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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不骗你

那幅画比我预想的要大。它已经占据了两面墙,而且每个人看到它都想要在画里往下落。珍妮想穿着她的皮衣落下,我问她说的是不是她穿的那件旧麝鼠皮大衣,她像所有的老年人那样,又生气了,鼻翼颤动脸色发白。又是蓝色。我告诉她她可以穿着她的皮衣落下。她很高兴。

斯塔克下来问我他能不能也在我的画里往下落,但是我说不行。然后他告诉我如果我想的话我也能飞。他告诉我要把脸鼓起来,然后拼命呼吸。我试了一下,但是只有脚踝离地。我们聊了蓝色,斯塔克说黑色是蓝色,又说什么都是黑色的,所以他才要飞。他下了个蛋,又飞回天花板上去了。

如果你朝着自己鼻子的中心看,同时去按压眼角,你能看到可见光谱里的一小片角膜。这就是牛顿光学。

人们在我的画里有两种掉落的方式。头朝下,或脚朝下。艾森豪威尔会头朝下,但是珍妮和圣母玛利亚会脚朝下。斯泰因梅茨他妈问我她能不能在我的画里下落,我说可以。我倒不觉得这是一种妥协或让步,因为我本来就打算让她下落。我让她选头朝下还是脚朝下,她选了头朝下。她担心如果她选了脚朝下,她的裙子会被吹起来,把她的头给裹住。每个人都是蓝色的,温莎公爵是海军蓝,穿着灯笼裤,而他夫人则穿着天蓝色的网球短裤和蓝色网球衫。当然,他们是手拉着手坠落的。斯泰因梅茨过来说他也想坠落,不过他说随便我怎么让他落下,头朝下或脚朝下都行。他想带着他的雪茄一起落下。戈卢布也想下落,但他想和他的驾校课程一起下落。我告诉他这幅画里只有人能下落。他问我他能不能手拿一根变速杆落下,或者再拿上一两个刹车踏板。这我得好好想想。我想我会让戈卢布在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下落。他问我他能不能穿着他的蓝色哔叽大衣下落,我说可以。辛克维茨来问我我的大作进展如何,我和他说了,但是他想看一看。辛克维茨真有意思,他从来不听别人说什么。他有耳朵,但是我想他的耳朵是从里面封起来了。他一定在读唇语。我想我会让辛克维茨头朝下在我的画里坠落,把他放在艾森豪威尔旁边,读他的唇语。辛克维茨会坠落得很好。他的脸上就有那样的一种神情,一种习惯于落下的神情,两只眼珠离得很开,面颊像降落伞那样鼓起,头发直竖。有些人擅于落下,有些人则不然。我会在画里表现出这一点。我的画事发地点是在电梯井里。每个人都在最顶层拼命挤进来,然后在中间坠落。没有地面。从没有人能落到地上。会有胳膊、大腿和狗头从电梯缆绳旁呼啸而过,有些人会滑到一边,用血淋淋的双手握着上过油的电梯缆绳,脸上带着机械化的恐惧表情。另外的人则无视缆绳,有如自焚的僧侣,像射出去的箭那样义无反顾地落下。抓着缆绳的人会伸出手去,飞速旋转,颤抖,就像动画片里爆竹轰炸下的车轮那样落下。所有人都会在我的画里往下落:国家元首,模特,小偷,高速公路巡警。我还在考虑可以让其他东西落下:闹钟、叉子、拐杖什么的。

斯泰因梅茨他妈问我为什么要让人落下,我问她认不认识辛克维茨他妈,她说她从来不会和有塑料脸的人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为什么。她的脸是皮革的,开裂剥落,就像米开朗琪罗画里的蓝色天花板,带着淡淡的雪花,飘落在她的茶杯上。她完全没注意到。不过,我们还是能聊几句。

辛克维茨以前经常邀请我去户外,可现在他觉得我还是在家画画最好。我还没见过他妈。她戴着铬合金边框的眼镜,她的脸和我的腿一样,都是塑料的。我很想见见那张脸,但是辛克维茨很固执,就是不让我见他妈,还有她的塑料脸。

她吐出的是蓝色的音节,就像古老的河流冰柱。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皮肤剥落的手,伸进她的裙子,那件黑色的华达呢连衣裙像森林大火那样哗哗作响。手指翻动,感觉到了旧亚麻布和移民的内衣。当她找到想要的那个词,她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把它握在她的炸鱼条之间,就像一个破裂的紫水晶。我们花了一个晚上聊日本。她把自己的老迈归罪于抽雪茄。

我的那幅巨作。所有的东西都要在里面。我已决定要画一张关于掉落的画。各种东西都往下掉。我觉得蓝色最适合表现。画布要有多大?不知道。可能需要敲掉一面墙。什么东西往下掉?珍妮,戈卢布的脚,斯泰因梅茨他妈。但这还只是个开始。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教皇陛下也要在我的画里下落?再确认一下。连同整个枢机团,以及梵蒂冈城精选的古圣器。他们脚朝下落下,吹起来的袍子像蘑菇一样。教皇陛下一手握着法冠,另一只手握着叉子。那天是星期五,他在吃鳕鱼。

我的那张巨幅画,那张涵盖一切的画,将会用蓝色来画。我和辛克维茨说了这件事,他说他已经有了一个买家在等候,但现在我只能和一个人谈这件事,就是斯泰因梅茨他妈。我对斯泰因梅茨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一天到晚都在吮吸自己的牙齿。昨天他吞下了两颗假牙,黄金做的,因此现在他的肠道活动正受到热烈的关注。

辛克维茨过来说我的画太大了。它现在已经覆盖了三面墙,要落下的人里包括纽约州的一半参议员,二十几位摇滚明星,五位受人敬重的外科医生,以及十个手拉着手的警察,他们非常礼貌地踩过一群反对核武器的示威者。辛克维茨看到最后的这组人,问我是不是变得政治化了,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的。你有没有观察过一个激动的人脸上的表情?全拧成了一团,就像一颗生锈的螺丝钉被旋反了。这就是辛克维茨。我现在对他有所保留。他和戈卢布说话太频繁了,并且近来变得很商业化。斯塔克认为商业化对艺术有好处,但自从我上次被捕后,我便不同意这个看法了。

戈卢布告诉我斯塔克以自己是一只鸟为由拒付房租。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斯塔克正在开一个危险的先例。

珍妮牙疼。我告诉她,牙疼是应该的。在她这个年纪,还能指望点啥?她把牙齿拿出来给我看。它们在疼。她一天要和她的牙齿吵好几次架。她说它们让她说她不想说的话。

可是我怎么都办不到,我现在用蓝色来画,可那几片嘴唇我怎么看都像是长长的棕色烟草卷纸的尸体。

我告诉她我会把她的牙齿也画进去,一起下落。

我还没和你说过我那张巨幅画。我邀请了斯泰因梅茨上来讨论那幅画。就剩他了。他是楼下一家雪茄店的店员,我怀疑他也是戈卢布的朋友,但我又能怎样,我已经被包围了。斯泰因梅茨一边听我说话,一边吮吸着自己的牙齿。他很擅长点火柴,就在这周,他差点烧掉了我的工作室。这倒是能把斯塔克赶出去,但是我得盯着斯泰因梅茨,因为我怀疑他和戈卢布有来往。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为什么戈卢布总是在考驾照?离合器震颤和低辛烷值敲缸对他来说有如第二天性。他渴望手上能沾满油渍。斯塔克又下了一个蛋。今天早上到现在下了两个蛋了。斯泰因梅茨把他妈也带来了,这是连辛克维茨都不会做的事。他妈是个喜欢抽雪茄的丹麦人,所以他才在雪茄店工作,当然,他是个德国人。她总穿着黑色的华达呢连衣裙,一直覆盖到脚踝,她的嘴角上还用炭笔画了一小撮胡须。我想给她和斯泰因梅茨画一张画,取名叫《斯泰因梅茨他妈》,但是要把他也画进去,因为我觉得他是她的一部分。全是黑色和鞋油的棕色,和我给戈卢布的脚画的那幅叫《戈卢布的脚在踏板上》的画一样,柔软的牛皮里包着八码大的脚,缝了针的手在颤抖,空中起舞。我从下面的角度画了戈卢布的脚,以捕捉它的特点,我也想用同样的手法来画斯泰因梅茨他妈,展现出被遗忘的烟草,华达呢裙子的褶皱,上锁的房间和被弄脏的书本,不堪回首的那些画面,谁要记住这一切?有如丹麦漫长的冬夜,悬挂在客厅之上。试着把这些都画进去。所有的黑色、棕色还有别的他们还没有的颜色。试着把它们混合起来!

戈卢布想拿铅管打我。

戈卢布和我说他学车的事。他怎么踩离合器,怎么用一只手转弯,同时用另一只手打信号。戈卢布的脚踩在踏板上,就像小小的两个包着皮革的蹄子,伸向前方那个精心设计的点。戈卢布的腿没力气,踩踏板时总力量不够,刹车和自动换挡也不好使。上个星期二戈卢布在路考时撞上了一辆运面包的货车。我接到一个电话,马上赶过去,手上还拿着颜料。我用了很多的黄色和红色。我注意到金属弯曲的时候会变成黄色。我用抹刀的刀面来画,就像切火鸡那样快速敲击。戈卢布的脑袋从被打碎的窗户里斜伸出来,深沉地流着血,我带了一管子朱红色颜料,刚好派上用场。我喜欢朱红色温暖的光泽,还有它未干之前浓郁的光彩。后来我试过用蓝色重画,但是感觉缺少了一种力量。戈卢布一次又一次地考驾照失败,成了一种规律,叫人警惕。斯塔克慢慢地从天花板上掉下来,慢到可以边往下掉边给我提供忠告。他告诉我要寻找联系。我还没来得及问寻找什么和什么之间的联系,他又飞了上去,飞出了我的气枪射程以外,于是我只得满足于他那句谜一般的告诫。典型的斯塔克。

辛克维茨的问题在于他的嘴巴。几天前我试着向他说明这一点。我告诉他,听着,辛克维茨,你的嘴巴形状像一个茶碟,所以你才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辛克维茨了。这对我没问题。他开始刷牙以后我就越来越不信任他了。

他表现得越来越像鸟了。他进屋第一件事就是飞到椽子上,然后把鸟屎拉到叉子上。一点规矩都没有,而且还拉个没停。他飞到椽子上去能做什么好事?有一天晚上我用我的克罗斯曼气手枪把他打了下来,用铅弹打中了他的翅膀,因为他在我的画布上留下了脚印。

昨天我们庆祝丹麦国王的生日,大家都来了。斯泰因梅茨和斯泰因梅茨他妈,珍妮,甚至戈卢布也来了,他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中控台。戈卢布下定了决心要通过驾照考试。不管走到哪,他都带着他的方向盘、踏板、挡风玻璃、变速杆,还有座椅。我们吃了冰激凌和蛋糕,珍妮给大家分发了聚餐帽,是那种闪闪发光的伸缩圆帽,可以用橡皮圈系在脖子上的那种。戈卢布坐在那换挡,同时发出普利茅斯汽车的声音。他的驾照考试是在一台六缸的普利茅斯汽车上进行的,不过现在他在离合器的使用上还有点困难。斯塔克飞下来念了一首诗,尽管他不是什么诗人。珍妮给了他一顶帽子,他因为不喜欢橡皮圈而发了一通牢骚。有一天我要和斯塔克好好谈谈。

那个该死的斯塔克!

冬天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还要上街?

珍妮和戈卢布说话了,我想他们一定是有什么阴谋,虽然戈卢布只懂谈论铅管。还有他的驾照考试。戈卢布是个谈话大师。他真是引人入胜,超越了无聊的界限。对于他,谈话就是现实,好比铅垂线垂向地心。发现什么,就聊什么。戈卢布就是这么直接,就聊铅管和驾照考试。他会说,拿上你的三号铅管,而事实上我前一天晚上就拿了,还把它丢出了窗外,让它掉到地下室的门口,那是我和他达成协议的地方。我和你说过我们的协议没?拿上你的三号铅管,他说,讲话时仿佛嘴里衔着一支雪茄。要遵守美国标准协会第三十七条,关于水管和热水设施的规定。戈卢布总和我讲什么铅管,抗剪强度,螺距,衰变因子,还有连续振动应变。我喜欢最后那个,连续振动应变那个。我觉得它多少有点用,在某些方面。我让这几个字在我的舌尖翻滚,用唾液浸染这几个辅音,直念得我的上颚发痒。戈卢布赢了,我败给了连续振动应变。

昨晚辛克维茨来敲我家的门,夜深了。我开锁的时候遇到了些困难,至少有一个挂锁因为生锈了开不了,不过最后我还是把门打开了。辛克维茨问我是否认同为了艺术而艺术,我说也许吧。谁知道呢?他说如果我认同,就应该把我的那张巨幅画切成小块卖掉。我让他进了画室,因为我喜欢他太阳穴附近跳动的静脉。那条静脉不大,实际上,它只有一个指甲那么大,但它起伏跳动着,就像一个要窒息的蜗牛。有一天我要再多和你说说辛克维茨。他是一个弱智,前面大家也感受到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故意把头发染成了银白色,并且还有一件骆驼毛大衣,那件衣服已经被他吐了三次。他脸上的肤色就像闪亮的猪皮,这总让我非常着迷。我狂热地迷恋辛克维茨的脸,这我必须承认。他的脸就像崭新的钞票被揉进了旧皮革那样。上面有一种柔软的光泽,仿佛他一生都在昂贵的沙子里哭泣。我放他进来,让他坐在灯泡下方的一张厨房椅上,灯泡悬在一根破旧的电线末端。辛克维茨的脑袋随着灯泡的左右摇摆在地板上舞动,就像风暴中的海马。当灯泡摆动到这一头时,我能看到他的那条静脉,像鲑鱼精那样跳动,深深的蓝色,波罗的海的颜色。当灯泡摆动到另一头时,那条静脉则隐藏在了他脑袋的阴影里,跳动着,但是看不见。我想伸手去触摸他的静脉。我能想到的只有电流和电话线。辛克维茨哀怨地诉说着他为何必须让我的画卖出去,说他下了决心要卖我的画,说他很需要那笔钱,说那幅画现在的尺寸太大了没法卖。那幅画现在已经占满了四面墙,并且看不出要完结的样子。它现在奔着屋顶去了,我的画布,死里复活的亚麻布,伸展着它的画卷,就像赤道直朝天际而去。但是面对着他的静脉,和我未完成的画卷,还有辛克维茨的哭诉,我必须铺开一张新的画布。我火速开工,用炭笔给他画轮廓。钛蓝,锌红,还有在一个被遗忘的颜料管里干了的黄色。我一开始用的是画笔,但是上颜料的速度跟不上那条静脉的疯狂跳动,于是我换成了抹刀,后来干脆就用手指画,试图跟上他太阳穴里血液的疯狂涌动。让我告诉你我都画了什么。首先是电流流经破旧的电线,噼里啪啦,然后是温柔的脸被阴影遮蔽,老橄榄,西西里的太阳,深度对谈,当然,还有辛克维茨的脸部三重奏,恳求,微笑,哭泣,给昂贵的奴隶抚慰,用半裸处女的红色液体擦洗。白霜般的头发,照着镜子,梳理整齐。如果你仔细看辛克维茨的脸,你会发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的脸是用疤痕铺平的,就像沙发垫衬物上紧紧地铺着一层皮革那样。而那条静脉,照着自己的节拍跳动,计算着鸡尾酒、画布、书法和柯罗的费用。

我昨天下了个决心,如果斯塔克继续沉迷于飞行,我就把他赶出画室。疼痛感从左腿开始,如同一根银丝蔓延到右侧睾丸,之后绕到左侧睾丸,再顺着右腿下行,在那汇聚成小毛球,就像你不小心吞进头发时那样。这之后腿部的表层就坏掉了,不管你怎么拍打,从大腿拍到膝盖,都没有一点感觉,就像你的皮肤是塑料做的。我和医生们说了,他们说我这是坐骨神经痛加静脉紧缩。我谢过他们,付了药钱,拍拍大腿,感觉还是像塑料。当疼痛感来临的时候,我不能说太多话,不过不是因为痛的缘故。疼痛已从我体内被挤了出来,覆盖在了我的墙上。在远端的窗户旁,有我的一只疼痛的膝盖,它一定占据了五分之二平方米的空间。它差不多有二点五厘米厚,在病情发作的夜晚,它会振动起来,把肌腱里的石膏抖得粉碎。我点根烟坐在那,看着它。这样看着墙壁在抖动,我的膝盖在疼痛,痛之又痛,我要怎样去作画?疼痛还会四处跳,有一个飞出了我的窗外,砸中了一个乞丐,让他的另一只腿也瘸了。当我的疼痛来临时,我有时也会试着去画我的那张巨幅画,但是墙壁常常会抖得厉害,什么都不稳。

我在早上五点画完,辛克维茨已经睡着了,于是我用他那件肮脏的骆驼毛大衣把他瘦长松软的身体包起来,然后把他抱到沙发上。我把大衣拉到他的肩膀处,感觉就像在包一条鱼。画室里没空间了。

如果戈卢布可以选择的话,他会做一个驼背。但他没有自残的毅力,所以他瞪大了眼睛。我有一张黄色的画,题为——《戈卢布瞪大眼睛》。我的地板上有一个坑,是我经常生火的地方,我就把戈卢布放在那坑里。这幅画有三层:戈卢布在坑里,我在他上方的地板上画他,接着是珍妮在我们俩上方荡着秋千。我设计好站位,让戈卢布抬头就能看到珍妮的裙子,这样我就有了我想要的瞪大眼睛的效果。我本来想取名为《戈卢布在珍妮的裙下瞪大了眼睛》,或者《戈卢布不舒服》,但我还是更喜欢《戈卢布瞪大眼睛》这个名字,因为比较中性。他的额头长有雀斑,而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正是这个斑斑点点的粗糙额头。我越看他的额头,越觉得像沙滩,所以我把它画成了一片沙滩。除了沙子,还有枯灰色的木头,破碎的贝壳,和褪色的玻璃。我没用画笔,而是直接往画布上抹大块大块的干颜料,把硬了的颜料分几部分沾上去,就像雕塑一样。我还在颜料里混入了一些沙子,而在远端,在他左眉毛上方的褶皱处,有一个海滨城市在燃烧,一个混凝土贮仓爆炸了,许多狗腿从暴风雨云中坠落,褪色的老报纸上诉说着埋在沙底已被人遗忘的惨剧。所有这些都被画在戈卢布的额头上,随他一起抬头望。这还没完,戈卢布脸上还有让人不忍直视的痤疮,他青春期的闪电战。这些变成了饮料瓶,里面装着丢失的情书,来自那些从早到晚戴着眼镜在玻璃瓶厂工作的怀春少女。放了很久的骨头(这个自然有),昆虫的尸体像是在菲律宾风中的干竹子一样飘荡,潮湿冒泡的唾液把数百颗谷子卷成小纸团。女人的体液,存放在秘密的地方,硬了的粪便,藏在细嫩的像稻草般的叶子下,被快速地喷射出去。这一切都发生在戈卢布的额头上。我怒笔如飞,挥洒着颜料,像建一堵石膏墙那样画出他的额头。在额头下面,虽不显眼但仍可见的,是两只发着微光的萤火虫般的眼睛,在风中闪耀,充满期待地向上看着珍妮。辛克维茨为这幅画出了个好价钱,都快够我付律师费了。

我开始在屋顶作画。设置好窗帘伸张器,用砖块压着。斯塔克时不时会飞上来看我画得怎么样了。我给他看了新的下坠者。市长和市议会,五个在发表自由主义声明的拉比,十几个糖果店老板,无数个抱着婴儿的母亲,两千本国际基甸会赠送的提供方便和启蒙的《圣经》,以及七位无可挑剔的美国小姐竞选人。

斯塔克飘浮时,会像河豚一样把自己鼓起来。呼啦呼啦,大口地吸进空气,整个脸颊膨胀开来。他的皮肤会鼓起来,他的脸从紫色变成红色再变成粉色。他飘到我们头顶上方,静脉结成一张网。戈卢布抬头去看。

关于我的画的消息传了出去,每个人都想在里面掉落。斯塔克开始卖票,珍妮则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或者让他们站着。屋顶上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我把画铺到了房子外面去。昨晚下雨了,把一部分的画弄糊了。斯塔克反对我修复它。他觉得任何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应该保持原样。我现在明白了,这幅画永远不会完结。我讨厌让辛克维茨和他在长岛的住房抵押贷款一起失望。

我把戈卢布的水管拆了以后去找他说话。我把他带到我的画室给他看我的画。我一边微笑一边一张一张地翻我的画给他看。戈卢布可不是个好糊弄的艺术品藏家。他每天早上都系好鞋扣,裤纽也扣得一丝不苟。谁能赢过这位铅管大师。

一次事故。

辛克维茨打电话来了。我想我会告诉他我的痛。你知不知道帝王蝶长途跋涉千万里只是为了去交配?

最好从结尾开始说。我们遇上了火灾。戈卢布坚持说是我遇到了火灾,但他这么说是因为保险代理人一直跟着他。保险代理人搞不明白火灾是怎么引起的,但其实很简单。是斯塔克干的。当然,其实并不真是他干的,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是在倒着解释这件事(而这其实也真的是唯一的解释方法),是他干的。保险代理人问他是怎么引发火灾的。我说是因为他雪茄的烟灰。代理人和我说鸟不抽烟,但我努力向他解释说斯塔克不是鸟。这是暂时的,就一段时期。在这些羽毛背后藏着的是斯塔克,真正的商业威胁。那斯塔克为什么要抽雪茄?很简单。他心情不好。那他是从哪弄来的雪茄?同样很简单。从斯泰因梅茨和他妈那,斯泰因梅茨的妈,他们俩平分了一盒潘那特拉细雪茄,斯塔克的最爱。斯塔克拿了那雪茄,并且他喜欢在抽雪茄的时候摆弄表链。看在保险代理人的分上,我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斯塔克会心情不好。那是缘于我和戈卢布的一番争论。那我为什么要和戈卢布起争论呢?

斯塔克在学习飞行,他不会懂的。如果你是一只鸟,从高处往下看能看到什么?不过是些鸟屎和鼻涕虫。我问斯塔克,你为什么想飞?他说这能促进他的艺术创作。我正要给他解释什么是艺术,他已经在用头撞天花板了。所以,你还能和谁谈论艺术?等一下我会好好再说说戈卢布。

很简单。那是缘于我和辛克维茨的一番争论。戈卢布和我当时在为辛克维茨说的话而争论。我告诉戈卢布,他之所以听不见是因为他把他的行车手套塞在耳朵里。他的裤子没有口袋。所以他唯一能放手套的地方就剩下他的耳朵了。他的耳朵一直垂到肩膀,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长的,里面有着深深的褶皱,他经常会把平时放口袋里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面。但就因为这个,他听力有问题。也许这就是他驾照考试通不过的原因。要是把他耳朵里的东西拿一些出来,他就会说耳朵发冷。他的耳罩看起来就像长袜一样。辛克维茨和我又是为什么争论呢?就因为戈卢布的耳朵。辛克维茨说戈卢布的耳朵很正常,和大家的一样。他说戈卢布的耳朵不会下垂,但我说它们会。下垂就是下垂。没人能说不下垂。我告诉戈卢布他应该面对他的长耳朵。这样他就能接受失望了。

还记得那个同性恋的农场浑小子吗?在内布拉斯加州杀了十一个人的那个。我在做一个他的专题系列。一幅熟石灰裹着的四分之三侧面像,被影院的透光看板围起,重现一部乔治·布伦特的老电影。万圣节死神面具和一对魔法灯笼眼睛,上方是廉价商店的塑料圈和大鼻子。蒙戈尔瞄准枪眼,射出一面旗子,上面写着“爱”。我喜欢在画里让一些东西包围着另一些东西,我还喜欢让人穿着斗篷戴着面具潜伏着,然后从黑暗的小巷里走出去吓唬喝醉的酒鬼。但这些要怎么画!而这还只是个开始。还要加入赠品兑换券、防火板柜台、遗尿症患者、高中西班牙语教师,那又像什么?像在托莱多的埃尔·格列柯。原来的画布太小了。我得封锁十字路口,把我的画布铺到街上,然后在屋顶上拿着颜料桶往下浇。

戈卢布想在我的画室里办一个驾校。他计划收购一堆旧垃圾然后把它们弄过来给初学者用。戈卢布热爱驾驶。他心想着有了自己的驾校,他就能通过驾照考试了。和一个成天把变速杆握柄装在耳朵里的人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

斯塔克稍一激动就会浮起来,如果他真的很激动,会一直飘到天花板的高度。任你在下面怎么跳都摸不到他,他会像飞蛾扑向棉花糖那样反复撞天花板。

斯泰因梅茨他妈想知道这一切是否都是真的,她这么问还是有点道理的。珍妮说是,不过话说回来,她一直都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斯泰因梅茨没怎么说话。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他的眉毛和头发全被火烧掉了?斯泰因梅茨他妈觉得让人落下的这整个想法都是不真实的。她建议我画带着哈巴狗的老妇人,或者古典一些的画,比如《梳理假发的男人》,或者《惊讶的波西亚》。她很喜欢惊讶的人。她说真实的人总是会感到惊讶。但是她说的有一点,即有人在我那张掉人的画前挥舞着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这一点,是不真实的。我试着告诉她人们总是在落下。

有一次我给他看了我的一幅新作品,他说那画和我的星象不合,于是一脚把它踹了个洞——我拿着铁画架要砸他已经晚了。我只好沿着那个洞继续画。碰上一个批评家你还能怎样?

他们甚至是惊讶地落下。

十以下的数字里有一半是质数,所以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联系。可斯塔克才不会管这些!我问他如何看待作画时的情感因素。我告诉他我觉得那就像一个充满情绪的网,其中有些情绪会把手指和脚趾伸进画里。而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我画里蓝色太多了。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他说,蓝色太多了。把这儿改成橘红色,这儿改成赭色,那儿改成米色,还有这儿改成土黄色。我一走开他就踢我的画。我只好在他每次来画室时拿绳子绑住他。他根本不懂蓝色。他说要根据星辰来作画。他拿出他的占星手册,一本卡罗尔·赖特的特辑,嘟哝了几个拉丁名字,然后给了我几个作画的良辰吉日。斯塔克,飘浮离地五厘米,说我应该在三月二十三号下午两点三十分作画,然后是二十五号七点, 再然后要一直等到四月十六号,那天我一整天都可以作画。

新的坠落者:五个全副武装的将军,七个送着没人要的信的邮差,二十个早熟的癫痫病患者。

我好像还没和你们说过我到底是哪里痛。有两种痛:一种是专业的,一种是业余的。这两者之间的叫戈卢布。这个我等下再说。

戈卢布生气了。

斯塔克,多少懂一点,说《珍妮落地了》可以和詹博洛相媲美。等我没那么痛了,我就和你多聊聊戈卢布这个人。戈卢布白天会在楼上的一张小帆布床上睡觉。如果斯塔克和我想弄醒他,我们就拿一个活动扳手去敲水管,然后他就吓醒了。听到那声音他会以为房子要塌了,吓得跑到大街上去。有时候为了加强效果,我们会往窗外扔点东西——板条箱、字体库、装着外甥的婴儿车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飞奔到电话亭打电话给卫生部,说什么“俄……国佬们要来了”,而他是第一个中弹的。

我试图用铅管打他的头。据他所说,我还试图把他的两只耳朵打成结。他目前正在想办法把一台斯蒂旁克汽车推进我的画室。它现在正紧紧地卡在电梯门内。

我会在所有我能找到的人那儿去寻求赞美。

早上八点,戈卢布在电梯里,用脚顶着电梯壁,他那两只光滑的房东小手放在斯蒂庞克的后保险杠上,正使劲地把它往画室里推。至于我?我站在车的另一端,正努力把它推回电梯里。戈卢布咕噜了一声,又接着推,一小滴商人之汗从他油油的额头落下。十点我们停战喝咖啡,十二点停战吃午饭,下午四点出于特殊的协议我们再次休战。戈卢布这人很顽强,并且对一个房东来说,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力气。他现在有着七厘米的优势。我计算了一下,刚好是一个保险杠的长度,于是我拿焊炬把它切了扔到了后院里去。戈卢布说要起诉我。他带了个律师回来帮他推。

戈卢布说他会买下这幅画,然后把它拿来遮墙上的洞。

辛克维茨来帮我推,但他也像个律师一样,根本没任何背部或肩膀肌肉。他又开始为那张巨幅画哭诉。

雪是蓝色的,所以当你走在雪地上时,就是蓝上加蓝。当然,斯塔克走路的时候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所以他肯定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其实雪是浅蓝色的,就像碎了的陶瓷片或褪了色的吸墨纸那样的颜色。这是我昨天在热浪中想到的。在我心血来潮并且痛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我会在画里加雪,加大把大把带有一两个脚印的厚雪片。如果珍妮在我作画的时候能发抖就更好了。她有风湿,抖起来很容易。为了让她抖得更容易,我把她浸在一桶水里,让她那长满水泡的大脚去蹭生锈的铁桶壁。有时我会在寒冬中把窗户打开,这种事我做得出来,她就会抖得像是皮肤底下住了一群乱窜的老鼠。而我看到她发抖的样子,就会突然灵感大发,在一天之内创作出六七幅裸体画。题名为:《珍妮在一桶水里发抖》《珍妮在寒冷的幻觉下》《珍妮的静脉》《珍妮三天没吃饭》(还有它的后续篇《珍妮饿晕了并且头朝下栽进铁桶里》)《脸色发青的珍妮》《珍妮在中间》,以及我的大型作品《珍妮跳了》。这最后一幅有我的墙那么大。我决定创作一幅巨幅作品,于是把画布钉在一面墙上,然后把桌子椅子梯子什么的架在上面,这样我就可以用我那条健康的腿跳来跳去在上面作画。我让珍妮从阁楼的天花板横梁上跳下来。我要捕捉人们在半空中落下时脸上的那种表情。你见过那种表情没?那就像是用浸水的泡泡纱短裤模拟出来的人脸一样,嘴角会有一种恍惚的神态,而两只眼睛就像是飓风的中心。珍妮跳了,她的哭声紧随其后,为她增加了浮力,她像土豆天使一样飘了起来。珍妮蓬松得像是过期发泡的巧克力,当她跳的时候,她膨胀了起来。这膨胀,就是艺术。我正在创作《珍妮跳了》的续集——《珍妮落地了》。背景:一块破旧的水泥地,坑坑洼洼的人行道像长了水泡,枯骨般的植物,锈红色的血渍像地狱的种子般四处散落。中间躺着珍妮,碎了一地,充满了希望,她的嘴角流淌出信心,一股震撼人心的现实感奇迹般地融入了她的四肢里。后方是大批好奇的围观群众和燃烧的大都市,有人被钉十字架,有朝圣者在前行,有炸弹爆炸了,有恋人在拆开书信。珍妮的背景——这将成为我,或任何人,创作过的最伟大的作品。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试图表达的东西。

一楼不断有胖子进来,但是没有一个出去。我现在能看到他们了,被卡住的大屁股和肥肩膀,戈卢布的达豪。如果我不是痛得厉害的话,我肯定会下楼去把他们放了。戈卢布一定是在囤积他们,等待着胖子短缺的那天到来。

还有一件事和蓝色有关。我的模特有静脉曲张,我对此很着迷。你见过真正的静脉曲张吗?我指的不是那些早期症状,那种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蜘蛛网。我说的是那种像大吊绳一样粗的、露在外面的、打结的、成块的、像浸了水的棉花那样凸出变形丧失机能的静脉曲张。真是充满了各种蓝!从深蓝到浅蓝,海蓝到天蓝,火焰蓝到冰块蓝。我手头在画的那张作品,就是让我的模特弯下腰,这样我从后面看过去,眼前全是静脉曲张。题名:《太阳升起时的静脉曲张》。我会让她在一桶冷水里站一整天。这能增加画面的质感,蓝得更有深度。她今年五十三岁,很怕我炒了她换个更年轻的姑娘。我会在她面前大谈挺拔的胸部,紧绷的肌肤,然后她一下就崩溃了,号啕大哭。可我才不愿换一个年轻模特。我就要一个皮肤松弛、乳房下垂的!

当胖子落下时,他们会拍打翅膀。我已经展示了这一点。这些嘶嘶作响的小猪肉蝴蝶。

你见过斯塔克和戈卢布吵架没?斯塔克身高一米六五,戈卢布身高一米七。但是斯塔克飘浮离地五厘米,所以他看起来和戈卢布一样高。他们面对面站着朝对方吼,这时戈卢布会把手放在斯塔克的肩膀上,把他从离地五厘米的高度按回地上,但只要戈卢布把手一挪开,斯塔克就又会浮起来,和他统一高度。身为艺术家,这两位却为经济学吵架。斯塔克住我楼下,他也是疯子戈卢布的房客。戈卢布想给我们的屋子装热水管,这样他就能涨房租了。每个白天水管工都会来安装热水管,而一到晚上斯塔克和我就会立刻抄起扳手拆毁他们的工程。热水一通,房租必涨。目前为止我们和水管工打成平手,但是戈卢布准备增加人手来取得领先。这就是戈卢布,总在心里打算盘。

斯泰因梅茨终于给了我灵感!

斯塔克会缝纫。他在斯坦普弗利展示过他的旧床单。他的旧床单都给弄脏了。他还在阿玛斐展示过他的洗衣票。

他爱吮吸他的牙齿,但他每天都会吮吸一副新的。他有七副假牙。周一一副,周二一副,以此类推。这意味着他会循环反复地吸自己吸过的牙齿。我给它们取名为“被斯泰因梅茨吸过的旋转假牙”。

斯塔克昨晚来我家,我给他看了我的新作品。他说总体还不错就是太红了。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气我,他总是这样。我说哪里红了。他指着一处蓝色说那里红了。我说那是蓝色。可他偏要说那是红色。弱智斯塔克!他懂个屁。他走路时脚都不会落地。你仔细看就会发现他是飘着走路的,离地五公分。飘着走路的人能懂什么叫绘画?不过我竟然去问他,我真是比他还弱智。最近我老问这样的人。我甚至去问戈卢布,他觉得一幅画最大的作用是遮住墙上的洞。下次你要见到斯塔克,观察下他的裤子。他的裤腿总是拖到地上,遮住脚后跟。裤腿长得拖到地上还有谁能看出他是飘着走路的?他就是想掩人耳目。他觉得飘着走路很没面子。

我的画也可以这样。把它安在一个巨大的旋转鼓上,让观众在顶端观看。《我的旋转着落下的人们》。

你不知道如果一个房间旋转起来有多带劲。我是说你就站在那,两脚贴在地上不动,然后整个房间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你观察过颜色没?红色,绿色,紫色,全部变成了蓝色。疼痛也会对颜色施加影响,当我站不稳时,管子里的颜料和那些天杀的老鼠会偏向藏蓝色。那些老鼠会直接咬穿颜料管,不管它的材质是金属还是塑料,然后大啖里面的颜料。

我很快就要开始准备大鼓了,只等电梯井里的火熄灭,我手上的爪子变回手指。

今天早上一个男人来我门口问我洗澡了没有。我说我是个艺术家于是他就走了。我打电话给辛克维茨问他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他也不知道。我喜欢追根问底,搞懂每件事的深层含义。于是我又去问我那破房子的房东,所罗门·戈卢布,可他不讲实话,敷衍说那人是自来水公司的。哪天我得给你说说戈卢布这人,这位破房子房东之王,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疼得厉害。

(原载《巴黎评论》第四十二期,一九六八年)

陈正宇译

乔纳森·勒瑟姆评《除了有病我现在相当健康,不骗你》

乔纳森·勒瑟姆评

虽然发表在《巴黎评论》上,但这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纽约故事。我们把这种风格称为“崩塌公寓怪诞风”,非常接近索尔·于里克、葆拉·福克斯、以及马拉默德的《租客》以及其他一系列作品的风格。此外它还有一点乔伊斯·凯利的小说《马嘴》里主人公格利·吉姆森的影子,以及一点亨利·米勒(这是一个用布鲁克林公寓式的怪诞眼光去凝望穷困潦倒的巴黎波希米亚人的家伙)的味道。但是格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这种风格演变成了反理智的狂欢盛宴。他的句子就像咽喉里的结块,像是没清理干净就用画笔扫在画板上的颜料。他的段落就像雕塑,像冬天堆积在一起用来生火取暖的家具,吸收了透过窗户折射进来的光热,但却因过于美丽而无法点燃。于是他决定为这些家具画一幅静物画。这篇小说相当于肯尼斯·科克的《艺术家》或弗兰克·奥哈拉的《我为什么不是画家》,是一篇纽约学派故事。它想成为一幅画,同时又在试验这种冲动的荒谬极限。它想成为的这幅画大到无法成为一幅画,因为它想把人物和声音都贪婪地吞噬进去,让人去惊叹在街上漫步的老人,把他们当成艺术家和评论家,让你知道他们漫步走出画布边缘时他们都做些什么。(并且有一天它会抽时间和你说说戈卢布这个人,它发誓!)这个声音需要画家的自由姿态,但它那疯狂而又贪婪地向无数个方向拓展的视角却是一幅画所无法满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像一个苦恼于绘画艺术的叙述局限性的画家的画作,正如菲利普·加斯顿在探索他崇高的抽象艺术时,喜欢用短而粗的色块去画蛆虫似的叼着烟的自画像和安有平头钉的靴子。加斯顿需要画几十幅这样的画才能讲述他的故事,只有一幅是不行的。对格林来说,语言也许就是他用来代替所有颜色的蓝色:这种颜料不能让你真的见到这幅画,但依然足够做你需要它做的任何事情。

托马斯·格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