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神看出别人内心藏着的秘密。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像对自己有这样的本领毫不怀疑似的。
“是我打碎的……”
其实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这样对他们说：“这是谁干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神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出色地学到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教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塌鼻梁、脸很胖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了口气说：
……不久之后，却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从我的班里调到另一个班去了，事情是这样的：
“谁打碎的，说？”卓娅下命令似的重复着，“不说，我看眼色也能看得出来。”她十分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
卓娅这孩子很能抑制感情，她绝对不表明和我的母女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奇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她是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生；而我对她来说也是对班上其他人一样的教师。然而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到教室里完全安静下来以后，就忽然大声地喊我：“妈妈！”而且在这种时候，他有意调皮地看着四周。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舒拉的这种举动，总是引起一阵骚动：柳鲍娃·奇莫菲耶夫娜，老师，怎么忽然又是：妈妈！这事使得孩子们很开心，但却影响工作。一个月之后，没办法只好把我的孩子们调到平行的另一个班里，到另一个女教师那里去。
“是谁打碎的？”
卓娅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学校和功课上。放学回家后，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她从来不需要大人的督促。学习，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心里所想的完全是学习的事。每个字母，每个数字，她全都特别认真地写。她拿练习本和书本的时候，总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手里拿着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似的。我们向来给孩子们买课本都是买新的。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认为这事很重要。
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当时我完全无意惩罚肇事的人。我想，要找一个一辈子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这是不可能的，童年时代谁都有过这种事。就拿我的舒拉来说，他打碎过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肇事者能自己主动承认。我先不走进教室，在走廊里停下脚步，考虑着怎么跟孩子们开始谈话。这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他说：“把弄脏了的、零乱的书给了孩子，这是很不好的，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会爱惜它……”
那个男孩讨了个没趣，对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两句损人的话重复了两次，但是已经没有原先那样的神气了，以后他就再也不纠缠卓娅了。
当孩子们准备开始做功课的时候，卓娅总是郑重其事地问：
“我真没想到你是个这么糊涂的人哪。”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我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初几天，有个男孩子总缠着卓娅，用一只脚在她周围跳跃，嘴里一边哼着“卓娅，卓娅，掉进脏水坑里去啦！”他洋洋得意地不停地唱着。卓娅不动声色，默默地听着。当那男孩稍为停了一下，喘一口气的时候，卓娅若无其事地对他说：
起初他很不服气：
我们走进教室时，30个像这样年龄的小孩全体起立欢迎我们。我把卓娅和舒拉安置在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的启蒙老师。那一年我正好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在我的班里。
但是后来他就服从了。在拿课本之前，不用提醒，他就自己洗手了。说实在的，这并不是多余的顾虑：舒拉和孩子们玩过之后回到家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包括两只耳朵都弄得很脏；有时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他怎么弄得这样脏，好像是他先在泥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碎砖头堆里连番地打滚似的……
虽然舒拉还小，但是我们还是决定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上学去了，让他自己留在家里是不行的，再说我和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都有工作，家里也没有人照顾他。
平常孩子们都在饭桌上做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性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老惦记着快快跑到外面找孩子们去。他不时瞟着门，唉声叹气的。
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送他们上学去。他们显得很庄重，神情很专注，可能还有一些胆怯。卓娅用空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放着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文具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那心爱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比他大，书包就由卓娅拿了。再过13天卓娅才满8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6周岁。
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把这些东西煞费心机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一分为二。
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人们一生所记得的日子中最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得那一天。我也记得。那是1931年9月1日。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换上了金黄色的秋装。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像在说着什么神秘的，令人振奋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崭新的生活从这一刻开始了。
“这一半是你的，这一半是我的，”他这样对卓娅宣布着，“你可别过界到我这边来！”
最后，我们来到莫斯科郊区，一所坐落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走进一间不大的屋子：那里有床，桌子，不很宽敞的窗户……看吧，我们总算到家了。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呢？墨水瓶怎么办呢？”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道。
舒拉看到大街上那么多人，显得非常惊讶。他们到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呢？他大声嚷着，无所顾忌，把乘客们都惹笑了。卓娅默不作声，但是她脸上的表情也显得十分着急：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而惊人的城市里的一切看个遍，看个清楚了解个透！
但是舒拉却没被问倒：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简直是对勇敢和好奇的一种考验。我们坐在轰隆作响、铃声不断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高楼大厦，越过华丽的汽车和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孩子们始终把鼻子紧贴着玻璃看着。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现在我领你们看看莫斯科。让咱们看看，它跟白杨村是不是一样？”
“你别捣乱啦！”卓娅严厉地说，同时坚决地把木块从桌子上挪掉。
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向来是不轻易流露感情的，也不常表示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犹豫不前的原因，就上前把他们都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着他们留着短发的头，就好像昨天才跟他们分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可是舒拉觉得老老实实地坐着做功课太枯燥无味了，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做功课变成游戏。这有什么办法！他毕竟还不满7周岁呀。
我们在8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几乎是最先从车厢里跳出来，然后撒腿向父亲那边跑过去，但是，没跑到他身边就停住了脚步：他们毕竟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感到生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