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只是摆了摆手，没有回答。他把报纸上有关“切留斯金”号船员的每一行字都剪了下来。现在他画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想像之中的“切留斯金”号船员的营地。
“舒拉，你好好想想看！这算是什么幸福呀？人们遭了这样的灾祸，可是你却说这是‘幸福’！”
我们知道，可怕的突然灾祸并没有使“切留斯金”号船员们惊慌失措。他们是勇敢的、坚强的、真正的苏维埃人。谁也没有失望，人人都在工作着，继续进行科学观测。他们在冰上自己办了一份报纸，他们把它命名为《我们不屈服》，真是名副其实。他们用铁桶做成了炉子，用罐头盒做成了炒勺和灯，用残留下来的木板碎片刻成饭勺，帐篷的窗户是玻璃瓶做的——他们的创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以应付一切。为了辟出飞机场，他们用自己的背背走了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净了，明天到处又出现了冰岭，前一天辛苦顽强劳动的成果，一点儿痕迹也不存在了。但是“切留斯金”号船员们坚信救援总会来到的：在苏维埃国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会看着人遭难而不管。
“为什么他们就这么幸福呀？他们可是什么都还不懂啊！一个还不满两岁，另外一个女孩子还完全用尿布裹着哪。要是让我去那该有多好啊！”
就在3月初（“正好赶上妇女节！”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卓娅喊着说），梁皮杰夫斯基的飞机降落在冰块上，还将妇女和儿童送到陆地上来了。“梁皮杰夫斯基真了不起！”我不断地听到这样的话。
在冰上共有104人，其中两个是小孩。舒拉就像发狂似地羡慕这两个孩子。
卓娅和舒拉一提起莫洛科夫的名字，就表现出崇敬的心情。确实，只要想起这个出色的飞行员所做的事情，谁都会感到震惊。为了尽快救援“切留斯金”号的船员们，他在飞机的两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伞用的篮子，把人就装在篮子里往回运。他一天里飞几个来回。他一个人从冰上运回了39个人！
我想，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国找不到一个人不为“切留斯金”号船员的命运担心，不屏息着呼吸注视着他们的命运。而卓娅和舒拉则是完全地被这件事吞没了。我可以不用收听广播，也不用读报，孩子们知道事情的一切细枝末节，他们连续几小时热烈地、担忧地讨论着这件事：“切留斯金”号船员现在做什么呢？他们情绪好吗？他们在想什么呀？他们不害怕吗？
“要是能见见他就好了！”舒拉向往地说。
电台和报纸很快又报道了另一条消息：党和政府已经成立了“切留斯金”号船员援救委员会。全国都立即参加了这一援救工作：火速地修理了破冰船，飞艇，飞橇，作好了出发的准备。在北方岬，在乌尔连，在普罗维杰尼亚海湾等地，都有飞机准备飞往遇险地点。犬橇从乌尔连出发了，“克拉辛”号横越大洋，环绕世界向出事地点驶去，“斯摩陵斯克”号和“斯大林格勒”号轮船都开到了从来没有任何轮船在冬季里到过的北纬度，还把飞机运到了奥留托尔斯基岬。
政府委员会还从堪察加和海参崴派出了救援“切留斯金”号船员的飞机。但是这个时候也有消息说，营地周围的冰有很多地方破裂了，形成了冰洞，出现了新的大裂缝，冰块在移动着，漂浮着。在把妇女和小孩运走后的那一天夜里，他们住过的板棚倒塌了，幸亏梁皮杰夫斯基的飞机及时赶到把他们运走了！
在这两个小时之内，人们把够两个月用的食物、帐篷、睡袋，一架飞机和无线电台都搬到冰上去了。他们根据星辰的位置，确定了所在的地点，就用无线电台和秋科特沿海的北极电台取得了联系，并且马上开始架设帐篷、厨房、信号塔……
不久又遇到了新的灾祸：冰浪把厨房冲走了，破坏了飞机场，当时机场上正停放着斯列帕涅夫的飞机。危险迫在眉睫，而且险情每一天、每一瞬间都在变得更加严重。春天的脚步无法阻挡。舒拉简直恨透了那些暖和的日子。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舒拉没有说错，这件事全国都已经知道了。2月13日，（“你看，难怪人们都说：13是个不幸的数字！”舒拉痛心地说。）北极的冰把轮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冲击力撞破了左舷，两个小时之后“切留斯金”号就沉没了。
“又是这个太阳！又从房顶上滴下水来！”他愤慨地说着。
“全救下船了。也就是下到冰上来了。只有一个人掉到水里……”
但是留在冰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最后，在4月13日，冰块上已经空无一人了！
“船上的人呢？”
“怎么样，13是个不幸的数字吗？真是不幸的吗，啊？”卓娅胜利地向舒拉喊着。
“它被挤破了！冰把它撞坏了！”
“嗨，现在我总算透过气来啦！”舒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
我相信：要是换了他们自己被从冰上救出来，他们也不会比这更快乐。
头发蓬乱、心急火燎的舒拉刚一踏进门坎就喊道：“妈妈，‘切留斯金’哪！轮船，你记得吧？你还给我讲过来着。我现在自己听说了！……”
两个月牵肠挂肚的期待总算结束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居住在陆地上的人们，都曾经为留在冰上的每个人的生命而焦虑不安呀。
我怎么也没想到“切留斯金”很快就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报纸上并不经常报道这一次远征，也许是有些报道我没看到。只是有一次舒拉跑着向我传来一个消息，这消息却是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
我读过很多有关北极探险的书籍。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对北方非常感兴趣，他有不少关于北极的书，有小说，有传记。我从童年时代读过的书里知道，如果小说里叙述的是在冰上迷路的人们，常常是把他们描写得怎样的凶狠，互相猜疑，甚至仇恨，有时甚至变得像野兽一样，为了首先救活自己，为了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惜牺牲不久以前还是朋友的旅伴的生命。
“还有滑雪板！”舒拉有些不适时地插嘴说：“对了，纳尔塔7是一种雪橇，是吧？还有各种科学仪器。多好的装备啊！……噢，多少枪支呀！他们要打白熊和海豹呢。”
我的孩子们和所有的苏维埃孩子们，他们的头脑是不会被这种思想侵袭的。惟一可能的，他们惟一可能有的想法只能是：落难在冰上的100多个“切留斯金”号船员们怎样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他们的勇敢和坚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心爱护。只能是这样，不可能有其他！
“你看他们有多少东西呀：各种各样的皮衣，有睡袋——也是皮子做的，有煤，有汽油，还有煤油……”
6月中旬，莫斯科欢迎了“切留斯金”号的船员们。天空很阴沉，但是我却觉得，从来没有过比这更明朗、更灿烂的日子！
“也不会受冻。”卓娅从我肩膀后面看着报纸插嘴说。
孩子们一大清早就把我拉到了高尔基大街。好像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到这里来了：在人行道上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飞机在空中盘旋着，到处张贴着“切留斯金”号英雄船员们和他们的救护者——飞行员们的画像，在建筑物的墙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橱窗里，人们都看到这些已经变得很熟悉了的亲近了的画像。到处是写在红色的和蓝色的绸子上的热烈欢迎的标语，再就是鲜花、鲜花，看不完的鲜花。
“你自己看看：船上有26头活牛，4只小猪崽；还有新鲜马铃薯和蔬菜。海员们在路上一定不会挨饿了。”
忽然，在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出现了汽车。在第一秒钟里你无法猜到这是汽车：越来越近的是飞过来的花园，带着轮子的鲜艳的大花坛在向前移动着！它们向红场驶去。在成堆的鲜花，巨大的花束和玫瑰花中间勉强能辨认出欢笑着的、兴高采烈的脸孔和欢迎的招手。人们从人行道上，从窗户里，从阳台上，从屋顶上掷下无数的鲜花，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像天空中飞翔着的大蝴蝶一样，飘荡着落到地上，铺满了柏油马路。
“什——么？什么牛啊？”
“妈妈……妈妈……妈妈……”舒拉像念咒似的不断地重复着。
“你记得谢多夫在临出发前是怎么说的：‘怎能带着这样的装备去北极呢！我们应该有80条狗，现在只有20条，衣服已经穿破了，粮食又太少……’你记得吗？……现在你看，一只破冰船要出发到北极去了。船上什么没有啊！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忘记带：他们全部想到了，从针到牛。”
一个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肤的大汉把他举起来放在他结实的、宽阔的肩膀上，舒拉从那上面欢叫着，似乎叫得比谁都响亮。
“记得。”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卓娅喘息着。我想，这是所有的人在这一分钟里在心里或从嘴里说出来的话。
“舒拉，爸爸给你讲过谢多夫探险队的事，你还记得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