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良知的人们回忆回忆，你听到的，从报刊上从电视里了解到的，甚至当时在场目睹到的此类事件，是不是这样？！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两次关于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论之间，生命受各种各样危害最多的，乃是中国的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而见死不救的，又大抵是男人！而抱臂旁观的，也大抵是男人！而明明有能力救，却要等钱递到了手里才肯一救的，还是男人！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第二次热衷于讨论救人值得不值得，并且要求社会承认“不救也不可耻”，有权进行“多种选择”的——据我所知，多数仍是中国的当代男人们！
还要有全社会的男人们自觉自愿地肩负起这一社会义务。
我真的不知该对此怎样评说了。
仅仅如此还不够！
似乎也只能这样感想了——明明白白某些中国男人的心。
法律和治安部门。
不久前，在中国的某一城市（姑隐确切市名，否则人家的领导会不高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两名歹徒追杀一名手提拷克箱的男子（大约猜测其箱内有很多现金），那男子逃入一个楼院，不料那楼院并无另一出入口，于是等于自闯入“笼”，无处可逃。两名歹徒追杀得他满院四处逃窜，挨了一刀又挨一刀浑身鲜血淋淋。其呼救惨叫，耳不忍听。时值盛夏，许多人家都将家门紧插了，而一些男人们，则站在各家的窗口、阳台上，吸烟观看，如看警匪片。那男人企图从来路逃去，但那唯一的楼口，早已被街上里三层外三层的观看者堵住了（天地良心，观看者中，确实很少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真的多数是所谓大男人！）——他们观看得投入，竟没人说一句“我们该给他让出条逃路”！——我说“耳不忍听”，是我的想象。观看者中，只怕没什么“不忍听”的。否则，不就不观看了，捂双耳离去了吗？
谁来保护他们和她们？
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男子被乱刀砍杀死于血泊之中。
我甚至认为——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一样，也都是需要我们的社会特别加以保护的。也根本不应在他们之间过分号召什么不适当的“英雄主义”。
观看的男人们，却那么自觉地，一致地给两名杀人的男人闪开了去路——因为他们凶恶、危险，自觉地为他们闪开去路是明智的。也许还因为——被杀的，已死了；没第二个将要被杀的了；“戏”已结束，“演员”退场……
那少年的母亲我见过——她要为她的儿子出一本纪念册。请我写序。我写了，是作为悲痛的教训来写的。后来，在团中央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过关于加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切勿炒作式宣扬“青少年英雄主义”的观点。这是那次座谈会上最一致的观念。包括团中央的一位副书记也完全赞同。
而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也是我的知青战友告诉我的。他叫杨志松，是北京《大众健康》的主编。
这是很悲痛的教训。
两个月前，晚7点多钟，家家吃晚饭的时候——忽听楼道里有女人尖声呼救。情况不明，实在没胆量一个人冒险出去。怎么办啊，急得在屋里团团转。充耳不闻，他是做不到的。他对人性和人道的理解，还没达到有充耳不闻的“自由”和“权利”的高度，望着妻儿惊悚的表情，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起码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将自家防盗门摇晃得一阵猛响，并且站在防盗门内大吼：“想杀人啊？没王法了？还不快滚！”
大约三年前，北京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名歹徒企图骗劫一名女中学生，她的两名男同学恰巧赶来。歹徒心怯，欲转身逃跑，被那两名男同学紧紧揪住不放。他们欲将歹徒押往派出所去。歹徒央求再三，二少年不放。扯扯拽拽，行至黑处，歹徒向其中一名少年猛刺一刀，结果是少年因失血过多，亡命于医院抢救室……
于是楼上楼下都发出摇晃防盗门的响声……
我并不提倡人人都不顾自己的能力，遇险皆一逞“英雄本色”。非但不提倡，而且坚决反对。因为这是莽勇，而莽勇往往适得其反。
于是楼上楼下都发出了男人们的吼声……
不就是讨论出了见死不救“也不可耻”，每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之新理念吗？
借助这一种人性和人道的起码良知的威势，他手持木棒第一个跨出了家门……
十五六年后，我们仍多么热烈地讨论同一问题——这真的是个需要动员了有思想的中国人进行空前大讨论的问题吗？两次讨论之间的现实，无须我赘言，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倘认为第二次讨论比第一次讨论“更深入了”，“层次更高了”，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内涵更丰富了”——则真的令我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自惭浅薄了。
尚是少年的儿子欲紧随其后，被他喝止在家里。
但并不即刻起锚营救，而是命岸上渔民们的亲人先回家取一大笔钱去。仓促之间，哪里能凑足一大笔钱呢？于是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那理由也是言语铿锵，掷地有声的——“领导”指示，不交足钱，不发动船！领导者，可是国家的官员啊！那船，可是国家的机轮船啊！结果是十几名渔民丧生大海，十几个家庭成了残破的家庭。这不是我胡编之事——中央电视台报道过此事。当记者问那“领导”——何以始终不改变那么冰冷的命令？答曰：怕去救了，被救的渔民过后不交钱（这也是完全可能的），白救。一笔营救费在三十几名渔民的性命（几条渔船皆翻，半数渔民劫后幸存）之上！如此冰冷的理念之下，能不有那么冰冷的命令吗？十五六年前，我们中国人多么热烈地讨论人救人值得不值得啊！
其实，在他摇晃防盗门后，在他发出第一声大吼之后，歹徒已丧胆而逃。
最令我们国人目瞪口呆的，要算发生在南方沿海某市的那一件事了——台风骤起，数艘渔舟难以归港，求救泊于港口的机轮船。那机轮船如果前去营救，既完全来得及，自身也毫无危险。
那女人仅被抢去了皮包，受了一刀轻伤。她报警时说：“幸亏有人摇晃防盗门，有人喊，否则我完了！”有时，救人一命，只要想救，只要不理念地选择“也不可耻”的不救，既不但是完全可以救成的，也是完全可以不必搭上自己性命的。
这样的推论实在不是妄论啊！近十几年间，此类事在中国各地发生的还少吗？
如果坚持“也不可耻”的不救，并且从“自由”和“权利”的“高度”去强调“也不可耻”，如果这不但仅仅是某些人士，而且逐渐成了大多数中国人，主要指中国男人的理念——那么，我也只有从此对这一讨论永远地沉默了……
那么，见死不救“也不可耻”，抱臂旁观，“白相白相”就一定可耻吗？倘同样的并不可耻，又据我想来，接钱在手才肯一救的人，便自有他们的不可耻的理论逻辑了。起码的一条也许是——现在是商业时代，一切按经济规律办！
至于那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值不值得想救她一命的人们摇晃几下防盗门，发几声大吼，很有讨论的必要吗？
某些人士所言的“选择的自由”，也不知除了以上四类，是否还有别类？据我想来，怕是没有了吧？
十五六年前张华的死，依我浅薄的头脑想来，提供给我们讨论的话题意义恐怕更应该是，主要应该是——在具体的情况下，怎样救人是经验？怎样救人是莽勇？而怎样救人是教训？蹈了那样的教训为什么不可取？
我想，我们一切人，见了人命危险、生死瞬间的情形，无外乎四类选择——或智勇救之；或视而不见，悠然自去；或亦不去，驻足安全线内，抱臂旁观，“白相白相”；或虽有一救的实力，但声明议价在前，救命在后。价钱满足，救之；不满足，人命危险者，也便只有“死你妈的去了”！
怎样救？——值不值得救？在我看来，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讨论。如果我们由张华而进行前一种讨论，我想，包括张华及其亲人，都是会多少感到些欣慰的。而我们中国人，主要指中国的大男人们，究竟是从一种什么心理出发，一而再地一味地热衷于后一种讨论呢？值不值得救——这根本不是关于人性和人道的什么新的理念。在“文革”中，在几乎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进行过完完全全一样性质的讨论。“我为什么要救那个我不认识的人呢？他也许是‘黑五类’！”“他也许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只不过当年还没发生过伸手要钱的事。我们当代人，在这一点上，真的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比“文革”时代的人长进了很多吗？请更有思想的人士解答解答吧！
《冰冷的理念》发表在《文汇报》，实不过是一次寻常之写作行为——一因关鸿同志曾约稿，拖怠久矣，寄予了却承诺；二因纵观中国之人性及人道现状，每叹思多多，竟遇触机，有感而发，一吐为快罢了。拙文坦语，一己陋见，字数所限，议意难全。初衷简单——试图唤起点儿同胞对同胞的人性温情而已。不料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又一次“引爆”关于什么人救人什么值得不值得的讨论，而且据说还讨论得很热烈，令我怔愕且又懵懂，三思而后，仍不能太明白其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仅知目前已讨论出了这么个结果——“救人当然光荣，不救也不可耻”。所谓“救”与“不救”，前提当然是在人命危险、生死瞬间之际，否则不是就不存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了吗？故那一种关于人性和人道的新观点，又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说成是——见死而救“当然光荣”；见死不救“也不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