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老人并没有睡着。他总是叹息，呻吟，显出很难受的样子。我好心地问：‘老大爷，你怎么？你要去哪里啊？’”
我们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样谈开了。他向我谈起了他当时在莫札伊斯克附近一个被毁坏了一半的小农舍里过夜。他说：“那晚，农舍里的人们基本上全睡着了的时候。一位老人从外面走进来取暖，他在我身边躺下来。”
“老人告诉我，他听说彼得里斜沃村有一位姑娘被希特勒匪徒绞死了。他不知道其他的详细情况。他只是反复地说：‘马上就要绞死她了，可是她还发表演说……’”
我诚恳地说：“我非常高兴认识你，很早我就想见到你……”
“我马上爬起来赶到彼得里斜沃村。从这天夜里起，我就连续不断地调查了10来天有关这位姑娘的一切详细情况。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人们都用她自报的名字‘丹娘’来称呼她。我仅仅采用了事实进行记叙报道，因为我深信事实的声音一定比记者本人的话更有力，更响亮。”
我紧紧地握住了里多夫的手……我们沿着小道向出口处默默地走去。
我问：“您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我们家呢？”
我记得这个名字：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去彼得里斜沃村将游击队员丹娘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写出来，发表在《真理报》上。
他率直地回答：“我不想给您增添苦恼。”
“我是里多夫。”他自我介绍道。
“你在前线的时间一定很长了吧？”
“是啊。”我很不理解地回答他。
“战争开始的第一小时我就奔向前线了。”他说，“莫斯科人那时候还不知道我们正和德寇打仗！6月22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驻在那里的《真理报》记者……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深思地补充道，又微笑地谈起在疯狂的空袭中他怎样逃避敌人的炮弹，跑进电报局的地下室，那时候那里的人们还递给他前一天从莫斯科给他拍来的一封电报。
他迟疑地问：“你是柳鲍娃·奇莫菲耶夫娜吗？”
“这是一封没有一点儿战争岁月痕迹的电报。编辑部要我写一篇关于准备收获运动的报道。我将电报收藏在口袋里，坐着汽车飞速地向自己的部队驶去。部队当时正在为战斗做防守准备。此时的明斯克，每条街上都被火烧得通红，空袭一直在进行着。”
我常常步行到卓娅的坟地诺伏捷维奇公墓。有一天，在我来到卓娅坟墓的时候，我看见一位约摸35岁，面容开朗，眼神机敏，身材魁梧的军人也在卓娅的坟前。他看见我走近他，就马上转过身来，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看了看他，等他说话。但是他最终没有开口就走开了。当我离开诺伏捷维奇公墓，在回去的一条小路的转角处又遇见了这位军人，这次他向我迎了过来。
当天，他就给《真理报》发去了一篇通讯，但是谈到的是战争。
一种惊恐的疑心紧紧地缠绕着我不放，我拼命地逃避这种恐惧，就像真的能逃避自己的灵魂和逃避我本人似的……我想用睡觉来安慰我恐惧的心。我在街上走着，我想尽力使自己疲惫，但是这种办法对我很难奏效。无论我走过多少条街，走完多少里路，晚上依然是睁着眼睛在床上躺到天亮。
里多夫用很有条理而又简洁的话叙述了他在战场上了解的一切情况。我一边走，一边听着他说话，心中想：真正的朋友不需要时间的长短。有些相识多年的朋友，也许并不真正了解他。但是现在我和里多夫在一起不到一小时，而且他的其他情况我一概不知，可是我了解了他许多。最主要的是他的坦率，忠诚，坚强，镇定。他能掌握自己，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惊慌。我相信他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不用语言，而是用事实，用自己的一切行动教给周围的人们坚强和镇定起来。
舒拉上前线一个月时间了。我一直没等到他的来信。这些日子是我最痛苦、最难熬的日子。我不敢走近信箱，我害怕在它的里边有无情的消息在等待我。以前，我没有这样难过地等待过卓娅。因为在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失去孩子的痛苦。现在我是真正的了解了。
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今天我又要上前线了。等到战争结束后，我一定要写一本很厚的书，一本记叙卓娅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