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我们能做点什么才能拂去他头顶的“阴云”。我回答道，我们正在尽快调查，如果什么都没找到，那就说明万事大吉。他同意了我的观点，但又强调了一遍这件事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3月30日，特朗普又给我打电话，这次我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他打电话来说，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一案的相关调查就像他头顶上的“一片阴云”，让他无心理政。他说自己与俄罗斯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与俄罗斯的妓女也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对于他在俄罗斯的一言一行都被人录了下来这件事也早就已经料到。然后，他又提到了所谓的“金色液体事件”。这已经是他第4次声明这件事不是真的，而且再次问道：“你能想象我会和妓女混在一起吗？”随后，他提到了他美丽的妻子，说这整件事已经给他的妻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显然他是想勾起我的恻隐之心。
接着，总统问我，为什么几周前就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案召开了国会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确实开了，是在司法部的要求下由我组织召开的，目的是确认联邦调查局将要对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调查。我解释道，召开听证会是因为两党的高层领导都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同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艾奥瓦州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坚持要求我们针对这一调查向他进行详细的汇报。我还解释道，我们已经向国会领导简单汇报了我们将要对谁进行调查，也告诉他我们并没有对特朗普总统本人展开调查。总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你们得让公众了解，你们没有对我本人展开调查”。其实，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并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说明我们没有对特朗普总统展开调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情况有变的话，我们就还得发表公开声明继续对此进行说明。然而，我并没有告诉总统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愿意听。
过了几分钟，我的电话响了，话筒里传来了白宫接线员的声音，说总统正在线上。电话里传来总统的声音，说他就是想“问候一下”。我回答他说，我挺好的，有很多事情要忙。为了让对话继续下去，我说司法部部长最近正忙着准备关于打击暴力犯罪的演讲，忙得不可开交。总统说：“他就该干这个。”这个对话太诡异了，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挂了电话，我突然反应过来，这可能是另一个想让我变成“自己人”的尝试，他应该是想要确认我是“自己人”吧。不然的话，为什么日理万机的美国总统要给联邦调查局局长打电话，而且仅仅是为了“问候一下”呢？我下了车，登上直升机，向缉毒局局长道歉，解释说我来晚了是因为总统刚打电话来“问候了一下”。
总统又接着说，如果他身边有谁做了错事，我们能把他揪出来是再好不过的了，但他什么都没做错，因此希望我可以找机会对公众说明，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
截至当时，我还不知道，我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纠缠只剩下三个月了。3月1日，我正要乘直升机飞到里士满，参加一场阿片类药物峰会。正要登机的时候，我的助手奥尔西娅·詹姆斯给我打电话，说总统想跟我讲话。我完全不知道总统打电话想要讲什么，但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让车停在直升机跑道上，等着接电话。缉毒局局长，也是我的老友查克·罗森贝格正在直升机上等我。
接着，他突然把话题转向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他说他也没有将“麦凯布那些事”公之于众，只因我认为麦凯布是个值得尊敬的人。接着他说，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是民主党人，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还曾为麦凯布（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是麦凯布的妻子）提供过竞选资金。我知道他说的这件事。麦凯布的妻子吉尔是一名医师，在北弗吉尼亚州工作，曾在2015年参与弗吉尼亚州的州立法委员竞选，但失败了，那时候麦凯布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的一把手。吉尔是由麦考利夫州长招募进竞选团队的，她的竞选资金大部分都来源于由州长负责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大选的时候，特朗普总是谴责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手下留情了，还说就是因为麦凯布的妻子与克林顿夫妇的老朋友、弗吉尼亚州州长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作为总统候选人，当时特朗普还声称，希拉里自己就曾经给麦凯布的妻子提供过竞选资金。当然，这个指控不是真的。
但其实，他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法知道。
无论何时，这个指控都是无中生有。说它无中生有有很多原因。首先，联邦调查局的员工并不是希拉里的秘密粉丝。尽管联邦调查局特工在踏入联邦调查局大厦之前，都得把自己的政治倾向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倾向于在政治版图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一侧——而麦凯布长期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共和党人。同时，联邦调查局花了好几年时间调查与克林顿有关的案子，在比尔·克林顿执政的时候就开始调查了。那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之前也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放弃了可直入白宫的通行证，因为他认为克林顿涉嫌一桩刑事案件。但特朗普自打一上任，便问过我两次，“麦凯布是否跟我有过节，因为我对他妻子确实不太客气”。我回答道，麦凯布非常专业，不会让这些事情影响自己的工作。
会议室里的人都离开了之后，我兑现了对总统的承诺，替他将对信息泄露的担忧转达给了司法部部长，也对司法部部长说明了总统希望我们加大调查力度，找到一些更有攻击力的方式使泄密者受到惩罚。我当时抱着乐观的想法，觉得司法部部长可能能够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恳求他，以后不要再让我与总统单独见面了。“这不行啊，你是我的上司，总统与我谈话的时候你必须在场，不能被排除在外。你必须得处在我和总统中间啊。”塞申斯并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让我如此忧虑，我也没说。他只是把眼睛垂下，望向桌子，前后看了几下，又左右看了几下。他的这种行为我后来又看到过许多次。在我的记忆中，他什么都没说。四下看了一会儿之后，他把双手放在桌上，站起身来，感谢我的到来。于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并不能给我提供帮助。雷比茨基和我一起离开了。我被塞申斯看得心里直发毛，于是我让雷比茨基给塞申斯的办公室主任打了个电话，确保他确实理解了我的想法，也理解了司法部部长要介于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总统之间的重要性。他的办公室主任回答道，他们知道了。
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时候总统又把这些事情翻出来了，是想跟我做什么交易，还是想威胁我他要开始攻击副局长了？我又说了一次，麦凯布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并不会因政治原因影响工作。
2月14日，我与总统谈话之后，我让吉姆·雷比茨基在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周三上午的反恐例会结束之后，安排我与司法部部长会面。例会结束之后，所有人都走了，只有我、司法部部长和我们各自的办公室主任在场。会面就在刚刚开会的司法部安全会议室里，我和塞申斯各坐在会议桌的一头。当年洛蕾塔·林奇对我说，把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一案称为“事件”的时候，就是坐在塞申斯坐的那个位置上，甚至可能就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最后，特朗普总统又强调了一遍他头上的“阴云”已经影响了他做决策，希望我能让公众了解，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我对他说，我会想办法，我们会好好调查，我们会尽快调查。
其他的联邦调查局领导也同意，我们不应该因总统的要求而影响对弗林一案的调查（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就是对所谓的俄罗斯势力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相勾结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一案的调查），我们也不打算按总统的要求行事。同时，我们还讨论到，因为见面的时候只有我和总统两个人，没有人可以证实我的言论，所以我们觉得，向司法部部长塞申斯汇报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我们看来，塞申斯才不想蹚俄罗斯这摊浑水，他一定会抽身的。（果然，两周之后他就不管这事了。）而当时，副总检察长的职位是由一位联邦律师代理的，他不会一直出任这个职位。经过讨论，我们觉得应该等调查有了进展，想明白应该如何回应总统的要求，弄清楚其中的关窍之后，再做决定。
挂了电话，我马上给代理副总检察长达纳·本特（Dana Boente）打了个电话（因为塞申斯已经从俄罗斯相关案件中抽身出来，而又没有正式的副总检察长上任）。我对本特汇报了总统的要求，表示我会等待他的指示。但过了两周，我都没有等到他的指示，只等来了特朗普的另一通电话。
回到车里，我给手下人发邮件，说他们花了很长时间给我准备的反恐简报材料非常有用，但“现在我又得写封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会后我与总统的谈话。我写了一份非机密的备忘录，写了关于弗林的事。写完之后，我与联邦调查局的一些高级领导讨论了这件事，包括副局长麦凯布、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已经写了好几封与唐纳德·特朗普会面的备忘录了。我知道，我得把这些会面中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谈话的内容有些敏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知道，我正在与一个可能会说谎的行政机构领导者打交道。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也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得保留一个实时记录。
4月11日上午，总统又打来电话，问我对他上次的要求采取了什么处理方式。这次他打电话来，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先奉承我一番，也没跟我寒暄几句，而是直接切入正题。看起来，他对我很是生气。
对于我的反馈，总统并没有什么反应，又回过头简单讨论一些信息泄露的问题，随后就结束了我们的会面。我起身从老爷钟旁边的门出去，径直穿过门口等待的那一大群人。站在那儿等着的有普利巴斯、副总统彭斯、新上任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赖斯（Tom Price）。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我回答说，我已经向代理副总检察长说明了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副总检察长的回复。总统说，头顶的“阴云”已经妨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也许他会让自己的工作人员去跟代理副总检察长谈谈。我对他说，这才是正常的沟通方式。总统顾问应该与司法部领导沟通，提出要求，这才是正常的沟通渠道。
至于我，我只能同意“弗林是个好人”，从我认识的弗林来看，他确实是个好人。但我并没有说我会“想想办法”。
总统表示，他会这样做的。然后说：“因为我一直都对你十分忠诚，十分忠诚。我们之间还是有点什么的，是吧。”
其实，总统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还是极力在为自己辩解。我并没有打断他，尽管我应该打断他。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不恰当的，为什么他又让所有人出去，连司法部部长和副总统都没留下，而要单独跟我谈呢？
我什么也没说，也没问他“有点什么”究竟是什么，但这好像是个互相表忠心的过程，可能他想起来之前我拒绝对他表忠心，所以这次想让我表个忠心吧。之前我们一起在绿色会议室吃晚餐的时候，我只承诺他一定会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要求下属表忠心的行为，都是不太正常的。而我只能回复他说，如果他想尽快处理俄罗斯这个案子，就得让总统顾问给代理副总检察长打电话。他说他会这么做的，然后把电话挂掉了。
当时，我理解的总统的想法是，他想让我们撤销关于弗林做伪证一案的调查。但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到，总统所指的案子范围更广，他想让我们撤销对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一案，以及俄罗斯与他的竞选团队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无论如何，联邦调查局都是独立的调查机构，因此总统的这种要求让我异常忧虑。试想一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上总统，然后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单独谈话，还极力劝说要他撤销对她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那会是个什么情况？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特朗普总统通话。挂了电话，我就把这次通话内容向代理副总检察长做了汇报。很显然，从3月30日到现在，他对于这件事什么也没干。他对我说：“天哪！我还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总统又说：“我希望，你能找个什么方式让这事儿过去，放过弗林一马。他确实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想想办法。”
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去。
转过头，总统又回到了迈克尔·弗林的事情上，他说：“弗林是个好人，经历过很多痛楚。”他又重复说弗林其实并没犯什么错误，只是误导了副总统而已。
最终，这些狂风化作暴雨落了下来。2017年5月9日，我正在洛杉矶参加一场多样化探员宣讲活动。我们之前已经在华盛顿和休斯敦开展过这个活动。活动中，我们邀请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年轻律师、工程师和商学院毕业生来听宣讲，就是想让年轻人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领着不高的薪水到联邦调查局来做特工。我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与我一直以来想让联邦调查局特工更加多样化的诉求十分相符，之前的两场活动也大获成功。让联邦调查局的员工保持多样化，是保持联邦调查局活力的重要举措。我之前也说过，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到联邦调查局工作的原因，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不愿意来这儿工作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联邦调查局是“白人工作的地方”。谁想到只有“白人工作的地方”工作呢？我喜欢参加这样的宣讲活动，因为这给我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者提供一个机会，向这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展示我们的工作，展示联邦调查局的团队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总统谈了一会儿信息泄露的事之后，雷恩斯·普利巴斯侧身探入。我看到有一群人在外面等着，其中也包括副总统。总统挥挥手，示意他关上门，说马上就结束。普利巴斯把门关上了。
这些年轻人急于改变社会，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为公众服务、为国家尽忠、从事有益的工作将会对社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一朝入联邦调查局，永是联邦调查局人，体验过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工作与生活后几乎没有人愿意离开。我的任务就是激发这些年轻人内心的热血，让他们想要加入这样的组织，过这样的生活。华盛顿和休斯敦的两场宣讲会呼声很高，于是我到洛杉矶来参加这场活动，面对500多名可能成为新任探员的年轻人说出我的想法。我知道，很多未来的特工可能就出自那些台下的听众。我已经等不及要跟他们交流了。
然后，总统又说了很多关于机密信息泄露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所见略同。一直以来，有些能接触机密信息的人会对记者泄露这些信息，所有的总统都对这件事忧心忡忡，他也不例外。我解释道，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历届总统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而立案也十分困难，因为查案的时候，有时需要调查涉案人员与媒体的交流情况（比如电话记录之类的）。但我也告诉他，如果我们确实能锁定是谁泄露了机密信息，就有可能立案，而一旦立案就会有杀鸡儆猴的效果。尽管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调查媒体的建议，总统却提起了之前我们将一名记者收监并审问的事情。这件事发生在“滑板车”利比案中，那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在监狱了待了将近三个月。因为在2005年对此案的调查中，这名记者藐视法庭，拒绝向法庭提供与利比的相关谈话记录。随后，总统又极力劝我跟司法部部长塞申斯讨论一下，有什么更有攻击力、更有威慑力的方法对付那些机密信息的泄露者。我对他说，我会把这件事转告司法部部长。
宣讲活动在晚上举行，但我早早就到了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我愿意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面走一走，参观每个楼层、每个隔间，看望每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员工，跟他们握握手。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值得，因为对联邦调查局人来说，局长能亲自来感谢他们，对他们意义重大。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大组织，办公室遍布世界各地，我的探望会让员工感到自己的辛勤劳动被肯定了，让他知道他们的上司不是只关心他们工作做得怎么样，还真正地关心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人。每一次我出差的时候，都会挤出几个小时，去探访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探访这些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殚精竭虑的普通探员。他们平凡，却又很伟大。
现在总统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案子。他说，弗林上将跟俄罗斯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他必须得让弗林离开这一岗位，因为弗林误导了副总统的判断。总统还说，他对弗林还有其他的担忧，但他并没有明说。
当天，我在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里见到了很多联邦调查局员工。洛杉矶分局的领导者还做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他们把那些没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包括清洁人员和设备间工作人员）叫到一起，坐在一间大指挥室的桌子前，跟我见面。下午2点（华盛顿时间下午5点）的时候，我去问候了他们。我对他们说，2015年我们重新撰写了联邦调查局的使命，现在我们的使命更简短，更能凸显我们职责的重要性。我们最新敲定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民，捍卫宪法尊严。我对大家说，我想让使命表述得简短一些，这样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能知道我们的使命，了解我们的使命，记住我们的使命，然后与亲朋好友分享我们的使命。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识到……
弗林本是个退休的五星上将。2016年12月，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交涉过多次，就阻碍联合国决议一事寻求过俄罗斯的帮助。这项决议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而奥巴马政府并不打算否决这项决议。此外，弗林还通过俄罗斯大使敦促俄罗斯政府，不要对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做出激烈回应。当时，美国正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为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2017年1月初，媒体曝出了这段有关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对话，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当时尚未上任的副总统彭斯在镜头前否认了弗林曾与俄罗斯政府讨论过制裁问题。彭斯说，因为弗林跟他说过这件事，所以他知道。1月24日，我派出了两名探员去白宫询问弗林，想知道他跟俄罗斯政府之间究竟都说了什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调查的俄罗斯政府干预大选案之中的一部分。然而，他对联邦调查局探员说了谎，否认了自己曾与俄罗斯大使仔细讨论过相关问题。
然后我停了下来。
“我想跟你谈谈迈克尔·弗林的事情。”弗林本来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几天前被迫辞职了。我不怎么认识弗林，只是在2014年他出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时候，跟他一起出庭做证过。我觉得他还挺招人喜欢的。
我看到后面墙上的电视中出现了“科米离职”这四个大字。我的听众是背对电视的，大概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失神，也都转过头去探个究竟。我笑了，然后说：“这太滑稽了。这个谣言应该是费了大力气吧。”我没管这些，继续说：“联邦调查局里没有所谓的职能部门，我希望……”
老爷钟旁边的门关上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总统看着我。
屏幕上的字又变了。三个屏幕正在播放来自三家不同电视台的新闻，但内容都是一样的：“科米被解雇了。”我笑不出来了，屋子里开始议论纷纷。我对大家说：“朋友们，我得去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无论这条信息是真还是假，我想传达的理念不会改变。现在请让我说完。”我继续说，“你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肩负着保护美国人民的任务，肩负着捍卫宪法尊严的使命。我们分工不同，但使命都一样。感谢各位在过去的时光里做出的贡献，谢谢各位！”然后，我走到每个员工面前，和他们握手，紧接着便离开会场去到一间私人办公室，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了贾里德，谢谢你。”特朗普说。他的女婿不情不愿地出去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出差的时候，身边是有通信团队的，以保证司法部或白宫可以随时找到他。但是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司法部部长没打过，副总检察长也没打过，没有一个电话。明明出差的前一天我刚刚见过司法部部长，几天前我还跟新上任的副总检察长单独见过面。副总检察长请我去见他，想就如何开展工作咨询我的意见，毕竟我在2003—2005年曾出任这一职位。2016年10月末，大选之前不久，现任副总检察长当时还在巴尔的摩任联邦检察官，他还请我去做演讲，面对他所有的员工讲领导力，讲我为什么要在希拉里邮件案中发表7月声明。那时，他还夸赞我是个能够鼓舞人心的领导者。现在，他不仅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特朗普解雇我，说我2016年的所作所为不可接受，非常糟糕。这让我觉得十分不可理喻。
然后，贾里德·库什纳来了。库什纳和其他白宫工作人员一起，坐在后面咖啡桌旁边的椅子上。他可能要比屋里的其他人都了解他的岳父特朗普，也想留下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事。为了能留下来看看我们要谈什么，他跟我谈起了希拉里邮件案，讨论当时的情况多么困难。可能他觉得特朗普会忘记自己说过让所有人出去，但特朗普可没忘。
当时，我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是通过媒体得知的。一通混乱之后，我们了解到一名白宫的工作人员正在前往联邦调查局总部，想要给我带个总统的信儿。我给帕特里斯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和孩子们都看到新闻了。我对她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正在研究是怎么回事。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给我打电话，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当时，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坐在椅子上，看着其他人陆续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司法部部长还在我身边。作为我的上司，他肯定觉得他得参加这场会面，但总统下了逐客令：“杰夫，谢谢你，但我只想跟吉姆单独谈谈。”
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John Kelly）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被解雇之后他也伤透了心，也想辞职抗议。他说他不想再为这个无耻之徒工作了，对我他都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我劝凯利别这么做，这个国家、这个总统都需要自律的人在身边，尤其是总统更需要。
我不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但这个要求有点不同寻常，我觉得结束后肯定又要写备忘录了。因此，我知道我得努力记下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
我的助手奥尔西娅·詹姆斯非常给力，她在联邦调查局大楼门口拿到了白宫工作人员带来的消息，草草地看了一遍然后发给了我。我确实被解雇了，即时生效。我居然被解雇了，被这个多次表扬我、请我留任的总统解雇了。解雇我的决定是由副部检察长提出并经司法部部长同意。这位副总检察长不久之前还夸赞我，说我是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而司法部部长不仅完全抽身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案，而且据总统先生所说，还曾称赞我工作做得很好。解雇我的原因都是假的，但这封解雇信确实是真的。我觉得我有点反胃，还有点头晕。
又来了。
我走出这间办公室，一大群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的员工聚在外面，很多人都热泪盈眶。我跟他们简单说了几句，告诉他们联邦调查局的价值观比我们任何人都重要、都坚定。现在要离开他们，我非常伤心，我告诉他们，正因他们都具备那些生而为人的珍贵品质——诚实、称职和独立，使我觉得离开是如此苦痛。我非常不愿离开他们。随后，我去了洛杉矶分局局长迪尔德丽·菲克（Deirdre Fike）的办公室。当初是我推荐她出任这个职位的，我相信她的判断力。直觉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我都应该参加这场宣讲，就算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也好。这场宣讲是我非常关注的活动，我依旧愿意劝说那些有才能的男男女女加入联邦调查局，就算我不再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分子了。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不参加了，因为我的出现会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只要有一个媒体看见了我，整场活动就别想顺利进行下去了。我的出现没什么好处，可能还会带来害处。于是，我觉得还是直接回家比较好。
奇怪的是，整场简报会上，总统都显得没什么兴趣，有些心不在焉。会上，我对当时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威胁表达了关切和担忧，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现象，但他并没有任何反应。这场会议就这么死气沉沉地进行着，快结束的时候，总统示意我们可以离开了。“感谢各位！”他大声说，然后他指着我说，“我想与吉姆谈谈。感谢各位！”
但现在问题出现了：我该怎么回家呢？我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安德鲁·麦凯布来操心吧，这家伙几分钟之前刚从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变成代理局长了。麦凯布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跟我一样惊愕不已。现在他是一把手了，他得想个合理又合法的法子解决这个问题才行。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我十分震惊，我还想过租个车，开上2700英里回家得了，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妥，我又不是自己来的，脑子也还算清楚，不能这样做。最后还是麦凯布决定，既然联邦调查局依然对我的安全负有责任，我还是坐来时的飞机原路返回，反正安保人员和机组人员也都得回华盛顿。拿定了这个主意，我们就都上了车，开向机场。
2月14日，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参加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反恐简报会，特朗普总统也有参加。他还是坐在桌子后面，我们6个人围着桌子坐成一个半圆。参会的有我、副总统彭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反恐中心局长、国土安全部部长，还有我的新上司——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这位新任司法部部长上任还不到一周。我一见他，就觉得他与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出奇地相像，都因在这个岗位上承受的重压而显得疲惫不堪，但塞申斯还不如冈萨雷斯善良。
新闻直升机在我们从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去机场的路上追上了我们。我们的车缓缓地行驶在洛杉矶的路上时，我看到我们右侧的车里，开车的人用手机在看新闻，新闻里俨然都是我们的身影。然后他转过头来，摇下车窗，对我笑了一笑，竖起了大拇指。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完成了这一串动作，同时又握得紧方向盘的。
没过一周，我又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又坐在了那把椅子上，膝盖再次顶在坚毅桌的下面。
往常，我们都是直接将车开进停机坪，由警官直接护送我到登机梯架上，这次也不例外。一般我都会感谢护送我们的警官，但这次我整个人都是懵的，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差点儿忘了这事儿。还是我的特别助理乔希·坎贝尔（Josh Campbell）提醒了我。他看我没有与护送警官握手告别，就用胳膊肘轻推了我一下，让我去谢谢那些警官。我照做了，跟每个人握了手，然后登上了扶梯。我不敢看飞行员的眼睛，也不敢看我的安保团队，怕我会失态。他们也非常安静。随后，机舱广播响起，说飞机即将滑行起飞了。这些影像全都被跟随我们的新闻直升机拍摄了下来。
然而，这场会面依然让我心有余悸，我从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回顾我与特朗普的会面时，我又一次想起了早年做联邦助理检察官时对抗美国黑帮的事情，想起了黑帮里那种无言的顺从，想起了老大掌控全局、手下人必须宣誓效忠的氛围，想起了他们非友即敌的世界观。黑帮里那些为了显示忠诚而无处不在的谎言，使黑帮组织抛弃了道德理念，抛弃了事实真相。
特朗普总统显然在白宫也一直盯着电视看，自然看到了我感谢护送警官之后登上飞机离开的画面。而这让他异常恼怒。第二天早上，他给麦凯布打电话，要他调查一下是谁允许我乘坐联邦调查局的飞机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回来的。
回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我对手下人说，经过今天在白宫里发生的这件事，我跟特朗普总统之间算是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情了。两周之前，我拒绝对他表忠心，现在又打断了他的话，直接批评了他。我与特朗普之间，不可能建立我与布什总统或是与奥巴马总统之间那样友好暖心的交情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联邦调查局局长本就不应该与在任总统或政府保持密切关系，而这也是我当天去白宫的初衷。
麦凯布说，他确实可以调查是谁允许我使用联邦调查局的飞机的，但他不必这么做，因为就是他自己允许的。麦凯布对总统说，无论如何飞机也是要返航的，安保团队也得回来，而联邦调查局也肩负着将我安全送回家的责任。
总统感谢了我的到来，而从头至尾普利巴斯都没说话。普利巴斯陪我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我径直走出了白宫，我们俩之间也没再交流。
听麦凯布这么说，总统爆发了。他下令说，决不允许我再踏入联邦调查局的任何地方，绝对不许。我的前同事只能将我办公室里的东西都打了包送到我家。总统的命令中还禁止我与联邦调查局员工见面，不允许我与他们之间有任何交流。那些都是曾与我并肩奋斗过的兄弟啊！
我这句话一出口，特朗普不说话了。在这个挂着明晃晃的金色窗帘的屋子里，一丝阴霾似乎爬上了他的脸庞。我能看到他眼神中的变化，一丝冷酷，一丝阴郁。他眨了眨眼，眼睛眯了起来，下巴也收紧了。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独裁者，不习惯身边的人挑战他的观点，更不习惯身边的人纠正他的错误，他才是那个万物的主宰。我没说几句话，却给他实实在在地泼了一盆冷水。他将我们政府中每个人的努力与普京的暴政置于同等地位，真是让美国政府蒙羞。他脸上的阴霾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好像我从没说过那些话，而他也从没有发怒一样。这场会面就这么结束了。
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就对麦凯布和他妻子的事情有诸多不满，至今还总对那事儿愤懑不已，总想拿出来说一说。
“总统先生，您回答的前半部分很好”我说道。他吸了一口气，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但后半部分不太好。我们和普京不一样，我们并不是普京那样的杀人凶手”。
因此，特朗普问麦凯布：“你妻子在弗吉尼亚州输了竞选，是不是？”
我抓住了这个空隙，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是再年轻一点儿，我绝不会这么做——尤其是对着美国总统。在我与特朗普有限的交集中，我从没见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跟他说话。那时候，他正要开始下一篇宏论，觉得我们就该同意他的观点。我不记得我是打断他的话插进去的，还是趁他稍微停顿的时候插进去的，反正我插进去了。
麦凯布回答道：“是的，她没能取胜。”
我坐在特朗普对面，看着他不断用自己的话语结成一个“另类事实”的茧，牢牢地把我们包裹起来。只要我没有反驳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了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他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是史上最多的；只要我没有反驳他，那我就一定同意他接受奥雷利采访时的反应是非常好的，他给出的回答也是非常机智的。我已经见识过他的这种招数了，这次我不会再让他得逞。这时候，他正好看着我问：“你也觉得我的回答很棒，是吧？”然后就想继续说下去。
然后，总统居然问了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这样一个问题：“替我问问她，输了的感觉如何？”然后把电话挂了。
跟特朗普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我就能辨别出特朗普的意图了。他会一直强调“大家都这么想”，这事“确实如此”，一直强调，不容辩驳。我们之前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根本不给你说话的余地。因此，正常谈话其实就变成了特朗普的一言堂。每次开会，他都连珠炮似的说很久，其他人根本插不上嘴。这时候，其他人的沉默就会自动被认为是同意了他所谓的“事实”，但这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马丁·路德说得好：“你不仅要为自己说出的话负责，还得为自己没有说出的话负责。”
回家的飞机上，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努力理清思路。我从手提箱里掏出了一瓶从加利福尼亚州带回来的黑皮诺，倒在纸杯里抿了一口，盯着舷窗外的万家灯火，盯着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如果我还没有被解雇的话，这种行为可是不被允许的。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我问飞行员，能不能让我坐在驾驶室里感受一下降落的过程。联邦调查局的飞机我坐了几百次，从未进过驾驶区。我坐在驾驶位后面的弹跳座椅上，戴上耳机，看着两个出色的特工飞行员操纵飞机降落，稳稳地停在了里根国家机场。这是我最后一次坐这架飞机了。他们曾带着我飞遍整个美国，飞遍整个世界，而现在，我们只能眼含热泪，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说声珍重。
特朗普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能明显地看出，他是在说服自己，同时他觉得他也说服了我们。其实，我并不觉得奥雷利的问题有多尖锐，也不觉得特朗普的答案有多好，但他并不想听我的意见。
我在从加利福尼亚州飞回来的路上，一边抿着红酒，一边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花些时间真正思考一下，我接下来要干些什么呢？在家的那段日子，有朋友自发地告知媒体：我曾经多么努力想要在联邦调查局与特朗普的白宫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我又是多么努力在那天的晚餐会上，拒绝向特朗普总统表忠心。然而，我与特朗普总统打过这么多次交道，自然还有很多黑暗的故事没有见诸报端。
一开始，普利巴斯和我都什么也没说。就算我们想说点儿什么，也插不进去嘴，特朗普总统根本没有给我们留出说话的时间。他接着说，奥雷利又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回答得很好”。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我们，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情。“我确实回答得很好，谁也想不出更好的答案了。”
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跟特朗普总统共事5个月有余，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总统。这并不是什么政治偏见。如果希拉里·克林顿上台了，我也同样会希望她成为一名称职的总统。在我看来，这是爱国的表现。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总统是成功的、称职的呢？我与特朗普总统之间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很悲哀，但我并不生气。我并不怎么了解他，也不了解他的生活。但他似乎并没有跟随过像哈里·豪厄尔这样的领导，因此也就没学到刚柔并济的领导艺术；他可能也没在像海伦·费伊这样自信又谦逊的领导手下待过，因此也无法感受到其中的不同之处。将心比心是人之常情，帕特里斯和我失去科林之后，我们变得更愿意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其他遭受过痛苦且能将心比心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特朗普肯定也经历过痛苦与失去，但他似乎并没有从中学到将心比心。我也曾做过凌虐他人的事情，也曾在打篮球的事上说过谎，更见过很多信口雌黄、最后把自己都骗了的人，这些经历都给了我很大的教训。但我从未见过特朗普因自己的谎言而痛苦，也未曾见过他因给别人带来痛苦而罢手，这实在是悲哀又可怕。生而为人，如果不能用善良纾解强硬，不能在自信和谦逊中找到平衡，不能同情他人，不愿尊重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就无法吸引能帮他做明智决定的人才。他不能，任何一个这样的总统都不能。这让我为他感到悲哀，更让我忧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我能怎么做呢？说我不尊重这个我们需要与之交好的大国领导人吗？”特朗普貌似在自问自答。
5月12日，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发表了一篇推文，当着他390万关注者的面警告我说：“在将我们之间的谈话泄露给媒体之前，詹姆斯·科米最好祈祷我没有将我们的对话录下来。”这句话简直让我摸不着头脑。他是在威胁我吗？我根本没想过要将这些对话公之于众，也不想泄露机密信息。我只想将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从我的脑海中清除，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思考他这些话的意义了。这些日子，我都待在家里，睡觉、锻炼、避免与家门口的媒体接触。
现在，三天过去了。特朗普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显得有点伤心，至少有些心事重重，而且依然非常愤怒地想要辩驳。
5月16日，星期四。帕特里斯和我计划偷偷溜出去，绕过媒体的包围圈，去城外过几天。我早上2点就惊醒了，猛然想起，2月14日我们见面的时候，特朗普与我讨论迈克尔·弗林的事情。当时，他说“希望”我撤销对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尽管我就我们的会面写了非机密的备忘录，但当时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和我都隐隐有些担忧，因为备忘录里可谓全是我的“一面之词”。当时，我们并没有撤销调查，而是决定不管这件事，让调查团队不受总统的影响，等司法部决定。待司法部部长撤出对俄罗斯一案的相关调查之后，司法部将如何处理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调查？我们准备等司法部做好决定后，我们再做打算。但这条关于录音的推文让我猛然惊醒，我躺在黑暗中，思绪万千。如果我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真的被录下来了，那么他想让我撤销对弗林的调查这件事就有了呈堂证供，这就不只是我的“一面之词”了。如果真的有录音，大家就能听到美国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对我说：“我希望你能想想办法。”
紧接着，奥雷利以其暴风骤雨式的提问挑战特朗普，质问他与普京之间关系为何如此亲密，但特朗普依旧不愿对俄罗斯政府进行批判。
我躺在床上，细细思考着这份迟来的爆料。我可以什么都不管，寄希望于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层看到特朗普推文里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会敦促司法部去拿到这些录音。也许联邦调查局还能敦促司法部指派一名独立检察官去调查这件事，也许我该相信政府会处理这件事的。但几年前，我在虐囚案上已经相信政府一次了，最终呢？后来我又相信司法部部长会在刑讯政策问题上与白宫据理力争，最后也没成行。现在，我再也不愿犯这种错误了。这次，我能做，也愿意做点儿事情，因为多亏了特朗普，我现在是个普通公民了。这真是大大的讽刺。
特朗普这么说，就好像是把普京的残暴专制与美国的民主体制等同起来，这让四面八方的批评如潮水般涌来。还有人因此附会，说特朗普与俄罗斯政府关系亲密。特朗普本不该支持这种言论的，但他在采访中的言论有这个倾向。我曾不止一次好奇，俄罗斯政府入侵邻国，压迫甚至谋杀其公民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什么特朗普从不愿意正视这些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呢？可能他想反其道而行之，也可能在下一盘大棋，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直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不明确发表意见，还总对普京表示歉意。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地缘政治上的坚实理由让特朗普无法公开对其他国家表示谴责，因为这毕竟是人家的内政。但4周前在特朗普大厦的时候，尽管情报机构的领导一致表示，俄罗斯政府已经干预了美国大选，想要损害美国的民主政治，但总统先生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即使是在私下里，他也没有对俄罗斯政府的所作所为有太大反应，也不好奇俄罗斯政府下一步打算做什么。我们都知道普京政府确实史无前例地干预了美国大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特朗普赢得大选。而特朗普对奥雷利问题的回应只会让大家更加理解普京为什么愿意扶特朗普上位。
我信任联邦调查局，但我不信任现任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领导下的司法部会做正确的事情。若想让他们做点儿正确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些刺激。既然我现在是名普通公民了，这点儿刺激我还是能给的。于是，我决定要向媒体曝光2月14日总统让我撤销对弗林的调查这件事。这可能会逼迫司法部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处理，然后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特朗普推文里所说的录音了。同时，尽管我不能再踏进联邦调查局大楼一步，但我还有一份备忘录，安安全全地躺在家里。
特朗普回答道：“杀人凶手太多了。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杀人凶手。怎么，你觉得美国政府就干净吗？”
周二早上，天亮之后，我联系了好友丹·里奇曼（Dan Richman），他之前也是个检察官，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教授。自从我被解雇后，丹就一直给我提供法律建议。我对他说，我会给他发一份非机密的备忘录，想让他将里面的内容（而不是这份备忘录）爆料给媒体。我之所以请丹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自己做这件事，那我家门前一定会堆满了狂热的记者，而我本人也会被紧紧追问，不得不对这事儿发表看法。当然，如果有人问我是否参与了此事，我确实参与了，我不得不这么做。在这里，我必须澄清，这并不是对机密信息的“泄露”，无论那些政客、政治掮客或是总统怎么说，我的这种行为都不是“泄露”。普通公民，无论是将自己与总统对话中得到的非机密信息分享给媒体，还是将其写在书里，都是完全合法的。我相信媒体的力量，也知道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新闻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基础，新闻自由一旦限制即意味着彻底失去。”
奥雷利接着说：“但他是个杀人凶手啊，普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我并不知道，司法部指派特别顾问这事儿，跟我将2月14日与总统的对话曝光给媒体有没有关系，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指派特别顾问前去调查特朗普总统推文中说到的录音了。我只知道司法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指派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来负责调查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一切相关问题都由穆勒来处理。
特朗普回答道：“我确实尊重他，但我也尊重很多人。尊重他并不意味着我就得跟他保持友好关系。”
我也不知道，这位特别顾问是否会发现特朗普有什么刑事犯罪行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查出来我没写到的其他东西。我觉得，罗伯特·穆勒的调查团队正在调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劝我撤销对其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和炒我鱿鱼这两个案子上，特朗普总统有没有妨碍司法公正。如果有，那他就触犯了联邦法律。其实在我看来，特朗普很有可能已经妨碍了司法公正，因为间接证据还是存在的，穆勒的团队可能也会找到很多其他的证据。我处理过很多妨碍司法公正的案子，但在这件案子上，我并不是检察官，而是个目击者。我对眼之所见有自己的看法，这可能并不符合优秀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和理念，却是合理合法的。比如说，在这起妨碍司法公正案中，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总统是否表露出自己想要妨碍司法公正的意图，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妨碍刑事调查，而且他自己明知道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我并没有掌握全部的证据，也不能确凿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我知道，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特别顾问穆勒及其团队正在努力调查，美国人民可以相信，除非有人妨碍他们调查，不然他们一定会调查出真相。无论是什么样的真相，他们都会调查得清清楚楚。
采访中，奥雷利问特朗普总统，他是否“尊重”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2017年6月8日，我在参议员情报委员会面前公开出席听证会，参议员们都想听听我跟特朗普总统都交流了些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特朗普的言论让人们对我的说法愈加好奇。于是，我决定把我和他之间的这些交流过程记录下来，提前交给委员会，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在一开始花很多时间去讲述这些事情，也能给参议员一些时间消化我说的这些东西，然后提出问题。
斯派塞走后，总统跟我打了个招呼，让我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我的膝盖都顶到他桌子上了。然后，普利巴斯努力把话题转到所谓的“俄罗斯档案”一事上。这件事我们其实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提起这个话题，但这次总统似乎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他坐在肯尼迪总统和里根总统用过的桌子后面，开始他一贯“爆豆式”的意识流独白。这次他讲的是几天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对他进行的电视采访。采访是在“超级碗”之前的节目中播出的，我没看到直播，但直播后的评论我看到了不少。
我想通过一个简洁的方式与联邦调查局成员说再见。我走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大发慈悲让我与同事们好好道别，他也没有那个气度。同时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代表联邦调查局，也代表我自己，澄清政府曾经说过的谎——联邦调查局并没有陷入混乱。我知道联邦调查局成员都会看到，这是我能与他们直接对话的机会。
同时，我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把屋子里的窗帘换了，换成了明亮的金色。后来我了解到，这套窗帘是比尔·克林顿的，但一想起特朗普对这位前总统的公开评价，想到克林顿的夫人，我觉得他用比尔·克林顿的窗帘似乎有点奇怪。（后来，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把克林顿的窗帘换成了他自己的。）
写好开场白之后，我在帕特里斯和一个女儿面前演练过，她们对我想脱稿发言的做法很是震惊。但我对他们说，我的这番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拿了稿子，我就会不停地看，反而不好。尽管我对当众脱稿发言很打怵，但我更想让联邦调查局的那群同事体会到我的真情实感。帕特里斯也担心我会紧张，担心我会傻笑，或是紧张得眉头深锁。我得找到一个方式平衡一下。
我也算与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开过几十次会了，从没见过他们在桌子后面跟我们说话。这两位总统都喜欢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开会，这样显得更随意，姿态更开放。在我看来，他们选择坐在那儿是有意义的，因为一般人和总统一起开会时都不可能特别放松，但如果大家都坐在一起，就可以假装是一群朋友围在咖啡桌旁讨论问题，气氛会更轻松开放一点儿。这时候，总统作为讨论群体中的一员，更容易从与会人员口中听到真相。然而，如果总统坐在他的“王座”上，面前还有一张大桌子，会议一下子就变得正式起来，所有人都会正襟危坐，那总统就不太可能从与会人员口中听到所有真相。不幸的是，在我与特朗普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他都是这样坐在桌子后面的。
就在我即将走进参议院听证会房间的时候，我依旧在思考究竟要不要脱稿。如果我忘词了怎么办？要是我紧张，舌头打结了怎么办？一般情况下，我在镜头前都不会紧张，但这并不是一般情况啊。然而，这时已经容不得我犹豫不决了。我与委员会的领导一起走进了会议室，走过发言台后面长长的走道，左转，踏上了证人席。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之前我也面对过很多次镜头，也经常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但这次太不同了。
尽管我并不是第一次面见这位新任总统了，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见他。他坐在那张著名的坚毅桌边，穿着西装上衣，两个小臂搭在桌子上，整个人都显得不太适应。他坐在桌子后面，来见他的所有人都得隔着这样一块儿大木桌跟他说话。
我坐在证人席上，脑海中一直响起帕特里斯的那句话：“想想联邦调查局成员，一想到他们，你的眼睛都会亮起来。”我确实想到了他们，我说话时有点结巴，最后提到联邦调查局成员的时候，几乎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但我所说的话，完全发自肺腑，出自内心。
我们两个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正在和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话。我们进去坐了一会儿之后，斯派塞就走了，就剩下普利巴斯和我，还有总统先生。
2013年，我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那时我知道，总统对我的上任很满意。国会之所以决定联邦调查局局长有10年的任期，就是要保持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希望联邦调查局能成为政治斗争之外的独立组织。尽管如此，我也能理解，总统确实能以任何原因，或是压根儿没有原因，辞退联邦调查局局长。
我脸上一点儿笑意都没有，只能说：“好吧。”
5月9日，我知道自己被解雇了之后，就立刻回了家，做一名普通公民。但随后那些说法，那些颠倒黑白的说法让我很困惑，也让我越来越担心。这些说法让我很困惑，是因为总统和我曾就我的工作进行过很多次探讨。他在上任之前和上任之后，都曾一次次告诉我，我工作得很出色，他希望我能留下来。我也一次次向他保证，我愿意留下来，做满10年任期。
但他说：“请坐一会儿吧，我确信总统先生会愿意见您的。我去看看他是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完他就离开了。从他办公室到椭圆形办公室并不远，他很快就回来了，笑着说：“总统愿意见您。”
总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与很多人谈起过我，包括现任的司法部部长。这些人都对他说，我的工作很出色，联邦调查局成员也都爱戴我、尊敬我。
上次面见总统之后，我不太想再与总统先生会面了。因此我回绝了普利巴斯，感谢了他的好意，说我觉得总统肯定特别忙，就不去叨扰了。他又问了我一次，我再一次回绝了他。
因此，当我在电视上看到总统说，是因为我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一案的调查而炒我鱿鱼的时候，我困惑不已。同时，我也是从媒体口中才知道，总统私下和其他人说道，炒掉我之后针对俄罗斯问题相关调查的诸多压力大大减轻。
我和普利巴斯的会面持续了差不多20分钟，会面很愉快，我们讨论了很多机密话题，也讨论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与白宫之间的关系。会面快结束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面见总统。这很奇怪，我们刚刚讨论完白宫与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他怎么就要让我去见总统呢？这之前说那么多不是白说了吗？白宫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系方式自有成规，除了像“棱镜门”这种突发事件，或是联邦调查局牵涉其中的国家安全政策讨论之外，如果白宫想联系联邦调查局，还是要经过司法部的。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已经谈论了联邦调查局要与白宫保持距离的问题，普利巴斯也已经说过他完全理解了我的想法，但现在他又迫不及待地让我去见总统，这是什么情况？
我被解雇后，政府第一时间发布的解雇原因是，我在大选年做出了不当的决定。对此，我也十分不能理解。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根本说不通。首先，时间上就说不通；其次，大选年的那些艰难决定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必须要做的。因此，这个说法我十分不能理解。
其实，我并不太认识普利巴斯。他看起来总是一脸困惑、脾气火暴，但他脾气火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经营特朗普任内的白宫肯定不容易，就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事都会焦头烂额，更别提普利巴斯本身就没什么政府工作经验了。在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之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之前在威斯康星州做一名律师，从来没在联邦政府工作过。就算不是普利巴斯，任何一个有类似经历的人，都很难管理好唐纳德·特朗普任期内的白宫。我都不知道普利巴斯该怎么办，但他一直在为做一个称职的办公厅主任而努力。
其实，法律规定，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不需要任何理由。但随后，政府开始对我进行诽谤，更重要的是，开始对联邦调查局进行诽谤，说联邦调查局已经陷入一片混乱，说我的领导使联邦调查局一团糟，说联邦调查局成员已经对他们的领导者失去了信心。
截至当时，我已经跟两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打过交道了，其中共处时间最长的是乔治·W. 布什总统任期内的安德鲁·卡德，而令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与安德鲁·卡德在医院里的那次交锋了。作为奥巴马总统任内的联邦调查局局长，我跟他的办公厅主任也打过不少交道。奥巴马总统的办公厅主任是丹尼斯·麦克多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细心周全，又坚强勇敢的人。人生而不同，各届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也各有性格，为人处世和领导方式都各有不同。但所有的办公厅主任都遭受了同样的痛苦，那就是睡眠不足。白宫办公厅主任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得使出浑身解数保证白宫的有效运行，而白宫就像一个混乱不堪的企业，就算在最平静无波的时候也是如此，更别提有事的时候了。当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有自己的领导技巧，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他给白宫带来的混乱，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这些都是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我很抱歉，联邦调查局成员竟然会听到这些谎言；我也很抱歉，有人将这些谎言告知了美国民众。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兢兢业业，就是为了能给联邦调查局添砖加瓦，使它能更上一层楼。而我说“添砖加瓦”，是因为我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在联邦调查局，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力量就在于，其价值观已经深深根植在每个联邦调查局成员的心中。没有我，联邦调查局也能继续运转。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就是：保护美国人民，捍卫宪法尊严。这个使命，一定会被联邦调查局成员坚定彻底地贯彻下去。
现在，我又踏进了这间办公室，原因自然是之前和特朗普总统共进晚餐。普利巴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想跟他解释一下联邦调查局与白宫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合适的。之前，普利巴斯从未在总统身边工作过，对于在这个职位上应该如何处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未来，我一定会非常怀念曾经为此奋斗的生活。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使命一定会继续向前，无论是我还是政府，都无法撼动其前进的脚步。
2017年2月8日，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的办公室很大，墙上有壁炉，中间摆了张会议桌，窗外便是高大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13年前，我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和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起开会的，听他讲如果司法部不肯改变对“星风”项目的看法，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就会因此丢掉性命。在那之后没过几天，我便见证了在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病床前的那场对峙，从病房回来后，我又在这间办公室待到临近午夜。
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对我的前同事们说。但在此之前，我想让每一名美国公民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永远诚实，永远强大，永远保持独立。
——托马斯·莫尔
现在，我的前同事们，我想向你们表达我的歉意，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你们好好说再见。能与各位一起为国家服务，能成为联邦调查局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的荣幸，我会永远想念你们。感谢你们来听我的发言，感谢你们为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望各位能继续为国家奉献青春，直到年华老去的那一天。
若道义有利可图，人人都高尚可敬。
现在，参议员们，我期待你们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