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爱娃是希特勒第一个邀请过夜的女人，但她仍是这当中的许多女人之一。她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是威妮弗蕾德·瓦格纳(WinifredWagner)，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的儿子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英国寡妇。但是威妮弗蕾德权衡了希特勒的性格，认为他令人可怕的私人兽性远远超过他在公开场合的温和态度后，打消了继续和他保持性关系的念头。有谣言说她对他的性要求非常反感，即她要担当其母亲的角色并鞭打他。
几乎从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起，爱娃就想要阿道夫·希特勒，但希特勒只是偶尔对她产生兴趣，伊尔丝嘲笑她的妹妹追求一个老男人。吉莉的死使情况有所缓解。最后希特勒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自己的家——接收爱娃。很快他们就开始做爱，他们最喜欢的地方是一个红色的长沙发，其背面饰有花边。在不光彩的慕尼黑会议中，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都在这张沙发旁边照过相。
也许是爱娃没有这样的顾虑，也许是希特勒没有让她扮演女性施虐狂的角色，他们发生了性关系，但这不是她的主要魅力。相反，希特勒喜欢听她唠叨有关男女演员的事情以及他们出席派对的详细信息。希特勒的女管家认为爱娃不是很聪明，但是一个美丽的玩偶。希特勒发现她空洞的喋喋不休令人快慰，因为这可以让他的注意力从迫使德国人都变成金发碧眼的事务上移开。
爱娃在家和她的姐姐伊尔丝(Ilse)、葛特尔(Gretl)共享卧室。她的父亲弗里茨和她的母亲弗兰齐斯卡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弗里茨对爱娃提前中断修道院学校生活尤其感到失望，因为修女会再也不能容忍她的捣乱。弗里茨尽最大努力想控制爱娃，但爱娃很坚决，也很机灵，最重要的是，她把精力集中在她希望过的生活上。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希特勒忽视了爱娃，她在家独守空房，百无聊赖。1932年，她决定吓唬吓唬他，使他更认真地对待自己。在万圣节寒冷的夜晚，就在午夜后，她拿走她父母的口径6.35毫米的手枪，开枪自杀。伊尔丝后来发现她倒在血泊中，一颗子弹嵌在她脖子的动脉附近。
那么爱娃身上的什么特质使她最终从那么多吸引希特勒注意力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呢？她非常漂亮，这一点非常重要。她金发碧眼，用过氧化物使头发发亮，用化妆来突出她的眉清目秀，用亲手制作的衣服使其穿着显得简单优雅。她身材很好，永远都很苗条，即使是不在学校练习滑冰和体操的日子。(在一部有关她和希特勒的家庭电影中，爱娃在修补一个很笨重的车轮。)她活泼而友好，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她相当聪明，但却惊人地无知，热衷阅读《飘》之类的浪漫小说，她是一个生性乐天的少女，她母亲则希望将她女儿的美貌做成一桩好的婚姻。
爱娃已经给一名医生打了电话——但不是马克思医生(伊尔丝一整夜都和他待在一起)，而是一个她认为会通知希特勒的人。那颗子弹很容易被取出来，爱娃感到欣慰的是，希特勒手捧鲜花到医院看她。希特勒甚至认为爱娃自杀未遂很感人。“她这样做是为了爱我，”据说他告诉海因里希·霍夫曼，“现在我必须照顾她，一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24
希特勒因爱娃对他本人、他的政党和政治一无所知而被她迷住了。他认为女人会对政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看看洛拉·蒙特斯，是她毁了巴伐利亚路德维格一世国王。“我恨‘政治女人’，”希特勒声称，“一个政治家的女友一定不能聪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爱娃是完美的。她禁止在她面前讨论政治，她甚至从来没有加入纳粹党。
但是希特勒主要关心的还是公众的反应——在他的生活中有太多妇女自杀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责任。关于她企图自杀的动机，爱娃向父母说了谎，她的生活继续像以前一样，不同的是希特勒给予了她更多的关注，更加感激他认为的她对他伟大和无私的爱。
在他们第一次相互介绍后，爱娃问她的雇主：“谁是阿道夫·希特勒？”说真的，谁是希特勒呢？爱娃的父亲弗里茨·布劳恩把希特勒视为“杂而不精的人，一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想要改变世界的白痴”而不予理会。23而爱娃的姐姐伊尔丝·布劳恩(IlseBraun)，为犹太喉科医师马克思医生工作并与之相爱，则对希特勒表示鄙视。
爱娃和希特勒仍需面临绕开爱娃父亲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爱娃父亲发誓，如果他看见希特勒走过来，他会躲到街道的另一边。如果弗里茨·布劳恩知道他的“处女女儿”与这个恶棍有染，他肯定会尽力中止这一关系。所以爱娃依靠谎言度日，而希特勒也从未去过她父母的家。相反，他让司机开着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在街角接她。1933年，在他执掌权力一周后，爱娃21岁。为了表示庆祝，希特勒送给她一套她终生都很珍惜的廉价碧玺首饰。但是在家里她得把它藏起来，她只有在和她的情人在一起时才能戴上它。她的姐姐，伊尔丝和葛特尔，也保守着这个危险的秘密。她们经常无意中听到她和希特勒低声通电话，但没人告发她。伊尔丝认为揭人隐私是可耻的，而葛特尔认为爱娃的秘密非常令人激动。
即使在与吉莉保持关系期间，这个总是拈花惹草的男人也与其他女人有染。其中一个就是比吉莉还小的爱娃·布劳恩。他们于1929年末在希特勒朋友的工作室相遇，这位朋友是个演讲教练和官方摄影师——纳粹海因里希·霍夫曼。希特勒进去时爱娃正上梯子放东西，这项家务活不经意间秀出她匀称的双腿。希特勒很高兴地看到她的脸也同样迷人，不时地，在吉莉和他的其他女朋友之间，他安排与爱娃约会。
但是，爱娃为征服希特勒的心而做出的努力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效果。她知道希特勒的同事嘲笑她是个“蠢驴”，希特勒也经常欺骗她，无意与她结婚。他还明确宣称她只是一个“后街小巷”的女孩，德国上流社会会嘲笑她，而且他下令不得拍摄他们的合影照片。还未完全纳粹化的公众会把他们的事情视为笑柄。
希特勒感到震惊和悲痛，同时也对万一媒体发现他和他年轻的侄女发生性关系而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感到惊慌。他的纳粹同事同样很担心，他们成功地做成了吉莉自杀的假象，使得媒体报道她的死因时，只是暗示她因为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歌手而感到沮丧。希特勒很简单地表示了哀悼。他让一个艺术家用她的照片做了个画像，命令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每周在吉莉的房间放置鲜花。
爱娃也知道希特勒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对捣乱、具有独立思想的同事的解决方法就是处死。1934年6月30日，在他杀害数百个政敌后——这些人以前曾坚定地忠诚于他，弗里茨·布劳恩高喊希特勒完全是个疯子。但是爱娃，接受了希特勒的解释：他需要下属绝对的忠诚与服从，他规避司法公正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德国人的“最高审判者”25。与此同时，爱娃知道违抗他的后果可能会是致命的。
总的来说，希特勒更喜欢体态丰满的金发女郎，喜欢使他开心或让他印象深刻的女演员和其他女人。他还喜欢年轻的女人，他寡居的同父异母妹妹安吉拉·拉包尔(AngelaRaubal)和她十几岁的女儿安吉拉(Angela)或着叫吉莉(Geli)在1927年来和他同住后，他爱上了吉莉。他把这个年轻女子当作他公寓里的准囚犯，未经他的许可禁止她出去，即使出去也要有专人陪同。吉莉狂怒咆哮，大哭，哀求和威胁，但希特勒很坚决：何时去、去哪儿和跟谁去，都由他说了算。1931年9月18日，在一阵特别激烈的争执后，21岁的吉莉拿起希特勒的瓦尔特6.35毫米手枪，射向自己的心脏。
爱娃认为处理自己的“犹太人问题”会比较困难。她和几个犹太朋友一起长大，伊尔丝爱上了一名犹太人。但是爱娃接受了希特勒的犹太人玷污民族的定论。她很快和那些犹太人断交，尽管她曾干预、制止逮捕一名犹太妇女，给了那名妇女一点钱并告诫她立即离开德国。(这名被吓坏的女人第二天很明智地逃到了意大利。)爱娃还建议希特勒让奥地利医生爱德华·布洛赫(EduardBloch)移民而不是逮捕他，这个医生在爱娃深爱的母亲临终时对她进行过治疗。希特勒虽然表示同意，但他派盖世太保到布洛赫医生家里取回了他曾送给医生表达“永远的感激”的明信片。
希特勒把女人看作跟他一样的战略家。他的理论是：最初，女人为赢得男人的信任而努力;然后，她用轻柔的手指，先是轻轻地拨动男人的心弦，然后用力猛拉，直到最后她牢牢地控制了男人，迫使男人“按她的欲望跳舞”22。
除了这些干预活动，爱娃轻松地接受了希特勒有毒的思想。伊尔丝当然毫不动摇地反对纳粹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在《纽伦堡法案》颁布之后，她的犹太老板被迫离开了她，后来他从德国逃到了美国。伊尔丝伤心欲绝，她曾和爱娃为希特勒和“犹太人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
但是希特勒从来不缺少女人，她们被他的演讲、他的魅力和他能够重振德意志雄风的绝对信心所吸引。她们忽略了他短小的身材、风格全无的着装和爱娃·布劳恩所说的“滑稽的小胡子”，完全拜倒在他的脚下。一些女人(小道传闻曾说)甚至倒在他的车下，这样他会停下来安慰她们。希特勒表现得殷勤热情，他亲吻她们的手，与她们打情骂俏，调情，以理所应得的态度接受她们的崇拜。
尽管希特勒的性格有令人不寒而栗的缺陷，爱娃仍想象自己是他的灵魂伴侣，他伟大的爱人，一个愿为他生为他死的无私、高尚的女人。一位算命先生曾经预言，有朝一日所有德国人都会知道她是这个权倾世界的男人宠幸的女人。爱娃笃信这个预言的准确性，她耐心而又巧妙地诱惑她这个不情愿的情人。爱娃在1944年提醒希特勒：“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对自己发誓要与你寸步不离，就是死亡也不分开，你知道我爱你一生一世。”
在1929年末遇见17岁的爱娃·布劳恩(EvaBraun)时，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不成功的艺术家，但此时已转变成仍在为权力奋战的好斗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他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不结婚的，因为(像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所说)他与他的国家“结婚”，他不可能抽出一个丈夫应奉献给妻子和家庭的时间。此外，他不想要孩子。“我发现天才的后代日子并不好过……此外，他们大多是白痴，”20他对他的管家说了这番话，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他担心他可能生出另一个保拉。21
至1934年，她的父母最终发现她和希特勒有染。她的父亲为听到他的女儿是希特勒的情妇感到羞辱，但是鉴于希特勒身为国家元首的地位，他也无法出来阻止。在爱娃自杀未遂后，希特勒尽量每天晚上都打电话给她，但他仍拒绝公开承认她是他的情妇。另一方面，在报纸公开他与知名女演员共进晚餐时他又感到虚荣心得到满足。他也许知道，即使在他社交圈子中的狂热纳粹分子也会嘲笑他的性能力，认为他是性无能。1943年，一名打字员因为背诵这首流行小曲而被判刑两年：“他以俄罗斯方式来统治/梳着法国风格的头发/留着英国风格的胡子/自己本人不在德国出生/教我们罗马式敬礼/让我们的妻子生很多孩子/但自己却生不出一个/他就是德国的领袖。”26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是克拉拉·波尔兹尔和她的表兄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儿子，只是在他的未婚妈妈嫁给了约翰·乔治·希德勒(JohannGeorgHideler)后他才姓希特勒(Hitler)。一些官方登记簿将希德勒(Hideler)拼写为希特勒(Hitler)，这是阿道夫的父亲接受的另一种拼法。阿道夫是克拉拉和阿洛伊斯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活下来的一个。他的妹妹保拉，发育迟缓，这是希特勒憎恨并刻意隐瞒的事实。
1935年2月6日是爱娃23岁的生日。从这天起爱娃开始记日记，她首先抱怨希特勒派他副官的妻子到霍夫曼的工作室带给自己太多的鲜花，使得工作室的味道闻起来像太平间的味道，但是却没有给她所渴望的东西——一只她在孤独的夜晚等待她的难以捉摸的情人时陪伴她的小腊肠犬。爱娃还怨恨继续在霍夫曼那儿工作，却把她的真正职业——希特勒的情妇——掩盖起来。在这种心态下，她强烈暗示有一个她自己的地方会方便他们的约会，希特勒似乎认真地对待了她的建议。
如果这个单身汉独裁者没有制造众所周知的最大的人类毁灭的话，阿道夫·希特勒和德国非犹太人爱娃·布劳恩之间暴风雨般激烈的关系将会不值一提。希特勒对女人天性和女人社会角色的强烈主张形成了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想知道他如何对待他的情妇，较好的策略就是看看他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内核。
爱娃犯了战术上的错误。她接受了一张舞会票，征求希特勒是否允许她去跳舞。希特勒同意了，但在她离开他去舞厅后，他通过数周不搭理她来惩罚她。即使当他在慕尼黑时，他也不打电话。有一次，爱娃很痛苦地在一家餐馆外站了好几个小时，看他试图对另一个女人施展魅力。也许，她痛苦地断定，他对她唯一的兴趣是性。但是她也知道希特勒对她，对他的朋友、同事甚至世界领导人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如果有人挑战他，或者甚至阻止他独占一场谈话，他都会生气或发可怕的脾气。爱娃跑去跳舞就引起希特勒类似的反应，而她原本应坚持浪费一张票以便能够陪在希特勒身边。
爱娃·布劳恩：大屠杀制造者的情妇19
1935年5月，爱娃发现她面临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尼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UnityValkyrieMitford)。她是雷德斯戴尔勋爵和黛安娜·莫斯利的妹妹，英国法西斯党领袖的妻子，她胸部丰满，腿粗。尤尼蒂向希特勒献媚，希特勒热情地回应。爱娃很难过。5月28日，她决定采取行动。她给希特勒写了个便条，给了他一个与她接触的最后期限。当他错过期限时，她吞下了24片环巴比妥安眠药。伊尔丝再次发现了她，并立即召来还没有逃到美国的马克思医生，他使抓狂的希特勒情妇苏醒了过来。
最糟糕也最令人羞愧的时刻是，当女人被胁迫时，其体内涌动着对胁迫者的性渴望。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也难以避免：当女人必须靠做爱(如果没有性欲)来救自己的命时，她们会伪装成乐意的样子。但在这些时刻，这些情妇会首先标榜自己不是妓女，而且以前和今后都不会是。
爱娃计划得很好。自杀未遂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并使他采取行动。8月份，他让爱娃搬进她自己的小公寓，她的姐姐葛特尔作为“陪护人”，并雇了一名匈牙利女仆照料她们。希特勒用从德国博物馆借来或从犹太人艺术收藏品中偷来的优秀绘画作品装饰这个新的爱巢。但爱娃珍爱的是阿道夫·希特勒自己画的《阿萨姆教堂》(The Assam Church)。离开了她父母的家，得到了日益忠诚的情人的全力支持，爱娃欣喜若狂。最后，她终于停止了工作。
像其他因为有拿食物来换取性的好色男人(通常是纳粹)的保护而得以生存下来的犹太妇女一样，这些游击队中的犹太妇女接受她们的战时关系，通过婚姻为自己辩护，甚至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有时，那些妇女也会渐渐爱上起初胁迫她们的男人。当一个情人是犹太人时，他们之间的感情会不断加强。而当一个情人是纳粹时，那种爱则充满了罪疚和拒绝。
但是希特勒仍对这种安排并不满意。他特别担心拜访爱娃时邻居会认出他。不久，他让这对姐妹搬进了他自己的家——在慕尼黑郊外一座设施齐全的地堡。他给爱娃安排了私人电话，一辆配有一名全职司机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在他的所有礼物当中，最好的礼物是两只苏格兰猎犬：斯塔西和尼格斯。
在战前社会，这种不平衡的婚姻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不大可能的。年轻的贵族苏丽娅·鲁宾(SuliaRubin)痛恨她这种无用人的生活，与一名她以前会嘲笑其无知和不够成熟的战士“结婚”。但是在游击队中，陪伴在他的身边，苏丽娅不仅活得很好，而且还可以帮助不幸的朋友。甚至在战争结束后，她仍选择留在她的森林爱人身边。事实上，在战争结束时，这些妇女的大多数仍和与其明显不相配的伴侣生活在一起。18通过艰难和重要的选择，他们认可了森林生活，并将曾经丢脸的婚姻关系转化为神圣的婚姻，借此成家立业。
爱娃·布劳恩变成了希特勒的正式情妇，或者，如他所称的“亲爱的朋友”。终于，她感到安全了，她每天高兴地打扮自己、晒日光浴、跟她的苏格兰猎犬玩耍(后来是希特勒送给她的德国牧羊犬)。爱娃与葛特尔聊天并向她吐露秘密，葛特尔与若干党卫军约会，并最终与党卫队总队长赫尔曼·费格莱因结婚，他是希姆莱和希特勒的联络官。姐妹俩还去购物，爱娃打造了一个昂贵的衣柜，里面挂满了优雅的衣服、鞋和珠宝收藏品。每天下午她的发型师来给她做头发。她采取有系统的反抗：吃东西的时候非常当心，虔诚地进行锻炼，以使自己的身材保持修长、紧绷，而不是希特勒非常喜欢的柔软、丰满。在他们第一次同居、他看见她的裸体之前，爱娃用手绢填充她的胸罩，这样希特勒会认为她的胸部比实际上丰满些。事实上，他抱怨她的消瘦，并指责她是时尚的奴隶。但是爱娃太担心变胖而不增加体重。
在等级分化的游击队中，那些没用的男工人如果渴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更好的食物，则可以通过当一名战士或侦察兵来提升自己，但是那些女人，只能通过找保护人——成为其情妇——来改善地位。游击队的规则要求，上等阶层和以前享有特权的女人需要与下等阶层和以前条件差的男人配对。这样的夫妻只是住在一起，比尔斯基游击队60%的成人都是这样安排的。
爱娃的表妹格特鲁德·威斯克尔(GertrudeWeisker)，在1944年被爱娃邀请来访，并在希特勒离开时陪伴爱娃。她回忆说爱娃每天要换五次衣服，每天游泳和锻炼，用这些来“充实她的特别空虚”27。爱娃还建议格特鲁德听BBC，尽管这样做是死罪。格特鲁德听后记笔记，然后向爱娃报告她听到的有关战争进展的情况。
比尔斯基游击队尽可能与非犹太人游击队合作以夺取武器，并强迫农民提供食物。后来，他们联合起来炸毁大桥，切断电话线，使列车脱轨。比尔斯基游击队最终建立了定居地，与之配套的还有向俄罗斯游击队供应物资的小工厂和车间。那些没有受过军事或技工培训的人做最底层的工作，如挤牛奶和劈柴等，这些人包括大多数妇女、老人、病人和缺乏实践技能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完全没用的人(malbushim)”。
在她忙于打发空闲时间的日子里，爱娃并没有忽视人性化的一面。她最终与她的父母言归于好，他们认为女儿与一个比她大23岁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有罪的。更大胆的是，她还策划了让那些胆敢轻蔑待她的希特勒的核心集团的人士灭亡的阴谋。首当其冲的就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吉拉，吉莉的母亲，她称爱娃是妓女。当希特勒听说这些时，他愤怒地命令安吉拉离开他的家。
但是，这座令人生畏的白俄罗斯森林中，还有一支犹太人游击队，由三个兄弟图维亚(Tuvia)、阿撒耳(Asael)和祖斯·比尔斯基(ZusBielski)统率。这些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犹太农民是在森林中穿行的专家。在图维亚的带领下，四处游荡的比尔斯基游击队愿意吸收任何加入的犹太人，包括老人、无助的女人、知识分子和在森林中派不上用场的专业人员。结果，他们的游击队就比其他游击队规模大很多，其中大部分成员的生存依赖于更年轻、更健康和更有经验的男人。
不久，爱娃的家变成了希特勒的天堂。他在每个午夜都会去那里，带着易怒、抑郁的情绪。在他情妇温柔的服侍和抚慰下，第二天早上离开时神清气爽，活泼愉快。爱娃专注地倾听他的独白，包括他对犹太人恣意的责难以及他的标准餐桌的费用。尽管她有着宽松的成长经历，但爱娃仍愿保持沉默，准备以牺牲她的家庭原则来换取希特勒对她的狂热。他不喜欢“政治女人”，所以爱娃与他交流时删除了政治和道德标准。
除了个别例外，这些“游击队员”经常拒绝有时甚至杀害试图加入他们的犹太贫民区的逃跑者。游击队只欢迎带枪的年轻男人。当犹太妇女带着孩子前来时，游击队抢光她们所有的东西，有时还强奸她们，然后把她们赶走或杀害。但是，也有少数漂亮的犹太女人被允许加入进来，做俄罗斯高级指挥官的情妇。女医生、护士和厨师也受到欢迎，即使她们不漂亮、年老或不愿意与他们发生性关系。一般的规则是，除了那些具有必备技能的人，游击队的妇女都是被称为“临时妻子”的情妇，她们用性交换某种特权，包括更多的食物和优惠待遇。但是游击队吸收的妇女人数太少，妇女在游击队的人数只占2%至5%，而且犹太妇女比非犹太妇女更容易受到伤害。
但她的姐姐伊尔丝制订了不同的计划。伊尔丝曾试图为她崇拜的一名犹太作家阿瑟·恩斯特·鲁特拉(ArthurErnstRutra)说情，但是鲁特拉没有被释放，反而因“试图逃跑”而被枪杀。从那时起，伊尔丝就没有再“帮忙”。“我意识到，”她在战争后回忆道，“我做出的任何介入……不仅不能帮助犹太人，反倒会加速他们的灭亡。”28
1941年，德国对俄罗斯发动攻击，红军陷入又冷又饿的境地。成千上万的俄罗斯士兵为了逃避随后的围捕而躲在白俄罗斯的森林中。后来，他们的一些同志逃出了战俘营，重新加入森林的队伍中。这些人称自己是游击队员——反抗纳粹的自由战士——但实际上大多数人组成了称为“三个一组”的暗杀队，俄语的意思是“游击队”。游击队员包括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有时还有犹太人，缺乏纪律、领导和武器，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生存下来，而不是对德国人采取破坏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设法通过控制走失的德军士兵来武装自己——这些德国士兵或步行或坐卡车，冒险独自进入了游击队充满危险的领地。
战事不断进展，但爱娃显然没有承受任何良心危机，而且她肯定知道集中营正在发生的事情。海因里希·霍夫曼经常拿达豪集中营的笑话逗乐她和希特勒。1944年，一场空袭毁坏她的家后，来自达豪集中营的奴隶苦工被派来修房。在葛特尔与赫尔曼·费格莱因结婚后，爱娃拜访了葛特尔的新家，可能看到了在费格莱因家干活的集中营的囚犯。在战争快结束时，饥饿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囚犯也成为一种常景。但爱娃没有在意，因为她没有兴趣。
在纳粹集中营外的森林中，逃离恐怖的犹太难民与非犹太人、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这里碰面，游击队员和其情妇之间的关系充满蔑视，通常还要靠强迫来完成性关系。在这个秘密的临时营地里，大多数女人而非男人是犹太人。正如在贫民区的犹太人的境遇与在奴隶劳工营或灭绝营的犹太人的境遇不同，那些逃到森林中的犹太男人和犹太女人的生活有本质上的不同。
当爱娃关心某一问题时就会对其施加影响。在海因里希·希姆莱试图使女理发师歇业时，爱娃游说撤销了此项命令。她辩称说，为了她们的军人丈夫或情人，德国妇女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更美丽。爱娃还使反对在黑市购买食物的规定得以废除——一个德国好女人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来给她打仗的丈夫和孩子提供食物呢？她说服希特勒下令让德国士兵在公交车上站起来给妇女让座。在战争快结束时爱娃听说，如果希特勒与同盟国谈判时不能达成满意的停战协定的话，某个将军打算抗命处死35000名战俘。爱娃不知用何种方法操纵希特勒委托那名将军来监管战犯，这确实挽救了许多性命。爱娃还说服希特勒推迟下令淹没隧道(其目的是暂时拦住苏联军队)。许多德国士兵和平民在那里避难，她想给他们逃脱的时间。但是对于犹太人，她什么也没说。
“游击队”森林集中营
当希特勒阐述僵化、陈腐的关于女人的观点时，爱娃静静地听着。他评论说嫉妒怎样把最温顺的女人变成老虎，已婚妇女怎样生性苛求。当弗里茨·绍克尔将军这个粗暴而凶恶的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报告说被奴役的外国女性25%都是处女时(绍克尔乐此不疲地让她们都做阴道检查)，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声称童贞被高估了，处女没有什么特别的。原来爱娃的处女膜礼物也不过如此。
埃莉诺·霍迪斯的故事是有性但核心却没有爱的故事。在死亡集中营这个道德和人性的荒原，被囚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的生发与蓬勃只能让他们更加清楚：每一个时刻，他们都更近地走向那必然到来的死亡。爱情和温柔的拥抱使他们绝望的心稍稍得以安慰，这一点比性更重要，即使他们只能用身体来表达爱情。大多数囚犯向这种关系表示敬意，对这种无畏的爱情致以最大的尊重。
希特勒和爱娃只共享两种热爱：坚信元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对狗的喜爱。希特勒甚至认为某些品种的狗就像某些民族一样，是可笑和无价值的。他拒绝和爱娃的苏格兰犬一起照相，而且从未给她她渴望的腊肠犬。但他非常宠爱德国牧羊犬，赞扬它们的勇气、聪明和忠诚。他尤其喜爱他的母狗“布朗迪”。
在《辛德勒的诺亚方舟》(Schindle’s Ark)——后来被拍成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书中，作家托马斯·肯尼利间接地肯定了这一点。肯尼利描述了奥斯威辛的鲁道夫·霍斯——“集中营系统的明星”，如何被普遍认为让一个名叫埃莉诺·霍迪斯(他的情妇)的犹太妇女怀孕的。当然党卫军相信这一点，肯尼利写道，他们甚至审讯过这个可怜的女人。尽管党卫军没有发现具体和不可辩驳的证据以证明霍斯找了一个犹太情妇，但谣言仍在流传。
爱娃一心一意的投入和忠诚的爱开始获得回报。那些年，她在纳粹精英当中获得了地位，成为希特勒的官方女主人。随着德国的战争命运变得糟糕，他越来越依赖她的慰藉。但是他态度坚决，认为他不会与她结婚。“婚姻最坏的方面就是创造了权利，”他说，“有一个情妇是明智的，没有什么负担，一切都只是一个美丽的礼物。”但他急忙补充说，这种对婚姻的厌恶“仅适于特殊男人”29。
伊洛诺尔的死亡即使是在死亡笼罩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也是骇人听闻的，它早已不是秘密，而是谣言满天飞。时至今日，她仍活在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有关党卫军审判的回忆录和文字记录中。当奥斯威辛集中营还在运作时，谣言说伊洛诺尔曾企图杀死霍斯。当他在他家首次强暴她时，她捍卫自己的名誉了吗？当她告诉他(或当他注意到)她怀孕时，她会不会仅从他的反应中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中呢？不管真相如何，那些囚犯对有关谣言津津乐道，反复传播。伊洛诺尔·霍迪斯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犹太囚犯们却声称她是，因为他们从她的勇气中得到安慰。对他们来说，她体现了身陷纳粹集中营的犹太妇女的困境。
到1945年，德国战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希特勒郁闷地沉思着，独自和布朗迪一起散步。他怀疑他的敌人试图给他下毒，在吃饭前让其他人先尝他的食物。他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同时开始下降，他的耳朵和头经常疼痛难忍。他的消化不良折磨着他。他的手在颤抖。爱娃表现得过分关心，像母亲般照顾他，她像得了他的忧郁症一样迎合他的疾病。他发牢骚说：“你是唯一在乎我的人。”30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纳粹军官和士兵开始抛弃让德国战败的元首。
但是伊洛诺尔，这个聪明而又充满仇恨的姑娘，用她可供支配的微不足道的资源与命运抗争，她告发了霍斯。不知她用什么方式与政治部首领、党卫军军官马克西米利安·色格拉布(MaximilianGrabner)取得了联系，他是霍斯的敌人，当时正在接受党卫军的调查。她知道他们之间的敌意：在霍斯家作佣人时她偶尔听到了谈话；霍斯也可能向她提过此事。但伊洛诺尔孤注一掷的举动并没有救她的命，在对霍斯进行审判时，色格拉布只是利用伊洛诺尔泄露的秘密来败坏霍斯的名声。
到1945年4月，结局就在眼前。希特勒已经转移到柏林帝国总理府下一座豪华的两层地堡中，爱娃和他在一起。她继续修她的指甲和做发型，每天换好几次衣服。尽管其他所有人都深陷在压抑和沮丧中，她却洋溢着勉强的愉快神情。她找到了庆祝的场合：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去世是一个特别快乐的理由。4月20日，她为希特勒举行了56岁生日聚会。大多数纳粹高官都现身出席，但元首一塌糊涂的健康状况令与会者惊恐，这也断送了这场庆祝活动。希特勒提前离开了他的生日聚会。
不久，伊洛诺尔怀孕了。在这么严格看管的牢房里，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呢？除非霍斯是这个胎儿的爸爸。虽然霍斯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但他肯定也很害怕。其他党卫军都因与异族通婚而被处决；即使伊洛诺尔不是犹太人，他至少会蒙受耻辱、被降职，被从奥斯威辛这个乐园调离，更不用说泄露这一秘密会引发婚姻不和。所以，伊洛诺尔必须得走。霍斯把她关在一个小地堡里，这是第11号楼的四个站立式牢房之一，半个平方那么大，里面黑乎乎的，又不通风，在冬季还非常寒冷。通常，这些小地堡用于审讯囚犯前削弱他们的意志。霍斯把她关在那里是为了杜绝消息的传播。为了使她永远闭口，他下令不给她食物——不久，她就饿倒了。霍斯现在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
希特勒不成功的生日聚会之后不久，第三帝国就被击败了。希特勒想安排最后一架飞机把爱娃、他的秘书和厨师带到安全的地方。爱娃拒绝了，她紧紧握着他的两只手深情地说：“你知道我会和你在一起。我不会让你把我送走。”31希特勒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亲吻了他的情妇的嘴唇。
在伊洛诺尔开始在他家工作几个月后(在此期间说不定霍斯已经强迫她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他就将她先转到囚犯隔离区，然后转到臭名昭著的第11号楼。海德薇和这次调离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有的话，她显然没能阻止她丈夫去见伊洛诺尔——他会在夜间巡视她的牢房。虽然第11号楼戒备森严，但至少有几个警卫知道他们鬼鬼祟祟的约会。即使地位再高，霍斯也无法隐瞒这一点。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递给爱娃和其他女人小瓶的氰化钾，她们都发誓要陪他到底。爱娃竭力保持平静。她给葛特尔写了一封伤感的信，表明她与元首度过完美的人生后愿意和他一起去死的满足。“和元首在一起我已经拥有了一切。现在，在他身边死去使我的幸福得以完满……这是一个德国女人的正确归宿。”32她还留下让伊尔丝毁掉她的资料的指示。爱娃的裁缝账单会加剧人们对她过于奢侈的指责。
霍斯严格审查他下属的党卫军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公开抨击一个女党卫军军官“如此堕落，与一些男囚犯亲近”，并指责他最残酷的下属之一——帕里茨斯(RapportführerPalitsch)与被囚禁在比克瑙的一名妇女有染。然而，他自己也与一名意大利囚犯搞外遇。这名女囚犯叫伊洛诺尔·霍迪斯(Eleonore Hodys)，在他家当佣人，有大量但是错误的报道说她是犹太人。
希特勒制订了他自己的最后计划。他的资料和个人物品将被烧毁。他打算开枪自杀，同时吞服氰化钾。而且在死前，他决定与爱娃结婚。她欣喜若狂，并没有为提前死亡做准备，而是为她的婚礼精心打扮，精心计划。她穿着希特勒最喜欢的连衣裙，这是一条黑丝裙，袖子又长又窄，肩上绣着粉红色的玫瑰。像往常一样，她又重新做了头发。4月29日午夜，当盟国飞机在头顶呼啸、俄罗斯坦克从几个街区外轰隆隆开过来时，爱娃·布劳恩和阿道夫·希特勒肩并肩站在他们的地堡中，发誓相亲相爱，相互尊重，一直到死。然后是婚礼早餐，客人们和这对新人纵情享受着香槟、葡萄酒、糖果，为滑稽的讲话和祝酒词鼓掌。
对少数人来说，奥斯威辛是一个乐园，这些人中就包括40岁的鲁道夫·霍斯(RudolphH？ss)。从1940年5月4日至1943年12月，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他和他的妻子海德薇(Hedwig)及家人住在一个被囚犯包围的开满鲜花的绿洲中，他让这里的囚犯挨饿，虐待他们，用毒气杀死他们然后烧毁。霍斯的家由专门挑选的囚犯打扫，用从死囚那里没收的珠宝装饰，即使在德国消费品实行严格配给时也有上好的葡萄酒和食品供应。“我想在这里住到老死。”海德薇·霍斯17宣称。
爱娃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她的姐夫——葛特尔的丈夫赫尔曼·费格莱因，当时已是一名将军——并没有出席婚礼。她在一名警卫递给她一张标示为“紧急”的字条时，才发现了他缺席的理由。费格莱因已被囚禁并被判处死刑，他请求她的帮助。爱娃去求助她的新婚丈夫，他正忙着口述最后遗嘱。她提醒他说，葛特尔怀孕了，费格莱因是否就不必枪毙了？
伊洛诺尔·霍迪斯：无力的抗争
“我们不能允许家庭私事干扰纪律处分，”希特勒回答说，“费格莱因是个叛徒。”33然后他重新提到他的第三帝国，把其灾难性结局归咎于犹太人：“时光流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古迹的废墟上，将会不断产生对最终要负责的人们的仇恨，他们就是造成这一切后果的人：国际犹太人集团和帮助他们的人。”34
这个女人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吸引力表明了情感的源泉。即使在战争结束后，在人们反思与分析之时，在大屠杀向世人显示所有的恐怖事件并为国际法庭所承认之时，这个女人对温施的回忆(可能甚至是她的爱)驱使她去救他，在她看来，他曾经救过她。她不仅不会为所发生的事而责怪她的党卫军情人，而且还为他辩护，甘愿冒着遭到其他幸存者谴责或至少是反对的风险。
通常总是乐呵呵顺从的爱娃，边哭边跑回她的卧室。不久，在她丈夫的命令下，她的姐夫被处死。与此同时，希特勒一直在录音，录下他对犹太人的怨恨，为他与这个年轻女人结婚的决定辩解，这个女人在经过多年“真正的友谊”后，自愿选择来到柏林和他一起死。他说：“她和我，宁愿死也不愿遭受战败或投降的耻辱。”
在《重回奥斯威辛》(Return to Auschwitz)中，幸存者凯蒂·哈特提及她知道的唯一的性关系涉及一个无名的匈牙利犹太人和一个负责商店的奥地利党卫军温施。不管怎样，这个女人始终保持着如花的美貌，温施非常爱她。哈特和其他犹太囚犯促进了他们的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成堆的生活用品后面做爱时，他们为其站岗放哨。回报就是温施——“维也纳炸牛排”(他们给他起的绰号)——对他们“非常好”。战争结束后，温施的奥斯威辛情妇在法兰克福的审判中出庭作证，她为他所做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证词使法庭裁决他的谋杀罪不成立。
当他和爱娃作为夫妻吃他们的第一顿也是最后一顿早餐时，一个助手递给希特勒一份路透社电讯，电讯报告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莱拉·皮塔希怎样被抓获并被杀死，然后尸体被拖过米兰的街头，头朝下挂在广场上。希特勒吓坏了。他下令把汽油弄进地堡中，这样就能焚烧掉他和爱娃的尸体而不会被亵渎。他还递给助手一瓶氰化钾，下令让他毒死布朗迪。几分钟后，布朗迪和它的五只幼犬都死了。
凯蒂已经快要和她的情人分手了，但她的新职责使她改变了主意。按皮尔医生的话说：“她决定继续向这个男人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换取食物，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小姑娘。”一天，皮尔医生看见凯蒂坐在开往德国工厂的运畜拖车中，紧紧地抓着小姑娘的手。皮尔医生很乐观。“我知道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凯蒂会救那个小姑娘的命。”16凯蒂的事例很简单，她了解她和德国人关系的性质，并向皮尔医生吐露秘密，这种关系带给她的就是救命的食物。有利的是她的情人不是党卫军，他的权威主要来自其出色的体格。奥斯威辛集中营把这个罪犯转变成了一个权势人物，他能够给予他的犹太情妇无人能给予的东西：让另一名犯人活着的食物。
强烈的汽油味从地堡的出口飘散出来。俄罗斯军队和这里只有一街之隔。爱娃走进她的卧室，洗完头，做好发型，重新化好妆。在通常饮茶的时候，她和希特勒与大家告别，然后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里面传来一声枪响，希特勒在服用氰化钾后开枪自杀。爱娃也已经当场死亡。
犹太医生基塞拉·皮尔(GisellaPerl)——那个拿自己的身体换取一根救命鞋带的女人，讲述了凯蒂的故事。凯蒂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也是与她过从甚密的一个德国人的情妇，因为她曾告诉皮尔医生，这个德国人救过她的命。凯蒂“非常富有同情心”，15当她发现党卫军女兵抓到一个四处寻找土豆皮的15岁女孩，并将她打得遍体鳞伤时，她决定营救这个女孩。她偷了尽可能偷到的东西去帮助她要保护的对象，但是她的资源极其有限，而她的情人则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他是一名德国非犹太人囚犯，他佩戴的绿色三角形表明他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一个小偷，或许甚至是一个杀人犯。他体格强壮，在集中营受人尊敬，总是携带着一个象征地位的手杖。他和在焚尸炉工作的工人关系也很好，工人们可怕的工作使他们有机会获取食物，这些食物是直接从城市贫民区来到这里的死囚在进毒气室前不得不交出的。
他们的尸体被拖进帝国总理府花园，浇上汽油并放火焚烧。与此同时，玛格达·戈培尔(MagdaGoebbels)杀害了她的六个孩子，然后吞下毒药。她的丈夫，约瑟夫·戈培尔(JosephGoebbels)开枪自杀。当俄罗斯军队涌入总理府时，扑面而来的是爱娃和希特勒燃烧着的尸体散发出的臭气。第三帝国在尸臭中彻底终结。
这也许是像玛雅一样的爱情事件，也许是格塔无法摆脱对她充满欲望的党卫军医生。她串通其中把两个病人搞混之事并不能证明什么——如果罗森塔尔医生给她下令她还能怎么做呢？鉴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推行的积极的安乐死计划中她所起的作用，她可能对她大量的所作所为早已麻木了。无论如何，她的同胞被杀无数，尸体被装入运畜拖车运走，所以无痛注射致死可能看起来是没有害处的，甚至是仁慈的。不管她的感受和动机如何，格塔和罗森塔尔的恋情很可能过早地结束了她的生命。
爱娃·布劳恩成为希特勒情妇的故事显出普通事件中的可怕性。尽管她有严格的天主教背景，但爱娃·布劳恩还是从她最喜欢的浪漫小说中吸取了她的生活原则。在这些小说中，真爱征服了一切，一个好女人总是站在她爱的男人身边。她不关心政治，开八卦式的玩笑使元首感到开心和得到安慰，为他投入第二天的战斗增添力量。还有一点也使他感到宽慰——如果他需要宽慰的话——他确实是个天才，他对德国愿景的打造就是来自他狂热的才智。那些日常礼仪、温柔的昵称、道德的放弃，只不过是他们平凡普通的爱情和不可告人的罪恶的体现。
在某一时间，有人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了罗森塔尔医生和格塔护士之事，并不是因为他们谋杀病人，也不是因为她最近堕胎，而是因为罗森塔尔犯了异族通婚、种族玷污罪。最后，罗森塔尔医生自杀，格塔的命运无人知道，但几乎可以肯定是被处死了。
集中营外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另一个奥斯威辛恋爱事件发生在党卫军医生罗森塔尔(Rosenthal)和犹太囚犯护士格塔·库伊海姆(GertaKuernheim)之间。期间，格塔怀孕了，罗森塔尔医生为她做了堕胎手术，大概是为了拯救格塔的生命。格塔的工作是让那些重病患者安乐死。一个有关格塔与其情人专业合作的令人胆寒的故事，爆出了大量奥斯威辛和罗森塔尔也可能是格塔的秘密。他们治疗两个同名病人，一个得了斑疹伤寒，另一个患轻度脓肿。患斑疹伤寒的病人死了，死亡通知将被送到他家里。但是，通知却被错误地送到非常健康的轻度脓肿的病人家，当两名办事员意识到他们所犯的错误时，他们鼓起勇气通知罗森塔尔医生，以便他能够联系那个悲伤的家庭以安慰他们。听了事情的经过后，罗森塔尔医生给格塔下了命令，格塔很快返回并宣称说：“错误已经处理了，那个病人也死了。”14迅速的谋杀把错误变成了事实。
汉娜·阿伦特35：和另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故事
玛雅是那种优先考虑自己的生存和舒适的情妇。可能她与党卫军结婚是为了验证他们的恋情，为了向自己证明，他不像其他党卫军一样，而是一个多么正派的人；同时，她也许会避免与犹太人结婚，因为这些犹太人有朝一日会发现露西尔和许多其他犹太人知道的事实：他优雅高贵的妻子可与大多数其他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大不一样。
1924年秋末，一个早熟的少女走进大讲堂去听一位德国最杰出的哲学家的讲课。在很短的时间内，两人就建立了非常热烈和复杂的关系，以致这种关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直到这位哲学家去世。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那种美丽或典范的爱情故事，因为18岁的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是犹太人，而她的教授——35岁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是德国民族主义者，他后来加入了纳粹党，在犹太学者和同事中搞阴谋破坏活动。
露西尔问道：“你们有孩子吗？”“没有，”玛雅回答说，“没有孩子。”露西尔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有孩子。”然后转身走了。13
汉娜·阿伦特是一个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聪明的女儿。这个犹太人把自己看成德国人，从不提“犹太人”一词，但同时他提醒自己的孩子可以向任何来自同学的反犹太言论提出挑战。“在我小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汉娜长大后回忆道。后来，她意识到她“看起来像犹太人……看起来和其他小孩不同”。有时她的祖父会带她去一个犹太会堂。她的犹太特征也就到了这个程度。
“你的丈夫呢？”注意到玛雅手上的婚戒，露西尔问。肯定不是党卫军吗？但没错，玛雅的丈夫确实是党卫军。战争后他跟着她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当她移民到纽约时，他也跟着她来到了这里。最后她决定不妨嫁给他。她告诉露西尔：“他毕竟是个相当正经的人。”
汉娜引人注目，她新潮时尚，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短发，一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你几乎会沉溺其中，恐怕永远不会再出来，”她的一个前男友回忆道。36在同龄人中，她“因‘独特而美丽’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为通往历史课程学习的面试立下规矩——“不得有反犹太人言论，”她说。37和其他尖子学生一样，汉娜来到马尔堡大学是因为她听说海德格尔在这里授课，“思想重新焕发出生命，他能让被认为已死的昔日文化瑰宝说话”。38
战争结束了。玛雅幸运地活了下来，前奥斯威辛集中营囚犯露西尔·E(LucilleE)也活了下来。在1950年或1951年，露西尔在纽约市的奥特曼百货商店购物，正在为买红色手套还是黑色手套而左右为难。她注意到一个妇女站在她旁边，个子高挑，短黑发，外形靓丽、时尚，面带微笑，也在试手套。露西尔转向那个女人时，她们的眼神相遇了。“玛雅”，她叫道。玛雅看着她：“噢，你怎么知道我？”“奥斯威辛。”露西尔回答道。玛雅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并开始为自己辩解，急忙说：“我没有那么坏，我是被迫那么做的，我没有杀害任何人。”
据称能让此事发生的这个男人是一个自我意识强烈的矮个男人，煤黑色的头发和黝黑的肤色，健壮结实的身板，一双低垂的小眼睛很少长时间盯着他人。他是一个有迷人魅力的老师，其昵称是“小魔术师”。当他阐述其关于存在的理论时，他既令人着迷又令人吃惊。39马丁·海德格尔穿着朴实，身着黑森林灯笼裤和农民外套。但是只要和他的学生在一起，他就不再朴实，他陶醉在欧洲权威的风格中，主导着全班的学生，并保持超然态度，鼓励听众对他的尊重。他的学生经常在课后聚在一起相互比较笔记，弄清楚他们当中是否有人明白他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字和每一个句子。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玛雅是一个囚犯头目，即由党卫军任命的维持营房秩序的囚犯。玛雅对她的犹太同胞毫无怜悯之心，任何挡她路的人都要挨揍。她的地位使她获得了一个自己的小房间，其他囚犯相信，尽管他们不能证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党卫军去她那儿过夜。
当他的目光首次落在汉娜身上时，海德格尔已与艾弗里德·佩特里(ElfridePetri)——一个恶毒反对犹太人的新教经济学家结婚，她富裕的家庭一直在缓慢地接受她的天主教丈夫——一个在大学系统内努力奋斗以求获得晋升的低薪学者。艾弗里德是个相当不错的家庭主妇和两个儿子的妈妈。她承担了他们家庭生活的重担，使海德格尔能够投入到对知识的追求中。她嫉妒地看着他的女学生带着崇拜围在她们魅力四射的教授身边。
那个年轻姑娘露丝是怎么看待拷打和杀害犹太人并强迫自己和其上床的格鲁斯呢？她是为纯真已逝而哀痛，还是非常了解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却不顾及？她是响应他突然迸发的爱情，还是用她的柔情来换取他的不伤害她的同胞的许诺呢？那些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了解她的人说到了“爱情”，连党卫军指挥官也认同这一看法，至少对格鲁斯来说是有爱情的。他和这个犹太少女产生了感情。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露丝尽最大力量利用他对她自发的强烈的爱来驯服他的兽性，减轻犹太人的痛苦。
海德格尔在他的课堂上注意到了汉娜，他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汉娜来到他的办公室，裹着雨衣和帽子，因为太过敬畏她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说一两个字。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已从礼貌的取悦冲刺到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海德格尔是汉娜的初恋。他以前有过风流韵事，所以就利用其经验精心安排秘密约会，汉娜的阁楼和公园的长凳经常被他们当作约会的地点。
格鲁斯盯上了露丝，使所有了解他的人非常惊讶的是，他深深地爱上了她。他指派她做他的仆人，把她当情妇。一位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作证说：“他们的恋爱变得郑重起来，露丝影响了格鲁斯的行为。”12这个令人恐惧的党卫军军官不再鞭打犹太人。但并不是只有犹太人注意到了格鲁斯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党卫军同事和上级都对他发生的重大变化感到震惊。于1942年8月成为指挥官的党卫军中尉弗朗兹·赖希雷特纳(FranzReichleitner)，单方面采取了行动。当格鲁斯请三天假离开索比堡时，两名党卫军将露丝带到三号集中营枪杀了。格鲁斯返回时才听说她死了。之后，他的职务被恢复。他继续温和地对待犹太人，一如他在短暂的非法恋情期间的所为。不久，指挥官把他调到了贝尔赛克集中营。
不久海德格尔担心这种关系会把他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并不是因为汉娜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已结婚并且还是她的教授。如果他们的恋情曝光，他的事业和婚姻就都会被毁。尽管他不打算离开妻子，经常不忠于妻子，但汉娜是不一样的女人。他晚年回忆说，汉娜成为他生活的激情，他觉得无法抗拒她的魅力。
另一个叫露丝的女人，于1942年冬天从维也纳被送到冰雪覆盖的索比堡集中营。我们只知道露丝是一个十六七岁的肤色浅黑的黑眼睛少女，她惊人的美貌一下子吸引了党卫军领袖保罗·格鲁斯(PaulGroth)，一个因野蛮对待犹太囚犯而臭名昭著的人。格鲁斯有三种怪异的行为：强迫犹太人大口喝伏特加酒直至喝醉，而他却在一旁放声大笑，向喝醉呕吐的人嘴里撒尿；强迫犹太人爬上屋顶，并下令谁要是摔下来就会被鞭打，然后被送到三号集中营枪决；还有就是让犹太人抓老鼠，然后放到其他犹太人的裤子里，如果后者无法立正，他就鞭打他们。
一年后，汉娜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这完全是为了使海德格尔方便，汉娜继续留在马尔堡大学对他的事业来说太过危险。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让她离开。相反，他暗示说，尽管汉娜是马尔堡大学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但她不太适合在这里，最好离开去别的地方。汉娜既没有争论也没有抗议，但是当她离开后，她并没有给他新地址。下一步无论发生什么，他都得采取主动。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了补充自己微薄的口粮，即使机会极少，那些与火葬场的工人在工作上有联系的女人有时也会交换“爱情”，那些在臭烘烘的厕所附近进行的荒唐的性交，有时也只是为了一罐食物、一双鞋子或者一把梳子。一位犹太裔匈牙利女医生基塞拉·皮尔，迫切需要一根绳子来系过大的鞋子(鞋对预防疥疮和随后的感染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会很容易被选中送到毒气室)。厕所里有一名波兰工人有一条绳子，但他只愿意拿它来交换她的身体，而不是配给她的面包。“他的手满是工作时沾上的肮脏粪便，毫不客气地坚持要我的身体。”一分钟后，皮尔医生跑了，她被所发生的事吓坏了。“我的价值观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一根绳子的价格飙升得太高了。”11处于正常生活中的女人会对这样的提议高贵威严地表示鄙视，但是现在却在犹豫、考虑、权衡此提议的重要性之后做出决定——虽然经常会说不，但有时也会同意。
海德格尔采取了主动，尽管很不容易。他不敢问哲学教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他向汉娜推荐的博士生导师。最后，他通过冈瑟·斯特恩(GuentherStern)——一位犹太学生——找到了她。海德格尔联系上了汉娜，他们带着万分火热，用暗号、闪光灯和充满激情的信件和诗歌恢复了他们的恋情。但海德格尔控制着任何环节，让汉娜在只有他要求时才给他回信，也允许她数周有时甚至数月不回信。他从雅斯贝尔斯那里了解到，汉娜和另一个同学约会——也像跟他的关系一样，她对此事守口如瓶。
在强制劳动营中，女人们发现与一个足智多谋的“表哥”结婚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许多女人抵制未婚性行为，宁愿禁欲也不愿忍受未婚性行为的耻辱，一些上层阶级的妇女看不起下层阶级讲意第绪语的人，即使是那些有救生技能的人。但是女人们往往屈从于她们所处的令人绝望的环境，她们接受了“表哥”，与之在临时的简易的百叶窗后过夜。一些流行小曲嘲弄这些约会：“为了一碗汤，为了一片面包，女孩们会伸展开她们的身体，只有你知我知，即使没有必要，她们也要这么做呀。”10与“表哥”约会最可怕的结果是怀孕，挺着大肚子的女人被迫自动地选择死亡。
与此同时，在一个精心安排的职业选择中，海德格尔暂时中断了这场婚外情。他的经典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刚刚出版，他承认如果没有汉娜他不可能写出这本书，谁都没有像她那样完全理解他的哲学。他获得了晋升，作为弗莱堡大学的正教授取代退休的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他还与伊丽莎白·布洛赫曼(ElisabethBlochmann)——一位同事(半个犹太人)的妻子——调情。汉娜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她将这种绝望写在诗里，有时献给他。“如果我失去了对你的爱，我会失去我生存的权利，”她以一种绝望的激情给他写道，“我爱你，从我们相见的第一天起——你知道的，我也一直知道。”40
另外一名特莱西恩施塔特幸存者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和外部世界一样，只是有价值的商品不是金子、钻石或钱，而是食物。”9有些男人有更大的生杀予夺权，可以阻止把30个亲戚和朋友运到东部的死亡营。其他集中营的日记也披露：以性回报为条件，一些犹太立法议会中职位高的男人保护年轻漂亮的女人。
1929年9月，汉娜与冈瑟·斯特恩结婚。虽然他们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但两人的婚姻很快就失去了热情。不久他们就开始分居，并在1937年离婚。出于对海德格尔永远的忠诚，汉娜从来没有告诉冈瑟有关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冈瑟要求她记录有关他们老师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强硬的民族主义言论以及其妻子公开的反犹太人情况。显然她拒绝了。相反，汉娜请海德格尔放心：“我们的爱是我一生的幸事。”有一次，她曾偷偷地看他登上火车。后来，她描述她多么孤独，多么无助：“一如既往的，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有等啊，等啊，等啊。”41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S”回忆说，女人要依靠其智慧及与男人的关系生存。“S”在所谓的样板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和灭绝营奥斯威辛都被关押过，而且活了下来。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男人管理主要的办公室和十分重要的厨房，他们利用这些职位获取想要的东西，包括性。“S”解释说：“那是女人活下来的办法，要通过男人……在那个特殊环境下，这是你能活下来的唯一方法。”
然而在等待之时，她仍与冈瑟结婚，并对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崛起深表关注。她投入到研究与撰写拉合尔·伐恩哈根(RahelVarnhagen)的传记之中。伐恩哈根是18世纪一位被同化的德国犹太人，其知识分子沙龙一直很有名。有许多年她竭力想放弃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最终还是甘心接受了它。1933年，刚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禁止犹太人参加他的研讨会，冷落犹太同事，歧视犹太学生。汉娜写信告诉他，她对这种行为是多么震惊。
性勒索并不仅限于纳粹和党卫军。在灭绝营之外，在贫民区和工作营，犹太男人们也要求女人以性服务作为交换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筹码。在游击队位于森林的藏身之所，俄罗斯人和犹太男子都这么做过。
海德格尔极力否认一切，对指责者的忘恩负义，他写信表示极大的愤怒。他确实介入帮助过两名犹太同事，他称这两个人是“犹太人中较好的犹太人，男人的模范”；他给他的研究助理维尔纳·布洛克(WernerBrock)安排了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还禁止学生在大学张贴反犹太人的海报——“反对非德国精神”。但是汉娜确实知道他已经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并以新的校长身份发表亲希特勒的演讲。1933年，海德格尔还对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像希特勒这样粗暴的人统治德国”这一问题给予了可怕的回答：“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就看看他奇妙的双手吧。”42与此同时，冈瑟因为他的左倾观点被迫逃离德国，汉娜在警察总部被囚禁了可怕的八天，并被问到有关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情，因为她一直为他们工作。(她也一直庇护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但是这一点已经被忽视。)
这一点从提及这一特殊经历的大部分大屠杀回忆录中能够得到验证。最近一些从女性立场对大屠杀的诠释从更敏感、更现实的角度将其描写为床笫政治——通常是一个女犯人的唯一的武器。
通过一所安全的房子——前门在德国境内，后门在捷克斯洛伐克——汉娜和母亲一起非法离开德国从而设法避开了纳粹警察。她从那里去了巴黎，在这里专门从事“犹太人的工作”。“当有一个人因为是犹太人而受到攻击时，他必须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自卫，”她说。多年后，她表示，在这段黯淡的时期，她主要关注的是她的朋友而不是她的敌人在做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风韵依旧，特别是还能奇迹般地保持女性的丰满，那么她最初有可能避免进入毒气室。她也可能会吸引某个党卫军卫兵或者是某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非犹太囚犯的注意，他们会悄悄地给她一片香肠或一块奶酪，更好一点是一双鞋，以及那些会真正影响她们生死的东西。一些妇女为了一点面包和黄油将自己拱手相送，但正如前囚犯雷纳塔·拉克尔所说：“正是她们的求生意志，常常也是因为想着要拯救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才使她们走上了这条路。”8在这个充满恐怖的超现实世界中，现实世界有关性的条条框框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但大多数人仍然固守社会习俗，因此，即便是死亡集中营的道德规范也很严厉地谴责与敌人上床的行为。
此后17年，汉娜没有联系过海德格尔。1940年1月，她与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Blücher)——一个德国非犹太革命家——结婚。他们婚姻的主要特点是既有强烈的爱，又有智力和政治上的默契。1940年5月，汉娜被短暂拘留，先在巴黎的体育馆，后来在古尔斯——一个法国集中营。海因里希也被囚禁，然后被释放。在冈瑟·斯特恩的帮助下，这对夫妻获得了去美国的签证，并于1941年4月到达美国。开始的时候他们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忍受贫困，后来，汉娜恢复了她的学术生涯和写作。
为了满足他们的性欲，避免因不可饶恕的异族通婚罪而受处罚，许多党卫军男女士兵互为情人，和同事一起偷偷摸摸地欺骗配偶。但是那些囚犯，那些源源不断从欧洲各地运到这里的绝望的女人，因为太过软弱，又太易得到而被完全忽视。对于被囚禁的女人来说，如果能够天天避开死亡，那么性欲有无都无关紧要。但是许多人很快学会如何以自己的性欲为手段来争取微小的回报，包括可以延长她们自己或是爱人的生命。
1943年，汉娜和海因里希听说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起初，他们拒绝相信——首先，它在军事上没有意义。(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也基于相同的理由驳回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详细报告。)六个月后，新的不可辩驳的证据浮出水面，“就好像一个无底深渊已经打开，”汉娜回忆道，因为灭绝犹太人以及那些促使犹太人毁灭的机构意味着不能饶恕的事情已经发生，对此没有什么言辞能够为之辩护，也没有什么惩罚能够补偿罪恶。汉娜的震惊导致她写出《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写于1945年，1951年出版)，她确定并指控“种族思想”与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完全是一路货色。
妇女们(其中一些是犹太妇女)一旦被迫进入妓院，就会被“试镜”或被轮奸，然后她们才开始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妓院每天晚上营业，在晚上营业的两个小时里，每个女人被迫向大约8个人卖身。尽管她们服用了避孕药，但仍会发生意外怀孕。女人们对堕胎还是自己被杀死并没有掌控权。党卫军往往认为后一种解决方案更为简单。
1946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汉娜就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并禁止他的老师和朋友胡塞尔留在大学一事提出明确而严厉的批评。(事实上，胡塞尔在海德格尔成为校长之前就被下了禁令。)接着，在1949年，她去德国拜访了雅斯贝尔斯夫妇，他们从纳粹的统治之下幸存了下来。他们之间最大的纽带是他们对海德格尔强烈的感情。雅斯贝尔斯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家同事，汉娜是海德格尔的前学生和情妇。尽管难以言状的大屠杀已经曝光，尽管她了解一切并对他有所质疑，但汉娜从没有完全摆脱其前情人的魔力。
还有更公然违反《保护德国人血统和荣誉法》的行为，许多集中营——例如拉文斯布吕克和奥斯威辛的党卫军，建立了妓院供自己享乐，有时也针对所喜爱的非犹太囚犯。[奥斯威辛幸存者和作家卡·茨特尼克(KaTzetnik)将这些妓院永远记录在名为《女集中营》(House of Dolls)的小说中，这本小说根据他14岁的妹妹达妮埃拉·普雷斯尼克(DaniellaPreleshnik)在纳粹劳工营被强迫卖淫的日记写成。]妓院女子因其外表，特别是拥有坚实的乳房而被选中，这一点在营养不良造成许多女人憔悴不堪时是相当不寻常的。(饥饿的女人，乳房首先下垂，然后胸部收缩得和男人的胸部一样平。)党卫军的医生们监督这些挑选过程。其中一名是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JosefMengele)医生，其情妇是党卫军军官厄玛·格里泽(IrmaGriese)——一名还强奸女囚犯的双性恋者。
1950年2月，在巨大的动摇和怀疑之后，她决定去见海德格尔。她于2月7日到达弗莱堡，然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来宾馆与她见面。他在当天晚上六点半到达，没有任何征兆，汉娜再次被他的魅力所俘获。“当侍者宣布你的名字时，”她后来告诉他，“仿佛时间突然停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向他保证，如果她没有与他沟通，那只是因为她的骄傲和“单纯，简单和疯狂的愚蠢”，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换句话说，不会是由于他的纳粹历史。
许多党卫队的男士兵因害怕与犹太女人发生性行为的严重后果，宁愿放弃这种乐趣，也不愿拿他们的工作和安全甚至可能是生命冒险。而有的人强奸犹太妇女后干脆杀了她们：死的证人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海德格尔曾经是一名纳粹分子，在他所担任的重点大学校长这样重要和有声誉的职位上，他削弱甚至有时摧毁了犹太人、反纳粹主义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的事业。他没有动过哪怕一根指头来帮助雅斯贝尔斯在纳粹政权中遭遇致命危险的犹太妻子。极少看见他试图代表受害犹太人出面，即使他这样做，也是基于友谊而非对纳粹政策的愤怒。在第三帝国的初期阶段，海德格尔已经阅读并清楚明白《我的奋斗》要说什么，特别是其中宣扬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希特勒一样，海德格尔相信犹太人的国际性阴谋。早在1929年，他就写了一封正式的信件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把真正的本地部队和教育工作者带入我们德国的精神生活，还是最后完全屈从于狭义或广义上日益增长的犹太化？”43
在妇女们的营房，强奸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党卫队的男士兵向有时回宿舍的女人挤眉弄眼，他们把最漂亮的女人从床上猛拉起来，把她们带走并强奸。当这些妇女返回她们的宿舍时，她们被奸污的事情已是人人皆知。
这名德国纳粹分子和一位逃离德国以躲避灭绝危险的犹太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是怎样发展的呢？和那些后来被纳粹囚禁又被蹂躏的犹太女人不同，年轻的汉娜一直迷恋海德格尔高超的智慧和教授地位，他就是用这两者来引诱她，使她与自己绑在一起。她曾对她后来认为的“政治”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她不能相信他会是一名纳粹。海德格尔相当聪明地避免与她进行那些可能提醒她的讨论，就他狂热的国家主义和对希特勒可怕想法和目标的欣赏。鉴于这些情况，很难说汉娜·阿伦特有意与敌人上床。
纳粹医生违反所有的医疗规则，用X射线灼伤少女的卵巢给她们消毒。随后，你就会听到年轻女人在地上打滚时的尖叫声，她们的疼痛难以忍受。最后，这些医生会用手术切除掉少女们被灼伤的卵巢。瓦拉吉斯拉·迪林医生以仅用两小时便匆忙做完10例这样的手术而出名。
但是在战争后，海德格尔的纳粹偏好被暴露无遗，他面临着职业耻辱和个人耻辱，丧失教席，书遭禁售，退休金减少的窘境。这些较宽松的处罚的依据都是不可辩驳的证据，海德格尔被迫在弗莱堡大学核查委员会面前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证明自己清白的程序中，他需要完美的引证。还有谁比他的前情妇、现在是著名犹太学者的汉娜·阿伦特和他的前同事、其妻子是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更能提供证据呢？
这些女人也感到她们不再是女人，因为在集中营的生活使她们的月经几乎停止。少数还有月经的妇女被迫在公共场合行走，血顺着她们的腿滴下来，因为缺乏卫生护垫，她们唯一能用的护巾就是自己的衣服。纳粹还要因她们的不干净而惩罚她们。
海德格尔高超的智慧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两位大师都做出了妥协。雅斯贝尔斯提供的证据没有汉娜那么完整，但也多多少少支持了海德格尔关于纳粹怎样迫害他的说法。尽管他们这样做了，其实两人都知道，按汉娜的话来说，海德格尔“一直、时时撒谎已人所共知、臭名在外”，他的不良品德与完全没有节操相比也差不了多少。结果是在1949年3月，海德格尔被判为“同路人，不采取处罚措施”44。
经挑选能活得时间长一点的女人主要是那些年轻、强健和健康的。幸存者回忆说，她们难以相信自己被完全脱光、暴露于其他人和卫兵面前并且感受到极大的羞辱。随后便是剃毛，党卫队的男女士兵声称为防止虱子而剃掉她们的体毛，包括阴毛和腋毛。纳粹把这种公开剃毛行为作为摧毁犹太妇女的精神武器，他们这么做时挑逗她们、嘲笑她们。一名妇女回忆道：“就好像有人剥了我们的皮，我们的人格荡然无存，我们不再是叫海尔加或奥尔加或玛丽亚的什么人了。”7
随后，当雅斯贝尔斯怀疑和苦恼时，汉娜却两面讨好，毫无理智地轻信海德格尔的搪塞之词。她甚至试图说服其他人相信海德格尔的话。但是，雅斯贝尔斯不会忘记海德格尔对他的妻子格特鲁德所受痛苦的无情冷漠及一大堆其他的错误。“他是我朋友当中唯一一个……背叛我的人，”雅斯贝尔斯写道。45直到去世，他仍未与海德格尔和解，汉娜在这两个男人之间进行艰难的沟通，称赞前一个的同时，也为后一个辩护。一次，当雅斯贝尔斯要求她与海德格尔绝交时，她断然拒绝。
犹太妇女尤其处于危险之中。她们的生育能力让人厌恶，因为它代表着令人讨厌的种族的延续。在德国的任何地方，犹太妇女即使显示出一点怀孕的迹象也会被判处死罪。6研究还表明：一旦到达灭绝集中营，妇女被杀死的人数要比男人多得多。
部分原因是海德格尔重新恢复了与汉娜的关系，除了他们不再做爱。此外，当时他已经告诉妻子自己很久以前的风流韵事——汉娜的说法是“不知她如何从他那里榨出了故事”46——并敦促他不情愿的妻子欢迎他的前情妇去他家。汉娜后来描述了她们困难的会面。“那个女人的嫉妒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她写道，“多年来她明显怀着希望，希望他会完全忘记我，但现在她的嫉妒只会愈演愈烈。”艾弗里德反犹太人，心胸狭窄，而且“充满丑陋的怨恨”47。艾弗里德和那个真正有罪的马丁·海格德尔不同，“唉，她仅仅是惊人的愚蠢，”汉娜告诉她的朋友。48决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是艾弗里德不能像她那样理解海德格尔大量的伟大思想。
纳粹集中营的“入营程序”旨在恐吓和羞辱囚犯，使之处于绝望状态。一旦受害人跌跌撞撞地从运畜车上下来，纳粹军官们就开始进行分类，把男人从妇女和儿童中分开，数百万人就是在这时被挑选出来立即送往毒气室处死。
在她的余生中，汉娜拜访海德格尔并撰写海德格尔的传记，还在美国兜售海德格尔的书。她从不对丈夫海因里希隐藏这些事情。他认为他妻子的“友谊”不会惹来麻烦，不管怎样，只是对海德格尔的天才充满敬畏。此外，海因里希没有资格来吹嘘自己的忠诚，因为尽管他爱汉娜，尽管他知道他的外遇让汉娜多么痛苦，但他还与另一个女人上床，并继续这么做。[在有关汉娜和海因里希的一部影射小说《机构图画》(Pictures from on Lnstitution)中，他们的朋友兰德尔·贾雷尔，将他们作为一对被称为“罗森鲍姆夫妇”的人物的原型。他称罗森鲍姆夫妇不寻常的婚姻为平等、独立但又是合作伙伴的“二元君主制”。]
临死前的集中营生活
汉娜重回海德格尔崇拜者的角色。她从不提她自己的书。她承认：“有关我的事情，我几乎总是对他撒谎，假装我写的书和我的名声根本不存在，可以这么说，我不可能数到三，除非讲的是对他的作品的诠释。后来，如果事实证明我能数到三或四，他会非常高兴。”49为了保护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汉娜得隐藏自己的智慧。“这是整个事件中不言而喻的一个必要条件，”她承认道。50
在有关情妇们的书籍中，必须从其特定的角度讲述纳粹时代的犹太妇女被迫发生性关系的经历。事实是，尽管制定了《保护德国人血统和荣誉法》，尽管她们的身体状况令人震惊，但犹太妇女仍然是纳粹性剥削的目标。5将她们置于危险境地的女性魅力有时可能还会帮助她们，具体而言，一些妇女会利用极少数男人给予的机会，把性行为作为活命的手段。
汉娜出版了没有题献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也可以看作是秘密献给海德格尔。她用诗向他倾诉：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激昂地声称，只能通过承认男人和女人在这场大屠杀中所受的苦难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事实，才能真正理解受害人的全部痛苦。他们指出，女人除了承受男人遭受的残忍暴行和羞辱外，还承受了男人不会遭受的苦难，即月经和闭经，妇科试验，怀孕，流产，分娩，杀死自己的新生儿以逃避死刑，以及在与被选中死亡的子女一起去死还是为了其他子女或自己活命而放弃他们之间做出艰难决定。
我怎样才能把它献给你
这些研究，事实上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针对女性的诠释是否合理的激烈辩论。许多人认为，大屠杀对犹太男人和犹太女人的毁灭性是一样的，采用基于性别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区分女人和男人在这场大屠杀中经历的磨难，是对死者和幸存者的亵渎。
我最信任的朋友
成千上万的幸存者、纳粹军官、职员或细心的观察者所写的回忆录，数百万受害者堆积如山的遗物和遗骨，德国人一丝不苟的记录保存以及各种战后的司法调查——所有这些为历史学家和其他致力于了解这场大屠杀罪恶的人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犹太妇女，尤其是其在性方面的特殊困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专门研究。
我对他忠与不忠
随着战争的结束，各地分阶段被解放。1944年7月24日，苏联士兵解放了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6个月后，他们到达了奥斯威辛。5月7日，德国正式投降，结束了纳粹发动的战争和大屠杀。
都是在爱他51
位于纳粹主义核心中的意识形态上的性别歧视，和对犹太人繁衍后代极端厌恶的想法相结合，致使犹太妇女置身于毁灭的境地。正如奥斯威辛(Auschwitz)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phH？ss)在被执行死刑前写的回忆录中所言：“对于妇女而言，一切都要困难一千倍，都更加令人感到压抑和侮辱，因为妇女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更糟。这些妇女被分配的生存空间更小，卫生条件极端恶劣。”4
海德格尔对汉娜隐瞒献词极为恼怒，他的恼怒因不满她的名望和成就而加剧。
希特勒认为这些反犹太人的法律——在1933年至1939年之间通过了400部——只有他在欧洲除掉所有犹太人以后，才会是必要的临时性措施。那些复杂的国家机构旨在消灭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其运作方式涉及不断升级的恐怖活动、贫民窟和最终集中遣送到那些少有囚犯活下来的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位于希特勒喜欢的巴伐利亚州慕尼黑市10英里之外，它是在希特勒就职两个月后修建的。在欧洲沦入纳粹统治后，在其他地方也修建了集中营，特别是在波兰。
1966年，当德国杂志攻击海德格尔的纳粹历史时，汉娜告诉雅斯贝尔斯应给予海德格尔安宁。雅斯贝尔斯反驳说像有海德格尔这种地位的人是掩盖不住他的过去的，无论如何需要世人来观察和评判。汉娜对此全都置之不理。她将围绕海德格尔纳粹主义的持续争议大部分归因于诽谤。她争辩说，他一直是一个天真的与政治现实不合拍的职业学者。52她否认他曾读过《我的奋斗》，这意味着他没有意识到希特勒的真实想法。她声称海德格尔做的所有事情可能都是受他的反犹怪物妻子艾弗里德逼迫所致。
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律剥夺了除德国人和“相关血统”人民以外其他所有人的公民资格。《保护德国人血统与荣誉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Honor)禁止德国公民与犹太人结婚或性交。在20世纪30年代，大约四千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无论结婚与否，都因异族通婚而被判有罪。当“罪犯”被抓住时，他们要么被游街示众，受到严厉的惩罚、羞辱和摧残，要么被送到集中营。挂在一名妇女身上的公告牌上写着：“我是最卑鄙下流的家伙，我和犹太人纠缠不清。”3
但是海德格尔确实读过《我的奋斗》，而且不管怎样，都不是艾弗里德，不是汉娜逼迫他做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很简单，汉娜不能承认海德格尔一直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这一明显的事实，而且她担心这有损他已经败坏的名声。海德格尔再也培养不出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更好或更心甘情愿的盟友了。这个盟友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犹太人，自1924年起就了解海德格尔，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确定了制造出纳粹德国罪恶的基础构件的运作方式。
在1933年1月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后，希特勒开始将他的憧憬转化为法律。他最重要的打击目标之一是异族通婚——他认为那是通过跨种族的性交来玷污种族。纳粹法律将异族通婚定义为“种族叛国”，并将之判定为死罪。
汉娜为消除纳粹对海德格尔声望的坏影响而持续努力，这缘自她内心深处的渴望：她需要替她对这个男人深深的爱辩护，通过证明无法证实的东西来让他配得上她。
阿道夫·斯奇克格鲁伯·希特勒——“优等民族”的一个身材短小的黑发元首，指责所有的非雅利安种族都是劣等的，具有严重的玷污性，但最坏的当数犹太人。像成千上万其他德国人一样，希特勒读过亚瑟·丁特尔(ArthurDinter)的《冒犯血统之罪》(The Sin Against the Blood)并受其影响。这里的“罪”指的是种族玷污——丁特尔宣称一滴犹太人的精液将会永远玷污雅利安种族的女人，甚至造成这样的后果：其子女即使后来与一名雅利安人伴侣发生性关系并怀孕，也显示出明显的犹太人特性。
海德格尔的传记作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Safranski)描述说这两个伟大的哲学家在智力层面的关系是互补性的：汉娜用“出生”的哲学回答海德格尔的“死亡论”，用哲学的多元性来回答他的唯我论，通过在哲学上使“公众”变得高尚来回答他对人世间沉沦状态的批评。53
1924年，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出版。在书中，他公开宣扬他所憧憬的金发闪闪、身材高大、优等的雅利安“种族”，称雅利安的男人会成为优秀基因的杰出典范，其姐妹会非常适合应付传统女性关注的问题：厨房、教堂和孩子们。希特勒对妇女解放一点儿也不同情，他宣称妇女解放“只是犹太知识分子的发明”。2
汉娜一生都保持着对海德格尔智力的钦佩。在海德格尔面前，她很容易恢复他心爱和最欢迎的学生的角色，没有一点傲气——她的美国同事看到了这一点。她对艾弗里德的蔑视清除了海德格尔在她心目中的负面形象，在她看来，艾弗里德对她的嫉妒证实了海德格尔对她的深爱。终其一生，汉娜和海德格尔都保持着联系。当他年事已高，搬进一个小单层房子时，汉娜送去鲜花以贺其乔迁。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纳粹德国和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制定法律，将犹太妇女定义为：异教徒的性贱民。与此同时，因犹太妇女的软弱，特别是集中营的犹太妇女，更容易受胁迫而与非犹太人保持情妇关系。1
汉娜于1975年去世，她从来没有承认海德格尔如何背叛她以及如何助纣为虐。海德格尔五个月后去世，他只是粗略地读过她的书，并且拒绝讨论她的作品。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汉娜给世人好好地上了“可怕的、从话语到思想都否定平庸之恶的一课”54，这个恶就是以他所拥抱的纳粹意识形态之名所犯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