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来了。我们拥抱、亲吻，然后又拥抱了一下，告别。她走之后，虽然我无法证明宇宙有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对我来说，周围的一切分解成了模糊的色块，色块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
胸口传来灼烧的疼痛。首先，艾米认为我的感情是一种活着的比喻，其次这种感情已经是过去式了，我太过震惊，没有继续争辩，我也不会为爱情辩护，爱不需要解释。可是我知道什么呢？也许艾米是对的。不管怎么样，我除了放手也没有什么可做的。我可不是要妨碍她和她的未来。
一滴。又一滴。雨越下越急，砸在水泥地面上发出肃穆的声音，曼哈顿渐渐褪去了水雾面具，露出了跳动的心脏。妈妈给我买的外衣湿透了，缩水后衣服变紧了，本来衣服就不大，她还没有完全习惯我已经是超过一米八的成年人，不再比同龄人矮小了。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没有比同龄人发育慢这回事了。
“不是说你没有爱过我，”她解释，“但是我认为你真正想要的是感受到活着，你对我的爱只是活着的比喻。”
窗内的人群纷纷落座，但是我宁愿在外面淋雨也不想加入他们。我原地挪了几下，把身体的重量换到右腿。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曾经摔断的地方还是会疼。我告诉自己是下雨的缘故，但其实是心理原因。与此同时，我身后的河水涨潮了。
她是认真的吗？“你在说什么？”
我出国了。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不想回学校了，主要是不想在校园里碰见艾米。开学前我开车去学校咨询办理转学，见到一位身材娇小、年长的负责人，她的眉毛上挑，好像时刻质疑着什么。当我问她怎么转学的时候，她镇静地放下手中的钢笔，双手交叠支着下巴看着我。
艾米拉着我的袖子说：“还有，我也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为什么要转学？”她问。
“你懂我的意思。”她说，可是我不懂。还有什么能够比我们之间拥有的更加真实？我这一生中已经很久没有活得这么真实了。
“我只是不想待在这里。”
“我们难道没有享受生活吗？”
她笑容友善地摇摇头，好像不止一次听过这样的话。
“我们马上就要大四了，”她说，“进入社会前还有一年，我想好好享受剩下的最后一年。”
“你学了什么外语？”她问。
“那为什么结束？”我问她。
“西班牙语。”虽然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需要给她一个答案。
“艾略特，跟你在一起非常美好。”我们站在艾米的寝室门外，她在等出租车接她去机场。学期末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校园去过暑假，艾米则要永远地离开我了。
“你不需要转学，”她说，“去西班牙吧。”
直到她决定抽身离开。
就这样，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去了巴塞罗那。学校负责人认为出国能够治愈心碎，她是对的。当然不是马上见效。虽然寄宿家庭和同学都很亲切友好，但我还是常常迷失在歌德区迷宫一样的街道里，脑子里想的全都是艾米。不过终于，我偶遇了这次旅行的意义。
其实爱情让所有事都变得更多了。更强壮、勇敢。从自我的牢笼中解脱，成为彼此的人质——你为了她，她为了你。你觉得自己无所畏惧，一身轻松，准备好应对外面的一切。世界仿佛变大了，你不仅多了一个观察视角，而且开始注意到过去视而不见的细节：她弹吉他时灵动的手指，坚定有力的心跳（甚至当她在身边入睡之后仍然可以感觉到）。宇宙不再是画布上模糊的一堆色块，而是点画派的杰作，揭示出清晰完整的事实，让存在变得可能，变得有意义。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另一个人和你一起经历着你所经历的一切，感受你所感受的一切。
高低不平的鹅卵石地面上有一张小桌子，三个年轻的外国人正围着桌子热切地辩论着什么。我从外表和穿着判断他们是外国人，不过后来才确认了。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赫伯塔靠在桌子旁，她的西班牙语水平跟我差不多，一边说话一边用手不停地比划。韩国男生钟夏咧着嘴笑，对着她翻了个白眼摇摇头。智利男生文森特会说流利的西班牙语，外表看上去跟本地人没什么区别，他斜躺着，双脚搭在旁边的椅子上。他看见我之后，收起双腿站了起来。
我一拳打在迪恩腹部，他疼得蜷缩在地上。他倒是没惹更多的事，在艾米和我父母出现之前，默默起身整理好自己。我和迪恩从来没有打过架，这一拳对谁来说都很意外，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提起过。我猜爱情会让人变得更有保护欲。
“有个学者来了，”他说，“问他。”
“她很性感，”迪恩说，“你们睡过了吗？”
赫伯塔看了我一眼，问文森特：“他去过斯洛伐克吗？”
我甚至带艾米回家见了我父母。我不确定为什么，也许我想这是早晚的事吧。我想跟父母分享我和艾米之间的感情，即便这只是一次客套的拜访。爱让人变得慷慨大方。迪恩意外出现，我也不介意。他大学毕业后去了纽约，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销售总监。迪恩和艾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他们相处得还算融洽。可是只剩下我和迪恩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现出了原形。
“我不知道，”文森特回答，一脸期待地看着我，“你去过斯洛伐克吗？”
我们形影不离，沉迷于塞满了彼此间零碎空隙的东西。艾米为我写诗歌，我为她翻录混音专辑，在我的寝室准备烛光晚餐。我们用做爱代替吃饭，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十个小时，好奇为什么没有了食欲。她寒假回家的时候我每天都写信。她回来的那晚，我站在雪地里朝她的窗户扔小石子，完全不在乎外面冰天雪地的低温。当她的笑容出现在窗户前，只是一次喘息的时间整扇窗户都因为热气变白了。我等着她下楼开门，抬头望着天上的星星，觉得自己是它们当中的一员。
“没去过。”我回答。
我立刻爱上了她。
“克罗地亚呢？”赫伯塔又问，“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我摇头。赫伯塔夸张地挥了一下手，告诉其他人：“他没有资格做独立裁判。”
如果你第一眼只看到艾米的外表，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你。但是慢慢了解她之后，你就会发现，她真诚善良，很有智慧——当然了，是别人的智慧，但大部分智慧不都是学来的——是一个从外表到内心都很出色的人。
“胡说，”钟夏说，“他肯定知道什么事，问问他。”
艾米点头。“有道理，”她说，“我可不是要妨碍你和你的未来，”她玩笑中带着真诚的关心，“不过要记得格雷福斯说过，如果诗歌无法赚钱，那么钱也买不来诗歌。”
虽然他们的讨论听上去似乎很严肃，但我从他们的表情和漫不经心地放在桌子上的空酒杯判断这只是个游戏。在这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酒吧嘈杂的声音马上就要响起了，但三位闹中取静的辩手似乎没有结束对战的意思。
“我爸说将来容易找工作。”这只是一部分原因。分享自己的梦想要小心，我的经验之谈。
“你们要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转专业？”艾米问我。
“好吧，”赫伯塔夸张地叹了口气，她的嘴唇咧开一抹微笑，“吸血鬼做爱吗？”
“我转到了经23。”经济学简称。
我不知道，我们也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谈话一直进行到了第二天日出，桌子上又多了几个空酒瓶。当我坐在最后一个空位子上的时候，这个小小的聚会有了圆满的感觉。其他人跟我一样，来西班牙学习一年。他们几周前才刚刚认识，但我们好像是认识了几十年的老友一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开始逃课，不眠不休地跑到兰布拉大道加入他们，其实已经不是我加入他们或者他们加入我，因为“我”很快就变成了“我们”。
她笑了。“那可是我先说的，”她玩笑道，但是看得出是真诚在问我，“你去哪儿了？”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巴塞罗那的咖啡馆里谈天说地，开怀大笑，偶尔还会去其他的城市探险。有时候我们想进行室外活动，就偷偷溜进奥林匹克运动场，在巨大的赛道上比赛。赫伯塔最喜欢的项目是螃蟹走十米之后选择：1.干杯，2.说一个秘密，3.脱一件衣服。
我点点头，假装咳嗽一声清清喉咙。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回答她，但是一时情急想不出来该说什么，于是无脑地重复：“我放弃了诗歌。”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探讨自己的人生哲学：存在主义的合理性，有没有不同大小的无极限，吃了哪道凉菜放的屁最臭，等等。我们事无巨细，都怀着极大的热情认真思考。我们观察、舞蹈、大笑和歌唱，文森特说我们像惠特曼一样，用自己的肉身作诗。“四角诗人”是我们的队名，不过我们谁都没写过诗，世界也没有四个角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四个来自远方的陌生人。
“你没事吧？”她摸着我的肩膀问。
我们一直故意忽略这个事实，但是大家早晚都得离开巴塞罗那。学年结束了，房东略显忧伤地嘱咐我要保持联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觉得离开不可思议。
我抬起头，眨眨眼。当我看清是谁之后，又眨眨眼，不太确信自己看到的。我从来都是远远地欣赏艾米，但是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她非常漂亮，她有让人语塞的美丽，能够一瞬间抓住别人的注意力。比如我，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像是被呛到了一样。
“为什么？”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留下呢？”
“你放弃了诗歌。”
这个提议引起大家的共鸣。“难道我们不快乐吗？”我们说，“这对我们来说不就是家吗？我们会找到工作，租一间公寓，移民到西班牙，一起住在这里。这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留下？”
因此，我努力学习，保持良好的成绩。无数个夜晚我都泡在图书馆，把自己埋在成堆的书籍当中，艾米就是在书山之间的小桌子前找到我的。
短暂的沉默之后，有人说是因为钱，有人说签证、机票还有家人的期待。可是这些原因不是明确答复，也不是绝对理由，不能解释为什么生活必须是这个样子。即便如此不舍，我们还是没有留下。大家整理好行装，各自登上飞机，向现实屈服，回到了来时的角落。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瑞秋离开的时候没有笑声，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任何争执。我默默地回到了混日子的状态。最终，高中也过去了，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大学，生活陷入了喝酒和熬夜的循环中，网球队的训练也变得漫不经心。我稍稍考虑了文学之后，决定主修经济，主要因为这是爸爸的愿望，还有，我对将来创业、经营咨询业务还抱有一丝希望。
我们再次变成了我。
雾渐渐变浓、下沉，好像要把曼哈顿沉进海里。大厦里孤独的灯光似乎在闪烁，我害怕里面一旦有任何动静它会瞬间熄灭。人群来回走动，椅子围成一个圆圈摆好，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小心翼翼地相互问候。大部分人都闷闷不乐，但不是所有人。有个人甚至在大笑，不是礼貌的嬉笑，而是开怀大笑。我很好奇，因为这是一个自杀干预互助小组。
空气中没有一丝风。雨滴重重击打着纽约，像是拳头一样砸在身上，身上的灰色薄外套仿佛被雨水剥离，自己赤裸地暴露在雨中，我不想进去面对一圈陌生人，反而觉得身后的河水更亲切和安全。
“小艾略特，”她说，“还有其他的男孩需要被带坏。”
一颗心破碎前能够承受多少次打击？失去艾米是第一击，失去诗人朋友是第二击，失业、搬去跟父母住也算……棒球也早就放弃了。我不知道人一生中能承受多少下，也许是无限的，也许某个时候开始人们就不再尝试了。
甚至拍拍我的头。爱情和情爱方面我总是比她慢一拍，所以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她其实是说不管我们之前是什么关系，今后我们要分开了。
我没有跟家人提起过心脏的疼痛，而是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我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这件事上，大家都认为这是我“忧郁”（妈妈的原话是“消沉”）的原因。大学最后一年出国对于找工作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事实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经济不景气，前途渺茫，有没有文凭都差不多。我考虑过开始自己的咨询业务，但是家人们不是很支持。爸爸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迪恩在他的会计事务所帮我找了一份入门级的工作，妈妈给我买了一套面试穿的西装。
她哈哈大笑。
工作日，我告诉妈妈去面试，然后穿着正装坐地铁去纽约，但其实我只是在中央公园散步，一直到晚上坐火车回家。这天下午，我坐在椅子上，盯着《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雕像看，心想自己宁愿变成爱丽丝身边的一朵黄铜蘑菇，突然，我注意到了“疯帽子”的帽子侧面贴着一张传单，那是一张自杀干预小组的邀请函，也就是现在亮着灯的窗户里正在举行的集会。
我没想到自己会爱上一个非常乐意把胸部放在男朋友脸上的女孩，但是瑞秋就是这样的人，她充满自信、风趣幽默而且非常性感。那个学年我满脑子只想着一件事，就是单独和她待在一起，就算她不挑明我们之间是男女朋友关系我也不介意。当她毕业的时候，我向她保证我们暑假还可以待在一起，开学之后我会去大学看她、按时写信。
我想自己可能无法接受。身后河水低沉的呼唤变得越来越诱人。如果我转身面向河流，窗户里的人会永远从我面前消失。我还是转身了。
我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瑞秋，她比我高一级，所以叫我小艾略特。当时我不但外形看上去显得比同龄人小，想法也很幼稚，我不懂她说想要带坏我是什么意思，直到有一次参加聚会，她在衣橱间褪掉我的裤子，让我进入她身体之后才明白。她的身体不停撞击我的，尖细的声音逐渐变成越来越大的呻吟。我一直担心有人会听见，或者进来刚好撞见我们，突然我觉得下体好像爆开，大脑液化成一片空白。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感觉棒极了。我瞬间爱上了她。
这时，一辆黄色出租车突然出现在路边，车轮擦过湿透的沥青地面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车缓缓停下，车头灯的光束扫过我的膝盖，后门猛地弹开，一个年轻女人一步跨进了雨中，用一个大大的笔记本遮住头。她关上车门，冲向大楼，咔嗒咔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走过我身边时突然停住，从她的临时雨具下面打量着我。
当人生艰难的部分过去了之后，你要么高飞，要么漫无目的地随波逐流，随便怎么比喻。我在混日子。初中糊里糊涂过了，高中差不多，不过也不是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发生。如果你想，生活中总是有什么事可做。上课，做作业，还有运动。我的棒球运动生涯夭折之后，转向了网球，加入了校队。我交了一些朋友，也有女朋友，至少可以说有过一个女朋友。
“你的雨伞怎么了？”她问。
这些年，其他事也被埋葬了，我没再踏进过森林里一步，石圈被遗忘了。我放弃问妈妈要回永恒之境的书，我猜测书已经丢了，慢慢地，我甚至开始怀疑它是否存在过。艾瑟尔也搬走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让我很意外。她看上去在叔叔家过得还算不错，我以为她很享受夏夜在后门的走廊观察萤火虫，以及，跟我谈话。她也没有道别，我猜是妈妈不准的。我不想忘了艾瑟尔，于是试图画下她的脸，但是一点也不像。其实，就算我照着艾瑟尔画也画不出来，她的样子早就消失在记忆里了。我把画纸揉成一团扔了，心想这样最好。
我低头看见手里攥着一把合着的雨伞，我忘了自己带着伞。
除此之外，当时我只是一个想象力异常丰富的十岁小孩，相信一个怪物救了在大西洋里溺水的妈妈，而这个被救的妈妈带着我去看心理医生，发现我有自杀倾向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压抑所有的事，用无数的否认一层一层盖住，置之不理，任凭时间冲刷。只不过多年之后它还在那里。
她似乎被我的反应逗笑了，黑色的眼睛闪着光，表情有些困惑。她放下笔记本，雨水很快浸湿了她的灰色外套，黑色的短发贴着头皮。这一刻，她站在雨中，淋着雨微笑着，然后望向亮着灯的窗口。
他哄骗了我，这毋庸置疑。他说了几句好听的话，让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值得信任，当我放松警惕吐露心声之后，又换了一套说辞：真相有明确的界限，而我站在了错误的一边。行吧，我猜这正是妈妈付钱给他的原因。被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但更让人难受的是我轻易就相信了他。他直接坦荡地询问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就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谁会随便问你想不想消失？这是看心理医生的常规问题吗？还是他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难道他真的可以看到我内心真实的想法？他看到了值得警惕的东西。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他的诊断。
“对了，”她说，“我们进去吧。”
11月的一天，纽约下着小雨，有些潮湿，一层薄雾萦绕在清冷的空气中，暮色逐渐加深。曼哈顿下东区，一栋旧楼坐落在东河边，整座楼只有大门边的一扇窗户亮着灯，其他都是灰暗的空白。我站在大楼与河流之间，面对着灯光，但是能够听得到身后暗流涌动。我二十二岁了。此刻，我正在想那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