姿态表示他甚至不想回答。谈到“冒牌基督”以及他没有把基督称为上帝，而只是称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谈到“从弘扬真理和健全观念的讲坛上不许发表反正教言论”时，菲久科维奇暗示这些指责有含沙射影的味道，并说自己在来本城之前至少曾抱有希望，认为在这里的讲坛上说话无须担心遭到“对我个人作为公民和臣民有危险的”指责……。听到这样的话，审判长对他也作了告诫，于是菲久科维奇鞠了一躬结束答辩，在听众的一片赞许声中走下讲台。按照本城女士们的看法，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已“一败涂地，万劫不复”。
“我指的是小丑……我父亲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
接下来法庭让被告本人发言。米嘉站了起来，但他没说多少话。他已心力交瘁。上午他到庭时那种满不在乎和挺精神的模样现在几乎影踪全无。这一天内他似乎得到了够他终生受用的体会，使他领悟到过去不明白的、非常重要的道理。他的声音变得微弱，已不像早先那样吼叫，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到某种陌生的语调，给人以顺从、服输、认命的感觉。
“对哪个伊索？”审判长又厉声问。
“让我说什么呢，陪审员先生们？对我审判的时日到了，我感到上帝的手正指着我。一个没出息的人算是完了！但我像对上帝表白一样再次向你们重申：对于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我要说最后一遍：人不是我杀的！我没有出息，但我是爱善、向善的。我无时无刻不想改过自新，然而我却活得像一头野兽。谢谢检察官，他对我讲了很多有关我的事情，这些事情过去我并不了解；但说我杀了父亲——这不是事实，检察官错了。也谢谢辩护人，我听他发言时哭了，但说我杀了父亲不是事实，即使假设也不应该！至于大夫们的话请不要相信，我头脑完全正常，只是心里难受。如果你们饶了我，放了我——我要为你们祈祷。我保证做个比原先好的人，我向上帝保证。如果你们定我的罪——我也要把我的剑高举过头折断后吻它的残片！但是，请饶了我，不要剥夺我心中的上帝，我了解自己，我会造反的！我心里难受，诸位……饶了我吧！”
“那么我是哈巴狗，我是！”米嘉喊叫起来。“既然这话伤害了他，那我自己认了，我向他道歉：我是野兽，一向对他很野蛮！我对伊索也很野蛮！”
他几乎倒在自己的座位上，声音戛然而止，末了一句话是勉强说出来的。随后法官提出几个问题，要求控辩双方作最后陈述。细节我就不缕述了。最后，陪审员们离座起身，准备退场进行磋商。审判长疲惫已极，因而只向他们有气无力地告诫几句：“要不偏不倚，不要受论辩者口才的影响，但必须仔细斟酌各种论点，记住你们肩负着伟大的责任”等等，等等。
“我不是哈巴狗，”格里果利嘀咕道。
陪审员们退场，法官宣布休庭。人们可以站起来走走，互相交谈积聚下来的感想，在小卖部吃点东西。时间已经很晚，大概过了午夜将近一点钟了，但是没有人离去。大家的情绪都那么紧张，根本顾不上休息。人人都悬着一颗心在等待，不过这样说也许太过分。女士们只是处于歇斯底里的不耐烦状态，但她们的心是平静的：“肯定宣告无罪。”她们都在准备迎接富于戏剧性的欢欣鼓舞的时刻。我承认，在男士们那一边也有非常多的人相信必定会宣告无罪。一部分人喜形于色，另一部分人紧皱眉头，还有一部分人干脆垂头丧气：他们不愿听到宣告无罪！菲久科维奇自己对于成功坚信不疑。他被围在人堆里接受祝贺，许多人都想讨好他。
“被告，注意用词，”审判长严厉地指出。
“在辩护人与陪审员之间，”事后有人转述他曾在一群人中间说，“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还在发言的时候就开始形成这种无形的纽带。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这一回我们赢定了，尽管放心。”
“除了门以外，他说的全是实话，”米嘉大声道。“他曾经为我梳去虱子——我表示感谢；他原谅我打了他这件事——我表示感谢。这老头儿一辈子至诚老实，对父亲忠心耿耿，顶得上七百条哈巴狗。”
“可是我们的乡下人陪审员会怎么说呢？”一位胖胖的麻脸先生走到一群正在交谈的男士跟前绷着脸说，他是城郊的一位地主。
一个人喝下含大量酒精的草药治病，甚至有可能“看见天堂之门洞开”；此外，他连如今是耶诞纪元多少年也不知道。此人所提供的证词是否可靠？——这样一条小小的怀疑之虫当然可能留在陪审员和公众的心中；于是辩护人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在格里果利退下前还发生过一段插曲。审判长问被告：对于以上的证词可有什么话要说？
“陪审员并不全是乡下人。里边有四名公务员。”
菲久科维奇一时好像有些语塞，但这时审判长干预了，他以规劝的口气提醒辩护人，这样提问不太恰当。菲久科维奇听了以后，不失尊严地鞠了一躬，说他的提问已经结束。
“是的，有公务员，”一名地方自治局的成员加入进来说。
“我是个下人，”格里果利忽然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大声说，“要是大人乐意拿我开心，我只有忍气吞声的分儿。”
“您知道普罗霍尔·纳扎烈夫吗？就是那个挂奖章的商人，他是陪审员。”
“或许，您一只手上有几个指头总该知道吧？”
“怎么？”
格里果利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让他遭这份洋罪的人，完全不知所措。这好像很奇怪，然而他显然确实不知道今年是何年。
“这人脑瓜灵得很。”
“那么，如今是什么年份？按我们的纪元，从基督诞生算起，如今是什么年份，您知道不？”
“可他老是不吭声。”
“这我说不准。”
“话是很少，不过这样更高明。且不说彼得堡名律师教不了他，没准儿他还能给整个彼得堡上一课呢。他共有子女十二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还不能证明您没有睡着，”大厅里一再响起笑声。“比方说，那时候假如有人问您什么事情——就算问您如今是什么年份吧，您是不是答得上来？”
“天哪，难道不会宣告无罪？”另一群人中有位年轻的公务员大声说。
“我站着。”
“一定会宣告无罪，”有人很有把握地指出。
“您能不能肯定，”菲久科维奇牢牢抓住不放，“在您看到通花园的门开着的那个时候，您没有睡着？”
“如果不宣告无罪，那简直是丢人！”一位公务员的火气不小。“就算是他杀的，可是那个做父亲的像个父亲吗？再说，当时他正火冒三丈……。他的确可能只是挥了一下杵子，老头儿就倒下了。只是不该把那个仆人牵扯进来。这简直是一段滑稽的插曲。要是我当辩护人，我干脆就说：是他杀了人，但他没有罪，见你们的鬼去！”
格里果利仍不开口。大厅里又掠过一阵笑声。审判长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身躯。
“他就是这样做的，只是没说‘见你们的鬼去！’”
“一杯半纯酒精——不是太棒了吗，您说呢？休说通花园的门，就连‘天堂之门洞开’也会看见的，难道不是吗？”
“不，米哈依尔·谢苗内奇，跟说了也差不多，”第三位插言道。
格里果利缄口不语。他似乎有点儿明白了。
“听着，诸位，四旬斋那阵子我们那里有个女演员也被宣告无罪，她把情夫的合法妻子喉管给割破了。”
“甚至喝了一大杯。或许有一杯半吧？”
“可是没有割断。”
“有一大杯光景。”
“反正都一样，反正她开始割了！”
“喝了大概有多少？大概？一小杯？两小杯？”
“刚才关于儿女的那番话他说得怎么样？精彩极了！”
“是喝了下去。”
“精彩。”
“您瞧，还是浸在酒精里的。您擦了腰背以后，是不是把瓶里剩下的在只有您老伴一人知道内容的、虔诚的祈祷声中喝了下去，是不是这样？”
“还有关于神秘主义的那段也不坏！”
大厅里掠过一阵吃吃的笑声。
“您就别提神秘主义了，”还有一位不知是谁叫了起来，“你们也为伊波里特想想吧！打这一天起他的日子怎么过？为了米剑卡，检察官太太明天不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才怪呢。”
“浸在酒精里。”
“她今天来了吗？”
“还有其他等等。这些草药都浸在伏特加里？”
“亏你想得出来！要是她今天来了，在这儿就会抠出来。她在家里，牙疼。嘿嘿！”
“也有胡椒。”
“嘿嘿！”
“或许有胡椒吧？”菲久科维奇问。
下面是第三群人中间的反映：
“车前子也放了。”
“看来米剑卡会宣告无罪了。”
“光是鼠尾草？能不能记起来还放了什么？”
“说不定明天京都酒店会给闹得底儿朝天，他至少要醉上十天。”
“里边放了鼠尾草。”
“真见鬼！”
格里果利木然望着提问的人，有一阵子默不作声，然后嘀咕了一句：
“说对了，这种事情少不了魔鬼插手。魔鬼不掺和到这里头去，还能掺和到哪儿去？”
“从预审中可以知道，”菲久科维奇突然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天晚上临睡前，您用一种药汁擦您的腰，指望用这个土方治好您的腰痛病；现在，如果允许的话，我能不能向您提一个问题：那种药汁，或者说那种煎膏，里边都有哪些成分？”
“诸位，辩护人的口才确实令人佩服。不过也不应该用杵槌乱砸老子的脑袋呀。要不然，岂不全乱了套？”
格里果利回答说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谁说起过这笔钱，“直到如今人人都说有这么回事为止”。凡是菲久科维奇认为有可能了解此事的证人，他也同样锲而不舍地向他们提这个有关信封的问题，恰如检察官反复提有关父亲侵吞儿子钱财的问题一样。同样，菲久科维奇从所有的证人那里只得到如出一辙的回答：谁也没有见到过信封，虽然许多人都听说过。辩护人在这一问题上紧追不舍的做法，大家从一开始便注意到了。
“还有那彩车，你们还记得他说的彩车吗？”
“您是老爷多年的贴身仆人——您是否亲眼见到过这个信封？”
“对，他把大车变成了彩车。”
最后，轮到辩护人提问了。菲久科维奇首先从信封问起，“据说”里边藏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准备送给“某人”的三千卢布。
“可是明天又会把彩车变成大车，‘一切取决于是否有需要’。”
例如，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原来的贴身仆人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曾提供“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条强有力的证词；在传讯格里果利的过程中轮到辩护人提问时，菲久科维奇就抓住他不放。应当指出，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出庭时，丝毫不因法庭的威严或旁听席上有那么多人而胆怯，而是神态从容，近乎庄重。他提供证词的语气充满信心，就像在没有旁人时和玛尔法·伊格纳启耶夫娜说话一样，只是比较恭敬一些。想把他搞晕是不可能的。检察官先问了他很久有关卡拉马佐夫一家的种种细节。一幅家庭图景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听得出，也看得出，这名证人至诚老实，也不偏心。尽管他极其尊重已故的老爷，他仍然认为，比方说，老爷对米嘉是不公平的，“没有尽到抚育孩子的责任。要不是我，他小时候会给虱子吃掉的，”他在追述米嘉的童年时说，“做父亲的也不应该亏待儿子，算计他母亲祖上传下的田产。”当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认定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在钱财问题上亏待了儿子时，格里果利·瓦西里耶维奇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使大家都感到惊讶；但他依旧坚持说，父亲在与儿子结算时“做了手脚”，做父亲的肯定“应该补给儿子好几千”。这里顺便提一下，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是否确实揩了儿子的油？——凡是检察官认为有可能了解此事的证人，包括阿辽沙和伊万·费尧多罗维奇在内，他后来都曾锲而不舍地向他们提过这个问题，但从任何一名证人那里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凿的材料；人人都说有这么回事，但谁也拿不出比较明确的证据。当格里果利描述餐桌旁的那一幕时，讲到德米特里·费尧多罗维奇闯进来殴打父亲，并扬言还要来杀死他——这段情节产生的阴暗印象便在法庭上弥漫开来，尤其因为老仆的叙述沉稳从容，没有多余的话，语言也有特色，效果直追雄辩。当时米嘉曾猛击格里果利的面部，把他打倒，老仆说他并不记恨，早已不放在心上。谈到死去的斯乜尔加科夫时，老仆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称他颇有些才干，然而脑袋瓜糊涂，又让病折腾得好苦，但最糟的是，他不信上帝，这是老爷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和二少爷把他教坏的。不过关于斯乜尔加科夫诚实可信这一点，老仆分外激动地加以证实，并当即讲了很久以前斯乜尔加科夫拾金不昧把钱还给老爷的故事，为此老爷“赏给他一个金币”，从此什么事情都信得过他。关于通花园的门开着一事，老仆还是一口咬定。不过，对他的讯问内容实在太多，我也记不全。
“如今的人可真够精明的。诸位，咱们俄国究竟有没有真理？是不是压根儿没有了？”
但是菲久科维奇直到最后发言之前，对于所有的人始终是个谜。有经验的人预感到他有一套设想，他已经胸有成竹，他前面有一个目标，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目标——想猜透几乎不可能。不过，他的自信之强是一望可知的。此外，大家满意地立刻注意到，他来到我市时间这样短，恐怕总共才三天工夫，却已对案情如此熟悉，“把它研究得如此透彻”，着实令人称奇。例如，后来人们津津乐道他如何把所有的控方证人及时“引入圈套”，并尽可能使之晕头转向，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道德名声蒙上阴影，从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的证词贬值。不过人们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显显身手，也算是展示一下名律师的风采吧，表明作为辩护人的种种招数都没有被忽略。因为大家都确信，他不可能通过这类往证人脸上抹黑的手段取得什么实质性的大好处，对此想必他自己比谁都清楚，不过他自有主意，保留着暂时还掖掖藏藏的辩护武器，到时候会一下子亮出来的。而眼下，他既然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不妨先露一手聊以自娱。
但铃声响了。陪审员们商量了整整一个小时，不多也不少。公众重新坐定后，法庭大厅里立刻出现一片深沉的寂静。我记得陪审员们一一回到庭上。终于到了这一时刻！我不想逐条照录一个个问题，我也记不得那么多。我只记得审判长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即被告“是否蓄意谋财害命？”（原话我不记得。）这时全场屏息静听。陪审团团长——正是那位最年轻的公务员——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用洪亮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宣布：
我只想指出，从开庭的最初几分钟起，此案的一大特点便显得十分突出，人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起诉一方提出的指控较之辩护一方所持的论点占有强大的优势。当各种事实在这森严的法庭大厅里开始凝聚集结，其恐怖和血淋淋的实质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也许，人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宗没有争议的案子，不存在什么疑问，实际上用不着任何辩论，将要进行的辩论无非是例行公事，反正被告有罪，明摆着有罪，铁案如山。我甚至认为，所有的女士尽管个个焦急地期盼着宣告赢得她们好感的被告无罪，但同时完全确信，他彻头彻尾有罪。非但如此，我觉得，被告有罪这一点倘若不是这样证据确凿，她们甚至会感到扫兴，因为这样到最后宣告案犯无罪时就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效果了。至于他将被宣告无罪——说来也奇怪，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女士几乎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深信不疑。“他是有罪的，但从人道精神出发将宣告他无罪，如今时兴这种新思想、新感情，”等等，等等。男士们最感兴趣的，则是检察官与名律师菲久科维奇的较量。他们人人都在纳闷，都在问自己：面对这场输定了的官司，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即便像菲久科维奇这样的奇才，又能有什么高招？因此他们都紧张地注视着他如何创造奇迹，一举一动都不忽略。
“是的，有罪！”
二 危险的证人
我不知道控方证人与辩方证人是否由审判长分成两组，也不知道事先是否拟定按什么顺序传讯他们。但实际上显然如此。我只知道先被传讯的是控方证人。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把所有的讯问依样画葫芦加以描述。何况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是多余的，因为到进行法庭辩论时，所有证词的全部内容和含义在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发言中将分别集中到一点，从最清晰、最能说明问题的角度加以阐释。而这两篇精彩的发言至少有部分段落我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届时我再转述，同样也要转述还在最后辩论之前突然发生的一段完全意想不到的插曲，它对此案的可怕结局无疑是有影响的。
接下去对所有的问题逐条的回答都一样：是的，有罪；是的，有罪，没有丝毫从轻发落的余地！这是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至少会从轻发落。大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被打破，可以说真的一切都凝滞了——包括渴望定罪的，也包括渴望宣告无罪的。但这仅仅是最初几分钟的情形。随后出现了可怕的混乱。男士们中间许多人非常满意。有几位甚至掩饰不住心中的高兴搓起手来。不满意的人仿佛被压倒了，他们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窃窃私议，看上去像是一下子给震懵了。但是，我的上帝啊，我们的女士们到底怎么啦？我以为她们要暴动了。起初她们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忽然，整个大厅里啰唣四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们纷纷从座位上跳起来。她们大概以为，这一切马上都可以重新纠正过来。就在这个当口儿，米嘉蓦地站起来，伸出一双手，用撕心裂肺的声音喊道：
他大声说完后，在被告席上坐下，显然在浑身发抖。审判长再次向他提出简短的告诫：要正面回答问题，不得扯到旁的事情上去，不得大喊大叫。然后审判长命令开始法庭调查。所有的证人都被带去宣誓。这时我一下子看到了他们所有的人。不过，被告的两个弟弟未经宣誓，就被准许作证。在听了神甫和审判长的告诫后，证人被带到一旁，尽可能分散就座。然后开始对他们逐一传讯。
“我以上帝和末日审判的名义起誓，对于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卡嘉，我原谅你！兄弟们，朋友们，请你们饶了另一个女人吧！”
“我承认自己有酗酒和放荡的罪过，”他的语气又出人意料，几乎像在撒野，“有好逸恶劳、惹是生非的罪过。我本想弃邪归正，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把我砍翻了！但是在老头儿的死，在我的仇敌和父亲的死这件事情上——我是无罪的！在他被盗这件事情上——我也是无罪的，而且不可能有罪，不可能，不可能！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个混蛋，但不是窃贼！”
他没有说完就号啕大哭，全场都能听到一个陌生的、不像是他的声音，天知道他的声音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楼上敞廊最远的角落里传来女人刺耳的尖叫：这是格露莘卡。还在法庭辩论开始之前，她就恳求管事的放她重新进来。米嘉被押了下去。宣判被推迟到明天。全场听众在一片混乱中开始离去，我不再等着听什么反应了。我只记得有几个人到了出口处的台阶上还在议论。
米嘉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答道：
“恐怕要到矿上去服二十年苦役。”
“被告，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至少二十年。”
公诉状相当简短，却很翔实。其中只列举几条最主要的理由说明为何要逮捕某人，为何要把他交付法庭审讯，等等。尽管如此，它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书记员吐字清晰，声音洪亮，顿挫有致。这出悲剧仿佛又在大家眼前从头至尾重演一遍，在森严无情的光照下显得越发凸出、集中。我记得公诉状刚一读完，审判长便郑重其事地大声问米嘉：
“是啊，我们的乡下人陪审员愣是不买账。”
当然，这一短小的插曲在陪审员和公众心目中产生的影响于他不利。这是一次性格的展现，也可以说是自我介绍。在这种印象造成的气氛中，由法庭书记员宣读了公诉状。
“我们的米剑卡算是完了！”
“以后不了，以后不了！那是冲口说的！以后再也不了！”
[1] “摩拉维亚兄弟会”是基督教在捷克的一个教派，1722年成立于德国东部萨克森的赫伦胡特，故又称“赫伦胡特派”。赫尔岑什图贝的姓氏表明，他有日耳曼血统，而捷克在独立前长期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赫尔岑什图贝祖上可能来自该教派势力较大的地区。
我记得他的辩护人赶紧上前阻止他，审判长则向他发出警告，如果类似的举动再出现一次，就要采取严厉措施。米嘉频频点头，但丝毫不像行礼致歉，同时没好气地向他的辩护人低声重复了几遍：
[2] 原文为德文。
“他是一条狗，活该死得像条狗！”
[3] 原文为德文。
我记得审判长向米嘉所作的最初提问，即姓名、称号等等。米嘉的回答很生硬，嗓门之大出乎意料，致使院长甚至晃了一下脑袋，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接着宣读了被传到庭的证人和鉴定人名单。名单很长，证人中有四名没有到庭：米乌索夫目前在巴黎，不过预审阶段已有他的证词；霍赫拉科娃太太与地主马克西莫夫因病缺席；斯乜尔加科夫则已突然死亡，同时读了警方出具的证明。斯乜尔加科夫的死讯引起了大厅里一阵骚动和窃窃私议。当然，许多公众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自杀插曲还浑然不知。但特别令人惊讶的是，米嘉作出了强烈反应。关于斯乜尔加科夫不能到庭的消息刚一宣布，他立即从自己的席位上冲着整个大厅高喊：
[4] 原文为德文。
紧接着，辩护人即大名鼎鼎的菲久科维奇也告到庭，只听得大厅里似乎掠过一阵压低嗓门的啰唣。这是一位身材瘦长的中年人，两腿又细又长，苍白的手指也特别细长，脸刮得光光的，相当短的头发梳得很朴素，薄薄的嘴唇间或略略为一丝笑意所扭曲，不知是嘲笑还是微笑。看上去，他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的相貌按说并不差，可惜两只本来就缺乏表情的小眼睛眶距之近堪称罕见，它们之间只隔着一条细长的鼻梁。总之，这张脸一看就会联想起禽类，委实令人吃惊。他穿燕尾服，系白领结。
[5] 原文为德文。
审判长终于宣布开庭审理退职九等文官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被杀一案——我记不得当时审判长如何称呼他的身份。法警奉命把被告带上法庭，于是米嘉出场。大厅里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能听见。我不知别人作何感想，但米嘉给我的印象极其糟糕。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打扮得太花里胡哨，穿着簇新的常礼服。事后我听说他特意为这个日子向莫斯科他过去的裁缝定制了一件常礼服，他那里保留着米嘉的尺寸。米嘉戴着全新的羔羊皮黑手套，身穿过分时髦的衬衫。他迈着大步走过去，眼睛凝滞地注视着正前方，在被告席上坐下时面不改色心不跳。
[6] 语出古罗马诗人玉外纳（约60—约140）传下的十六首讽刺诗中的第七首。按拉丁文直译为“给我们面包和杂耍！”这是诗中所写奥古斯都皇帝（前63—后14）在位时（前27—后14）罗马下层民众（游民无产者）的口号。
不过，我认为不能继续这样铺叙下去，因为许多话我没有听清；另一些虽然听到，却无暇仔细品味；还有一些则忘记提及。前面已经谈到，若要把法庭上所有说过的话和发生的事情照录下来，我的时间和篇幅都不够。我只知道控方或辩方，即检察官或辩护人认为不适宜当陪审员的人并不多。组成陪审团的十二个人我记住了：四名是本地公务员，商人两名，农民和本市平民共六名。记得还在开庭以前很久，就有人——尤其是女士们——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地问：“如此细致、复杂的心理案件难道去交给一些公务员乃至乡巴佬作出性命攸关的决定？像某某这样的公务员在这方面懂得什么？更何况乡巴佬！”的确，进入陪审团的四名公务员都无足轻重，官阶又低，而且白发萧萧——其中只有一人略微年轻些——在社会上鲜为人知，靠菲薄的薪俸勉强度日，想必家有不登大雅之堂的老妻，以及一大群或许没有鞋穿的孩子，他们自己空闲时顶多只能在什么地方玩玩纸牌，可想而知，从来没读过一本书。两名商人虽然外表挺神气，却沉默少动得出奇：其中一人胡子刮光，衣着是西式的；另一人蓄着花白胡须，套在脖子上的红绶带挂着一枚不知什么奖章。关于市民和农民更不必说了。我们牛栏市的市民阶层其实跟农民差不多，甚至还种地。其中两人也是西式装束，也许因此看上去比其余四人更邋遢、更不起眼。所以难怪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人如何能理解这样的案件？”我刚看清这是些何等样人，同样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们的面容仍然给人一种怪神气的、近乎威风凛凛的印象，一个个都表情严肃，眉头皱紧。
[7] 原文为法文。
法院院长即审判长先问法警：陪审员是否都已到庭？……
[8] 见果戈理所著长篇小说《死魂灵》第1卷的最后两段。
十点钟，由院长、一位名誉调解法官和另一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到场。不言而喻，检察官也随即到庭。院长的个儿低于中等水平，矮而结实，五十岁上下，从脸色看可能患有痔疮，剪短的黑发略有些斑白，他佩戴的红绶带我不记得是什么勋章的。检察官在我看来——不只我一人，而是大家都觉得——毫无血色，简直是面有菜色，不知什么缘故一夜之间骤然瘦成这样，因为前天我见到他时明明还是老样子。
[9] 原文为法文。通常认为，这句话最早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说的。有些回忆录提到，此话出自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之口。1757年，路易十五因法军在七年战争中失利而闷闷不乐，庞巴杜夫人曾对他说：“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泛滥。”
在审判官到场之前很久，大厅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法庭的大厅是我城最好的厅堂，宽广、轩敞、回音洪亮。设在一定高度的法官席右侧，摆着一张桌子和供陪审员坐的两排扶手椅，左边是被告及其辩护人的席位。大厅中央靠近法官席的地方有一张物证桌。桌上放着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白色丝绸睡袍，上面沾满血迹；被认为用作杀人凶器的那根致命的铜杵；米嘉的衬衫，袖子上蹭有血污；他的常礼服的口袋上血迹斑斑，因为当时他曾把一块被鲜血湿透的手帕塞进兜里；那块手帕本身也在，上面的血已凝结，如今成了黄色；米嘉在别尔霍津家装上弹药准备自杀，后来在莫克罗耶被特里方·博里塞奇悄悄取走的一支手枪；为格露莘卡准备着三千卢布的那个上有题词的信封，以及扎信封的一条粉红色丝带；其他还有许多东西就不一一列举了。相隔一定距离，在稍远的大厅深处便是公众的旁听席，但在栏杆前面有几把椅子是为作证后仍被要求留在庭上的证人准备的。
[10] 仍指果戈理。果戈理把他的代表作《死魂灵》称为“长诗”，标在书名下面。再者，陀氏认为《死魂灵》第一卷的结尾诗意盎然，微言大义，也完全有理由把作者称作诗人。
至于我们那位法院院长，只能说他颇有教养，不乏人情味，懂行而且思想非常新潮。此人相当爱面子，但对自己的官运却不十分关心。他一生的主要目标是做一个先进分子。与此同时，他既有靠山，又有财产。根据后来了解到的情况，他对卡拉马佐夫一案的看法相当激烈，但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他注重的是这一社会现象，此案作为我国社会基础的产物，作为俄罗斯民族性的典型事例属何种类别，应如何看待，等等，等等。至于对案件涉及个人的方面，对它的悲剧性质，以及对案中人（从被告开始）的个性，院长的态度相当淡漠，投入程度有限，不过也许应该如此。
[11] 西洋文学史上有一类以中世纪城堡（多半为哥特式建筑）为背景的恐怖通俗小说，称为“哥特传奇”。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英国女作家安·拉德克利夫（1764—1823）有一部长篇小说名为《尤多尔福城堡的秘密》。
大名鼎鼎的菲久科维奇的来临，使所有的人都很激动。他的才华名扬四方，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到本省来为广为人知的刑事案件的被告辩护。经他辩护之后，这些案件照例会在全俄国家喻户晓，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院长也流传着若干趣闻。据传，我们的检察官对于将跟菲久科维奇在法庭上较量怯阵得厉害，说他们二人在彼得堡刚踏进司法界时起就是冤家对头，说爱面子的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还在彼得堡时便郁郁不得志，这次在卡拉马佐夫一案上大有扬眉吐气之势，指望借此案之力重振已见式微的声望，但他怕的就是菲久科维奇。不过，有关他在菲久科维奇面前怯阵的说法是不太公正的。我们的检察官可不是那种面对强敌就泄气的主儿，相反，他的好胜心恰恰会随着危险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受到鼓舞。倒是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检察官火气太大，而且病态地敏感。他会全身心地投入某一桩案子，仿佛他的身家性命全部系于此案的成败。司法界对此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凭着这种品质赢得相当的知名度，虽说远非遐迩闻名，却大大超过他在我城担任的并不显要的职位。他对心理学的癖好尤其遭人嘲笑。在我看来，大家的看法并不正确：我认为检察官的人品和性格比很多人所想象的深沉得多。但这个疾病缠身的人实在没有迈好踏上仕途的最初几步，其后一辈子也始终未能出人头地。
[12] 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
总之一句话，议论纷纷。笔者确实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嘉甚至发生过数起严重的家庭纠纷。好多位女士因为与她们的先生对这一惨案的看法有分歧而大吵大闹，由此不难想见，这些女士的先生们来到法庭旁听，对被告不仅没有好感，简直是怀恨在心。而且总的说来，我也敢肯定，与女士们恰恰相反，全体男同胞对被告都抱有敌对情绪。可以看到，一些面孔表情严肃，眉头皱紧，另一些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要占大多数。米嘉在我们城里居住的那段时间内曾得罪过其中许多人，这也是事实。当然，前来旁听的人中间有一些甚至挺开心的样子，他们对米嘉的命运漠不关心，却并非对此案本身不感兴趣。大家都关心此案的结果，大部分男士肯定希望严惩罪犯，只有那些吃法律饭的不在此例，他们看重的不是案件的道德方面，而仅仅是它对现代法学的意义。
[13] 见《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某些女士，尤其是外地来的，打扮得花枝招展来到大厅敞廊上，但大多数女士简直忘了穿戴打扮。从她们脸上可以看到歇斯底里的急切表情，近乎病态的好奇心。聚集在法庭大厅的各色人等有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特点必须指出，那便是：几乎所有的女士，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站在米嘉一边，认为他无罪。这一特点后经多方观察、证实，的确如此。原因也许主要在于，对米嘉已形成他是一个征服女人心的情场老手这样一种观念。她们知道今天将有互为情敌的两位女性到庭。其中之一即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格外引起大家的注意；关于她有非常之多的奇谈怪论，关于她对米嘉犯案后仍痴情不改流传着令人惊讶的逸闻故事。议论得最多的是她的傲慢（她几乎不上本城任何人家做客）和“贵人靠山”。据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她随罪犯共赴流放地，到某处地下矿井去和他举行婚礼。期待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情敌格露莘卡到庭的心情也同样激动。人们怀着近乎受罪的好奇心等着瞧这一对情敌——一位高傲的贵族小姐与一名“由别人养着的女子”——在开庭前狭路相逢的好戏。不过，本城女士对格露莘卡比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更了解。本地的女士以前也看到过格露莘卡，这个女人“既送了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的命，又把他不幸的儿子给毁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大惑不解，父子俩竟会如此没命地爱上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简直说不上漂亮的俄罗斯小市民”。
[14] 原文为拉丁文。vivos voco！出自德国诗人席勒的《大钟颂》。
那天光临本地的客人不但有我们省城来的，也有来自俄国其他城市，包括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来宾中有法学界人士，甚至有几位显要，还有女士。入场券早已被一抢而空。为特别尊贵的男宾甚至在法官席后面划出极不寻常的席位：那里出现了整整一排被各种大人物占坐的扶手椅——这在我们那里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到场的女士尤其众多，有当地的，也有远道而来的——我估计不少于公众人数的一半。单是各地的司法界人士就来了许多，简直没有办法安置他们，因为所有的入场券都已被分发、索取、死乞白赖地要走了。我亲眼看到，在法庭一端的台后临时匆匆隔出一块地方，把那些外来的司法界人士都放进去，而他们都为至少能站在那里额手称庆，因为所有的椅子都已从那里搬出去，好多腾出些面积来。集中在那里的人便摩肩接踵挤成密匝匝的一堆，在庭审过程中从开始一直站到结束。
[15] 见《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
首先，在进入法庭之前，我要提一下这天特别令我惊异的一点。其实，不光是我一个人，后来发现人人都感到意外。具体说，就是这么回事：大家知道，此案引起了太多的人关注，人人都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开庭那一天；知道当地社会上已经整整两个月不断在议论、猜测、惊叹乃至臆想。大家也知道，此案已是全俄有名的大案，但仍然没有想到，它对所有的人造成的震动竟达到如此白热、如此猛烈的程度，而且不单本城如此，全国到处都一样——这是在开庭当天才发现的。
[16] 这“烟气”多见于《圣经》，如《旧约·创世记》第19章第28节述及耶和华毁灭淫乱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时有“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等语，专指硫黄、树脂燃烧的烟气，总是与地狱或惩恶连在一起。俄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罗夫斯基所著的剧本《日子难过》（1862）中一个商人妇听到“金属”就联想起铁索锒铛，另一个说：“我的胆儿小得要命。只要听到‘烟气’这两个字，马上就手脚发抖。”
笔者预先声明，而且要强调指出：我认为自己远远不能胜任转述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这项使命，非但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可能条理不清。我总觉得，如果力求面面俱到而且把什么都解释清楚，那就需要写上整整一本书，恐怕还是厚厚的一大本。因此我只转述我个人印象最深、记得特别清楚的事情，望读者海涵。我可能把次要的当做最主要的，甚至可能忽略一些极其显著和十分关键的细节……。不过，我看还是别再道歉为好。我一定尽力而为，读者自己会理解我确实尽力而为了。
[17] 通常认为这句话是古希腊散文作家琉善（约125—约192）作品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朱庇特）说的。原话是：“你抓起闪电来代替回答，可见你是错了。”后世经常用这句话指某人恼羞成怒恰恰表明他理屈词穷。
一 生死攸关的一天
在发生了如上所述一连串事件的次日上午十点钟，专区法院开庭对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进行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