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时，我会跟她聊我要做什么。在《一位作家的一生》（ A Writer’s Life）中，我想写她的母亲和父亲，以及我跟他们总是处不来，她让我不要写。
特立斯：并没有，但是她会把我写的每一页大声读给我听。有一次，我让她读后来收入《王国与权力》之中的一篇文章。她说，这篇很好。然后我又写了更多，把它改得更好了，我觉得。我把新稿子拿给她看，她说，这样很好。我说，上周关于前一稿你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好吧，我认为那一稿也很好。我抱怨说，她对我不够严厉，我希望她像一位编辑而不是妻子那样读我的作品。
《巴黎评论》：你为你的稿子花了很多时间做研究。你有没有想过，这变得太痴迷了，或者过度了？
《巴黎评论》：娶了一位编辑是什么感受？南是不是编过你的稿子？
特立斯：最开始的研究很困难、很花时间。我不是在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那样我可以去图书馆，去查阅一千本书。比如我开始研究反淫秽法时，单是搞懂那些法律文件就要做很多工作。读那些案例——非常枯燥！或者我想研究一个餐厅，纳帕山谷烤肉，十四年前关闭了，我必须找人，走遍全国各地，就为了找到某一个曾经在那里工作的副厨师长。你没法用谷歌搜索搞定这些事。
我并不是为了跟媒体那些人打个平手而发起一场运动。我只是想，我要做到公正。在我心目中，我是在引用伟大的阿道夫·奥克斯[12]，他曾经说，《纽约时报》应该“非常公正、有礼貌地对待那些由衷地不赞同它的观点的人”。我认为这是这家报纸以前的信条。这比“刊登所有适合刊登的新闻”重要得多。所以我对那些我不赞同的人非常公正。这不是一本挑起论战的书，它只是一本报道性的书。我是对报道的报道。但它也是讲故事，里面有一些很好的故事。
我为了写作而收集的大部分东西最终都不会进入书中，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做再多的研究都不为过。我所有的研究都很重要，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个基础，给了我的主题一种比例感。我还会发现东西，把我引向其他故事。为了写一篇最后被改编进《一位作家的一生》的文章，我研究了一个生殖器被切掉的人，约翰·韦恩·博比特。博比特的故事是关于一名失去了勃起能力的男子。所以我对泌尿学特别感兴趣，开始参加泌尿学会议。我得知，有很多年轻男性在常见的受伤，如车祸、战争受伤、运动受伤之后，有了勃起障碍。迈阿密大学医学院有一整片区域都被用于努力帮助这些受伤的男性恢复勃起能力，那些还很年轻、结了婚、想要孩子的男性。
特立斯：没有，我不担心。不是说我不在乎。我非常在乎。但是我相信，每一天，《纽约时报》都在伤害人、毁掉人的职业生涯——剧作家、商人，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他们是杀手。他们的评论、他们的批评和他们的国内、国际报道，有时是准确的，有时一半是对的，有时是诽谤。
我找到医学院一位负责让男性勃起的女子。她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之一。她不漂亮，但她是全美国最强的给人自慰的人。我看她工作。男的坐在床上，还有一位男医生，但是她开始轻抚病人。她有着最神奇的手指。然后医生把精液取走，注入做好了准备的妻子的体内。我一直觉得，我会写一篇关于这位女子的文章，但是我一直没写，也没想好该怎样把她写入《一位作家的一生》。也许有朝一日我会为她找到一个位置。
《巴黎评论》：你是否担心你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和前同事对这种披露性的书的反应？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把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的？
特立斯：我为它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喜欢这种形式。但是我开始给《时尚先生》写《纽约时报》的人，然后我有了一个想法，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王国与权力》。
特立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关于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书 [13]。一九五九年，罗伯特·摩西[14]提议，把住在布鲁克林湾脊区，也就是纳罗斯水道附近的几千人赶走，以便修建大桥。我被安排前往布鲁克林，报道该居住区抗议摩西的活动。我认为，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一场地震一样大的灾难。或者像战争——德累斯顿、波兰、广岛——整个城区被炸弹夷为平地，幸存者只能被重新安置。摩西不仅要拆掉建筑，他还要毁掉很多人的生活。我开始考虑所有会受到波及的人的类型。孩子们要去新的学校，拥有新的同学。一名男子跟他的街区的一位女子相爱——现在他们只能搬到另一个居住区。一位牙医失去了他的病人，一个教堂失去了它的教区居民，殡葬业者失去了他们的死者。我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关于抗议活动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我无法写到一篇短文里去。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放弃了写杂志稿？
我想的第二件事是，你到底要怎样建一座大桥？我一直搞不懂怎样在水的上方修一条路。所以我就开始读相关的东西。我得知，以前人们会把箭头绑上绳子射到对岸去。我觉得这很有趣。现在都是用钢索，可怎么办？
特立斯：我成长起来的时候，在“二战”之后的时期，许多想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梦想着当驻外记者。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因为我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异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文化革命、同性恋的权利、女性主义——所有的新事物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就像一个异国，尤其是对老一辈来说。《邻人之妻》就是关于刚刚发生的道德的全面变化。在六十年代，这个故事不是在法国，甚至不在苏联——它在美国。
《巴黎评论》：你还写了关于报纸产业、黑手党、性以及你的家人的书。这些题材有某一个主题把它们统一起来吗？
《巴黎评论》：为什么你认为杂志产业的运作跟四十年前的差别那么大？
特立斯：历史感。在我所有的书中，我努力告诉读者我的人物从哪里来，他们是怎样抵达我找到他们的那个地方的。它永远不只是现在时态。它总是关于过去时态的。源头。即使是杂志文章也是如此。这个本能源于我开店的母亲。她是从布鲁克林来的新来者，她想了解经常光顾她的店铺的那些女性。
在大约一九九六年，我就知道杂志界变了。好多年不写杂志稿之后，《民族》杂志给我派了一个活，写拳王阿里与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第一次见面。我交了，他们说不适合他们。太长了。我就把它给了《纽约客》《纽约时报》《GQ》《评论》《哈泼斯杂志》《大西洋月刊》《滚石》《时尚先生》——都被拒绝了。我想，怎么回事？这是一篇很好的稿子，在一九六七年立马就会被发表。最后，《时尚先生》的编辑说再看一次。他们想删减，我拒绝了。他们放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刊登了。
《巴黎评论》：你说你从来不会付钱给你的采访对象，但是你为博南诺犯罪家族[15]设立了一个基金。对此你如何解释？
特立斯：去年《时尚先生》出了一期周年纪念刊。我以为我可能有机会给它写一篇——虽然我认为这个杂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所以我提议再写一次奥图尔。他们不想要。实际上，编辑根本没有回复我。
特立斯：我在比尔·博南诺家为《父辈的荣誉》做研究时，经常听到他的妻子罗莎莉跟他抱怨钱的事情。他们需要钱，他们的孩子需要钱。我想，我在目睹一种报纸犯罪新闻作家从来没有报道过的事情，他们总是把黑手党写得很有钱，住在豪宅里。博南诺本人假装自己很有钱。但是在他们的内心中，我看到的是苦苦的挣扎。
《巴黎评论》：真的吗？为什么不发了？
出版时我唯一付过钱的东西是照片，《时尚先生》用的，以及后来书里用的。我购买了大约五十张照片，花了九千美元。我在书里披露了这件事。我写完稿子之后，我的经纪人坎迪达·多纳迪奥，马上就卖掉了平装本的版权，卖了四十五万一千美元。一千的零头让它超越了《教父》平装本版权的售价。那是在一九七一年，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了钱。我买了现在住的房子。我觉得好像我必须为博南诺一家做点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建大学基金，那时我给我女儿设了一个。《父辈的荣誉》支付了博南诺家四个孩子以及我女儿们的学费。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因为我现在有证据证明那是正确的决定。博南诺家的四个孩子都很正直，甚至其中一个是一位重要的医生。没有一个要去做他们的父亲选择去做的事情。
有趣的是，我写的稿子，有时被收入文集，像《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和《失败者》，后者是关于弗洛伊德·帕特森的，其中有一半我认为今天都不会被发表。我记得我几个月前接到一个电话，一位朋友告诉我，我将获得乔治·波尔克奖[11]终身成就奖。我的朋友说，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时尚先生》那帮人。我说，《时尚先生》？我不再给《时尚先生》写稿了。他说，但是你写了《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我说，那是四十年前了。我不是小瞧自己，但事实是，我过去写的杂志文章，如今的杂志不再发表了。
《巴黎评论》：那个不断扩展、野心勃勃，后来成为《邻人之妻》的项目是怎样开始的？
特立斯：我认为它还不错。我仍然认为它不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认为写《纽约时报》讣告作者的《坏消息先生》更好。我认为我写拳王阿里的那篇也比它好。我从没跟他说过话。就像写辛纳屈时一样，我依赖的是小人物。我也喜欢写彼得·奥图尔[10]的那篇。他是我做过的最聪明的采访对象。那是唯一一次我觉得我可以跟我在写的人交谈。写奥图尔那篇是我最早的没有用小人物来承载故事的杂志文章。
特立斯：一天晚饭后，南和我走着去列克星敦大道，在第五十八街附近，我看到一个标牌说有真人裸体模特。那是一九七二年。我对南说，让我们上去查看一番。她说，你去——我在家等你。第二天早上我又回去看，发现那是一家按摩院。前台有一个男的，给了我一个影集。他说，你可以从照片上的四个姑娘里面选。我选了一个，然后被带到后面一个小房间里。
《巴黎评论》：你认为呢？
那是在三楼，我能听到列克星敦大道上行驶的公交车、齿轮的咔嚓声，还有街上聊天的声音。我跟一个年轻女子在帘子后面。我问她是从哪儿来的。她说阿拉巴马。我说，哦，真的吗？我是阿拉巴马大学毕业的。她当然是一点也不关心。但是在她服务的时候，我一半享受着，一半对整件事很感兴趣——这女的是谁？她的童年是怎样的？来这里的男的是谁？
我交的这篇报道有大约一百页。他们一字未改。它被刊登出来时，情况并不是说，哦，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不过是又一篇报道。
我开始每天都去这些按摩院。每次在按摩的时候，都跟这些女的聊天。
特立斯：有过，我确信他知道我是谁，但是他没跟我说话。我没有求他帮我，但是我在采访许多所谓的小人物。我专攻小人物。最后我回到纽约之后，我找了吉利·里佐，一个跟辛纳屈很亲近的酒吧老板。他带我去新泽西见了辛纳屈的父母。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辛纳屈的母亲很友好，跟我讲了他跟艾娃·加德纳[09]的关系。我只能相信辛纳屈允许她跟我谈话，不然的话，我怀疑她都不会见我。我和辛纳屈都不承认我们在相互配合。换言之，我没有提出采访请求，他也没有说，不要写我。这是一场有趣的小小的舞蹈。
《巴黎评论》：你做笔记吗？
《巴黎评论》：你跟辛纳屈有没有过眼神接触？
特立斯：不做。我在寻找一个真正会说的女的。我在挑选。我在寻找一个人物。一九七二年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到一九七三年，我都在找人物。我想写一下七十年代，以及对性有新态度的新一代。我觉得按摩院会是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我有许多我觉得非常好的可以写的女性，其中许多都上过大学，纽约大学或者亨特学院，但是跟她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做了很多笔记，带她们去吃完饭，见过她们的男朋友，她们会告诉我，我不能使用她们的真名。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后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女的，说她会允许我用她的名字。
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些素材。我几乎每天都给我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打电话。他问我进展如何。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找素材的。哈罗德从不问我是否想回去，我也没想到问他我可不可以走。
《巴黎评论》：为什么对你来说，使用真名那么重要？
我给弗洛伊德·帕特森[08]打电话，我在《时尚先生》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辛纳屈会在拉斯维加斯看他的比赛。他给了我比赛的门票，我就一直跟着辛纳屈。我跟弗洛伊德保持联系，是因为稿子写好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我会跟我写的人保持联系。我在二十五岁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体育记者时就这么做了。我跟他们保持联系，因为我觉得还会有更多故事。故事还在继续。
特立斯：用一个人的真名时，我是在对读者说，你可以去查验。我想表明，你可以写真实的人物，写他们的私生活——这一直是小说家的地盘。我从不想走捷径：用匿名的人物，合成的人物。所以很多记者和作家都是说谎者。你知道是哪些人。我想跟他们不一样。这并不容易。在《邻人之妻》中，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确定怎样在哈罗德·罗宾和约翰·布拉洛之间过渡。我想，天哪，如果我是在写小说，我可以把他们写成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都来自芝加哥。但是我想写实情。
后来我认识的一个人有一个秘书，跟辛纳屈的女儿南希就读于同一个学校。她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故事，关于她去辛纳屈家开的派对的经历。在派对上，她不小心碰掉了壁炉架上的一只石膏做的小鸟。小南希说，哦，不，那是我妈妈的最爱。接着弗兰克·辛纳屈碰掉了另一只。
《巴黎评论》：你最后找到那个允许你使用她的名字的按摩女时，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十点左右，我坐在酒吧里，观察人，然后我非常确定自己看到弗兰克·辛纳屈跟两个金发女郎坐在酒吧的角落里。辛纳屈去打台球，然后我目睹了辛纳屈和一个叫哈尔兰·埃里森的人之间发生的一幕，我把它写在了衬衫纸板上。但我没有记全，我就到埃里森跟前，问他第二天能不能跟他聊聊。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当面跟他聊的时候，我不仅问他每个人都说了什么，还问了他想了什么。我总是会问人们是怎么想的。辛纳屈让你感到惊讶吗？你以前见过他吗？你觉得他要打你吗，或者你想打他吗？
特立斯：我邀请她和她的男朋友，一位医生，一起吃晚饭。我妻子南在做菜，那个医生站起来说，我去跟南一起做。他就去了厨房，而我和那个按摩女坐在外面的客厅里，在那儿聊天。他们在那里非常安静，我能看到那个按摩女有一些不安。好像那个医生跟南相处得很好。最后南出来，说晚饭做好了。晚饭后，我说我要去帮着洗碗。那个医生说，不，不要，我去帮忙。所以南和那个医生又回到厨房，我听到南说，不可以。
特立斯：我在《时尚先生》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说，我想好了你下一篇的主题：辛纳屈。我告诉他我不想写。辛纳屈被写得太多了。我是说，天哪，又一篇写辛纳屈的稿子？但是海耶斯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强势的人，不达目的不罢休。所以我就去了洛杉矶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给辛纳屈的媒体经纪人吉姆·马奥尼打电话。他说弗兰克觉得不太舒服。他感冒了。马奥尼还有其他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对辛纳屈是黑手党成员的朋友这一谣言感到不快。马奥尼说，我们希望你签署一个协议，允许我们先看你的稿子。我说我不能那么做。他说，那我们可能就谈不成了。到了周末，我仍在酒店房间里，马奥尼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他给我打电话。弗兰克怎样了？哦，他不是很好。我说，他还在感冒吗？他说是的，他还在感冒。他又提出了签协议的事情，我又说那不可能。他说，我知道你在见一些人。是的，我在见一些人。你见了弗兰克的一些朋友？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弗兰克的朋友，但是我一直在见人。他问我，这篇稿子你要写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他就把电话挂了。
他在跟她调情。我能看到我的故事因此遇到了问题。接着南和那个医生从厨房出来，他和那个按摩女开始喝酒。医生喝醉了，晕倒在了地板上。他只能在这里过夜，他的女朋友陪着他。第二天早上，南对我说，你逼迫我，逼迫我见他们，最后我做了，但是我不会再卷入你为这本书做的研究了。
《巴黎评论》：你那篇《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经常被单列出来作为“新新闻主义”的经典作品。那个写作任务是怎么来的？
《巴黎评论》：那个按摩女还为这本书跟你谈过话吗？
特立斯：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年被《小姐》杂志发表了。小说编辑给我写了一封很友好的信。但是我再也没有写小说。我认为我可以在非虚构领域做一些其他人没做过的事情。已经有那么多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剧作家和长篇小说家了，但没有很多真正杰出的非虚构作家。我想我宁愿成为一位杰出的非虚构作家。
特立斯：没有，几天后，她说她要退出。她说她要跟医生结婚了。他们结婚了，搬到迈阿密去了。我失去了她这样一个人物。这让我很沮丧，因为她是一个很好的人物。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试过写小说？
《巴黎评论》：南很介意你在写这样一本书吗？你要去按摩院，然后管理一家按摩院，接着又去性聚居地？
非虚构作家是二等公民，是文学的爱丽丝岛[07]。我们进不去。是的，这让我很恼火。
特立斯：不介意。有时我会在“砂岩”——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性开放者隐居地——的舞厅用付费电话打电话给她。我光着身子，上楼，弄些零钱。我会在六点或七点，她下班后给她打电话。我说，哦，我在这里看阿历克斯·卡姆福特医生给一些芭蕾舞演员做口活，或者类似的事情。我开始管理按摩院时，距离她上班的兰登书屋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我会邀请她过去看看，因为我想知道她对我做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她不想去。
特立斯：是的。我有这种感觉。新闻不太受尊重。新闻记者，尤其是我这一代的，不太认真对待他们的工作。我则是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门手艺。这是一种艺术形式。我是在写故事，就跟小说家一样，只不过我用的是真名。如果你把我的书分解成一章章的，每一章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你把《王国和权力》中关于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移民家世》中关于加里波第、《邻人之妻》中关于哈罗德·鲁宾的章节拿出来，它们就可以组成一个短篇小说集。
《巴黎评论》：真的有必要把研究做到这种程度吗？去一两家按摩院是一回事，但是去两年，然后当了一家按摩院的经理？
《巴黎评论》：你感到在跟小说家竞争吗？
特立斯：为了了解这些人，深入他们的头脑中去，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不仅如此，我必须以和他们没有差别的样子在场。我不能看上去像个记者。比如你去“砂岩”时，你要把衣服脱了。第一次对我来说很尴尬，很不自然，尤其是鉴于我的年龄和背景。但是到了第四、第五次，就不尴尬了。之后我住在“砂岩”。从早上到中午、晚上都光着。问题是他们必须要信任我，我也要信任他们。不然我做不成。
特立斯：沃尔夫在他关于“新新闻主义”的书中说我是创立者之一，这让我受宠若惊。但我从来没考虑过“新新闻主义”。我从来没觉得我属于一类做新事情的新人。我想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
《巴黎评论》：但是不是意味着，比如《父辈的荣誉》，要差一些，因为你不能成为一个黑手党，或者犯下谋杀罪？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你属于通常所说的“新新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特立斯：不是的。我认为这没有区别。我参与到了《父辈的荣誉》之中。我跟比尔·博南诺、他的保镖和其他帮派成员一起乘车。我本来会被开枪击中。一九六六年，我开始去北加利福尼亚，去看博南诺。接下来八年，我定期去看他们，有一段时间，我住在他们家里。我一直在冒风险，虽然我没有真的犯罪。
我不会把布雷斯林和亨特·S.汤普森[06]放在这个水平。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在跟布雷斯林竞争。我认为他粗鲁得没有必要。他把粗鲁变成了一种有销路的心智表现形式。汤普森很标新立异。他演奏许多人都懂的音乐，但是我领悟不了。我喜欢他的一些作品，读过他的一些书。我可能见过他两次，我对他没有敌意。近来我在看一部关于汤普森的纪录片，一位朋友向我指出，他的书架上有一本《王国与权力》。所以我决定，我本应该对他有更高评价的。
《大桥》也一样。我从来没有换下过我的三件套西装，但是我戴了一顶安全帽，跟建桥的人一起闲逛。我到过大桥的最高点，在大桥还没建成的时候，我在桥上的人行道上行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地四处走。周末，我去印第安人居留地，以便写关于他们的故事。一个建桥的年轻人经常带我去他在圣卡纳瓦加居留地的家。他结婚了，有年幼的孩子。他父亲住在隔壁，是一位建桥工人，他祖父也做过建桥工人——这个小部落所有人都做过建桥工人。有一次，这个年轻的建桥工人提议让我住在他家，他又提议，我可以跟他姐姐一起睡。她二十七岁，尚未订婚，她愿意顺从这个想法。现在，这个插曲不属于建桥的经历，但它属于我置身于这个群体中的经历，在圣劳伦斯河边，一个混血莫霍克族建筑工人居住地。我不是一个外来者。我也不是他们自己人。我当然也不是钢铁工人或建桥工，但我感觉我能体验他们的世界。
特立斯：我最佩服的是汤姆·沃尔夫。我很早就认识他了，他在《先驱论坛报》、我在《纽约时报》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他经常过来找我吃饭。从风格上说，沃尔夫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一个了不起的记者，一个很棒的作家。
《巴黎评论》：在《邻人之妻》的结尾，你使用了一种不寻常的技巧：你用了第三人称指代你自己。你为什么想有一个叫盖伊·特立斯的人物？
《巴黎评论》：你认为其他作家怎么样？
特立斯：我觉得用“我”会破坏掉语气。那会很刺耳。我还想强调我跟我周围的事物的距离，虽然我在它们之中。我也许是在桑拿间，但我也在桑拿间之外。我一直在想从街对面看过来，或者我在偷听其他人的谈话时是什么样子。作为一个报道者，我是跟环境脱离的。使用第三人称好像是把我写进书里的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我一直是一个观察者。
那时，在六十年代中期，汤姆·沃尔夫和吉米·布雷斯林[05]在《先驱论坛报》过得很开心。他们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希望我能拥有那种自由。按照《纽约时报》的标准，我已经得到了很多自由，但跟他们相比还不够多。我希望有更大的空间，希望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一直超然于所有人之外。现在，我在努力写我跟南的生活，我意识到在五十年的婚姻中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观察者。如果我将要写我正在做的事情，我就会想着怎样写这件事。我可能在打网球，但想着的是描写网球场上的景象。可以说，这是我做人的一大缺点。我从不在某处。全身心地在那里。
特立斯：我不能把自己限制在日常新闻一千两百字的限度里。无论到哪里，我都认为有一些其他人没有讲的故事。比如，当我走进职业运动员的休息室时，我会只听他们聊天，看着那些人的身体。他们跟那些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人待在更衣室里，会问他们在晚上的比赛中表现如何之类的运动员式的问题，但我想，不，这里有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些人之所以吸引人，不是作为表演者，而是因为他们交往的方式。比起那些在浴室里的同性恋男性，他们彼此之间更自由。其他记者根本没有看到这一故事，他们只看到了他们的职业。但由于是日报，我老是要丢下这些故事。我无法深入报道。这是我再也干不了这个工作的真正的原因。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惹起那么大的怒火是你希望的吗？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离开《纽约时报》去了《时尚先生》杂志？
特立斯：当然不是。我希望的是，我把非虚构带到一个没人带到过的领域。我想闯进那个只有小说家有钥匙的小小的私人俱乐部。菲利普·罗斯跟我一样的年纪，约翰·厄普代克跟我一样的年纪。他们可以在小说里写性。我想用非虚构来写它。这是激发我的东西。
它最好非常优秀，因为我的名字在上面。我一直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有这种看法是由于我看到我父亲怎样做西装。我深深地记得，他怎样认真地缝纫，他没挣到多少钱，但是我认为他很地道。那些西装上面有他的名字——纽扣不能第二天就掉下来。它们必须看上去非常棒，要非常合身，要耐穿。他的生意不挣钱，但是从他那儿，我明白了我想成为一个手艺人。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出版后遭到的抨击都是人身攻击，你感到惊讶吗？
特立斯：我那一代其他的记者都会拿回一个编辑分派的任务，半小时后就能写出来。下午的其他时间，他们会读书，或者打牌、在餐厅喝咖啡，我一直很孤单。那些时间内，我不跟他们聊天。我只是想把我的文章写到完美，或者尽可能地写好。所以我反复重写，觉得工作日的每一分钟都要用来提高我的作品。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认为那不仅是新闻报道，第二天就会被跟垃圾一起扔掉的那种东西。我一直有一种未来感。我从来没有在截稿时间两分钟前交过稿。这不容易，我觉得我只有一次机会。我是在为纪实报纸而写作，我相信我做的事情将成为永恒历史的一部分。
特立斯：我很失望，很惊讶。也许感到惊讶很蠢，但我确实惊讶。真正的评论在书出版之前七年就出来了。一九七三年，《纽约》（ New York）杂志发表了一篇人物特写，污蔑我，贬低我。那篇文章叫《跟盖伊·特立斯一起裸体的一夜》，阿隆·莱瑟姆写的。我被描绘成在第五十七街一个按摩院里光着身子四处嬉闹。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名誉扫地。我工作的方式有何骄傲之处成了一个疑问，因为好像我是在用可以报销的钱去体验色情，还称之为研究。南也被拖了进来。更不用说我的女儿们了，她们当时在读研究生。
《巴黎评论》：那时，你跟现在一样写得很慢、很仔细吗？
人们想让我觉得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坏人，一个变态。但我认为我不是。我只是感兴趣，愚蠢地、纯粹地，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对那些能扩大我的界限、扩大我自己特定经历的边界的事情有着无穷的兴趣。
特立斯：一开始，他们都以为我是编的。他们说，我是在写小说。我说，我写的不是小说。我非常谨慎地做到准确。在我当报纸记者的十年间，我从来没犯过一次需要更正的错误。有时我的稿子能发表，有时会被毙掉。但是我想写作，而不是报道。
《巴黎评论》：《邻人之妻》出版时，你的父母还在世吗？
《巴黎评论》：编辑们或者其他记者对你的作品做何反应？这些作品显然在那时的《纽约时报》是不同寻常的报道。
特立斯：是的，但是他们没读过。实际上，甚至有报纸引用他们说了什么什么。他们从来没跟我谈到过这本书。《大洋城先驱报》上有一篇差评，我知道他们读过。对他们来说，这本书是尴尬之源。我对他们说，我可以把我大洋城的房子卖了，他们说，别，别，你应该留着。就这么多。
特立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体育部，但我不想写体育新闻。我想写人。我写了一位失败的拳击手，一位驯马师，还有一个在比赛期间在拳击台上打铃的人。我对小说感兴趣。我想像菲茨杰拉德那样写作。我收集他的著作，他的短篇小说和新闻报道。《冬日梦想》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在写名人，或者话题人物、公众人物。没有人写无名之辈。我知道我不想上头版。在头版，你只能紧贴着新闻。新闻控制着你。我想控制故事。我想挑选普通的采访调派编辑不认可其为报道的题材。我的想法是使用小说家的一些技巧：场景设置、对话，甚至内心独白，如果你对你的人物足够了解的话。我那时在写短篇小说，《纽约时报》没有多少人在写小说。有一次，在纽约大学棒球赛上，我听到一对年轻夫妇情侣吵架式的对话。我把这场对话写了下来，通过他们的所见、所说来讲述比赛的故事。在圣帕特里克节[04]游行时，我写了游行队伍队尾的那个人，一个捧着大号的人，他后面过来的是环卫卡车。我从这位大号演奏者的有利角度来写这场游行。
《巴黎评论》：你的作家朋友们做何反应？
《巴黎评论》：你被提拔成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记者之后发生了什么？
特立斯：美国笔会的人对我很不客气。那些年，女性主义者尤其直言不讳。我要参选笔会主席，有人告诉我，我最好把自己的名字从名单上拿下来，虽然提名委员会把我的名字放了上去。我觉得这非常可笑，因为笔会那些人并不是天主教保龄球联盟的成员。他们本应该是第一修正案绝对主义者，保护写作的自由。这是我的版本的“红字”。我被烙上了罪人的标志。
特立斯：从来没有。我拥有的只是强烈的好奇心。我对其他人有着巨大的兴趣，同样重要的是，我能耐心地跟他们相处。
《巴黎评论》：你做出了什么反应？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有天赋的？
特立斯：我想躲起来。我想写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一种接近美国人的内心的东西：汽车。我想写一个不是我的意大利人。我写的人总有一些我在里面，尤其是在意大利人、迪马乔、辛纳屈那里，所以我想我要写李·艾柯卡，刚被任命的克莱斯勒的总裁，他成了一个显著的全国性人物。有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一直在写一本关于克莱斯勒的书，花了很多时间跟艾柯卡待在一起，在他位于布鲁姆菲尔德山的家中。但是不起作用。我努力想通过写汽车来恢复我的声誉，而不是真的想写汽车。有时你发现你写的人物跟你的生活匹配，有时你发现它们不匹配。就像是谈恋爱。就像你跟一个人约会，最后不欢而散。
特立斯：是的，我对自己不是非常自信，因为没什么人相信我。我总是想到约翰·厄普代克，他对自己非常自信，因为他的母亲说，你是世界上最牛的小混蛋（shit）。你棒极了，棒极了，棒极了——他相信了。大卫·哈伯斯塔姆[03]也是如此——他的母亲对他说，他是世界上最牛的混蛋（shit），他就信了。他有着巨大的自我意识。在他心目中，他就是戴高乐。我母亲从没跟我说，我是最牛的，我父亲也没那样说过。他们都很挑剔。我觉得我要向他们证明点什么。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都从没让我觉得我有天赋。
《巴黎评论》：在我看来，你的职业生涯中有一个不解之谜，就是很多人喜欢和尊重你的作品，但你得到了过多的负面评论。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负面评论会让你感到烦恼吗？
《巴黎评论》：那需要很大的自信。
特立斯：通常负面评论都是在贬低我的技巧。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认为我是在编造。特立斯写道，某某人在想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在想那些？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反复采访了他们。我问，你当时在想什么？所以我能写出来。你必须打好基础，以便你能够问他们，你那时是什么感觉？你要跟他们有足够多的过去。
当送稿员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认识许多同事。尤其是在你很有礼貌的情况下。因为我在店铺里长大，我对他人彬彬有礼——是那种尊敬顾客的态度。所以我走到了梅耶·伯格跟前，他是那时《纽约时报》著名的记者之一，也是一个很出色、很慷慨的人。他说我可以在他的打字机上写这篇东西，然后给他看。我照做了，他很喜欢那篇东西。他拿给他的编辑看，不久就被刊登在了社论版，没有署名。
评论者经常感到困扰的是，我没有对我写的人做出道德评判。不仅《邻人之妻》如此，《父辈的荣誉》也是如此。他们说我对有组织犯罪太心软。我努力像他们看他们自己一样看他们。比尔·博南诺是一个谋杀犯，还有他的父亲，以及那些我在下曼哈顿第一大街跟他们一起厮混的保镖。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有别于那些因为杀人而被政府誉为爱国者的士兵。保护你的同伴们，只是这么回事。
送好报纸之后，有些空余时间，我就回到旧时报大楼，爬上楼梯，直到看见四层有一个开着的门。门后面，一个人站在梯子上，拿着一个像是手风琴的东西。我说，打扰了，我是送稿员，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弄头条。我问他要怎么做。他说，他们给我打电话，把头条读给我听，我把它们打到这个东西上，它会让灯泡以恰当的方式亮起来。他说他已经这样做了二十五年了。我问他，他做的第一个头条是什么，他说，哦，大选之夜，一九二八年。 赫伯特·胡佛击败阿尔·史密斯。我问他，我能不能去拿一个记事本，回来采访他，请他谈一下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一些他写过的著名的头条。他同意了。
我的书和文章也从来没有得过奖。我听说，我有几次角逐普利策奖，但未被选中。我没得过国家图书奖。但除了一两个例外，我不后悔我出版的任何东西。我得到的唯一的奖励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
特立斯：送稿员必须夜里去时报广场，等着夜里晚些时候小报送到，我要把它们送给编辑们，以便他们看到其他报纸在报道什么。一天晚上，我在时报广场等待时，被围着旧时报大楼三面滚动的电子新闻屏幕惊呆了。一万五千只灯泡用五英尺高的字母拼出了那天的头条。我琢磨，它们是怎样做到的？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邻人之妻》出版之后的时期是一个黑暗的时期。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巴黎评论》：那篇写的是什么？
特立斯：我被困住了，一事无成。南去伦敦出差，我没有人可以去倾诉。我发现自己很孤独。所以我就去了罗马。结果我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那段时间，我远离了整个出版界。我对出版人感到厌烦。我对编辑感到厌烦。我对经纪人感到厌烦。我决定在意大利研究我的家族史，那就是《移民家世》的开端。
接待员像看一个疯子一样看着我，但是我穿得仪表堂堂——穿着我父亲做的衣服——所以至少我是一个仪表堂堂的疯子。六个小时后，我就进去见卡特利奇先生了。他问，是什么把你带到纽约来的？我说，哦，我是你表弟的朋友。他说，那会是谁呢，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我说，詹姆斯·平克森。卡特利奇看着我，他面无表情。我想，那个吉米·平克森跟他的亲戚关系太远了，以致卡特利奇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他表弟。但他还是雇用了我，当送稿员。所以我就那么开始了：给人送咖啡和三明治，给他们跑腿。一周半之后，我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稿子。
后来发生了别的事情，让我想离开罗马。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卫·哈伯斯塔姆。我遇到他之后不久，他加入了《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他住到了这里的街对面。我是他婚礼上的伴郎。我们就像兄弟一样。然后在一九八二年，我认识他二十年之后，他打电话跟我说，盖伊，我想写写汽车，我想跟你的朋友艾柯卡谈谈。我说，大卫，我写这个已经写了差不多一年了。他说，是的，这是我写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系列的第三部分。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因为我们不能写同一个主题。我很沮丧。我不想告诉他，我不能确定我想写这本书。我只是感到惊讶，我最好的朋友会进入我已经插了小旗的区域。两周后，他回到纽约，我们在我家里见了一面。南也在，我们吃了晚饭，他讲了他是多么想写这个。我就说，那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就不能再见面，每天都聊我们的工作了。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以为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是他没有。他很坚定。我意识到，他比我更强悍。大卫写了他那本书，叫《大清算》（ The Reckoning）。我没有读过。它让我们的友谊停止了十一年。
特立斯：主要原因是，新闻学好像是最容易的。但我在新闻方面比较大的突破发生于我跟吉米·平克森成为朋友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吉米对我说，要是你想去纽约，你应该去拜访我的表哥特纳·卡特利奇，他是《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所以一九五三年夏天毕业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公交车去纽约。我走进《纽约时报》大楼。那里的接待员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年轻人？我说，我想跟特纳·卡特利奇先生问个好。你预约了吗？没有。他说，哦，卡特利奇先生非常忙。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我认识他的表弟。
《巴黎评论》：那时你有没有碰到过他？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选择新闻作为你的专业？
特立斯：有时我和南会在派对上看到他。我会离他远远的。如果人很多，我能做到。但有时我会撞上他。我会说你好，他也说你好，就这样。我的内心已经碎了。这就像离婚。
我在那里过得很开心，也及格了。我发愁的是要让我的分数不断上升。如果不及格，就会失去缓服兵役的资格。我就会被送到朝鲜战场去。
《巴黎评论》：后来怎么结束的？
特立斯：那是一所我能够进去的学校。我高中时成绩很差，被当地所有大学拒收，等我知道结果，已经是暮夏了。我父亲的一位顾客是医生，阿尔德里奇·克罗，他出生于伯明翰，毕业于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他代我打了一个电话，几周后，我收到了录取函。
特立斯：一九九三年，他打电话给我，说他想送我一个他写我的东西。那是他编的一本最佳体育报道合集的序言，以非常赞赏性的口吻，写到了他对我的尊敬。我意识到，他在努力跟我和好。之后我们决定去看棒球比赛，比赛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一点点地，我们又变得像以前那样亲密，之后更加亲密。他和他妻子简飞往威尔士，参加我女儿帕梅拉的婚礼，我们在伦敦一起过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去北加利福尼亚演讲，我在洛杉矶教课一个星期，所以我提议，他过来，我们在一起待几天。但是他来不了，我就回纽约了。两天后，我得知他在西部一场车祸中丧生。简给我打的电话，我立刻赶过去了。我们谈了一整晚。那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一年。我从没有一个朋友，会让我像喜欢大卫一样喜欢。
《巴黎评论》：你后来怎么去上了阿拉巴马的大学？
《巴黎评论》：你宣布说，你的下一本书将是关于你的婚姻的。你是怎么决定写这个主题的？
特立斯：我读的书是我的教区牧师眼中的垃圾小说。绝妙、下流的弗兰克·耶比——一位来自佐治亚州、住在西班牙的黑人作家。我在上大学时还读了一些《纽约客》作家的书。我就是在那时候偶然间发现了威廉·福克纳、欧文·肖、约翰·奥哈拉和约翰·契弗的书。
特立斯：没有人会蠢到写这个，或者试图写这个。而且，这是唯一的我有资格讲但我还没有讲的故事。我还能做什么别的？我已经把故事都写尽了。我要写我的婚姻故事，写这种关系的亲密、复杂和不和，就好像我是另一个人一样。我就是这样，我想。我想写南嫁给我是多么不容易。为什么这个聪明、成功、经济上独立的女性要跟我在一起生活五十年？她认识出版界所有的人，她去法兰克福书展，参加各种销售会议，她有交际、关联和朋友。她为什么想处于婚姻状态？尤其在《邻人之妻》出版后，她受到文字羞辱，像希拉里·克林顿那样尴尬？谁会跟一个在她头脑正常时不该嫁的人保持婚姻关系？这种婚姻没有理由行得通。我想到那些因为琐屑的事情而离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离婚，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离婚。我要在行将就木之前弄明白这件事。
《巴黎评论》：你小时候读书多吗？
《巴黎评论》：你要怎么为此做研究呢？
我在高中融入不进去。我跟其他学生长得不一样，我也肯定不像他们那样穿麦基诺夹克[02]。我父亲给我做衣服，我穿得太好了。但是这个专栏让我有理由去跟别人交谈。这跟我母亲在服装店跟那些有钱的女性聊天没差别。做新闻报道让我感到，即使我不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也有权去那里。
特立斯：我雇用了几个研究助理，录下了很多个小时对她的采访。
特立斯：大洋城有一个周报叫《圣提诺纪事报》，它的编辑洛林·安杰文偶尔光顾我父亲的店。我上高一的时候决定写短篇小说，我父亲建议我去拜访他。安杰文先生说，我可以写一个叫“高中高光时刻”的专栏，只要我能找到足够多的关于学校活动的新闻填满它。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采访？
《巴黎评论》：你小时候写作吗？
特立斯：我希望录下的是她自己的话，录音上可以证实的，她关于事情的描述。引述的她的话，有录音可以证实，她无法反驳。文字稿。因为我认为在很多爱情关系中，有两个不同的描述。表面上看，南很镇定，她非常平静，没什么是不对的。她说她的婚姻很幸福。我听到她谈及我，我想，她在说的是谁？那不是我！她通常在公开场合对我的性格或者我这个人的描述，会比我本人更惹人喜爱。
我父亲的裁缝业一直没做起来。手艺人是很优秀的，但是在大洋城，没有足够多的人想买手工做的西装。所以我母亲挣钱养家。所有收入都是我母亲卖衣服得来的。她很成功，是因为她有办法让女性谈论她们自己。她的顾客大部分是大个子女性，夏天不去海滩的那种女性。我母亲会给她们衣服试穿，让她们看起来比她们觉得自己有权变成的样子更好看。她不是骗子。她卖得出去，是因为她们信任她、喜欢她，她也喜欢她们。我经常在那里，折衣服盒子、打扫柜台、干杂活。通过偷听，我对镇子有了很多了解。那些女性跟我们聊她们的私事，让我对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概念。
我还查阅了我的日程表和照片，以重现我们在一起的岁月。我保存了她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通常我还会记下我收到那些信件时的背景。我有南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写给我的信，那时我们刚结婚。
在新泽西的大洋城，他在商业街阿斯伯里大道买下了一家老店，开了特立斯小镇商店。在店铺的一头他开了一个裁缝店。在另一头，我妈妈开了一家服装店，她是在布鲁克林公园坡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长大的。在商店楼上我爸妈有一间公寓。
《巴黎评论》：你曾经想象过自己在一段更传统的婚姻中的样子吗？
特立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事实是，我不是在家中，而是在店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他堂兄的学徒，他堂兄是巴黎一位著名的裁缝，他的顾客中有电影明星和政要。我父亲在一九二〇年离开巴黎，乘船来到费城。他讨厌费城，在那里得了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有人建议他搬到海边去。
特立斯：没有。我看不出我能如何那样活个十年。我认为南也做不到。她也过着这种难以理解的生活。我觉得她可以跟很多其他男性而不是我一起生活。比如她的一些作者，她跟他们很亲近。那些关系，以及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有助于维持这种婚姻。
《巴黎评论》：你是对所有你遇到的人都有着同样的兴趣吗？
我了解的唯一的另一种婚姻，是我父母过的那种。它持续了六十多年，令人窒息。我的传统婚姻观是在我生活过的家里形成的。它非常憋闷。他们整个白天一起在店里上班，晚上又一起出去。他们从不吵架。他们全面相容。我母亲爱慕我父亲，我父亲也爱慕她。
最近我在浏览我六十年代的一些旧文件时，发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我刚到洛杉矶的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开始为写弗兰克·辛纳屈做研究。我听到有人敲门。是夜间女服务员。她来把床罩掀开，在枕头上放了一块巧克力。这位服务员非常漂亮，是一个来自危地马拉的健壮瘦削的女子，大约二十二岁，说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穿着一件很好的条纹衬衫。我跟她聊了几句。然后我发现我写到了那些在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工作的女性，其中很多都很漂亮，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每天沉浸于酒店客人奢侈、优越的生活方式之中。所以那时我本来是要写弗兰克·辛纳屈，但是这整场关于酒店房间和女服务员的戏剧，也在这里。
《巴黎评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这是好事。
特立斯：我的意思是，是我的个人观察，白天我见到人、看到事物，在衬衫纸板上做笔记时我的所思所感。夜里我打字时，在普通的打字纸上，我不仅是在处理我的日常研究，也是在处理我那天看到、感受到的东西。作为一位做研究的作家，我在做的事总是与我做这事时的感受混在一起，这些我都会记下来。我一直是任务的一部分。对看过我打出来的笔记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特立斯：我认为不是。我只是觉得无处可逃。如果你进入那样的关系，你没有任何活下来的可能。
《巴黎评论》：你说的观察是什么意思？
《巴黎评论》：南对这本书有何看法？
特立斯：对的，然后到了晚上，我把我的笔记打出来。就是一种日记。但不仅是我的笔记，也是我的观察。
特立斯：某一天她觉得没问题，第二天她又觉得不好。我刚拿到写这本书的合同时，我的编辑找她，问她觉得这个想法行不行。她说她没问题。她说，他想干什么，那是他的决定，但是我觉得他对婚姻一无所知。
《巴黎评论》：所以一整天，你都会在衬衫纸板上写下你的观察？
我记得关于南的一些非常浪漫的事情。我有一辆TR3跑车，是我在一九五八年买的。它是一辆很小的带活动顶篷的车，有一个帆布顶篷。有一次，我开着它去基韦斯特。很长的一段路。回来的路上，我想去看托马斯·沃尔夫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家。我事先不知道，但是这个路线需要经过一座山。我没有加速，但是在山顶上，在一片冰面上，车失控了。我们开始打滑。我觉得车子要冲到路边去了，那有一百多英尺的高度差。我觉得要完蛋了。我看着南，她看着我。她脸上毫无恐慌之色。她一直在做填字游戏，她看上去就像在努力思考某个提示的答案一样平静。
特立斯：没错。我把衬衫纸板剪成四片，然后再把它们的角剪成圆边，以便能够放进我的衣兜里。我在写大纲时，还会用整块衬衫纸板。我从五十年代开始就这么做。
我们越过路肩，掉进了一个泥沟。车子停了，歪向山崖一侧，但是没有翻。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南仍然非常平静地说，你为什么不下车，这样我好跟着你？我打开车门，我们并不着急。接着我们站在路上，挨着冻，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一辆车过来，把我们带下去。那时我知道，这个女人很有性格。她不会惊慌失措。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刚结婚三年。
《巴黎评论》：你说的是干洗后的衬衫里的纸板？
《巴黎评论》：你计划在书中写到其他女性吗？
特立斯：我不用笔记本。我用衬衫纸板。
特立斯：也许会，但人们不明白的是：性没那么重要。它在任何关系中都不是最重要的。婚姻从来不是关于性的，但是在美国的小说中，有那么多短篇和长篇小说把性嬉戏表现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我从来不认为这应该是真实的。
《巴黎评论》：你在写报道时，会用笔记本吗？
婚姻是头等大事。其他的关系让我得以涉足其他我本来不会了解的世界。其他人的生活——那才是性感的东西。它们是第一手的小说。这是友谊的意义所在。
特立斯：也不是。我打字，又重新打。当我觉得差不多了，我才弄到电脑上去。一旦到了屏幕上，我就很少改动了。花费很多时间的是写报道。
《巴黎评论》：你对隐私有什么概念吗？披露关于你的婚姻的全部细节会让你感到不愉快吗？
《巴黎评论》：是因为你花很多时间修改吗？
特立斯：我放弃了我自己的隐私。在这本关于我的婚姻的书中，我想比写《邻人之妻》时走得更远。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因为我没感觉到任何限制。也就是说，我不觉得自己不负责任、不够敏感、受到控制或者鲁莽。至少我不觉得我是那样，但是人们会说，不，你是那样。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我有权利讲一个故事，我也知道我在写什么——我有资格去写。我的视角也许会受到其他人的挑战。我妻子可以写同一个故事，但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它是我的视角。是的，我是超然于它之外的。但是超然不等于缺乏同情。它只是意味着你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一直关注着这个故事。
特立斯：我会花很长时间。鉴于我写了那么久，我出的书相对来说很少。五十五年间，我只写了五本厚书，两本薄的，还有四部文集。不是很多。
《巴黎评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不是那本这些年来你一直准备要写的书？
《巴黎评论》：但是你的书都很长。
特立斯：这个主题我一直研究了五十年。不然我为什么要保存这些文件？我保存了每一片纸，给它们标了日期：照片、我写的信，还有我收到的信，以及关于它们我做的笔记。我保存了我做的每一次采访、我写的每一本书的笔记。
特立斯：不，没有过。
《巴黎评论》：你为什么想保存这些记录——那些衬衫纸板、笔记和文件？你是想着给其他人阅读，还是只是给自己用的？
《巴黎评论》：肯定在一个项目的中间，有几天，当你真正在写的时候，你会写了不止一页。
特立斯：对此我没有想过很多。我只是不想把它们都扔掉。现在对我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痴迷。我不想让人以为我有一种膨胀的自我感，因为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记录者。我想报道所有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认识的人，以及我做过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它跟历史有联系。我有兴趣留下我的印记。我持续记录，为了证明我活着这一事实。
特立斯：哦，是的，我做不到。我想强迫自己慢慢写，因为我不想在纸上写太多。到上午结束，我可能写了一页，我会把它钉在书桌上方。午饭后，大约五点，我会回来再写一个小时左右。
《巴黎评论》：就像T.S.艾略特的诗句，“这些片断我用来支撑我的断垣残壁”[16]？
《巴黎评论》：你从来都不直接用电脑写？
特立斯：此言让我的陈词滥调有了知性的内涵。
特立斯：先是手写。然后我再用打字机。
《巴黎评论》：你会担心人们对你的新书的反应吗？它可能会让你想起关于《邻人之妻》的记忆。
《巴黎评论》：你怎样写作？
特立斯：我不再在意这些了。这是人老了以后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的意思是，他们能把我怎么着？他们算老几？他们算老几？
特立斯：是的。没有门，没有晨昏之别。它以前是一个酒窖。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八十九期，二〇〇九年夏季号）
《巴黎评论》：你喜欢地堡没有窗户吗？
[01]凯蒂·洛芙（Katie Roiphe，1968—），美国作家、记者，著有非虚构作品《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等。
特立斯：没错。我换上宽领结和毛衣。围上围巾。
[02]一种方格厚毛呢双排扣短款外套，以其诞生地、美国城市麦基诺命名。
《巴黎评论》：又换一次衣服？
[03]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34—2007），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关于越南战争的非虚构作品《出类拔萃之辈》等。
特立斯：是的。我穿得就像是要去市中心的办公室或者华尔街或者律所，虽然我要做的只是下楼，去我的地堡。在地堡里有一个小冰箱，我喝橙汁、吃麦芬、喝咖啡。接着我换衣服。
[04]为纪念爱尔兰守护者圣帕特里克而设立的一个传统基督教节日，在每年的3月17日或前一个星期六举行。
《巴黎评论》：以及袖扣？
[05]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1928—2017），美国记者、作家，1986年普利策评论奖获得者。
盖伊·特立斯：通常我在床上跟妻子一起醒来。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吃早饭。所以我从三楼，也就是我们的卧室，走到四楼，我的衣服放在那里。我穿好衣服，就像是要去上班。我会系上领带。
[06]亨特·S.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1937—2005），美国传奇记者、作家，代表作有非虚构作品《惧恨拉斯维加斯》《朗姆酒日记》等。他是《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新闻的艺术”子单元的第一位受访者。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日是怎样开始的？
[07]爱丽丝岛（Ellis Island），位于美国上纽约湾的一个人工岛，曾是美国主要的移民检查站，被视为美国移民的象征。
——凯蒂·洛芙[01]，二〇〇九年
[08]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1935—2006），美国职业拳击手。
有好多个下午，我们坐在他浅褐色客厅的簇绒皮沙发上，一杯又一杯地喝可乐。我立刻看出，他的写作对象一定非常难以抵挡他的魅力和情感强度。他身为记者的一面热切地要去接管一切：他经常纠正或引导我的提问，他认为我原来的问题有时对他来说不够严厉。很多时候，就好像他宁愿由他来采访他自己。当然，是在有人陪伴的情况下。
[09]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1922—1990），美国演员，弗兰克·辛纳屈的第二任妻子。
盖伊·特立斯写在衬衫纸板上的一页笔记
[10]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1932—2013），英国演员，代表作有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等。
特立斯今年七十七岁，占据着一个奇怪的位置：既声名显赫又被人误解。他的创新之处是用源于小说的技巧去写他的报纸和杂志报道，以此赋予它们短篇小说的形态和活力——这种后来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风格，是他五十年代在《纽约时报》当记者时发明的。他凭借在《时尚先生》杂志上发表的精巧文章获得了关注，其中包括《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 （“Frank Sinatra Has a Cold”）——七十年后，这篇文章被编辑选为他们发表过的最佳作品。从那之后，他写了好多本书，包括关于《纽约时报》的《王国与权力》（1969）、关于黑手党的《父辈的荣誉》（1971）、关于他的意大利家族史的《移民家世》（1992），这些书都具有小说的丰富性。他的方法是尽可能地深入人物中去，挖掘一个独特的心灵，以这种方式来捕捉时代精神。特立斯虽然获得了成功，广泛地影响了好几代非虚构作家，但书评人倾向于特别凶狠地攻击他。他最畅销的对七十年代性革命的研究著作《邻人之妻》仍在勾起一些人的反感。一些评论家和女性主义者攻击他，认为他的方法有些不正当，甚至变态——管理一个按摩院，加入一个交换伴侣的隐居地，尽管该书如今被视为一部文化观察的杰作。特立斯恪守他的著作的方式不同于大部分作家：他离开自己的家，住到他的写作对象的世界中去，这是大部分作家做不到的。他的书如此彻底，如此热情地进行研究，以致它们好像是在批评普通记者的方法有些淡漠、克制。
[11]乔治·波尔克奖（George Polk Awards），美国新闻界最重要的年度奖项之一，设立于1949年。
他外表的讲究和正式也被贯彻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特立斯的书桌上摆着一台巨大的电脑，他在那里写作，但那台电脑看上去有几十年历史了；拥有这样的电脑的人，只把电脑当作更方便的打字机，甚至对这种想法也带着犹疑。特立斯不使用互联网。他也没有电子邮箱。在换作别人会发送电子邮件的场合，他则会寄给对方一张用打字机手打的明信片。他书桌上方的墙上是一个白色的泡沫塑料板，上面钉着他写的一页页纸、备忘录或者正在形成的想法。
[12]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1858—1935），美国新闻出版人，《纽约时报》前所有者。他于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并将其一手打造为日后的新闻帝国。
我们每次都是在下午早些时候见面，特立斯从他的地堡出来时，总是穿得非常漂亮。他穿得如此漂亮，以至于陌生人会在街上跟他说话，餐厅里的服务生会乐意为他效劳，比如专门为他找个地方放帽子。特立斯的父亲是一位裁缝，他的母亲开了一家生意很好的服装店，他说关于如何才能让人显得特别，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衣着。他的西装是巴黎一位裁缝做的，这位裁缝的父亲是他父亲的师傅。特立斯告诉我，他有时会在下午去健身，我忍不住想问他穿什么去，但我不想让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定制的西装、背心、口袋方巾、白色领子的彩色衬衫、袖扣——变得模糊或者更加复杂。
[13]指出版于1964年的《大桥：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建造》( The Bridge：The Building of the Verrazano-Narrows Bridge)。韦拉扎诺海峡大桥是位于美国纽约的一座双层悬索桥梁，连接斯塔滕岛和布鲁克林。
桌子上散落的东西中，有一些密保诺牌三明治袋子，里面装满了照片和一丝不苟地打出来的写着名字和日期的标签。地板上散落着更多的照片，他和妻子五十年婚姻中他迷人的妻子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照片。特立斯要写一本关于他的婚姻史的新书，他开始为这本书给照片分类，这一乱象是他的宏大的整理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标志着他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很少有作家像特立斯那样开展透彻、热切的研究，为一本书花上他生命中九年甚至十年的光阴。他对每一天都有记录——他去了哪里，见到了谁，他有怎样的感受。照片会跟那些记录对应起来，放到文件里，按照年份加以整理。就像从文件箱上面的拼贴画就能判断出的那样，他做的记录不只是一箱箱笔记；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14]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政府官员，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由他主持修建。
书房里的书架直抵天花板，书架上摆满了书箱和文件箱。每个箱子上都装饰着精巧的拼贴画：报纸、杂志上的照片、剪下来的字、绘画、漫画。箱子里装着特立斯所有著作和文章的笔记、剪报、大纲和信件。那些拼贴画让纸板箱显得古怪、天真、耀眼，有一种大部分人保存文件时没有的欢欣。
[15]一个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犯罪家族，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主导纽约市有组织犯罪活动的“五大家族”之一。该家族核心头目为约瑟夫·博南诺，后文提及的比尔·博南诺是他的儿子。盖伊·特立斯《父辈的荣誉》主要写的就是这对父子的故事。
要前往盖伊·特立斯的书房，你得先离开他上东区的联栋别墅，走下雅致的旋转楼梯，用另一套钥匙，进入另一个入口，再走下另一段台阶。他口中的地堡，是一个很长很窄的房间，比很多曼哈顿的公寓更大，有浴室、淋浴、厨房、几条长沙发、两张书桌，一张会客桌和一些椅子。但你不会失去处于地下室的感觉。你也会确定无疑地觉得进入了他的头脑之中。
[16]出自《荒原》，此处采用赵萝蕤译文。
◎贝小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