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啦，”巴迪的脸上露出喜色，“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的。”
“不会。我铁了心啦。”
“那是什么呢？”
但是巴迪还是一副乐滋滋的样子。
“不，不是那么回事。”
“记得吗，”我说，“开滑稽小品晚会那晚，你跟我一起搭车回学院？”
“我知道，”巴迪生硬地说，“你遇见什么人了。”
“记得呀。”
“我想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巴迪。”
“还记得你问我最想住在哪儿——乡下还是城里？”
“哦，我现在不成样子，我知道，”他快速地说，“我还在服用对氨基水杨酸[3] ，也许会失掉一两根肋骨，但是秋季我就可以回医学院了。最晚明年春天……”
“你当时说……”
巴迪看出我的犹豫。
“我说我既想住在城里，又想住在乡下。”
我想，在我遥遥仰慕巴迪的那五六年中的任何一个时候，这样一个问题都会使我心跳停止。
巴迪点点头。
我有一种可怕的冲动，想要纵声大笑。
“而你，”我以一种突发的气势继续说道，“哈哈大笑起来，说我那种思维方式绝对是神经质，那个问题就包括在你那星期上的心理学课的什么问卷上？”
巴迪坐到我身边来。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将我的头发撩到耳后。我一动不动。然后我听见他轻声细语道：“你愿意成为巴迪·威拉德夫人吗？”
巴迪的笑容僵在脸上。
“什么？”我用一种低低的、不置可否的语气问。
“是啊，你说对了，我就是神经质。我永远不可能在乡下或者城里安顿下来。”
“后来我决定还是等你来，当面问你的好，”他顿了一顿，“嗯，你不想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你可以两边都住住，”巴迪建议道，希望能借此给我一些鼓励，“在城里住上一阵，然后再去乡下住一阵。”
我眼前闪过一只淡蓝色的信封，背面印着耶鲁大学的印章。
“那干吗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神经质呢？”
“我曾经考虑过通过书信来问。”
巴迪没有回答。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染上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新习惯，直瞪着我的眼睛，仿佛真想钻到我的脑袋里，好分析一下脑子里在想什么。
“嗯？”我厉声逼问，心想，可不能对这些病人过分娇惯，这对于他们来说最糟糕不过，会把他们宠坏的。
巴迪停下，喘了一口气，就像人家攀登什么非常陡峭的地方时中途会做的那样。
“没什么。”巴迪软弱无力、语气平淡地答道。
“不会传染给你的。”
“神经质，哈！”我轻蔑地大笑一声，“要是神经质意味着同时要求两样互相排斥的事物的话，那我就是神经质，没治了。在我有生之日，我就是要在一个又一个互相排斥的事物之间展翅飞翔。”
“阳性？”
巴迪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别担心，”巴迪笑了，“我不是阳性的。”
“那就让我跟你一起飞吧。”
我挪开了。对于肺结核我所知甚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疾病，它的发展神不知鬼不觉。我想巴迪还是坐在他自己那害人的肺结核菌的氛围里好了。
我站在匹斯加山[4] 滑雪坡道的顶端，往下眺望。我本不该爬到那么高的地方，我在那儿并无什么打算。我一生中从没有滑过雪。但我还在想，既然机会就在眼前，我就饱览一番景致吧。
巴迪朝我挪近了些。
在我的左边，索道将一个又一个滑雪者运送到白雪皑皑的峰顶，峰顶被熙来攘往的人流踩得结结实实，在中午的阳光下融化了些，现在又板结成玻璃般坚实光滑了。凛冽的空气刺激着我的肺部和鼻窦，似幻似真。
“我不知道，”我赶紧又说，“我当然知道，巴迪，是你写的。”
在我四周，到处是穿着红色、蓝色、白色夹克衫的滑雪者，他们飞速冲下令人头晕目眩的滑坡，仿佛一片片美国国旗在雪中飘扬。滑雪坡道的尽头，仿制的小木屋将流行歌曲用扬声器传送到悬垂在山间的一片寂静之中。
我的目光落在当页右下角的名字上：巴·斯·威拉德。
在君弗劳山峰
“谁写的？”巴迪露出一种古怪的傻笑问道。
“不错。”我想，真恐怖呀。
从我俩的小木屋
杂志是缅因州[2] 什么地方印制的，刊满了打油诗和一段段的白描，各段落之间用星号隔开。在第十一页，我发现一首题为《佛罗里达之黎明》的诗歌。我溜了一眼，只见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什么西瓜灯啦、龟背绿色的棕榈树啦、有凹槽的仿佛希腊建筑缩影的贝壳啦。
往下眺望……
巴迪在一摞纸张中极其认真地翻找着什么，然后他递给我一本薄薄的灰色杂志。“翻到第十一页。”
像雪漠中一条无形的溪流，这轻快的旋律和生机勃勃的景象从我身旁蜿蜒而下。只要我随意、潇洒地挥一挥臂，就会冲下坡道，向在边线观众中间的那个土黄色的小点点奔去，那个点就是巴迪·威拉德。
我坐在巴迪的床上。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坐。
整个上午巴迪一直在教我滑雪。
我有一种被威拉德先生遗弃的感觉。我想他一定早就计划好的，但巴迪说不是，他父亲只是无法忍受见到病痛，特别是他亲生儿子的病痛，因为他认为所有的病痛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他一生中从没生过一天病。
首先，巴迪从村里一位朋友那里借了滑雪板和滑雪杖，从一位脚只比我大一号的医生妻子那里借来滑雪鞋，从一位护士学生那里借来一件红色的滑雪衫。他面对犟人所表现的执著真叫人目瞪口呆。
巴迪将父亲送到门口。
这让我想起巴迪在医学院曾受过嘉奖，因为经他劝说之后，同意为了科学的利益——不管医学院需要不需要——让医学院解剖尸体的死者家属人数是最多的。我忘了奖金是多少，但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巴迪穿着白大褂的样子，听诊器从白大褂的一只侧袋里露出一截来，俨然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微微笑着，弓身向人们致礼，劝说那些业已麻木无言的亲属在尸体解剖书上签字。
“不，不，”威拉德先生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递给巴迪，“给埃斯特找个舒适的火车座位。也许她要待一两天吧。”
其次，巴迪从他的主治医生那里借来一辆车，这位医生自己也患过肺结核，非常善解人意；散步铃声在那阳光照射不到的疗养院走廊里一响，我们便驱车出发了。
“我也回去吗？”
巴迪自己也从未滑过雪，但是他说滑雪的基本要领很简单，因为他常常去看滑雪教练给学生讲授滑雪课，所以他教我还是绰绰有余的。
“好吧，爸爸。你回去吧。”
在最初的半个小时中，我顺从地以倒八字式爬上一个小坡，一撑滑雪杖，便一下子滑了下去。巴迪似乎对我的进步很是满意。
“嗯，”威拉德先生抿抿两片薄薄的嘴唇说，“我想我该走了。我想我该让你们两个年轻人……”
“很好，埃斯特，”当我第二十次顺利地滑下坡去，他说，“现在，你来试试上索道吧。”
“我知道，”巴迪说，“可我以为你也许会喜欢它。”
我在道上停了下来，满脸绯红，呼哧呼哧喘着气。
我把烟灰缸放下。“我不抽烟。”
“可是，巴迪，我还不会之字形滑雪呢。所有从山顶往下滑的人都会之字形滑雪。”
“那是个烟灰缸，”巴迪说，“是给你的。”
“哦，你只到半山就好。从那儿往下滑，冲力不会太大。”
“这些是什么？”我拿起一只做成睡莲叶片形状的泥制烟灰缸问道。烟灰缸暧昧的底色上仔细地描上了黄色的叶脉。巴迪并不抽烟。
巴迪陪着我走到索道边上，给我示范怎样用双手合握在向前滑动的绳索上，然后告诉我手捏紧，上去。
巴迪呵呵笑了。
我从来没想到要说个不字。
“哦，”威拉德先生吸了一口气，“瞧上去还算舒服。”
绳索像一条激烈扭动的蛇，我把手指扣在粗糙的、嘎嘎响着向前滑动的绳索上，上山去了。
一张笨重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床上铺着薄薄的白色间以蓝色细条图案的床罩。床边是床头柜，柜上放着一只有柄大水罐和一只水杯，体温计的银色末端从一瓶粉红色的消毒水里露出头来。另一只柜子挤在床腿和壁柜门之间，上面堆满了书籍、纸张和歪歪扭扭的黏土罐子。罐子已经烘干，上了漆，但还没有上釉。
缆绳拖曳着我，一会儿摇晃，一会儿平衡，速度那么快，我压根儿不可能在半山上松手。我前面有一个滑雪者，后面也有一个滑雪者，我一放手就会被撞倒，什么滑雪板呀、滑雪杖呀会一股脑儿压到我身上来，我可不想惹麻烦，所以我一路安安静静地吊着，随着缆绳往上攀登。
巴迪推开一扇棕色的门，里面是个狭窄的房间，我们鱼贯而入。
然而，站在峰顶，我犹豫了。
我跟着巴迪，威拉德先生尾随在后，三人穿过一对镶着磨砂玻璃的旋转门，穿过一条阴暗的、猪肝色的走廊。走廊散发出地板蜡和来苏水的气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像研细的栀子花的香味。
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衫在那儿踌躇不前，巴迪一下子认出我来。他在空中挥舞手臂，恰似土黄色的风车。我瞧见他在给我打手势，告诉我在一群密集的滑雪者中间有一段空道，让我打那儿滑下去。然而，当我口干舌燥地、极为不安地摆好姿势时，那从我的脚边通向他的脚边的平滑的白色路径变得模糊起来。
巴迪和我视线相遇。“是饮食的缘故，”他说，“他们整天塞东西给我们吃，还只让躺着休息。不过我现在得到允许到外面散步几小时，所以别担心，要不了几个星期，我就会瘦下来的。”他一骨碌站了起来，像一位兴致勃勃的主人那样微笑着说：“想不想看看我的房间？”
一个滑雪者从左边穿过那条路径，另一个从右边飞驰而过。巴迪的手臂仍然在虚弱地挥舞着，像是田野另一端伸出来的触角，那里充满细小的、蠕动着的微生物，像细菌，又像弯曲的明亮的感叹号。
但是，巴迪身上所有凹陷的部位都凸了出来。他穿着紧身的白色尼龙衬衣，衬衣下面挺着一个圆鼓鼓的肚子，他的脸颊像杏仁软糖一样饱满、红润。甚至他的朗朗笑声也给人一种圆滚滚的感觉。
我的目光从那沸腾的露天竞技场移向更遥远的地方。
我最没料到的是巴迪会胖起来。每当我想到在疗养院里的巴迪，想到的都是深陷的脸颊，还有凹陷的眼窝里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
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向我注视着，被云霭遮蔽的太阳将四面八方寂静的白色滑道收入眼底，目光越过一座又一座苍白的山峦，在我的脚下戛然而止。
威拉德先生和我一起坐在一张长皮沙发上。我们对面有一把滑溜溜的扶手椅，巴迪就歪在椅子的扶手上。他一直在微笑，仿佛嘴角被一根无形的钢丝牵动着。
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告诫我别干傻事——保全性命，取下滑雪板，借坡道旁边的矮松林掩护走下山去——就像一只败兴而归的蚊子一样逃之夭夭。我心中渐渐有一种冷冷的预感，这感觉像一棵树或一朵花那样渐渐长成：没准儿我会死的。
巴迪跟他父亲拥抱，然后立刻带着可怕的容光焕发的样子朝我走来，伸出一只手。我握了握那只手。他的手给我一种潮湿、肥厚的感觉。
我目测了一下到巴迪那儿的距离。
“嘿，爸爸。”
现在他把手抱在胸前，看上去仿佛跟他身后的劈木围栏融合在一起了——棕色的一团，麻木不仁，微不足道。
铃声响了。远处的门开开合合。不久，巴迪来了。
我慢慢地爬上山脊，将滑雪杖的铁齿往雪地里深深地戳进去，一使劲纵身飞了出去，我知道我已无法凭借任何技巧或为时已晚的意志的力量来使自己停下来了。
喷泉从一根粗陋的管子往上喷出几英寸高，在空中裂成几道水流，坠落在一座石头池内，破碎的水花没入发黄的池水中。池盆里铺设的是公厕常见的白色六角瓷砖。
我一直往下冲去。
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一种诡秘的声音，好似什么东西漏了。起先我以为四壁吸收了太多的潮气，开始往外渗水，后来我才发现声音发自房间一隅的一座小小的喷泉。
原先并未觉察到的一股凄厉的风猛地灌进了我的嘴里，吹得我的头发在脑后飘扬。我在下降，然而白灼灼的太阳却并未上升。它挂在波涛般的山巅之上，一个没有知觉的枢纽，没有它，世界就不可能存在。
房间里有一张低矮的茶几，暗色的饰面镶板上有深深的或圆形或半圆形的污迹。茶几上放着几本软塌塌的《时代》和《生活》杂志。我拿起离我最近的一本，翻到中间的一页。艾森豪威尔[1] 的脸冲着我，满脸堆笑，没有毛发，没有表情，恰如一张药水瓶里胎儿的脸。
我身体内有一个小小的回应的点向它飞去。我感到我的肺部充满了奔涌而来的景色——空气、山峰、树林、人们。我想，这就是所谓幸福吧。
整座疗养院的色彩设计似乎是以猪肝色为主，晦暗、阴沉的门窗，颜色好似烧焦的皮椅，曾经雪白的墙面由于霉菌或湿气的侵蚀已经面目全非。地板上密密实实地铺着一块杂色斑驳的棕色亚麻油地毡。
我一头栽了下去，越过以之字形滑雪的人们、学生、专家，穿过年复一年的双重人格、微笑、妥协，回到我自己的过去。
威拉德先生和我在接待室等待下午休息治疗的结束。
人们和树木在我两边向后闪去，就像隧道漆黑的两壁，我则冲着隧道另一端静止、明亮的那一点，那水井底部的卵石，那蜷缩在母亲肚子里的白嫩嫩、甜蜜蜜的胎儿径直奔去。
我没法想象巴迪安安静静地躺着。他的整个人生哲学就是行动，每分每秒都在行动。甚至当我们夏日到海滩去，他也从不像我那样躺在阳光下打瞌睡。他从不肯浪费时间，要不就来回跑步，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做几节快速俯卧撑。
我牙齿咬着满口的沙砾。冰水钻进了我的喉咙。
“肺结核就好像藏在肺部的炸弹，”巴迪曾经在一封寄到学院的信中对我说，“你只能安安静静地躺着，但愿它别爆炸。”
巴迪的脸悬在我的上面，这么近，这么大，像一颗脱轨的行星。其他人的脸在他的脸后露了出来。在他的后面，在一片白灿灿之上聚集了无数的黑点。仿佛一个迟钝的教母用柳条一下一下地鞭打，原先的世界一点点地弹回到原先的位置。
我想我是期望见到一种木结构的瑞士农舍，耸立在一座小小的山顶上，户外的阳台上躺着一些年轻男女，他们都非常漂亮，脸颊泛着红晕，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闪着病态的光彩，身上则盖着厚厚的被褥。
“你起先滑得挺好，”一个熟稔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直到后来有个男人闯进了你的滑道。”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期望巴迪的疗养院是什么样子。
人们忙着把我的绑腿解下来，将分别朝天戳在两个雪堆上的我的滑雪杖归拢在一起。木栅栏支在我的身后。
他打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迈着方步走到我这边来，他呵出的气在灰蒙蒙的空气中留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痕迹。我挪到他留给我的位子上，他发动了汽车，我们继续前行。
巴迪弯下身子将我的滑雪靴脱去，抽出塞在滑雪靴里面的好几双白羊毛袜子。他用一只胖手捏住我的左腿，然后一点一点往脚踝那儿摸索，捏紧，摸索，仿佛在寻觅一件藏匿的武器。
威拉德先生一定以为我哭起来了，因为我很高兴他把我当女儿看待。“哦，哦，”他拍拍我的肩膀，清了一两下喉咙，“我想我们理解彼此的心情。”
天顶上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无动于衷。我真想将自己放在上面磨砺，直到自己变成圣人一般，像刀刃一样锋利而完美。
刹那间我有个疯狂的想法，威拉德先生接着会宣布威拉德太太怀孕，要生一个女儿。然后他说：“但是我看没有哪个女儿会比你更好。”
“我要起来，”我说，“我要再来一次。”
“奈莉和我一直想有个女儿。”
“不行，你去不了了。”
威拉德先生和蔼地打量着我。他清一清嗓子，把落在大腿上的最后几片面包屑掸掉。我看得出他要开口说些严肃的话，因为他十分羞赧，我曾经听见他在一次重要的经济学讲课前清过喉咙。
巴迪的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满足的神情。
时至正午，天色稍稍明朗了些，我们把车停在一条结冰的岔道上，共享威拉德太太为我们准备的午餐——金枪鱼三明治、荞麦饼、苹果，还有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
“不行，你去不了了，”他的脸上终于露出微笑，重复道，“你腿摔断啦。要上好几个月石膏呢。”
但是瞧一眼威拉德先生——那剃成小男孩式的一头银发，那清澈的蓝眼睛，那泛着红晕的脸颊，脸上带着信赖的神情。他满头满脸沾着霜花，像甜蜜的结婚蛋糕。他真是无辜的——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我必须把这次探访进行到底。
【注释】
我几乎想要告诉威拉德先生，让他自个儿去，我要搭便车回家。
[1] 全名戴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
起初威拉德先生开车，后来我开。我不记得我们谈了些什么，随着积着厚厚的旧日落雪的乡野景色越来越凄凉，丛丛冷杉从灰色的山间一直延伸到公路边，深浓的绿色看上去几乎成黑色了，我的心情越来越阴郁。
[2] 缅因州：位于美国东北沿海与加拿大接壤处。
圣诞节时我几乎但愿自己是个天主教徒。
[3] 对氨基水杨酸：一种抗结核药。
这是圣诞节后的第一天，灰蒙蒙的天沉沉地压在头顶上，像要下雪的样子。我有一种饮食过度的感觉，郁闷而又失望。圣诞节刚过我总是这样，仿佛那些松枝啦、蜡烛啦、金银丝带包扎的礼品啦、桦木篝火啦、圣诞火鸡啦、圣诞颂歌啦、钢琴啦等等许诺的东西——不管许诺的是什么吧——从来就没照过面。
[4] 匹斯加山：纽约州南部特卡茨基尔山脉的主峰。
威拉德先生开车送我到阿迪朗达克山。
[5] 君弗劳山峰：位于瑞士西南部，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