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真的十分震惊。即使从小希德维克身上，我也无法设想这种厚颜无耻。“毒蝎永远只是毒蝎。”我说道，已经无法自控。
我打算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不到一周，参议员竟抢先打电话给我。他简短地聊到了送给我的那把手枪，然后忽然粗暴地说：“年轻人，我儿子告诉我，那个关于汉尼拔·巴卡的问题不在他必须掌握的提纲中。”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而且，我孤身一人置身于困境中。这样一所像中世纪法庭一样险恶的寄宿学校，它的职员是不会公开讨论一名男生的劣迹的。即使这名男生不是参议员的儿子，情况依然如此。事实上，只有查尔斯·埃勒比这一位老师能让我信任、可以与他分享我的处境。他是新来的拉丁语教师，我们对古希腊罗马历史有着相同的热爱。一见到查尔斯·埃勒比，我立刻就产生了好感，因为他是名毫不妥协的卫道士。果然，我告诉了他希德维克的行为和伍德布里奇先生的回应之后，他认为我有责任绕过校长，直接找参议员贝尔再谈一次话。
“腓尼基人的将领是哈米尔卡·巴卡，先生，不是汉尼拔。”
当然，他也知道，我不会再追究此事，尽管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处理他。每一次，当我鼓起勇气决心将这个男孩的名字提交给诚信委员会时，我的信心就开始消退，觉得自己似乎会从一种罪行转向另一种罪行。在我简陋的房间里，在餐厅里面狭长、开裂的餐桌上，在上课时落满尘土的黑板前，我内心一直在斗争。我就像一名精疲力竭的游泳者，试着爬上海岸，却面对着一堵光滑的大堤。
参议员停了一会。“我儿子告诉我，你问了他一个提纲中没有的问题，而那个东方来的家伙却早就知道了。他觉得这很不公平。这是重点。”
老实说，我已有些词穷，之前是因为伍德布里奇先生在礼堂对我说的话，此刻是因为这个男孩粗鲁的逼问。我走到窗口，环顾校园，借此避开希德维克那双乌黑眼睛中射出的非难目光。我一时的疏忽之举导致了什么？我不会谴责伍德布里奇先生，就像士兵不会指责长官。事实是，我没有将自己的道德准则强加给别人，反而是希德维克·贝尔将我拽入了他的那一套准则中。那时，我不认为自己做过什么堕落的举动，可是令我特别心寒的是，希德维克·贝尔，年仅十三岁，已经堕落。
“情况很复杂，先生。”我说道，又一次强压自己的冲动，想象着查尔斯·埃勒比碰到这样的情形会怎么做。面对参议员时，我清楚地发现自己缺乏处理眼前这种情形的能力。我相信，希德维克早就看穿了这一点。
“当然没有，亨德特先生。”
“我知道，这很复杂，”参议员说，“但我向你保证，比这更复杂的情况多的是。你要知道，这次，我没有叫你去改正，你明白么。我儿子已经和我说了你的很多事情。亨德特先生，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吸取教训。”
“与你父亲没有关系。”
“是的，先生。”我说，即便我发现他已经挂了电话。
“因为我老爸在那里。”
从此，小希德维克和我在圣本尼迪克特的交往变得很别扭。他成了一名沉默寡言的学生，课上只会在教室最后一排涂涂画画——当然，我们的课堂质量本身也找不回约翰·杜勒斯和亨利·史汀生时代的荣光了。他的测验不堪入目，作文十分乏味，从身边的同学那里抄袭拼凑而成。他在自习室里惬意地谈天，在三年级的被服房里抽烟，在教室里被叫到名字时，睡眼惺忪，结结巴巴，仿佛刚从睡梦中被叫醒。
“事情很复杂，希德维克。”
当时，未来那些更严峻的问题还远未困扰我们，然而圣本尼迪克特的辉煌岁月也许已经衰落，毕竟我们对这个男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查尔斯·埃勒比和我而言，他成了一个象征，证明道德败坏的第一根触须已经发芽，正在学校的柱子、木料上悄然蔓延开来。虽然我们并未将他的秘密透露给任何人，但是这男孩愚蠢的固执使他迅速疏远了他同学之外的几乎所有人。他带着恶劣的名声度过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光，像当初的一年级一样，最后一年刚开始，在那些熟知学校辉煌岁月的教员中，他已臭名昭著得近乎神奇。
“那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嗯？亨德特先生？”
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变得高大。我会在校园里偶尔遇见他，面对我不满的眼神，他乌黑的眼睛会透出决不妥协的目光。尽管那粗野的性格在同学中人尽皆知，但是他面对复杂的情况却十分老练，甚至有两次差点当上学生会主席，好在他的几位授课老师巧妙干预才作罢。他的进步已变成了炫耀。不幸的是，他的恶行轻易地博得了一群生活于父母视线之外的男生的好感，比如他的身强体壮，比如他行为方式中早熟的邪恶，比如他大吼大叫的嗓音。
“是的，我发现了。”
这并不是说，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员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希德维克·贝尔。事实上，一位老师的生涯总是点缀着他这样的棘手学生，尽管老师无从改变，却仍希望他能健康成长。和其他老师一样，我也对希德维克·贝尔抱有希望。在他沉溺于自己的堕落和智力上的孱弱时，我依然寻找着机会，试着训诫他，帮他进步。
“我知道你发现我作弊了。”他说。
在他四年级的时候，我成为了毕业班的教务长，很明显，希德维克并不希望有所改变，至少在圣本尼迪克特期间是如此。即使拥有特殊的背景，他最终也未能被大学录取。一九四九年春，在搭建于大操场北端的舞台上，他带着失败感从我手中接过毕业文凭。他向前走来，空洞的眼神遇到了我不满的目光，然后回到了环绕着朋友们的座位上。
我走进去，把门关上。那些极力想被开除的学生都有一套把戏，而我们每一位老师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在我们这样的学校，这些把戏都是陈词滥调了。但我关上他宿舍的门，他报以狡黠的会心一笑，那时我明白，希德维克·贝尔的真实意图根本就不是给开除了事。
三十七年后，当我在《里士满公报》上读到希德维克·贝尔跃升为我国当时的第二大公司——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时，我有些吃惊。我在一九八七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无意间看到了这则新闻，当时我正在校长助理公寓的早餐厅里读报，这间早餐室装饰着东方风格的灯盏。这一年我和圣本尼迪克特之间产生了严重问题。众所周知，当时圣本尼迪克特运作得十分艰难。我的工作中，我个人很不擅长的职责之一，就是被迫去寻找潜在的学校赞助人。我随即给希德维克·贝尔寄了一封信。
他从窗子方向转过来，冷冷地看着我。接下来，他做的事情让我思考了很多年，它拥有迷宫般的狡黠，我只能将他处事的早慧归于在家里所接受的严酷教育。在门口，当我站在他面前时，希德维克·贝尔将手伸进长袍，然后取出了《大纲》。
五六年前，他的一位同学给《本尼迪克特人》投了一篇文章，提到希德维克的下落，除此之外，我几乎听不到关于这个男孩毕业后的任何消息。这很反常，因为圣本尼迪克特一直坚持不懈地追踪着自己的毕业生。我只能假定他是出于个人意愿而同学校断绝了联系。人们会好奇，这个男人身上还留有多少当年那个男孩的影子。一名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师竟然认识我们的政客，在他穿短裤、在班里恶作剧的岁月里就亲密接触过这位政策制定者，这位工业大亨。这是难得的优势，而且，我也承认，我写信的时候确实带着怀旧的情绪。
“好吧，年轻人，”我敲着门框说，“那真是一场有趣的表演。”
从他毕业以后，我的职业生涯稳步上升。那些优秀的学校终究不会亏待勤恳付出的老师们。希德维克·贝尔离开学校十年以后，我从毕业班教务长升任为高中部教务长，又过了十年，我成为了教务主任。这一职务可能让很多人以为是降职，但我走上这一岗位时，其实满怀虔敬之心，因为它可以让我更深入地接触一代代年轻人的思想。那时，整个国家正激烈而此起彼伏地排斥着传统，我感到自己的当务之急是保留住自己的课程，毕竟它曾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光中带着孩子们领略古代文明的兴衰。
我能在伍德布里奇先生的眼中看到失望，它似乎在说，让那孩子落败的人是我。也许是因为这点，礼堂里的人群散去之后，我走向了那孩子的宿舍。我在那里找到了他，坐在床上，依然穿着托加袍，透过小窗，望着外面的曲棍球场。我可以看到，在他衣服内侧紧紧贴着《大纲》。
那些日子，学校董事会与我们教员一起召开了一系列用心险恶的会议。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试图更改这些经受了时间考验而延续下来的学校课程。规划课程犹如一场战役，引进新老师则像是为国王加冕。每当我们有同事退休、离职或转去其他学校，不同派系就会千方百计地争夺空出的职位。我说过，那时我是教务主任，所以这样的战斗理所当然地蔓延到了我的周围。我常常故意放弃一些不太重要的任命，以便积蓄力量，毫无后顾之忧地争取更高的职位。
我上台为迪帕克带上桂冠花环，然而，我瞥见了伍德布里奇先生，才忽然明白他也想让我将比赛引向希德维克·贝尔。与此同时，我看见参议员贝尔从后门走出了礼堂。小希德维克垂头丧气地站在我另一侧，我已经预感到，争强好胜将扭曲这个孩子的生活。我无法想象，当他母亲努力赶上参议员、消失在防火门后时，他站在舞台上在想什么。第二天上午，学校的书法家把迪帕克·梅塔的名字添加在伍德布里奇先生办公室前的匾额上，年轻的希德维克·贝尔则开始用一生的时间追寻失去的荣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段特殊的时刻，我们的国家已迷失方向，圣本尼迪克特也来到了十字路口。文科部的主任退休了，为了争夺这一职位，查尔斯·埃勒比和一个来自校外的候选人展开了难解难分的战斗。随后举行的会议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候选人面对全体教员和理事会做了演讲。我不想赘述细节，只想说，那个校外候选人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历史已经成为遗迹。
观众里的男孩们大笑起来，我转身让他们安静。我向迪帕克·梅塔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答对了，这在意料之中，周围短暂地响起了礼节性的掌声。
哦，多么黑暗的时光！两个阵营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的两边，演讲者们轮番走上讲台向对方宣战。竞选演变为论辩，讨论着我们与过去时代的关联。一名又一名的教师竞相争辩我们传授给年轻人们的历史知识是否重要，每一次演说结束，都会迎来嘘声与喝彩。大家的情绪都有点失控。我们争论了数小时，已精疲力竭，这时候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校董穿着蓝牛仔和轧染T恤走上讲台，突然向我挑战，驳斥罗马史的价值。
我重复了一遍，又停了许久，他抓抓脑袋。最后，他说：“天啊。”
他并不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他先发制人地恳请原谅，然而他说完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了捍卫查尔斯·埃勒比、乃至为了捍卫历史本身的战役都已接近溃败。我的心变得极其沉重。如果连我们俩都不能赢得这场论辩，那么还有谁可以？屋子里安静下来，会议室的另一侧，我们的对手一个紧挨着一个地坐着，趾高气扬。
当然，只有迪帕克·梅塔才知道答案不在《大纲》里，因为哈米尔卡·巴卡是一个腓尼基将领，最终被罗马击败；我也知道，只有迪帕克费尽心思去研究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他瞪大眼睛向我看了一眼——认可？感激？反对？——而他的旁边，希德维克·贝尔再次埋头。停了很久，希德维克请我重复一遍问题。
然而，一旦我站起身来，捍卫自己的使命，我又感到胜利近在咫尺。我不是一名口若悬河的演讲者。当我置身于讲台，琥珀色光芒从我们头顶的玫瑰小窗中照射进来。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驱使我去捍卫他们的功绩——这样的信念突然使我振奋。查尔斯·埃勒比望着我，咬着嘴唇，我突然记起可以用很久以前发表在《呼喊者》上的文章回应他。词句像开闸的水一样从我的嘴里流淌出来，演讲结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们赢了。这是我在圣本尼迪克特感到最骄傲的时刻。
观众们开始欢呼，我突然产生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将胜利引向希德维克·贝尔的方向。但是，片刻之后，在渐渐平息的喧闹声中，我听到了一个女人微弱的带着口音的声音，叫着迪帕克·梅塔的名字。这应是他的母亲。我猜，这最终使我恢复了理智。迪帕克正确地回答了下一个关于戴克里先的问题，随后，我转向希德维克，问他：“谁是哈米尔卡·巴卡？”
尽管教师队伍分化得令人惊异，查尔斯·埃勒比仍然获得了这一职位，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做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了：加倍致力于古典教育。在剧变的时代，依附于传统显得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圣本尼迪克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及接下来的九十年代坚持了自我。我们的命运在我早就习以为常的柔和节奏中起伏。我们的男孩赢得了体育赛事以及奖品，忍受了些微丑闻以及偶有的悲剧，然后进入不错的大学。共和党执政时，我们获得的捐助增多了；民主党执政时，我校的学生们的水平有所增长。参议员贝尔辉煌的生涯开始走下坡路，几年前，我在报上读到，他已去世。终于，我当上了校长助理。事实上，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们进行了一些草率的投资，我们获得的捐助也减少了。
突然间，参议员贝尔喊道：“那是我儿子！”
伍德布里奇先生已经七十四岁了，他看上去依然精力充沛，可是一个五月的周日早晨，学生们在礼拜堂里等了他很久，才发现他在床上去世了，眼睛并未合上。一场争夺校长职务的残酷斗争随即拉开了帷幕。我一直觊觎校长之职，承认这点没什么可耻的，因为当一个人在这所学校待了四十年之久，他自然会同这所学校的命运休戚与共。不过，伍德布里奇先生走得太突然，我尚未准备好竞选。当然，我也不再年轻。我猜想，事实上，这是我失势的原因，我低估了更年轻的候选人，就像凯撒低估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一个人看透了魔术师的把戏之后，唯一还能让他惊奇的就是这么明显的把戏居然能够奏效。这次，希德维克·贝尔低头偷窥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由于紧张而颤抖。我想象他在扫视粘在衣服里的《大纲》，从奥古斯都到约维安，在找到答案之前假装沉思，然后大声说：“瓦伦丁尼安一世和瓦伦斯。”
几天的斗争之后，查尔斯·埃勒比成了我的主要竞争对手，我对此也不惊讶。这些年中，我发现他一直有自己的算盘，在为争夺这个位置而内斗。尽管我一直将他视为自己的同盟与好友，他还是在一次校董会议上站起来指责我。他说，我太老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我的教育方法也许适用于四十年前但不是今天。他站着说，一位校长需要精力，而我缺少这个。虽然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一直看着他，他却并未回视我一眼。
我自以为是道德领袖，也明白妥协只会招致更多的妥协，然而之前我只在历史研究中见过例子，现在它变成了我的个人经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再次发现一种难以为继的怜悯搅扰着我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孤注一掷驱使一个男孩在公开的舞台上作弊？他的父母在拥挤的礼堂中正襟危坐，然而我迅速向后瞥视他们，却发现他们就像我自己的父母，来自堪萨斯城。“哪两位皇帝统治了分裂后的罗马帝国？”我问希德维克·贝尔。
的确，我很受伤，不仅是工作关系，还有我内心的隐秘部分，因为我一直将查尔斯·埃勒比当作可以一起追寻过去之辉煌的终身好友。听到几名老教师向他发出嘘声，我感到开心。此时，我发现自己并非形单影只，只是暂时落后，所以我没有为自己辩护。夜晚降临，我与几个支持者一起散步到公共食堂。
毫无疑问，校长的话令我震惊了片刻，但是，我熟悉男子学校的潜规则。此外，我脑子里最近闪过了一个很好笑的想法：某一天我自己也会当校长。于是，希德维克·贝尔说出了正确答案（“卢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之后，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即问出下一个问题，关于非洲的征服者西庇阿。迪帕克·梅塔答对了，我又转向希德维克·贝尔。
当一个人正在为生活而斗争的时候，在孩子们中间吃饭是何种滋味啊！穿着校服的男孩们经过一盘盘炸鱼条和切片面包，他们真诚的优雅刺穿了我的心。我想，他们何时才能看到世界的真相？需要经过多久，他们才会明白我一直试图传授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日期与姓名？他们中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有些事像雷雨云一样砸落到他们的老师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茶饭不思。
是的，我十分尊重伍德布里奇先生这么多年来为圣本尼迪克特所做的一切。校长的世界远比教师的世界复杂，所以，如果某人的一生因为孩童时代的一件小事而误入歧途，我们再去横加指责就会显得罔顾历史。尽管如此，我本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哪怕是伍德布里奇加了这么一句：“别管这个，亨德特，要么你就换一份工作吧。”
饭后，我回到校长助理的寓所，需要谋划一下事件进程，并与那些我依然视作同盟的同事商议对策，然而，在我开始这一切之前，却听到有人敲门。查尔斯·埃勒比站在门口，脸颊绯红。“我可以问你些问题吗？”他气喘吁吁地说。
“什么？”
“应该是我来问你一些问题。”我回答道。
“别管这个。”他轻声答道。
他没有征得同意就进门了，坐在我的桌前。“你从未结婚，我说得对吗，亨德特？”
在聚集于我身后的学生与坐于我面前的这两个男孩之间，我不知道站了多久，我内心正在思虑，这期间我能听见来自观众的低语声音渐强。为希德维克的将来着想，我必须揭穿他。哦，“为了一匹马，输了整场战争！”我向旁边的伍德布里奇先生倾身，低语道：“我确信，希德维克·贝尔在作弊。”
“瞧，埃勒比，我进圣本尼迪克特的时候，你还在预备中学读书。”
我从卡尔顿学院毕业后直接获得了这份教职，那时我二十一岁，因为近视而错过了兵役，然后满怀希望，向学生们传授自以为更重要的知识，分享我的古典研究赋予我的视野。我清楚，他们面对挑战表现得非常出色。我清楚，一名教师溺爱这个年龄的学生，其实会抑制他们的成长，会使他们过久地沉溺于母亲的怀抱，从而在预备学校甚至大学里变得意志薄弱。我以前最好的老师都是暴君。我清楚地记得这些。那一刻，我对这个男孩感到了莫名的同情。我们从他父亲那里共同遭受的仅仅是羞辱吗？我通过眼镜凝视着舞台，立刻就发现了，他已经把《古罗马史大纲》粘在了托加袍内侧。
“是是是。”他说，带着夸张的不耐烦。当然，他十分清楚，就像我自己了解自己一样，我从未结婚，从未组建家庭，因为，历史本身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抓抓脑袋，似乎在思考。直到今天，我都很奇怪他是如何知道他接下来要说的那些的，除非希德维克·贝尔通过某种方式已经将我拜访参议员的事告诉了他。“瞧，”他说，“传言说，你的抽屉里藏着一把手枪。”
我可以在一旁看到，一些家长抿紧嘴唇，皱着眉头，而希德维克·贝尔似乎并未注意到问题的巨大难度，他又一次把头埋在手中。此时观众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思，他们静静地坐着，能听见通风设备轻微的嗡嗡声，以及外面冰凌融化的滴水声。希德维克·贝尔目光向下，此时我才发现，他在作弊。
“胡说八道。”
一名二年级学生给每位竞争者端上一杯水，之后我转入第二阶段那些更难的问题。克雷·瓦尔特忘记了奥古斯都的子孙们，在第一轮被淘汰了。他离开舞台，回到观众里他那些比较笨的朋友们中间。按照顺时针方向，下一个问题轮到迪帕克·梅塔，他答对了，接下来的问题关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我毫无选择，必须问希德维克·贝尔一个有点难度的问题：“在公元前88年的内战中，哪位大将获得了贵族的支持？”
“可以打开给我看一下吗？”他说，指着抽屉。
接下来几轮问题的情形和前两次差不多。迪帕克·梅塔和克雷·瓦尔特总是毫不犹豫地作答，希德维克·贝尔则在一段令人沉闷的沉思之后才回答。其实，我发现，他的风格制造了强烈的戏剧性。我看到，家长们对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旁边的伍德布里奇先生开怀地笑着，毫无疑问，他在想着下一年的比赛。
“不，我不会打开。我在这里当了二十年的主任。”
我很高兴。不仅因为这证明了我着力培养他是值得的，而且他向台下窃窃私语的男生们显示了，即便是在压力下，纪律也可以创造精确的思想。此刻，他们安静下来，我突然产生了振奋人心的预感，希德维克·贝尔将给我们带来惊喜，他那乌龟般缓慢的沉思在中午之前会为他赢得桂冠的花环。
“你是说，这间屋子里没有手枪？”
当我问希德维克下一个问题（“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谁是迦太基人的统帅？”）时，我感到有些不安，因为观众里一些男生似乎已经意识到我在故意问他简单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又一次把头埋进双手，看起来是在与记忆进行着紧张的斗争，然后，抬起头，说出了那个明显的答案：“汉尼拔。”
他试着用对视逼退我，可是他的个性没那么强，于是，挑衅失败了。遇到我坚定的眼神时，他的目光屈服了。我明白，校长之职已经是我的了。要知道，无数政治强权乃至无数民族和国家的崛起都无关于智识进步或社会规律，相反，它们很可能源于人与人之间在桌边再简单不过的意志斗争，就像查尔斯·埃勒比和我刚刚经历的那样。这是历史中很大程度上未被发掘的一面，也是无比吸引我的一面。
“盖乌斯·马略，先生，”迪帕克·梅塔回答，然后又加了句，“于公元前104年。”
所以我没有打开桌子抽屉，没有把枪炫耀给他看，而是否定了它的存在。这枪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却必定可以给埃勒比留下口实。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名历史教师，而不是历史那巨大引擎上的枪炮？另一方面，埃勒比只不过是一只这个时代逝去的道德身上的牛虻。他收拾东西，离开了我的房子。
“谁将专业军制引入了罗马？”
傍晚，我从抽屉里取出手枪。打磨得十分精致的枪把上出现了一条锈斑。如今我看清了，尽管它有着华丽的装饰，本质上却比例失调，做工生硬，应该是属于某个崇尚暴力、又在历史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粗糙物件。当初，脾气暴躁的煽动家贝尔把他硬塞给我，我并不想要它，我收下它只是出于某种模糊的情绪，感觉某一天它的存在会有决定性的意义。我猜，自己早就想象过在某一戏剧性的时刻我会用它开枪。然而此刻，它麻木地躺在我面前。我将它翻过来，诅咒它。
“奥多亚克，”克雷·瓦尔特回答道，随后加了句，“于公元476年。”
那天深夜，我又一次将它从抽屉中拿出来，藏在自己的大衣口袋里，走向校园的尽头，来到离我的房子很远的湿地，我脱掉鞋子，踏进帕萨米克河边窸窸窣窣的水影里。“骰子已经掷下。”我说，然后把它远远地扔进了水里。通往校长之路的最后障碍已经扫除，我上岸，吹着口哨回到住处，换了新床单，欣喜若狂。
“很棒。”我本能地说。然后，我又平静下来。“谁废黜了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西罗马的最后一任皇帝？”
但那晚我睡得不好，早上我起床去参加教务会议，我感到，勇气如斗篷莫名其妙地从我肩上滑落了。多么冷漠的换届！教务室外的大厅里，大多数老师陆续地进进出出，和我一句话也不说。有个想法萦绕在我脑海：我忘记了过去最基本的教训，忘了自己坚定的信念才是树立权威的一切。此刻我意识到，恰恰是我扔掉手枪的那一刹断送了我全部的希望，因为，那正是我失去信念的瞬间。这些年来，希德维克·贝尔的高升仿佛就是为了再次把我拖拽下来。果不其然，会议一开始，曾经支持我的教员退缩了，那些年轻人围攻我，仿佛我是一只瘸腿的野兽。一定有幕后操纵者。下午四点钟不到，查尔斯·埃勒比，一位曾经因为我的帮助而保住工作的同事，如今被任命为校长，而下个月的月底，他让我退休。
希德维克·贝尔的眼神有点茫然。他把头埋进手里，似乎想把自己的智力推到极限，站在前排的我心里一沉。台下一些男孩窃窃私语。希德维克的腿开始在托加袍中颤抖。当我再次抬头，我觉得是我将他推入了这一难以应付的局面，我怀疑他是否会原谅我；不过，没有任何预兆地，他微微一笑，双手合上，说：“布鲁图和卡西乌斯。”
当我准备结束在圣本尼迪克特的生涯时，我收到了希德维克·贝尔的回信。信写得文采飞扬，我愉快地读着，没有一丝怨恨，因为每一位老师总是希望看到曾经厌恶的学生变得成熟。临近结尾，他让我打电话到美国东部钢铁公司找他，那天下午我照做了。我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一位秘书，然后对方又转告了另一位秘书，片刻之后，我听到希德维克巧妙又狡猾的问候，我立刻回想起了四十年前拜访他父亲的情形。
“在腓力比被击败的人是谁？”
一阵寒暄，我表达了对他父亲的悼念，他告诉我，他回我信的原因是他常常梦想着再进行一次“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如果我同意操办这件事情，他愿为圣本尼迪克特捐赠一大笔钱。当然，我猜想，他只是开玩笑，马上就会否定这个念头，然后评论一句：这该多么有趣。然而，希德维克·贝尔重申了他的邀请。他迫切希望和迪帕克·梅塔、克雷·瓦尔特再同台比赛一场。我觉得自己不用大惊小怪，因为持续影响伟人们一生的往往是这些童年间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告诉他我马上要退休了。他安慰我，然后表示这样也好，因为我毫无疑问有了充裕的准备时间。随后，他说，他的人生已经到了任何物质需求都可以满足的地步——并暗示他要为年度基金会捐款，但他仍不知足，他希望有机会重获智力上的荣誉。这话让他的老师非常高兴。
“马克·安东尼，屋大维和雷必达，先生。”
当然，他也要给我个人一大笔钱。尽管之前一直过着对金钱漠不关心的生活，然而我现在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学校住所和餐厅里的日子即将结束。一方面，我并没有什么动力把这笔捐款送给查尔斯·埃勒比掌权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又需要钱，而且在年度财政问题上，我感到自己对学校依然忠诚。那天晚上，我开始准备竞赛。
“谁创立了后三头同盟？”
作为校长助理，我已经许多年没有教过自己热爱的古罗马史，所以，我翻阅大量的笔记，就像回到了童年时的老家。我在其间流连忘返。我重读了德瑞克·伯克的学期论文《寻找第欧根尼》，以及詹姆斯·沃特森写得很潦草的论文《论阿基米德的方法》。在艺术类项目中，我发现了约翰·厄普代克制作的克利奥帕特拉方尖碑复制品，以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创作的卡拉卡拉沐浴木炭素描，可惜被撕成了两片，变得一文不值。
“奥斯坎语。”克雷·瓦尔特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一直勤奋地做着笔记，而且，我相信，我拿出来的题目几乎和当年测试克雷·瓦尔特、迪帕克·梅塔和希德维克·贝尔的那一套分毫不差。我只花了两个晚上就为竞赛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不过为了掩饰我的迫切难耐，我等了几天才给希德维克寄了另一封信。他很快就给我打了电话。对于一个为生计而辛苦劳作的人，看到我们的工业巨头努力毁掉自己眼前的事业，肯定会感到诧异。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几通电话，分别来自他的两个秘书、一位公关助理，还有一位纽约旅行社的女人，确定了七月下旬的安排，距离现在还有两个月。竞赛安排在一个属于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小岛上，距离卡罗莱纳外滩群岛不远。我之前寄去了一份从圣本尼迪克特档案中找到的名单，所以，他邀请了同班的每一个人。
“萨宾人说什么语言？”
不过，退休的日子突如其来，我尚未做好准备。这一学年飞快地逝去，我还沉浸其中，却发现，学年只剩下没多少天了，学生们已在议论期末考试。我试着不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六月的毕业典礼上，一小部分仪式是为我而设置的，却由查尔斯·埃勒比主持，这令我如鲠在喉。“我们在此告别，”他开始了，“亲爱的亨德特先生。”他站在讲台上抬头望着，伸出手臂指向我，并回顾我在这所学校的生涯，台下是穿着夹克外套的捐赠者们，撑伞的女士们，身穿圣本尼迪克特校服的学生们，穿着教堂礼服的孩子们，和我一样，都出于人类的庸俗而局促不安。
三位男生为这场赛事特地穿上了托加袍，坐位排在主席台周围，台上有一只托着绿色丝绸花环的锡盘，竞赛结束时，我将会把花环戴在冠军的额头上。作为提问人，我站在前排中间，紧挨着伍德布里奇先生。
一切就这么迅速地结束了！颁奖，唱《万岁，美丽的圣本尼迪克特》，桦树狭长的影子伸展到湿地边缘，此时，毕业班的学生开始领毕业证。母亲们哭泣，校友们泪眼蒙眬，毕业生们将毕业帽抛向空中。随后，大家散尽，去了校长的酒会。
预选考试结束时，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情况：希德维克·贝尔只差一点点就能进入班里三名优胜者的行列。这里我犯下了第一个错误。尽管我本该明白我不该这样，但是他的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打破了一条教书育人最基本的原则：他最好的测验成绩是B，我却给了他一个A，这样他就超过了马丁·布里特。三月十五日，三位优胜者——包括希德维克·贝尔——坐在舞台上，面对着密密麻麻的学生们，他父亲也在观众里。
现在，我后悔当时没出现在那里，我错过了教学生涯的最后一幕，这比查尔斯·埃勒比对我的打击更令我痛苦。而且，一些在校期间被历史刺痛的毕业生肯定期待着我出现，或者至少，会惊讶于我的缺席。当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都在自己的屋子里，晚上，我沿着湿地走了走，那里可以闻到农民烧篝火的木柴烟味，远处传来聚在一起狂欢的人们的声音，我内心充满了作为教师的淡淡忧伤和巨大骄傲。又一批学生正在进入外面的世界，不再需要我陪伴。
那一年，我的学生中有三个无与伦比的竞争者：克雷·瓦尔特，他与我的关系很密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天才；马丁·布里特，一名典型的勤奋刻苦的学生；迪帕克·梅塔，一位孟买数学家的儿子，文静得令人不快，不过是我班上最优秀的学生。其实，迪帕克在班上也有着特立独行的偏好：他研习的都是迦太基人、埃及人那类被罗马征服的异族。
次日，家长们来学校接孩子；小巴士载着学生们去往机场和火车站；校工走来走去，收拾着曲棍球球门和棒球看台，用拖拉机将长长的黑色洒水车拖进场地。那天基本上就这么过去了。后一天，我坐在书房的桌前，望着窗外，整个学校就像一只表簧停息下来，为了我退休后的第二个宁静的下午。所有男生都离开了，在这个静得可怕的夏天，我又一次独自一人。除了文件和书，我几乎一无所有。我将它们打包，第二天，校工载我去了伍德米尔。
随后，那个秋季学期即将结束，男孩们狂热地投入了一年一度的“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预选考试。这里，我想，我又一次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希德维克。“尤里乌斯·凯撒先生”是圣本尼迪克特的传统，这种虚拟的仪式是我们学校的名片，孩子们总是带着敬畏之心参赛。竞赛分两场。第一场是预选考试，孩子们需要回答一系列测试题，从中产生三名优胜者。第二场是公开竞赛，三名男生将站在台下聚集着学生的舞台上，回答关于古罗马的问题，直到某一位胜出，就像凯撒打败庞培一样。听众中站满了家长和毕业生。在伍德布里奇校长的办公室前，一块匾额记录着半个世纪以来“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的获胜者名单——始于一九〇一年的约翰·F.杜勒斯。尽管对于没有进过圣本尼迪克特中学的人来说，这种仪式有点奇怪，但我可以说，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再怎么强调这场公开竞赛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到了那里，我住进了一栋华丽的维多利亚风格出租房，纳特·特尔纳的一名后代管理着这栋房子。我告诉她，我是一名刚退休的老师，她开玩笑说，这栋房子经常有出逃的奴隶光顾。我惊讶于自己竟笑得那么开心，立刻拉近了我和这位女房东的距离。商定了月租费用后，我上楼开始为新生活绘制蓝图。我已七十一岁，是的，也许当校长有点太老，但我还能在饭前走上五公里——在这获得自由的第一个下午，我就走了一趟。尽管如此，晚上我开始变得沮丧。
没错，在一个人的引导下，学生们从黑暗进入光明，这让作为教师的我心里感到甜润如蜜，所以我承认，那个学期我对希德维克·贝尔拥有特殊的兴趣。假如我认为他对期末考试的质疑是合理的，假如我在班上只让他回答我确信他能对付的问题，那么，我就可能激发一个男孩对万物最天真的好奇，而且当时，这个男孩正勇敢地同他父亲的巨大阴影作斗争。
幸运的是，我需要准备竞赛，不然最初那几天真的难以忍受。我一遍遍地翻阅旧笔记，从材料中提炼充满挑战性的问题。但这只够消磨数小时，临近中午，我的眼睛就会感到疲倦。客观而言，那个夏天本应该与往常的夏天一样毫无差别地开始；然而它们不一样。下楼去餐厅时，我在楼梯口的走廊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身影就会想：？回房间的路上，我又问：？我给兄弟姐妹写信，还写给几个以前的学生。时间慢慢流逝。我主动认识了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我结识了一名退休铁路工人，他和我一样喜欢坐在那所房子高大而荫凉的门廊里。我坐巴士去了几次华盛顿，在各色博物馆中待上一整天。
不过，回到圣本尼迪克特，我发现自己的话对希德维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接下来的几周，他拼命地提升自己。他通过了另外两个测验，其中一门的成绩是A—。他的期中设计作业是用混凝纸制作的哈德良门模型。上课的时候，在他座位周围的捣蛋小圈子中，他也不再频繁地扰乱课堂秩序了，即便他实际上并不完全专注。
夏日一天天过去，我的头脑中开始升起一种恐惧，我积极地散步、逛博物馆、阅读，试图忽视那个念头：我害怕希德维克·贝尔忘记了这个竞赛。我在郊区漫长道路的中途，总会想起这个问题；我到达帕萨米克河边，休息了片刻，然后折返回家，我内心正在斗争，不知道是否需要联系他。好几次，我来到在出租房楼下的电话跟前；我还写了两封信，但并未寄出去。？我想着；回忆他在圣本尼迪克特上学期间的表现，一种更深沉的忧郁笼罩了我。关于半个世纪前的事情，我开始有了另一些想法：那时，我是否应该当场揭穿他？我是否不该让他跳过另一个男孩？我是否应该把真相告诉参议员？
这次会面就这么结束了，我被礼貌地请出了门。自然，我十分困惑，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电梯中，此时才能回想起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参议员贝尔十分平易，这我已说过，不过，毫无疑问，他伤害了我。那把枪装在我的公文包深处，我想着被这样一位暴君抚养成人得是什么滋味。我的内心有了一丝对小希德维克温暖的同情。
我发现，自己像是在经历缓期徒刑。七月初，希德维克·贝尔的秘书才打电话给我。她为耽搁了这么久而向我道歉，询问了我饮食、住宿等问题，并告知了日期，三周后，会有一辆车来接我去位于威廉斯堡的机场。一架美国东部钢铁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将把我带到夏洛特，随后会有直升机接我。
他沉思了一会儿，懒散地捏着一根火柴，随后变得严肃起来。“对不起，年轻人，”他慢吞吞地说，“你不能塑造他。我会塑造他。你只能教他。”
直升机！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就站在直升机面前，它从头到尾都涂上了美国东部钢铁的黄绿双色标志，机身闪亮，拥有六人座舱，轮子之上是红白蓝相间的浮筒。一个在圣本尼迪克特待了五十年的人不会对特权的荣耀感到陌生，可是这次不一样。直升机把我带离夏洛特的地面，提升到空中，盘旋了一会儿，随后脑袋下沉，转向东面，越过低矮的丘陵，然后越过波涛汹涌的蓝色海峡。我感到有点晕眩，以前从未体验过这些。当两千年前的凯撒将脑袋伸向台伯河，那时的他一定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荣耀。我将材料紧紧攥住，贴在胸口。我在想，如果年轻时我就体验到了这些，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螺旋桨如蜂巢般轰响。上岛后，我被领进宾馆里的高层套房，窗子和阳台可以远眺海景。
“先生，塑造你儿子的心性，这是我的职责。”
如果召开一个关于儿童教育的未来或美国老年人处境的会议，你肯定请不到这些人的十分之一，但如果到一个私有的岛上，让他们全部出席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站在房间的窗前，看着直升机来来回回穿越海峡运输客人，卸下美国最大的那些公司、大学、政府组织的名人。
他吸着雪茄。“好吧，又是一个吹牛大王，”他说，“你是在告诉我，我儿子只会胡思乱想。”
哦，看到这些男孩，这是怎样的心情！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停机坪，每一次直升机着陆，就下来一两个曾经的学生。看着他们抓住外套翻领从螺旋桨猛烈的风中走出，我就又一次感到我的职业是多么荣耀。
幸好，对于这个问题，我胸有成竹，我刚在《圣本尼迪克特通讯》上发表了一篇短文，用以回答一位匿名学生提出的类似质疑。“他们阅读关于凯撒统治的历史，”我毫不迟疑地说，“他们学到凯撒的统治是由商业、邮政系统和艺术，由元老院的改组，由不断修正的课税系统支撑起来的，他们看到人口普查与罗马道路网络中的令人艳羡的科学进步，看到这些发展如何引导人类远离残酷的统治斗争，进入持续两个世纪的‘罗马的和平’。这一切让他们懂得品行与崇高理想的重要性。”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宾馆吃饭，男孩们轮番来到我的桌前敬酒，还有几次，他们中的一些人提醒我别忘了继续吃东西。希德维克·贝尔带着迷人的稳重走来，谦虚地向我展示了他在美国东部钢铁办公室桌子上保存着的罗马史知识卡片。随后，他依旧带着谦逊的神情，走上主席台，沙哑地讲了一长段祝酒词，讲到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他在圣本尼迪克特的恶作剧或劣迹，男孩们则不约而同地报以热烈的跺脚和嘘声。九点差一刻，杯盘狼藉，我感到眼中充盈着泪水。
他再次从桌子另一边递过了那盒雪茄，并咬掉了自己那根雪茄的头。“告诉我，”他一边说，一边吸着雪茄，雪茄突然着了，“你们把这些教给学生，有什么意义？”
最令人感伤的是，他们的面容如此坦诚，表现得十分热切，像是四十年前的新生一般。马丁·布里特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半条腿，在他的同学中，他努力掩藏起蹒跚的步履，不过，他紧皱的眉头依然是当初在教室里的样子；迪帕克·梅塔，成为了亚洲史教授，走路时稍显驼背；克雷·瓦尔特的身体似乎比他的同学们更健康，穿着广告业界流行的意大利西服和鳄鱼皮鞋，不过立刻就和班上其他游手好闲的同学打成了一片。
“您儿子对此似乎心不在焉，先生。”
当然，希德维克·贝尔是最受瞩目的人。他的腰变得肥硕，谢顶，而且，尽管隐藏得十分巧妙，我还是发现了他耳朵里戴着的空气传导助听器。他走在人群中，像个先知。当他走近时，其他人立刻喜形于色，争着引起他注意。他拍拍这人的背，与那人窃窃私语，抓住某人的手，勾住另一个人的肩膀，吻他们妻子的嘴唇。他走路稳健，在我看来没有多少威严，而是透着平易。他辗转于各张桌子，谈笑风生。他是今晚的主人，而且显然对这一切驾轻就熟。他笑得十分爽朗。
“啊，”他说，“那得认真学。这段历史依然激动人心。”
当晚，我睡得很早，让男孩们在楼下大厅尽情享受他们的时光，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歌唱与狂欢。我当然明白，有时他们在嘲弄我，不过，以我的身份而言这毫不意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暂时离开他们的原因。尽管，我很想下楼站在大厅门口听他们说什么，但我没去。
“罗马史。刚学完罗马共和国，现在开始学罗马帝国了。”
次日，我沿着岛屿蜿蜒的港湾和沙滩漫步，在草坪上打网球，在宾馆后面一个很小的内湖上划船。习惯奢侈是多么容易啊！男男女女闲散地躺在甲板、沙滩和露台上，像海豹一样沐浴着阳光，贪婪地享受着主人赠予他们的这一切。
“什么教材？”
对我而言，我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男孩们轮流找我消磨时光。我与迪帕克·梅塔在沙滩上散步，他告诉了我他的学术生涯是如何发展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但人生境遇的改善让他付出了代价，尽管看上去十分健康，他却告诉我，他犯过一次心脏病。与学生探讨这问题有些不妥，所以我没有接话。过了一会，克雷·瓦尔特把我带到网球场，试着教我击球，引得很多闹哄哄的客人来围观。他们对着克雷夸张而滑稽的动作起哄，我将一个球打回到网的另一侧，他们欢呼跺脚。下午，马丁·布里特将我带到一艘划艇里。
“没做什么，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他学不进那些教材。”
比起其他学校，圣本尼迪克特对学生的生活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不过那一瞬间，在湖中央，我还是感到很诧异。当时，马丁·布里特身子倾斜着为我俩划船，他把船桨扣在榫架上，对我说，他有些事情想问我。
“这家伙又做了什么坏事？”
“问吧。”我说。
“因为你儿子，先生。”
他把头发捋到后面：“本来，应当是我与迪帕克和克雷同台竞争，是不是，先生？”
“那么，你为什么来我这间沉闷、狭小的办公室？”
“你可别告诉我，你还在想着那件事。”
“好吧，那就给我吧。”
“我只是偶尔会好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拿着这该死的东西。”
“是的，本该是你上台。”
“不，先生。我不能要。”
哦，如果我们认为人在童年时经历的那些小事可以被轻易忘却，那实在是太不理解人类了！他笑了。他没有继续深入话题。我还在想着如何辩解四十年前的所作所为，他已调转船头，把我们载到了岸边。证实自己的怀疑仿佛足以令他满意了，所以我不再多说什么。他曾是空军少校，在朝鲜半岛上为国效忠。在他划向岸时，我清楚地感到，他从一个困扰他很久的谜团里解脱了。
“那就拿着。它是你的了。”
的确，晚上我注意到马丁·布里特的表情很放松，我相信之前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表情。当时客人们聚集在宾馆的小剧场中，迪帕克·梅塔、克雷·瓦尔特和希德维克·贝尔已经入座，准备重演“尤里乌斯·凯撒先生”竞赛。他的眉头舒展了，跷着腿，可以清晰地在短袜上端看到绘有图案的木质假肢。
“是的，先生。”
那时我还发现，这一天最关注我的学生是舞台上坐着的这三位。他们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占得先机？这想法太糟糕了，我立刻将它抛诸脑后，走到麦克风前。下午，我复习了笔记，只凭记忆就完成了最初几轮的提问。
在候客厅等了一会儿之后，这个人出现了，活跃得像一只追逐中的母鸡，他突然从侧门冲进来，拍拍我肩膀，催促我到他办公室，并让我走在前面。那时候，我对政治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并不知道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很平易的。他让我坐在皮椅上，递给我一根雪茄，我谢绝了。随后，他带着看起来又真切又像是故意的惊奇——也许他对一切访客都是如此——向我展示一把古董配枪。他说，这把枪曾经属于罗伯特·E.李的马车夫，这是一位选民当天早上寄到他这里的。“你是历史迷，”他说，“是吧？”
观众们专注地看着表演。我说出十六位皇帝中的十五个名字，让克雷·瓦尔特回答我跳过的那个，下面传来了口哨和跺脚声。我刚念出凯撒的词句——“”——就响起了掌声，然后，我继续谨慎地说出标准的拉丁语，请希德维克·贝尔解释这句话的典故。那天下午，他告诉我那几个月里他都在准备，当我提问时，他微笑了下。男孩们没有穿托加袍——虽然我以为他们应该穿，除此之外的场面和当年十分相似。当年的希德维克·贝尔微笑收敛了笑容，在回答前总要先犹豫一会儿，令我一阵不安。然而这次，这么多年之后，他直视观众，带着学者般的气质说出了答案。
圣本尼迪克特位于弗吉尼亚州一望无垠的农村，在这里，马匹可以自由奔驰，具有田园诗般的气息，在感觉上更接近于两个卡莱罗纳州而不是马里兰州，尽管开车到华盛顿只需一小时多一点。巴士沿着薄雾迷蒙而蜿蜒的帕萨米克河行进，然后进入沼泽地带，接着是建筑凌乱的华盛顿郊区，车子最后把我放在首都市中心，剩下的路我步行过去。当太阳西沉于庭院中枝叶光秃的樱花树梢时，我来到了参议院办公大楼。我有点害怕，却又信心十足，我提醒自己，希德维克·海兰·贝尔虽然是参议员，却也是个父亲。我到这里是处理他儿子的事务。办公大楼看起来像公爵宅邸一样豪华。
不久，克雷·瓦尔特被淘汰出局，就像当年的情形一样，变成了希德维克·贝尔与迪帕克·梅塔之间面对面的竞争。我问了希德维克·贝尔关于以下事件的问题：凯撒的法萨卢斯战役和塔普苏斯战役、君士坦丁堡势力的变迁、贵族派与平民派之间的战争；我问了迪帕克·梅塔关于布匿战争、攻克意大利以及罗马共和国衰落的问题。迪帕克有一个优势，他肯定在大学里研究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必须说，希德维克·贝尔的坦率果敢已经打动了我。我回想起前一天晚上吃饭时他给我看那些学习卡片时的害羞神情，此刻我站在麦克风前，忽然意识到自己许久以来一直压抑了对他的喜爱。这让我感到一阵难过。
尽管如此，我告诉过他我要与他父亲约谈，这是我已决定的事情。那时，参议员希德维克·海兰·贝尔规律地出现在报纸上、收音机中，他反对杜鲁门的国民健康保险计划，而我非常不愿意跟这样的名人当面讨论他儿子的行为。在收音机中，他的腔调漫长而略带浑浊，像在抽烟。他的民粹主义主张在西弗吉尼亚州全面获胜，尽管他执政时不一定会践行它们。那时候，我将近三十岁了，训练有素，却仍然充满着顾虑，拨打他办公室的电话时，手在颤抖。令我惊讶的是，电话竟然拨通了，我立即听出了参议员那漫长而略带浑浊的声音，他同意下周某个午后与我见面。是的，尽管其他任何一位父亲都会毫无疑问地亲自前来圣本尼迪克特，但这个人举国闻名，而且我承认，想到能去他的办公室见他，我还是很有兴趣的。于是，我踏上了去往首都的旅程。
“特拉西美诺湖战役发生于哪一年？”我问他。
事实上，那一周，男孩们又一次演绎了《尤里乌斯·凯撒》中的主要剧情，希德维克念台词的时候显得差强人意，贡献不多。我注意到低年级男孩发出了傻笑。接下来的一周，我让他们做了个关于克拉苏、庞培和凯撒三头同盟的测试，他得了C+。这是他第一次通过测试。
他停了一会。“我相信是公元前217年。”
“好样的，希德维克。好样的。”
“哪一位行政官后来成为了非洲的执政官大西庇阿？”
他犹豫地盯着我。“老师，从今以后，我会努力学习的。”
“普布里乌斯·科涅利乌斯·西庇阿，先生。”迪帕克轻声说。
其实，我并未约见参议员贝尔，但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应该约他谈谈。“你有什么让我转告参议员的？”我问。
人们认为，一个人孩童时如果不怎么聪明，长大后一般不会太聪明。就我经验而言，一个人对思想的热爱养成于幼年而非成年时期，但是，希德维克·贝尔似乎是一个反例。他以稳重的学者风度回答着问题。我最喜欢那些为单纯的史实所感动的人。当我思考下一个问题时，我在想我以前是否夸大了他年轻时的好逸恶劳。也许，真实的情形是，他在圣本尼迪克特时尚未找到自我？在台上，他专注地凝视我，双肘支在膝盖上。我决定问他一个难点的问题。“贝尔董事长，”我说，“哪个部族在公元前102年入侵了罗马？”
“年轻人，”我说，突然清晰地感到了他的动机，“此刻我们在讨论你的行为，我已经约你父亲见面了。”
他的眼神变得空洞，收拢肩膀。尽管他是美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尽管刚才我还为他的成熟欣喜，突然，我看到台上的他像个受到惊吓的小孩。记忆是多么强大！我担心自己又背叛了他。他开始手撑着脑袋思考。
说实话，在他之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孩子。他才十三岁，却在没有其他学生作为观众的情况下如此冒犯老师。他直勾勾地盯着我，下巴托在手上。
“慢慢想，先生。”我说。
“这就是你喜欢让我们穿托加裙的原因，是吗？”
观众中有人在窃窃私语。他有点走神地挠着头。性格即命运，赫拉克利特如是说，那一刻，他的手从鬓角捋过，我意识到，他耳中的肉色装置并不是助听器，而是能从别人那里听到答案的接收器。我猛地感到恶心。当然，我没有证据，不过这难道不是我早该预料到的吗？他再次摸着头，装出沉思的样子，他在表演给我看，我确信无疑。“条顿人，”他犹豫地说，“或者是——让我猜一下——辛布里人？”
“没有，希德维克，我还没有结婚。不过，我们该谈谈你。”
我看了他很久。那一刻，他能否明白我在想什么？我不清楚。在观众的注目中，我停歇了很久才清了清嗓子，示意他答对了。台下爆发出掌声。他挥手让掌声停下。我知道我有责任毫无保留地说出事实。我知道作为教师我有职责让他明白，他的道德已经败坏，而我是同谋，同时，我又感到自己正在优柔寡断与失职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这个男孩又一次控制了我。他试图挥手让掌声停下，然而这个动作激发了更多掌声。我不得不说，就是这一群胡乱起哄的人发出的声音最终让我放弃了立场。突然我意识到，这是我在圣本尼迪克特从未遇到过的情形。现在的我们只是一个拥有庞大财富的大人物的座上宾，揭露他的面目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我转身，让大家安静。
“你还没结婚，是吗，先生？”
坐在希德维克·贝尔旁边的迪帕克·梅塔只是看着我，眼神黯淡，感觉已经放弃了。也许，他也意识到了，或者他早已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无论如何，我还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他答对了，我必须再问希德维克·贝尔另一个问题。然后又是迪帕克，接着是希德维克，又到了迪帕克。三轮之后，我突然有了主意。我转向希德维克，问道：“谁是舒特鲁克—纳洪特？”
“坐下，孩子。”
人群中有几个男孩笑了，希德维克·贝尔开始花时间思考答案，更多的观众笑了。无论他雇用了哪一位教授来给他传送答案，我很清楚他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只要他没有上过圣本尼迪克特，他就不可能听过舒特鲁克—纳洪特；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希德维克·贝尔变得不安。他捋起裤管，挠着短袜。笑声更大了，我听见他们的妻子在使劲让丈夫们别笑，显然，她们从未在弱肉强食的集体中生活过。“贝尔，加油！”有人喊道，“想一想那该死的教室门！”笑声又一次爆发出来。
把床折向墙边，我的房间就变成了办公室。希德维克·贝尔入学第一年的冬天，某一天晚饭后不久，他敲门进来了。他迅速地环顾房间，目光投射到桌子、书本、折叠床上，眼里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的贵族气质。
不可思议的是，有那么一瞬，我竟然为他伤心？他试着笑出来，却并不由衷。他转动座椅，晃动西服中松弛的手臂，满脸疑惑地望着窃笑的人们，随后撑着下巴说：“好吧，我想如果迪帕克知道答案，那么他赢了。”
那些日子，我住在教学主楼背后的宿舍里，从前圣本尼迪克特的土地归属于慈善家和马匹驯养师塞勒斯·贝克，当时这栋楼是奴隶的住处。在入职学校的这些年里，我不再住在位于房间背后的新生宿舍，而是监督它，于是，我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出现。他们会羞怯地走过我跟前。
迪帕克的回答淹没在迅速响起的跺脚和口哨声中，我敢肯定，除了希德维克，每个男孩都想起了亨利·史汀生挂在教室门口的碑铭。很奇怪，我竟然感到失望。当迪帕克·梅塔微笑着说出答案，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看到希德维克·贝尔的脸上先是困惑，随后掠过一阵慌张。他迟疑不决地站着。那时我清楚地看到，他人格的堕落一直源于恐惧。我不禁想起来，作为教师的我曾经试图使他相信他是愚蠢的。我诅咒那一天。但是很快，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将我请到台上，戏剧性地走过去祝贺胜利者。
驳的事实是，尽管他的行为的确有一点点改善，测验中的表现却依然很差，于是，我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该如何描述出接下来的场景？我想，我太天真了，居然以为那个夜晚就将如此结束。希德维克·贝尔给迪帕克·梅塔颁发了奖品，还有给我的一份，接着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又一次阔步走向讲台，拉回客人们的注意力。他猛烈地拍击麦克风，然后脑袋前倾，用我很久以前就在电台里熟识的嗓音说话，敏捷地在高声与低语间跳跃转换，那漫长而略显浑浊的语调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他开始演讲，批判我国的各种问题。他拥有一名演说家的天赋，在平庸的演讲者提高嗓门的地方，他可以瞬间降低语调。“我们已向世界敞开了所有的大门，”他说，刚开始嗓音如雷，停歇了一会儿，又变得几近嗫嚅，“如今，世界把我们剥夺得一无所有。”他做着手势。观众们起初大笑着，此刻却变得严肃起来。“这么久以来，我们已放弃太多，”他说，“我们把经济领导权拱手让给了那些毫不关心纳税人的人，我们把道德教育让给了那些从来不能理解我们在历史中的角色的人。”尽管，他用手指着我，我却无法回视他。“我们已经放弃了家庭的道德教育。”他的同学中飘出一些零散的掌声，我差点忍不住插嘴。“我们让自己的国家漂浮在危险的海域上。”掌声变得更加真诚。他又降低嗓音，低下头，像在祈祷，然后宣布他竞选参议员。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策略也许是错的，因为让一个孩子相信自己是愚蠢的，这不啻向他射去一支毒箭。假如我当初就能理解希德维克·贝尔的动机，从最开始就以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他的一生可能会变得高尚一点。然而，这只是一名教师毫无意义的推测。不可辩a公元前42年，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在马其顿城市腓立比（Phillipi）附近击败共和派的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这场战役之后，罗马帝国由安东尼和屋大维东西分治。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海战中又击败安东尼，随后成为了罗马皇帝。
我为何会惊讶？我不应如此惊讶，因为，从孩童时候起，这个男孩就紧挨着权力的帷帐，他熟悉其阴影如同熟悉自己童年时代的家。在他的世界里，德性无处容身。意识到他组织“尤里乌斯·凯撒先生”复赛只是为了将同学们召集起来拉选票和赞助，这让我感到羞愧，而更令我赧颜的是自己过去居然从未意识到他的野心。在他的演讲中，在他的身体仪态中，在他的信念中，他总是拥有领导者的天赋，此刻，他就在利用它。他当年穿着短裤西装出现在教室门口让其他同学哑口无言时，我应该就能够预料得到。他已经在我们国家扮演了一个极有权势的角色；他享受着家族姓氏带来的傲慢；因为他盲目地无视历史，所以他不害怕自己将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多年前就应该预见到这样的高潮。人群站起来欢呼。
当然，在一所男子学校，惩罚是一门需要经验培育的艺术。每当这类恶作剧发生，我只需故意让希德维克回答问题。他努力回答的时候总会引来一阵大笑。尽管他自己通常也会随着大家一起笑，我依然发现这一招明显很管用。渐渐地，有组织的恶作剧不再常见了。
掌声渐弱，帷幕升起，乐队开始演奏迪克西a。服务员出现在边门，舞台从乐池中升起，希德维克·贝尔跳到台下的朋友们中间。他们围着他喧嚷。他拍着他们的肩膀，吻他们的妻子，低语，大笑，点头。我看见有人拿出了支票簿。服务员们用托盘送上香槟酒。在舞台边缘，女人们放下提包，拥入丈夫们的臂弯。看着这些，我从边门闪出，回到了房间，因为客人们跳舞时的狂热是对我信奉的真理令人难以忍受的亵渎。我的感受可想而知。我听到喧闹声持续到深夜。
此外，他一到这里就用唾湿纸团、口香糖和图钉开始了一系列恶作剧。当然，一名新生经常会用类似的手段吸引伙伴们的注意力，不过，希德维克·贝尔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体优势，危险地把他天生的领袖能力注入了原本幼稚的恶作剧中。他组织男孩们下课前的十五分钟准时扔掉铅笔，咳嗽，或猛然合上书，令我正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吓得在空中一跳。
不用说，剩下的时日我坚决避开希德维克·贝尔。那一夜，我的a迪克西（Dixie）：一般被称为“迪克西兰爵士乐”（Dixieland），早期爵士乐，19世纪早期兴起于美国。
从第一天开始，希德维克·贝尔就是一个粗野的、恃强凌弱的人，一个扼杀了其他同学求知热情的人，一个下流笑话的供应商，这些笑话在我们学校中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那个学期，我对学生的要求很简单，他们要学习这几年我从《古罗马史大纲》中精选的历史事件，我将这些内容浓缩成四张印得满满的纸。尽管如此，希德维克·贝尔还是不愿意学。他是个差劲的学生，第一次考试甚至答不出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在腓力比击败了谁，也答不出屋大维后来获得了什么头衔a——而我课堂地板上一只不起眼的甲虫都能轻松答对它们。
思想艰难地穿行于人性无穷无尽的不义历史，这历史如此邪恶，充满背信弃义！我无法入睡，许多次我起床，走到窗边倾听他们的狂欢。我站在窗玻璃前，像是站在城堡塔楼上的君主，俯瞰着游行的队伍，才明白自己的权威早已被人唾弃。
“既然这是严肃的课堂，为什么他们都穿着裙子？”他再次嘲弄道。此时，克雷·瓦尔特已经松开了腰上的衣带，他身边的几个男孩也开始在托加袍里不适地扭动。
然而，十分肯定的是，我的信念又开始动摇了。我刚决定避开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私下里对他的看法是否准确。事实上，我凭什么如此确信他所做的一切？我又有什么证据？在当夜遥远的狂欢声中，我的结论显得牵强，等到寂静的清晨来临，我已经彻底迷失了。我没有去吃早餐。男孩们一个又一个到门口来问安，我极力避免评论希德维克·贝尔的表演或者他竞选参议员的声明。那天在沙滩上，我尽量单独行走，既不相信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推测，也不相信自己对男孩们的判断。下午，我独自一人待在伸入小岛的海湾边。
与此同时，他将短裤的裤腿拎起又放下，嘲讽地模仿着新同学们的装束。“年轻人，”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我希望你也严肃对待。”
一整天，我都没有与希德维克·贝尔说话。事实上，我躲开了他，直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访客都离开了，我站在飞机跑道上等候飞往大陆的直升机，他来告别。他走出来，挥手示意我从停机坪往后退，而我装作没听见，仍望着天空。突然，那只闪亮的直升机乘风而来，将海峡搅动得犹如沸腾一般，在半空盘旋，随后它国旗色的浮筒在我们眼前缓缓落下。这风与噪声足以把人弄倒，希德维克·贝尔试图像磁石一般冲向我，但我并不后退。最终，他跑到我身边，攥紧自己的西服翻领，遮住脑袋，向我伸过手来。我小心地伸出手，旋翼的风抽打着我们的衣袖。我期待着这一刻，而且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要说什么。我凑向他。“你听力有问题已经多久了？”我问。
奥托
他的笑容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在他头脑中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非常棒，亨德特，”他说，“非常棒，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加尔巴
证实我的猜测让我喜悦，尽管此刻这毫无意义。当我登上直升机的爬梯，他拉住我，阴郁地看着我的双眼。“我发现你也丝毫未变。”他说。
尼禄
我也丝毫未变？直升机开始上升，转身向西飞去，那里，遥远的海岸隐藏在云层后面，而我在细想刚才的情形。宾馆的木质角楼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森林里，我发现此时可以更好地思考了，而在岛上，所有的事情都被那个人可怕的力量左右着。在座位上，我放松了许多。有人会说，在这个事件中，我表现得恰到好处，因为，在我们伟大的法律体系中，为一个有罪之人开脱比证明无辜者有罪要少一点邪恶。对于希德维克·贝尔在竞赛中的行为，我的确没有任何证据。
克劳狄乌斯
回到熟悉的伍德米尔，我发现手中有了大把的时间，不久，这个事件又在我脑海中翻腾。沿着河边的林中小径，或在黄昏的微风中坐在门廊下，我开始发现，另一种结局也许会对我们更有好处。信念又一次动摇了。我非常明白自己思想中的愚蠢和自我安慰，然而我还是生动地想象着我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我听见自己大声揭发他；我看见自己果断地上台走到他的椅子旁，我把那个阴险的、肉色的接收器拿在手里，展示给大家看；我听见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
卡利古拉
似乎是为了嘲弄毫无行动的我，关于他竞选的报道很快就见诸报纸。这一年，我们国家的政治充满了愤怒与敌意，西弗吉尼亚州的竞争不是选举，而是一场乱哄哄的争吵。现任议员与希德维克·贝尔一样熟悉弄虚作假，整个早茶时间我都在观看他们的战斗。希德维克·贝尔称对方为“言辞上的说谎者，行动上的欺骗者”，而他对希德维克·贝尔的称呼更恶劣。一次，在机场拉票时，双方的支持者爆发了肢体冲突。
提比略
这幅场景令我厌恶，当然，它也激起了我的兴趣。无可否认，尽管我支持现任议员，然而，看到那些报道希德维克·贝尔攻击现任议员的新闻时，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却为之喜悦。哦，怎么会这样？本质而言，我们都是缺失德性的造物？狂热是我们唯一追随的事物？
奥古斯都
无疑，这个秋天对我而言比较艰难，特别是圣本尼迪克特校车轰响着经过伍德米尔的出租房、载着孩子们去田径运动会的那些午后，参议员的竞选对我而言正好是有益健康的排遣。事实上，我需要排遣。毕竟，看着树叶飘落，闻着苹果的味道，却听不见运动场上百来个男孩的喧闹，这让我难以承受。我散步的路程越来越远，有一次我越过河流，来到了湿地的遥远尽头，在那里，我可以远距离地辨认出圣本尼迪克特那模糊的影子。但这对我并无好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一年十月下旬，我在报上读到希德维克·贝尔将在弗吉尼亚边界一个煤矿工会大厅作竞选演说，立刻我就决定去听听。
我花了点时间才让学生们的注意力回到课堂。希德维克入座后，我让他到黑板前写出历代帝王的名字。当然，这些名字，他一个也不知道，我的学生们只得喊出这些名字，并一再地纠正他的拼写，他终于潦草地写下：
也许那时，我已经痴迷于这个男孩——我应该承认这点，因为，我像任何人一样意识到，时间仅仅是一条极薄的绷带，只能勉强包扎我们的伤口——而另一方面，竞选即将结束，每个人当然都对它感兴趣。曾处于劣势地位的希德维克·贝尔已经将自己转变成一名挑战者。如今，劳工的选票显然已是关键，希德维克·贝尔，尽管是贵族子弟，是一家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公司的董事长，却变成了工人的卫士。我从新闻报道中获悉，他的嗓音与举止为他加分不少，我能轻易地想象那些工人们转而支持他。我知道这孩子的魅力。
希德维克·贝尔回答：“今天你老妈肯定穿走了你的裤子。”
到了那一天，我打包了午饭，踏上旅程。巴士沿着河谷往西驶去，我开始预想接下来的场景，想知道这种时候希德维克·贝尔是否在意见到我。当然，我代表某种关于他的真相，然而同时，我似乎也成为了他拿来欺骗别人的工具。我教过的男孩们已经在世界的舞台上走得如此之远，然而我还是如此深切地希望改变他们！巴士提前到达，我进入工会大厅，等待。
相反，他的脸上写着鄙夷。班上总共十五个男孩，希德维克的蔑视立刻刺中了他们，逼着他们意识到自己即兴缝制的托加袍是多么可笑。其中一个男孩，克雷·瓦尔特，这些笨蛋的领袖——虽然他根本不是笨蛋——对这位面露嘲笑的男孩说：“你的托加袍呢，小朋友？”
快到正午时，矿工们陆续来到大厅。我不知道自己希望看到什么，但他们看起来似乎刚从矿下上来，这让我惊讶。他们戴着硬头盔，脸上沾满灰尘，手套和工具腰带挂在腰间。不知为何，我是穿着圣本尼迪克特的校服来的，此刻我脱下了它。像往常一样，记者们开始往里挤，正午的哨子吹响，人群涌向大厅。
年轻的希德维克·贝尔第一次站在圣本尼迪克特的教室门口，那时候我就知道，上述教导对他只会徒劳无益。我发现，他不仅有点笨，而且对那些东西一点也不在意。那一天，伍德布里奇先生带着这位脸蛋通红的矮胖子出现在我的班上，向大家介绍他。当时男孩们穿着前一天用床单和安全别针制作的托加袍，像地方法官一样在木椅上伸展着腿，我正让他们背诵古代帝王的名字。我说过，我已经教了五年书， ；很清楚一名新生刚刚亮相时的怯懦与惶恐。希德维克·贝尔的脸上并没有惧色或怯意。
当哨子声停息，我听见直升机的轰鸣声，一瞬间，透过大门，我看到飞扬的尘土，从上空盘旋着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我从他小时候就熟悉的男人是多么聪明！机身重新刷成了迷彩军服颜色，然而，浮筒仍然保留之前的红白蓝色。直升机离地面还有三十厘米，他就从侧门跳下，小跑着进入大厅，人群中爆发出欢迎的掌声。他的助手列队站在通往舞台的阶梯两侧，麦克风立在横幅和旗帜之下，当他穿过人群走向演讲台时，矿工们争先恐后地接近他，用手指关节敲敲他的安全帽，碰触他的手和肩膀，像罗马人在战车竞赛时那样欢呼。
在男孩们来到我课堂的第一天，我总是向他们展示这块浮雕，既是为了让他们熟悉圣本尼迪克特的前辈们，也是为了提醒他们，记住那些在他们出生前几十世纪就已被彻底遗忘的伟大抱负与征服。然后，我会让其中一个学生背诵我挂在墙上的雪莱诗歌《奥兹曼迪亚斯》。任何有意义的人生都必须理解，自己在时间面前不过一粒沙尘，毫无意义。这非常重要，而且我也总会在课堂上教给孩子们这些东西。
无须描述他的口才，我已说得太多。他抵达阶梯，走上讲台，先停下来向人群挥手，随后在台上向头顶的国旗致敬，欢呼声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开来。我知道，他的努力已经成功，这些矿工已经将他认作自己人了。于是，他开始演讲，大家一再以欢呼声回应他，他不负众望地向众人承诺，要在参议院里代表大家的利益。他对这一切驾轻就熟。我发现自己举起了手臂。
——舒特鲁克—纳洪特，公元前1158年
当然，大厅里有五百人，只有一人肩膀上搭着圣本尼迪克特的校服，头上没有戴安全帽，于是，当他的一个助手出现在我身边，告诉我竞选人请我上台时，我一点也不惊讶。那一刻，我看见希德维克·贝尔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下。他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微笑，又立刻转移了视线。
印舒希纳克。
这仅仅是一场个人间的战斗？在那一刻，希德维克·贝尔真的愿意为了我——不管我在他的幼年扮演了怎样一个恶魔的角色——而拿他的政治理想冒险？他又一次转向我，指向台下，很快，那助手拽着我的手臂，护送我走向平台。我们经过时，人群让出了通道，不明就里却兴奋依然的矿工们开始和我握手。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感觉。我登上阶梯，站在希德维克·贝尔旁边的一只小一点麦克风前。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是怎样的感觉啊！他举起手，他们立刻欢呼；他垂下手，他们就变得安静。
我将它树立，献祭给吾神：
“今天，有一位在我生命中无比重要的来宾。”他对着麦克风低语。
并运回埃兰，
大家开始鼓掌，有几个在吹口哨。“谢谢你。”我自言自语。我看见那五百人向我抬起了安全帽的边缘。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我摧毁息帕尔，获取了纳拉姆—辛石碑，
“这是我的历史老师。”他说，人群再次欢呼。闪光灯泡突然亮了，我本能地走向前台。“亨德特先生，”他嗓音洪亮地说，“四十五年前，他在里士满中区高级中学任教。”
领受了印舒希纳克的命令，
过了一阵，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他也鼓起掌来，同时低下头，肯定是在向台下的人们展示他对我的敬意。热血和怒气一同涌上大脑。“等一下，”我说着走回自己的麦克风，“我是在圣本尼迪克特学校教书，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泰利伍德。这是我们的校服。”
埃兰王国的统治者。
当然，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一切无济于事，我试图举起外套，希德维克迅速穿过平台，紧紧拽住我，将我的手臂举起，让矿工们欢呼，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我说的话没有任何作用，当我发言时，他早已作了手势，让他的助手关掉了我的麦克风。缺少了信念，一个人就无从改变历史。但毕竟我站出来发声了，我终于让希德维克·贝尔明白，我会努力站出来阻止他。这足以令我宽慰。
我是舒特鲁克—纳洪特，安善与苏撒之王，
他以相当的优势赢得了竞选。因为，他让这些旷工确信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是无知的，我不能因为他们被他民粹主义的花言巧语所征服而谴责他们。我收藏了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图片：参议员贝尔，和他父亲一样散发着民粹主义的魅力，举起一位老人的手臂，那老人的脸上残留着骄傲而愚蠢的笑容。
事实上，我的课堂都在向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致敬，我希望这能激励男孩们；同时我也赞颂人类转瞬即逝的业绩，希望孩子们学会谦和，驯顺他们的抱负。这是双重挑战，伍德布里奇先生由衷地赞赏这点。教室门框之上挂着一块浮雕，这是亨利·L.史汀生小时候做的学期项目，我希望这能让我的学生们了解建立在抱负之上的历史有多么的讽刺。雕刻的文字如下：
我仍然住在伍德米尔，我发现了一条通往附近高山的小路，我时不时会爬上去，从那里越过帕萨米克河可以望见圣本尼迪克特教学楼的尖顶。我每天散步两次，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我甚至喜欢上了它。现在，我正在阅读关于古代日本文化的书，以前我不知为何漠视这些。此外经常有学生来拜访我。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已经在圣本尼迪克特教了五年历史。那年秋天，他父亲已入选参议院，代表南方的贵族们去对付那些吓坏了他们的钢铁厂与煤矿的联合工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希德维克来到我班上，穿着短裤西服。当时，秋季学期进行了一半，我正将孩子们从古希腊的理念论哲学带入贸易、军事力量和法律的领域。凯撒就是从这些现实的东西那儿获取他的霸权，笼罩了从马其顿到塞维利亚的大片地区。当然，我的学生有些焦虑不安。这是那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令人伤心的特点，他们竭尽全力地摆脱柏拉图的道德追求，狂热地投入奥古斯都强大的实用主义怀抱。一些较为敏感的学生开始变得沉默，而另一些男孩对军事有着本能的偏爱，所以有几个星期，后面这群孩子一直支配着我们的班级讨论。是的，我为此感到愧疚，不过，我充分明了我在圣本尼迪克特教书的意义。我们的校长，伍德布里奇先生，总是提醒我们，我校学生们将会在这个国家的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有一个下午，迪帕克·梅塔来到我这里，我们喝了点白兰地。那是去年秋天的事了。他一直是一个安静的男孩，坐在沙发上不久，我打开了电视机，让我们免于寻找话题的烦恼。此时，司法部参议员委员会正在开那人尽皆知的听证会，我们俩坐着看电视，不时地点头，看到希德维克·贝尔坐在主席身边时，我们轻轻地笑了。我大杯大杯地倒着白兰地。希德维克·贝尔凑向麦克风，向证人问了一个问题，迪帕克试着模仿他那漫长而略带浑浊的南方口音。我不会鼓励他这么做，但也没去阻止。他喝完一杯，我又给他满上了。与一个人喝酒，而又熟悉这个人的童年，这也许是教师生命中最大的快乐。
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接受了去年底希德维克·贝尔先生发给我的邀请，尽管我本应该先仔细了解一下情况。我应该先回忆他四十二年前在圣本尼迪克特中学是个什么样的男孩，而不是立即回信并准备竞赛资料。是的，他是参议员希德维克·海兰·贝尔的儿子，他父亲曾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在华盛顿市的住宅中养马，后来为了支持温德尔·威尔克转向南方各州。小希德维克则是个迟钝的男孩。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我们能谈得再多些。我担心师生之间总会有相对无言的时候。迪帕克告诉我，他经历了另一次小的心脏病发作，但我感觉我不应该再询问更多细节。我试着将话题转移到希德维克·贝尔身上，但我又意识到，一名教师不应该在学生面前议论别的学生。当然，迪帕克对希德维克·贝尔的事也很熟悉，也许出于对圣本尼迪克特学校精神的坚持，他并不想与我谈论这个问题。我们看着希德维克·贝尔质疑证人，随后又和主席耳语。我们对希德维克的权势并不大惊小怪，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历史的学徒。所以我们也没聊这个。然而，我还是强烈地渴望他能问我更多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不断地给他满上酒。我想让他问我：“先生，在您这个年纪，是不是很孤独？”或者这样说：“你改变了我的人生，亨德特先生。”但是，对于迪帕克·梅塔而言，这些是很难说出口的。性格是天生的。尽管如此，我带着一丝惊讶发现，夕阳照在迪帕克·梅塔低垂的脑袋上，这个我教过的最沉静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位老人。
事实上，有人说我本来就应该清楚我与圣本尼迪克特之间会发生什么，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可是我热爱那所学校。我参与了三代孩子们的心智成长，并且——我希望我成功地——为他们留下了我们文化的微妙印迹。我与他们作战，因为他们纪律涣散，粗鲁地对待哲学，傲慢地面对先前伟人们的历史。我教过十九个参议员的儿子。还有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遭到娱乐小报的报复性污蔑，很可能今日已成为美国总统。学校是我生活的全部。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二十八期，一九九三年）
我讲述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这里面几乎没有这种东西；不是为了警示他人，一个干我这行的人，很快就会明白，警示这种东西是徒劳的。我讲述这故事，也不是为了向圣本尼迪克特男子寄宿学校道歉，它根本不需要。我仅仅是为了记录那个知名人物的生活，记录他的一些给人以预示的事件，在这个故事中，他短小的时光蜡烛也许可以用来审视另一名历史的学徒。就这么回事。这个故事里没有惊异。
洛丽·摩尔评《窃国贼》
胡桑译
这篇较长的短篇小说有关命运的缠绕，使伊森·卡宁跻身于大师的行列。有时，人们似乎需要花费一生去领受时间的全部意义，去激发它，随后略微无序地编织它，以便更好地揭示经验的真实意义，而卡宁对时间的精湛处理赋予这篇小说无与伦比的深度、智慧和复杂的结构。
洛丽·摩尔评
在《窃国贼》中，整个叙述时间由一个男人的沉痛声音编织起来，追忆了他自己充满拘限的孱弱一生。他犹如一名穿着道德苦行衣的修道士，坐在极为狭窄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边。单人宿舍、囚室、奴隶的意象出现于小说之中，旨在强调对富人和权势者的屈从。这不仅构成了主人公的生活，更占据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他缺少自我怜悯，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偶然而诡秘的古罗马专业知识也无从感动读者。卡宁并不为自己的主人公感伤，也并未刻意将他塑造得更受尊敬、更受崇拜或更有力量。小说让统治阶级待在金碧辉煌的宫殿中，却并未落入抚慰人心的温情俗套，即富人终究不会胜利——或任何迎合我们的想象的东西。（我们时常忘记，在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中，大卫迅速成为了一个掌权者——在这篇小说中情况相反，无论作者是否钟爱这个男人，他总是那么弱小。）我们可能会想起麦尔维尔：文书巴特尔比、比利·巴德或贝尼托·塞莱诺，也许都是模板。卡宁让他的叙述者躲在那些可能激发我们敬畏之心的意象与事件背后观察世界，尤其是那些依附于权力或社会阶级，以及依附于对正义的侍奉、忠诚与施行的意象与事件，作者并未让它们停留于破碎或毁坏的状态中，而是以温和而微弱的信念将它们凝聚起来。小说结尾处，在主人公与叙述者能够告知我们的东西之外，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内涵。
伊森·卡宁著
关于学校教师与世俗的格格不入，从布罗迪小姐到契普斯先生，在文学史上不乏先例——但这在较短的篇幅中是更棘手的任务。至于在二十世纪美国，如何做好特权阶级子女的教师，这个问题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或困惑。将数人而不是单独一人的生活压缩进短篇小说，这是一种精湛的技艺。而且，它体现了卡宁特殊的技巧，他善于将公共事件与私人经历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国家很常见的经验，作家们却经常忽视它。卡宁的小说总是由生动的惊异——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称之为“生动性”——构建而成，并以结构完美的行文表达出来。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些瞬间，一个人生活的转折，命运受到挑战，性格得以揭示或挖掘出其难以付诸语言的内核。他让时间向前冲刺，如盖茨比的汽车或亚哈的船，而他笔下的人物在老年的躯体中保持着孩童状态。这是一项令人心碎的事业，在这里，他精妙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