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后，因为深深爱上了一位住在美国的法国女演员，当萨特摧毁了这一幸福。多洛雷斯·瓦内蒂·厄莱雷奇(DoloresVanettiEhrenreich)，曾经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雷顿(AndréBreton)的情妇，现在与她的美国丈夫分居。多洛雷斯活泼娇小，比萨特还矮，与萨特其他所有的女人不同，她不愿意西蒙娜与她分享萨特。多洛雷斯不是偶然之爱，她也认为他们的爱是至关重要的。萨特告诉西蒙娜他爱多洛雷斯，想跟多洛雷斯每年在一起几个月。西蒙娜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一安排的言外之意，然后直截了当地问他她和多洛雷哪个更重要。萨特的回答模棱两可：多洛雷斯对他非常重要，但是，他是和她，西蒙娜，在一起。
1939年夏天，萨特提出更改他们的协议：从此以后，他们将一直在一起，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彼此。最初，西蒙娜很震惊，然后，就幸福地同意了。
西蒙娜前所未有地对她和萨特情谊持久性的信心产生了动摇。萨特去纽约和多洛雷斯同居，然后把全部的《现代》杂志献给多洛雷斯，这本杂志由他、西蒙娜和其他存在主义同伴共同创刊。难道西蒙娜失去了这个她曾承诺忠诚一生的男人吗？
在现实生活中，接替科萨基也维茨姐妹的是西蒙娜其他的门徒。萨特总是和西蒙娜串通诱奸她们，以致她被指控为他拉皮条。她否认了这些指控。萨特用她的名义来引诱她的学生，她告诉迪尔德丽·贝尔：“要确保他得到他正好想要的东西……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当一对夫妻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会为对方扮演角色、担负责任……你不会介意为你所爱的人扮演这些角色使事情变得更为容易。”30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有女人拒绝萨特的求爱时，她和萨特对初期的拒绝进行分析，从而为怎样处理这种情况找到秘诀。
1947年，西蒙娜也到了纽约，为了使萨特高兴，她和多洛雷斯见了一面。两个对手彬彬有礼，但是西蒙娜告诉萨特，多洛雷斯大量饮酒令人不安。不久，在芝加哥，西蒙娜遇到了纳尔逊·阿尔格伦(NelsonAlgren)，他刚刚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美国人现实生活的小说。阿尔格伦生活极为贫困，酗酒严重，但他是让性经验非常丰富却从未有过性高潮的西蒙娜第一次享受性高潮的男人。他们在见面的那天发生了性关系，并陷入深深的相爱之中。
西蒙娜则在与一系列男人和年轻女人的关系中寻求性的满足，其中一个情人是奥尔加的男朋友雅克-洛朗·博斯特。西蒙娜主动发起了这场恋爱，并向萨特进行了详细描述——就像被爱情所驱使一样，这场恋情一定是被复仇所驱使。西蒙娜还在她1943年的小说《女宾》(She Comes to Stay)中阐述了她对奥尔加-萨特关系的看法，在小说中，泽维尔是奥尔加，皮埃尔是萨特，弗朗索瓦是西蒙娜本人。弗朗索瓦指责皮埃尔对她的爱变得冷漠，当他否认时，她告诉他他的感情“里面是空的……就像《圣经》中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弗朗索瓦试图与泽维尔建立一种炽热的友谊，她视此为拯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在泽维尔拒绝她的提议后，弗朗索瓦杀死了泽维尔，并把他杀现场伪装成自杀现场。
纳尔逊·阿尔格伦与西蒙娜·波伏娃的恋情证实了她认为自己的爱情永远不快乐的看法。尽管当西蒙娜来到美国时他们就同居，并一起旅行，但西蒙娜既不可能如纳尔逊·阿尔格伦所愿与他结婚，也不会和他一起定居在芝加哥生下他的孩子。西蒙娜也不可能按纳尔逊的要求放弃萨特。她反而劝纳尔逊找情人或与其他人结婚，尽管她也向纳尔逊保证他(和萨特一样)是她最重要的爱，是她的一切。但是对纳尔逊来说，就像对多洛雷斯一样，孰重孰轻的爱的理论一文不值——西蒙娜必须做出选择。
第二年，萨特因成功诱奸奥尔加的妹妹旺达而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而萨特却急于把他的胜利与西蒙娜分享。萨特的另外一些女人经常用她们和萨特做爱的细节来逗她开心。西蒙娜的传记作者迪尔德丽·贝尔说，西蒙娜“感到羞耻、悲伤，也为自己与他合谋和其他人却几乎从来不和自己发生性关系的不当行为感到困惑”29。
西蒙娜选择了萨特。五年来，西蒙娜和纳尔逊交换了成百上千封信件，她的信中充满了对他的爱。她习惯称他为“我亲爱的丈夫”，称自己是“永远的妻子”。尽管西蒙娜深爱阿尔格伦，但她不会考虑离开萨特。“如果我的生命中放弃萨特，我将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一个奸诈、自私的女人……萨特需要我……没有人比我爱你更深更真……但萨特需要我。”31最后西蒙娜和纳尔逊·阿尔格伦的关系破裂，而纳尔逊·阿尔格伦和他的前妻复婚。
从哲学方面，西蒙娜视大量的三人性交为一种她和萨特通过一个密友的眼睛来看清彼此的方法。但是尽管奥尔加敬佩萨特，但却发现他生理上令人反感，因此拒绝和他发生性关系。与此同时，奥尔加利用萨特对她的痴迷迫使他完成她的所有愿望。萨特太迷恋奥尔加，以至于有时西蒙娜怀疑“我全部的幸福是否依赖于一个巨大的谎言”28。不久，她一想到未来有奥尔加在他们中间就怕得要死。
西蒙娜对她和萨特以及纳尔逊·阿尔格伦之间关系的困惑激发了她决定探究女人生活状态的真谛，这样她也能够了解自己的状况。结果就是《第二性》(1949)的问世，这是一部通过她们的生物学、她们的历史、有关神话和生活现实对妇女进行考察的经典作品。她的最后一章《走向解放，独立的女人》做出结论说：“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32
1935年，17岁的奥尔加·科萨基也维茨(OlgaKosakievicz)和西蒙娜与萨特“住在一起”。作为代孕子女，奥尔加是第一批加入萨特-波伏娃“家庭”的西蒙娜的门徒。她也是少数没有成为萨特情人的人。萨特，在“最低点……我的疯狂行为”中，对困惑、抑郁和反叛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怀有一种狂热的激情。
《第二性》教导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并影响和激励她们。当然也激怒了一些人。英国学者拉德福德(C.B.Radford)批评波伏娃的哲学推导自个人的看法，并认为《第二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记录，太受自传体影响的歪曲，以至于作家自己个人问题的重要性在她的女性问题讨论中显得过于夸大”33。但是，迪尔德丽·贝尔(DeirdreBair)的说法则有不同，“波伏娃把对自己的研究扩大到了对历史上不同文化和境况下所有妇女的研究之中”。34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萨特因服用麦司卡林而陷入抑郁和一种狂热的病态。后来，他受到幻觉症的困扰，幻想一个一个巨大的龙虾在他身后爬着追他。萨特的不幸缘于他未能实现他梦想的伟大成功。这时，西蒙娜断定萨特缺乏哲学家的才能。她说服他集中精力搞文学创作，这最终带来了他所渴望的成功。
西蒙娜在她1954年出版的小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以及1963年出版的回忆录《重压之下》(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中还重温了她和纳尔逊·阿尔格伦的爱情故事。在《重压之下》中，西蒙娜并不认可性的忠诚，认为它“经常说教，很少付诸实践……通常是那些将之作为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强加给自己的人才会经历的：他们通过心理升华或喝酒或性忠诚来安慰自己”。许多夫妻之间有着像她和萨特之间的协议，她补充说，虽然具有被新欢取代旧爱的危险，然而“作为两个自由人的互相取代，受害者和加害者是可以直面对方的”35。
在五百多英里外的勒阿弗尔，萨特继续鼓励西蒙娜不要放弃她的理想和她对哲学真理的追求。他写情书——“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每时每刻都非常想你……我满脑子都是你决不会离开我、我跟你还有很多话没说的想法。”27西蒙娜通过两周一次的马拉松远足战胜抑郁症，刺激智力。一年后，在她被调到鲁昂后，可以一周三天和萨特待在一起，她开始写小说。她还批评萨特的写作计划，萨特总是接受她的建议。
阿尔格伦激烈抨击她的小说，嘲笑她有关“重要和偶然发生的爱”的概念：“任何有偶发之爱经历的人肯定是脑子最近进水了。爱怎么能偶然发生呢？靠什么发生？这个女人好像在说维持人的基本关系——男女之间的性爱这种能力是残缺的，而自由是通过各种偏差保持一定的忠诚度……这意味着她只是靠偶然性生活。”36
很早的时候，西蒙娜就患上了通常因饮酒促发的抑郁症。她会静静地坐着喝酒，然后爆发出阵阵的哭泣。为了应付她的情感抑郁(萨特将之比作精神分裂症)，也为了保证他们能一起获得教学岗位，萨特提出求婚。但西蒙娜拒绝了。她下决心要克服对萨特的依赖，并独自前往马赛教学。尽管如此，这对恋人同意改变原始协议，将分离一直推迟到他们30岁。
这对前情人之间的间接对话一点也没有回答情人关系的性质。阿尔格伦表示他相信婚姻是基于爱，靠承诺和抚养孩子来培育。他还认为配偶应该住在一起，并嘲笑西蒙娜和萨特非常与众不同的结合。阿尔格伦补充说，西蒙娜把“一段20年随意的死亡的感情夸大成经典的爱情”37。
尽管萨特有许多公然的私情，但他总也得不到性的激情。因为他个子矮小，身材短粗，眼睛外斜视，相貌平平，他从来不相信女人会真的喜欢他的身体。另一方面，西蒙娜是一个非常喜爱感官享受的人，总是受身体欲望的驱使。一位朋友回忆说，“她非常漂亮……一双迷人的眼睛，一个漂亮的小鼻子”25。男人们热切地回应着她自然的美丽和智慧。西蒙娜经历的恋爱事件给她留下了“激情燃烧的阵痛”，这些“暴虐”和“火热”的欲望“以雷霆万钧之力”击中了她。西蒙娜和许多男人以及一些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她无法控制她的身体渴望，这使她备受折磨。更糟的是，她不敢向萨特吐露，结果因违反其公开誓言而使问题更趋严重。“我的身体变成了我们之间的绊脚石而非情谊纽带，”她写道，“我对此非常愤恨。”26
但是西蒙娜仍持守她坚持了几十年的协议。很难下结论说，西蒙娜通过它获得了她鼓舞很多其他女性的独立和自主。作为知识分子和哲学家，她坚持把自己降为萨特之后永久的第二位，她与他合谋管理他手下的女人，她乐于向他的情人(包括萨特)和媒体撒谎，这些都证明她所谓的与婚姻平行的生活完全不像她所描写的是基于平等的和谐结合。
按照波伏娃-萨特的模式，婚姻是一种和资产阶级体面有关、靠虚伪维持的过时制度。他们使“自由协议”与“公开协议”相关联——彼此既不会撒谎也不会隐瞒任何事情。西蒙娜欣然接受了这份协定，视之为一份萨特决不会让她深受自欺欺人之害的保证。但是，萨特在遵守其协定方面始终不讲诚信。他曾经承认他向他所有的女人撒谎，“尤其是对海狸”，他这样叫西蒙娜。24
20世纪60年代，萨特50多岁，但已头脑不清且每况愈下，此时他遇到了阿莱特·埃尔坎(ArletteElkaim)，一名18岁的阿尔及利亚犹太学生，并使她成了他的情人。西蒙娜回忆道，阿莱特非常有吸引力，“她非常年轻，非常漂亮，非常聪明，而且还……比他矮”38。多年来，尽管面临年龄更大的情妇的竞争，但阿莱特赢得了萨特的心。他收养了她(部分是出于移民原因)，并使她成为他的遗稿保管人——这是波伏娃用毕生的服务所挣来的角色，当然还包括在他生病时帮他端屎倒尿。
毕业使西蒙娜谋得了她所渴望的教师一职、薪水和独立。她和萨特还同意订立两年可更新的“自由协定”：他们会用两年时间建立“尽可能密切的关系”，并彼此保持忠诚。然后，他们会分开两三年，但保证知道彼此是对方“最重要的”爱，尽管他们可以自由体验“偶然发生的”爱。在许诺彼此永远忠诚并预计他们的关系不同于婚姻，决不会变成责任或习惯的情况下，他们缓冲了彼此不忠可能造成的痛苦。
1974年以来，近乎失明的萨特不能读也不能写，为了提起他的兴趣，西蒙娜对他进行了一系列采访，然后写成讲述式自传，并以《告别萨特》(Adieux:A Farewell to Sartre)为名出版于1981年。她又一次违反了他们俩互相公开的协议，对他隐瞒了他的癌症的严重性，她并为自己的欺骗行为辩解，理由是告诉他“只会使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更加黯淡而没有任何好处”。当74岁的萨特于1980年去世时，有55000人陪着他的灵车走到了墓地。西蒙娜被安定药搞得心神分散，精神麻木，以致不能在他的墓旁站立，只好坐在椅子中。后来，她再一次昏倒，并因肺炎而住进医院。
1929年，哲学专业学生萨特和波伏娃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期末考试而毕业，在他们余下的共同生活中，她自愿排在他之后的第二名。“从我15岁起，萨特就完全是我所渴望的理想伴侣，”她写道，“看到他，我的浑身燃起炽热的渴望。”23
“我的死不会使我们团聚，”她最后写道，“这是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够这么长时间和谐地生活，这本身已经非常好了。”39这是对公众的又一个欺骗，因为私下里，她与阿莱特——过客变成了主人——就萨特的文学遗著争得不可开交。
作为年轻女人，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莲·露丝两人确实都非常想结婚。但是，在早期，为现代女权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国的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即认为婚姻制度是虚伪和极其单调乏味的而拒绝结婚。让-保罗·萨特——她的哲学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同伴也是这样，他们两人建立了非常令人费解的情人关系，以至于在他们身后近20多年，他们的传记作者仍继续对之进行分析和诠释。
西蒙娜·波伏娃再未写过另一本书，她于1986年去世，距离萨特离世差不多已有六年时间。她和他的共同生活，她的牺牲，甚至是她所做出的妥协，继续引起一些妇女的关注。他们想在她的生活和作品里，寻找对她们自己的本性以及应该如何与男人和平相处这些问题的答案。
西蒙娜·德·波伏娃22：并未真正履行的协议
今天，生活中各阶层的妇女仍旧面临这些问题。她们当中有三个人在私人访谈中透露，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生活，她们是怎样在自己的私生活和可供选择的空间里挣扎着过来的。为了避免被人认出，她们的姓名和所谈细节均被修改。不过毫无疑问，她们所暴露的个人经历是确实可信的。
性革命对利莲·露丝的影响很小。尽管她有远大的职业抱负，但她的思想却来自传统价值观和其评价情侣关系的标准。到20世纪60年代，她已经和比尔·肖恩建立了未婚情人关系，她为自己的道德做出辩解，理由是比尔婚姻不幸，比尔坚称塞西尔只是他名义上的妻子，没有利莲比尔就活不下去。利莲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与妻子媲美的妻子，没有必要用新自由主义来改变或维护她的生活。
保拉：我只想做情妇
1992年复活节那天，比尔患上了病毒感染，只能待在塞西尔家他的卧室中。尽管他每天早上给利莲打电话，但利莲开始发现自己不是比尔合法妻子的损失。当比尔跌倒受伤，好几天不能给利莲打电话时，利莲几近发疯，最后她联系了华莱士，让他告诉她他父亲的情况。利莲不能和比尔一起庆祝他85岁的生日；这个生日比尔在家同塞西尔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度过。12月9日，利莲打他的私人号码，第一次是塞西尔接的电话。“他走了，”她告诉利莲，“他是在我的怀抱中去世的。”21《纽约时报》刊登了比尔的讣告，一大串名单中有塞西尔和他们的孩子，利莲·露丝，40多年来他的妻子般的情人，没有包括在内。
这些女性中的代表是美国人保拉·伯明翰(PaulaBirmingham)。性革命的思潮塑造了保拉，也肯定了她以之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女权主义信仰。两次离婚，她护卫着自己的独立，自己养活自己，并抚养她的三个女儿。她是自由编辑和社区大学兼职英语教师，工作充满挑战且令人满意。但是在1976年，在保拉38岁生日时，她盘点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并被吓了一跳：两次失败的婚姻、三个孩子、少得可怜的银行存款。她低估了自己打动人心的智慧、博学和机智，认为自己在更苗条和更年轻的女人世界中显得又胖又老。
在共同退休期间，利莲和比尔一起写作，利莲设法帮助他发现自己的独特的声音。但是比尔认为他创作的一切都不是他想写的东西，因而弃笔不写。有一段时间，比尔还为出版社编辑图书。
保拉离婚四年来，她没有约会过一次。朋友们建议她参加塞拉俱乐部的郊游，徒步登山，这样她就能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坐车，一起徒步旅行，然后交换电话号码。“但是你怎么选择他们呢？他们的智力和政治观点如何？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否结婚？”保拉表示反对。
1987年，当比尔80岁时，在《纽约客》被卖给新的主人后被迫退休。利莲对比尔受到的待遇极为反感，因此当比尔请求她和他一起离开时，她愉快地同意了(她在他1993年去世后又回到那里)。
她的朋友嘲笑她：“谁在乎呢？都是涉性事宜。就那点事。”
感恩节和圣诞节属于塞西尔，但平安夜属于利莲，每当他们在新年除夕分开时，比尔会在午夜给她打电话。比尔现已成人的儿子艾伦和他的妻子牙买加·琴凯德，邀请利莲到他们家，并让她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
保拉在沉思，她留恋一种很强烈的性关系所带来的亲密和刺激。“这种安排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成为某些聪明人的智力伙伴和性伴侣，换句话说，我想做情妇，”她回忆说，“但是在此之前，我想我需要一夜情，我的朋友指导我，无论何时，当有男人对我感兴趣时，我怎样识别出这样的信号，而在此前我肯定是一直都没有领会。”
尽管貌似一切正常，但比尔的家庭责任使他经常离开利莲和埃里克。有时，当他赶到利莲的公寓时，她能看出他“从家中带来的规劝、指责和内疚”20让他绝望。
理查德·亚历山大是保拉这一新认识的受益人。理查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在一次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上，他是主要发言人。在有人介绍他们认识后，理查德赞美了保拉的围巾。“这使我想起了我妈妈最喜欢的那条围巾，”他说。保拉紧张起来：她的朋友们说过，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感兴趣的迹象是把你和他的母亲相连。这难道是理查德说出那句话的动因？
利莲不是一位单身母亲——比尔一心一意地给埃里克当爸爸，作家J.D.塞林格是埃里克的教父。尽管比尔和利莲都是犹太人，但他们让埃里克在基督教堂接受洗礼，和在挪威一样。他们把他们的儿子带到一切地方，包括到《纽约客》的办公室。利莲还告诉埃里克她和比尔的生活中的所有事情。
还没到周末，理查德就坐在保拉简陋的客厅里，狂饮了一瓶威士忌，并热烈地和保拉交谈。后来，他提议到一家高级餐馆吃饭，在保拉坚持AA制时，他并没有反对。“我要追你了，”理查德后来宣布说，然后他把车开到了一个朋友在附近的空置公寓。保拉很紧张，但决定实现让自己获得解放的一夜情。她脱光了衣服，但保留了短衬裙，并将它拉过她的乳房。但是当他们彼此拥抱、陷入疯狂的性爱时，保拉忘记了紧张和自己的赤身裸体。后来，在她家里的床上，她沾沾自喜：她刚刚和一个近乎陌生、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的已婚男人疯狂做爱。她终于将自己从种种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些压抑总使她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和一种生活与她形同陌路的感觉。
到20世纪60年代，利莲非常想要孩子，尽管未婚怀孕会面临严重后果，但她和比尔都认真考虑了这一问题。一场必要的子宫切除术结束了这个梦想，他们决定领养一名婴儿。埃里克于1966年出生在挪威，利莲独自一人去把他带到了美国。比尔在机场等着，边挥手边流泪。“我们三个人进了出租车，回家，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利莲高兴地说。19
但是，理查德又打来了电话。不久，保拉就被理查德深深迷住，理查德也是神魂颠倒。他们开始定期见面，但只是在工作日，因为理查德从不错过周末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性在他们关系中看起来是完美的。“当然在那些日子，”保拉回忆道，“在艾滋病和今天所有可怕的警告发生之前，我们从未在意性会传播疾病，因为我的输卵管已经结扎，连怀孕也不是一个问题，在性的方面无须担心，而且我们非常小心，不用担心会被识破。”
《纽约客》——他们共同的爱——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无休止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令比尔难以忍受，但他对杂志的奉献有目共睹，而且他非常喜欢工作时“友好、温和、自由、轻松随意和民主的气氛”。17利莲——比尔事业上的灵魂伴侣——认为，他们的爱情“增强了我们工作中共同的快乐”18。
但在感情方面就并不那么轻松。保拉和理查德都挣扎在因欺骗理查德的妻子辛迪而带来的内疚感中。保拉知道他们夫妻打得天昏地暗，早些年，理查德曾离开她找了另外一个女人，只是在辛迪假装怀孕后才回到家里。保拉相信他决不会分居或离婚，但是除了她的女权主义意识让她认为自己在背叛另一个女人外，这场安排对她倒很合适。保拉焦虑的心变得平和，浑身洋溢着性自信。突然，另外的男人也注意到了她，或者可能是她刚开始学会怎样解读男人们的信号。保拉开始约会另外两个男人，他们都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两个人都已结婚，而且都与至少另外一个女人上床。
在经过家人和朋友起初对他们的关系反应消极、谈论他们婚外恋不道德后，利莲和比尔得到了社会认可，并不再试图隐瞒自己的爱情。他们一起吃饭，购物，听音乐会，看电影，在纽约街头手拉手散步，开着他们绿色的“胜利”跑车一起度假。
一天，在保拉的公寓里，理查德注意到两个花瓶里插着花。他什么也没说，但后来给保拉送来了一个罕见的礼物——一个漂亮的花瓶。“不像那些花，这个会存到永远，”他说。不久，他告诉她他爱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声明。“我的孩子们排在第一，并且一直排第一，”他告诉她，“但你是，并且一直是我一生的至爱。”
利莲深信他对她的爱和忠诚，这一信念支撑着她。她接受了其情人的双重生活，接受了塞西尔对比尔日程安排的控制，接受了塞西尔避免对华莱士和艾伦提起利莲的决定。利莲还自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比尔：因为他不喜欢吸烟、喝酒和超速，所以她放弃了香烟和马提尼，并且只有当她独自驾驶时才超速。
保拉不再和其他男人来往，她陶醉在做理查德情妇的新生活中，与这个聪明和意趣相投的男人分享亲密关系和性关系。但她坚持他们的关系必须保持严格的平等。“我讨厌‘包养’女人的说法，”保拉烦得皱起了小鼻子，解释说，“我讨厌这种‘包养’妇女的习俗，就像我讨厌传统婚姻一样。在包养习俗中，女人受男人的压制，处于从属地位，被迫向男人要钱，用甜言蜜语哄骗男人，把性作为工具，等等。”理查德的工资几乎是她的三倍，而且还继承了大量的信托基金，但他们的每一个账单都一分为二，即使这对保拉来说造成了经济困难。
比尔忍受了一辈子的内疚和抑郁，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总是质疑自己的存在——“我是谁？”他会问，“我是真的在这里吗？”14他的婚姻使他窒息，他的工作使他精神崩溃；他一直同自杀的念头做斗争。但是和利莲在一起，他又是罗曼蒂克和意志坚定的。他们的爱情是“不变的”，他说，“我们必须永远相爱。像现在这样，让它定格在进入永恒圣洁亮光之时刻”。15他对身体和灵魂的忠贞做出神圣的承诺。“我们的爱情有它自己的规律，”他经常这样说。16
“但我们是平等的，我是理查德的情妇，另一个相同的说法是，他是我的情人。当然，平等就需要我花自己的钱，但这并不损伤我的自尊。他的钱比我多，这不是他的过错。历史、社会和‘系统’需要为此负责，但不是理查德。”
夏天则比较难过，因为这时比尔要陪塞西尔在比较凉爽的郊区度假。利莲会发怒并起疑心。比尔会告诉利莲，没有她，他简直无法继续活下去；在遇到她之前，他一直是在过别人的生活。“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他反复地这样说起他的婚姻。利莲曾经咨询过一个精神病医生，经过一段时间后，医生建议她不要做精神分析。“请记住，所有体面的人都感到内疚。”他指出。
一年后，理查德对保拉爱得更深，他把星期天也加到了他们例行的约会之中。每个星期天，理查德都会按时参加教堂礼拜，之后会把辛迪和孩子们送到家，然后去“办公室工作”。他会径直把车开到保拉家，和保拉一起吃午饭，直到晚饭前才回去——雷打不动，理查德是和孩子们一起吃晚饭。
“我们的生活，”她和比尔这么说，“不是婚外恋，”而且肯定不是“情妇情夫”，这一点对利莲很重要。对利莲来说，情妇就是老掉牙的电影中的女人，睫毛膏涂染得很重，穿着睡衣，坐在一旁生闷气和涂指甲。13在离比尔另一个家仅几个街区远的公寓，利莲和比尔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比尔装饰着这个家，购物，和利莲做爱，然后离开抽空陪他的家人，返回，再离开。在比尔单独的卧室中，睡前最后一件事是给利莲打电话。早上，他接她上班，然后一起吃早饭。他们又一起吃午饭、晚饭。在《纽约客》的办公室，他们是同事。
几年后，在一次特别激烈的争吵之后，理查德向辛迪提出离婚。辛迪同意，于是理查德和他的儿子搬出来住进了一个公寓。
1953年，利莲再次出逃，这次是去巴黎。比尔打电话给她，说他不能忍受见不到她的“这种拖延的痛苦”，但对他们的爱会克服任何障碍表示自信。12利莲返回了纽约，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中，做了他40多年的情妇。
对保拉来说，这种新的安排近乎完美。并不是她造成了理查德和辛迪婚姻的破裂，尽管她是催化剂。她能更经常地看到理查德了，但并不是那么频繁。在她的孩子们离开家之前，她拿出大部分空闲时间照顾他们。
尽管比尔为塞西尔的痛苦而内疚，但他认为不能失去利莲。她也是饱受折磨——“我不甘心做‘情妇’，”利莲写道，“我觉得我不是情妇。比尔告诉我，我是他的‘妻子’，我感觉我就是妻子。”11但是，每当比尔离开她的公寓，回到几个街区以外塞西尔和他儿子们——华莱士和艾伦的家时，她就知道她不是“妻子”。
多年后，在所有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离开家之后，理查德重新评估了他的生活。他发现独居生活临时性太强，也太过寂寞。保拉是他一生的所爱，他决定要与她结婚。但他的决定使保拉非常吃惊。
最初，比尔出名的离群索居使得保守他们的秘密比较容易，但是他心中充满了对欺骗塞西尔的愧疚，从很早起就决定告诉她实情。塞西尔深受伤害。尽管如此，她选择保留她的婚姻，不管它变得多么虚伪以及对比尔来说多么难以承受。
保拉是一个不想结婚的情妇。独居使她体验到了她一直不想放弃的独立，因而她拒绝了理查德的求婚。他一再坚持，他们开始吵架，有两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分手。最后，因为不愿失去她所爱的人，保拉同意按照两人目前关系安排中的平等主义结婚。
就在比尔·肖恩被任命为《纽约客》的新总编、以取代已死的哈罗德·露丝之前，利莲于1951年返回纽约。比尔重新开始了他的求爱。一天上午，他们双双离开办公室，去广场饭店开了一个房间，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晚上，就像多年的情人一样轻松和亲密地做爱。
“我更愿意做个情妇，”保拉耸耸肩说，“我喜欢靠自己生活。就整体来看，婚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既不是一个被‘包养’的妻子，也不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所以我的自尊和我对理查德的尊重并未受到影响。我们继续在各个层面做到了很好地相互适应。我们在文化和政治上仍然意趣相投，就和我们一直以来在床上一样。即使现在，几十年后，这种魔力依然存在。”然而，保拉伤感地补充说：“我喜欢做情妇，我给予也得到我想要的所有感情和性，但并不需要为此负责，也没有被困在同居中的那种平淡乏味的感觉。如果理查德是一个不那么传统的男人，我会仍然是他的情妇。”
这时是1950年，比尔·肖恩是个家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他不打算离开已经结婚22年的妻子塞西尔。与此同时，他在利莲接受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长期任务前一直追求她。在利莲在加州的一年半期间，比尔经常给她打电话，但令人宽慰的是，他从未提起爱情。
雷切尔：女权主义者情妇
尽管利莲有职业抱负，但她不属于超前的女权主义者。她认可她父亲的观点：女人需要一个好心男性的保护。她认为她会遇到这个人并与之结婚。多年来，利莲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她和肖恩先生(她称为比尔)是怎样慢慢接近对方的。这时，比尔已开始把爱情诗放在她的桌子上。一天晚上，当他们工作到很晚时，他对她表白，这使她大吃一惊。
雷切尔·戈德曼(RachelGoldman)处在性革命的时代，她吸收了其中关于性别平等的理想。雷切尔在大学时培养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她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绿色”专家，而且是生态教科书的作者。但是，在个人生活中，是纳粹浩劫而不是性革命塑造了她的希望和梦想。
1945年，当主管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Shawn)为《纽约客》杂志雇用20多岁的利莲·露丝(LillianRoss)以替代一名去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服役的男性时，他担心这个女孩可能会认为事实报道比较困难。幸运的是，利莲很棒，她的“来自小镇的谈话”的报道很快确立了她一名不错作家的身份。
雷切尔出生在蒙特利尔，她的母亲是一个有犹太背景的波兰人，与一个俄国移民的包办婚姻使她逃离了纳粹占领下的波兰。1941年，这位怀孕的母亲接到了来自波兰的可怕消息，那里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朋友邻居，也就是她的整个社区的人都被屠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把她的第一个孩子雷切尔带到了一个令人失落和悲伤的世界，也是一个寻找幸存亲戚压倒别的一切的世界。
利莲·露丝10：40多年妻子般的情妇
雷切尔也沉浸在她母亲无尽的悲伤中。她也渴望找到亲戚，她在长期的孤独中长大，梦想着找到失去的亲人。“从我有意识的第一天起，大屠杀就影响着我。它驱使我去寻找流散在外的犹太人群体，去纽约，特别是以色列，寻找亲人的名字。即使是找到甚至隔了几代的表亲，或者甚至只是找到了母亲村庄的人，我都会欣喜异常。”
性革命并未影响到帕梅拉·哈里曼——在性自由时代她已和任何一个时尚女孩一样无拘无束。但是，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和对女性屈从于男性权威的攻击，对她并没有产生影响；她像变色龙那样适应着她当前的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的大使一职是一种新的对待女人的公开态度的副产品，而帕姆是人们通过长期奋斗把理论变成现实的受益者，并因此获得显赫的身份和高阶位的工作。
雷切尔视婚姻和子女——她自己和她兄弟的子女——为重建被毁坏的家庭的一种途径。但是，她与一个小儿科医师的婚姻以失败告终。她的嫂子有意回避她，把她看成一个受教育过度的女权主义者，其生活方式会威胁到她们传统的家庭主妇生活。
其他策略可从奥维德的《爱的艺术》有关情妇的指南中获取，该书专门谈论情妇问题，诸如要专注那个你意中的男人，一丝不苟地梳洗自己，以更漂亮的衣服展示自己，以兼作金融资产和提供稳定生活保障的珠宝装饰自己，还有帕姆的专长——视配偶为一次性用品而弃之不顾。
离婚后，雷切尔一边工作，一边抚养孩子，与一个不能容忍她孩子的男人谈了一场不愉快的恋爱。然后，当她47岁变成一个胖乎乎又非常疲惫的女人时，遇到了本，一个比她年龄稍大的以色列环境问题专家。当时，本为全球提供咨询，正好在蒙特利尔出差。他们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当雷切尔与这个给她夹菜的陌生人坐在一起时，几乎控制不住地四肢发抖，并深深地爱上了他。本对此予以回应，第二天他们就上床了。这种体验如此美妙。本有坚强的个性，健壮的体格，他用温柔但酣畅的性展现他的魅力和尽享人生的理念。
1997年2月，帕梅拉·哈里曼在她经常游泳的巴黎丽兹酒店的游泳池癫痫发作，死于严重的脑出血。正如她的讣告指出，帕姆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情妇：在和她的两个情人结婚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许多别的情妇未能获得的成功。在帕姆寻找经济保障的过程中，她设计了自己的策略——为了得到詹尼·阿涅利，让自己意大利化；为了得到埃利·罗斯柴尔德，让自己法国化；为了得到利兰·海沃德，让自己美国化；为了得到埃夫里尔·哈里曼，让自己成为民主党人。
“除过漂亮的蓝眼睛，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但是他身上有股超常的活力、精力和一种喜乐的感觉，”雷切尔回忆说，“好像世界是为他创造的。他喜欢美食、美景和美好的性爱。”
1993年3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授予这个不知疲倦的民主党人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头衔。帕姆大使干劲十足地履行了她的职责。
这对新情人开始彼此吐露心声。雷切尔正在寻求一种承诺关系，而本正处于一种无爱无性的婚姻中，已经提出离婚起诉。他们设法每三周见一次面，在蒙特利尔、纽约，以及偶尔在以色列。他们每次的重逢都如同最后一次一样令人激动，鱼水之欢是开始的序曲，本刚一到达就会关上他们宾馆房间的门。随后是晚餐，伴以红酒和一种特殊的感觉。回到宾馆，他们再次做爱，然后睡觉。本在黎明前醒来，再次与她做爱。
埃夫里尔死于1986年，帕姆为他操办的葬礼花费了171082美元。他给她留下了巨额财产，包括股票、房地产、艺术品和珠宝。帕姆把这些钱一部分花在了整容手术上。她的脸部轮廓得到修饰，巧妙地突出了她的漂亮，之后，大腹便便、皮肤下垂的61岁老人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美人。
一天晚上吃饭时，本告诉雷切尔有不好的消息。雷切尔暗自惊愕地听着。本的妻子拒绝结束他们的婚姻。离婚使她感到羞辱，她不能忍受单独生活，如果本坚持离婚的话，她将拿走他们所有财产的一半，和他以前挣来的一切，包括他的养老金。“就是这些，我的爱人。我无法自由地和你结婚，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本指着桌子上点着的蜡烛、堆满的碟子和拔出瓶塞的酒瓶说，“这是我们今天和今晚所拥有的一切，我梦想了许多天和许多夜晚。雷切尔，这取决于你。我们可以现在结束，我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什么都不是，或者我们可以继续。由你决定。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你和我的妻子是我生命中仅有的女人，绝不会再有其他女人了。”
尽管帕姆有着奇怪和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疑的过去，但她的金钱、私人友谊、政治头脑和致力于为民主党筹集资金的意愿，征服了她的反对者。帕姆成了一个重要的女主人，人们都渴望得到她的邀请。
雷切尔极为震惊。她强烈地爱着本。她表示，最终，他要么和她结婚，要么至少承认她是他的伴侣。她知道他决不会离开以色列，她也一直梦想住在那儿，本致力于犹太人的家园建设也是他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
在利兰1970年去世后，帕姆又遇到了埃夫里尔·哈里曼，他现在是一个因妻子死亡而身心交瘁的79岁的鳏夫。帕姆没有浪费时间。她安慰他，给予这位老人他仍渴望的性。六个月后，帕姆和埃夫里尔结婚。保守的帕姆改头换面，变成了民主党的筹款人，并使自己成了其出身名门的新任外交官丈夫不可或缺的人物。
“由你决定，”本说。雷切尔就在餐馆做出了决定。她忍受不了失去他的痛苦，愿意以留给她的唯一途径来爱他——做他的情妇。“我不能忍受的只有你抛弃我，”她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想离开我，我需要你通知我，好让我尽量调整来适应痛苦。”
百老汇和好莱坞制片人利兰·海沃德是第一个向帕姆投降并娶她的情人。1960年，帕姆·迪格比·丘吉尔最终实现了其终极目标：与有钱有地位的人结婚，让丈夫供养她过奢华的生活。当海沃德让他的妻子离婚以便能与帕姆结婚时，她轻蔑地说：“无论你做什么事，都要为你的安全着想，为你的尊严着想，不要娶她。您根本不必娶她。没有人会与帕姆·丘吉尔结婚。”9
岁月流逝。雷切尔将其女权主义信仰运用于其情妇角色及其牵扯的财务问题。她坚持自己买机票，尽管迫于无奈，她让本支付她旅行的其他费用。在12年中，他只送过她四件礼物。他还为她选了一种叫“鸦片”(Opium)的香水，并从世界各地的免税商店给她买了许多瓶。
她还能让情人和自己都享受到快乐。“她只是无意识地冒用情人的身份，仿佛正对他们进行温和的攻击，”她的朋友利奥诺拉·霍恩布洛解释说。在帕姆成为菲亚特继承人詹尼·阿涅利的主要情人期间，帕姆学会了有意大利口音的意大利语，在英语中搜索意大利语单词，并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当帕姆和把她看作欧洲艺伎的法国大亨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一起时，她喜欢接电话时说“Ici帕姆”(Ici，法语“这里”)。但如传记作者莎利·比德尔·史密斯观察的那样，“通过成为包养她的男人的完美扩展，帕姆的工作做得特别棒：任何拥有财富或地位的男人不会娶她，因为他们知道她当情妇当得太好了。”8
在他们恋爱好几年后，雷切尔被诊断患了一种自身免疫性紊乱的疾病，这使她常年疲累疼痛。她被从自己供职的一个非政府环境组织中解职，并且很快就花光了离职金。因为无法偿还抵押贷款，银行查封了她的房子。大约有四年时间，雷切尔无家可归。“我可是一个富有创意的无家可归者。我把我的行李存到这儿存到那儿，我为我的猫找到一个家，我不断扩展‘拜访’我的朋友和我的孩子的范围。”有时，她不得不求助她的兄弟们，从他们那里获得金钱和食物。
尽管帕姆是一个专业情妇，但她并不热衷于性行为本身。她了解性关系在吸引和绑定一个男人时所起的作用，所以她视性行为为一种重要策略，但绝不是最为重要的。
这些年，雷切尔接受本的机票，但从未提过她无家可归。“事实是，我不知道本会怎么做，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不愿冒被拒绝和失去本的危险，雷切尔从未向本张口求助。“我想如果我失去本，我会自杀的。”
作为一名情妇，帕姆是最高级别的事件策划师。她记得某一位男人抽什么牌子的香烟，喝什么品牌的酒。她能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引出最新的八卦，并像小小的珍宝一样把它们展示出来。她知道任何重要人物，并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
后来，当雷切尔摆脱如山的债务，试图买下一座小房子时，本打电报给她汇了5000美元，这笔钱超出了她的筹集能力。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本的妻子密切监视着他的账户。
虽然帕姆被甩了，但她并不灰心，她逃到了热烈欢迎她的巴黎。在那里，丘吉尔的名字富有魔力，帕姆流利但并不完美的法语令人倾倒。富有和有名的情人很快就出现了，他们急于体验帕姆的魅力并确实为此感到自豪。
就在雷切尔重新安置好自己的时候，本却因癌症病倒，几乎是在同时，他又患上了心脏病。病愈后他重返工作，但旧病复发，本住进了医院。在丧失行动能力期间，本的妻子搜寻他的各种文件。他的账户、信用卡和电话单告诉她本没有告诉她的事情：本有一个情妇。就在本被送走进行急救手术前，他暴怒的妻子还在逼问他有关雷切尔的事情。
也许是为了减轻痛苦，帕姆与埃夫里尔鸳梦重温。1946年埃夫里尔被任命为商务部长时中断了他们的关系，但他只是在1950年停止为帕姆付房租，并继续为她支付不菲的年薪大约30年，直到他娶了帕姆。帕姆享受情妇的特别待遇，但却不尽一点义务。
雷切尔来到以色列时，本没有给她多少时间，一个小时在这儿，一个小时在那儿，再没有更多时间。这是他避开他警惕的妻子的唯一办法，他说他的家庭义务太多。
帕姆仍幻想有机会赢得爱德华。在凯西·默罗出生后一个月，帕姆起诉与伦道夫离婚，并飞到纽约恳求爱德华，或者可能想用她的魅力征服他。但是，形势对她非常不利。“凯西赢了，”默罗这样给帕姆发电报要求最终结束他们的关系。6他对一个朋友透露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未像爱帕姆一样爱过其他人，但老天却不是这么设计的。”7
雷切尔伤心欲绝。突然，或者她也察觉到，她的情人把她放在他优先事项清单的最末位。“以前，我常常和你的家庭平等，你给我我需要的时间，”她告诉他，“现在，我得到的时间越来越少，关注越来越少，我就像你的清洁工或会计，只是为你提供服务的人，在我来说，就是提供性服务。”他们神奇的关系一瞬间分崩离析，只剩下回忆的火花。
但事实上帕姆很难走出困境：一方面，珍妮特因绝望而卧病不起。另一方面，爱德华请求珍妮特离婚，但爱德华的老板威廉·佩里却强烈建议爱德华不要为了那个他称为“本世纪最寡廉鲜耻的妓女”离开珍妮特。5不久，爱德华和珍妮特和解了，后来，在十几年的无子女婚姻后，珍妮特怀上了一个孩子。
他们关系的结束是痛苦的。“我很伤心，但我要保护自己的尊严，”雷切尔说。“我很孤独，我不想孤独老去。我是一个电视迷。电视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尽管她注意到那里有大量未婚老女人，许多女人因无尽的战争而守寡，雷切尔仍计划退休后住在以色列。失去了本，她好像也失去了找到伴侣的最后机会。
尽管爱德华有妻子珍妮特，但帕姆仍认为他是很好的结婚对象，所以再婚是她的首选。1942年秋天，她设法与伦道夫·丘吉尔分居，但继续保持她是前公公局内人的身份。将爱德华从珍妮特身边夺走，使自己成为爱德华的新妻子，对帕姆来说，能有什么困难吗？
雷切尔坐在那里回想她和本在一起时的生活。劳累使她灰色的眼睛下面出现了黑眼圈，她漂亮的褐色头发也已变成银白色。她的目光既悲伤又甜蜜，有时也勉强挤出几丝笑容。作为本几十年的情妇，雷切尔从中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一方面，她刻薄地评论说，“一个已婚男人的承诺一文不值”，一方面她又有许多回忆，她会用怪怪的声音讲述他们曾经炽热的爱，他们身体联合的奇妙。她永远不会忘记，她“与本一起，也是从本身上学到了如何在一瞬间捕捉到无限”。
之后埃夫里尔从伦敦调往莫斯科。爱德华·R.默罗，这位在伦敦向其他的美国同胞报道最新战事的电台广播员，接续埃夫里尔成了帕姆的主要情人。帕姆非常喜欢爱德华·默罗，她不在乎他的不富裕，反而看重他作为一流记者的身份。
麦克拉：爱与性是分开的
她的一个情人是已婚富豪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他正在伦敦出差。当他站在这个温斯顿·丘吉尔儿媳的旁边时，帕姆被这个瘦削、有气质的美国人深深打动。埃夫里尔开始给她提供一套很好的公寓和收入。即便知道他的新情妇和其他男人有性关系，他似乎也并不介意。
麦克拉·科瓦斯基(MichaelaKovaleski)1972年出生于多伦多，适逢倡导女人和男人拥有相等权利和义务的性革命时期。但是麦克拉觉得男女平等很麻烦，她渴望成为像帕梅拉·哈里曼或者甚至是弗吉妮亚·希尔那样的情妇，用迷人的美貌和性换取奢华和经济保障。“我寻找甜心老爸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总想要更多的钱，更多来得容易的钱。我拥有的吸引性交易的能力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对帕姆来说，小温斯顿也是如此。帕姆把儿子委托给朋友家的一个保姆就算了事。然后，没有了儿子或丈夫的妨碍——丈夫已经去参战了——帕姆就沉溺在两种生活之中：一种是在资深政治家丘吉尔的羽翼之下，有影响力和有声望的公开生活；一种是拥有很多情人、令人兴奋的私人生活。
麦克拉对待性的态度就连她那一代人看来也属另类。她认为，爱，应该与性分开。在18岁时，她还是朋友圈中为数不多的处女之一，但她精心安排，把她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她其实并无好感的“电脑怪杰”。她的下一个性伴侣是一个比她年龄大的精神病医生，那个医生在他们一起排队等着到ATM上取钱时接近她。在父母的允许下，她开始跟他约会。几乎是马上，那个人就把她带到了床上。回顾往事，麦克拉认为精神病医生“有点剥削”她，但她没有怨恨，因为她很感激他送的礼物，包括少量的钱。
帕姆很快就怀孕了，小婴儿温斯顿的诞生使她永远扎根在了丘吉尔家族。而伦道夫，在他的新娘生孩子时还与另一个女人上床。现在对她来说，他已变得可有可无了。
在大学毕业获得法语荣誉学位后，麦克拉又去上了师范学院。之后，她暂时在蒙特利尔的夜总会做女招待，在那里寻求异国情调，诱惑男人买酒水以获得佣金。“我对此很擅长，也很喜欢做这件事。但是我想做更为严肃的模特工作，多伦多有更多的机会。”
这时，帕姆遇到了温斯顿·丘吉尔风流倜傥却嗜酒如命的独生子伦道夫·丘吉尔，他在他们第一次约会时就向她求婚。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伦道夫准备去服兵役。他认为自己可能战死沙场，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女人来传宗接代。帕姆，既健康又富于魅力，似乎是个好苗子。尽管至少有另外八个女人拒绝了他，但帕姆接受了这个无关爱情的提议。他们宣布订婚后没几天，她就和伦道夫结婚了。
回到自己家乡的城市，麦克拉在夜校教书，并为成为职业模特而奋斗。在这段紧张的时期，她开始与贾斯丁约会，此人年龄比她大，他一度成功的网络公司刚刚破产。贾斯丁鼓励她好好教书，麦克拉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一所中学的全职工作。她十分讨厌教学，以至于一说起此事就会哭鼻子。在她教书第二年的第一学期，麦克拉注册成为全职代课老师。有一年多的时间，尽管挣得很少，也没有任何福利，她还是很高兴。为了补充收入，她仔细阅读个人征婚广告的栏目。在选择“萨米”后，他向她索要照片，她送给他一个过去做模特时的影集。
尽管帕梅拉有一种丰腴之美和如火的红发，但是并没有吸引到符合资格的追求者。“英国人不喜欢她，”她的一位初进社交场合的年轻富家女子同伴回忆道。4在帕姆(帕梅拉的昵称)的余生中，她可能更喜欢美国人和欧洲人，特别是那些能够对她的青春活力和性开放做出回应的年龄较大的男人，他们能够给她提供足够的远远超过她父母的钱财。
萨米很喜欢那些模特照，并邀请麦克拉到他的家乡，康涅狄格州的达连。他手捧鲜花在机场迎接她。尽管他个子矮小，超重，不好看，但他慷慨、体贴。他陪麦克拉购物和消遣，给她买昂贵的衣服。她最喜欢的衣服是一套皮装，“像汗水一样粘贴着我的身体”。麦克拉欣喜若狂：“萨米是一个喜欢为女人购物的人，而我是一个喜欢让别人为她买东西的女人。”后来，麦克拉用一个性游戏调戏他，结果，他们很快就上了床并发生了真正的性关系。毕竟他在她身上花了钱，她认为他值得。
帕梅拉·迪格比的父亲，是迪格比家族的第11个男爵，是英格兰多塞特郡的明特恩·马格纳(MinterneMagna)庄园的主人。这是座拥有50个房间、1500英亩的祖传豪宅，由22个住家仆人打理。但是帕梅拉贪图的是巨额财富而不是优雅舒适，因此她开始寻找能够提供万贯家财的丈夫。
回到多伦多，麦克拉每隔两三天就会收到萨米的来信。他向她抱怨他的妻子艾达，在他嘴里，艾达是一个与黑手党有联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并在街头混惯了的意大利女人。麦克拉向他暗示自己也有麻烦，但都是财务问题。萨米马上回答说：“对我来说，每月把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是最简单的事情。”他问：“5000元行吗？”麦克拉回答说3000元。“我不想把他吓跑，我害怕把他榨干。我是说，他从这一单中得到了什么？”
帕梅拉的唇膏印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些人的嘴唇上，他们是她的三个丈夫：伦道夫·丘吉尔(RandolphChurchill)(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儿子)、百老汇和好莱坞制片人利兰·海沃德(LelandHayward)(《音乐之声》《南太平洋》和《吉普赛人》)以及前纽约州州长和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还有一些想和她结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情人名单：意大利实业家詹尼·阿涅利、法国银行家埃利·罗斯柴尔德和最使帕梅拉伤心的爱德华·R.默罗。
麦克拉现在是一个羽翼丰满的情妇，一个“被包养”的女人，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贾斯丁。她向萨米隐瞒了贾斯丁的存在。她甚至不再做代课教师。但很快，她昂贵的口味促使她向萨米建议提高额度。从萨米的钱获益的贾斯丁，只能屈服，同意继续和她保持关系。在这两个男人之间玩手段，给她增加了刺激和挑战感。
当帕梅拉·迪格比·丘吉尔·海沃德·哈里曼(PamelaDigbyChurchill HaywardHarriman)于1997年去世时，《泰晤士报》将她列为“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交际花之一”，《每日邮报》称她是“研究富人天花板的世界级专家”，接着又说，“当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时，他们会发现到处都是帕梅拉·哈里曼唇膏的痕迹”。3
麦克拉下一次遇到萨米是在巴哈马群岛，当时萨米正与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一起度假。他为麦克拉预订了离他不远的五星级豪华度假酒店，这样，每当能够摆脱家庭义务时，他就来拜访她，带她购物，甚至用六个晚上中的三个晚上和她待在一起。“是我让他摆脱工作和妻子，这样的角色我演得还不错。”六天里，麦克拉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泡温泉。“萨米支付了一切费用，你可以说萨米甚至为我的呼吸付费。”
帕梅拉·迪格比·丘吉尔·海沃德·哈里曼2：以情妇为专业
再回到多伦多，麦克拉的互相平行的风流韵事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贾斯丁既嫉妒又沮丧，开始酗酒。另一方面，萨米好像爱上了她。在多伦多黯淡和寒冷的2月，萨米给麦克拉送来了一张佛罗里达的机票，那里是此次旋风式棕榈海滩—拉斯维加斯“商业”之旅的第一站。贾斯丁哭了，但只能屈服，因为这些约会就是他们的面包和奶油。
还有三个现代女性，虽然不为人知，却代表着大批同时代的女性，补全了我的关于现代情妇的讨论。这三个人都曾经是情妇，但她们的看法和经历各不相同。尽管如此，女权主义和新的男女平等的标准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她们每一个人。
在佛罗里达，萨米和麦克拉共居一室。她并不欢迎这一新的亲密关系，并发现在他面前，她经常心绪不宁。她也很难给贾斯丁打电话。尽管拥有狂欢式的购物和高级餐厅的聚餐，但麦克拉意识到，但她更喜欢萨米做一个大多数时间缺席的情人。
另一方面，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颂扬个人自主和性解放甚于谴责婚姻的虚伪性和束缚。她在小说和散文中探索和分析了她与同伴——先是让·保罗·萨特，后来是美国小说家纳尔逊·阿尔格伦——热情而时有痛苦的关系。她的这些作品已经对几代妇女在自行决定她们与男人亲密关系的性质时产生了影响。
麦克拉穿着新衣回到了多伦多，她以和贾斯丁宣布订婚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关系问题。3月，麦克拉生日那天，萨米没有如约参加。麦克拉带着困惑，像她以前那样往他家里打电话。他的妻子艾达接电话说萨米在洗澡。麦克拉谢过后没有给他留话。在接下来的六天中，麦克拉试图联系萨米，但是他从不接电话，也不给她打回来。他还停止了她的月度付款。
两个有名的女人成了这种种极不相同的关系的例证：帕梅拉·哈里曼和利莲·露丝。哈里曼给一连串超级富豪做过情妇，顺利走过了20世纪60年代，没有受到那个年代女权主张和修正主义对男女关系的解释的影响。露丝，一个有名的作家，不能完全放弃她的婚姻，同样也不能舍弃她的婚外男人。哈里曼和露丝都是出名的女人，但她们的故事反映了无数普通女人的情况，基于早期的道德习俗，她们的婚外关系不太受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
但是，艾达开始在麦克拉的录音电话上留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可怕地提醒说艾达与黑手党有联系。麦克拉非常担忧，她和萨米的密友之一罗恩联系，看她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罗恩解释说，艾达发现了麦克拉是萨米的情妇，并当面质问萨米。两人干了一场恶仗，然后决定继续他们的婚姻关系。巧合的是，罗恩补充说，萨米遇到了业务颓势，陷入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一些女人，想当然把已消逝的过去，尤其是情妇制度浪漫化，寻求那些准备“包养”她们的志趣相投的男人。其他一些女人，则因偶然的因素而成为情妇，是在她们爱上既不与她们结婚也不抛弃她们的已婚男人之后。1
麦克拉做萨米情妇的日子就此到头。她再次成为一个试图做模特的代课教师。因为不让爱与性相关联，所以她觉得一夫一妻制难以忍受。尽管她爱贾斯丁，贾斯丁却厌烦她的性观点。
一度非常死板的定义，现在变得和它们所描述的关系一样灵活。特别是以前因为与非其丈夫的男人保持长期关系而被称为“情妇”的女人，现在可被视为女朋友、伙伴或伴侣。好像这还不足以让人晕头转向，许多已婚的男人和女人拒绝贬义的“妻子”“丈夫”和“配偶”这些术语，而是称自己为对方的“伴侣”。如今的定义更多取决于自我认知：女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自行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别人应该叫她们什么。
“男人们用给你钱花来表达爱情，我想要很多很多钱，”麦克拉说。此外，用性换钱对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她总是对个人征婚广告动心。不知不觉地成为另一个像萨米一样的男人的情妇，是令她愉快的事情。
已经结婚、主张男女平等的妇女们也面临着许多选择。她们可以成为妻子或伙伴。她们可以采用自己丈夫的姓，或保留自己父亲的姓。她们可以按照严格的男女平等关系，协商婚姻安排，满足自己的需要。随着可靠、方便的节育措施尤其是口服避孕药的出现，她们能够实行节育和计划生育。随着法律慢慢与意识形态接轨，她们可以与男人共有财产，共担债务，如果离婚，她们可与男人共同抚养孩子。婚姻的形式和婚姻的本质都是灵活的：可以靠宗教维系，也可以根据民法，还可以根据约定俗成。而且，因为离婚的法律简便了，再婚则变得更为常见。
麦克拉为自己辩护，说她是性革命叛逆的孩子，一个愿意牺牲她的平等权利和个人与性自主权以换取定期巨款的女人。“我有这一工作的道德标准，”她解释说，“我认为男人应该得到等值的回报。”
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彻底改变每个人的思维或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保守的“右翼派”仍援引《圣经》的权威来猛烈反对女性平等，想要让女性回到在男性“保护”下她们正当的位置。妇女们满足于传统的婚姻，许多妇女是无偿的家庭主妇，她们选择集中精力照顾家庭，拒绝接受新女人的角色。所以，一些年轻女人要么从保守的母亲那里找到认同感，要么反抗那些思想解放的妇女。可能还有一些一直坚持异性恋的妇女，突然受社会上普遍对男人否定的刺激，选择成为女同性恋，作为一种能够替代与男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选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同性恋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现代情妇利用女权主义和传统所促成的现代标准来选择和评估她们的生活方式。各种因素影响着生活方式，包括性和情感的满足、男女平等、经济考虑和她们的婚姻观。今天，大多数情妇都是实用主义者，如果她们没有爱上已婚男人，她们不可能进入这种关系，许多女人更愿意得到妻子而不是情妇的身份。
20世纪60年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是由多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拥护的性解放与男女平等思想所引起的。性革命引发了对所有双重标准的挑战，例如：谴责性自由的女人为荡妇，却同时称赞她们的兄弟为猛男；排挤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谴责同性恋是性变态。人权活动分子为妇女、为公民和为同性恋者打抱不平，争取他们的权利。但是，这需要实施新法以取代以前统治社会的各种偏见和不公，并需要尝试灌输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一些对历史上的情妇充满浪漫幻想的现代女人毫不犹豫接受金钱的馈赠。她们把经济支持视为情妇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是做情妇最吸引人的地方，而且常常是促使她们首先成为情妇的因素。在她们的情妇版本中，对她们情人的欲望来说，女权平等主义只能排第二位，而情妇之间的利害得失，以及与自己情人之间的利害得失，才是他们关系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