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年轻时候，我在我们位于耶路撒冷的小公寓卧室里写。我想不出自己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所以觉得在那儿写也挺自然的。多少有点不方便，因为我妻子也在那儿工作。我在写书期间，只阅读相关题材的作品。所以我在写《证之于：爱》的时候，我的书桌、床、床边的桌子和地上，堆了几十本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书，它们的封面上，大多印有纳粹党徽“卐”。屋里就像个纳粹纪念堂。就在那时，我们认定，我需要一间自己的屋子。我们不能让这些暴行侵扰我们的卧室。很快，我们搬进了一套更大的房子。
《巴黎评论》：你在哪里写作？
《巴黎评论》：那你现在如何写作呢？
近些年来，我感到其他作家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小了。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这是好现象。我愿意被其他作家影响。我觉得，被其他作家影响，表明自己没有固步自封。我最近发现的一位出色作家是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一位犹太裔巴西作家，已经过世三十年了。我读到她的作品时，感觉就像第一次读到卡夫卡一样。
格罗斯曼：我早上六点左右起床，在耶路撒冷的山上——就是我们住的梅瓦塞莱特山——散步一小时。然后我到租来的一间单房公寓去工作，这间公寓就在我家附近的村子里。当初我去看房时，房东太太说，可惜这里没有电话线。我说，太好了！我要了。我每天早晨过去，风雨无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待六个小时。
我刚开始写作时，人们告诉我说，我受了乔伊斯的影响。我羞于承认：当时我也没读过乔伊斯。不过当然，哪怕我没读过他的作品，我也无疑受了他的影响。你总会受到乔伊斯、舒尔茨和卡夫卡的影响，就像你会受到氧和碳的影响一样。对我来说，西格弗里德·伦茨也很重要，还有海因里希·伯尔。当我读到《九点半钟的台球》时，我突然明白了，该怎样把一个故事写出来。亚伯拉罕·耶霍舒亚和阿摩司·奥兹早期的短篇，对我也有所影响。我在少年时代就读了耶霍舒亚的《面向森林》，那是一场启示。
《巴黎评论》：然后，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格罗斯曼：有一定关系，但我不确定，政治背景是否造就一名作家的关键。我觉得卡夫卡即使生在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他也依然会是卡夫卡。他触及生活的那种角度非同寻常。
格罗斯曼：不，然后我回家写。不过下午或晚上的工作内容与上午不同，基本上是对上午写的内容作一些删改。这部分的创造性弱一些，因为生活就围绕在你周围——家人和朋友。
《巴黎评论》：你认为这与他所处的政治局势有关吗？
《巴黎评论》：你在电脑上写吗？
格罗斯曼：卡夫卡，不过很难找到哪个作家没受过卡夫卡的影响，哪怕他的写作风格与卡夫卡并不相似。卡夫卡是你必经的一个文学阶段。我时常想象，卡夫卡是这样一种形象：他站在那儿，把双手放在窗上，窥看着生活。就好像他是从死亡的境地向外窥看一样，甚至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是如此。这一点，我在其他作家那儿从未发现过。
格罗斯曼：开始时，我先用手写。我会写满十来本本子，直到手稿的数量多得无法控制，然后我再用电脑写。我会写好多稿。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不怎么划算。
《巴黎评论》：除了舒尔茨，还有谁对你产生过影响？
《巴黎评论》：你用四五年的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时，要在整个写作期间维持同样的风格和活力，有无困难？
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我强烈感受到一种被切实摧毁的感觉。我不愿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像这样的事竟然也能发生，人竟然会被视为可以取代的、可以任人处置的。我感到自己必须挽回他那毫无必要的残酷死亡。于是我写了《证之于：爱》。这本书推出了近十三种语言的版本，差不多在每种译本问世一年内，使用那种语言的国家都推出了新版的布鲁诺·舒尔茨短篇集。得知我的这本书能对他有所回报，感觉真的不错。
格罗斯曼：我写一本耗时数年才能完成的书时，写到最后一页的我，与当初写下第一页的我，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常常向我的书取经。我之所以会耗费数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是因为我其实并不真正理解，自己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些。直到事后，我才会明白，这本书想告诉我些什么。我不是故作神秘——事实上，我觉得唯有通过写作，我才能体验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体验的事物。
我读到舒尔茨的作品时，激动不已。每个段落都是奇异现实的轰炸——梦境、噩梦、想象和幻想。阅读他的作品，让我更愿意活下去。然后我读到了有关他死亡的逸闻。他受一名德国军官保护，这名军官杀死了另一个德国军官保护的犹太牙医。于是第二名德国军官去找舒尔茨，用枪将他当街击毙。你杀了我的犹太人——我杀了你的，那个军官说。
《巴黎评论》：你的长篇小说当中，有几本更受读者青睐，另外几本可能相对难读一些。你刚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是否知道这本书会有一定难度？
格罗斯曼：当你刚开始写作时，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你写得像谁，你从谁那里偷师了。我年轻的时候十分老实，人家告诉我什么，我都会表示赞同。在以色列电视台工作的一个家伙，刚从波兰过来，他打电话来告诉我，《羔羊的微笑》显然受了布鲁诺·舒尔茨的影响。我说，唔，也许吧。我从未听说过布鲁诺·舒尔茨，但我不想承认自己的无知。
格罗斯曼：我写得越多，就越是发现：作品越是私人化，得到的理解也就越少。人们不会让私密的内容轻易影响到自己。对于像《Z字形的孩子》或《一同奔跑的人》这样较为轻松的读物，他们更容易作出回应。
《巴黎评论》：不过外国犹太作家似乎对你不乏影响。
但对我来说，那些真正重要的书，那些我无法想象自己若是没有写，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书，是那些需要读者花费更多心思阅读的书，比如《私密语法书》《做我的刀》《证之于：爱》，还有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也许，我偶尔会写一本有趣的书，但我把文学看得很重。就像经手处置爆炸物一样。你可能会改变一名读者的人生，你可能会改变——我认为也应该能改变——你自己的人生。
格罗斯曼：tonus，就是肌肉的紧张。在以色列，我一下子就能体会出，人们的情绪波动与我切身相关，在国外，我没有这样的感受。
通常来讲，较为轻松的书可以帮我恢复身心。我写某一类书时，会给自己造成不小的破坏——其中有个过程，是把我的人格拆解开来。我的所有防御机制、稳稳当当地发挥作用的一切、隐藏在生活中的一切，全都会变得支离破碎，因为我需要进入内心的破碎之处、脆弱之处、并非理所当然之处。写完这些书时，我已经把自己破坏得够呛。当然，我不会抱怨。因为写书就是这样的。但我从这种完全孤独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方法，就是写一些能让我跟其他人建立紧密联系的书。我写《Z字形的孩子》，是因为我得从写完《私密语法书》和《睡在钢丝上》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巴黎评论》：tonus？
《巴黎评论》：《睡在钢丝上》延续了你在《黄风》中探讨的课题。是什么把你带回到这个问题上？
格罗斯曼：家就是我爱的人生活的地方。我年龄越大，越觉得这个世界陌生，甚至富有敌意。我正在写的故事，就像是另一个家，不过有时候要过两三年，才能变成一个家。在我有故事可写时，我从来不会感到孤独，我了解每个人物和语言的tonus（可译为“张力”）。
格罗斯曼：那本书令我深受震动，因为我意识到，《黄风》只说出了巴以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半，就是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问题。
《巴黎评论》：在《羔羊的微笑》中，乌里说：“哪里才是家呢？阿布纳会说，家就是钢笔笔尖与纸页之间的空白空间。”这是你本人的体会吗？
《巴黎评论》：更难解决的一半？
格罗斯曼：它们当然存在。我把它们全写出来了。不过当我决定，把它们统统删除之后，我只好坐下来，又写了一年，因为我不能只把她的信一删了事。我必须确切弄清，米丽亚姆会在哪些地方现身，从亚伊尔信中的哪些缝隙闪现出来。这很复杂，因为她才是在幕后推动全部情节向前发展的引擎。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创造了他，所以把她的信剔除后，我十分不安。我喜欢她，对她十分了解，但我突然意识到，把她的信剔除，是对传统书信体小说的改进，因为在这样一本书里，如果两个主人公写的信都在，感觉就像是握有同一个保险柜的两把钥匙。如果你有两把钥匙，保险柜里的全部财富就都是你的了。但如果你只有一把钥匙，读者就必须亲自配制自己的钥匙。
格罗斯曼：更内在，也更复杂的一半。我们有着同样的定义——以色列人，但他们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犹太人的国家，作何感想？他们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宣称，它不属于他们。
《巴黎评论》：你这样说可真有意思，因为读者们想从亚伊尔的信中，推断出米丽亚姆是如何回复的，从亚伊尔的信中看出她的想法。不过它们当真存在？
《巴黎评论》：你在《睡在钢丝上》里说过，以色列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双方都想与对方隔绝开来。但这本书表明，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尝试，双方不会如此轻易分开。
格罗斯曼：《做我的刀》交稿时，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亚伊尔和米丽亚姆写给对方的信交替出现，双方的信都有同样的篇幅。双方之间的这种书信往来，就像打乒乓一样机械刻板。后来，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把米丽亚姆写的信全撤出来，这部分内容在书里占了近两百多页。
格罗斯曼：我们不得不彼此共存。我不像左翼和右翼立场的多数以色列人那样，把这看成是诅咒。我不愿让这个国家变成铁板一块。我宁愿要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感受不到这种多元性，是因为我们双方的敌意太重。如果我们的生活有安全保障，那我们就能无拘无束地探索双方的文化了。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巴黎评论》：你交稿后，还会做重大修改吗？
我写完这本书后，大为震动，因为我意识到了危机的深重。在边境另一侧，跟巴勒斯坦人存在冲突是一回事，在国内存在冲突，又是另外一回事。这边潜在的破坏力更大。
格罗斯曼：小说已经发展成一个自足的世界，你只能谦卑地退后，让主人公们自行其是——当你写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应该停笔了，这时，摆在面前的大把选择会让你感到诱惑，所以你必须克制住自己，不要做得过火。这本书已经变成了独立自足的世界。你用不着再杜撰了，只要做好记录就行。
《巴黎评论》：但你并不认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是“第五纵队”。
《巴黎评论》：你如何知道，一部小说何时就要完成了？
格罗斯曼：我一点也不这么想。我把他们看作是一场挑战。从一开始，双方的关系就不是爱的结合。彼此共存是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但为什么不欣然接受呢？在以色列境内，有五分之一的人感到，自己在文化、经济、人道方面，并未从以色列这个国家获益。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排挤，蒙受了屈辱。放弃五分之一的人口，简直是自杀行为。多数以色列人几乎对阿拉伯人一无所知，只把他们看成是安全方面的威胁。有几名阿拉伯人的确是这样。我遇到过一些阿拉伯人，他们想在以色列内部，再建立一个国家——不光是要有与我们接壤的巴勒斯坦国，还要在以色列内部建立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会有三个国家了，加沙地带一个，西岸一个，加利利一个。对我来说，这种要求有些过了。双民族国家的想法，在别处很少能行得通，尤其是在双方都曾遭受如此重创的地方。我还认为，眼下，我们需要在西岸和加沙走廊，在我们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设立一条边境。对我来说，这很重要。不是一堵墙，而是一道双方认可的边境。
格罗斯曼：比如在《证之于：爱》中，如果我要写一个人融入到一群鲑鱼之中，我就得先把鲑鱼描绘得十分真实可信。于是我加入潜水者当中，亲自体验了做一条鲑鱼的滋味。我有好多年没法吃鲑鱼了——真的。我吃鲑鱼时有种同类相食的感觉。在写《Z字形的孩子》时，我跟耶路撒冷警局的侦探组一起待了六个月，几乎每天晚上都跟他们在一起。写《黄风》的过程让我感到享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只是阅读有关局势的材料，再采访一些人。我愿意置身于难民营、监狱、西岸的大学里和约旦的桥上。做调查研究是走出自我，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我的小说新作里，我正在写一场穿越以色列的旅程，全长五百公里。其中的人物从以色列最北端，沿着曲折的路线，走到耶路撒冷。于是我去了最北端，去了加利利山，一路南下，回到家中，足足用了四十五天。
要接受这一想法，需要在政治上达到相当的成熟。这是一种崇高的想法，不过我还能想出更崇高的：所有的国家，舍弃所有的边境。这种想法符合我与生俱来的倾向，但不符合现实，更不符合我们这里的现实。
《巴黎评论》：你说过：“写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事实方面做到一丝不苟。”你在为自己的小说做调查研究时，会做到何种地步？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后犹太复国主义者（post-Zionist）？
格罗斯曼：有时候我会给主人公写封信，就好像他是真人一般。我会问，困难在哪里？为什么你做不到？是什么在妨碍我理解你？这样做总能奏效。
格罗斯曼：不，完全不是。后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双民族国家。我跟巴勒斯坦裔的以色列朋友聊天时，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在这里占多数的话，他们是不会羡慕我们犹太人的。他们对自己能否保护好我们，会不会让我们得到自由，没有多少把握。我很抱歉这样说，但我并不想参与这样的实验。我们这个民族已经经历过太多的实验。我宁愿让检验的重担落在我的民族肩上，而不是他们肩上。我宁愿让我们来表现慷慨大度和政治上的成熟。对我来说，犹太人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是，让这里的所有公民都有家的感觉。
《巴黎评论》：你写不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
你要知道，批评犹太人很容易。但在我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想法是高尚的：让犹太人休养生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体验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常态，有自己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土地——这是我们被剥夺多年的权利。我不会把战争神圣化，但在我们这个疯狂、狂暴的世界上，尤其是在中东，拥有部队是重要而必要的。
格罗斯曼：如果我知晓了结局，这本书就不会让我感到惊喜了，更重要的是，它就不会将我引入歧途了。这很重要：作品应该把我引入歧途，就是说，它应该把我带到我不敢涉足的地方。就拿《私密语法书》来说吧。我开始写的时候，故事情节与成书的内容截然不同。它的开头就像《做我的刀》，写的是一名三十五岁的男子，对一个女人一见钟情。不过在我用九个月的时间写这部分内容时，我觉得，为了理解这位主人公，我得对他的童年有所了解才行。那种感觉就像是一波大浪淹没了我。我开始写这个孩子的故事，后来我给这孩子取名为阿伦，有一年的时间，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二年，我同时写起了两部不同的长篇。它们的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体验到了重婚者的所有痛苦和欢乐。上午，我写一部长篇，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然后到了下午，我会毫不害臊地从中窃取好的点子，放进另一部长篇里。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觉得，你——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样说，有些奇怪？
《巴黎评论》：为什么？
格罗斯曼：只有不在这里生活的人，才会觉得奇怪。一名意大利记者采访我时，总把我描述成和平主义者，因为我致力于追求和平。我努力向他解释，我并非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是这样的人：哪怕别人当场杀死他的母亲，他也不会拿起枪来。我当过四年兵，还做了三十年预备役。我有两个儿子是坦克车长。我们必须自卫。话虽如此，但能将我们从当下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并非始终坚持武力路线，而是要做到敞开胸襟、宽宏大量、富有勇气。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沉溺于自己的武力和恐惧，无法自拔。
在写作过程中，有可能会发生奇迹。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奇迹不会如此频繁地出现。有时候，我开始写一部长篇，我以为自己写的是开头，结果却是书的中间部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从来不会提前写好一本书的结局，只有在快要写完的时候，我才会写。
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往往被看作是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和有故事的人（people of the story）。我们常常不被当人看，只被当作某种其他事物的隐喻。就好像别人可以从我们的经历中，汲取到什么教训似的。这让我们很容易成为刻板印象和偏见的攻击对象。几百年来，犹太人一再经历重大事件，一直生活在绝境之中。
然后我读到了有关鲑鱼的内容，鲑鱼就有越过一道道水瀑的习性。我记得自己跟一个朋友散步时，谈起鲑鱼的奇特之处，我用脑袋做出了跳过水瀑的动作，就在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发现，在鲑鱼的生命周期里，有某种深具犹太人特质的东西。它在某个地方出生之后，就会游向广阔的世界，后来，它的头脑里会突然涌起一股冲动，让它返回自己孵化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我下意识想写的东西。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我认为，和平能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能享有和平——如果我们能享有常态，如果我们能感到，我们在这里是有希望的，如果我们能有稳固不变的边境线——那么我们或许就不会再认为，我们的活法与别人不同。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活法异乎寻常，那你其实体会不到正常生活的那些品质——那些琐碎、细小、常见的国内问题。
格罗斯曼：每本书各不一样。有可能是一个画面，或者一段模糊的情节构思。我开始写《证之于：爱》时，头半年里，我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它的情节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麻风病院。我想到一些人，他们在某个地方工作——他们要跳过一道道水瀑，才能逃走。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要写的书，但我也搞不清，我真正要写的那本书是什么样。
《巴黎评论》：《睡在钢丝上》似乎表明，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巴黎评论》：你总是从人物写起吗？
格罗斯曼：你马上就会体会到这一点。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起来到自由环境下的时候，尤其是在以色列之外的时候，你能看得出，这两个民族是多么亲近。我深信，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能有这样的殊荣——和平共处，我们会成为好邻居，因为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彼此能够达成理解。眼下，我们对彼此的憎恨和怀疑，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一方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被另一方视为诡计或花招。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陷入了困境。
格罗斯曼：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是题材找到了我。当我开始写一个人物时，比如一名年轻女士，我并不理解，她对我来说为何如此重要。她是个全然陌生的人，来自另一片天地。但我慢慢看出，选取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是无可避免的，她如何在我心中唤起一些事物，若是没有她，我永远也无法探索这些事物。有时候，我有了一个人物，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就拿中篇小说《狂暴》来说吧，这个中篇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十一年，中间还写过别的书。我从这个偏执、嫉妒的丈夫开始写起，但我找不出什么人来陪伴他的夜间旅程。我试过，让他的哥哥、朋友跟他做伴，还试过其他三四个人，每一回我都写不下去，因为我找不出什么人来抵消他的疯狂。后来有一天，一个名叫埃斯蒂的人物跳了出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她。对我来说，她是个陌生人，但她硬是挤了进来，突然之间，我把这本书写成了。我如释重负。有了埃斯蒂这个人物，我总算可以探讨“嫉妒”这种惯常的情感、这个魔鬼了。
但这两个民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就是是否经历过大屠杀。非犹太人谈起大屠杀来，就像谈起其他往事一样。那时发生了什么？他们会问。而犹太人，不论他们说的是何种语言，都会谈到“在那儿发生的事”。问“那时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事过境迁。但对犹太人来说，悲惨的是，它从未结束。它就在跟我们的生活并行不悖的某处，是我们的另一重选择。我说这话，不是妄加评断。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行为，我们的个人行为，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信念，我们抚养孩子的方式，我们搞政治的方式。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巴黎评论》：你的短篇构思，通常都是这样得来的吗——就像凭空冒出来似的？
在我的婚礼上，我姨妈——她的胳膊上文有一个数字，因为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过——在那个数字上，贴了一枚小小的邦迪创可贴。我看了看那个创可贴，又看了看她的眼睛，我意识到，她贴上那东西，是怕给喜事带来不快。我很难过。我想，这种事可不是邦迪创可贴能掩饰得了的！
我总是把这一经历与发现性爱相提并论。在你开始做之前，你对它是怎么回事，只有模糊的认识。它令人不安，富有吸引力，它至关重要。完事之后，你会觉得不解：自己怎么会在没有这般体验的情况下，熬过这么多年的。你很快就会上瘾。你知道这就是你想做的事。
《巴黎评论》：但在《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你说：“有些人相信，大屠杀是专属于犹太人的事件，我不属于这类人。”
格罗斯曼：我知道是如何开始的。那时候，我跟米海尔住在一起，不过还没结婚，我们像普通情侣那样，吵了一架。她像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常做的那样，拿起一个小包，装起所有东西——我们都没有多少东西——去了海法的父母家。我被撇在耶路撒冷的小屋里，茫然失措。我感到自己的人生完了，没有了值得让自己活下去的人。然后我来到桌边，开始写《驴》。在动笔前的片刻，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作。为什么我写的是这则短篇，而不是别的短篇，我也不清楚。不过在我写这则短篇的前几分钟里，我知道，我找到了自我。
格罗斯曼：我不认为有谁能把犹太人身份与大屠杀分割开来，但这是一场事关全人类的事件。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几个有关大屠杀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面对如此的专制，我如何维持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唯一性？我有什么无可磨灭的地方？
《巴黎评论》：这是某种飞跃，不是吗？原先你并非作家——你在广播电台工作，你往军官笔记本上写东西。是什么让你决定写小说的？
在《做我的刀》里，我把这种想法称作“luz”，核心。“luz”是《塔木德》里的词。它是你脊骨里最小的、无法消灭的骨头。你的全部本质，都保存在这个核心里面，它可以让你在复活时，恢复如初。有时我会做这样一件小事：我让人闭上眼睛，用一分钟的时间想象一下，他们的“luz”是什么。如果把人格比作是眼睛，那这个核心就是瞳仁。我得到的回答颇为有趣。
格罗斯曼：一九七五年，我一退伍，就开始写短篇小说，但我从没给任何人看过。第一篇叫《驴》，写的是一个在越战期间开小差的美国士兵，偏偏在奥地利找到了栖身之处。他仅有的朋友是某家小旅馆附近的一群驴。他每个月都载着满满一车面包，去喂它们一次，从它们那里获得些许温暖。
《巴黎评论》：你的“luz”是什么？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写出第一则短篇的？
格罗斯曼：我觉得它跟迫切的创作欲有关。
格罗斯曼：我想是的，因为我们收到了大量反馈意见。我觉得，阅读这些东西，是基地生活的一种解脱，那座基地是个可怕的地方，是一座用混凝土建成的城市，坐落在西奈山的一座高峰上。在“赎罪日战争”中，它是埃及人的首批轰炸目标之一。在那个地方，被巨大的空旷所包围，四周除了沙漠还是沙漠，我需要给自己营造出更有想象力的氛围。写作帮我在沙漠里营造出某种绿洲。
《巴黎评论》：你在《睡在钢丝上》里写道，有必要“摈除先入为主之见，虚心看待”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复杂情况”，“在我们心里，给他们腾出地方来”。这一做法在你的许多书里，似乎都有所体现，某人摈除先入为主之见，虚心看待他人的生活。这个例子能否说明，政治局势塑造了你的小说的面貌？
《巴黎评论》：这段为读者写作的经历，对你在写作方面的成长有帮助吗？
格罗斯曼：我宁愿相信，哪怕我在美国或别的地方生活，也会写一写这些事。但在这片有如此破坏潜力的地方生活，遁世隐居的想法很有诱惑力。
格罗斯曼：有时是色情的东西，有时是富有诗意的内容。对营房生活的描绘、青春期的自白、向我们周围的女性示爱、淫词艳曲——不过是用最优美的希伯来文写的。如果我今天读到这些本子，可能会感到难堪，不过我不清楚它们的下落。
我们坐在这条走廊上，满目青翠，鸟儿啼啭，但紧张局势无处不在。身为以色列人，是件累人的事。在这片土地上，在你遇到的人们身上，在语言里，在别人给你讲的故事里，几乎没有什么中立的空间。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意义，有时都被意义给毒化了。在我的后两本书里，我写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当下紧密的现实有些脱节——我想营造出一小片亲密、平常、不受政治影响的小天地。因为我们有时会忘记，在某些地方，我们只是人，感谢上帝，而不是以色列人。
《巴黎评论》：你在这些笔记本里具体写了些什么？
《巴黎评论》：透过巴以冲突的镜头来解读你的所有作品，是否是一种诅咒？
格罗斯曼：故事，篇幅短小的东西。真正像样的小说是到后来，到我退伍之后才写出来的，不过我喜欢写作这件事。我和三个朋友备有特殊的笔记本，除了非写不可的报告，我们还会彼此写一些私人评论和信件。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把这些笔记本放在哪儿，每次有人换班，他就会读读看。这种做法简直形成了某种制度。就连情报部门的头头来作正式视察时，也会读读看。
格罗斯曼：这种感觉挺伤人。《她的身体知道》在意大利出版时，有位记者问我，沙乌勒的断腿是不是以色列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粉碎的隐喻？你能想象吗？我差点走出房间。这种从政治角度解释以色列的一切，将其归类为政治隐喻的倾向，令人恼火。这无疑是一种误解的表现——不是对以色列的误解，而是对文学的误解。文学有许多层面，政治层面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不可能只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就不猜忌我们的妻子，不恋爱，不抚养孩子，没有原始的举动。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以色列人。对普通人来说，在这里生活可能会很艰苦，但对作家来说，这里就像天堂。这是个充满激情的地方，我把它看成是一项恩赐。
《巴黎评论》：你在部队里写过什么？
《巴黎评论》：用希伯来语写作的局限和优势是什么？
格罗斯曼：部队让我走向成熟。它给我赋予需要切实担负的责任，尽管那时我只有十九岁。跟许多从事情报工作的年轻男女一起，远离家人，在沙漠里生活，大家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但我也得给自己营造一个保护壳，因为我想写作。每天，我都迫切需要有几个小时，能孤身独处，写点东西。
格罗斯曼：希伯来语的各个层面，从圣经时代、拉比犹太教时代到其他时代的希伯来语，直到最新的以色列俚语，都可以用来玩文字游戏。不过需要记住的是，有一千八百年的时间，人们并不说希伯来语，他们只用这种语言书写和祈祷。孩子、士兵们不说这种语言，人们在做爱时，也不说这种语言——因此这种语言原先不具备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今，以色列的俚语既丰富又密集——它自身就堪称一门语言。许多俚语是在部队里形成的，用这种语言，差不多可以表达任何事。因为以色列是个吸收移民的国家，所以对那些，比方说，俄国和埃塞俄比亚来的人来说，俚语也充当了一种共同的交流手段。
《巴黎评论》：你在部队的体验是怎样的？
《巴黎评论》：你熟悉俚语吗？
阿拉伯语是一门美妙的语言。奇怪的是，我认为学习阿拉伯语，让我的希伯来语有所提高。两种语言就像姊妹，以有趣的方式彼此呼应、相互映照。有一位给我们上课的年轻老师颇有魅力，他让我们体会到了这门语言的美妙。发现这片未知天地，让我们那个小小班级陶醉不已。我们学习古兰经、穆斯林的历史，以及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局势。我参军时，阿拉伯语的确有了显著提高。
格罗斯曼：我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我经常听到俚语。它为语言赋予了活力，但也不无危险，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希伯来语的不断衰退。能读《圣经》的孩子越来越少，《塔木德》更是如此。我不得不为我的孩子把《圣经》的章节翻译出来，因为他们的老师读不懂《圣经》的语言，或者起码领会不了语言的内在含义和联系。显然，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不像对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人来说那么重要，那时候，掌握高级的希伯来语，对成为以色列人至关重要。
当我告诉母亲，我想把阿拉伯语，而不是法语作为第二门外语时，母亲感到震惊。她说，法语是种文化。它代表着戏剧、巴黎，等等。我抱来我们家的大地图册，让她看法国在哪儿，我们在哪儿。我说，如今，我们每时每刻都遇到阿拉伯人，我们到阿拉伯领土去，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想学阿拉伯语。
有时候，我写下一个词，意识到很多人也许不认得这个词时，我会自问，这个词该不该用。我觉得担心，是因为如果我们运用的语言是枯燥乏味的，那我们的现实也会变得乏味。
格罗斯曼：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学习计划的宗旨，就是为情报部门培养战士，对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我们的第一本阿拉伯语词典上就有情报部门的标志，我们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隐秘的事。当时，“六日战争”已经打完，人们开始意识到，努力融入我们周围的文化，是多么重要。
《巴黎评论》：在《证之于：爱》里，你谈到了“挫折”这个词，这个词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进入希伯来文。你写道：“只说希伯来语的人永远也不会有挫折感。他们也许会感到愤怒或失望，甚至在某些处境中，体会到迷乱的感受，但他们从不了解尖锐的挫折感是怎么回事，直到描述这种感受的那个词，被人从英语里移译过来为止。”
《巴黎评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习计划？
格罗斯曼：我们找到这个词的时候，尽管备受挫折，又是何等欢欣！我记得，我们突然给这种感受找到名字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在此之前，我们有“tiskul”这个词，我们模糊不安地感到，这个词不够贴切，不够敏锐。不过尽管如此，也许还有上百种“tiskul”我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我们把它们归结成了一个词，也许日后，我们还会找出一百多种其他版本的“tiskul”。
格罗斯曼：不，其实我是在高中学的。我很喜欢阿拉伯语。我属于第一批从十五岁起，以高强度学习阿拉伯语的以色列学生。
《巴黎评论》：现在这种情况，对作家来说，是否就像一块空白的画布——充满用写作塑造当代希伯来语的崭新机会？
《巴黎评论》：你是在部队里学会阿拉伯语的吗？
格罗斯曼：希伯来语是一门富于变化的语言，它可以热切地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当中。你可以用俚语谈论《圣经》，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语言谈论日常生活。你可以编造出人们很容易理解的单词，因为几乎每个词都有词根，人们认得衍生出来的词缀，或者通常能看懂它的意思。这是一门非常性感的语言。它恢宏、豪迈、壮美，但与此同时，它也有些巨大的缺口，亟待作家们填补。
格罗斯曼：我在情报部门。我在那里服了四年兵役，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三年开战时，我不在前线。不过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黎巴嫩东部阵地，作为预备役军人服役。
《巴黎评论》：这么说，这是作家的职责所在？
《巴黎评论》：你在部队里做些什么？
格罗斯曼：对，作家绝不该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不论是公式、词句，还是现实。这也是我对孩童那么着迷的原因之一——他们从不把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一切都是令人惊讶和新奇的，是恒久的启示。我还记得自己放完暑假，发现最好的朋友比我高了一个头。还有一天，家里突然挤满了人，奶奶在哭，爷爷去了某个地方，没有回来，没有人肯告诉你他去了哪儿。人们窃窃私语——儿时的我不论何时走进一间屋子，就会有某个人闭口不言，就好像他刚刚说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
格罗斯曼：整个高中阶段都在。服完兵役之后，我又回去了，又做了十三年的记者和早间新闻节目主播。
我儿子三岁时，一天晚上，我安顿他上床，我解释说，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年当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给他掖好被子，给了他一个晚安的吻。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他就冲进我们的房间，大汗淋漓，又激动又宽慰地喊道：爸爸、妈妈，结束了，夜晚结束了！你能想象得出，他是伴着什么样的想法，度过了一整夜吗？因为他并不认为“太阳还会再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巴黎评论》：你在广播电台待了多久？
我在写作时，就努力把自己带到这样的境地。我想被引入歧途，被带到能动摇我对自己、对家庭、对国家的基本判断的危险境地。
格罗斯曼：那些年，我变成了一个待人更友好、交际更主动的孩子，但性格还是内向。在《私密语法书》里，有个不合群、孤独的孩子阿伦，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基甸，一个纯粹的以色列少年，后者跟女孩子约会，是童子军成员，想做飞行员。基甸这个人物，是以我十六岁时的一个朋友为原型写成的——我甚至还采访了他。出书之后，我给他寄了一本，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应。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喜欢这本书，当然，他在书里找到了自己，他就是阿伦。我听后大为吃惊。如果我在十六岁时，听到他说这样的话，我的整个人生都会大不相同。我的孤独感、绝望感、放逐感——所有这一切，都会变得大不一样。
《巴黎评论》：你在写作期间，会把稿子给别人看吗？
《巴黎评论》：你的青少年时代是怎样的呢？
格罗斯曼：会，不过就拿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书来说吧，我写了四年，才把它拿给妻子和几个朋友看。
格罗斯曼：所有的文学经典剧目。我从这些剧目中，首次熟悉了契诃夫、托马斯·曼等作家。那时我还太小，读不了他们的书，但参与这些广播剧的演出，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就是我接触到了广播剧演员的那种自由不羁的氛围。这种氛围跟我家截然相反，我喜欢往返于两者之间。
《巴黎评论》：你的妻子是你的第一位读者吗？
《巴黎评论》：你参加了哪类广播剧的演出？
格罗斯曼：一直都是。甚至在她还没读到正文之前，我们就已经聊了很多了。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有点像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另一重生活。我们还谈论她的工作——她是个临床心理医生。
格罗斯曼：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的一半生活是在白日梦中度过的。在听广播时，你必须想象出自己听到的内容——广播中的一整套现实，完全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我刚开始接触电台工作时就发现，用人的声音可以做成多少事情。
《巴黎评论》：亚伯拉罕·耶霍舒亚的妻子也是心理医生。
《巴黎评论》：你是在电台工作时，首次对小说创作、对讲故事有所体会的吗？
格罗斯曼：这种结合很不错，因为这两种职业十分接近。米海尔用她的职业给我带来影响，我用我的职业给她带来影响。但我们的婚姻，还有她的家庭给我带来的改变，比她的职业对我的影响还要大。因为她，我变成了左翼。我还记得自己和米海尔第一次因为政治争吵的情景。我们是在部队里认识的，两人都是年轻士兵，一天晚上，我们去看了左翼剧作家哈诺赫·莱文（Hanoch Levin）创作的歌舞剧，他是个天才。对我们的占领，还有我们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他道出了最令人愤慨的事。我大为震动。与此同时，她的祖父是共产党员，她们家非常反对占领，我第一次去他们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感到大开眼界。
我在台里做两份工作。一份是采访，我在以色列四处奔走，跟名人见面——总统、足球运动员、戏剧演员，甚至还有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亚伯拉罕·什隆斯基。另一份工作就是在广播剧里演出，这些广播剧往往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六十年代初那时候，多数儿童角色是由女性扮演的。男人做不来，儿童演员只有一个，那就是亚利耶·伊达。亚利耶和我儿时是朋友，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如今他是以色列的一个最极端右翼党派的领导人。
《巴黎评论》：人们常把你与耶霍舒亚和阿摩司·奥兹相提并论。你觉得自己跟他们有竞争关系吗？
格罗斯曼：我想，他们很为我骄傲。突然间，对这个坐着阅读流散题材小众故事的怪孩子，他们乐意接受了。竞赛节目结束后，电台的一个人问，我愿不愿意做广播电台的演员。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让我做了试播，我通过了。到了我十一岁的时候，广播的工作多得让我难以招架。我赚的钱比父亲还多，这样说真是挺遗憾的。这是一份全职工作。我两点放学，回家吃完午饭，再去广播电台，工作到夜里十点或十一点。
格罗斯曼：我认为我们是好搭档。在别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少妒忌和竞争。我不能说，以色列作家之间没有妒忌——有妒忌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有句希伯来谚语说的就是这件事：Kin’at sofrim tarbeh hochmah。作家之间的妒忌会催生更多的智慧。
《巴黎评论》：你的父母怎么想？他们改变了让你待在“第二排”的想法了吗？
《巴黎评论》：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罗斯曼：我确定，他们连杀了我的心都有。
格罗斯曼：意思是说，竞争是好事，会逼迫你变得更有创造力。
《巴黎评论》：那些大人被一个十岁的孩子抢了风头，会不会觉得尴尬？
《巴黎评论》：你笔下的人物常对语言文字感到着迷。在《证之于：爱》里，莫米克会玩这样一种游戏：用手指清点某个词有多少个字母。《私密语法书》里的阿伦，选出一些特殊的词，在七天之内，他都不会说这些词，好让它们得到“净化”。《狂暴》中的沙乌勒确信妻子有了私情，因为她说起一些从没说过的话，还开始学习葡萄牙语。在《做我的刀》里，亚伊尔写道：“我曾想过，教我儿子学习一种私人的语言。有意让他与世隔绝，从他一出生，就开始欺骗他，这样，他就会只相信我教给他的那种语言。”对你来说，这种私人的语言意味着什么？
格罗斯曼：对，不符合艰苦朴素的精神。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这是我在多年之后，跟这些人成为朋友时，才明白过来的。他们说，因为我年龄太小，他们得对我作多次加试。所以我放学回家之后，电话就会响——在我们家，这样的事差不多一星期才有一次。我拿起电话后，广播电台的人就会说，大卫，我要问你三个问题，不过你要注意：只要有一个问题答不上来，你就会失去参赛资格。有一次，我答错了一个问题，他马上说，抱歉，我们不能让你参赛了，但我们想让你参加这次节目的公开录播。如果有参赛者不知道正确答案，我们就让你来回答。于是我坐在观众席里，一有参赛者回答错误，主持人就会让我给出正确答案。
格罗斯曼：我觉得这也许是让某人成为作家的第一推动力——按照自己的私人方式命名事物的需要。这也是让外部世界不那么陌生的方式。通过对私人语言——通过特定的节奏组合、对特别词汇的特殊运用来实现——的运用，读者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心世界的特质，我认为他们会有所回应。
《巴黎评论》：他们觉得，这不符合以色列的社会主义精神？
《巴黎评论》：与此同时，你的书里始终有着持久的怀疑，怀疑存在通过语言从事不轨行径、操纵他人的可能。
格罗斯曼：细节问题。《送奶工泰维埃》里，泰维埃的女儿嫁给非犹太人之后，他对女儿说了什么？希梅克向布齐示爱时，说了哪些话？我通过了那场测验，然后是又一轮测验，最后，我遇到一个在当时的以色列堪称典型的难题。广播电台的总编导认定，一个小孩子赢得这样高额的奖金，没有什么积极意义。那笔奖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五十美元，却让他们大费踌躇。
格罗斯曼：在以色列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看到，用语言巧妙地操纵人心，是多么容易的事。人们几乎急于被人操纵，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识他们生活其间的现实——现实太粗粝狰狞，让他们觉得难以忍受。他们运用虚假的语言，在他们与现实之间营造出一片缓冲区，这与语言理应发挥的作用截然相反。这种做法包括：将敌人妖魔化、使用陈腔滥调、只强调负面因素，等等。
《巴黎评论》：试播时，他们问了你什么样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当真发愿，要了解全部真相，我们只须指明语言的含混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但我在运用政府描述时局时使用的那些词时，我也应该注入别样的观点。
父亲既自豪又担心地陪我去电台大楼，那里变成了我此后二十五年工作的地方。当然，人人都以为我是陪父亲去的。等他解释说，我才是参赛者时，电台职员都乐了。他们考了考我，我知道所有答案。那时我记性很好，小孩子的记忆力总是十分鲜明，而且我深深喜爱肖洛姆·阿莱赫姆的那些故事。我觉得它们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于是把它们一股脑地牢记在心。
我参加了一个名叫“Keshev”的组织，这个词的意思是“关注”。这个组织负责运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个项目：监督以色列和阿拉伯双方的新闻舆论所使用的语言。媒体通过在报纸上给新闻报道留出的篇幅，或者通过头条新闻的标题——有时这类标题还与报道的内容相悖——来操纵民意，看出民意是多么容易被操纵，让人深感着迷。谎言被报道出来，最后渗透到了人们的意识当中。就以在以色列深入人心的这个观点为例吧：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伙伴。在Keshev，我们对电视和广播是如何促成这种看法的，作了系统的研究。
于是我背着父母，把这张明信片寄了出去。我感到忐忑不安。一星期后，我收到一个政府公函信封，信里请我去试播。我的父母看到这封编导来信时——这就像是国王，或者大卫·本—古里安总理本人命令我去一样。他们不敢拒绝。
《巴黎评论》：不久之前，你甚至都不能提到“巴勒斯坦人”。
在此之前，我从未寄过明信片——我能寄给谁呢？当时，耶路撒冷是个褊狭闭塞的小地方。我想，我是在十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非犹太人。当时，我们的居住区没有阿拉伯人，我只是在新闻里听说过他们。他们是敌人，跟我们打仗，他们是间谍。他们想把我们扔到大海里去。就因为这个，我让父母教我游泳。
格罗斯曼：事实上，人们很生我的气，因为我在《睡在钢丝上》用了这个词。人们说，你干吗要让他们有想法呢？其余那些阿拉伯人是埃及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只有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只叫阿拉伯人，因为我们害怕“巴勒斯坦人”这个词。
格罗斯曼：以色列人直到一九六八年才有电视。所以那时候，广播就是一切。有一天，广播电台宣布，它要举办一场知识竞赛，内容与肖洛姆·阿莱赫姆写的故事有关。六十年代初，这种竞赛节目在以色列大为风行。电台举办有关作家、电影和音乐的竞赛。人们纷纷猜测谁会胜出，这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告诉父母，我想参赛。当时我才九岁。他们说，不行，你不能去，你还只是一个孩子。我们家的遗传密码里，有这样一部分内容，就是不要出风头，不要成为人家的注意目标。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待在第二排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但我想参加这次竞赛，于是就给节目组写了一张明信片。
我在广播电台做新闻节目主播时，手头有一份特定词汇表，词汇表上面的词都是不允许我说的。我不能说“被占领土”。每天，我都得报道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士兵杀害的新闻，我的措辞是这样的：“在领土地区的骚乱中，一名当地少年被杀。”这句话里的每个词都是谎言。“骚乱中”，听起来就像有人违反了特定的命令；说“在领土地区”，就可以不用提及“被占领土”或“占领”；说“当地”，就可以不用提及“巴勒斯坦人”——愿上帝阻止他们发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有可能反抗我们；那个“少年”可能只有两三岁大。我们总是用被动语态来讲，“被杀”，这样我们就不用提及，究竟是谁用枪打死了那个孩子。
《巴黎评论》：你年纪轻轻，就开始为国家广播电台工作。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来不提受害者的名字，直到我们当中有人提出抗议，说我们必须说清军队杀害的人叫什么名字。哪怕人们只是支持占领，他们也应该为这一事实承担部分责任：我们的士兵以占领政策的名义，杀害了某个人。
长大之后，我父亲当上了巴士司机。四十五岁时，他因为眼疾，不得不放弃开车，在耶路撒冷的运输机构做起了图书管理员。他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两间屋大，不过里面有近三千本书。我常常想，假如生活不是那么残酷，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作品遭到了误解，哪怕在以色列国内？
格罗斯曼：他是一九三六年来以色列的，当时他才九岁。他的父亲在两年前去世，撇下了他母亲跟两个孩子——我父亲和姑妈，一家人无依无靠。有一天，她被一名波兰警察当街骚扰，那个人侮辱了她。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回家之后说，我们要去阿里茨以色列。她身材娇小，满面皱纹，是个爱冷嘲热讽的精明女人。她带着我父亲和我姑妈长途跋涉，乘火车和轮船，来到以色列。在此之前，这个女人连巴士都没坐过！
格罗斯曼：我写的政治题材作品，遭到右翼分子的激烈抨击。比如《黄风》就招来了一股仇恨，我们不光收到书信和电话威胁。他们还弄坏了我家的车。他们把水箱散热器给堵了，结果开出三公里，车子就冒烟了。当时车上还有两个孩子。我还遭到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公然斥责，最后广播电台把我给解雇了。
《巴黎评论》：你父亲有着怎样的背景？
《巴黎评论》：沙米尔说了什么？
我本人也做了父亲，我的孩子读我写的书时，我意识到，他们会从中发现我不常暴露在他们面前的某些方面。他们做出这样的努力，想对我多一些了解，既让我感到窘迫和担忧，也让我感到自豪。
格罗斯曼：我当时是早间新闻节目的主播，所以在“六日战争”二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一定要采访他，这是全国性节日。他想举行一场大阅兵，我问他，在国家经济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有此必要。我们不能把钱用在别的地方吗？我还向他问起巴勒斯坦人，暗示说，他们也许会造反。
我对这些故事的沉迷，让父母感到惊讶，但他们也感到自豪。我永远都会记得，父亲给我那本书时，脸上的那副笑容。那是一种孩子气的笑容，我记得，以前从未见过他那样的表情：没有把握、毫无掩饰、率直真诚。他不好意思与我分享他的回忆，但这些故事就像是一条隧道，通向他的青春岁月，因为他的童年，也像肖洛姆·阿莱赫姆笔下的那些孩子一样，他的老家是加利西亚的一个名叫迪努夫的小村庄。父亲见我被阿莱赫姆深深打动时，就开始向我诉说他本人的童年和人生经历。
他涨红了脸，突然抓起他的麦克风，扔了出去。他说，你在小说里，在你的想象里，爱怎么编都行，作家。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从未像在我们的统治下这样好过。他们永远也不会做出你说的那种事。他拂袖而去，不肯继续接受采访。
大卫·格罗斯曼小说《私密语法书》的一页手稿
然后是好一通协商。我待在内阁会议室里，身边只有他的一名助手和一名技师。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是好？他终于还是回来完成了采访，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不肯再接受我的采访了。当时我是两大新闻主播之一，竟然不能采访总理。你能想象吗？讽刺的是，半年之后，抗暴行动就爆发了。我在《黄风》里写的事当真发生了。结果证明，他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一场灾难。
大卫·格罗斯曼：八岁时，父亲给了我一本肖洛姆·阿莱赫姆的故事书，他写的是犹太小社区里的犹太人生活，这种小社区就是加利西亚、俄国、波兰的犹太村落和小镇。我是居住区里唯一一个阅读肖洛姆·阿莱赫姆的孩子。这件事挺让人尴尬的——探究流散的过去，可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以色列是个崭新的国家，是强敌环伺的军事强国。它一定得像一只攥紧的拳头。与软弱、屈辱有关的往事，可不怎么受人欢迎。但这些故事，让我得以在耶路撒冷的现实中，给自己营造出一片犹太小社区。
《巴黎评论》：尽管身为公众人物，你还是一个很注重隐私的人。但令郎的死这一私人的不幸，让举国上下同悲。你是如何对待这件事的？
《巴黎评论》：对你来说，真正具有特殊意义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格罗斯曼：很不好受，感觉也有些奇特，因为悲痛具有私人的性质。但我感到，以色列内外，有那么多人，深感同情和震惊。我受到许多巴勒斯坦人、埃及人、黎巴嫩人、约旦人、伊拉克人和伊朗人的回应，他们写信给我，或者在各种场合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为一名以色列士兵的阵亡感到难过。如今对我来说，他不是以色列士兵，他是我儿子。但他们告诉我那番话时，我的内心受到了触动。
——乔纳森·谢宁，二〇〇七年
我无法公开谈论乌里的事。我说了悼词，因为那是父亲悼念儿子的场合，但要是换作别的公开场合，我是无法说起他的。甚至在他离开一年之后，也不行。我对他的悼念只能私下进行，不好意思。
格罗斯曼不显年纪，总是面带忧色，不过去年的种种，把他的皱纹变深了。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坦诚、好奇、热情——掩盖了他内心生活的紧张和近来的痛苦。在谈话时，他思路敏锐，耽于省思；谈到他本人的写作、当代以色列、文学的目的时，他调门不高，但颇为果断。在我们首次叙谈之初，我告诉格罗斯曼，我们先不谈政治，着重谈谈他的小说。他露出顽皮的笑容说：“你怎么才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巴黎评论》：你个人遭遇的不幸，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今年七月，正逢黎巴嫩战争打响一周年，格罗斯曼一家也刚刚过完不幸的一年。二〇〇六年八月，格罗斯曼的小儿子乌里，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坦克车长，在对真主党的战争临近尾声时，在黎巴嫩南部阵亡。此前两天，格罗斯曼还与奥兹和耶霍舒亚公开呼吁停火。乌里的葬礼在赫茨尔山的以色列国家公墓举行，格罗斯曼在葬礼上致悼词如下：“对于你参加并遇害的这场战争，我现在没什么要说的。我们，我们一家人，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输了。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反思。我们一家人会回到我们的痛苦之中，被好友所围绕，被我们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多人付出的动人关爱所围绕，其中大多数我们并不认识。感谢他们的无条件支持。但愿我们在其他时刻，也能这样彼此关爱，团结如一。”
格罗斯曼：我不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像带着悲伤，来到了不同的空间。四年前，乌里入伍时，我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与我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迎合了现实。“愉快”这个词用在这里，似乎不大合适，但让我感到愉快的是，当时我在写的，是这部小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一部小说，因为在他阵亡之前的三年零两个月里，我创造出来的这片空间，如今是我能与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件事共处的唯一一片空间。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那片空间，就像我全心投入我要写的任何环境一样——毫不设防，彻底袒露内心，陷入悲痛，同时无比真切地体会到，自己丧失了什么。所以如今，要潜心于小说并不容易，不光是因为我在以色列生活，在疯狂、激烈的现实中生活，还因为我现在过得是这样一种生活。我很难谈论这种生活。
我们的采访是七月里进行的，前后用去四天时间，采访地点是静地区——从这个文化中心，可以看到耶路撒冷老城区的墙垣——和格罗斯曼家的走廊。他家坐落在耶路撒冷郊区梅瓦塞莱特锡安山上，他与妻子米海尔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住了二十五年。在地下室里，有一间格罗斯曼的小工作室，角落里摆着一台电脑，蔓藤贴着里侧那堵墙长到了天花板上；墙上有张《一同奔跑的人》的电影海报，这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很受欢迎。过道另一侧，是一间空阔的房间，里面摆了两张扶手椅，临床心理医生米海尔在这里接诊病人。
《巴黎评论》：你还有日子不好过的感觉吗？
继《黄风》之后，格罗斯曼推出《睡在钢丝上》（Sleeping on aWire，1992），该书是对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记录，还有一部反映巴以冲突的随笔集《死亡作为一种生活方式》（Death as aWay of Life，2003）。他总共发表了六部长篇小说，其中两本，他自称是“轻松读物”——《Z字形的孩子》（The Zigzag Kid，1994）和《一同奔跑的人》（Someone to Run With，2000）。其作品还包括一部戏剧和几本童书，以及对参孙的圣经故事进行诠释的《狮子蜜》（Lion’s Honey，2005）。如今，他被公认为以色列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继阿摩司·奥兹和亚伯拉罕·耶霍舒亚之后的一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
格罗斯曼：如今，我过的是痛苦的生活。就像一直身处地狱一般，而且还是慢动作的。我无意逃避悲伤，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激烈地直面悲伤，但我不光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样做。如果我一定要承受痛苦，那我要彻底弄清自己的处境。这一处境并不舒适，但既来之则安之。如果我注定承受这一处境，我愿意——这也是人的一种困境，我愿意体验一番。
格罗斯曼的第一部长篇《羔羊的微笑》（The Smile of the Lamb，1983），是第一部以约旦河西岸为背景的以色列长篇小说。它讲述了年轻士兵乌里——他就是书名中的羔羊——善待眼睛半盲的巴勒斯坦老人希利米，后来却被老人扣留为人质的故事。叙述者希利米讲述的故事，以沉缓而激昂的散文写就，将意识流和阿拉伯民间故事的优美笔调融为一体。格罗斯曼的第二部长篇《证之于：爱》（See Under：Love，1986）是他的杰作，一部极富创造力、对历史进行重新想象的作品，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埃德蒙·怀特将它与《喧哗与骚动》《铁皮鼓》和《百年孤独》相提并论；乔治·斯坦纳干脆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伟大成就之一”。小说开头是以色列儿童莫米克在大屠杀阴影下的成长，结尾是一组奇异的百科全书词条，详细讲述童书里的一干英雄人物上了年纪之后，在华沙动物园抚养一个孩子的经历。中间的章节把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变成了鲑鱼，从而让他避免了死亡的命运。
有一件事，我确定不疑：如果我不写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我会痛苦得多，也许还会反常得多。写作让我得以探索自己在生活中不可能探索的处境。但在我心里，它们都很生动。在感情方面，我是个极端的人，写作让我有了继续前行的可能。
格罗斯曼于一九五四年生于耶路撒冷。其母亲生于巴勒斯坦，父亲来自加利西亚的波兰地区。他从小就在国家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担任演员和播音员，这家电台聘用了他二十多年，在部队服完四年义务役之后，他回到电台，担任记者和新闻节目主播。他从二十岁出头开始写小说，在电台全职工作期间，他发表了一部短篇集和两部长篇。
《巴黎评论》：你说的极端，是什么意思呢？
翌年，格罗斯曼的报告被译为英文出版，题为《黄风》（The Yellow Wind），此时，巴勒斯坦抗暴行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格罗斯曼所作的报道预见了这一切，这为作者——其此前的小说作品在以色列备受好评，但尚未译成外文——赢得了国际声誉。
格罗斯曼：就是热切，不惮接触他人的极端状况，对他人的内心生活感兴趣，尤其是在备受压抑的地方。我总会质疑自己观察到的情形。不论何时，我总能看到裂缝——甚至在我有那种经历之前就是这样。这是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我不能说，这种方式是我有意选择的，但我愉快地投入到这种方式之中，因为我觉得，这是看待人生无常的准确方式。在我看来，一切平静安稳，都像幻觉。
一九八七年，为纪念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二十周年，以色列新闻周刊《要闻》的编辑们，派年轻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到西岸待了七个星期。格罗斯曼会讲流利的阿拉伯语，他走访了难民营和城区、幼儿园和大学里的巴勒斯坦人，也走访了在这片布防的领土上定居的以色列人，以及在巴勒斯坦地区巡逻的军官。这份杂志用整整一期的篇幅，刊发了据此写成的文章，在以色列引起轰动。格罗斯曼清楚阐明：巴勒斯坦人忍受占领状态下频发的暴行，已经忍受了一个世代之久，今后他们不会再忍气吞声了。“的确令人震惊，”他的一名编辑汤姆·塞格夫告诉我，“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多恨我们。”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二期，二〇〇七年秋季号）
◎唐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