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好吧，就看看吧。”我说。
真的，我听到的话都是夸巴迪多么优秀，多么正派，女孩子应该为他这样的人洁身自爱，像他一样优秀而正派。所以我真看不出巴迪想干的事会有什么害处。
我盯着巴迪，他拉开丝光卡其布裤子的拉链，脱掉裤子，放在椅子上，然后脱去内裤，内裤好像是用尼龙渔网做的。
我不知怎么回答。我妈妈和外祖母最近开始对我旁敲侧击，暗示我巴迪·威拉德是个多么优秀正派的青年，出身于一个多么优秀正派的家庭，教堂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个模范青年，健康、英俊、聪明，而且对父母和老人那么和善。
“这种裤子凉快，”他解释道，“我妈妈说这种材料好洗。”
“嗯，你不想看看我吗？”
然后他就那么站在我面前，我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看。我能想起的唯一一样东西是火鸡脖子和火鸡砂囊，我一点劲儿都提不起来。
“没有，”我说，“只见过雕像。”
我一言不发的样子似乎刺痛了巴迪。“我想你应该习惯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说，“好，现在让我看看你吧。”
从他说话的样子我知道他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或是广义上的男人，我知道他指的是裸体男人。
但是，我突然觉得在巴迪面前脱光衣服就好像在学校里拍体形照一样别扭，你得赤身裸体地站在照相机跟前，心里清楚你全身的与侧身的裸体照将在学校体育馆存档，人们将根据你身板挺直的程度给你打上A、B、C、D。
我刚念完一首诗，巴迪突然问道：“埃斯特，你见过男人吗？”
“哦，以后再说吧。”我说。
巴迪说，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把时间全花在诗歌上，诗一定具有某种魔力，所以每次我们见面我都要给他读几句诗，给他讲讲我读诗的心得。这是巴迪的建议。他总是把我们的周末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因浪费时间而感到遗憾。巴迪的爸爸是个教师，我觉得巴迪也完全可以当个教师，他总是给我解释着什么，总是给我介绍什么新知识。
“好吧。”巴迪重又穿上了衣服。
我们回到巴迪的寝室。这里老让我想起僧侣的隐修室，光秃秃的墙，光秃秃的床，光秃秃的地板，书桌上放着格雷[2] 的《解剖学》和其他一些吓人的大部头书。巴迪点起一根蜡烛，打开一瓶杜勃内酒，然后我们并肩躺在床上，巴迪细细啜饮他的酒，我则朗读“有一个地方我从未到过”等诗句，这是从我带来的一本诗集里选出来的。
然后我们亲吻拥抱了一会儿，我感觉好受了些。我把剩下的杜勃内酒喝了，盘腿坐在巴迪的床的另一头，要了一把梳子。我开始把头发倒梳到脸前，这样巴迪看不见我的脸。然后我突然问道：“巴迪，你和女人有过关系吗？”
“为什么婴儿全身都是粉？”为了不让谈话冷场，我问巴迪。他告诉我那种蜡一样的东西能保护婴儿的皮肤。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问这个问题的，话就这么从我嘴中溜出来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巴迪·威拉德会和什么女人有染。我等着他说：“没有，我一直洁身自好，等着和一个像你一样纯洁的处女结婚。”
在那之前我老是想象，当一切都已过去，我在产床上用手肘支起身子——当然啦，脸上洗尽铅华，死一般苍白，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考验，但是仍然微微笑着，容光焕发——我支起身子，头发垂落腰际，伸出手去接我的第一个孩子，小小的踢腾不安的孩子，嘴里唤着他的名字，什么名字都行。
但是巴迪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涨红了脸。
我不想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生孩子的方法。说不清为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亲眼看到孩子从你自己的身体里生下来，而且确定这是你的孩子。我觉得要是你反正得经历那些痛苦，还不如保持清醒呢。
“怎么样，有过吗？”
“棒极了，”我说，“要是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就太好了。”
“你所说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巴迪用一种空洞的声音问道。
“嗯，怎么样？”我们漫步穿过学校绿草如茵的方形院子到巴迪的房间去，路上他带着一种满足的神情问我。
“就是说，你和女人上过床吗？”我一下一下没完没了地梳着头发，让头发倒挂在靠近巴迪的一侧面颊上，我可以感觉到纤细的带电的发丝贴在我发烫的面颊上，我真想叫出声来：“别，别，别告诉我，什么也别说。”但我并没有叫嚷，我竭力保持镇定。
我想有人说了一句：“是男孩，托姆莫里洛太太。”但那女人既没有答话也没有抬起头来。
“嗯，是的，有过。”巴迪终于说道。
婴儿一生下来，屋里的人便分为两组，护士在婴儿的手腕上系上一块狗戴的那种金属牌，用一支棉签揩拭婴儿的眼睛，把婴儿包裹起来，放在有帆布护栏的婴儿床里，而医生和威尔开始用针和一根长线给产妇缝合刀口。
我几乎一头栽倒在地。自从巴迪第一次吻我，说我一定跟许多男孩子出去玩过的那个夜晚，他一直让我觉得我比他性感得多，比他更有经验，他所做的一切，拥抱啦，亲吻啦，爱抚啦，都是受我的挑逗在冲动之下做的，他并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孩子做的第一件事是往医生脸上撒了一泡尿。事后我告诉巴迪我不明白怎么会那样，他说那种事虽然很罕见，但是完全可能。
现在我看出来了，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假装，好像他有多单纯似的。
“不会，掉不了。”医生说道，从威尔手里接过婴儿，开始给他按摩。酱紫色褪去了，婴儿嗓音嘶哑地大哭起来，好似被人遗弃一般。我看出那是个男孩。
“讲来听听，”我一下又一下地缓缓梳着头发，每梳一下都能感到梳齿戳着我的面颊，“是谁？”
不知怎么搞的，婴儿的脑袋卡住了，医生告诉威尔他必须开个口子。我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人发怵。然后，婴儿似乎突然冒了出来，落在威尔的双手上，酱紫色，身上有一层白色粉末状的东西，血迹斑斑。威尔惊恐万分地嚷嚷：“我托不住了，我托不住了，我托不住了。”
巴迪见我没有生气，似乎松了口气。他松了口气，似乎更是因为能有个人听他讲讲他是怎么被人勾引的。
“婴儿的脑袋。”在女人呻吟声的掩护下巴迪低声说道。
当然啦，巴迪是被勾引的。他没有采取主动，不能算是他的过错。那女人是科德角一家酒店的女招待，那年夏天巴迪给那儿的餐馆打下手。巴迪注意到她神情怪异地盯着他看，在厨房的混乱之中把她的胸脯往他身上蹭，终于有一天他问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盯着他的眼睛，说：“我要你。”
辅导威尔的主治医生不断对产妇说：“往下使劲，托姆莫里洛太太，往下使劲，好样的，往下使劲。”终于，在她两腿之间那毛发剃光、因为涂了消毒剂而阴惨吓人的裂口处，我看见一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冒了出来。
“和欧芹一块上吗？”巴迪笑得天真无邪。
我觉得这种药一听就知道是男人发明的。瞧这个女人，她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的一切痛楚。事实上，自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
“不，”她说，“找个晚上吧。”
事后巴迪告诉我，他们给产妇用了一种能叫她忘却痛楚的药，尽管她一直在咒骂、呻吟，她其实并没有知觉，因为她是在半麻醉状态中。
巴迪就这么丧失了他的纯洁和童贞。
产妇的肚子挺得老高，我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和上半身。看起来她好像只长了个硕大无朋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孩子出生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呻吟声，一刻也没停过。
开始我想他只和这女招待睡过一次而已，但是当我问他几次——仅仅为了证实一下——他说他记不清了，一星期睡几次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将三乘以十得出三十，这个数字似乎说不过去了。
巴迪和我并肩站在窗边，位置高出产床好几英尺，一切都尽收眼底。
自那以后，我心中有样东西干脆就冻住了。
一看到那张产床——他们正把那女人往上抬呢——我就怔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在台子的一端，金属脚蹬支起在半空中，另一端则放着各式各样我不大知道的仪器、线缆、瓶管，看起来这就像一张可怕的刑台。
回到学校以后，我一会儿拦住这个大四女生问问，一会儿拦住那个大四女生问问，如果她们认识的一个男孩子突然告诉她们说有一个夏天他跟一个放荡的女招待睡了三十次，而那时他们正打得热火朝天呢，那她们会怎么办。这些大四女生说，男孩子嘛，都是那样的。你根本没办法指责他们，除非你们有约在先，或者已经订婚了。
巴迪和我哈哈大笑，然后巴迪握握威尔的手，我们一起进了产房。
说实话，想到巴迪跟别的女人睡觉并不叫我生气。我是说我读过各种各样关于人们睡在一起的书，要是换成另外一个男孩，我只会问问他那些最有趣的细节。也许出去找个什么人睡上一觉大家扯平，然后把一切忘个一干二净。
“你不应该看这个，”威尔在我身边低声说，“看完以后你再也不会想要孩子了。他们不该让女人看这个。人类会就此绝种的。”
叫我不能忍受的是巴迪装出一副我风骚而他纯洁的样子，而其实他自己一直在跟个放浪的女招待鬼混，心里直想着要当面好好嘲笑我一通呢。
然后他注意到过道的另一端一阵忙乱，几个穿灰绿色大褂、头戴无檐帽的男子和几个护士推着一辆车正稀稀拉拉地朝我们走来，车上鼓起了白色的一大堆。
“你妈妈怎么看这个女招待？”那个周末我问巴迪。
巴迪告诉我，威尔是三年级学生，毕业前得接生八个婴儿。
巴迪跟他妈妈亲近得出了格。他老是引述她关于男女关系的论调。我知道威拉德夫人对于男女贞操问题极为热心。我初次到她家吃晚饭那天，她奇异地、狡黠地、探究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是在判断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处女。
“我。”威尔愁容满面地说，我注意到他高高的苍白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粒粒的汗珠。“我当班，是第一次。”
不出所料，巴迪非常困窘。“妈妈问过格莱迪斯的情况。”他承认道。
“你好，威尔，”巴迪说，“谁当班？”
“那，你怎么说？”
在接生室门口站着一个瘦削的驼背医科生，巴迪认识他。
“我说格莱迪斯是自由人，白种，二十一岁。”
“好极了，埃斯特，”他对我说，“眼下就有个人要生孩子。”
我知道巴迪绝不会对他妈妈说这么粗鲁的话。他总是引述他妈妈的话，什么“男人需要的是配偶，女人需要的则是无限的安全感”，还有什么“男人是射向未来之箭，女人是箭的出发点”，听得我直腻味。
巴迪正在仔细察看墙上挂的一块古怪的木牌，上面有一排洞，开始的洞约摸一枚硬币大小，最后一个则有吃饭用的盘子那么大。
每次我想表示反对，巴迪总会说，他妈妈仍然从他爸爸身上得到乐趣，这对于他们那个年龄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叫人艳羡吗，这说明她洞察婚姻的真谛。
那个医科生发出一声令人不快的窃笑。“至少还有你老妈爱你。”他说。我正想他怎么那么胖，男人，尤其是年轻男人那么胖，该有多么不幸，哪个女人肯隔着那么个大肚子去吻他，所以我没有立刻意识到那家伙正在侮辱我呢。等到我明白过来他一定自以为很了不起，并且想出一句他那么肥只有他老妈才会爱他的话去刺激他，他已经不见了。
怎么说呢，我正打算一劳永逸地甩掉巴迪——不是因为他跟那个女招待睡觉，而是因为他没有勇气跟大家坦白，将此事作为他这个人的一部分来面对——这时，过道里的电话响了，有个自以为无所不晓的家伙轻声轻气地对我说：“埃斯特，是你的电话，从波士顿打来的。”
一个高高胖胖，身材像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1] 的医科生在附近晃荡，看巴迪用纱布把我的头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把我的头发完全包住，只露出白口罩上我的一对眼睛。
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因为我在波士顿只认识巴迪，而他从来不打长途电话，因为这比写信贵太多了。有一次，他有一个口信要立刻带给我，他就守在医学院门口，问那个周末有没有人要开车到我的学院来；当然，有人要来，他就托人家给我带一张字条，我当天就收到了。他连邮资都省啦。
首先，我们在医院走廊找到一个装纺织类用品的橱子，巴迪为我取出一只白口罩，还有一些纱布。
正是巴迪。他告诉我，在一年一度的胸部X光检验中，他被发现感染了肺结核，一份专为感染肺结核的医科生预备的奖学金将资助他前往阿迪朗达克山里的肺结核疗养院。然后他说自上个周末以来我没有任何音讯，他希望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不可以一周给他写一封信，圣诞假期到疗养院去看他？
下午我们去看人生孩子。
我从来没见过巴迪这么消沉。对于他的完美体魄他总是非常自豪，当我鼻窦塞住、呼吸不畅时，他总是告诉我这是一种身心失调的表现。我觉得这对于医生来说是一种古怪的态度，也许他应该改学精神病学。当然，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这种想法说出来。
我记得有一张幻灯片上现出一个正在大笑的美丽女孩，她的面颊上长了一颗黑痣。“黑痣出现二十天后，女孩死了。”医生说，刹那间人们鸦雀无声，然后铃声响了。所以我始终没弄明白那是颗什么黑痣，女孩为什么死了。
我告诉巴迪对他患肺结核的事我感到很难过，答应给他写信，但是当我挂上电话时我一点儿也不难过。我只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巴迪带我去听一个关于镰状细胞性贫血和另外几种令人沮丧的病症的讲课。他们把病人用轮椅推到讲台上，向病人提问，然后把他们推走，开始放彩色幻灯片。
我觉得肺结核可以算是对巴迪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过这种双重生活的惩罚。我觉得这样可方便了我，我用不着向学校的人宣布我已经与巴迪断绝关系，然后又得重新玩一遍被人介绍朋友的讨厌的游戏。
我看着这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神态相当镇定，为此我颇感自豪。只有一次我惊跳起来，那是我把胳膊肘撑在巴迪那具尸体的肚子上看他解剖肺部的时候。我看了一两分钟，觉得肘部有烧灼感，猛然醒悟到既然尸体还有热气，那人也许半死半活，于是我轻轻惊呼一声，从凳子上跳了下来。后来巴迪解释说烧灼感是浸泡的溶液引起的，于是我又坐回原来的位置。
我只是简单地跟人说巴迪得了肺结核，还有我们可以算是订了婚。周六晚上当我留在宿舍里学习时，大家待我都十分友善，她们觉得我很坚强，这样刻苦用功，只是为了掩饰我破碎的心。
然后呢，巴迪把我带出去，来到一个大厅，厅里放着巨大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未出生就已死亡的婴儿。第一只瓶子里的婴儿有一只大大的白色脑袋，垂在小小的、弓成一团、像青蛙一般大小的躯体上。第二只瓶子里的婴儿要大些，下一只瓶子里的更大些，最后一只瓶子里的婴儿跟正常婴儿一般大小，他似乎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像一只小猪仔。
【注释】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穿上白大褂，坐在一只高高的凳子上，在一个躺着四具尸体的房间里，看巴迪和他的朋友们把尸体切成小块。这些尸体已全无人形，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尸体的皮肤紧绷绷的，呈紫黑色，像皮革似的，闻起来有老腌菜坛子的味道。
[1] 西德尼·格林斯特里特（1879——1954）：美国影星。
我一直恳求巴迪带我去看看医院里真正有意思的东西，于是有一个星期五我逃了一整天的课，到他那儿过了一个长长的周末，后来他就把他的秘密和盘托出了。
[2] 亨利·格雷（1825——1861）：英国解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