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眼角瞥了他一眼。他看起来最多十六岁。
“没，”水兵说，“从没想过。”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不悦地问道。
我顿了一顿，然后提议道：“你从没想到开家汽车修理铺子吗？”
水兵冲我咧嘴一笑：“不晓得，我才不管那个呢。”
“哎，我不晓得，爱莉，”他说，“没准儿，我会按士兵法规议案去上大学吧。”
我看这水兵真是个帅小伙儿。他看起来像北欧人，还是个童男吧。眼下我看上去头脑简单，似乎还挺吸引英俊正派的男人的。
这是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他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他将那顶雪白的杯形蛋糕似的帽子往边上一推，搔起脑袋来。
“嗯，我三十岁了。”我说，然后等他答话。
“从海军退役以后，你想干什么？”我突然问那水兵。
“哎呀，爱莉，你看起来可没那么大。”水手捏了一把我的屁股。
只要我喜欢，我就这么干。
然后他从左到右匆匆将四周扫视了一番。“听着，爱莉，咱们要是到那边台阶上去、纪念碑底下，我就能亲你的嘴儿。”
我会成为一个心思单纯的爱莉·希金博特姆，一个孤儿。人们会因为我温柔娴静的性情而爱我。他们不会逼我读书，写关于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孪生儿意象的长长的论文。然后有一天，我也许会嫁个既有男性气概又温柔体贴的汽车修理工，跟渡渡·康威一样，养一大群孩子。
正在那时，我瞥见一个棕色的人影，穿一双棕色的实用平底鞋，大步流星地穿过波士顿广场往我这边走来。从远处，我分辨不出那一角硬币大小的脸上的容貌，但我心知那是威拉德夫人。
在芝加哥，人们认识的会是真实的我。
“请问到地铁站怎么走？”我大声对水兵说。
我想，要是我真的有机会去芝加哥，我也许会永远改名为爱莉·希金博特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抛开东部一所规模宏大的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又在纽约鬼混了一个月，还拒绝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医科生的求婚——这学生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
“嗯？”
水兵用手搂住我的腰，我们就那样在波士顿广场转悠了好一阵子。水兵的手伸进我的裙子摸我的屁股，我呢，一味神秘地微笑，不露任何口风，以免被他看出我就是波士顿人，随时有可能遇见从毕肯山[1] 喝茶或从法伦百货公司[2] 地下商场购物后路过波士顿广场的威拉德夫人或者妈妈其他的朋友。
“就是开往鹿岛监狱的那条地铁。”
“你离家好远哪。”
威拉德夫人走近时，我只好假装我是在向水兵问路而已，压根儿不认识他。
我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但我认识一两个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男孩子，那种地方似乎专出些不守规矩、头脑混乱的家伙。
“把手拿开！”我从牙缝里说道。
“芝加哥人。”
“喂，爱莉，怎么回事？”
“你是哪儿人，爱莉？”
那女人走近了，过去了，既没瞧我一眼，也没向我点头；当然啦，她不是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正在她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农舍里呢。
我想，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准有鸽子那么多。他们似乎是从另一端暗褐色的征兵站里走出来的，征兵站周围的告示牌和内墙都贴满了“请参加海军”的蓝白相间的招贴画。
我恨恨地朝那女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死死盯了一眼。
水兵赶上我的步伐，跟我并排走，我嫣然一笑。
“喂，爱莉……”
“爱莉·希金博特姆。”
“我以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芝加哥孤儿院里的一个该死的女人。”
“嘿，那位，你叫什么名字？”
水兵的手又搂上了我。
戈登大夫一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元。
“你是说你没爹没妈，爱莉？”
妈妈叹了口气。
“是。”我淌下一滴眼泪，这泪原本就盈盈欲坠。泪珠滚落脸颊，留下一道发烫的痕迹。
“他说下星期再见我。”
“喂，爱莉，别哭呀。这女人，她待你很坏吗？”
我拉上车门。没带上。我又把车门推开，猛地带上，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
“她……她坏透了！”
“嗯，他说什么？”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当水兵在一棵美国榆树的树阴下拥抱着我，用一方大大的、干净的白色亚麻手帕揩拭我的泪水时，我想，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好狠毒啊，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转错的这个弯、错上的那条路，以及自那以后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她造成的。
我看见妈妈仰着脸，透过挡风玻璃盯着我看，那张脸像柠檬片一般，面呈菜色，焦灼不安。
“哦，埃斯特，这星期感觉如何？”
我等电车开过去，穿过大街到对面街边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停放的地方。
戈登大夫把他的铅笔托在手心里，铅笔像一发细长的银色子弹。
枝繁叶茂、顶如华盖的榆树遮在联邦大道黄砖与红砖砌成的门面上，形成一条林阴隧道，有轨电车正沿着它那细长的银色轨道向波士顿驶去。
“老样子。”
“那就下星期见吧。”
“老样子？”他扬起一道眉毛，似乎他并不相信。
戈登大夫伸手抓住垂在我右侧的那只手，握了握。
于是，我以同样低沉而平板的口吻把我的情况又讲述了一遍，只是这次更为光火，因为他真是愚钝，就是理解不了我怎么一连十四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会读不了书、写不了字、吃不下饭。
然后，他一骨碌站了起来，绕过书桌一角，向我这边走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也站了起来。
戈登大夫似乎无动于衷。
戈登大夫哈哈笑了。
我把手伸进手袋，找到我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我掏出碎片，把它们纷纷扬扬地撒向戈登大夫那只字未落的绿面记事簿。碎片落在那里，默默无声，无精打采，宛若夏日草地上的雏菊花瓣。
“对了，是陆军妇女队，我记起来了。我被派驻海外之前，在那儿当过大夫。哎呀，那些姑娘可真漂亮。”
“你，”我说，“怎么看？”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以为戈登大夫一定会立刻看出我的笔迹有多糟糕，但他只是说：“我看我要跟你母亲谈谈。你不会介意吧？”
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讲他的诊断，也许我对他的论断过于匆忙、过于尖刻了。但是，他只是说：“我对你们学院印象很深哪。战争期间我去过那里。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或者是海军妇女预备队？”
“不会。”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乐意戈登大夫跟我母亲谈。我想他也许会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全捡了起来，这样戈登大夫就没法将碎片拼凑在一块，看出我正在筹划逃亡。然后我就走出了他的诊所，没有再吭一声。
“哦！”戈登大夫靠在椅背上，向我肩膀上方的空间看去，脸上浮起一丝缅怀往事的微笑。
我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诊所所在的办公楼楼门里。然后，我又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朝车子走来。
我莫名其妙，告诉了他。我不明白学院跟这有什么关系。
“怎么样？”我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妈妈看也没看我一眼，发动了汽车。
我讲完了，戈登大夫抬起头来。
车子沿着阴凉的、大海一般深邃的榆树树阴向前滑行时，她说：“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儿也没好转。他认为你应该去他设在沃尔顿的私人医院接受休克治疗。”
我说话的这一阵儿，戈登大夫一直低垂着脑袋，仿佛在祈祷。房间里除了我那低沉、平板的嗓音之外，唯一的声音便是戈登大夫的铅笔啪啪啪地敲在绿面记事簿的同一个点上，仿佛是一根逡巡不前的手杖。
好奇心深深刺激了我，仿佛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别人的大字标题新闻。
当然，戈登大夫并没有要求看看这些碎纸片，因为我压根儿没提到这事。我开始得意于我的聪明机警。我想，我只需告诉他我愿意告诉的东西，隐藏这个，披露那个，以此控制他对我的印象；与此同时，他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呢。
“他是说住在那儿吗？”
我知道这样的信是不能寄出去的，所以我将信撕成碎片，放在我的手袋里，挨着我那只功能齐全的化妆盒，以防精神病医生想要看看。
“不。”妈妈说，她的下巴在颤抖。
然而，当我提起笔来，写出的字母一个个有斗那么大，歪七扭八的，简直跟小孩子写的一样，字行从左到右几乎沿对角线斜着滑下去，仿佛是一团团的线圈搁在纸上，有人来，将线圈吹歪了。
我想她一定是在撒谎。
那天上午，我起意给远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多琳写封信，询问她我能不能去跟她住在一起，或者在她学院里找个跑堂的活儿。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说，“不然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了。”
我用一种低沉、平板的语调——借以表明我绝没有被他英俊潇洒的外形和家庭照片所蒙蔽——对戈登大夫述说了我失眠、食欲不振、无心阅读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我笔迹的情况，尽管这是我最为烦恼的。
“我不是总跟你说实话的吗？”妈妈说，放声大哭。
听起来似乎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只是我以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自杀者在七层平台被救
我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乔治·波罗齐先生在七层一个狭窄的突出墙面的平台上——下面是停车场的水泥地，场上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待了两个小时，后被查尔斯大街警察局警官威尔·克尔马丁通过附近的一扇窗户救到安全地点。
我满腹狐疑地翻检他话里的每一个字，就像翻着被海水洗刷得滑溜溜、圆滚滚的石子，生怕它们蓦地伸出钳子，摇身一变，成了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从花了十美分买来准备喂鸽子的食袋里拿出一粒花生，磕开吃了。难吃得要死，简直像在嚼一块老树皮。
“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我将报纸拿起，凑近眼睛，想看清楚乔治·波罗齐的脸，聚光灯下的那张脸就像快要满盈的月亮，背景模模糊糊，是墙砖与黑压压的天空。我觉得他有重要的事要讲给我听，然而，他要讲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写在他的脸上。
我继而一想，既然戈登大夫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漂亮的狗，像圣诞贺卡上的小天使一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怎么可能帮得了我呢？
可是，我看着看着，乔治·波罗齐那张皱纹密布的脏脸化了，化成规则排列的深灰、浅灰和中灰色的小圆点。
我搞不懂为什么照片要一半向着我，除非戈登大夫想叫我立刻明白，他已经是有妇之夫，妻子光彩照人，我最好别胡思乱想。
这印得黑不溜秋的一小段报纸新闻没有说明波罗齐先生到底为什么爬到突出墙面的平台上，或者克尔马丁警官对他做了什么，使警官最终得以通过那扇窗户将波罗齐先生救回。
不知怎的，这张照片叫我大为光火。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到地上时你可能还活着。我想，七层该是个保险的高度吧。
现在回想起来，两个孩子中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但是也很可能两个都是男孩，或者两个都是女孩，小孩子是很难瞧得出性别来的。我想当时照片底部还有一只狗——有黑斑的棕色粗毛猎犬，或者是那种金毛猎犬——但是也很可能不过是那女人裙子上的图案而已。
我将报纸折叠起来，塞进公园长凳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里。这是妈妈称之为黄色小报的玩意儿，报纸充斥着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几乎每一页上都印了个半裸的女人，裙子的领口处酥胸半露，大腿摆出的姿态几乎能让你瞧见长统丝袜的顶端。
戈登大夫在他的桌上放了一张相片，镶在银边的镜框里，相片一半面对着他，一半向着我坐的皮椅子。这是一幅家庭照，一个美丽的黑发女人——没准是戈登大夫的妹妹呢——在两个金发孩子的身后嫣然微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未买过这类报纸。这是我眼下唯一能看得下去的东西。一小段一小段的新闻夹在照片之间，没等字母趾高气扬地扭动起来，报道就煞尾了。在家时我能读到的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除了星期日之外，它每天清晨五点出现在门口台阶上。对那份报纸来说，什么自杀啦、性犯罪啦、飞机失事啦，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似的。
然而戈登大夫跟我的想象南辕北辙。他年轻英俊，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多么自鸣得意。
一只好大的白色天鹅船载满了孩子，向我坐着的长凳驶来，然后掉头，绕过一个灌木丛生、四处栖息着鸭子的小岛，往回穿过黑魆魆的拱桥洞。视野中的一切似乎都亮光光的，极其微小。
我想，然后他会帮助我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
仿佛透过一扇我无法打开的门的钥匙孔，我看见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他才到我膝盖那么高，手里拿着兔耳形气球——爬上一只天鹅船，争着抢个靠近舷边的座位，水面漂满了花生壳。我的嘴里有一种清洁的薄荷味儿。要是我们在牙医那儿听话的话，妈妈总是给我们买票坐一趟天鹅船。
然后他会靠在椅背上，两手指尖搭在一起成尖塔形，告诉我我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会读不进书，为什么会没有食欲，为什么常人所做的任何事在我看来都显得愚蠢极了，反正他们最终都不免一死。
我沿着波士顿公园转了一圈，辨读各种树木的名字。我走过小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经过组成美国国旗图案的花坛，经过大门口，在那儿花上二十五美分，你可以在橙白条纹相间的帆布棚子里拍一张快照。
我原来想象会见到一位慈爱的、长得挺丑但富有直觉的男子，抬起头来，用鼓励的语气对我招呼“嘿”，仿佛他能体会我所不能体会的东西，然后，我会对他敞开心扉，告诉他我是怎么吓得要死，仿佛我正被越来越深地塞进一只叫人窒息的黑口袋，没有出路。
我最喜爱的树是哭泣学者树。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移植来的。日本人懂得什么是精神。
打一进门我就讨厌他。
出了问题时，他们就剖腹自杀。
戈登大夫的五官是如此完美，简直可以说漂亮。
我试想他们是怎么剖腹的。他们一定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不，可能是两把锋利无比的刀。然后他们就盘腿而坐，双手各持一把，双手交叉，将刀刃对准肚子两侧。他们只能裸着身子，要不衣服会把刀卡住。
他的眼睫毛那么长，那么密，看上去像假的似的。黑色的塑料芦苇围绕着两汪碧绿的冰凉的池水。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们有时间重做考虑，刀子已经刺进肉里去了，拉开，上边拉一弯上弦月，下边拉一弯下弦月，合成一个整圆。肚子上的皮松脱了，如盘子一般，内脏溢出，他们就死了。
戈登大夫等我开口。他用铅笔在他整洁的记事簿那宛若绿色田野的封面上轻轻敲打着——啪，啪，啪。
那样去死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蜷缩在深深陷下去的皮椅子里，隔着一张擦得锃亮、又宽又长、面积足有一英亩的书桌对着戈登大夫。
我的问题是，我见到血就怕。
“你母亲跟我说，你很痛苦。”
我想我也许会在公园里待上一整夜。
戈登大夫手里捻着一支银色的铅笔。
第二天上午，渡渡·康威要开车送我和妈妈去沃尔顿，要是我想及时逃走，现在正是时候。我察看一下手袋，数了数，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其他角币、分币凑在一块还有七十九美分。
我只想什么事只干一次，干完就拉倒。
我对去芝加哥要花多少钱一无所知。我不敢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因为我想戈登大夫也许已经跟银行职员打过招呼，让他们截住我，如果我采取什么明显的步骤的话。
连想一想这事我都觉得累。
我想到了搭便车，但是我不知道从波士顿出去哪几条公路通往芝加哥。在地图上找寻方向易如反掌，但是一困在具体地方，我就会完全迷失方向。每次我想辨别东南西北，似乎总是遇到正午，或者多云天气，提供不了一丝线索；要不就是晚上，除了北斗七星和仙后座以外我对星象一窍不通，这一缺陷总是叫巴迪·威拉德灰心丧气。
今天洗了，明天还得再洗，我看这事愚蠢极了。
我决定走路到汽车总站去，询问一下去芝加哥的车费。然后我可以去银行把数目刚好的款子提出来，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我看到日日年年如同一长串白晃晃的箱子向前排列，在箱子与箱子之间横隔着睡眠，仿佛黑色的阴影一般。只是对我来说，那将箱子与箱子分隔开来的长长的阴影突然之间啪的一声绷断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在我的面前发出刺眼的白光，就像一条白色的、宽广的、无限荒凉的大道。
我晃晃悠悠地穿过汽车总站的玻璃门进去，当我正浏览架上彩色的旅游宣传页和日程指南时，我猛然意识到已是下午四点，家乡的银行就要打烊，要取钱得等到第二天。
我不洗衣服和头发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愚蠢了。
沃尔顿医院预约我就诊的时间是十点。
妈妈说，我一定睡着过，那么长时间没睡着过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睡着过，我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因为这七个夜晚中的每一夜，我的视线都追随着床边时钟那泛出绿光的秒针、分针、时针，走完一圈，又走半圈，再走半圈又是一圈。七个夜晚，我从未错过一小时，一分，一秒。
正在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宣布外面停车场上一辆行将出发的汽车各个停站的站名。扩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那种样子说话，叫人一个字也别想听懂。突然，在一片噪声之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仿佛在交响乐团一片调校乐器的声音中间听见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一个A。
我已经有七个晚上没有入睡了。
那是离我家才两个街区的车站站名。
我也有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洗头了。
我急忙冲到外面，七月底的下午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我满头大汗，嘴里灌满了沙尘，仿佛我正赶着去应付一场艰难的面试，而面试的时间已经过了似的。我跳上那辆红色的公共汽车时，汽车的引擎已经发动了。
我仍然穿着贝特西的白色上衣和阿尔卑斯村姑式裙子。衣服软塌塌的，我在家里待了三个星期，还没洗过这套衣服。有汗渍的棉织品发出一种酸溜溜但却十分好闻的味儿。
我将车费递给售票员，铰链套着套子的车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折叠、合上。
空调吹得我打了个寒战。
【注释】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待在这房间里会有一种安全感，后来我明白了，是因为候诊室没有窗户。
[1] 毕肯山：位于波士顿市中心。
墙是米色的，地毯是米色的，椅套和沙发套也是米色的。墙上没有镜子，也没有画，只挂了各类医学院的证书，证书上用拉丁文写着戈登大夫的名字。茶几上、咖啡桌上、杂志桌上，到处都摆放着陶瓷花盆，里面种着浅绿色的蕨类植物，蟹爪似的叶片耷拉下来，形成环状，也种着墨绿色的长着粗短刺状叶片的植物。
[2] 法伦百货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的大型连锁商店。
戈登大夫的候诊室是米色的，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