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在这封喜庆、骄傲的信的下面写道：
“考试终于结束了，妈妈，你要为我高兴，我的成绩考得很理想，技术、射击、战术和军事地形学得分全是‘很好’……”
“收到外祖父的信，他现在孤身一人，而且在生病。”
另外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一个很暖和的下午，我将一大堆需要回答的信拿出来放在窗台上，天空碧蓝，我坐下来望着窗外晴朗无云的长空。突然，我的眼睛被一双宽大温暖有力的手掌蒙住了。
这次的考试是我一生中最关键性的考试。因为国家需要的是一个技术造诣很深的坦克少尉。少尉不是准尉，也不是上士。所以我要尽量发挥我的才能和精神。妈妈，你要理解我，这不是一种虚荣心态，因为我必须尽我的一切力量做我能做的事，为国家多做贡献，成为更有用、有益的人。我忘不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焚烧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农村，残杀我们的妇女和儿童。我更不能忘记卓娅的惨死，我要练好本领，马上上前线为我们的同志报仇。
我心中的感应让我叫出：“舒拉！”
“妈妈，11月1日是我们开始考试的日子。我的学习生活就要终结了。这几天，我睡眠不足，很疲倦，但是我仍努力地工作。因为别人在这里的时间差不多比我多一半。”
他笑着说：“妈妈，我在门口站着看你好久，你一直不动地坐着！你似乎没听见敲门声，也没听见他们为我开门的声音，你什么也没感觉到！”他又用一只手遮住我的眼睛（他认为好像这样我听了他的话，就会感到轻松）说：“明天我上前线。”
我保存着舒拉的100封信。现在，我从第一封信读到最后的一封信，我就看见了孩子是怎样成长的，怎样一步步走向革命战场的。有一天，我收到舒拉的这样一封信：
舒拉成熟了，强壮了，两肩也更宽了，可是他那两只蓝色的眼睛依然闪着童稚般的欢欣和开朗的笑意。
在临近考试的时候，舒拉来信恳求我：“妈妈，你能找一条宽皮带寄给我吗？如果有可能，再帮我找一副武装带。”几天以后又收到他的信，还是：“妈妈，你仔细找找！你想，假如没有一条像样的皮带，我哪里像个军官呢？”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舒拉。那时候的小舒拉，他希望得到的东西，他就像现在一样用这些话来哄我、请求我。
这天晚上，又是我痛苦难过的一夜。我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舒拉，他把一只手放在颊下，睡得很酣。我总看不够。想到这一夜很快就要过去了，心中就很害怕。然而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天很快就亮了，舒拉从床上弹跳起来，很快洗好脸，穿了衣服，马虎地吃完早饭，走近我，用已经习惯了的话对我说：
日子过得很快。舒拉在另一封信中说：“我每天像野兽一样地工作着，很疲惫，觉也睡不好。但是我已经很熟练地掌握了步枪、手榴弹、七星手枪的操作方法。并积极地到射击场练习从坦克里射击目标，我目前的成绩还算合格：从坦克里用炮和机枪射击400米和500米距离的目标，经考核我的成绩是‘好’。我现在能很好地给队长们敬礼了，步伐也走得很标准了。你现在会认不出我来的。”
“妈妈，不要送我。好好保重自己。不要为我担心。”
在第一封信中他写道：“唉，妈妈，我什么都不懂的！连规矩的行列步子我都不会走。今天我又踩了别人的脚后跟。给队长敬礼也不会。这样下去我会没有成绩的。”
我勉强地回答他：“你要永远忠诚……坚强……常来信……多保重。……”
舒拉和他的朋友编在一个班里。他几乎每天给我写信。他玩笑地称呼他们班为“莫斯科第二〇一校第十年级乌里扬诺夫斯克分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