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窗台上挂了一条白色的手绢，这样奈德就能看到我们一切安好。做完这事后，我也一直站在窗边，直到我能看见他作出的回应：和我一样的白色布条飞扬在他的墙上。我知道他会在自己的房间里愤怒地走来走去，给他宫中所有的朋友们写信，这样一个疫病暴发的灾年等于让那些监禁在塔里的人们遭受不需要宣判的死刑。这里位于伦敦城的中心，四周被恶臭的排水沟所环绕，我们穿的每件衣服和吃的所有东西都来自这个生病的城市，一切东西在送到我们手里之前，已经过了数人之手。
我恐惧地呻吟了一声。想着自己或许会失去两个孩子，我知道那样自己肯定会悲痛而亡。我心里在想，这不就是伊丽莎白所希望的结果吗？她祈祷着我和我的儿子都会死去，这样没人能改正她身上的错误了。我也会像艾米·达德利夫人一样——世人已经忘却了她的牺牲。
我亲自给威廉·塞西尔写了封信，求他把奈德、我和我的孩子们送去伦敦塔外的郊区。我这一生从来都不愿在伦敦度过盛夏，我甚至敢发誓奈德也是如此。只要有人在乡间有间屋子，不论那屋子是奢华还是简陋，我们都不愿在疫情袭来的几个月中住在城里。
露西绷着脸，不满地看着我。失去母亲的悲伤现在包围了她。“你的儿子托马斯和他的乳母睡在一起，”她说，“他身上的襁褓是由我那死去的母亲缝补的。如果你认为瘟疫是经由触摸传递的，那么那些孩子早就染上了。”
我一直在等人给我一个结果，但谁都没有来。我想塞西尔一定已经离开城市，前往他在伯格利漂亮的新房中，又或许他和宫中欢快的人们一起安全地躲在温莎堡里，守卫们看守着城堡与镇子联通的出口，他就这么安全地躲在他们身后。那一台台绞刑架等待着所有前来一探那些少数特权者的人。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还把我忘在了这里，那我又如何才能活过这个夏天呢？伊丽莎白如果秋天回到伦敦，发现我已经与那些因为瘟疫而死的人埋在一起，我的孩子们也都变成了尸体躺在我身边，她心中肯定会高兴不已。
每天，我都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担忧，同样也对伦敦塔内的奈德充满忧虑。“不要来接近我的孩子们，”我焦虑地对罗瑟小姐和露西，同时也对所有从这座疫病笼罩着的城市里过来的任何人说道，“今天由我来照顾他们。把所有泰晤士洗衣房洗过的亚麻布都丢掉，再把房间打扫干净，扫一遍地，在房里焚点香。”
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把窗关上，将自己与河面散发出的危险瘴气隔离开来，还是任由它开着，让闷热的房间变得凉爽些。到了晚上，当孩子们睡去时，我会用披肩裹上自己的头和肩膀，在中尉的花园里散散步。那位新任命的中尉理查德·布朗特爵士代替了可怜的爱德华爵士的职位，由他负责每天从窗口看着我。另有位守卫站在大门口。我感觉非常疲惫，在想这是否是瘟疫的迹象。此刻的我精疲力竭，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之兆，如果之后腹股沟淋巴结有发炎迹象，那我或许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最糟的事情是我们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得了病，有些人又得以幸免于难。如果那一年大家运气不错，那么整条街的人都会幸免于难，只有城中某幢小屋里的人会因瘟疫而死。若是遇上了灾年，那么情况便恰好相反，整条街的人都会死，只有一幢小小屋子里的人可以活下来，他们被死亡围绕，会点上一支蜡烛，并用尽一切能花钱得到的预防手法进行处理。八月的热浪一直持续着，今年是个灾年的情况越来越明显了，而且还将是最严重的一次。每天晚上，教区都会派推车来拖走尸体并将其掩埋，根据他们的报告，或许每周都有一千多人死去。
就在我刚准备转身回屋去时，我听见了一阵撞击声。这并非用以报警的警铃声，而是更为低沉的声音，当中还夹杂有爆裂声，以及人们不停的拍手声。随着这声音越来越近，我可以听见马车车轮嘎吱作响，似乎那是一辆边行边摇铃的马车，它已经进入了大门，在岗哨楼与伦敦塔的仆人们居住的小村庄周围行驶着。钟声一次次地响起，随后我在钟声鸣响的间隙听见有人大声喊道：
那个没良心的女王伊丽莎白把我和孩子留在了这座瘟疫之城的中心，却不敢让自己的健康冒一丝风险。她把自己锁在了温莎城堡的房间里，凡是伦敦来的人，一律不准进宫。她甚至还命人在镇子的边缘造了个绞刑架，把那些胆敢靠近的人通通绞死。一扇大门、一位身高惊人的守门中尉对伊丽莎白而言都不够，她还需要一位绞刑人帮她把门，然而她却把我和我的孩子留在全英格兰疾病最横行的地方。
“快把家中的死者拖出来！快把家中的死者拖出来！”
孩子们身上裹着从染疫的房子里洗出的亚麻布已经大半天了，但我还是犹疑地说：“快去吧，再在走廊和窗户边上焚烧一些药草。”
上帝保佑我们，疫尸车[1]已经驶入了伦敦塔内，那么疫情肯定就暴发在仆人住的地方或者马厩的马倌中间。我用披巾缠住自己的口鼻，飞快地走回房间，并把门闩上，似乎这么做就能将死亡锁在门外。
“我可以把孩子身上的亚麻布都拆下来再洗一次吗？”
我从玛丽那儿得到一张便条，纸张已经被醋浸湿了。有些人在上面喷洒了发酸的酒，希望以此来防止瘟疫附在纸上。
“他们或许已经和王宫的其他人一起离开了城里，”我无助地说，“或许他们和女王一起安全地生活在温莎。”
我们在温莎，不过大家没有忘记你。那些大人们坚持说，你不该在疫病发生的时候还被关在伦敦塔里。他们向伊丽莎白表示，这几乎等同于一场隐藏的死刑判决。记得让他人与你保持距离，除了你自己之外，不要让别人碰触你的孩子们。我相信你再过不了几天就会被释放的。
“我还没有见过我的兄弟，”露西痛苦地说，“他正在服侍诺福克公爵。”
我亲自为孩子们清洗衣物。我在早晨带泰迪出去玩，正午的太阳对像他这样的都铎孩童来说难免太过毒辣，对他苍白的皮肤和古铜色的头发都有害，夜晚的雾气又带着病菌。吃饭用的盘子也是我自己洗的，不过这些水都来自于伦敦塔的水井中，有时我能看见当中有悬浊的杂质，而且我对中尉厨房中出产的晚餐也毫无办法。我的小儿子吸吮着奶妈的乳汁，她也很有可能受到感染。我不确定这是否属实，不过我也不敢立刻把她送走，因为这样他就要挨饿了。露西的身体一直没有出现症状，不过我随时监视着她是否有头晕或者发烧的迹象，并时刻准备请走她。罗瑟小姐给了我一封信，说她的姐姐病了，现在要和她一起去乡村。她对抛下我不管感到很抱歉，但也不敢有所拖延。伦敦城外的村民们正逐渐对任何从城里来的人关上大门，如果她现在没有动身，那就只能和那些逃离疫区的病人一起睡在屋外了。
露西家的门窗都被钉上了，还被画上了红叉。她不能去探望自己的母亲，所有人都被挡在门外。她的母亲只能独自躺在房里的床上，痛苦地扭动着身子。她在孤独的夜里，听凭天意决定自己的生死。露西的母亲清楚自己的命运，她的女儿甚至不能为她递上一罐清水。那些承受瘟疫痛苦的人忍着自己不断升高的体温和肿胀的身体，只能发出痛苦的呻吟，可没人能过来帮他们，只能自己在心中祈祷着死亡的降临。
我看着奈德的窗户，每天都有一面白色的手帕，告诉我他一切都好。我给了守卫一枚银便士，让他告诉奈德我们都没有得病，我们也希望自己能被释放。奈德由此为我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
露西来找我的时候面色苍白，她说自己的母亲病倒了。她就住在伦敦塔外，负责为我清洗衣物。她的母亲腋窝里长了可怕的囊肿，腹股沟里也长着肿块，这都是瘟疫的迹象。露西恐惧得浑身颤抖。“她昨天才洗过你的亚麻布衣物，”她说，“我亲自把它们带过来的，还给孩子们换上了。”她担忧地颤抖着。“求求上帝放过我们，求求他放过夫人。我再也不会那么做了！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母亲的病情！如果孩子们染上了瘟疫该怎么办！”
我的爱不怕瘟疫，不畏太阳炙烤。我的爱永不泯灭，直至自由降临。
领主们要求将奈德、我和我的两个孩子从塔里释放出来，并允许我们住到乡下去。每个夏天，伦敦城内都是一派疫病横行的景象，唯独今年却有着暴发瘟疫的兆头。那些从法国撤回的士兵们不但个个身无分文，吃了败仗，又有不少人得了重病，可根本没有特殊措施来对待他们。他们只得躺在街头苦苦乞讨，又把痰和唾沫啐在露天的排水沟里，沟里的污水缓缓地流过伦敦城中心的每一条街道，有时还会被垃圾给堵上。恰逢炎热干燥的天气，许久都没有吹过一丝微风，也没有雨将这些可能会滋生疫病的污物冲走，没有风将笼罩在街道上空的瘴气吹散。
我让侍卫拿着纸，在上面撒上药粉，读的时候把手伸得直直的。那些话印在了我的心里，读罢，我就把纸给烧了。
天气热得可怕，毒辣的烈阳照在伦敦塔的城墙上，把石块晒得亮闪闪的，而且烫得炙人。护城河成了一汪死水，恶臭不堪，里面满是粪便和垃圾，潮汐并没有将沟中的污物冲洗干净，仅仅是搅起了这堆污物，退潮后仍是老样子，还留下了腐烂的海带和死鱼。每天晚上我都能闻到泰晤士河中散发出的恶臭和腐烂的气息，以及整个伦敦所散发出的冲天臭气。
[1]用以将尸体拖走并加以掩埋或焚化的车。
伦敦 伦敦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