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说的是实话。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能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我两眼涌出泪水，转身就走。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了。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发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发工具，是专为男教师们互相理发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套理发工具去了。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听够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我的小学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我听到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我还是跑，她紧追。
我听一个人很有把握地说——获利一百多万似乎不成问题……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哀悼仪式还没完，他们就悄悄谈论起策划下一场演唱会的事儿来……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五六个成年男人中，除了她父亲，除了我，再就是他公司里的人了……
我说：“是的。”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她一只手放在胸前，持着某香港歌星的一张照片。是我从一册画报上剪下来。是我以模仿的笔体在背面签上了那香港歌星的姓名。我原以为，能在她活着的时候，给她一点儿心理安慰——谁知却成了她死后的陪葬品……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我第三次见到达丽，已是在火葬场了。那是一个人少得不能再少的哀悼仪式。五六个成年男人，哀悼一个十四岁的少女……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心中涌起极大的悲哀。为达丽这少女，也为她的父亲。我没话可安慰他……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破伤风危及生命的百分之一还不到的比例，在这一种成功和这一种失败之间那么荒唐地画了一个等号……
她说：“那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规劝你继续上学！”
却也成了最失败的一个……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无疑是她父亲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个……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她的父亲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型港台歌星演唱会，使他们一个个席卷巨款乐滋滋喜洋洋地离开大陆，为公司累计创收五六百万，也同时制造了一阵又一阵的“追星热”，直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大陆少男少女的“追星族”。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什么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意识到情况严重，去找医生问，医生果然说——她到医院来得太晚了，因为不但血液，而且心肌也受到了严重的病毒感染……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了学校。
…”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强劲儿，很可能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破伤风引起败血症的，百分之一还不到，怎么偏偏让我的女儿摊上了呢！…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他哭了。眼泪顺着脸腮往下淌，哭得一塌糊涂……
我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发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这孩子，她为什么就不对我讲呢！不就是一张歌星的照片嘛！十张我也能替她要来呀！为什么要这么傻呢！……”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她的手却渐渐感染了……
老师又问：“哪一课？”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结果她得到了一张他的照片。四寸的，背面有他的亲笔签名。其实究竟是不是亲笔签名，她是无从知道的。她以为是，当然便是了。于是这一张照片，成了她们“大家庭”中的无价之宝似的，引起了另外一些少女们极大的嫉妒。其中最嫉妒的是达丽。她想，她一定要从他那儿得到一件比一张照片更宝贵的东西。其实她究竟要得到什么，连她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痴情的少女，竟割破自己的手，滴了半小碗血，就沾着自己的血浆，给自己崇拜的偶像写了一封血书——三四千字的一封血写情书，每一句，每一个标点，都是用他唱过的歌的歌词串联写成的。然而信寄出后，仿佛泥牛入海，空谷无音……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
他起初不肯说。我一再逼问，才说了——达丽的班上，以达丽为核心，由十几个初二女学生，组成了一个什么“少女追星大家庭”。她是她们那个“大家庭”的“家长”。她的一个女同学，也是她们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一块手帕上，绣了大大小小十几颗心，寄给了香港某男歌星。
“看过几遍了？”“两遍。”
我看过她以后，在病房外问她的父亲——怎么会这样？
“能讲下来吗？”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他告诉我达丽住院了。是破伤风。很希望有人看望看望她。他想来想去，只有请求我成全他女儿的这一种小心愿。我一向是个最好说话的人。何况对那少女，我内心里其实挺喜爱的。于是满口答应。于是第二天带了礼物到医院去看她……那是我第二次见到她。她脸色极苍白，虚弱得说不出话。一双大眼睛，也丝毫没了光彩，没了生动。她得的根本不是什么破伤风而是败血症。这么说也不对，应该说，是由破伤风引起了严重的败血症。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来，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赶紧说：“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故意说没听出来，跟您开玩笑哪……”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首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是……达丽她父亲啊……”
我被老师叫起来后，开始有些发慌，半天不敢开口。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哪里，就讲述到哪里。”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今年春节期间，似乎是初五的晚上，我接到了一次电话。“喂，晓声吗？听得出来我是谁吗？”声音很低，无精打采的。我没听出来。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那天晚上我已有安排，没去。我心里挺不安，觉得太辜负人家的一片诚意。对他求我的事，更加铭记不忘了。又几个月后，我替达丽抓住了一个机会。是一部三集电视剧。是一个有几十句台词的串场大群众角色。可是达丽没接那角色。据说嫌戏太短，戏也太少。我很怀疑是达丽本人不愿接，还是她父亲……他就再没来过电话……渐渐地，联络又中断了。我也就渐渐地又把他们父女俩从记忆中排挤出去了……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我说：“放心，我一定像为自己的女儿操心一样，一定尽力而为……”直至我送他出家门，达丽还没回来……几个月后，我收到他提前寄来的一张票，夹在信纸内。信很短，只有几行字——说他女儿在那一次演出中，和一个什么什么少女合唱团一起，将荣幸地登台为某“天王巨星”级的香港歌星伴唱，请我无论如何要抽时间去听听。
一个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时，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他说：“那，肯帮忙了？……”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讲那一堂新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来，让我首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说：“理解了……”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了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他说：“终于理解我这位父亲的良苦用心了？”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我说：“原来是这样……”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和她妈，不都是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嘛！她妈怀她时，我们讨论过，如果是男孩，就叫保尔。如果是女孩，就叫保尔妻子的名。后来时代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理想主义情结，也就越来越轻蔑了。先是被别人轻蔑，后是觉得被时代轻蔑，最后是自己轻蔑自己，自己嘲弄自己。所以，女儿上小学时，我和她妈讨论，就将女儿的名字由‘丽达’改成‘达丽’了，表示一点儿对理想主义情结的背叛情绪吧！知识分子，也就这点儿能耐，就小小不言地表达点儿背叛情绪……”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我是无话找话，总得说句什么。而且暗想“达丽”这个名，太像有些人给喜爱的小狗起的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