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给她带去的书有盖达尔的《蓝碗》和《鼓手的命运》。
几天过去，卓娅要求我们带些书来给她读。没过多久，医生果然同意我给她带书。能读书了，那时卓娅真的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卓娅虽能阅读了，但说话还感到很费力，而且容易疲倦。
“这是个多么美丽生动的故事呀！看上去那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就是拿起来却放不下！”卓娅对我说着她读《蓝碗》的感受。
确实，卓娅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我和舒拉也很快感到轻松了许多，仿佛在这漫长的日日夜夜里压在我们心头的痛苦忽然得到了解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了无与伦比的极大的倦怠。在卓娅卧病的日子里，我们的疲惫是近年来从未遇到过的。长期来压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的重负似乎是很快消失了，但我们还没有多少气力挺直身躯，长吁一口气。
她的身体恢复得很慢。先是医生让她坐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才许可她下地行走。
卓娅费力地小声地对我说：“别哭，妈妈，你看我不是好些了吗。”
她成了全病房病人的好朋友。有个中年妇女躺在靠近她的病床上，有一次这位妇女对我说：
那天是第一次让我进入卓娅的病房。她直直地躺在病床上，头抬不起来。我靠着她的身边坐下紧握着她的手，禁不住流下了眼泪，自己却还没有觉察出来。
“若是您女儿要离开这儿，我们都会舍不得她，她亲热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是病得最厉害的人，她也会去鼓励她战胜病魔。”
“您怎么啦，怎么啦？一切都很好啊！是我想见见您，没有别的，是想要告诉您一切都十分顺利，用这个很好的消息安慰安慰您。小姑娘很有忍耐性，她不叫喊，不呻吟，非常勇敢，能坚忍地承受一切。”医生这时端详了舒拉一下，憨直地问他：“你也和姐姐一样的是吧？”
给卓娅治病的医生也曾多次地戏言道：
我忙问：“她怎样啦？”我想我的声音一定是充满着恐怖，若不如此，医生怎能这时跑到我跟前说：
“让卓娅做我的女儿吧！柳鲍娃·奇莫菲耶夫娜。”
我立即浑身上下都凉了。
卓娅也很招护士们的喜欢，她们总给她带来好看的图书。医生呢，亲自给她送来报纸。当她病情好转一些的时候，就给同室病友读报。
“一会儿医生出来有话要和您说。”
舒拉和卓娅有好久没见面了。当有一次舒拉被许可走进卓娅病房的时候，卓娅一见弟弟就坐了起来，两颊立即变得绯红。和向来走入不熟识的人群中一样，舒拉的神情也顿时显得手足无措，他扫了卓娅附近的人一眼，脸红红的，额上沁出了汗，他忙掏出手帕去擦，此刻他站在病室中间，有些不知所措。
卓娅病得很重。医生曾给她做脊髓抽取术，无疑这种手术很复杂而又令病人痛苦不堪。一次在这种手术过后，我和舒拉去探视她的病情，护士认真地把我们看了好一阵之后说：
卓娅在叫他：“来，过来呀，在这儿坐吧。给我说说学校的情况好吗，别害羞。”然后她小声告诉他：“没人注意你。”
每天舒拉都要往医院跑许多次，一向愉快开朗的他面容变得愈加忧郁起来。
舒拉用力镇定自己。这时卓娅急切地问：“你快说，学校里怎么样了？”舒拉这时就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本封面印有列宁像的小册子。卓娅在1939年2月也领到过这样一个小本本。
在那些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和舒拉只想一个问题：卓娅还能活下来吗？在她生命濒临危险的时刻，主治卓娅的那位医生，总带着一种忧郁不安的神情和我谈话，我心里说，怕是没有希望了。
卓娅一看就喊起来：“团证！”声音里充满了惊喜，“你入团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苦难的日子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为了让你来个惊喜，事先我没告诉你。你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一天，卓娅正在擦地板。当她把拖布泡进水桶，低下头去的时候，忽然就没有了知觉。我下班回家，看见她不省人事地晕倒在地板上。舒拉几乎是和我同时进屋的，他立即跑出去叫来急救车，把卓娅送到了伯特金医院。医生诊断报告：“脑膜炎。”
舒拉说着，把置身眼前的这个陌生的环境全忘了，于是将大会讨论他入团申请时的一些提问，向姐姐娓娓道来，还有区委会和区委书记和他的谈话：“你是卓娅的弟弟？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别忘了代我向她问好！”
出人意料，1940年的秋天对我们一家竟意味着一段痛苦的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