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刚跨过边境，
神不知鬼也未见。
已是明亮的清晨，
很快就过了边境，
克鲁斯提醒朋友
让牲口走在前面，
看一眼身后的村庄，
像土生白人般老练，
就只见两行热泪
偷偷把马群驱赶。
在朋友脸上滚落。
克鲁斯和菲耶罗，
沿着预定的方向，
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那些高乔人便是那些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行将消失的骑手。首先，请看《马丁·菲耶罗》对他们的描述：
钻进茫茫的荒原。
尽管上面这几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一样，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这几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骑手。第一个故事中讲的那个被庄园主雇用的在客店里住了三天还没有朝门外看上一眼的雇工和那个身背两张大弓，一手拿一根用马鬃编成的套索、一手拿一把马刀，差一点要将那个遭受草原铁骑践踏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化为灰烬的骑手，其实是同一个人。这些骑手尽管属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对待城市的态度却有不可磨灭的共同点。了解这些共同点是很有意思的。[2]然而，我们阿根廷人却对之感受到一丝苦味，因为我们通过埃尔南德斯的有关高乔人的作品，会将自己和行将消失的那些骑手等同起来。希腊神话中的那些半人半马怪被塞萨利人战胜的事实，还有牧羊人亚伯死于务农的该隐之手，拿破仑的骑兵在滑铁卢被英国的步兵击溃……这一切都是骑手没落的标志。
卢贡内斯在《吟唱诗人》里，对高乔人也有描写：
下面还有一个经过权威们证实的故事：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他的一位将领说，中原臣民不会打仗，对他们毫无用处，倒不如将他们斩尽杀绝为好。他还建议将所有城市全都焚毁，将这个大得几乎是无边无际的中央帝国变成一个放牧他们的马匹的巨大牧场，因为不这样做，这个帝国便毫无用处；若这样做，这块土地至少还可以得到利用。正当成吉思汗打算这么办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谋士却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谋士对他说，与其焚毁城市倒不如对土地和商品征收赋税。于是，文明得救了，蒙古人终于在他们曾经打算摧毁的城市里定居下来，直到老死。毫无疑问，他们最后一定会对对称的园林艺术和他们曾经蔑视的诗歌艺术和陶瓷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天傍晚，天色像白颈鸽子的翅膀一样暗了下来。他戴着一顶黑色的软帽，身披斗篷（它像一面下半旗的旗帜一样往下耷拉着）。我们见到他骑着马，一溜小跑消失在我们熟悉的小山后。可别认为他这样做是由于害怕。”
“蒙古人攻占北京后，对百姓进行了大屠杀。他们将居民住宅洗劫一空后，便纵火焚毁，破坏持续了一个月。很显然，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知如何管理城市。他们不懂得利用城市来巩固、扩大他们的势力的道理。这里为人文地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证：中间不经某种过渡便立即让来自草原的人们接管具有城市文明的古老国家，结果他们只好进行烧杀。这样做并非出于他们残忍的本性，而是由于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们别无他法，只能这样做。”
另外，在《堂塞贡多·松勃拉》里，我们也能读到：
第二个片段的内容如下：
“我教父的瘦削的身躯在丘陵上出现了。我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在半睡半醒的大草原上缓缓移动着的那个细小的身影。他正要走到山丘的最高处，却又渐渐地消失了。他仿佛自下而上被砍了几刀那样越来越矮小了。我双眼紧盯着那顶黑色软帽，力图将它永远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
“一二一一年开始的成吉思汗反对金朝女真族的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一二二七年），最后由他的继承人加以完成（一二三四年）。拥有机动性很强的骑兵的蒙古人具有将城镇和乡村夷为平地的能力，却不善于攻下被汉族工匠们建造起来的要塞和城堡。此外，他们在中国的内地作战时就像在草原上作战一样，采用了游击战的战术：他们连续不断地向城镇发起进攻，攻下城市后他们便带着战利品撤退。这样一来，汉人便能重新回到城里，重建被焚毁的房屋、楼宇，修复被炸开的城墙，加固防御工事。于是，在这场战争里，蒙古的将领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同一座城市发动进攻。”
在上面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里高乔人的形象。
我要讲的第四个故事也是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一本令人敬仰的书：《草原帝国》（一九三九年）。此书的作者是东方学家格鲁塞。我只要选取第二章的两个片断，便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个故事的大意。其中的第一个片段是这样的：
“骑在马上的人”的形象颇有令人惆怅之感。在匈奴王阿蒂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指挥下的叱咤风云的骑兵曾经摧毁过并建立过巨大的王国，但这一切都昙花一现，骑手建立的功业和他们本人一样转瞬即逝。“文化”一词与种庄稼的农夫有关，“文明”一词则与城市有关，[3]但骑手却像一阵暴风雨，很快就消失了。卡佩勒在《大迁徙中的日耳曼人》（斯图加特，一九三九年）一书中说：“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抑或是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从事农业的民族。”
我要讲述的第三个故事是我们家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一八七○年底，由一名高乔人（人们都叫他“铅弹”）率领的洛佩斯·霍尔丹的军队包围了巴拉那城，利用城防军的一时疏忽，攻入城里。他们纵马在城市的中心广场转了一圈，用手拍着嘴，做出种种揶揄、讥讽的动作，然后，在一片口哨声中扬长而去。对他们来说，战争只是显示他们英武气概的一种游戏，而不是贯彻执行某一战略计划的措施。
[1] 伯顿写道，贝督因人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城市会用手帕或棉花将鼻子捂起来；阿米亚诺说，匈奴人害怕房屋就像害怕坟墓一样。撒克逊人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在五世纪攻入英格兰后，不敢在被他们征服的罗马人建立的城市里居住。他们让这些城市变为废墟后，又为这些废墟大唱挽歌。——原注
第二个故事与上面说的这个故事差别不大。一九○三年，阿巴里西奥·塞拉维亚在乌拉圭起义。故事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人们都担心他的军队会进入蒙得维的亚。当时我父亲正在那里，他便去请教一个亲戚，历史学家路易斯·梅利安·拉菲努尔。后者告诉我父亲，留在城里不会有危险，“因为高乔人害怕城市”。事实果真如此，塞拉维亚的军队绕道而行，没人进入城里。于是，我父亲惊奇地发现，学习历史不但饶有兴味，而且还挺有用处呢。[1]
[2] 众所周知，伊达尔戈、阿斯卡苏比、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和罗西奇都写过不少有关骑手和城市对话的戏谑性的篇章。——原注
乌拉圭的一个庄园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买了一所乡村住宅（我可以肯定，当时他是用了这个词）住了下来。他从罗斯托罗斯关雇来一个驯兽人。此人非常可靠，庄园主非常信任他，只是有些不太开化。庄园主让他住在奥塞附近一家旅店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三天后，庄园主前去看望他，见他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品马黛茶。庄园主问他，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象如何，结果出乎意料，原来这个驯兽人还没有上过街。
[3] 西班牙文“cultura”（文化）一词与“cultivar”（种植）一词属同族词：“ciudad”（城市）则与“civilización”（文明）属同族词。
关于骑手的故事多得很，可以说多得无穷无尽。下面讲的一个故事比较简单；后面的几个故事则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