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认为可以有带有玫瑰色彩的军事占领乃是一种幻象。就像一次友好的强奸——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措辞。我竭尽全力寻找“终止”占领而不是“改善”占领的途径，因为我并不认为如果占领的条件好一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需要改善我们统治他们的方式，我们需要停止统治他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的态度比人权人士的态度更为激进。他们已经将这一问题视为两大共同体或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而我总是将其视为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国际争端。因此，我并不浪费任何时间引进某种美国左翼概念，比如把巴勒斯坦人视为我们的美国黑人，或者提出我们只需要黄色公共汽车系统和取消不平等待遇。我不浪费时间做不相关的事情。
《巴黎评论》：可是，在巴勒斯坦人起义的过程中，以色列人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是以色列人权人士思考的问题。
《巴黎评论》：你是指乔姆斯基和其他左翼的校园知识分子？
奥兹：这是一个确诊问题。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并非民事权利问题，而是一个国际争端。我们没有征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剥夺巴勒斯坦人的人权（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许多人权），也不会因此给他们人权。我们征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因为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遭到袭击，面临遭到灭绝的危险。一旦我们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就应该从巴勒斯坦地区撤军，让其自行发展。巴勒斯坦的人权问题是巴勒斯坦人的问题。
奥兹：在中东冲突问题上乔姆斯基总是非常教条。几年前，我在德国遇到了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热情地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代表着贫穷的第三世界民族来对抗美国统治。我对他们解释说萨达姆代表着一个远远比瑞典还要富足的国家。他们问，怎么会这样？我说，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统计，伊拉克比瑞典还富。他们说，但是我们看到伊拉克人居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生活在凄苦可怜的贫困之中。我说，如果瑞典人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三大军队，瑞典人也会居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
《巴黎评论》：与此同时，还有人权问题：左翼人士指控你们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强硬立场，谴责以色列占领军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
《巴黎评论》：然而，如果双方的通情达理的人士坐在一起，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比如说，你见过哈南·阿什拉维吗？她好像是位非常通情达理之人。
奥兹：即使哈马斯也可以成为民主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承担责任，或者我们可以回到第一方阵，清楚地知道没有机会与之合作。如果是那种情况，我们将施行单边分治，说，你不想和我们谈判吗？非常好，我们分开：你拿走这张床，我们拿走那张床，你拿这间浴室，我们拿那个。如同分一套房子，将其变成一个半独立式的家。
奥兹：我见过几百位巴勒斯坦人，并非真正出于心灵和谐的幸福感，而是出于某种讲究实效的原则。这也是西方的一个错误概念：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之间需要更多一些了解。我接受动机良好的美国社团的邀请，去和一些巴勒斯坦人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周末，以便可以相互认识并相互喜欢，安静下来，冲突就会消失！就像集体治疗或者婚姻咨询。仿佛阿以冲突只是一场误会。我带给大家一条新闻：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没有误会。我们都要同一片土地，因为我们都将其视为己有。这便为我们之间的激烈冲突提供了一种完全的理解。正如我所说，它是正义对抗正义——十足的悲剧。
《巴黎评论》：自由选举造成极端主义分子上台怎么办？
必须通过痛苦的妥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喝咖啡。一起喝掉一杯又一杯的咖啡不能消除两个民族将这块弹丸之地视为他们自己唯一家园而产生的悲剧。我们需要将其划分。我们需要作出相互之间可以接受的妥协。
奥兹：阿拉伯世界每年仍然花费二十或二十五亿美元用于军事装备。为什么？关键是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生活在这里，他们也不会离开。因此他们是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里的两个民族。他们不能分享这个家，因此不得不将其一分为二。我认为，生活在占领地的巴勒斯坦人应该立即举行由国际监督的自由选举。他们将首次拥有代表他们的合法政府。
《巴黎评论》：你在年幼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看什么书？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委实植根于以色列，从最早描绘基布兹生活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何去何从》，到最近出版英文版的《费玛》都是如此。它们都因之引起了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你书中的主人公便是以色列地（the land of Israel）。你的立场是，不能否认以色列地既是犹太人的家园，也是巴勒斯坦人的家园。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
奥兹：在我刚才说到的百年前的希伯来语作家中，有些也是执着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了大量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书，许多人从俄国文学中汲取了诸多灵感，他们也翻译了德国、法国、英国和北欧作家。我像个疯子似的阅读了全部作品——此外没做什么。
奥兹：我不知道。当然是目的之一。眼下该使犹太人与基督教欧洲分离，并创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关系。一种睦邻友好的关系，一种来喝一杯咖啡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永久的主—客关系，主—客关系对客人与主人都没有好处。即便客人变成主人家杰出的一员，与主人的儿子或女儿结婚。即便犹太人在语言、传统和国家文化方面变得比“本土人”更加自如，也无济于事。
《巴黎评论》：哪些作家对你产生持久性的影响，并激发了你本人的创作才能？
《巴黎评论》：你认为以色列建国祛除了那种形象吗？我注意到这里的人，尤其是年轻的以色列人，一点也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拥有保持与众不同的自我意识，而只是要做人，与世上任何地方的人一样。
奥兹：我九、十岁时，阅读描写古代以色列王国辉煌的犹太复国主义书籍。我决定成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恐怖主义者；我用冰箱与摩托车残骸制造了一枚跨洲火箭。我计划把这枚火箭发射向白金汉宫，接着给英国国王寄一封信，说，或者你们滚出这个国家，或者把你们赶走！我是一个要在巴勒斯坦举行暴动的抗英孩子——我朝英国士兵扔石头，冲他们大喊，滚回老家去。因此我早期的读物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本着为第三世界而战的精神：关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书籍，如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写的是小孩子们通过英雄举动或自我牺牲来解救自己国家的故事。后来，我发现了俄国人，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尤其是契诃夫的作品。我感到契诃夫一定是来自我们耶路撒冷的邻居，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捕捉到那些说大话的、丧失活力的小小劳动改革家的特征。
奥兹：我说过，犹太人的形象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组成部分。有了不起的、值得崇拜的、近乎超人的犹太人，他们遭受了许多苦难，但胜过他人。然而也有可怕、恶魔般作祟的犹太人，他们用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毁坏了一切。好、坏两种类型的犹太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都不被视为个体，他们永远是其人种的代表。
《巴黎评论》：那么美国作家呢？你的作品经常被与福克纳的作品相提并论，他的创作植根于美国南部，植根于他自己的地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然而赢得了整个世界的青睐。
《巴黎评论》：你父母来自波兰与俄国曾经易手的地区，那里的反犹主义也许甚于欧洲其他地方。可是反犹主义是否为欧洲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奥兹：有三位美国作家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其顺序是：梅尔维尔、舍伍德·安德森和福克纳。我也钦佩其他美国作家，但是我从美国文学中挑选出这三位作家。
奥兹：我父亲祖籍敖德萨，后移民到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隶属波兰；我母亲祖籍乌克兰。他们的语言是俄语或波兰语。他们在耶路撒冷相识，当时他们都在希伯来大学念书。我父亲懂十六种语言，讲十种语言，母亲也懂七八种语言。他们不想让我听懂时就讲俄语，否则他们坚持只用希伯来语。他们害怕如果我学会了任何一门欧洲语言，我就会受到诱惑去往欧洲，他们认为欧洲与犹太人不共戴天。他们自己对欧洲爱恨交织，因为他们对欧洲的爱没有得到回报：他们热爱欧洲，但是欧洲把他们赶了出去。他们在关键时刻离开了欧洲，否则我将不会坐在这里同你说话。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当作家？在你“轰炸”了白金汉宫之后吗？
《巴黎评论》：你在家里讲什么语言？你父母讲俄语还是只讲希伯来语？
奥兹：这两种行为之间没有矛盾：我可以边做恐怖主义者，边写作。我父亲撰写言辞激烈的违禁小册子，抨击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在书中用各种名字称呼英国人，引用雪莱、济慈和拜伦的词句，证明他们是多么的伪善不忠。与此同时，他又大大地亲英，曾经有这样的趣事。一九四七年英国人曾在耶路撒冷施行宵禁，并挨家挨户进行搜查。我父亲应耶路撒冷地下组织的要求，把两颗燃烧弹藏在我们家中；这件事情很危险，因为恐怖主义活动要被判处死刑的。我们的住房很小，塞满了几千本书，我父亲把炸弹藏在一个书架上一些书的后面，并告知我们，以免我们误使其爆炸。英国人来了——我对那次事件记忆犹新，他们身穿土黄色短裤，垂到膝盖，下穿土黄色袜子，短裤和袜子之间的膝盖露了出来，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雪那样白。军官非常有礼貌，为造成的不便充分道歉，两个士兵开始搜查。我们惊恐万状。他们显然觉得，我父亲太学究气了，不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搜查得马马虎虎。他们转身离去时，军官礼貌地评论了一下书籍，询问是否有任何有意思的英文书。我父亲开始来劲儿了：你什么意思，先生？我们当然有英文书！他说着，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把英文经典拽出来。我和妈妈呆若木鸡，唯恐他把炸弹的事情给忘了，他在炫耀之际，可能会突然把炸弹给暴露出来，或者是引发爆炸。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他把炸弹藏到了俄文书的后面——与巴枯宁、涅恰耶夫、克鲁泡特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藏在一起。
奥兹：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浸透着历史。历史并非在电视屏幕上，或在海外，或在国会，或在下议院所展现的某种东西，它到处都是，浸透在生活中最为秘密的组织结构里。举例来说：在最近的海湾战争中，有人给我们发了抵御化学武器的防毒面具。我那患哮喘病、呼吸困难的儿子得戴防毒面具。我们被紧紧关在封闭着的卧室里，戴着这些可怕的面具坐在那里，样子就像怪兽一样，来自两千英里以外的威胁闯入了我们最为私密的生活。因此你看到了，我们无法摆脱现实。人们运用这个国家的历史瞬间来衡量时间：我在“六日战争”之前结婚，他们说。不然就是：我女儿在萨达特访问以色列那天出生。
《巴黎评论》：你母亲在你十二岁那年去世，你十五岁时离家去了基布兹。为什么？
《巴黎评论》：然而你的创作更多地源于以色列今天的现实生活，你确实告诉百姓和政府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奥兹：我反叛父亲和家里沉闷乏味的气氛。我想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认为，我可以将父亲所谈论、但是没有任何实施的革命继续下去。我并不在乎学校或者大学——我想当拖拉机手，就像苏联电影中演的那样，终日干活，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和基布兹姑娘做爱。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事发生了，但是却没有与书籍摆脱干系。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探讨“小说/虚构类文体”（fiction）一词，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并不存在。学术界发明了“bidayon”这个词来翻译英文，但是在书店里，你不会看到我的作品或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放在这个标题之下。你会看到这些作品放在“siporet”之下，其意为叙事散文。这样做有点得体，因为“小说/虚构类文体”具有某种撒谎的特质，与真实（truth）相反。在我看来此乃一派胡言：为什么颇费周折、如实地测量从酒吧到街角信箱之间有多少步的詹姆斯·乔伊斯，或者研究博罗迪诺战役细节的托尔斯泰被视为小说/虚构类文体作家，而使用诸如“中东沸腾的大锅”等陈词滥调的、最平庸的记者也被视为非小说/非虚构类文体（nonfiction）作家？小说家没有政治目的，但是关心真实（truth），而不是事实（fact）。就像我在自己的一篇政论中所说，有时真实的最坏敌人便是事实。我是叙事散文（siporet）作家，但我不是先知或者向导，我也不是“小说/虚构类文体”的发明者。
《巴黎评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奥兹：我们的传统有些不同。在西方，至少在英语国家内，作家、甚至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通常被视为表演者（娱乐者）。他们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连莎士比亚也被视为一个高贵的、也许是最伟大的演员。与之相比，在犹太—斯拉夫传统中，作家们被视为先知。这也许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与先知不同，我听不到上苍的声音，我认为我并不比一个美国作家或英国作家更能做一个先知——去预见未来，或者充当人民的良知。
奥兹：自从我五岁时学会字母表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写作。我虚构小故事。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写，在基布兹当拖拉机手的时候写，在服兵役的时候写。当我意识到我生来就要写作，决定当一名作家时，乃是转折点。我在棉田里干活时写的两首诗和几个短篇小说得以发表并被广泛接受。于是我申请每星期分配给我一天的时间不干农活，从事写作。现在人人都可以声称，他或她是艺术家，不要从事手工劳动。一个委员会不得不决定谁具备艺术家天赋，谁没有艺术家天赋。他们说，如果我们给奥兹一天时间，再有人提出申请怎么办？有一个老人——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说，也许这个年轻人有天赋，也许他是未来的托尔斯泰，不过他现在太年轻了。让他先在地里干活干到四十岁吧，然后他就有的写了。幸运的是他被否决了，基布兹告诉我说我每周可以有一天不下地干活，只要我在其他的日子里加倍努力干活，这一点我做到了。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我在地里干活时一直思考着写什么。在写作日里，我一天写十二、甚至十五个小时。
《巴黎评论》：还有其他著名的现代希伯来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A.B.约书亚、大卫·格罗斯曼，等等。作家们在这个国家似乎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在西方，商业考虑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雪莱所言“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在这里似乎比在我们那里更为适用。是这样吗？
《巴黎评论》：其成果便是你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你在开始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之前，决定把写短篇小说当作某种训练，就像一个运动员那样吗？
奥兹：这对创建希伯来语非常重要。首先有了一个委员会，即后来希伯来语言研究院的前身，我骄傲地成为其中一员。该语言研究院致力于创造现代术语，当然，它无法控制语言，语言正如我所说犹如喷涌的火山口，拥有自己的有机生命。
奥兹：我需要迅速的满足。我非常年轻，没有耐心和智慧做长时间的游戏。我可以在脑海里构思一个故事，而后坐下来，一天之内写出来。顺便说一句，我现在不这么做了。我的步调不同从前了。
《巴黎评论》：在以色列国家建立之初，创建一个学术机构一定有助于语言更新，使之适于表达你所说的“现代感觉”。你认为它重要吗？或者不管怎样，语言本身终究会进化？
《巴黎评论》：你认为你要回归文学类型吗？
你说它是一种启示语言。说得对。一想到在大教堂里演奏室内音乐——你对音响效果就要尤为小心，否则你可能会弄出你不想要的许多回声。你需要使用具有预言性和神秘色彩意义的语词来描述父母与孩子之间因一点零用钱而产生的分歧。你不想引入《以赛亚书》《诗篇》和西奈山。因此你总是要在雷区悄悄行走。如果你有时想酿造一起爆炸事件，那么若通过在平淡无奇的句式中引进一个有分量的词语，则可轻而易举地做到。我感觉我是在使用一种奇妙的乐器。
奥兹：可能吧。即使现在我也有时回归，但是方式不同——以十几岁青少年性行为的节奏，用极大的欲望和不可遏制的饥渴去寻求满足。现在我写出了第一稿，再重写，而后再修改某个特殊的点，变更这个或那个部分，雕琢所有多余的素材。
另一方面，希伯来语就像一座火山，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诗人都是莎士比亚，而是指语言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一直是这样。因此用希伯来语写作是一种奇妙的挑战。
《巴黎评论》：写完第一本书后，你去上大学。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学哲学？
但是对我来说，当第一个男孩用希伯来语对第一个女孩说我爱你时，希伯来语就复兴了。不然就是女孩对男孩说我爱你？这样的事情并非发生在十七世纪。我希望，男孩和女孩从此拥有他们相处的方式，并幸福地生活——他们理应如此，因为他们复兴了语言。然而，倘若不是已经出现了一种意义重大的希伯来文学主体，一种令人惊奇地包含进几种现代感受的文学，就不可能复兴语言。像比阿里克、布伦纳、别尔季切夫斯基、门德勒——这些名字对你或你的读者来说没有意义，但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
奥兹：基布兹送我去上大学，因为他们需要老师。我父亲说你从来没有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说，需要吗：一位哲学家？因此我觉得我可以也学点没人愿意学的东西。但我是幸运的：我抓住了在耶路撒冷大学任教的一代伟大哲学家的末梢。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精神依然在那里发扬光大：格肖姆·肖洛姆（Gershom Scholem）、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和其他人都在。耶路撒冷那时是从德国到布拉格的中欧思想的堡垒。但是我一边读哲学，一边处理一般规则，因为我是一个讲故事者。当讨论伦理学问题时，教授借助插图说，路得第一次见到大卫，我的思想便开了小差，开始想象围绕他们见面所发生的故事。但是我想方设法取得了还过得去的成绩，拿到了学位。
因此，一百多年前希伯来语在这里得以复兴，但这种复兴并非意识形态决定使然，意识形态决定不能产生这种结果——任何论证与决定也无法让迦南人突然之间讲韩语或日语。希伯来语之所以在这里复兴，皆因它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拥有的一门共同语言。东方犹太人讲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或拉地诺语（一种西班牙语方言），而欧洲犹太人讲意第绪语、俄语、波兰语。他们唯一可以交流的语言——在大街上问路，租住房屋或店铺——是来自祈祷书的希伯来语。
《巴黎评论》：都上什么课？你读了什么书？
奥兹：不能。希伯来语是我思考、计算、大笑、做爱的语言。是我生存的一部分。但你是对的，作为一门口头语言，它曾经像古希腊语或拉丁语一样死去。它拥有古老的文学以及中世纪文学，但是平时不通用。它用于宗教仪式，用于不同国家犹太人之间的学者交流。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热爱希伯来语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讲希伯来语的犹太人在中世纪创作出技艺高超的诗歌。
奥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但是专攻斯宾诺莎。
《巴黎评论》：第二个原因是希伯来语是一种神圣的语言，一种带有启示性的语言，一种上帝说话时使用的语言，就像阿拉伯语和梵语。使用希伯来语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责任。然而现代希伯来语据说只存在一百年之久，由比阿里克等诗人和其他早期作家创造。你能用英文写作吗？
《巴黎评论》：斯宾诺莎也许是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吸引你是不是政治原因？
奥兹：啊不是，我从来没有选择希伯来语。我生就使用希伯来语。它是我的母语。我用希伯来语做梦、大笑和诅咒。我曾经多次说过，只有涉及到语言，我才是个沙文主义者。即使我不得不和这个国家分离，我也永远不会和语言分离。我感到语言就是一切，我对这个国家都不会总有这种感觉。
奥兹：并非刻意。他创造了纯逻辑的冰殿，那是情感的结晶，当时令我极其着迷。就像音乐：他比任何哲学家都更为接近古典音乐。他令我感到刺激，就像巴赫。
《巴黎评论》：你选择用希伯来语写作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官方语言，因此负载着民族身份……
《巴黎评论》：在《沙海无澜》中，你说斯宾诺莎并不反对希望，相反，他尤其强调人类自由的理念。我们自由地接受不可避免的基本准则。这是一种有趣的生存境况，你曾经和本—古里安进行了长谈，他也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迪。你可以详细阐述一下吗？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而后站在小讲桌旁写下一个句子，再继续踱来踱去。我在写字台和小讲桌之间来回行走。
奥兹：我是指在斯宾诺莎学说里，观察与行动之间具有一种完美的平衡，观察并不导致消极被动与宿命论——你不会为了采取行动而非得抛弃智力。多数哲学家相信，你必须因为某种东西而放弃一些东西：或者理智，或者情感，或者这个，或者那个……
奥兹：我用手写。写字台上的那个机器（文字处理器）是用来打印的，而不是用来写作的。多年来，我使用我的便携式打字机打下最后一稿，这样其他的人可以阅读了。而今我用文字处理器也这么干。我甚至不在上面编辑，而是用手写的方式一遍遍重写。多易其稿后，我最终将其打出。文字处理器对我来说只是打字机，使得你不必使用色带涂掉或修改错误。
我是个年轻的士兵时，看到本—古里安撰写的关于斯宾诺莎的一些东西，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强烈反对本—古里安对哲学所作的阐释。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秘书竟然给我打电话，召我第二天拂晓去他的办公室。试想被王后或美国总统召见的情形。本—古里安威信极高，拥有十足的个人魅力，尽管身材矮小，脑袋很大。他走来走去，把我的论证撕成碎片，锋利犹如剃刀。
《巴黎评论》：你怎样写作？是在小讲桌旁边站着写作，像海明威那样，还是坐着写作？你是手写还是采用文字处理器？
《巴黎评论》：斯宾诺莎承认基督的神性，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宗教机构驱逐出教会，在犹太教中叛教罪十恶不赦。我认为他皈依基督教并非战术性的——他确实信仰基督教。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你曾受到基督教的诱惑吗？
与写故事不同，写文章往往六七个小时一气呵成。就像和我太太吵一次架——我们大呼小叫，然后加以修补。我们生活在费里尼的影片中，而不是生活在英格玛·伯格曼的某部影片中：做任何事都比沉默、相互之间不理不睬、让双方感到负疚要强。我在政治中也坚持这种原则。
奥兹：斯宾诺莎从未皈依基督教。他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领袖逐出教会，但从来没有成为基督徒。至于我本人，我为亘古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耶稣着迷，但是我从未被基督教所诱惑。耶稣本人从来没画过十字，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未看到或者从来未能看到教堂里面，要是他活得更长一些，他亦可亦不可，对这个或者那个基督教教堂感兴趣。或者他可以与之保持距离。
奥兹：我写文章并非因为有人要求我写，而是因为自己我义愤填膺。我感到我得告诉我的政府怎么做，有时是告诉他们要怎么走。不是我说他们听。因此我放下所有的事情，写一篇政论，总是先在以色列发表，而后被《纽约时报书评》，或英国《卫报》，或另外一家出版物采用。你瞧，我并非政治分析家或评论员。我从意识到不公正以及我对不公正的反叛来写。但是，只有当我自己百分之百同意自己的见解时我才写文章，对我来说这并非常态——通常我并不完全同意自己的见解，针对同一件事，可以认同三五种不同的见解和感觉。也就是说，我在写故事时，不同的人物可以对同一主题表达不同的观点。我从来不写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使人改变自己的想法——一次也没有。当我需要使人改变想法时，我就写政论或文章。我甚至使用两支不同的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一支笔用来讲故事，一支笔用来告诉政府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顺便说一句，两支笔都是非常普通的圆珠笔，大约每隔三个星期就更换一次。
《巴黎评论》：回到你的写作上去。最为根深蒂固的艺术品通常最具有普遍性。伟大的俄国作家就是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就是俄国人，然而我们从他们的人物和环境中可以认出我们自己。但是在你的长篇小说中，人们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即真正的主人公是以色列——土地、人、历史。西方世界喜欢《我的米海尔》，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以色列女子汉娜和两个阿拉伯男子在苏伊士危机结束后一个时期内的关系。可以解读为表现了阿以冲突。你是有意地赋予其某种观念了吗？
《巴黎评论》：你什么时候从事新闻写作？
奥兹：你知道，如果你写世界上某个混乱之地，一切都可用寓意来作解释。如果我写一位母亲、一位父亲及其女儿的故事，批评家会说父亲代表政府，母亲代表旧价值，女儿代表疲软的经济！如果《白鲸》在今天的南美以巴尔加斯·略萨的名义写成，人们会说它表现的是独裁专政。如果它由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写成，又会被解释为反映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在中东小说则会反映了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反之亦然。因此，那便是你为一个混乱之地的创作而付出的代价。但是我总是以写一组人物开始。然后，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从来不写政治隐喻，也不写观念小说。
有时我吃完晚饭后来到这里，看我在白天写的东西。我无情地将其毁掉，第二天再重新开始。有时我出去到地方议会坐坐：那是咖啡馆的两条长凳，人们在那里争论人生的意义，历史的意义，或者上帝的真正意图，我喜欢那样消遣时光。
《巴黎评论》：然而，你说过阿以冲突是场悲剧，因为双方的土地主张都正确——“是正义对抗正义”。
奥兹：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个激动人心的小地方：有三家餐馆和三家银行，一个崭新的购物中心，一个理发店。近年来，资历很高的俄罗斯犹太人源源涌入。我们说如果一个俄国人没带着小提琴来，只是因为他或她是钢琴家。因此我们有很精彩的音乐会。
奥兹：是的，在一篇政论中这么说过。可是我的长篇小说写的不是正义问题。我给你讲一个中世纪时期的一个哈西德教派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身份为法官的拉比，需要裁决一只山羊的所有权问题。他仔细倾听了两位原告的申辩，然后裁定两人都是对的。他的夫人说，亲爱的丈夫，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把山羊一分为二；它或者属于X，或者属于Y，他们不可能都对。拉比挠挠脑袋说，亲爱的夫人，你知道你是对的！
《巴黎评论》：那晚上呢？阿拉德似乎没有令人激动人心的夜生活。即使在这样阳光明媚的下午似乎也会沉睡的。
我就是那个拉比。如果我不得不用一个词来告诉你我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我会说“家庭”。我发现家庭是最为神秘的机构，最不可靠，最为悖论，最为矛盾。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关于家庭之死的预言，并看到了家庭如何在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历史变迁中生存下来。看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理念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可以在家庭关系中体现出来：爱与恨、嫉妒与团结一致、幸福与神秘的永恒交替。这种交替几乎体现在我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在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与他人之间具有冲突，每个人都是正确的，就像在拉比与山羊的故事中一样。儿子是正确的，因为父亲专横残暴；父亲是正确的，因为儿子懒惰无礼；母亲是正确的，因为父子如出一辙，堪称绝配；女儿是正确的，她无法忍受家里的气氛，离家而去。然而，他们都爱着对方。因此我有时通过家庭视角看到国际冲突。
也许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可以采用其他模式来工作。但是写长篇小说是一项纪律性极强的事业。写一首诗犹如一次短暂的风流韵事，一夜情；写短篇小说犹如一场浪漫关系，一次浪漫爱情；写小说则犹如一次婚姻——人得变得诡诈，要策划妥协，做出牺牲。
《巴黎评论》：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其不幸……
然后我喝咖啡，来到这个房间，坐在写字台旁边，等待。我不看书，不听音乐，不接电话。再后来我写作，有时写一句话，有时写一段话——若是幸运，一天可以写上半页纸。但我至少每天在这里待七八个小时。我过去经常因一上午写不出东西而感到内疚，尤其是当我住在基布兹，其他的人都在劳动——耕地、挤牛奶、植树时，更是这样。现在我一想到自己的书，那感觉就像一个店主：我的工作就是早晨打开店门，坐在那里，等待顾客的到来。如果我得到一些顾客，那就是值得赞美的一天，如果得不到，那好，我就仍然做自己的事。因此便没有了负疚，我试图坚持做店主的日常工作。比如在吃午饭或晚饭前挤出一个小时，回信，回传真，接听电话等。
奥兹：恕我对托翁直言，我认为恰恰相反。关于不幸家庭的陈词滥调有半打之多，但是每个幸福的家庭——确属罕见——都是独特的。我对幸福家庭非常着迷。
奥兹：是的，每隔两三年下一次雪。那时你应该看看正在穿过沙漠的骆驼们脸上的表情！只有那时我才真正了解到“困惑”（bewilderment）一词的含义！但即使不下雪，冬天也是彻骨的寒冷，黎明时分，当风暴似乎就要将整个小镇席卷进沙漠的那一刻，这里十分荒凉。但是独自在沙漠中行走就相称了。后来如果我在早报中看到一些政治家说这件事情或者那件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时，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将永远持续下去，那里的石头在发笑，在这片数千年不变的沙漠里，一个政治家的“永远不会”就像……一个月？六个月？三十年？完全没有意义。
《巴黎评论》：在你近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变化。比如，倒数第二本英文译作《黑匣子》是书信体。你为什么突然选择了这种形式？
《巴黎评论》：沙漠里下雪吗？
奥兹：很偶然。我是想在小说开篇写一个女人给她前夫写信，他们七年前就已经离婚。他们有一个儿子，丈夫声明完全放弃这个儿子，前妻想给他们安排一次见面。因此我想从她写信开篇。可是后来丈夫突然回信，他们之间开始了通信往来，其他人物也逐渐写信，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无法操控，直至结尾。认为小说家是全能上帝的说法是错误的，他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某些方面，人物接管并操控了一切。小说家可以毅然决然地说，我拒绝这么做，可是他无法告诉他的人物成为怎样的人，如何昭示其故事。《黑匣子》逐步形成为一种书信体长篇小说是因为人物欲使之然。我得加上一句，书信体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困难形式，尤其是现在，人们只是拿起电话听筒，从不劳神写作，因此这种形式不具备什么可信性。既然人物之间没有对话，写信就是在作出回复。我是说现在谁还写信呢？夫妻吵架，谁都不理谁，就在冰箱上或者餐具柜上留个小条；孩子离家出走，给让他们无法忍受的父母写信要钱。因此书信成为亲密行为的媒介，与此同时也是分离行为的媒介。若想在传递思想时不会话说一半便被打断——家人之间争吵时经常发生此类的事，写信也是一种好方法。正如我所说，我总是从一系列人物写起。
阿摩司·奥兹：第一个规则便是我在构思一本书时从不外出旅行。我倾向于写作时不到国外旅行，即使在国内，我也把每年的旅行限定在三四次之内。并非总能做到，但这是我的模式。至于每天，我早上六点钟在沙漠散步四十分钟，无论冬夏。
《巴黎评论》：你最近一部长篇小说的另一个新面向便是其性爱因素。是因为你自己已经人到中年，开始追问起人生的基本方面吗？
《巴黎评论》：你的旅程安排已经够吓人了。可你依然有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就出产一部作品。你如何分配你的时间？首先是每年如何分配，其次是每天如何分配？
奥兹：性爱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明晰的性场景不是很多，但是有性之电感。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近期作品中才出现的东西。
——淑莎·吉皮，一九九六年
《巴黎评论》：你的长篇小说在以色列出版后，需要多长时间方能在西方面世？
“他长得像梅尔·吉布森。”奥兹的英国出版商如是说。奥兹拥有一双翠蓝的眼睛，一头金黄色的短发，总是面带和蔼的微笑。他那谦恭有礼、优雅得体的举止，敏锐的智慧与学识，使得与他相处的整个下午非常惬意。时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奥兹：通常翻译一本书需要两年，取决于我的译者尼古拉斯·德朗士的工作进度，也取决于出版流程需要多长时间。新作将叫作《莫称之为夜晚》。它讲的是中年之恋，讲的是没有子嗣。故事发生在一个沙漠小镇，像阿拉德。两个中年人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但是没有孩子……可是我不会把整个情节都讲给你听。
阿摩司·奥兹在比尔谢巴的本—古里安大学担任希伯来文学教授，并在英美诸多大学做访问教授。他经常收到讲座与会议邀请，去年他走访了几个欧洲国家——法国、波兰、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等等。
《巴黎评论》：你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呢？
当他开始从事创作时，采用了“奥兹”这个名字，意思是力量。他和夫人尼莉在基布兹相识，当时他们都是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女儿，均已经长大成人，并且结婚，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说是“老来得子”——与他们住在一起。尼莉在阿拉德开了一家国际艺术家聚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可在那里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居住与工作。
奥兹：我从来避而不谈——人们不会把孕体展现在X光面前，那样会伤害胎儿的。
阿摩司·奥兹小说《了解女人》希伯来文手稿中的一页
《巴黎评论》：你还年轻，还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你想到过死亡吗？
阿摩司·奥兹讲一口地道的英语，只带有一点点口音。他的语句简短干净，表达力强，吐字清晰，停顿有致，就像他在写作。奥兹原名阿摩司·克劳斯纳，一九三九年出生在一个学者之家，其家人于一九二〇年代从俄国移民巴勒斯坦，后定居在耶路撒冷。十五岁那年，奥兹离家去往胡尔达基布兹，在那里居住多年，主要因为幼子患有哮喘病，他们才在几年前搬到阿拉德，因为沙漠的清洁空气可以缓解儿子的病情。奥兹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后作为预备役士兵分别于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年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作战。除十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集外，他还出版了三部随笔集，主要涉及阿以冲突。他是“即刻和平”运动中最早的活动家之一，主张巴以两个民族之间要在相互接受、合作与分享土地的基础上进行妥协。
奥兹：我现在五十七岁了，在以色列已经不再年轻。意思是说我比我的国家要年长了。我当然想到过死亡。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会充满陶醉地享受人生的乐趣。我想到过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因为那些死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存在于我的渴望中，存在于我重构以往瞬间的能力中，几近于大约五十年前出现的，普鲁斯特式作品对精确手势的重新捕捉。我一天花费几个小时重构我童年时代一个十分钟的事件：一个房间，六个人待在里面，只有我还活着。谁坐在哪里？谁在说什么？而后我思考，我尽量让这些人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脑海里，或者在我的创作中长久地生存下去。如果当我死去时，有人以同样的方式让我生存下去，就公平了。
住宅内的陈设简朴而亲切。从客厅走下几级台阶便是奥兹的书房：这是一间整洁、子宫状的屋子，屋子里满满地码放着书籍，就像墙纸。一个长长书架上摆放着奥兹自己创作的多部作品，包括不同的版本和译作。房间里有张舒适的沙发和一把灰色平绒面的扶手椅、一张小咖啡桌、一张大写字台，角落里有一张小讲桌，此乃房间里的全部陈设。露台的窗户通向漂亮的小花园，犹如凉亭，花园里长着玫瑰丛和灌木，白花丹悬垂其上。再往上便是沙漠。“我为拥有自己的花园自豪，”他说，“是我自己造的。这里没有表土，因此得把土专门运来。”
《巴黎评论》：人过五十，死亡会随时来临……就像哈姆雷特所说，有备无患。
阿摩司·奥兹居住在阿拉德，一个拥有两万两千居民的新型小城，小城在一九六一年建于内盖夫沙漠。为同奥兹见面，我从耶路撒冷乘坐开往比尔谢巴的大巴，又从比尔谢巴转乘开往阿拉德的大巴。阿拉德中心汽车站的人都知道他家，有个男子为我带路：沿一条宽阔的林荫道上坡，道路两旁坐落着中型白沙岩公寓楼，直抵坡顶，侧面街上的一排排家居住房背对着沙漠。奥兹家门前的花园里种着玫瑰和羽毛似的硕大菊花，掩映在胡桃树的阴影下。
奥兹：我宁愿死亡再过五十年才来。我热爱生活，极其享受生活，但是一部分享受则是，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构成。如果死亡今夜来临，它则会发现我愤怒而不情愿，但并非没有准备。
◎钟志清/译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四十期，一九九六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