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补助计划只有在你花得山穷水尽时才会起效。你可以把自己的工资存起来，存到一定的数额，同时把你丈夫的收入直接存入医疗补助计划之中。你还必须清算投资。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用在家居装饰甚至是购置新衣、提前购买药品、加固房屋、留出一部分钱给自己和丈夫作为殡葬费用之类必要的事情上。但不要留下珠宝，绝对不要留下什么珠宝。除非是你们俩的结婚和订婚戒指，这些你还可以留着。如果你的钱花得太快，政府就会来质询你把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这样你就有可能拿不到医疗补助了。不管怎样，你还是可以留着自己的房子还有车子的。好处在于，在你几近破产的时候，补助就来了。”
“贫困潦倒？”
“你是在告诉我，除了——破产，按你的话来说——就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支付雇佣一位护士或去疗养院的费用了，如果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的话？”
她能够想象埃德终有一天不得不停止工作，因而她想要自己能变得聪明一些。她去了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想要弄明白自己有哪些资源可用。那里的社工告诉她，只有等到她自己贫困潦倒时，他们才能为她提供援助。
“此刻看来是不行的。”
她明白自己战胜不了埃德身上的病魔，但也不打算坐以待毙，让别人来告诉自己，她输了。她当即就决定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样的想法让倾诉变得容易起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里，她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各种连她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东西。最后，她为自己终于能够把这些话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倍感解脱。就这样草草收场对她来说似乎是一大憾事，因为她已经开始从中看到这种尝试的价值了。但毕竟它的剂量还是太小，即便对别人有用，对她也无济于事。
“我得把自己的储蓄账户花得一分不剩？”
他这个人很极端，要不就一个字也不说，要不就能说得比她想听的还要多。
“是的。”
“我能理解。”他说，“这是一种你永远也战胜不了的疾病。它不仅会击垮病人，也会击垮病人的伴侣、子女和朋友，让人倍感孤立。”
“还有所有的股票？”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猜。是的，我猜我是这么想的。”
“没错。”
“你会不会害怕你的丈夫会丢下你一个人？”
“退休金账户？”
“我不想要。”她回答。
“也是一样。”
“有些人可能就会这么想。”
“让我来告诉你几件事情。”她生硬地说道，感觉心头如发烧般涌起了一股傲气，“我一辈子都在辛勤工作。”
“谁想要一个人呢？”
“抱歉。”
“那是为什么呢？”
开销将是巨大的，他们的积蓄很快就会缩水。雇佣住家护工的开销（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考虑的）无异于支付第二份房屋抵押贷款，其昂贵程度不是两人的收入可以应付得来的。而且，在埃德只能领取工资水平的40%作为养老金时，她就更不可能在不触碰他们快速缩水的退休积蓄的情况下支付这笔开销了。
又是一阵沉默。
“我本应该把橱柜都做成樱桃木的。”
“我也不太确定。”她说，“也许是孤独吧。”
“您说什么？”
“你心里最大的恐惧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布里尔先生问道。
“我太节俭了。我本应该把砖块全都扒掉，铺上大理石砖。我本应该买3件貂皮大衣，而不是1件减价的。我本应该每年都去一趟欧洲，我本应该在自己二三十岁时效仿周围的人那样挥霍起钱财像个醉酒的水手。如果我是个穷鬼，事情也许就不会这么让人难以接受了。”
第二次，她说起话来感觉有些别扭。见面寒暄过后，布里尔先生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长久的沉默似乎已经渗透进了充满东方风情的地毯之中。这样的情景让她仿佛想起了埃德有时对她不理不睬的态度，或是康奈尔像个顽固的小孩子一样拒绝说话的样子。
她去见了一位名叫布鲁斯·爱普斯坦的税务律师，他是她在医院里的朋友萨尼的丈夫。
他督促她谈一谈自己对于埃德患病的感受。尽管她之前曾茫然地决定要回避这种问题，却还是直截了当、字斟句酌地讲了起来。这不禁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惊奇地发现布里尔医生一直都保持着沉默，好像是在用那双时而睁大时而眯起的双眼催眠她滔滔不绝地讲话似的——她感觉自己思维的发动机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他告诉她，这个疗程的时间结束了。
她坐在布鲁斯位于上西区的办公室里。只见书架上陈列着各种法律书籍和经典文学名著。“对你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他离婚。”他边说边递给她一碗巧克力，“当然了，这是从严格的财务意义上来说的。分割你们的财产，把所有东西都归到你的名下，拿走所有的钱。”
“一个不及他聪明的男人可能早就放弃了。”布里尔医生说，“谁知道他到底隐瞒了多久呢？”
艾琳翻弄着西服外套边缘脱落的一根线头。
布里尔医生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请她开口说话。她发现事情的开始比她预料中的容易许多。她说起了自己父母、幼时在伍德赛德的生活、在杰克逊高地度过的那些时光以及她的职业，甚至是基欧先生的事情。念叨了一会儿之后，她第一次感到心中溢满了卸下负担的轻松。她陷入了沉默，满心欢喜地听到布里尔先生——他坚持要她称自己为杰洛米，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他比自己还要年轻至少10岁——夸赞埃德还能对外保持常态说明他拥有超群的智慧。
“我知道你不想听到这些。”布鲁斯继续说道，“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如果你和他离婚了，那么他马上就能获得医疗补助。对此，你最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你不用真的在心里与他离婚，而且还可以照顾他，只不过是站在一个不同的立场上而已。”
露丝的心理医生名叫杰洛米·布里尔。他的办公室位于露丝的单位附近，就在距离熨斗大厦一个街区的地方。他到门口来迎接了艾琳，并指引她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艾琳环顾四周，寻找着自己期待中的沙发，却只看到了一张红木桌、两把扶手椅和三张令人欣慰的毕业证书——哈佛大学、康内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就挂在一个小书架上方的墙壁上。房间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落地灯和穿透百叶窗射进来的些许微光。
“那我该怎么告诉我的儿子？”
艾琳从不把心理治疗放在心上，认为那是有钱有闲却没有朋友的人才会有的嗜好。除此之外，天主教徒也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他们的告解室也有同样的作用。可如果你自从20岁出头起就在再也没有去告解过，又该怎么办呢？她想象着自己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列举自己的罪行，出来时接过一张写着需要她背诵的无数祈祷文的列表，离开时却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进去。
“你的儿子不必知道这些，你可以等以后再说。”
艾琳一直在给露丝讲述自己那些充满焦虑情绪的梦境。梦境中的她满嘴的牙齿都掉了出来，皮肤也从身上剥落了下来。令她倍感惊讶的是，露丝竟然建议她去看心理医生，还为她讲起了自己在疗程中的一些积极的体验。她甚至都不知道露丝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这简直令人无法想象，露丝是个坚强的女人。事实上，露丝在听别人述说起自己遇到的问题或遭受的苦难时总是能够表现出无尽的同情心，很愿意为朋友们留出倾诉的时间。不过露丝从不会向别人透露任何有关自己的事情。就算你把露丝绑起来，当着她的面勒死她的那几只猫咪，她也不会掉下一滴眼泪。这么多年以来，艾琳一直都听信露丝的断言，以为她在养大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之后是真的无心再抚养任何一个孩子。然而，就在男人们都入睡后的某天深夜，露丝却坦白她一直都害怕自己会像自己的母亲那样在酗酒中毁掉一个孩子的人生。从那以后，每当艾琳看到露丝望着康奈尔时露出的疼惜眼神，都会意识到露丝的心底里还有很多话不曾向任何人坦白，包括弗兰克。
“那我又该怎么告诉埃德？”
从埃德的手中接过电话，她强迫弗兰克保证会尽快再打电话来问候埃德。可弗兰克并没有打来。下一次他们去麦圭尔家做客时，弗兰克在晚饭的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因此他们也在用过甜点之后便离开了。
“告诉他你这是在耍小聪明，告诉他你这么做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好。没有什么会彻底改变，只不过你们会得到国家的资助而已。”
然而，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一个星期之后，她又让露丝唤他过来接电话，然后假装电话是弗兰克打来的，顺手把话筒递给了埃德。她本来还担心埃德会注意到电话铃并没有响起的事情，却发现他接过电话之后竟像个青少年一样和弗兰克聊起天来，脸上的兴奋劲儿显而易见。她就这样听着埃德聊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谈起有关病症的事情，看来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男人们在不揭穿任何事情的情况下也能相处得很好，她几乎有点羡慕这一点。不过这样也有它的缺点：他们最终还是要退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孤岛上去。
“就因为我丈夫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就应该和他离婚？”
“我会的。”弗兰克应允道。
“我知道这主意听上去很糟糕。”他回答，“但问题不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从财务的角度来看，离婚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没有把你可用的选择都告诉你，那就是我的疏忽了。”
“他知道。那你总可以拨个电话跟他打声招呼吧？”
“那这个计划到底要怎么执行？我该怎么通过和他离婚拿到那些钱？”
“我也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你们膝下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对你们来说就更容易了。你可以编造出一个婚外情的故事。想要做成这件事情的办法很多。你会得到房子，所以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你到底去哪儿了？”她逼问，“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来？为什么不来看他？为什么不请他出去喝杯啤酒？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邀请他出去？他每天晚上都窝在书房里。”
“我觉得我做不来。”
每一次她打给麦圭尔家时，若是弗兰克接电话，他便会把话筒直接转交给露丝。就在他们向大家公布埃德患病的那顿晚宴结束后的一个月，弗兰克急不可耐地想要回避她的行为终于惹恼了她，于是她开口要求露丝把电话递到他的手中。
“这倒是没有什么稀奇的。”他热情地回答，“但我觉得你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我的担心在于——避免你以后会后悔——你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并不足以让你的情绪战胜自己。或者，如果你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却用理性的方法来处理。我怕你认为感情的价值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如果你能够克服精神障碍，按照我建议你的方式来处理，才是最理智的选择。不过单纯的理智并不足以成为指引我们的罗盘。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如果萨尼处在你的立场上，那我宁愿她按照我说的方法来做。这不仅能够帮到你，也能够帮到你的丈夫。记住，在上帝的眼中，你们永远都是夫妇。”
在他们终于向康奈尔坦白之后，艾琳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和女友们谈论起埃德的病情了。她每晚都会给她们打电话——露丝、辛蒂、玛丽、凯莉、凯西还有她的姨妈玛吉——她按照名单挨个给她们打着电话，刚挂上前一个人的电话便立即拨通下一个人的号码。一旦打开话匣子，她就不愿意被人打断，因此总是等到晚饭后埃德坐进书房里为试验报告打分或备课时才拿起听筒。接到她打来的电话，朋友们也总是会挂断其他人的来电。每一次拨通电话时，她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可对话却自然而然地活络了起来，况且她们总是想要了解埃德的近况，所以她根本就不用试图谈起别的话题。她觉得，只要自己经常说起这件事情，就能对这种病症更加熟悉，从而也就不会那么不知所措、心生恐惧了。
他所提倡的是尽力彻底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这意味着蔑视人们所珍视的美德。她一直都认为自己若是有机会，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好律师，然而此时此刻，在听取布鲁斯冷静分析事实的过程中，她才意识到自己缺乏他那种天马行空的逻辑思维能力。她觉得自己没办法仅仅为了获得资助而和埃德离婚，她宁愿把钱都花掉，反正她只能永远地劳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