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眼睛稍微适应黑暗之后，我看见从床上起来一个人影。然后有人轻轻笑了两声。那人理了理头发，幽暗之中两只卵石般灰白的眼睛注视着我。蒂蒂背靠在枕头上，绿色的纯毛睡袍下大腿光溜溜的。她望着我，脸上带了一丝嘲弄的微笑。一星香烟的火光从她右手指间亮起。
在贝尔沙兹，甚至在贝尔沙兹，门也是装了锁的，只是病人没有钥匙。门关上了，意味着屋主不想受人打扰，这就像把门锁上一样，受到尊重。一般人把门敲上一下，再敲一下，便会走开。等我站在黑洞洞的、充满麝香气味的房间里，因为陡然从明亮的走廊走了进去，眼前一片昏黑时，我才想起这个规矩来。
“我只是想……”我说。
那天上午，我叩过蒂蒂的房门，想借些二段曲式的乐谱。我等了几分钟，没人回答，我想蒂蒂准是出去了，我可以自己动手到柜子里去拿乐谱，于是推开门，走了进去。
“我知道，”蒂蒂说，“乐谱。”
我眼前浮现出威拉德夫人的形象，混色花呢套装，实用耐穿的鞋子，还有她那些充满智慧与母性的箴言。威拉德先生是她的小孩子，他的嗓音尖利清脆，就像个小孩子。琼和威拉德夫人。琼……和威拉德夫人……
“你好，埃斯特，”琼说，她那腔调令我几欲作呕，“等等我，埃斯特，我来给你弹低音部吧。”
琼撅起嘴说：“我喜欢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女性。我看她就跟我亲妈一样。”
而现在，琼大胆地说：“我一直不太喜欢巴迪·威拉德。他以为他什么都懂。他以为他了解关于女人的一切……”
“他妈妈？”
我看着琼。尽管我感到肉麻，尽管我对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琼却使我着迷。这就好像观察一个火星人或者一只背上瘤子特别多的癞蛤蟆。她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她的情感也不是我的情感，然而我们却是如此相近，她的思想和情感似乎是我的思想和情感的一个歪斜的黑影。
“让，”琼喘息着说，“也许他会带上他妈妈。我会请求他带上他妈妈……”
有时候我真纳闷，不知琼是不是我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有时候我又思忖，在我以后人生的每一次危机中，不知她会不会继续突然冒出来，提醒我，我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并且在我眼皮底下，经历她自己的与我的情形相似的危机。
一开始我想，让巴迪到精神病院来看我可不行，他到这儿来只会跟其他大夫拉拉扯扯，洋洋得意。可是后来我觉得，让他来医院将是我迈出的重要一步：告诉他他是个怎样的人；宣布跟他断绝关系，尽管我没有爱上别人；告诉他我并没有爱上什么同声传译，没爱上任何人，我不再和他来往，只是因为他不合心意。“你呢，让他来吗？”
“我真不明白女人在女人身上能发现什么，”那天中午在跟诺兰大夫的谈话中我曾经问她，“什么东西在男人身上找不到，而只能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找到？”
“不知道。”
诺兰大夫顿了顿，然后说：“温柔。”
“你，”琼犹豫了一下，问道，“会让他到这儿来吗？”
我无话可说。
我思索了一下，说：“我想是吧。”
“我喜欢你，”琼正在说呢，“我喜欢你胜过喜欢巴迪。”
“哦，我不能去，”琼说，“你和巴迪在恋爱呢。那样会看起来……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看起来怪怪的。”
看着她四仰八叉地躺在我的床上，脸上带着愚蠢的微笑，我想起了我们学院宿舍里的一个丑闻，说的是个胖乎乎的乳房硕大的大四学生和一个高个、腼腆的大一学生，说她们混在一块的时间多得令人生疑。那个大四学生像个老祖母一般亲切朴实，主修宗教，非常虔诚；那个大一学生呢，每次人家给她安排约会介绍男朋友，那些男孩子总能找出种种巧妙的借口，刚见面没多久就把她撂下不管了。
“对不起。”我说，继而又问，“既然你这么喜欢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去看望他们呢？”
讲闲话的人接着说，有一次有人撞见她们俩在胖学生的宿舍里拥抱在一起。
“对，”琼的话音像一股凉风沿着我的脊柱吹下去，“我爱他们。他们真是好和善、好快乐，跟我的父母完全不同。我一直去看望他们，”她顿了顿，“一直到你出现。”
“她们在做什么呢？”我曾经问道。每次我想到男人跟男人一块、女人跟女人一块，就怎么也无法想象他们或她们究竟会在一起做什么。
“你是说威拉德先生和夫人吗？”
“哦，”那个特务说，“米莉坐在椅子上，赛奥朵拉躺在床上，米莉在抚摸赛奥朵拉的头发。”
“对，我喜欢的是他的家人。”
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讲闲话的人会透露一些具体的丑行。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就只是躺着和拥抱。
“哦？”
当然啦，我们学院里的著名女诗人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一个矮墩墩的上了年纪的古典文学学者，剪荷兰式短发。我曾经对诗人说，我还是结婚吧，生一大群孩子，她神色惊恐地瞧着我。“那你的事业呢？”她叫嚷道。
琼躲闪地笑了笑：“其实我并不太喜欢他。”
我感到头痛。为什么我总是吸引这些古怪的老女人呢？那位著名诗人，菲洛梅娜·吉尼亚，杰·西，基督教科学教派的那位女士，还有天晓得的一些什么人，她们都想以某种方式领养我，作为对她们的关怀和影响的报答，要我学她们的样儿。
“不，”我说，“你呢？”
“我喜欢你。”
“你要跟他结婚吗？”
“这可糟了，琼，”我说，拿起我的书，“因为我不喜欢你。不瞒你说，你叫我恶心。”
一阵短暂的沉默。
我走出了房间，留下琼一个人像匹粗笨的老马一般横躺在我的床上。
“他好多了，”琼说，“出院了。”
我一边在等候医生，一边犹豫要不要赶紧溜走。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是非法的——至少在马萨诸塞州吧，因为这个州里到处都是天主教徒——但是诺兰大夫说这位医生是她的一位老朋友，一个有头脑的人。
我走到衣柜前，拿起一只浅蓝色的信封，像与人告别时挥舞手绢那样朝琼扬了扬。“我也收到一封信，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你预约是看什么？”穿白大褂的接待员语调轻快地问，一边在簿册名单上我的名字旁边打了个钩。
“巧，什么意思？”
“‘看什么’，什么意思？”我以为只有医生本人才会问我这个问题，何况这间公共候诊室里坐满了等候其他医生的病人，大多数都怀有身孕或带着婴儿，我感觉到她们的目光射向我平坦的处女的腹部。
“哈，真巧！”我说。
接待员抬起头瞧我一眼，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琼从裙兜里抽出一只浅蓝色的信封，戏谑地晃了晃。
“为上子宫帽做检查，是吗？”她善意地问道，“我只想弄清楚，好知道怎么收费。是学生吗？”
“哦，”我将一根手指插在书页间，把书合上，“谁寄来的？”
“哦，是。”
琼一侧身，走进房内，坐在我的床上。我想对她说滚出去，她害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但我不能这样做。
“那就只收半费。不是十美元，而是五美元。要开账单吗？”
“你不想知道是谁寄来的吗？”
我差一点告诉她我家里的地址，账单寄到时我差不多也该回到家了，但我怕妈妈会打开账单，看出这是笔什么费用。我唯一另外的地址是一个看不出所以然的信箱号码，因为使用这种号码的人不想声张他们住在精神病院的事实。可我继而一想，接待员也许会认出这个信箱号码，所以我说：“我还是付现金吧。”然后从袋里一卷钞票中数出五美元来。
“好极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书。我的休克疗程很短，只有五次，疗程结束后我就有了进城的权利。自那以后琼就像一只上气不接下气的大果蝇一般围着我转，仿佛她只消靠近我，就能吮吸到康复的甜蜜。他们拿走了她的物理课本，还有散放在她房间四周、写满课堂笔记的一摞摞螺旋芯活页簿，她的活动范围又被限制在庭院里面了。
这五美元是菲洛梅娜·吉尼亚寄给我的，可以说是祝贺我康复的礼物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她要是知道她的钱派做了什么用途会怎么想。
“我收到了一封——信。”琼拉长调子唱着从门缝里探进头来，头发乱蓬蓬的。
不管她知不知道，菲洛梅娜·吉尼亚正在替我买自由之身呢。
我心想，琼的牙齿这么老大，一双眼瞪出来，恰似两颗灰色卵石，整个人瞧上去活像一匹马，这可真是令人悲哀。唉，她甚至连巴迪·威拉德这样的家伙都守不住。蒂蒂的丈夫显然正跟哪个情妇住在一起，害得她酸溜溜的，像只没人要的老猫。
“一想到要受男人支配，我就愤愤不平。”我对诺兰大夫说，“男人在这世界上无忧无虑，而我却要背上个孩子的包袱，孩子就像一根大棒悬在我的脑袋上，叫我不敢妄动。”
琼和蒂蒂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蒂蒂一边自己弹奏《筷子》的高音部，一边教琼弹奏低音部。
“要是你不用担忧生孩子，你是不是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呢？”
我拿起银刀，敲开鸡蛋的壳。然后我放下银刀，盯着它出神。我竭力琢磨我对刀子的喜爱有什么原由，然而这个念头没被我的心思套住，它一个闪身，小鸟一般消逝在茫茫天际。
“会，”我说，“可是……”我跟诺兰大夫讲起那位已婚的女律师和她那篇《捍卫贞操》。
“那就取决于你我二人了。”诺兰大夫说。
诺兰大夫一直等我把话说完，然后她纵声大笑。“宣传！”她说，然后在药方簿上刷刷写下这位医生的姓名地址。
“这样下去多长时间？”
我坐立不安地把一本《宝宝趣话》一页页翻阅过去。一页接着一页，一张张胖墩墩的充满活力的婴儿脸庞冲我粲然微笑——长着大秃瓢的婴儿，肤色像巧克力的婴儿，脸长得像艾森豪威尔的婴儿，第一次翻身的婴儿，伸手抓响盒玩具的婴儿，第一次吃固体食物的婴儿——婴儿一路玩着各种奇妙的小把戏慢慢长大，一步步迈向一个充满焦虑、令人不安的世界。
我张大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闻到一股宝宝粟米糊、酸奶、臭得像腌鳕鱼的尿布糅合在一块儿的味儿，既为这些人感到悲哀，又觉得心中充满柔情。对我周围的这些女人来说，生孩子多么轻而易举！为什么我却这么缺乏母性，这么与众不同呢？我为什么不能像渡渡·康威一样，为一个又一个胖乎乎的嗷嗷待哺的婴儿奉献一生呢？
“嗯，往后都是那样的，”她果断地说，“往后你一星期接受三次休克治疗——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
要是我得没日没夜地侍候婴儿，我会发疯的。
“没错。”
我瞧着对面女人膝上的婴儿。我无法判别这孩子有多大，对于婴儿的年龄，我从来就说不好——我只知道他说起话来嘟嘟噜噜，好像吐泡泡，粉嘟嘟的嘴里长了二十颗牙。他抬起肩头上那只颤颤巍巍的小脑袋——他似乎没长脖子——用一种睿智的、柏拉图式的表情注视着我。
“跟我讲的一样，是不是？”我们嘎吱嘎吱踩着棕色的落叶一起往贝尔沙兹走时，诺兰大夫问我。
婴儿的妈妈抱着婴儿一个劲儿地笑呀笑，仿佛这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奇迹。我将妈妈与婴儿上下打量，想找出是什么使他俩如此心满意足，然而还没等我发现什么，医生就叫我进去了。
所有的闷热和恐惧都荡涤一清。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平和。钟形罩被提起了，悬挂在我脑袋上方几英尺的半空中。我能呼吸到流动的空气了。
“你想为上子宫帽做检查。”他高高兴兴地说。我宽慰地想，好在他不问那种叫人难堪的问题。我曾经不很认真地盘算过，要告诉医生我准备嫁给一个水手，等他的船在查尔斯顿海军码头一靠岸，我就跟他结婚；我之所以没戴订婚戒指，是因为我们太穷。然而到最后一刻，我放弃了这个哀婉动人的故事，只简单地说：“对。”
我可以看见在诺兰大夫身后有一个女人的身影，穿着皱巴巴的黑白格子浴衣，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小床上，像是刚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摔下来似的。还没等我看清楚，诺兰大夫便带我穿过一道门来到蓝天之下的新鲜空气里。
我爬上检查台，心里想着：我正在爬向自由呢，不用再担忧恐惧，不必因为跟人发生了关系就非得嫁人，尽管他不合心意，譬如巴迪·威拉德。我不致沦落到“弗洛伦斯·克利坦顿之家”那样的地方，被送到那儿去的穷人家的姑娘早该像我这样有所准备，因为她们做过的事总还是要再做的，不管……
我用僵麻的手揉了揉眼睛。
我坐在回精神病院的车上，膝上放着棕色纸包装的盒子，俨然一位夫人，在城里逛了一天之后回家，买了盒施拉夫特点心店的蛋糕，准备送给我那位老处女姨妈，或者买了一顶法伦地下商场的帽子。渐渐地，我不再担心天主教徒的眼睛能透视一切了，变得自在起来。我想，我利用进城逛商店的权利，干了一件多么漂亮的事。
我大汗淋漓地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第一眼瞧见的就是诺兰大夫的脸，在我面前晃悠，她正唤着我：“埃斯特，埃斯特。”
我是我自己的女人了。
“埃斯特。”
下一步是找个合适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