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看着男孩。
“可以卖十五。十五我愿意。”男人说。
“孩子们，如果你们想喝点儿，”男人说，“杯子在箱子里。我得坐会儿。我得在沙发上坐会儿。”
“十五愿意吗？”
男人坐上沙发，往后一靠，盯着男孩和女孩。
“二十五。”
男孩找出两个杯子，倒了威士忌。
“电视机呢？”男孩说。
“够了，”女孩说，“我的要掺点水。”
他从纸箱里拿了个玻璃杯，去掉裹着的报纸。他打开威士忌的封口。
她拉出一把椅子，坐在餐桌旁边。
“四十就四十。”男人说。
“那边的水龙头有水，”男人说，“打开水龙头。”
“四十愿意吗？”女孩问道。
男孩端着掺了水的威士忌回来。他清了清嗓子，坐在餐桌旁。他咧嘴笑了笑，但没有喝酒。
“我本来想卖五十块。”男人说。
捕虫的鸟儿从头顶掠过，很小，飞得极快。
“我们以为这里没人，”男孩说，“我们对这床感兴趣，或许还有电视机。或许还有写字桌。这床你想卖多少钱？”
男人盯着电视机。喝完，他又倒了一杯。他伸手打开落地灯。这时，他的烟掉进了沙发垫里。
“是张好床。”男人说，他放下袋子，拿出啤酒和威士忌。
女孩起身帮他找。
“嗨，”女孩说着站了起来，“我就试试。”她拍了拍床。“很好的床。”
“你到底要什么？”男孩对女孩说。
“嗨，”男人对女孩说，“你发现这床了。很好。”
男孩取出支票本，放在嘴唇边，像是在思考。
男人拎着超市购物袋，沿着人行道走来。他买了三明治、啤酒和威士忌。他看见了院里停着的车和床上的女孩。他看见了打开的电视机和门廊露台上的男孩。
“我想要写字桌，”女孩说，“写字桌卖多少钱？”
“问他们要多少。”女孩说。
男人冲这个荒谬的问题摆摆手。
“很不错的电视机。”男孩说。
“你说个数吧。”他说。
“不管他们要多少，砍掉十块。没错的。”她说，“另外，他们肯定很着急或怎么了。”
他看着坐在桌边的他们。灯光下，他们的面孔难以名状。是善是恶，看不出来。
“我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人，”他说，“不像有人。但如果有，我问问价钱。”
“我去关了电视，然后放唱片。”男人说，“唱机也卖。便宜。出个价吧。”
女孩赶走蚊子，男孩随即站起来，塞了塞衬衣。
他又倒了威士忌，又打开一瓶啤酒。
男孩笑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何。不知道为何，他打开了台灯。
“所有东西都出。”男人说。
“会不会有点滑稽，要是……”女孩没说完，咯咯地笑了起来。
女孩递过杯子，男人倒了一点。
左邻右舍渐渐亮起了灯。
“谢谢。”她说。“你真好。”她说。
但他只坐起来，待在原处，让人觉得他在看电视。
“它有点上头，”男孩说，“我头晕。”他举着玻璃杯，轻轻晃了晃。
他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人在。”
男人喝完又倒了一杯。稍后，他找到了装唱片的箱子。
她闭上眼睛，抱住他。
“随便挑一张。”男人对女孩说，把箱子递给她。
“吻我。”她说。
男孩在写支票。
“起来吧。”他说。
“这张。”女孩说，她不认识标签上的名字，随便拿了一张。她从桌旁站起，又坐下来。她不愿意一动不动地坐着。
“吻我。”她说。
“我只写金额。”男孩说。
她侧过身，手放在他脸上。
“没问题。”男人说。
“挺结实的。”他说。
他们听录音，喝酒。然后男人换了张唱片。
“怎样？”她说。
孩子们，要不你们跳个舞？他想要说，于是他就说了：“要不你们跳个舞？”
他在床上躺下，枕头垫在头下。
“我不想跳。”男孩说。
“先试试。”她说。
“来吧，”男人说，“这是我的院子。你们想跳就跳。”
她在床上蹦了蹦。
手臂互相搭着，身体靠在一起，男孩和女孩来回移动。他们在跳舞。一曲终了，他们又跳一曲，完了男孩说：“我喝醉了。”
“我觉得有点怪，”他说，“最好看看，家里有没有人。”
女孩说：“你没醉。”
他看了看四周，房里一片漆黑。
“嗯，醉了。”男孩说。
“过来试试。”她说。
男人把唱片翻了个面，男孩说：“我醉了。”
“怎样？”他说。
“跟我跳舞。”女孩先对男孩，然后对男人说。男人站起身，她张开手臂向他走去。
“过来，杰克，试试这床。拿个枕头来。”她说。
“那边的那些人，他们在看。”她说。
他们下车查看。女孩摸了摸平纹细桌布，男孩插上搅拌机插头，把旋钮转到“切碎”，女孩拿起一只火锅，男孩打开电视，调了调。他坐上沙发看起来。他点了根烟，四周望望，把火柴弹进草地。女孩坐在床上，她脱掉鞋子，躺下来。她觉得她看见了一颗星星。
“没什么，”男人说，“这是我的地方。”他说。
男孩拐进车道，在餐桌前停住车。
“让他们看去。”女孩说。
“还有电视。”男孩说。
“就是，”男人说，“他们以为见过这里的一切。但他们见过这个吗，见过吗？”他说。
“看看床要多少钱。”女孩说。
他的脖子感到了她的呼吸。
女孩和男孩正在布置一个小公寓。
“我希望你喜欢你的床。”他说。
“肯定在卖二手货。”女孩对男孩说。
女孩闭上眼睛，又睁开。她把脸埋进男人的肩膀。她把男人拉近了。
他突然觉得，换了他，他也不会停下。
“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她说。
不时有车慢下来，有人往这儿瞧一眼。但谁都没停下。
几周后，她说：“这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呐。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想看看这些破玩意吗？”
梳妆橱立在离床脚几米远的地方。那天早晨他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都倒进了纸箱，纸箱在客厅里放着。梳妆橱边摆着便携式取暖器。一把藤椅紧靠床脚，上面放着装饰的靠垫。擦得亮晶晶的铝制炊具占据了院内车道的一部分。桌上盖着一块黄色平纹细桌布（一件礼品），很大，从桌子四边耷拉下来。桌上放着一盆蕨草和一盒刀叉，还放着一个唱机（又一件礼品）。一台落地式大电视机放在茶几上面。离它几米远，放着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和一盏落地灯。写字桌抵着车库门，上面有几件厨具、一台壁钟和两幅装了镜框的画。车道上还有个纸箱子，里面放着咖啡杯、玻璃杯和盘子，全都用报纸裹着。那天早晨，他清空了壁橱，除了客厅里的三个纸箱，所有东西都从房里搬了出来。他拖出一根延长线，接通了所有电器。每件都能工作，跟在屋里没两样。
她说个不停。她告诉了所有人。这件事里面有更多东西，但她说不出来。试了一会儿，她放弃了。
他抿着威士忌，想着这个。
（原载《巴黎评论》第七十九期，一九八一年）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大卫·米恩斯评《要不你们跳个舞？》
厨房里，他又给自己倒了杯酒，看着前院摆着的卧室家具。床垫上罩着的条形花纹床单已经扒了下来，就放在梳妆橱上的两个枕头边。除此以外，其他东西摆放得跟它们在卧室时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一个精彩的故事就像身上奇痒，总得不停地抓挠。它带给了读者一种恒久而奇异的体验，生发于某种可能是特定范式的立场：好故事留给我们的疑问比答案多，同时，留给我们的答案也比问题多。因此，一个出色故事的矛盾特质，就表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们需要的一切，但又不充分，不至于让读者感到自己一眼看尽了全部真相。它为我们提供的，是更广阔世界的一个切片，是一组微不足道的细节，是变换的视角，是数周之后才能作出的论断。现代小说的诗学审美，既是“复古过时的”（因为它发掘和利用了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古老模式），也是当代的（类似于流行歌曲、三十秒广告短片之类的形式）。无论是作者或读者，都必须从一些不起眼的动作姿态中发掘和理解其中的深意：一个男人将家居物品全都放到了屋前草坪上；一对年轻男女到来，发现抛弃的家具堆满了整个院子；较老的那男人回到了屋子这里，购物袋装着食物与饮品，接着开始了简短的语言交流，对话中呈现了孤寂灵魂之间那悲哀到无可挽救的距离；然后，老男人与那姑娘跳舞；几周之后，那姑娘说起了老男人以及草坪上那些家具的故事。她的声音特别清亮，生动，还带着点尖锐的评头论足的味道。她的记忆触及了那片绿草地，大概可以推测，她大概忽然顿悟了某种真相。她的评论向前追溯，穿过了之前叙事的切片，照亮了院中的一幕幕场景，而同时，又矛盾地把一切向前扔进了故事结尾前那一行无尽的沉默与空白中。“这件事里面有更多东西，但她说不出来。试了一会儿，她放弃了。”（请注意：她放弃了努力，但我们，作为读者，却根本无法停止忖度。）
杨凌峰评论翻译
雷蒙德·卡佛将一种叙事艺术渐渐拉回到与它自身的关系中。他让这简短的故事向前推进，但看似又在不断重复改造，从某些已被遗忘的源初资料那里深度挖掘他的风格。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做的是同样的事。他改造了短篇小说，以一种新型的、抒情的坚实度重新为它定型。看起来，卡佛的风格是如此朴拙，如此简练，所以他的作品大概教给我们的，就是要保持文笔清晰简单。也可能是这样：他的作品教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海明威那里，学习他极具电影感的短片报道式写作技巧，聚焦放大那些最有意义的动作片段与图像，任由其他所有元素沉入水下。这样的理解或许对了，或许也不对。卡佛的风格教给我们的是，无论一个故事的风格有多么繁复华丽或曲折复杂，它的骨架应该总是简单又基础的，源于深刻的人道关怀。心、风格和故事本身，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换言之，你必须有人道关爱，非常深的关爱。只要故事的骨架建立在纯粹、诚恳的人道关怀之上，那么，再花哨的文字，哪怕是怪趣张扬的矫揉造作、尖酸刻薄的玩笑，抑或诡异的卡通化的未来预测，它们都不是问题，都很好。
小二小说翻译
毕竟，我们并不需要大费口舌来指导读者，他们应该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看到什么。在发挥作用的是一个复杂的模拟和审美公式，只错一步，那故事就可能向内塌陷或向外撑破，但实际上，要想让故事里的人物行动起来，穿过虚构的天地，并且让读者看见、理解，获得他们所需的一切，完成这任务只需要几个单词。卡佛这篇小说从厨房开始，转入动作——倒了一杯酒，然后，我们跟随着叙述者望向窗外，看到前院里成套的卧室家具。下一拍，我们被拖入了内心深沉的思绪中：他的那一边，她的那一边。叙述这一切只用了六十多个单词。一个空行之后，一对年轻男女出现在了院子中，四处摸摸看看、戳戳捣捣。女孩躺倒在了床上，两人接吻。这条小街上下都亮起了灯。又一个空行之后，那男人回来了，提着一袋的三明治和啤酒，还有威士忌。然后，从那开始，一切的重心都转向了那老男人与那女孩——恍恍惚惚、酒酣耳热，两人共舞。
大卫·米恩斯评
评论家休·肯纳尔曾认为：也许是从海明威或者乔伊斯开始，短篇小说已经从一种主要作为娱乐消遣的传统升格成为了一种高雅艺术形式。（我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害怕使用“高雅艺术”这个说法，但实在也没有别的词来取代它。）也是从那时起，短篇小说开始倾向和依赖叙事诗学，对读者和对作者提出了同样多的要求。无事不重要！论及小说阅读时，这一古老箴言突然变得极有意义。比如说，卡佛很清楚恰当运用空行带来的诗学力量。突然间，就在结尾处，这故事如铰链般有了转折连接，自行将前面的空白折叠绞合起来，拉开延展了时间的维度。数周过去，女孩回顾那看似相隔遥远的夜晚。在书页上表现出那遥远距离的，是几个空行。对我个人而言，那最后的空行中埋藏着这篇独特故事的秘密。那最后的空行像折纸一样把秘密叠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作为读者，你到此刻读了结尾，但同时也记得开篇，你的内脏和心，同步在扭转纠缠，清晰如水晶。冒着冗余的风险，我还是要说：一个好的短篇，或者说任何优秀的短篇，就应该像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纪录片《忘梦洞》里面那些岩画一般。我们作为人类的境况、我们居然能够创作艺术的事实，这些秘密在岩画中都被精简为寥寥几笔，一种原初的精华，只有基本骨架，非常质朴，在火把闪烁摇曳的光照下就能从暗昧中跳脱而出；而在当代语境中，那火把就是高度敏感、富有诗性审美意识的读者，让他/她的心灵从文本间闪烁跳跃而过。卡佛曾被错误地钉上一个标签，被鉴定为一枚头脑简单的傻蛋，一个自学成才、欠缺教养的打工阶层写作者，但他实际上阅读广泛，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非常成熟深刻。他的写作经过了深思熟虑，极有分寸。在那个极其关注写作素材的真实度和可靠性的年代，他也足够精明，谨慎细致地培育了他的原型故事，打造出一个短篇叙事的公开范式，从而巧妙地避免了早期一些读者误认为他像毕加索那般过于激进、实验性过强。在这一方面，编辑戈登·利什给卡佛早年作品的修改润色也贡献良多。换言之，卡佛确切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篇幅中那些空行的力量，他一清二楚。
雷蒙德·卡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