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屁。”她从秋千上站起来，往门廊那边的树丛里熟练地弹了弹烟灰。
“哦，”他笑了一声，“我不会介意的。”
“康妮，我女朋友在‘樱桃树’那儿做辅导员。”
康妮吐出一口烟，整理了一下她的思绪，就好像合上一只文件夹，又打开了另一只。“我觉得很尴尬。之前对你的表白。”她说。
“那是什么？”她问。巴迪眉头一皱。
巴迪慢吞吞点点头：“要承认这点我很惭愧。”
“对不起。”他说。他俩点点头又耸了耸肩。
“我来工作这段时间，”她直冲他的脸说，“这里越来越绿了。越来越绿。现在这么茂密——我不认识它们。这里可没有干旱。你们这帮人可没有干旱。”
“你们这些人。”她的手在天上挥着，什么也没抓住，也就算了。
巴迪踱步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她说：“我挺幸福的。工作时间够长了，可以歇一歇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旅行。”
“不是的。海棠市在二十公里外。或者说，曾经有过，但现在几乎不存在了。反正你不会去的，我就是这么想来着。”
“去哪儿呢？”巴迪问。
“是不是……海棠市？”
“我在考虑伯利兹城。”过了一会儿，康妮又说：“我听说你哪儿也不去。不知是西克里斯特先生还是谁说的。不，就是他。他认识你太太。他说你儿子死后你就哪儿也不去了。”
你一定从新闻里听到过。你可能没想到我住在兰利市。我跟我爸爸。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废料堆’。那儿很穷，完全没落了。当然，我爸爸继承房产时可没料到。离这儿也就十多公里——”
“差不多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她问，“前两年夏天。干旱。对吧？
她说：“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
她往上看时露出喉头的曲线，可爱极了。巴迪一下子忘了回应。
电话铃响了——显然是艾丽斯打来的。巴迪向康妮道歉，赶紧从秋千旁走进屋里去了。
“我喜欢坐在陌生的地方，你呢？尤其是人家的地方。我想玩玩看那是什么感觉。”
“我不能离开这儿，”艾丽斯说，“我知道我们的计划泡汤了，但实在没别的办法。”
“我没生气。”巴迪说。
“不要紧。我们可以明天再吃。”
康妮仍旧眼盯着地板，但她用鞋跟把秋千停下。这双鞋是蛇皮或蜥蜴皮做的，深栗色。“你别生气。”她说。
“人人都吓坏了。我怎么敢走。护士已经给他们打了镇静剂。你真该亲眼看看。巴迪。这样下去他们会把自己弄伤的。搞得像在船沿上走路似的。”
“嗯，怎么荡上秋千了？”他问。他故作随意地走到廊道扶手边。有一半的天空已经变紫了。湖上的火烧云像绳子那样扭成一块儿。
他笑了。
“911 。”他对那两只猫说，说完，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听说文森特在医院范围内，所以他们全都去找人了，”她说，“不管怎样，我做了件事儿。我跑到‘风行大片’那儿给他们租了一部电影——他们投票选的《黑客帝国》。有点儿用呢。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了。人人穿着睡衣，垫着枕头，蜷缩在沙发上，要不就躺在椅子上。”
那一瞬巴迪彻底懵了。他不知该怎么办。他偷偷退出房间，又转身走进去。
“我也想这么干。听上去棒极了！”
巴迪已经把餐桌布置好，正准备点蜡烛。他在漫画书里读到过，蜡烛灯芯如果事先点过一次，它的烛光会更匀称。他在找火柴，它们原先在橱柜那边的火炉上，可是现在不在了。太阳正在落下，他往玻璃推拉门外面的边廊瞟了一眼。康妮在那儿，正坐在秋千上机械地晃动着。她手拿一根烟，热切地盯着地面。
“不，我们可没邀请你。”艾丽斯说。
“真拿他们没办法。”艾丽斯说着，把电话挂了。
她在电话那头咯咯咯笑起来，又对巴迪说：“你还记得我说过他们怎么给医生取绰号的吗？我刚听见，‘便利贴医生和谎话加聋子医生一起过来了。’”
“别开玩笑了。”巴迪说。
“我那位心理医生长得很像艾尔·黑格。”
“很不幸，还没呢，不过有人碰到过他，”她说，“这还用说吗！就在每个病人的窗前，衣柜里，人人都碰到过他。有时他们照镜子，他就站在他们背后。”
“看吧，我就知道。所以你还不至于在我这儿呀。”艾丽斯说。
“我知道，”他说，“他们把文森特怎么样了？抓到他了吗？”
“我晚点再打给你。”她对他说。
“她简直是加博尔三姐妹中的一个。特别是领子竖起来的时候。不停地唱啊跳啊，一条丝巾系在手腕上，像在演音乐剧似的。我得走了。巴迪。”
他一直欣赏着餐厅的布置，就从他站着的地方。餐桌上有一盏水晶烛台，三十支红菊花插在花瓶里。电话挂掉后，他才意识到他的失望有多么强烈。
“那么我也爱她。”巴迪说。
他走下廊道，过道上的石板砖有些歪了。他俯下身子，用脚使劲儿把一块砖挪正。这儿有杂草。也有蚂蚁，正沿着一条曲线爬着。
“好吧，我这么做简直不道德，我会因此在地狱里受煎熬的。唐娜，患有莫名其妙的偏头痛，她在这里待得最久。然后是罗琳，她执着地买了一百个干净的塑料手提袋。柏瑞，急诊室护士，他太累，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还有道格，那位‘出错的飞行员’。玛莎。文森特。哦，还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我好爱她！她让我想起某个人。大概是金·诺瓦克吧。”
康妮看着他，烟抽得很猛，很不高兴，她还在秋千上。“我得说说，关于我的感觉。”她说。
“你们组里还有谁？”巴迪问，“我知道你告诉过我。”
他把手塞进裤袋，走回廊道和她待在一块儿。他靠在栏杆上，面对着她。好一阵时间过去了。“对不起。我是个笨蛋。”他说。
“他们把玛莎送到休息室去了，”艾丽斯说，“就是上礼拜六收进来的那个女人啊！你真应该看看她，现在又冷静又安静。好像她突然清醒了。要不就是她的玩具失而复得了似的。”
她什么也不说，只是冷笑了一声。
他还是打了电话，但就问她在干吗，并和她约定晚餐照旧进行。“我什么也不需要。”他说。
他说：“愿闻其详。”
在他眼里，艾丽斯懂的很多。她得过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学位，“樱桃树”的病人都很喜欢她。或许他会略过康妮的事。这事只叫人烦恼。他应该更慎重。何必叫艾丽斯烦心呢？
她眼看着天花板。
“可怕的怪兽。”巴迪对它俩说，叹了一口气把桌布撤了。他把火腿重新端回厨房，藏到冰箱里去了。
“好吧，也许我就是理解不了，康妮。”他从袋子里把手抽出来，手指聚拢打量了一番，“你是不是对我有某种幻想？”
两只猫翻滚进来。它们跳上餐边柜。它们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紧紧盯着装火腿肉的大浅盘。
“天哪，才不是！”她说着咂咂舌头，“实际上要成……熟多了。”她把“成”字拖得很长。
他把两只浅盘端去餐厅。为时尚早，他动脑筋要把菜摆得好看些。他拿出一条麻制的大餐桌布，抓紧两头，在空气中用力抖动，想把它甩平。
她的笑声带有责备。“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
他准备做菜了，原料是他之前从农贸市场买回来的。他拿出一个柠檬，一些塑料纸包的生菜，一袋红萝卜，还有一个樱桃番茄。他把需要的都扔进一个木头碗里堆起来，又回到冰箱旁边择下一些芹菜叶。“总比野餐强。”他自言自语道。他在一只浅盘里放了几片蜜制火腿肉，另一只盘里是恶魔蛋，上头蘸芥末酱，用芹菜叶装饰。他自知不是个厨艺高手。惟独烤大虾是他的拿手菜，七月四号他做给艾丽斯和她妈妈吃过。那实在是美味。
“哦，一点儿也不知道。”
他擦洗双手时，排演着怎么把康妮的事告诉艾丽斯。艾丽斯轮班结束后就过来吃晚饭。
“鉴于你是个完美先生，”她抚弄着耳饰上的养殖珍珠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所有的想法都他妈的自己憋着。”
又有一阵声音。不是康妮。然而他警告自己，说不定下一回她就出现了。他脱下手套，把园艺工具放回原处。现在差不多四点。她马上就要下班了。
这是巴迪回想起来最糟糕的一段对话。“我真没那样想。”他说。
巴迪在不远处听到女人的声音，他惊呆了。可能是康妮。这么快就再次遇上她，他不太吃得消。她看上去十分吸引人，他也喜欢她。她当然是个俏女郎。以前她说过自己在办公室，总向窗外张望，总要看见他才好。这无论如何都是奉承。但他听了总觉得不快。万一他正在干一些愚蠢的差使呢？比如从邮箱里取信或报纸。万一没剃胡子呢？万一衣服没穿正呢？
康妮把长腿盘起来，双脚塞了进去。她身上有运动员或是舞者的优雅气质。她的手也十分优美，交叠在一起，要不就是搭在连衣裙的洁白领子上。她的头发美极了——闪闪发光的黑色。可是她的双眼有些哀伤，至少巴迪那样觉得。即便转动起来，也十分缓慢。她盯着一个地方，很少望向别处。她的眼睛沉重，有一种挫败的感觉。
他觉得也许该请艾丽斯帮忙把冬季的三色堇种下，但愿这并不乏味。她是个多面手。她会洗牌、打桥牌和德州扑克。她会弹钢琴。她喜欢听爵士乐并且很在行。他们曾盛装打扮去天山俱乐部，或者是去有个管弦乐队的阿勒格尼俱乐部跳舞。艾丽斯的晚装十分美丽。他跟着她哪儿都去过——午夜电影啊，肮脏的喜剧俱乐部啊。就在春天他们还乘火车去新奥尔良看爵士音乐节。
他陷入思考，轻拍着指尖。他说：“我要和你说些我的事儿。马修死的那个早晨，当时我赶到重症监护室找到露丝，我的太太，她面向着墙，手紧紧压着膈膜，就好像跑了一圈马拉松快要窒息了。于是我轻手轻脚走过去拍拍她的肩，告诉她我来了。可惜她毫无感觉，要不就是太绝望了。不管怎样，她都无动于衷。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在那儿等着。最后她终于转过身来，她直愣愣看着我。我呢？我抱着她轻轻摇摆。就像在说，‘好了，好了’。”
巴迪给花浇水、施肥。每天它们开花，长大，长高。“我还能跟你们要什么呢？”巴迪问，“瓜果和桃仁吗？”
他好几次把头发理顺：“这事儿我想了多少遍了！非常糟糕的一段，一次意外，但那也许为另一件事铺平了道路，如今我找到了自我。”
这是巴迪的第一个花园，但是无比绚烂。他再也不理解那些摧残甚至毁坏植物的人。那时心理医生建议他做做园艺，于是有个星期六，艾丽斯也空，他俩跑到特丽丝缇植物园买了一些准备材料。她也帮他修剪花园。他们把植物带设计得像一条领巾一样围住院子和过道。
他说：“我儿子当时开着他的水上摩托艇，我不知道你听说的版本是怎样。”
“说的是。”艾丽斯说。她得挂电话了。
康妮摇摇头。
“不知道该站在谁的立场。”巴迪说。
巴迪点点头：“在那湖上，他撞上一艘渔船，船上有几个高中男孩儿。其他人都差点儿丧命。我发现很难。很难不去想象那个画面。于是假使遇上不太熟悉的人，我就有一种冲动，想要一段简单的对白，不要提及我儿子。所以，我找了一个在‘扎克’图文店工作的推销员。我们聊了几句。她可能都记不全我的名字。我第一次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是为了告诉她，他们给倒车雷达做的广告牌掉下来了。接下来我找了各种理由给她打电话——电视竞赛啦，对天气的观测啦。要不就只是打个电话，开开‘扎克’的玩笑。一天要打十到十五通电话。就坐在那张细脚椅上打，也坐不舒服。我可怜的太太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已经发狂了。为什么我一直骚扰那女人？到最后她受不了了，到城里去提交了一份遏制令申诉。”
“他们可不是狗啊。不过他们的脾气越来越差。他们不喜欢文森特。他们认为该一枪打死他。”
“天哪！”康妮说。
“对啊，因为只有你有打火机。所以他们只能跟在你后面。”
“她真的这么做了。”巴迪说。
“对我来说，问题是文森特出走后保安到处找他，我就不能把病人带到外面去，他们也就没法儿抽烟了。”
他站起身来。两只猫在玻璃门那儿又叫又跳。“稍等一下，我得去给它们搞点晚餐。马上回来。”
“幸亏我对那一无所知。”巴迪说。
“去吧，”康妮说，“去吧。”她掸掸手表示理解。
“文森特逃走了，”此时她在电话里说，“他不知怎的就爆发了。就在‘人生挑战见面会’的中间当儿。”
他把“科学饮食”牌猫粮倒进盘子里时，瞥见她黑暗中的身影正往廊道的阶梯下去。
最后他们在一个法国餐厅吃午餐，艾丽斯戴上牛角框眼镜，大声读出菜单。不戴眼镜的时候，她让他想起琼·阿瑟——她的身材、雀斑和富有弹性的卷发。艾丽斯的法语很糟糕，满是咕哝声，但是巴迪喜欢她尽力尝试的样子。他喜欢她笑，忽上忽下的那种。
巴迪赶紧穿上鞋。隔壁律师家的灯亮了。
艾丽斯两点左右打来电话。她是“樱桃树”的小组辅导员，“樱桃树”是医学中心里的一家精神病院。巴迪在中心另一座楼里看心理医生，他就是在这儿的停车场遇见艾丽斯的。那是二月份一个下雪天，他忘记关掉车上的雾灯，把电耗完了。她用一根黄色跨接电线救了他。巴迪请她去喝杯咖啡，他俩坐上他的黑色福特水星，沿着旧邮政公路飞奔，给电池蓄电。
他看着猫进食。给它们换了水。
两只猫踱进餐厅，注视着巴迪把吸尘器放在特定位置，松开长长的电线卷。“千万别这样碰插头，”他对它们说，“它很烫，很烫，很烫。”
他站在厨房的中央等待着，没到窗户边去，怕的是外面小径上出租车刺眼的大灯。
他在考虑，对付康妮那女人的一种办法，是顺带提一提艾丽斯。那样做也许行之有效。或者更强硬的说辞，比如，“我女朋友是容易吃醋的那种。”诸如此类。
艾丽斯那头现在很安静。她几乎要轻声耳语了：“这太稀奇了。电视光线给所有病人的脸都蒙上一层颜色。我总是不能履约，这点很可恶。这是我最不该做的事。我每段感情都毁在这上面。”
他走出厨房间，从储藏室搬出一台吸尘器。他喜欢吸尘打扫。他喜欢很快就能做完的事。他希望今晚艾丽斯来的时候房间里秩序井然。自他俩认识的几个月来，她改变了他许多。她使得一切都不一样了。
“哦天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巴迪说。
他要拒绝康妮那女人，拒绝得令她心服口服。巴迪在厨房间晃悠时对自己说。他猛地拉开抽屉，把里头的东西打量一番，从中取出一把蔬菜削皮刀，把它放回原处。他会婉言相拒。他不会让她感到难堪。“给她留点面子吧。”他说出声来，害得两只猫冲进来盯住他。巴迪从来都没法区分这两只猫。它们是寻常的家猫，中等大小，黄色。马修的女朋友，谢伊，就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周，把两只小猫咪带过来当作生日礼物。现在两只猫待在房间里，和巴迪凑得很近。他把一只叫做布鲁斯，另一只叫做布鲁斯的兄弟。
他捏着一小片纸在工作台周围轻轻拍打着，没完没了。“你跟我在一起从不紧张吗？”他问艾丽斯。
“穿超短裤的那家伙。”心理医生说。
“什么？”
“我变成谁？”巴迪问。
“就是，对我感到紧张。因为我用那样的方式骚扰那个女人。”
“注意别和外界隔绝了，”他的心理医生警告过他，“慢慢地就会这样。它会一步步地朝你逼近。你若不和人们打交道，节奏就不对了。接着，很快，你就变成院子里那家伙了。”
“别侮辱我。”艾丽斯说。
他一度不再外出——他的心理医生称之为“绝缘的”。他把儿子卧室和露西缝纫间的隔墙全敲掉了，把整个二层楼改造成工作室。他把所有的工作都带回家。他是个制图员，阔利特公司的高级制图员，他为这家满是机电工程师的公司已效劳多年。
“喂？”
他的儿子就是在那里出了事故死的。三年前，八月份。马修。当时他离二十一岁生日只差两天。他的水上摩托艇和一艘从入口处溜进来的渔船撞在一起。下一个八月份，巴迪的太太离开了他。
“我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中的一个。我上学时他们从作业本里就看出来了。”
从这扇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屋子后面有一道高高的峡谷，巴迪能穿过峡谷中的藤蔓和树丛，一直望见莱克利湖的沿岸。
“哦。”他说。
他拥有这座房子——两层楼的低地小别墅。它所在的这条街道通向印度城，再过去就是前往宾夕法尼亚北部的高速公路了。现在，他坐在起居室靠近窗边的长沙发上，在午间的自然光中，翻翻几本杂志，浏览一本关于鸟类的书。
有一小会儿他们谁也没说话。巴迪走上前又退回来，手里拿着电话。房间太热了，两只猫不得不贴在地砖上纳凉。
“好好好，”巴迪说，“好吧，好吧，好吧。”
“我得走了，”艾丽斯说，“我实在需要上厕所。顺便说一句，他们正用担架把文森特扛回来。我想可能要送他去隔离室吧。你会好吗？感觉还好吗？”
“最、最差劲儿的，迷恋。”
“也许我应该他妈的自己憋着，”他说着，咧嘴笑了一下，“你不知道这个梗。对不起。我换个时间告诉你。”
“不，你并没有。你也不可能。”
“他们也不是非要我不可。我可以再聊两句。”艾丽斯说。
她把手垂下来，凝神看着，并像读书那样说话，就好像她要说的话全印在右边的天空上了。“我迷上你了，”她说，“这种感觉，巴迪，是最差劲儿，最不能容忍的那种。”
“不用，我感觉还好。这个梗和我也没多大关系。”他的食指在工作台上的一块蓝色砖片上滑来滑去。
他看看她，眉头抬了起来。
“再给我一秒钟，”她说，“你还在那儿吗？挂电话前我最后说一句。悲痛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巴迪。它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康妮说。她伸出一根手指。
“先这样吧。”她说，巴迪挂断电话后独自待了一会儿，他的手还搭在听筒上，手臂拉得很长。
“他们不再需要我了，”她噘了噘嘴意思一下，“谁也不需要我了。”她后退几步。这是九月第一个礼拜，天仍旧暖和。她穿着合身的白领藏青色连衣裙，一件红色开襟羊毛衫把她的手臂遮了起来。她漂亮的大腿裹在透明丝袜里。
他站着边廊上。夜里很暖和，一轮白色满月游荡在莱克利湖上。
她仍旧靠得很近，身上是美妙的香水味，但是巴迪觉得不该对此发表言论。他的眼光始终放平，等在那儿，就好像康妮和他是推销员与客户一样。他说：“那么，你还在隔壁做事吗？我很少见到你了。”
小径那头，有一辆车正在倒车入位——那人来晚了，他来参加桥牌派对，卡尔和苏珊娜每隔一周举办一次。夫妻俩不知是谁站在入口处，迎接晚到的客人。
“好吧，多谢你了。”巴迪说，他捋了捋衣袋，把折叠起来的钞票顺平。这件蓝色棉衬衣是一小时前他理发回来后换上的。
巴迪想到，之前有几个夜晚，他和艾丽斯坐在外面直到深夜，彼此讲故事，喝朗姆酒。他生日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亮片连衣裙。他和他太太在一起的最后一年，那段悲伤的时间，他们也度过了几个这样的夜晚。
她点头感谢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她说：“别和我争了。”她走近一步，把钞票塞进他的衬衣口袋。“看，”她说，“这不就成了吗？”
他想，他居然为康妮的表白感到烦恼，这多么愚蠢啊。他本该坦然接受。他本该牵起她的手，拉住它，像对待朋友那样，甚至把她的手握紧，并说，人生看上去何其漫长。
“不必了，康妮。”巴迪说。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六十二期，二〇〇二年）
如今，巴迪打开门时她正挥着一张二十块钞票。
山姆·利普斯特评《莱克利湖》
其实他借过她二十美金。她的名字叫康妮。也许是去年七月，在他的花园最繁盛的时候。当时他在院子里安置洒水器，这是早晨的头件事情，突然一辆出租车转个弯停了下来，她就坐在后排。她摇下窗户朝他解释。她一大早出来工作，到了这里才发现手提包里一分钱也没有。她还给他看——一只米黄色的手抓包。她甚至把扣子打开，把包举到车窗外。
玛丽·罗比森有个著名的故事叫《你的》，里面的老男人和他年轻的太太在廊道上做万圣节用的南瓜灯。太太做的那只不太好看，质量不高，而她丈夫的作品极富表现力，又别出心裁。他是一个退休医生，还是个“星期日水彩画家”。后来，这则小故事在一个惊人的转折后，老男人想要向太太吐露心声，“像他所有的那么一点点才气，其实糟糕得像是受到了诅咒；很多时候，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意味着你期望太高，以至于对自己喜欢得太少。”
门铃响了，巴迪透过猫眼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院子里。她长着绿色的眼睛，黑直发剪得很巧妙，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基莉·史密斯。他认识她。她给隔壁一位律师做记账之类的事，尤其在税收的高峰期。他还记得他太太在院子里举办跳蚤市场那天她也来了，那是好几年前，太太都已经变成前任了。那天她带来一只珠宝箱和一盏卤素灯。他还能回想起她站在过道上的样子——她漂亮的腿和脚上那双船形中跟鞋。那段时间她总开一辆白色的大众甲壳虫。但那辆车一定给她弄坏了，因为他发现后来她都坐出租车来工作。
联系罗比森本人来考虑这一点就变得十分奇妙，她是美国短篇小说界众多有才气的作家（和了不起的实践者）之一。也许，这证明了她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她深知生活将我们撕碎的多种方式，比如骇人的毁灭——死亡、离弃——还有接连不断的磨难。这两样大多数人得学着忍受。大多数人，包括罗比森笔下的人也是，大抵是一面等待痛苦平复，或至少化为短暂的逗趣，一面彼此安慰、微笑，张罗晚餐，坐在长沙发上，使尽花样让蜡烛光变得更漂亮。
张逸旻译
他们中的许多人暗自沉湎于语言，尤其关注言语的丰富性和破坏性。罗比森并不沉湎于此。她对日常用语中零散的惊奇和那些有可能激动人心的韵律并不十分痴迷。她的文章也是如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称其为极简主义。她的意思是要变成“做减法的人”，但换个词说就是“严苛”。一旦严苛起来，你就像罗比森那样变成字符的主人，同时也主宰了留白的空间。在《莱克利湖》中，当巴迪决心拒绝康妮——“拒绝得令她心服口服”——时，那种对话状态好像他一旦没有抛出最精确的措辞，他的策略就会完全失效一般。罗比森的故事常常取决于用词的精确性，要不就是精确的错误。
山姆·利普斯特评
罗比森把那种错误，或说尴尬，层层置入她的作品。她那时也许还不知，“尴尬”有朝一日会变成全国的流行语。对于那些渴望真实接触（有时也不一定），彼此擦肩而过、耸耸肩，或互相责备，说说俏皮话的人，对于他们的一举一动，自我意识以及不安所带来的情感力量，罗比森从来都了如指掌。她那些小说要阐明的，不仅是强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伤害，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种种迷思。它们突兀、哀伤，有趣而美丽。一旦你开始阅读，它们便会叫你长时间地、心服口服地放下手头的一切。
玛丽·罗比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