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对学业敷衍了事，结果期终考试没有通过。与此同时，米尔德里德后悔拒绝了他，因为想和她一起出去的那个人只是想引诱她。他们又恢复了关系，菲利普真挚地讨好她。他以好酒好菜款待她，给她送他买不起的礼物。他无视每一个说他正在走向灾难的本能警告，公开宣告他对她的渴慕。当米尔德里德允许菲利普吻她的时候，他知道她既不在乎也不喜欢。最令人不平的是，她仍然与其他男人约会。
有一次，因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男人邀请她出去，她取消了与菲利普的约会。这时，菲利普承认他全心全意地爱她，并威胁说如果她那天晚上不和他一起出去，她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你似乎认为那对我来说是件可怕的事情，”米尔德里德反击说，“我好想告诉你，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事实上，米尔德里德根本不喜欢菲利普。他老问她对他的感情让她厌烦，他的强迫性嫉妒折磨着她，往往因此激怒她。他甚至暗中监视她。她很清楚，他对她只不过是当时片刻的方便而已。
这也难怪：米尔德里德尖锐地提到他的畸形足，并让他知道她更喜欢其他男人。在她的出身上她向他撒谎，并声称她的父亲有优越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点使她很难与“茶室的其他女孩打成一片”。
尽管如此，菲利普还是向她求婚了。米尔德里德感到开心和荣幸，但是当她(正确地)计算出如果他当一名医生，他的工资能给她提供的生活还不如她现在好时，她拒绝了他。菲利普接受了这一点，不管怎样仍继续约会她。一天，她主动提出约会，菲利普无比激动。然而米尔德里德却告诉他说，她要结婚了。菲利普很是伤心，给她买了一件昂贵的礼物，打发着难熬的日子，直到她的婚礼举行。
对米尔德里德的痴迷并没有带来菲利普所期望的欣喜若狂，而是带来“心灵的饥渴，痛苦的思念，是切肤之痛……当米尔德里德离开他时他很难受，而当她再来找他却陷入绝望”。
菲利普的痛苦慢慢减轻，他开始恨恨地回忆起米尔德里德带给他的诸多耻辱。他与诺拉——一个靠写垃圾浪漫小说养活自己的单身母亲——约会，过着愉快的日子。之后的某一天，米尔德里德到他的房间来找他，“你到底想要什么？”菲利普咆哮道。
尽管菲利普费尽心机，但米尔德里德仍然不理睬他，而是与其他客户调情。她不客气地接受了菲利普共进晚餐的邀请，只有香槟才能使她打开话匣子。菲利普意识到他们令人绝望的不相配。尽管如此，他仍爱上了她。
他一说出这些话，米尔德里德就绝望地哭了起来。她的“丈夫”找了个绝妙的理由——他的老婆正怀着孩子——没有与她结婚。在米尔德里德也怀孕后，他暴跳如雷，没给她留下一分钱就离开了她。“如果你还想要我，我现在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她低声下气地对菲利普说。
有一段时间，菲利普和米尔德里德在彼此的眼中都无关紧要，他视她是“无礼的荡妇”而不予理会。然而米尔德里德的傲慢和敌意激起了菲利普的兴趣，明知此事并不可为，他仍开始追求她。“你是个学生，对不对？”米尔德里德曾全无好奇地问道。然后就不管他，自顾自地沉浸在一本廉价的浪漫小说中。
菲利普意识到他仍然爱着米尔德里德，就中断了他和诺拉的关系。靠着那一点点支撑其学业的钱，菲利普把米尔德里德安顿在一处不错的出租房里。几乎是在一碰面，菲利普又重新被她所征服。他向她的女房东介绍说自己是米尔德里德的哥哥，以此来保护。
英国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出版于1915年，该书以19世纪末的伦敦为背景，介绍了另一种特别不同类型的情妇——来自劳动阶层的女人被努力奋斗的医科学生所接受。菲利普·凯里是个孤儿，长着一双畸形的脚，热情浪漫，非常聪明，他继承了一笔不多的遗产。米尔德里德·罗杰斯是菲利普和其他医学生经常光顾的茶室的女服务员，她又高又瘦，脸色有点苍白，但她小巧、精致的五官和蓝色的双眸使她有一种永恒的美。
米尔德里德希望她肚中的孩子是个死胎，在她生下一个健康女婴后这个希望就破灭了。她在农村给女儿找了一个寄养家庭，后来，她和格里菲斯——一个菲利普来访的朋友陷入爱河。菲利普迫使她说明白，米尔德里德告诉他：“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你，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但是你强迫我接受你，我一直讨厌你吻我，现在我不让你碰我了，我就是饿死也不会让你碰我的。”
米尔德里德·罗杰斯10：不被同情的角色
格里菲斯原来是个用情不专、不名一文的穷光蛋，但米尔德里德和他一时的放纵行乐使她认识到她对菲利普有多反感。但是，格里菲斯发现她的庸俗、乏味后，就离开了她。米尔德里德对格里菲斯实施信件和电报轰炸，并悄悄跟踪他。米尔德里德还曾经在格里菲斯门前的台阶上哭了一晚上。
然而即使是沃伦斯基也不能保护安娜免受任何伤害。在社会和她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眼中，她的情妇身份使她颜面尽失又无能为力，最后只能成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自怨自怜者。但是，在托尔斯泰谴责的这个堕落女人再次倒下(此处原文也有“堕落”的意思)之前，面对疾驰而来的火车，他给予了她片刻冲天的幸福感，就是在她成为沃伦斯基情妇时所渴望的那种幸福。
菲利普再一次遇见米尔德里德时，她正在伦敦市中心拉客。见到他，就跟她离开他那天一样，她并没有显出有多高兴，他劝说她到他阴暗的出租屋和他谈一谈。近距离看，菲利普注意到，透过艳俗的妆容，她看起来病恹恹的，十分疲惫。她不愿意搭他的话茬，言语冷淡，因为她想他会认为她罪有应得。“我多么想摆脱这种生活!”她抱怨说，“我讨厌这样。我不适合那样的生活。我不是那种女孩……哦，我希望我已经死了。”
也许是为了强调安娜处境的绝望，托尔斯泰甚至不给安娜她希望遇到的那种情人，而是沃伦斯基，未婚、英俊、富有、受人尊敬，在许多方面值得赞扬，忠诚、有担当，直到快接近尾声，还像安娜爱他一样深深爱着安娜。
菲利普顺着这个话做出回应。他力劝她过来和他一起住在他的空房子里，来当他出钱雇来的管家。他、她和她的孩子三个人，可以像他以前一样，节约着开销。此外，他不期望什么性回报。他没有告诉她，这是因为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对她有生理厌恶。在想到这肯定标志着他对她的感情已经结束时，他非常高兴。
安娜·卡列尼娜重视爱和欲望甚于婚姻和母性，她不只是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儿子，她还对抗其社会同龄人，向俄罗斯社会挑战，蔑视构成俄罗斯贵族社会基础的标准。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因为爱，她认为爱会给她空虚的生活带来意义。安娜象征着19世纪欧洲的妇女特权阶层，她们的智力被低估，创造力被扼杀，结果只剩下包办婚姻生活的单调和浅薄，她们既要服从这一包办婚姻，同时又容易受其伤害。托尔斯泰的小说最初名为《两次婚姻》，实际上，卡列宁的婚姻才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
米尔德里德流泪感谢，并于第二天搬了进去。她开始做出性暗示，但菲利普都采取了拒绝的姿态。有一次她愤愤地说她已学会了爱他。但是菲利普越来越意识到他疯狂爱了很长时间的女人举止粗鲁，愚蠢，令人厌烦。
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站在火车站，安娜决定跳进疾驰而来的车轮以“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但在最后一刻，就是她的膝盖碰到铁轨的那一刻，有一种快乐的希望抓住了她，她试图站起来。但为时已晚。几秒钟后，“巨大而无情的”金属巨人压碎了她的生命。沃伦斯基怨气重重的母亲认为，“这是这个女人最合适的结局。即使是死亡，她选择的方式也平淡无奇，了无新意。”
与此同时，米尔德里德决心勾引他，想通过性关系重新建立以前她对他的主导地位。她下定决心要和他做爱。她声明爱他，并一屁股坐到他大腿上。“我很抱歉，但现在为时太晚，”菲利普回应说。
“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无论是什么，只要不单单是个热爱他的爱抚的情妇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是另外的什么人。而这种愿望却引起了他的厌恶，又引起了我的愤怒，事情不能不如此……很长时间他不爱我了。爱情一旦结束，仇恨就开始了。”
米尔德里德的谩骂使他震惊：“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你，一次也没有，我总是在欺骗你，你让我厌烦，把我烦死了，我恨你……我不得不让你吻我的时候，你让我恶心……你这个残废!”
与此同时，她广泛阅读，就像是他的情妇一样，她也成了沃伦斯基智力上的伴侣。但是在她孤立和孤独之时，她要求他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她。她变得越苛求，他就越冷淡。因为害怕将来会失去他，安娜就寻找各种托词，歇斯底里地发作并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有一次，她经历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时刻：她正在毁掉自己。“我的爱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然而他的爱却越来越减退，这是我们渐渐疏远的原因。”她若有所思地说。
第二天，当菲利普出去时，米尔德里德捣毁了他们的住所，她打砸、撕碎东西，然后带着婴儿离开了。菲利普搬到了更便宜的住所，沉浸在他的学习中，并试图挽回他在股市上的损失。但他失去了一切，找不到任何亲戚可以借钱，被迫放弃了医学院的学业。
她的快乐很快就会减少。她见不到自己的儿子，也不能把对女儿的爱真正实现，因为根据俄罗斯法律，她的女儿姓卡列宁，在她仍未离婚的丈夫的控制之下。沃伦斯基很担心，因为只要他们没有结婚，他们生的每一个孩子在法律上都是卡列宁的。他敦促安娜协商离婚，她勉强同意。
经过数月奔波，菲利普找工作无果，无家可归，几乎快要饿死。一位家族朋友收留了他，给他找了一份低薪的工作。他越来越喜欢他朋友的女儿莎丽。
有一段时间安娜是快乐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了，”她向她的小姑多丽倾诉道(多丽是少数仍和她保持联系的人)，“我经历过痛苦、恐惧，现在都过去了，特别是自从我们到这儿以来，我一直都非常幸福!”
米尔德里德再次出现，乞求他来看她。她的婴儿死了；她再次沦为妓女，并染上了性病。菲利普给她买药，让她答应不再拉客，不把性病再传染给别人。米尔德里德非常害怕地答应了，但菲利普很快发现她又在街上拉客。她的身体暂时好了一些。“我怕什么？”她哭道，“男人对我没有好到让我为他们操心的地步。”这是菲利普最后一次看到她。
沃伦斯基既难过又恐惧。“在剧场露脸并不仅仅承认你是一个堕落女人，”他这样想，但没敢告诉她，“而是向社会挑战，也就是说，把你自己跟社会永远割断了。”这次外出游玩是灾难性的。不久，她，沃伦斯基和他们的小女儿搬到了沃伦斯基的乡村别墅，准备在那里长期居住。
菲利普的叔叔死后，留给他足够恢复和完成医学学习的钱。他毕业了，找到了工作，生活很幸福。他也知道，在他的余生中，他绝对不会失去对米尔德里德“这个坏女人奇怪的、不顾一切的思恋”。
在遭受一系列并发症后，安娜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儿子，沃伦斯基也放弃了他的军团和事业。他们一同前往欧洲各地旅游，直到他们的女儿出生。他们返回俄罗斯也使人冷静下来。朋友和亲戚们热烈欢迎沃伦斯基，却故意排斥安娜。安娜受到的打击极大。她的第一反应是诉诸强烈的应对手段，她出现在社交场合就好像她的地位没有改变。
《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的作者一点儿也不同情米尔德里德，这个涂脂抹粉、身染性病的站街女，她不爱那个爱她的男人。《人性的枷锁》的写作完全站在菲利普的角度，米尔德里德只是这个充满苦难悲伤与胜利喜悦的故事的附属物，米尔德里德既不是(就像作品显示的，或者读者读到的)一个让人怜悯的角色，也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妓女。毛姆把她描写为一个非常冷漠和会算计的荡妇。
卡列宁认为安娜最终会后悔，所以表现得令人钦佩。他决定，他们的婚姻将继续下去，如果不是在实质上那就在形式上，他认为，时间会抚平所有的伤口。但是，由于安娜极度害怕失去沃伦斯基，因此她拒绝合作。她提醒自己，“卡列宁毁了我的生活有八年之久，毁了我生命中的一切。他一次也没有考虑过我是一个必须有爱有活力的女人……我尝试过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吗？当我不能爱我的丈夫时，我努力去爱沃伦斯基，爱我的儿子了吗？……上帝创造了我，所以我必须去爱，去生活。”沃伦斯基也和安娜一样深陷爱河，他同意安娜的话，尤其是当安娜刚刚告诉他，她怀上了他的孩子。
作为小说中的女主角，米尔德里德面临着通常人们都要面临的谋生选择。在她的世界坍塌之前，她的目标是婚姻；她认为婚姻会带给她体面和经济保障。当她发现自己未婚先孕时，她试图通过声称自己是米勒夫人来隐瞒她的困境——米勒是她婴儿父亲的名字。
尽管如此，安娜还是拒绝寻求可以使婚外情合法化的离婚，因为离婚后，法律会把对她儿子的单独监护权自动给她丈夫。与此同时，她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当多疑的丈夫质疑她时，她会用刺耳和极不明智的坦诚回答说她有情人。她补充说：“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讨厌你。”
米尔德里德还渴望拥有自己在浪漫小说中读到的浪漫爱情。当她认为她已经找到时——和米勒，甚至和格里菲斯时——她就忘记了婚姻做起了情妇。事实上，她拒绝了非常想和她结婚的菲利普，因为她发现他身体上的残疾使人反感。在他们支离破碎、十分难熬的关系中，他们从未发生过性关系。在米尔德里德做妓女和生病时只是想勾引他，因为他给她的钱比她当妓女挣来的钱要多。
而沃伦斯基的信条是，“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已婚女人，并以生命作赌注来引诱她通奸，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和安娜都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彼此燃烧的欲望。婚外恋在19世纪俄罗斯的贵族中并不少见，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但是安娜和沃伦斯基不满足于这种愉快安全的性插曲。相反，他们渴望的是狂恋、承诺、持久和社会认可。
作为米勒的情妇，米尔德里德被背叛、承诺婚姻然后又受骗成为情妇。(而做格里菲斯的情妇时，米尔德里德只被看作是周末的消遣，格里菲斯几乎不把她当回事。)这是一个经典案例，尤其是在她怀孕后被抛弃之时。作为菲利普的准情妇，抛开性不谈，她也同样是不自由的——受到他对她的爱以及贫困的束缚，而不是她对他的爱，如同米勒的例子。
不久，可爱的安娜遇到了阿列克谢·基里尔里奇·沃伦斯基伯爵，一名未婚军官。突然，她变成了以挑剔的眼光看待她的丈夫——比如看他的耳朵是招风耳——因为她做着爱上潇洒勇敢的沃伦斯基的白日梦。
《人性的枷锁》目前仍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劳动阶层情妇的经典小说。对于这个爱错了人，且在注定失败的人生道路上陷入一个又一个陷阱的女人，毛姆的描述是冷酷无情的。米尔德里德似乎缺乏能够弥补这些缺陷的品质，而作为她的衬托，菲利普是一个只顾自己的非正统主角。然而读者发现米尔德里德的故事很吸引人，尽管他们许多人肯定惊讶她为其出身和生长环境的过错付出的代价是否过大，还有毛姆——和菲利普对米尔德里德命运的冷淡无情是否令人不安和有点报复性。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发表于1877年的小说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文学史上最迷人和最悲惨的女性人物之一。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将场景设置在19世纪70年代的圣彼得堡，主要人物都是俄罗斯贵族。托尔斯泰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作为开场白，把读者带入斯蒂瓦痛苦和不安定的家庭生活。斯蒂瓦的妻子多丽，刚刚发现丈夫和孩子们的法语家庭女教师有染。斯蒂瓦的妹妹安娜赶快去调解，并成功补救了哥哥陷入困境的婚姻。安娜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恭谨顺从的妻子，卡列宁则是一位有权势的官员。
艾伦·奥兰斯卡11：无法逃离的世界
安娜·卡列尼娜9：挑战的代价
伊迪丝·沃顿精心创作的小说《纯真年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后20多年的纽约为背景，重点描述了一位与丈夫分开的女人和她表妹的未婚夫(后来成为表妹丈夫)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关系的发展和成形都受制于他们所属的纽约贵族社会，在这里，婚姻一般讲究门当户对，白头到老，并体现其成员社会秩序方面的价值观。这部小说还反映了沃顿的个人信仰，他用主角纽兰·阿切尔的口表达了自己的许多思考和结论。
大多数读者并不完全像波德莱尔那样为爱玛·包法利开脱罪名。他们既把爱玛看作无情贪婪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隐喻，又认为她的形象是对一个女人的真实描绘：这个女人颠覆了她所处的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两个她深爱的男人的情妇，但并未与之结婚，通过这种方式，她给自己从未得到满足的生活注入了最强烈的激情。
梅·韦兰是纽兰·阿切尔的完美新娘，当纽兰向她求婚而梅也接受时，两个家庭都感到非常欣喜。他们的订婚中只有一件事不太完美，就是恰逢梅的表姐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离开她不忠的欧洲丈夫返回纽约家中。但是在纽约上流社会，婚姻是天长地久的事情，艾伦不只是离开她的丈夫寻求离婚，据传闻她“还拐走了他的秘书”。这一谣言已经危及艾伦重新进入判断狭隘的纽约社交界。
爱玛不断寻求激情体验，对任何与心之爱无关的事情都没有耐心，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为此辩护说：“这个女人确实伟大，而且尤其值得怜悯。所有知识女性都应感谢福楼拜将妇女提升到如此高的水平——远离了纯粹的动物而非常接近理想的人——感谢福楼拜让爱玛分享了完美生命当中的现实与幻想。”8按照波德莱尔的理解，我们就不难理解爱玛为什么会很容易牺牲道德价值而成为罗道耳弗的情妇，并为相信这种关系会给她带来好处而高兴。
纽兰最初只关心这样做是否合乎体统——让他未来的妻子和出轨的表姐走得太近别人会怎么看。艾伦跑去亲自提醒纽兰，她和纽兰可是童年时期的朋友，这令他十分感动。艾伦是一个“瘦瘦的、疲倦的、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30岁)大一点的女人……她有一种神秘的美，坐在马车头上显得十分自信，大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她处事的风格更简单，不太关注时尚，比纽兰所认识的任何女人更独立。没过多久，纽兰心里承认，他深深地爱上了艾伦。
但是，正如福楼拜预料的那样，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读者从爱玛故事中所获得的，远大于爱玛不幸的结局。他们记住了爱玛对宗教、对情人的强烈激情，和对她丈夫的鄙视和厌恶。他们同情爱玛试图去爱笨手笨脚、心地善良的查尔斯，同情她在严苛的社会期望束缚下遭遇的不幸。
艾伦·奥兰斯卡不是他的第一次感情——他刚刚从和一名已婚女人的炽热恋情中恢复过来，这个女人爱他们那种秘密关系的戏剧性甚于爱他。虽然他喜欢和尊重梅，但他也没有疯狂爱上梅，他能预见到和梅在一起的婚姻和其他任何人的婚姻没有什么两样：“一种因无知和虚伪而结成的乏味婚姻，建立在物质和社会利益之上。”
这并非假设。当《包法利夫人》最初于1856年在《巴黎评论》上连载时，福楼拜和杂志因冒犯公共道德而被正式起诉。福楼拜辩称说，他的小说通过让罪人自食恶果来坚持道德标准，爱玛之死就是证据。最终，他在法庭上取得了胜利。
但是，纽兰与前情妇和未婚妻的关系丝毫不妨碍他的这一观念：“对男人而言，他们所爱和尊重的女人与他们欣赏、怜悯的女人，有着天壤之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于婚外恋，纽兰认为男人是愚蠢的，女人是罪恶的。
但是谁来关注道德？难道爱玛的谎言、欺骗和令人费解的计划，以及她惊喜地叫喊“我有一个情人”，这些不道德的情感表达标志着她是一个不顾社会原则和宗教理想的荡妇吗？难道她可怕的旷日持久的自杀不是对一个性罪人的惩罚吗？这肯定是福楼拜的真实想法，即使他把爱玛的毁灭描写成由于财务崩溃。爱玛最珍视的就是爱情，四年做罗道耳弗的情妇，后来做赖昂的情妇。在这种局面下，宠爱她的(如果乏味的话)丈夫、无可指责的女儿、她的婚姻、她的母性，都算不了什么。福楼拜(他在这部小说漫长的创作期间与自己的情妇路易丝·科莱特分手)让爱玛死去，而非让她孤独地活着，就救赎出了自己免于人们这样的指控：宽恕爱玛的不道德行为，暗示一个不贞的情妇有权茁壮成长。
艾伦的到来让纽兰对所有这些观念提出质疑。梅的家人也拉他一同说服艾伦不要寻求离婚，尽管离婚是合法的，但却与纽约的社会习俗相悖。在艾伦同意他的论证后，纽兰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给她带来了危害，因为这样中断了她通过再婚使爱情合法化的任何机会，因此也使她容易受到那些被她的魅力和无保护状态所吸引的男人的伤害。当有人为她的命运担忧时，纽兰希望他可以回答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即确保艾伦成为某人的“情妇而非某位体面人士的妻子”。
爱玛被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意识到自己社会角色的人。她愤愤不平地意识到，她的性别注定了她的生活只能局限于家庭和丈夫，但是她错误地假设婚姻是她所读的书中描述的浪漫爱情的发源地，而且会永远让她着迷。当从这种幻想中醒悟过来时，爱玛寻求其他途径——也用其他男人来满足自己。
与此同时，纽兰对自己对艾伦爱情之强烈感到很害怕，他竭力说服梅缩短他们的订婚时间，以便早日结婚，从而把艾伦赶出他的脑海。梅最初表示反对。她说她已准确猜到，纽兰试图隐瞒他已爱上应该忘掉的某个不适合的人，但是她错以为这个人是他的前情妇。对于她没有怀疑艾伦，而且他能使她确信她的看法错误，纽兰大松了一口气。
爱玛看到的是一个被糟践的形象：美貌被糟践在不值得去爱的情人身上；妇道被糟践在迟钝的丈夫身上；母爱被糟践在注定会与她一样受到命运折磨的女儿身上；一颗浪漫的心却无法满足；澎湃的情感却没有出口；猛烈的激情与她注定要生活其中的闭塞落后的外省地方格格不入。
当纽兰向艾伦宣布他的爱——“如果条件对我俩都允许的话，你是我愿意结婚的女人”——艾伦则怒气冲冲地回答说，他逼迫她放弃离婚诉讼，已使他俩结婚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为了梅和你，我的家将成为你的家，我做了你让我做的事，以及你向我证明是我应该做的那些事，”她悻悻地提醒他。纽兰感到无比震惊，他决定向梅坦白他的感情，取消他们的订婚以便他能和艾伦在一起。
她最后恳求多年未见的罗道耳弗，他也拒绝了她。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她知道她和查尔斯完蛋了。她吞下了砒霜，然后宁愿忍受痛苦的死亡，也不愿说出毒药的名字让查尔斯找来解药。当她快死时，她看见在丈夫眼中有一种“她永远搞不懂的爱”。爱玛要来镜子，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痛哭流涕。
但为时已晚!一封电报宣布梅的家人已经同意加快他们的结婚进程，预计婚礼只有几周时间了。纽兰对其社会的价值观和需要的尊重迫使他必须履行婚约与梅结婚。他依靠沉浸在幻想之中来忍受婚礼。后来，他觉得他无法“把一个丝毫不觉得自己不自由的妻子解放出来”，在他的眼中，她就像她的(也像他的)妈妈一样。因此，他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迫不得已结了婚。
与此同时，那个商人给她打电话索要高昂的货款。带着狂乱和愤怒，爱玛尝试到处借钱来缓急。她甚至敦促赖昂贪污公款来救她，但被他拒绝了。当一个富有的公证员试图用钱换她的性服务时，她气愤地予以拒绝。“我很可怜，但我不卖身!”她哭了。
纽兰越来越渴望得到艾伦。她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她的丈夫恳求她回家做临时的主妇，而不是真正的妻子，作为回报，他会把她的嫁妆还给她。艾伦自豪且坚定地予以拒绝。当纽兰和她再次相遇时，他告诉她，正如他影响她的生活一样，她也通过力劝他和梅结婚避免家庭破裂从而影响了他的生活。“你让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同时你又让我继续过虚伪的生活，”他指责她说，“这是人不能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
但是爱玛和罗道耳弗一样，是难以在爱中长相厮守的人。由于害怕爱的缺失，她更猛烈地投入到这种关系中。她显示出性的贪婪，一边脱光自己的衣服，一边赤身裸体颤抖着紧贴赖昂的身体。她的热情、专注和占有欲使他感到惊恐。他的老板提醒他离她远点。总之，他们的爱开始衰竭。即使是爱玛现在也感觉到，通奸和婚姻一样乏味。
纽兰现在是如此深爱着艾伦，以至于他甚至考虑离开妻子。他想不计任何条件地得到艾伦，包括使她成为他的情妇。家人们知道了他的感情，让艾伦远离他。他们迫使她接受奥兰斯卡的提议，甚至中止她的零用钱让她挨饿来逼她就范。
爱玛有时担心赖昂会与她断绝关系而与其他人结婚。尽管她很幸福，但她仍梦想着逃到巴黎。因为从未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所以她从那个商人那里买了很多东西，并要求和赖昂共度更多的时间。尽管赖昂的老板抱怨，她仍打电话把赖昂从办公室叫走。赖昂深受诱惑而无法拒绝。事实上，“他正变成她的情夫，远远超乎她自己的欲望。她的甜言蜜语和她深情的吻让他神魂颠倒。她堕落得这样深，这样会掩饰，几乎让人难以理解：她是在哪儿学到这一点的呢？”
尽管艾伦陷入到非常艰难的境地，她仍拒绝接受奥兰斯卡的提议。家族的一个女家长因为特别喜欢她，就恢复了她的零用钱。纽兰把她找来，再次向她表明他的爱：“每回你都带给我全新的感受。”
爱玛感到又有了奔头。赖昂毫无保留地爱着她。爱玛像以前一样完全投入到这场恋情中。她迫使查尔斯让她每周去上钢琴课，以此来掩盖她与赖昂在他们称为“永远的家”的宾馆房间的约会。他很喜欢她——难道她不是一位高雅脱俗的“‘已婚’女士吗？简言之，难道她不符合一个情妇应有的一切标准吗？”
“这是你的想法吗？你认为我应该以情妇的身份跟你住在一起——因为我不能成为你的妻子吗？”她怀疑地说。
对于罗道耳弗的背叛，爱玛的痛苦可想而知，而且她必须默默忍受。她在宗教寻找慰藉，梦想成为一个圣人。她还致力于慈善活动。在查尔斯期望可能会提起她兴致的《吕西·德·拉麦穆尔》(一出意大利歌剧，根据司各特小说《拉麦穆尔的新娘》改编)的演出中，包法利夫妇碰见了赖昂，赖昂已经完成了学业，现在一家事务所工作。
纽兰的回答是衷心的：“我想以某种方式和你一起逃到一个远离任何束缚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只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彼此是对方的一切，其他任何事都不重要。”但是艾伦知道，不存在这样的世界，那些认为他们已经找到这样世界的人会发现，“这和他们离开的世界没有一点不同，只是更小，更肮脏，更杂乱”。
四年过去了，爱玛的不安日益加深。最后她恳求罗道耳弗和她一起私奔到另一个国家。“你是我的一切，”她大声叫嚷，“而我会是你的，我会是你的家人，你的国家。我会照顾你，我爱你。”因为震惊于她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渴求和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罗道耳弗假装同意她的计划，但私下却做出秘密的安排要离开她。“但她无疑是一个漂亮的情妇!”他提醒自己说。为了追回一点对她的印象，他在保存前情妇信物的盒子里翻找了一通，却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想起这些信物的由来。然后他坐下来给爱玛写告别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写道，“不过迟早有一天，不用说，这种热情(人间的事注定是这样的)要冷却的!”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签下了“你的朋友”的落款。
此后不久，纽兰突然有了顿悟，他的婚姻使自己变得麻木，他要放弃婚姻，追随艾伦去欧洲，在那里他们将一直在一起。尽管他未对任何人透露这一想法，但他的整个“宗族”已经料想到了他的秘密。更糟糕的是，几个月来他们全都相信艾伦已经是他的情妇。为了保护他们的世界，“这些人怕丑闻甚于疾病，他们视体面高于勇气，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当众吵闹更没教养了”——所以，他们再次采取了行动。
爱玛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经营自己可笑婚姻之外的浪漫关系，一种拜占庭式的混乱关系。这不仅要付出情感代价，还要付出道德代价。她还与一个奸诈商人做交易，这个人为她提供所有的物质需求——给她提供华丽的服装和配饰，给她的情人提供(不需要的)礼物和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她开始负债。为了满足自己对奢华生活和舒适的要求，她还有意挥霍查尔斯继承的遗产，丝毫也没有感到良心不安。爱玛获得了这些她想象中幸福的标志，却并未感受到幸福。
他们的方案很简单。梅告诉艾伦她怀孕了，这会确保让艾伦自愿回到欧洲。当梅的怀孕很快得到证实后，纽兰深知自己已为生活所困，艾伦再也无法接近他了。
事实上，她越爱罗道耳弗，就越厌恶查尔斯。在爱玛看来，罗道耳弗的身体有力但不粗野，他能做出冷静的判断，他热情似火。由于深爱着他，爱玛让自己时常保持着优雅性感，“一个情妇在等着一名王子”。
《纯真年代》与其说讲的是关于一个差点成为情妇的女人的故事，不如说讲的是情妇是什么样，哪种女人可能成为情妇，社会——具体而言是19世纪纽约的贵族社会——是怎样认识和对待情妇的，以及这同一个社会，包养情妇的男人怎样因为包养情妇而尽力讨好受委屈的妻子——尽管就包养情妇而言，单身男子是被宽恕的，而已婚男人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她的浪漫幻想的失去使她伤心。在她生命的每个阶段，“在她作为处女、妻子和情妇时”，她的梦想都被击粉碎。她尝试使查尔斯变成一个著名的(富裕和受人尊敬的)医生来尽力恢复他们的婚姻。她鼓励他做雄心勃勃的、棘手的手术——矫正马蹄内翻足。他非常拙劣的手术激怒了爱玛，促使她再次狂热地重回罗道耳弗的怀抱。
沃顿的描写手法巧妙又富有说服力。主人公纽兰讨人喜欢又富有同情心，经常思考社会的价值体系是怎样的，又是由谁来运行的。他的分析没有引发任何类似抗争这样的事情，而是加深了他对艾伦的爱，也加深了他和梅在一起生活的受罪感，这促使他去质疑他的同龄人和他们的价值观。起初纽兰想了任何可以得到她的办法，明显的办法是使她成为他的情妇。不久，他发现这个似乎太俗气的想法对如此深的感情来说似乎太过廉价，而且他越来越知道外遇就像纸包不住火，最终人人都会知道。他真正想要的是一种互相忠诚的关系，但这只有他和她都没有结婚才能成功。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他和艾伦都各自离婚，或者私奔到宽容、不那么爱管闲事的欧洲。
然而爱玛无法维持她最初的疯狂幸福。她喜欢顺便拜访罗道耳弗，直到有一天罗道耳弗警告她她在冒着声誉受损的风险。爱玛不为所动。她使他们的恋情变得更猛烈，而且如此多情地说话，以至于罗道耳弗开始感到厌倦。
在小说的结尾，当纽兰觉得他不属于他所处的社会并竭力挣脱束缚他的缰绳时，由他自己的妻子所率领的一帮亲戚运用策略击败了他和艾伦。为了回报他和艾伦接受失败，家人原谅了他们并欢迎他们回归家庭。尽管其价值观值得怀疑，其阵地也被包围，纯真年代——包括其情妇的规则——仍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随后，爱玛高兴地反复说道：“我有情人了!我有情人了!”最终她成了情妇，这是她自修道院岁月以来一直阅读的引人兴趣的人物之一。如此长时期压抑的爱，快乐而又炽热地喷涌而出。她没有懊悔、没有焦虑、没有痛苦地充分享受着，并细细品尝。
拉拉12：绝望岁月里的永恒之爱
勾引爱玛与罗道耳弗想象的一样容易。他对她道义上的反对置之不理，而是严肃地宣称修道院是个枯燥乏味的地方，以此来漠视她道德上的反对，并用永恒道德的美丽来做对比——他把这种道德称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激情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稍后，“她放弃了反抗，哭泣着挡住自己的脸，带着止不住的颤栗将自己交给了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混乱中，一场经典和苦涩的婚外恋，在已婚的日瓦戈医生(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和他的情妇拉瑞萨即拉拉之间展开。尤里·日瓦戈是一名医生，他对俄罗斯社会秩序的诊断使他深深地同情革命运动。在还是学生时，他和拉拉的人生之路就有交叉。和他相比，拉拉的出身背景非常不同，从小在贫困和匮乏中长大。当他们长大成人相遇时，尤里已经与他童年时期的心上人托尼娅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拉拉是一名护士，一直寻找她的丈夫巴夏·安季波夫，而巴夏是一名失踪的革命军领袖。
赖昂为了完成学业搬走了。不久，爱玛吸引了罗道耳弗·布朗热爱慕的眼神。这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和经验丰富的放荡男人。他认为，爱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急切盼望爱情，就像厨房餐桌上渴望喝水的鲤鱼”。罗道耳弗肯定自己能诱使她上床，使她做他的情妇。但是，“我以后怎么摆脱她呢？”他自言自语道。
拉拉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令她十分痛苦，同时也困扰着她的婚姻。16岁时，她已出落成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和深灰色眼睛的美女，她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诱奸了她。她为一个英俊富有的年长男人对她有如此热情而受宠若惊，认为自己不管怎样都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出自法国小说的女人”，因此成了科马罗夫斯基的情妇。
最后，为了应付爱玛的交替郁闷和歇斯底里，查尔斯将家搬到另一个城镇。爱玛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儿贝尔特。在爱玛将贝尔特送去和奶妈同住时，她开始与一个年轻牧师赖昂眉来眼去。
拉拉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迷恋很快成为过去，但是抑郁和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内疚、对母亲的背叛的恐惧继续控制着她，她想做的一切就是睡觉。她认为科马罗夫斯基是“她生活的诅咒”，她已变成了“他的生活奴隶”。她问自己：“他是怎样征服了她？怎样迫使她服从？她为什么投降了？为什么她要用自己颤抖的掩饰不住的羞愧来满足他的愿望，使他高兴呢？”
爱玛的不满日益增长。她买了巴黎的地图做起白日梦来。她渴望旅行，渴望重返修道院，渴望在巴黎生也在巴黎死。爱玛如此渴望陪伴，以至于“壁炉中的木柴和钟表上的钟摆”似乎都可能是知己。她向她的意大利灰狗吐露心事。
尤里·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是他作为医科学生给拉拉母亲看病时，她母亲刚刚从自杀中被抢救回来。此后不久，拉拉做出重大决定：摆脱这种可怜的生活，成为一位朋友妹妹的住家女家庭教师。
乡村的日常生活使查尔斯陶醉，却使爱玛感到厌烦和沮丧。她寻思着要是他们能旅行到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那地方因为有柠檬树和瀑布——或者雪山，或者是忧郁的荒野而变得多姿多彩——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燃烧起如火的爱情。她认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迸发炽热的爱。爱玛尝试在月光下背诵爱情诗，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拉拉的新生活很愉快。她的雇主善良、慷慨，她继续修读大学学业。她还发现了她生活的目标，“就是解开大地非凡的美妙之谜，并叫出所有的事物的名称”。她决定去拜访科马罗夫斯基，要求他为她这么多年和他在一起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靠着这些钱她可以辞职并独立生活。她带着他哥哥的左轮手枪，如果科马罗夫斯基拒绝她，她打算毙了他。
从一开始，婚姻就使爱玛失望。她期望遇上她所读过的书上那种浪漫的爱情，尽管查尔斯深深地爱她，但是离她梦想的男人仍差得很远。这包括性生活方面，尽管新婚之夜查尔斯充满了快乐，但甚至失去童贞她都无动于衷。
拉拉在一个大型晚会上找到了科马罗夫斯基，她径直走了进去。当作为来宾的尤里·日瓦戈看到她时，她没有击中科马罗夫斯基，却击中了晚会的主办者。主办者吓得目瞪口呆，但只是受了轻伤。“又是这个女孩!”尤里大叫，“而且又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
几年后，爱玛离开了修道院，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查尔斯·包法利，他是一名医生，不幸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寡妇。查尔斯被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女人迷住了，爱玛深褐色的眼睛大胆地抓住了他的眼神。她拥有乌黑发亮的头发和日后也会迷倒其他男人的身材。他迅速地爱上了爱玛。他的坏脾气、嫉妒的妻子死了，爱玛和她的父亲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求婚。
如果拉拉交由法院审理，那肯定会导致丑闻传扬，科马罗夫斯基为此大为光火，因此，他运用自己作为检察官的影响，使她免受谋杀未遂的起诉。拉拉仍拒绝向她钟爱的未婚夫巴夏承认她和科马罗夫斯基的关系，只告诉他自己是个坏女人，配不上他。
在小说中，13岁的爱玛·包法利——一个富裕的农场主的女儿，进入了显著塑造其人生观的修道院。爱玛喜欢修道院的神秘、戏剧和各种标志。她酷爱彩色玻璃的辉煌和具有类似情色意味的隐喻，比如把基督比喻为新郎，深爱祭祀时所用的香和祭坛上的花朵。她还深受修道院一位老洗衣女工的影响，这个女洗衣工是一位因法国大革命而破产的前贵族，她给学生们唱18世纪的爱情歌曲，与他们闲聊她在宫廷中的生活，并借给他们关于爱情和艳遇、情妇及其情人的禁书。“破碎的心，誓言，抽泣，眼泪和亲吻，月光下的小船，灌木丛中的夜莺，”爱玛尤其被故事中英勇的贵族所感动，“所有的贵族都像狮子一样勇敢，像羔羊一样温柔，非常非常善良，衣服总是很漂亮，而且在任何场合都不吝惜眼泪。”爱玛同样非常尊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他的情妇拉瓦莉埃(Louise de La Vallière)以及埃洛伊丝(Héloise)——12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Abélard)的情妇。
尽管如此，她还是和巴夏结了婚，并搬到了一个外省城市，他们在那里教书并有了一个女儿卡坦卡。随后，巴夏因受爱国主义驱使，同时也因对他们的关系感到困惑，他应征入伍。在好几个月没有他的消息后，拉拉申请取得了护士资格，并被分配到医院列车工作。她打算寻找她的丈夫。大约在同一时间，尤里·日瓦戈应召成为一名军医。
几年以后，古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于1857年出版，该书以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诺曼底为背景，女主角爱玛·包法利也加入到海丝特·白兰之列，成为另一个出轨的既是妻子又是情妇的文学典型。和海丝特一样，爱玛非常性感，以至于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将她列为可能是“所有小说人物中最富于肉感的女人”6。在一次写作会议后，福楼拜给他的情妇路易丝·科莱特(LouiseColet)写信，说他“如此神魂颠倒，大声咆哮，对我的小包法利的经历堪称感同身受……(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发生过太多次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一样(请原谅我的这一表述)——这种感觉就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倦怠”7。
尤里和拉拉在军队医院再次相遇，她刚刚得到了一个错误通知，说巴夏在战事中阵亡。她和尤里彼此深深吸引，尽管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性的接触。实际上，尤里努力地不去爱她。但是，拉拉和日瓦戈医生是灵魂伴侣，一种难以抗拒的强烈的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爱玛·包法利5：现实和幻想的毁灭之路
他们还是分开了，尤里回到莫斯科他的妻儿身边。那里的生活非常贫困，随时都有可能饿死。最后，尤里听从他妻子的恳求，去到乡间别墅寻求避难，在那里他们可以种点蔬菜，躲避战争。
海丝特·白兰是性欲的化身，但是一点也不堕落。她把自己交给其他男人而不是其丈夫，因为她把爱看得比责任更重。尽管受到了社会的谴责和严厉的惩罚，但她从不后悔她的决定。正如19世纪的评论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Trollope)指出的那样，“尽管有着深深的罪恶，但她的爱没有一丁点下流。”4海丝特的通奸是深爱的结果，她的高贵、坚韧与思想封闭的清教徒社会的报复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她的情妇角色在道德上是模棱两可的。最终她失去了她的情人，但没有失去他的爱，并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尊重，以至于成为其他不幸女人的守护天使。
非常巧合的是，日瓦戈医生的新住所正好在拉拉和巴夏所住的城镇外边，拉拉已经回到了那里。在这里，她和尤里第一次看见对方是在图书馆，继而，尤里去她家找到她。他们见面之后所点燃的浪漫爱情，后来以文学和电影的形式感动了无数人。
所以《红字》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矛盾的教训：一方面，私通，无论促使其发生的环境多么值得怜悯，都是错误的，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另一方面，私通可能比法律甚至婚姻还光荣伟大；善恶很少像通常被描绘的那样势不两立，而很可能是彼此支持互相存在。难怪妇女们都溜到海丝特的小屋听取对她们外遇的建议——有谁比她更能理解和指导她们呢？
此时，拉拉已经知道巴夏根本没有死，但他用了一个假名，并摇身一变当上了革命领导人。在爱上日瓦戈医生并跟他上床后，拉拉背叛了她的丈夫，正如尤里背叛托尼娅一样。尤里开始与拉拉过夜，他向托尼娅撒谎，不告诉她他真正的去处。他的内疚和他的痴迷成正比。他决定向托尼娅坦白一切，与拉拉一刀两断。但是在他真正这么做之前，却被红军抓住被迫充当其战地军医。
令人惊奇的是，霍桑允许海丝特抚养她的私生女，尽管从剧情发展和真实性来说，作者促使她向权威人士恳求，但这些权威人士却认为她是位不称职的母亲，并且不让她带走小珠儿。丁梅斯代尔的及时干预挽救了局面，海丝特永远不会再有失去女儿的危险了。
几年后，日瓦戈脱逃回来，发现托尼娅和他的家人已逃回莫斯科。但拉拉仍然在那儿，于是他搬过去与她和卡坦卡住在一起。他们重新恢复了恋情，尽管一想起托尼娅他就会苦恼。但他突然明白拉拉对他的重要性。“你无法与生命和存在沟通，但她是生命与存在的代表，难以言喻的生存原则通过她来表达就变得可以沟通了。”
但读者肯定从海丝特的故事中获得了更多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钦佩海丝特如何为了一个她爱也爱她至死的男人的益处而忍受无尽的苦难。读者可能私下认为，浪漫的爱和性是永恒的，其牢固性和长久性是女人用来确认它的依据。找个情人、成为情妇都是有罪的、错误的。与此同时，真爱有其自身的规则，即使社会将其他更严厉的规则横加其上，也不能改变其原有的轨道。阅读《红字》的每一页，读者都会被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燃烧的激情所打动，当然也包括联结他们的肉体和情色之爱。
拉拉和尤里的爱是伟大的，帕斯捷尔纳克写道：“对他们来说……激情来临的时刻也是他们发现生命意义的时刻，也是他们对自己、对生活都有源源不断新发现的时刻。”尽管拉拉成熟后更清楚是科马罗夫斯基在诱惑她，但她仍为和科马罗夫斯基的过去而伤怀。“我心如碎片，我整个人生都破碎了。我太早就发现了生活的丑恶，我是被迫发现的，被迫从最坏的一面看它——看到的是损人利己和扭曲的生活——通过一个自满的年老的寄生虫的视角，这个人为所欲为，什么都要利用。”
“作为一种伟大的道德教育，这部小说超出了所有反对罪的布道的影响……《红字》的意义就在于此，”《波士顿晚报》在1850年3月热情地评论道。3但是，霍桑同时代的人从他这部劝诫性畅销书中学到了什么呢？在他们那个时代，当浪漫的爱情日益作为婚姻的动机而受到重视时，霍桑把海丝特写得特别美丽，而与她匹配的丈夫却是丑陋畸形、令人厌恶，他让她待在充满敌意的他乡，放任不管。即便如此，当她和年轻的牧师抵挡不住激情的诱惑时，她受到的惩罚也必然是终身的。
尤里用他痛苦不已的爱的宣言回应说：“我嫉妒你的盥洗用品，嫉妒你皮肤上的汗珠，嫉妒你呼吸的空气中的病菌，它们可以进入你的血液毒害你。我嫉妒科马罗夫斯基，好像他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我无法说得更清楚。我爱你，疯狂，非理性，无限。”
海丝特活到很老才去世。人们把她和丁梅斯代尔合葬在一起，共立了一个墓碑，尽管她的尸体与他的稍稍拉开了距离，“仿佛两位长眠者的骨骼无权相混”。即便是身后，他们也为生活严格的规条所制约。
一天，尤里接到了托尼娅的一封分手信，她被从俄罗斯驱逐到了巴黎。她全心全意地爱他，她悲伤地写道，但是却知道他不爱她。她很欣赏和尊重拉拉，她在尤里参战离开时见过拉拉。“我必须诚实地承认她是个好人，”托尼娅继续写道，“但是我不想成为一个伪君子，她和我正好相反。我生来就是为了让生活简单，为了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她却是使事情复杂，把水搅浑。”
丁梅斯代尔死了，齐灵渥斯很快也随他而去。海丝特成了殖民地的智慧女人。她向那些人许诺说，在未来的人间天堂，男人和女人会陶醉在基于“共同的幸福”而建立的关系中。
战争和席卷一切的革命使形势更加混乱。拉拉和尤里得知他们都有被逮捕的风险，所以他们逃到了尤里被抓后托尼娅放弃的乡间寓所。“我们的日子真的不多了，”尤里宣称，“让我们告别生活吧，在我们分开前最后一次在一起，我们要告别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告别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告别我们所梦想的生活方式，告别我们的良知要我们去做的事，告别我们的希望，彼此告别……在战争和动荡的天空下，你站在我生命的尽头是不无道理的，我的隐蔽的禁忌天使。”
在清教徒们的目光中，丁梅斯代尔亲吻了他的女儿，和海丝特说再见。“我们难道不能再相会了吗？”她低声说，“我们难道不能在一起度过我们永恒的生命吗？确确实实，我们已经用这一切悲苦彼此救赎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田园诗般的电影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拉拉和尤里进入一个旧宅邸中，那是一个有冬日光辉和闪闪发光的冰柱的仙境，在那里尤里写诗，拉拉收拾屋子，分享他创作的快乐。其实，帕斯捷尔纳克原创小说中的这对情人被忧虑和恐惧压得透不过气来。拉拉痛苦是因为她感到他们的爱“有点幼稚，放纵，不负责任。有任性和破坏性的成分，对家庭幸福是不利的，这种爱……你难道不知道”。她一边展臂搂住尤里的脖子，一边补充说：“上帝给了你翅膀，你可以展翅飞到云层之上，但我是一个女人，我的翅膀只能贴近地面庇护我的孩子们。”
但是齐灵渥斯发现并挫败了他妻子的计谋，她生病的同谋经过这一最新的打击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在小说的大结局中，丁梅斯代尔登上了声名狼藉的绞刑台，海丝特和他们的女儿小珠儿陪着他。通过这最后和迟来的向清教徒法院的自首，丁梅斯代尔挫败了齐灵渥斯对他的威胁。“即使寻遍全世界，”懊丧的齐灵渥斯抱怨道，“除去这座刑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解脱。”
在第十三天，科马罗夫斯基奋力穿过冰天雪地，说服他们他可以拯救拉拉，并把她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尤里同意了，并表示他很快会和他们会合。他看着拉拉离开，吞咽着他的痛苦，“就好像一块苹果卡住了我的喉咙”，然后他回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写诗当中：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海丝特附和道，“我们的所作所为本身是一种神圣的奉献。我们是这样感觉的，我们对彼此也是这样说的!”说完这一番清晰表明他们之间有着强烈的性关系的话后，海丝特说服丁梅斯代尔和她一起逃到欧洲，摆脱罗杰·齐灵渥斯对他恶毒的戏弄和报复。“未来还是充满尝试和成功的机会。还有幸福等待你去享有!还有好事要你去做!”在为未来的共同生活做准备时，海丝特扯掉了她的红字。
和多年的永恒说再见
一天，海丝特在森林中碰到了丁梅斯代尔。他告诉她，他对自己的罪孽感到绝望，他还表明她的红字不啻是一种慰藉，不像他心里的秘密让人羞愧。海丝特回答说，他的羞愧也不完全是个秘密，因为有个人知道他们曾经是恋人，而且现在就和丁梅斯代尔住在一起。丁梅斯代尔被吓坏了。“那个老家伙的复仇心比我的罪过更见不得人，”他愤愤地说，“他阴险地凌辱了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心灵。你和我，海丝特，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让我们现在分别吧
与此同时，齐灵渥斯确定有病且独身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是海丝特的情人。“这个人，尽管他看来极其高尚神圣，但从他父亲或母亲身上继承了一种强烈的兽性，”他沉思自语道，“让我们沿着这一矿脉再向前掘进一点吧。”因为海丝特无力阻止他，齐灵渥斯假装关心丁梅斯代尔的健康，并搬去和他同住，成为他的主治医生。
你向堕落的深渊发出挑战
像大多数堕落的妇女一样，海丝特最大的软肋是她的孩子。正如身为清教徒的公民们所辩论的那样，像她这样的罪人能被允许抚养她的小珠儿吗？海丝特发狂地向丁梅斯代尔牧师呼吁，牧师代表她向殖民地当局求情。小珠儿仍然与她母亲住在一起。
我是你考验的舞台
七年后，海丝特被从监狱释放，对其不被世间容许的爱情仍全无悔改之意。她甚至梦想“与情人结婚”。后来，海丝特成了殖民地最受欢迎的女裁缝。她还向穷人捐赠食品和衣物，安慰受苦和贫困的妇女。
十几年后，尤里因患心脏病死去。拉拉参加了他的葬礼，她非常悲伤和痛苦地缅怀往事：尤里和巴夏都死了，而科马罗夫斯基——“是早应该被弄死的人，我试图杀死他却失手了……那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家伙还活着，他把我的生活变成我无法先知的一团糟(他却还活着)……同我亲近的人、我所需要的人都走了。”
尽管她丈夫表示谅解，但海丝特拒绝了他的说出其隐蔽情人的请求，齐灵渥斯发誓要搜寻他的下落，大概是想揭穿这个奸夫的真面目并起诉他。与此同时，齐灵渥斯要海丝特发誓不说出他本人的身份。
离开尤里后拉拉的生活苦不堪言，她对着尤里的棺材喃喃低语，但她没给他一一点算，因为“每次想到我的那一段生活，都使我觉得毛骨悚然”。几天后，拉拉在大街上被逮捕，消失在一个战俘营中，此后再也没有出现。
齐灵渥斯表示同意，但解释他是如何渴望点燃她爱情的火花。她承认她背叛了他，和另一个男人好上了。齐灵渥斯说：“是我先委屈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同我这朽木错误地、不自然地嫁接在一起，从而断送了你……在你和我中间，天平保持了相当的平衡。”
这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是帕斯捷尔纳克借以描述俄罗斯早期革命岁月的思想困惑和社会乱象的一面镜子。这本小说本该名为《尤里和拉拉》，因为《日瓦戈医生》是讲拉拉的故事，也是讲尤里的故事。对拉拉来说，从童年和依靠情人生活的不称职母亲在一起生活开始，情妇身份就是生活中一个残酷的现实。她被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勾引，最初那个情人对她的吸引力使她卷入到欺骗母亲的行动中。这件事也使她自己感到非常羞耻。作为尤里的情人，拉拉的内疚感不那么重，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对尤里的爱使她弄清了关于自己生命的意义。
海丝特插嘴说：“我一向对你很坦率。我没有感受到爱情，我也不想装假。”
某种程度上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政治寓言。与此同时，尤里和拉拉强烈和悲伤的爱，以及那些流传至今的令人心痛的诗歌，都超越了当时凄凉的背景；感情炽烈的日瓦戈医生和其感情细腻的情妇也成为文学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情人。他们的爱情既汹涌澎湃，又温柔甜蜜；既动荡不稳，又令人欣慰。即使最终分开，他们的感情也从来没有减弱。尤里的诗，也见证着他强烈的喜悦和痛苦，并成为它们的纪念碑。
齐灵渥斯责备了海丝特，但声明在她的悲剧中自己也有份，她现在的情况不算什么。他宣称：“从我们新婚燕尔，一起走出那古老教堂的门坊的那一刻起，我就应该看到：在我们道路的尽头燃着红字的熊熊烈火!”
萨拉·迈尔斯13：对情人的爱与对上帝的爱
示众之后，海丝特被送回监狱。小珠儿生病时，监狱方面叫来了一个医生。他就是罗杰·齐灵渥斯，这个驼背男人就是她不爱的丈夫，海丝特早先在人群中已认出了他。他最终跟着她来到了新大陆。
《爱到尽头》出版于1951年，是以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战时伦敦为背景，那时，空袭和防空洞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在格雷厄姆·格林的笔下，小说主人公萨拉·迈尔斯和莫里斯·班得瑞克斯之间的婚外恋，永远也无法超越罪的煎熬和负疚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信仰天主教的作家，格林在萨拉和莫里斯热烈的性爱旁边，还创作了另一条寻找神圣之爱的平行线——就是在萨拉试图理解她对痛苦和持不可知论的莫里斯的爱时揭示给她的某些东西。
女性看客们既愤怒又充满报复心。“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最丑和最残忍的女舍监们狂怒地说。阿瑟·丁梅斯代尔牧师恳求海丝特“说出犯罪同伙和难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说的!”海丝特喊道，“但愿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一个女人的心胸是多么坚强和宽阔啊!”丁梅斯代尔牧师敬畏地惊呼道。
萨拉是高级公务员亨利善解人意的妻子。当她第一次遇到莫里斯时，他正在对公务员的日常习惯进行研究。他们很快、切切实实地坠入爱河并上了床，但很快他们发现，对彼此的激情与对以前爱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就萨拉而言，说的就是亨利。但是莫里斯不像其大方的情妇那样，他对萨拉滋生了强迫性的嫉妒，而这逐渐损害了他们的关系。
除了在绞刑架下公开示众，法官还下令：在海丝特的余生中，她必须在胸口佩戴“A”字(通奸adultery的首字母大写)，作为她犯罪的一个不变的象征。但海丝特使他们泄气：她现在戴着一个令人震惊的猩红色的“A”字，绣得非常华丽，似乎是要把她与其他人区分开，而非象征着她的耻辱。
事实上，让莫里斯既困惑又仇恨的嫉妒，和爱一样在他们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我总把嫉妒视为真爱的象征，”在萨拉与莫里斯绝交后，莫里斯雇用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萨拉。“我的职业就是去想象，靠形象思维。”莫里斯后来回忆说：“一天有五十次，晚上我一醒来，大幕会拉起，戏剧就会开始：总是同一部戏，萨拉在做爱，萨拉和某人……萨拉以她特殊的方式在亲吻，在性爱中弯着腰，发出听起来像是很痛苦的叫喊，萨拉被抛弃。”萨拉知道他的警觉和怀疑。她在日记中倾吐心事：“有时，为了向他说明白我爱他、永远爱他，我感到精疲力竭。他像律师一样抓住我的话把，歪曲我的话。”
海丝特在这本书中被描述得非常美丽。她个子高挑，曲线动人，头发又黑又密，“非常有光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典雅大方，是一个似乎不屈服于困境的端庄女人。在心怀不满的乡亲们的注视下，海丝特抱着她的女儿小珠儿走上了绞刑台，但是她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被判站三个小时，这成了她一生的耻辱。
尽管萨拉心怀担忧，莫里斯不断发出嘲笑挑起争吵，这段私情还是持续了五年。1944年的一天，当空袭开始时，他们正一起待在莫里斯的住所。莫里斯冲到避难的地下室，要看它是否适合萨拉使用。当他刚走到楼梯平台时，一颗炸弹在空中爆炸，莫里斯被击倒在前门下面，失去了意识。仍然光着身子的萨拉发现他躺在那里，显然是死了。
《红字》的开场是海丝特走出殖民地监狱，她因犯通奸罪被关了进去。海丝特是一个英国移民，她的丈夫还没有来美国和她生活在一起。海丝特的怀孕和她刚出生的女儿证明她有婚外情。更糟糕的是，她坚决拒绝说出情人的名字。
萨拉既害怕又悔恨，她跪在地上结结巴巴地祈祷。首先，她请求上帝使她能相信上帝，并把她的长长的手指甲刺进自己的手心(复制基督在蒙难地的伤口)以使她感到疼痛。然后，她和上帝讨价还价。让莫里斯复活吧，她恳求道，我会永远放弃他，这都是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不久，莫里斯恢复了意识，挣扎着回到他的房间，他发现萨拉仍然跪着。他那时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恋情的终结。
自从1850年成为美国文学的人物画廊，清教徒的背叛者海丝特·白兰就象征着性反抗和通奸。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将以罪恶和救赎为主题的小说《红字》的背景放在17世纪清教徒政教合一的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在那里，通奸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
两年来，萨拉虽然经受着折磨，但仍保守着对上帝秘密的承诺，这个令她非常后悔的承诺。这时，莫里斯意外地碰到了亨利，亨利也相信萨拉有一个情人。莫里斯的反应带着恶毒的嫉妒，好像是萨拉背叛了他而不是她的丈夫。他安排了一个私人侦探跟踪她。莫里斯仍为萨拉离开他而生气，他迫使亨利听他坦白他和萨拉曾经是情人。“你有很好很稳定的收入，”当亨利难过地问莫里斯为什么萨拉还和自己在一起时，他恶意地补充道，“你是安全的……你是她的皮条客……你用你的无知给她拉皮条。你从来不知道怎样和她做爱，所以她不得不在别的地方找找看……你用你的愚不可及，你的令人厌烦，给她拉皮条。”
海丝特·白兰2：深爱冲破清规
一天，莫里斯跟踪萨拉到了一个罗马天主教堂，她在那里只是坐了坐，并未祈祷。莫里斯还诱使他的私人侦探拿到了她的日记。令他吃惊的是，日记中记述了她对莫里斯深深的爱，当她以为他死了时她所做的奉献，以及为找到信仰和信仰上帝付出的艰巨努力。
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意想不到的几件事情把她锻炼得更为坚强——将她从情妇的耻辱中解救出来。夏洛蒂·勃朗特告诉我们：只有在婚姻中，简才会陶醉在她和罗切斯特先生磁石般的相互吸引中。
萨拉没有提到的是，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她得了非常严重的感冒并拒绝治疗，因而发展成严重的致残性疾病，她现在到了死亡的边缘。莫里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催促她恢复他们的关系，并很快相信自己已说服她离开亨利嫁给他。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发生，亨利就给莫里斯打来了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萨拉死了。
罗切斯特先生此时已是劫后余生。他的精神失常的妻子已经烧毁了他们的房子，自己也在大火中丧命。罗切斯特先生虽然幸免于难，但严重烧伤，双目失明。他仍然深深爱着简，就像简没有离开一样——现在，简回来了。“简，你会嫁给我吗？”他轻轻地问。“是的，先生，”她回答说，她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知足。
故事的情节扭曲得有点离奇，莫里斯接受了亨利的邀请搬过去和他同住。萨拉戴绿帽子的丈夫和前情人准备一起参加她的葬礼。即使在那时，莫里斯还着意要惩罚萨拉离开他，他劝亨利火化而不是埋葬萨拉。在葬礼仪式上，莫里斯注意到许多妇女脸上的满意表情——“萨拉的消失让每个妻子都更安全些”。
简·爱简单的生活因圣约翰的求婚而变得复杂，圣约翰希望她能陪伴他去印度做传教士。简不爱他，知道他只是把她视为一个伙伴。在她为此而纠结时，她听说一个她不知道名字的叔叔去世，并给她留下了一份财产。经济上的突然独立，催促简急忙穿过乡村去找罗切斯特先生，现在她可以成为他的朋友，而不必成为他的情妇。
通过阅读萨拉死后才递到的日记和信件，莫里斯得知，在她生命快结束时，萨拉在她与上帝的约定上有所动摇。在死前一周，她写道：“我想要莫里斯，我想要普通的有伤风化的人间情缘。”莫里斯，她的依然愤怒的幸存者，嘲笑和奚落上帝，否认上帝曾经征服了萨拉的灵魂。但是，萨拉死时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恨你，上帝，即便你存在，我仍然恨你。”莫里斯想。莫里斯在小说最后一行祈祷说：“噢，上帝，你已经剥夺了我太多的东西。我太累了，太老了，无法去爱了，永远不要理我。”
为了避免成为罗切斯特的英国情妇的诱惑，简逃到了农村。她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身无分文，又冷又饿。在几乎饿死之际，她得到了两个虔诚的姊妹和她们有狂热信仰的哥哥圣约翰·里弗斯的友好照顾，在她恢复健康后，他们给她提供了一份朴素但体面的生活，就是教乡下的孩子们。有时，简渴望她所拒绝的生活：“住在法国，做罗切斯特的情妇，花大半的时间陶醉在他的爱中……一个在马赛做黄粱美梦的奴隶。”
《爱到尽头》从未给予这桩私情以机会来持续下去或变成婚姻。格林的天主教责任感不会容忍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解决方法。婚姻，在天主教教堂是一件圣事，因此应是牢固持久的。但是，作为莫里斯的情妇，萨拉所发现的伟大的爱是对其婚姻基础的挑战。这种伟大的爱竟然获得了一种力量，来同她对上帝的爱相抗衡。这就是为什么萨拉最终不得不死的原因：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人，而是因为她太爱莫里斯了。
罗切斯特先生绝望地乞求简和他一起去法国南方，在那里像夫妻一样生活。“决不必担心我会引诱你上当——让你成为我的情妇，”他恳求道。为了使她信服，罗切斯特描述席琳·瓦伦之后他的两个情妇：意大利人嘉辛塔“肆无忌惮，性格暴烈”，德国人克莱拉“反应迟钝，没有头脑，很不敏感”。“这是一种苟且偷生的生活。雇一个情妇之坏仅次于买一个奴隶：两者就本性和地位而言都是低下的……现在我讨厌回忆同席琳、嘉辛塔和克莱拉在一起的日子。”
梅里恩·帕默14：新时代的情妇
简的世界被摧毁了。那个隐藏在罗切斯特先生阁楼上的女人是他的合法妻子——“疯狂、邪恶、残暴”的伯莎·梅森是三代疯女人加上外国佬(克里奥尔人？)结出的恶种。简险些使罗切斯特先生成为重婚者。更恶劣的是，“那个男人差点让我成为他的情妇：我必须对他冷若冰霜，”她发誓说。
情妇也是主流文学的素材。最近流行的一部小说是乔安娜·特罗洛普的《与情妇结婚》，书名说的正是小说主人公盖伊·斯托克代尔想做的事情。盖伊，61岁，是一位英俊的老法官。他刚刚通知他的妻子劳拉要与她离婚，以便能与他已经相处了7年的情妇、31岁的律师梅里恩·帕默结婚。“情妇”一词使盖伊稍感不悦，但梅里恩坚持说这是准确的。“就是情妇，”她告诉他，“我们在一起睡觉，你为我买东西，我让自己独属于你。这就是她们——情妇们干的事。”
到了他们举行婚礼的日子。但是当他们站在主持婚礼的牧师前面的圣坛边时，一位陌生人打断了仪式并宣布说：“罗切斯特有妻子，而且她现在还活着。”
7年后，梅里恩和盖伊已经受够了偷偷摸摸、节假日分离和不能把他们的事情告诉他们的亲人这些窘境。盖伊离婚后，他俩再缔结良缘是明显的解决办法。但是劳拉，一个不爱出门的妻子和患强迫症的园丁，充满怨恨且不愿合作，她争取到当律师的儿子西蒙站在她这边反对丈夫。尽管如此，西蒙的妻子卡丽和他的哥哥艾伦，都不愿意太过责怪盖伊。“我对不起妈妈，但我也对不起爸爸呀，”艾伦说。“劳拉是我见过的最自以为是、自怨自艾的女人，”卡丽附和说。即使是劳拉直言不讳的朋友温迪也冒险告诉劳拉：“看上去你们好像是在不同的星球上长大的。就这么简单。”
罗切斯特先生安慰她说，他从来没有打算娶其他任何人。除了对自己缺乏财力的隐隐担忧外，简感到一种奇妙的幸福。“我不会做你的英国席琳·瓦伦，”她宣布，“我应该继续做阿黛尔的家庭女教师。”
除了劳拉，盖伊的家人都对梅里恩感到好奇，卡丽邀请她吃晚餐。卡丽欣赏梅里恩的智慧和忠诚，她的女儿们——雷切尔和爱玛称赞她的时尚感，艾伦喜欢她的稳健和理性。只有西蒙试图保持中立，既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因为他父亲与梅里恩有性的关系让他震惊。
罗切斯特先生公开炫耀地追求一个简认为他会娶其为妻的富有且势利的美女。由于他把握着整个局面，所以简不得不对他公布自己的爱情：“你以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吗？”听完这些话，罗切斯特即向她求婚。“我把我的手、我的心奉献给你，请你分享我所有的财产，”他说，“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成为我的另一半，世界上最好的伴侣。”
但是梅里恩唯一的亲戚，她的两度离婚的母亲，在见到盖伊时则对他做出了尖刻的评判。“你毁了我女儿的生活，”她告诉他。此外，“如果她生了孩子，他还来不及长大你就死了。”盖伊有些难过，他洗耳恭听，然后试图做出解释。他和梅里恩是对方理想的伴侣，他们志同道合，“是互相理解，相互认可”。
虽然这位有点“古怪和未经世事”、18岁的家庭女教师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适合听到此类淫秽、隐秘故事的知己，但简还是把这个故事作为送给她的谨慎的礼物接受下来。她对隐藏在他的阁楼上的疯妇人也同样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没过多久，简意识到，她深深地爱上了罗切斯特先生。
梅里恩对盖伊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在过了7年盖伊所称的“这段兼职生活”后，她发现盖伊复杂的家庭生活难以应付。与此同时，梅里恩痛苦地意识到，她以前的优先事项和价值观突然发生了变化。“7年来看起来令人兴奋、令人信服和真正重要的东西已变得……不自然、偷偷摸摸和令人不快……原先，她纯粹以做盖伊的情妇而骄傲，而一下子，这个情妇似乎变成了她几乎记不起来其魅力的某种东西。”除此之外，盖伊的家人会突然袭击他，要求他悔改，提醒他对家人的义务，改变他和梅里恩世界的各种参数。她觉得她能重新获得控制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确定一个明确的婚礼日期。
罗切斯特的故事概括了他对情妇的看法，简也有同感。情妇就是智力和道德有限的堕落的女人。她们奸诈、唯利是图、易变，通常有外国背景，任何与她厮混的男人都是在冒险。
随着那一天的临近，梅里恩开始怀疑是否要加入斯托克代尔家族。她会失去在盖伊生活中的头号优先地位吗？她会失去她保持了7年的情妇身份吗？突然，梅里恩不像以前那么确定她和盖伊的未来了。
他们的恋情当场结束。罗切斯特走进席琳在宾馆的房间，命令她腾出房子。然后，他向她的情人发出决斗的挑战，结果是在她情人“那弱不禁风的可怜胳膊上”，留下了一颗子弹。但是，如何处理年幼的阿黛尔？——他已错误地认定她是他的女儿。“我……把这个可怜的东西带出了烂泥坑，带出了巴黎，”他向简解释道，“把她移栽在这里，是为了让她在英国乡村花园健康的土壤中纯洁地成长。”
更使梅里恩害怕的是，盖伊也不再是从前的盖伊了。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盖伊带着梅里恩散步，他温和地告诉她他不能娶她，是因为他的年龄，而不是她的原因。“我不能忍受，我受不了了，我不能——”梅里恩哭喊道。“你能忍受，你可以的，”盖伊回答说。
在这样一个亲密的时刻，罗切斯特透露说阿黛尔是他过去的情妇——已故法国芭蕾舞演员席琳·瓦伦的亲生孩子。他告诉简，尽管他长相丑陋，但他相信这位“高卢的窈窕仙女”崇拜他，所以他“把她安顿在宾馆，给她配备了全套的仆人、马车、羊绒、钻石和珠宝首饰等”。一天晚上，罗切斯特吃惊地发现他的情妇和另一个情人——“一个愚蠢和邪恶的青年”在一起。在妒忌心的折磨下，他悄悄站在那儿，偷听他们粗俗和无心的聊天。当听到席琳嘲笑他如此丑陋畸形时，罗切斯特对她的激情立刻就被浇灭了。
后来，梅里恩突然拜访西蒙，告诉他她和盖伊已经分手了。“我们知道，”她说，“我们所拥有和感受的东西可能撑不到结婚那一天。什么都抵不住变化。我们忍受不了变化可能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所以，《与情妇结婚》的结局就是，情妇没有结婚，而是趴在其前情人儿子的肩头啜泣。
简被迅速推入到现实世界的不伦之恋当中。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教小阿黛尔——乡绅爱德华·罗切斯特的小女儿。罗切斯特35岁，眉头紧蹙，脸色阴沉，性情暴躁。和简在一起，他时而严厉冷漠，拒人千里，时而又爱开玩笑，倾吐心事。
在特罗洛普讲述家庭关系及其动因的故事中，她不是把情妇教训一顿，把梅里恩从盖伊身边夺走来惩罚她。她决不是说梅里恩对盖伊的爱一点也不正经、高贵，这不是她的本意。她也没有把盖伊送还给劳拉——她已清楚表明他们绝不会重归于好。作为情妇，梅里恩和任何其他情妇一样优雅和多才多艺，而盖伊是一个有教养的真诚的情人。
1847年，夏洛蒂·勃朗特——一个矜持的年轻牧师的女儿，写了一部令世界为之注目的小说《简·爱》。这是一部关于另一个矜持的年轻女人的小说，她的爱情故事是曾被人讲过的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之一。简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主角，却是一个瘦小、相貌平平的孤儿。她接受教育后做了贵族的家庭教师。她的职责是培养贵族的女儿们掌握能够给适婚年轻男性和其母亲留下深刻印象所需要的技能，包括：跳舞、绘画、女红、讲法语和书法。她还是一个有高度原则性、有独立见解和道德纯洁的人。
但是尽管梅里恩多才多艺，她仍要面对许多情妇的困境。当盖伊和他的妻子、家人度假时，她被置于他生活的外围。她经常处于保持警惕的状态，因为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她有理由觉得他们的未来很没安全感。她必须考虑牺牲母亲这个角色，因为她的已婚情人已经有一个家庭，可能不想再要家庭。最后，甚至《与情妇结婚》这个书名也传达出一种稍微不祥的警告。
简·爱1：拒绝成为情妇
这种警告隐含在我们所讨论的所有小说中。只有抵挡住情妇身份诱惑的简·爱，才被给予幸福美满的婚姻；而艾伦·奥兰斯卡恢复了她的家庭生活。安娜·卡列尼娜、米尔德里德·罗杰斯和梅里恩·帕默都没能如她们渴望的那样与其情人结婚；海丝特·白兰和她的伴侣没能一块儿逃到欧洲；爱玛·包法利无法维持其越轨行为。萨拉·迈尔斯，责怪自己对上帝的背叛和对丈夫的背叛一样多，最后在疾病中死去，未能和情人一起私逃。
这些女人的故事如此动人心弦，使得几乎所有的故事都被翻译成好些种语言，改编成剧本并被搬上银幕。下面的讨论并非要进行文学批评，而是为成千上万的读者理解和诠释这些小说提出一些建议，尤其是看待其中的情妇。
这些情妇普遍陷于僵局的原因很明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不赞成情妇被拔高至和其情人的妻子一样的地位，这一点，对未婚和婚姻不幸的情妇同样适用。文学中的情妇被衡量的标准比现实中的情妇要高，现实中的情妇有时会与其情人结婚。这是因为作者们都要提防评论家的批评，评论家也许会批评他们鼓励不道德的行为，作者们还要提防书刊审查员，因为审查员可能在法院追诉他们，所以作者们在为其作品中的情妇设计美满的结局时历来都十分谨慎。只有爱玛痛苦的自杀才使福楼拜洗脱罪名，安娜自杀也决不是巧合。直到现代，文学作品中男人与情妇结婚还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下面介绍的是西方文学中最有影响和最著名的情妇典型。虽然简·爱和艾伦·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创作者不允许她们为了即使最火热的爱而成为情妇，我也把她们包括在内。
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和期望与以往相比已是大不相同，梅里恩·帕默对情妇身份的经历亦是如此。梅里恩不为破坏盖伊的婚姻而内疚，即使没有她，他的婚姻也已是无药可救，所以她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和欲望自由地评价这种关系。但是当梅里恩考虑弥合情妇身份和婚姻之间的鸿沟时，她意识到这场婚外恋之所以让人激动主要是因为其非法状态。因此她推断，她心中这团爱情的烈火可能无法对抗合法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在简·爱表明其蔑视情妇态度后的一个半世纪，情妇身份仍被描述为一项有争议的主张。
大多数文学作品所创造的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真实生活的反映。许多经典小说专门描写人们最熟悉和最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婚姻生活和通常与之相伴的情妇秘史。在这些作家创造的世界里，虚构的情人和现实中的情人颇多相像。许多女主角(或者非传统的女主角)是追求美满婚姻的老处女，或者是，婚姻幸福或者不幸的妻子。另外一些女主角则是由于因爱和欲望、偶尔是因胁迫而陷入不正当关系的情妇们。
但是许多作者故意传达出相反的信息。他们把情妇描写得坚定、聪明、美丽、性感，她们的丈夫往往毫无吸引力，她们的婚姻也不幸福，所有这些允许她们去体验非法的情欲刺激。通过后来不让这些女人继续享受她们带有过错的快乐，这些作者保护了自己。但是他们同时也描绘了婚姻的沉闷，凸显出婚姻和情妇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暗示，影响女主角生活的社会和这些女主角一样，完全存在着缺陷。与此同时，他们一方面强化对情妇们不恭敬的看法，一方面又提供理由为情妇们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