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哪儿去来的？”他用德语嚷道。
他安静地坐了下来，一面看着德文报，一面又注意着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听见大门响了一声门开了，他这才站起。
白兰德不料会碰到这样的场面，心里又是烦恼，又是不安。珍妮是慌了手脚。她的母亲在厨房里感觉很苦恼。
“是的，我看到她出去了，”葛哈德说，“我看见她的。一会她回来。我来同她算帐。”
“怎么，我出去散步来的，”她惶惑地回答。
“她出去了，”她的母亲说。
“我不是叫你晚上不要出门吗？”葛哈德纯然不顾白兰德，只管说他的。
“珍妮哪儿去了？”
珍妮脸上涨得绯红，不知该说什么。
碰巧葛哈德快要到家，眼见她走出门去。看到这他已经够了。他就慢慢地走到里边，找着葛婆子说道：
“出了什么事儿了？”白兰德严肃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同她说话？”
下定决心，他费了三个晚上的工夫，偶尔从工厂里回来，每次都留心查看他的房子，看有没有客人在里边。到了第四天晚上，白兰德来了，找到珍妮，尽管她神魂不定，依然带她去散步。珍妮害怕被父亲知道，唯恐闹出不好看的事儿，可是她不清楚怎么样才好。
“她不应该晚上跑出门，”葛哈德恼怒地回答，“我已然跟她说过好几次了。我想你也不应该再到这儿来了。”
“好吧，那么我亲自来试试看，到底这种事情能不能终止，”那父亲意志坚决地说，“我自己同他说去。且等他下次再来。”
“为什么？”那参议员不解地问到，然后停住了斟酌他的措辞。“很奇怪吗？你的女儿做过什么事儿了？”
“我不清楚。我想没有吧。”
“做过什么事儿！”葛哈德嚷道，他因忍痛得过分紧张，以致激动得更加厉害，就连他所说的英语也不成腔了。“什么事，她不能半夜上街去乱跑。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和像你这样年纪的人晚上出门去。你到底想对她怎么样？她还是个孩子呢。”
“不是叫他不要再来吗？”
“我想要对她怎么样？”那参议员竭力挽回他那已受损害的尊严说。“的确，我想要跟她谈谈。她的年纪已经够我对她产生兴趣。我还要跟她结婚，如果同意我的话。”
“昨天晚上他到这里来过了，”她闪烁其词地回答。
“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来，”完全丧失了理性而采取强迫态度的父亲回答说。“我不希望你再到我家里来。我不希望因为你而让我女儿损坏名誉？”
“珍妮又跟那人出去过了吗？”第二天晚上他就问葛婆子。
“我老实告诉你，”那参议员摆起十足的架子来说，“你必须把你的意思讲个清楚。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你的女儿并没有因我受过任何的损害。现在我要知道你这种行为究竟是什么意思。”
葛哈德要去叫他从此断绝关系的这种行为，对于珍妮和她的母亲简直是无法理解的。像这样的行为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她们在他面前就一定要害怕呢？但是，白兰德在葛哈德出去工作的时候仍旧来过几次的，但一想到被父亲发觉，都吓得直发抖。几天之后，白兰德又来带她去作长途的散步。她跟她母亲都没有把这桩事告诉葛哈德，但也没瞒住他多长时间。
“我的意思，”葛哈德恼火地重复着说，“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人家都在谈论，说你怎样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常到这里来，怎样带我的女儿去溜弯，去散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认为你不是个可靠的人，不然就不至于带着一个跟你自己女儿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到外面去瞎跑。人家都把你的为人详细对我说了。我只要你走开，不再纠缠我女儿。”
“娶你，吓！他怎么不跟我说！”葛哈德嚷道，“这事我要查一查。我不愿意他同我女儿在一起，叫邻舍家讨论。而且，他年纪也太老了。我让他知道，叫一个女孩子去受人家谈论是不对的。他应该跟你完全没有关系。”
“人家！”参议员说，“好吧，我管不了你的什么人家。我爱你的女儿，我之所以到这里，就因为我爱她的缘故。我本来就是要娶她，要是你的邻舍家要谈论什么，就让他们谈论吧。你不清楚我的意思，就摆出这副样儿来，那是没有理由的。”
“他要帮助我，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珍妮喃喃地说，“他要娶我。”
珍妮被这激烈的争吵吓昏了，接着就一头缩进门里去，她的母亲看见她，就走上前来。
“他不可以晚上带你出门啊，”一向关注外界事情的葛哈德说。“他找你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总之，他太老了。我认为你不应该跟他有什么事情——像你这种年龄的女孩子。”
“啊，”她的母亲激动地喘着气说，“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的。我们能怎么办呢？”母女两人抱成一团，静静地哭泣。两个男子的争辩仍然继续下去。
“你是不喜欢我晚上出门的，”珍妮说，“所以我没有对你说，此外并没有瞒你的事情。”
“娶她，哼，”那父亲嚷道，“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她的父亲回答。
“是的，”参议员说，“娶她，正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现在十八岁了，已经可以自己做主了。你是侮辱我，也伤害你女儿的感情。现在你要明白，事情是不能这样就完的。如果你除开旁人的话，还有理由说得出我的不是，我希望你说出来。”
“我从来不曾因为做过坏事而瞒过你，”她说，“他不过带我出去逛逛罢了。”
那参议员站在他面前，像一座正义的堡垒。他也不说话，也不暴怒，嘴唇却是僵硬的，显出他是一个有毅力有决断的人。
母女俩都愣住了。珍妮现在觉得她们的错误有些儿严重。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了，”那个现在有些丧气却还没有被吓倒的葛哈德说。“她是我女儿。她该不该黑夜跑出去，或者该不该嫁给你，都是由我作主的。我知道你们政治家是怎么样的。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当你是个不错人，现在见你对我女儿这个样儿，我就对你没什么好感了。现在只请你走开，不要再到这里来，我所希望你做的就是这样。”
“有什么关系？”葛哈德依然用德语嚷着，即使珍妮已经用英语回答过他。“走在街上让人拦住我告诉这件事情，还没有关系吗？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真不害臊！你和他本来没有什么，可是你不告诉我。要等其它人告诉我，我就奇怪了。难道我家里的情况一定要等邻舍家来告诉我吗？”
“对不起，葛奶奶，”白兰德从那发怒的父亲慢慢地转过头去说，“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我而给你家里带来这样的争吵。我想不到你的丈夫是不希望我到这里来的。可是我要把这桩事暂时放着。你千万不要把今天的事情看得太认真。”
“啊，”珍妮纯然出于对她母亲的同情，不由自主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葛哈德见他的态度这样冷静，不由得震惊。
“你瞧，”葛哈德仿佛是向全世界人说话一般，“她自己也清楚的。可是他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邻舍家已经在讨论了，可是我却今天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现在我要走了，”他再次向葛哈德说，“可是你不要认为我把这事从此丢开。你今晚上干了一桩大的错事了。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晚安。”他微微鞠了一躬出去了。
“又是说我吗？”珍妮有些红着脸说。
葛哈德把门紧紧关起来。“现在，”他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说，“现在咱们可以把这人摆脱了吧。你们应该清楚，人家已然在谈论，还要三更半夜到街上溜弯，的确是有不是的。”
“哦，都是旁边邻舍家，”母亲吞吞吐吐地回说，“他们老喜欢瞎扯。”
现在口舌上，这场争吵终于已经结束了，但是神色上和感情上的不睦是越发严重，此后几天之内，那小小矮屋里居然听不见有人说话。葛哈德开始想起自己的工作是白兰德给他的，就决定放弃了它。他又宣言他家里从今以后不得替那议员洗衣服，而且，他如果没有确实晓得葛婆子在旅馆里的工作是她自己努力找来的话，他也要不许她去的。他认为这种事情总没有好处。要是她根本不曾到过那旅馆，这一切的谈论就不会有的。
“什么事？”她再次轻轻追问母亲一句。
至于那参议员，他受过这次粗鲁的待遇之后，就决然的要走了。邻舍家的流言，针对他们那种地位的人就已经是很不利，最起码像他这样的身份，总会被他们牵累进去，他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儿不应该了。他对于这种局面，真不知怎么样才好，但他最终没有考虑出办法，短短几天过去了，最终他被召到华盛顿，走的时候并没有跟珍妮见过一面。
葛婆子并没有说什么，可是珍妮看见她一动都不动，猜测其中必有缘故了。她就走了过去，立刻发现她刚刚哭过。
在这期间，葛哈德的家庭还是仍然挣扎着过日子。他们本不富有，但葛哈德宁愿挨穷，只要可以挨得过的话。而无奈杂货店的帐单并没有因此减少。孩子们的衣服一天天地破下去了。他们不得不拼命节省，而欠的店帐却没还过一文钱。
“没有事，”葛哈德肯定地说。
后来有一天：就是押款年利到期的时候，又有一天，两家杂货店的老板跟葛哈德街上巧遇，向他要帐。他只得立刻对他们说明景况，并且告诉他们说他一定竭尽全力。但是他的精神并不因这种种不幸而松懈。他一面工作一面祷告上天给自己施恩，并且利用早晨睡觉的时间来到处奔走，或者是找收入较好的地方，或者是找偶尔会有的零工。其中一个就是割草。
“什么事？”她看见父母很沉默，心里有些不解。
葛婆子提出抗议，说他这样的拼命本是慢性自杀，但他却说也是迫于无耐。
这个时候珍妮进来了。她原先在前面屋子里同一个孩子睡觉，虽然听见后面在说话，可并没有听出话里的意思。她进来时，她母亲转过脸去，朝她正在做饼的桌子上低下了头，不想要女儿看见她的红眼睛。
“人家到处拦住我问我要钱，我是没有时间好好休息的啊。”
“那就好了，”葛哈德嘟囔地说，“但是他不应该到咱们家里来带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出去散步。就算他没有恶意，看起来也不像个样儿。”
这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困苦艰难的情况。
“邻舍们是顶高兴谈论人家的。他们现在大概是没话题可聊，所以说到珍妮身上来了。孩子的好坏你是知道的。他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呀？”说着，眼泪就从那软心肠的母亲眼里流出来。
事情一件接一件，西巴轩又正在这个时候进了牢狱。原因在于他那偷煤的事情不幸多干了一回。有一天晚上，他叫珍妮和孩子们等着自己爬上煤车，就被铁路上的值班人员逮住了。这两年来，偷煤的情形原也不少，但向来数量较少，铁路上也就不甚留心。直到后来交运的客家口出怨言，说从宾夕法尼亚煤场运到克利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地的货色常常磅数不足，侦探们便开始侦查了。从铁路上偷煤的人数，也原不止葛哈德一家的孩子。科伦坡别的人家也有许多常干这事情，但西巴轩刚巧被逮去做榜样了。
葛哈德想了想。那参议员给他的印象是挺不错的。他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东西让他担心。
“你得下来了，”突然从黑夜里出现的侦探说。珍妮和孩子们看见情形，立刻丢掉篮子桶子去逃命。西巴轩的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跳下车来逃，但是那个侦探逮住他的衣裳了。
“那我不知道，”葛婆子自卫着说，“是他自己到咱们家里来的。我只清楚他是个好人。你想我能叫他不来吗？”
“站住，”他喊道，“我非抓住你。”
“不过他不年轻了，”葛哈德重复卫佛尔的话说，“他是有职务的。他总是看珍妮这样的孩子干什么？”
“喂，放手，”西巴轩野蛮地说，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弱者。他是属于冷静且有决断的，并且马上感觉到了自己的危急了。
“他们毫不相干的，”葛婆子用一句贴切的德国成语说。“珍妮跟他出去散步过一两回。他也到咱们家里来过。人家有什么好谈论的？难道女孩子家就不应该出去转转吗？”
“放手，我告诉你，”他再次地说，同时将身一纵，眼看把那个想要擒他的侦探撞倒了。
“刚才街上卫佛尔碰到我，”葛哈德继续说，“他跟我说邻舍家都在议论那个跟女儿一块儿出去的男人了。我是什么都不清楚的。我听他这么说，弄得我哑口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把当我什么人了呢！”
“下来，”那侦探为了突出自己的权威，说着说着，就狠狠地把他往下拉。西巴轩只得下来，却立刻向侦探一拳挥去，打得他立脚不稳起来。
“他不就来过两三次啊，”葛婆子无力地重复说。
随后两个人纠缠多时，才有一个过路的铁路人员来助那侦探一臂之力。两人联合起来把他擒到了车站，见过地方官，送他进牢狱。那时西巴轩破了衣服，伤了手脸，肿着眼睛，在牢里关了一夜。
“两三次！”他嚷起来，德国人大声说话的习惯被挑起来了。“两三次！邻舍家们都在谈论了。那么究竟是怎么的？”
孩子们回家之后，也不知道西巴轩究竟如何，但听到九点钟敲过，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西巴轩依然不回来，葛婆子就有些着急。他常常是十二点一点才回来的，可是那天晚上，他的母亲就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直到一点半钟，还是没有西巴轩的消息，她就开始哭了。
“这次是真的，”她十分狼狈地说，“他就来过两三次。”
“你们必须要有一个人跑去告诉你的父亲，”她说，“他大概是在牢里了。”
“你怎么没对我说过这桩事情，”他回说，他认为她纵容孩子并且替她隐瞒，心里有些恼火了。
珍妮自告奋勇，可是睡的正香的乔其也被叫醒来跟她同去。
“怎么，没有什么事，”她也用德语回答。可是她被这问题吓了一跳。“他以前来过两三次。”
“什么！”看见他的两个孩子而惊奇不已的葛哈德说。
“白兰德先生来看珍妮是什么样的情况？”他用德语问，“邻舍家们都在谈论了。”
“巴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说，接着就对他说明那天夜里的冒险故事。
他一回家就把这桩事情告诉他的老婆。
葛哈德立刻放下他手头边的工作，跟他两个孩子一起走出来，到了指定地点，才分路向监狱那边去。他心里已经猜到几分，觉得十分伤心。
“谢谢你的好意，”他准备回家的时候口里喃喃说，“我也要去问问清楚。再见。”
“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呢！”他不住地念着，边说边拿他的粗手擦着淌汗的额头。
“是的是的。本来没有什么，”卫佛尔接着说，“人家说话靠不住的多。你是我老朋友。我想你应该要知道这件事。”
走到警察局，当值的巡长大概地告诉他巴斯是在拘押。
“他是我家的朋友。我想人家应该打听明白再说话。我的女儿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西巴轩·葛哈德吗？”他翻阅他的薄子说，“是的，在这里。偷煤和拒捕。他是你的孩子吗？”
“没有怎么样，”他的邻人说，“就是人家在谈论罢了。他已经不年轻了，你知道的。你的女儿近来同他出去过几回。人家看见了，现在都在谈论她。我想你应该要知道知道。”葛哈德听见这话，气得浑身发抖。人家说这种话，一定不会信口胡说。珍妮和她的母亲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坚持要替他女儿辩护。
“啊，我的天！”葛哈德说，“我的老天爷！”他急得不住搓手。
“哦，”葛哈德松了口气似的回答说，“白兰德议员。是的。他确实来几次的。好吧，怎么样呢？”
“要见他吗？”巡长说。
“人家说他是做过议员的，”卫佛尔接着说，心里半信半疑，“我也不太肯定。”
“是的，是的，”父亲说。
葛哈德带着惶惑的面容寻找他的记忆。
“带他进去，勿雷特，”巡长对当值的看守员说，“让他看看他的儿子。”
“不知道吗？”卫佛尔说时，他几乎跟葛哈德一样惊异了。“就是那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他有时拿着手杖。你不知道那个人吗？”
葛哈德站在接见室里，西巴轩伤痕累累，衣着破碎的被带出来，他一看这情形就，开始哭泣，一时竟说不出话。
“我女儿？”葛哈德说时感觉着一种困惑和不安，却不全是由于那人话里所含的意思，而是由于这样意外受攻的情势。“你说哪一个，我不清楚有什么人来看过我的女儿。”
“你别哭，爸爸，”西巴轩坚强地说，“我是没有法子。现在没有什么。我明天早上就出来了。”
“葛哈德，”他说，“我想跟你说点事。我是你的朋友，耳朵里听见的话应当告诉你。你要知道，现在邻舍们都在议论纷纷地说到你家来看你女儿的那个人了。”
葛哈德心里难过得直发抖。
突然有一天早晨，葛哈德做了夜工回来的途中，一个名叫奥多·卫佛尔的邻人叫住他。
“别哭泣，”忍住不哭的西巴轩接着说，“这里没有什么的。哭有没有用呢？”
葛哈德自己觉得受了骗，而且他对于这样的变化，就只盼望荣誉和利益持续不断地流进自己家里，所以也接受他的关切和效劳，因此日子平安无事地过去了。至于他在那快乐的圣诞节这段期间送来的许多东西，他的老婆自始自终都没有跟他说起过。
“我知道，我知道，”满头银发的父亲继续说，“可是我管不住自己。你干这样的事是我的错误。”
那参议员刚要成为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葛哈德老头子就认为自己向来信奉的那套传统的标准已经有点不可靠了。他不知道怎样判定这样一个人物。此刻追求他的美貌女儿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啊。白兰德闯进他们家庭生活里来的方式让他们措手不及，所以他等不到任何人答复，就已成为他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不，不，不是你的错误，”西巴轩说，“你也是没有办法。母亲知道了？”
自然而然的，这样沉重的宗教感情导致他对孩子们非常严厉。只要青年人在情欲上因为快乐而流露的弱点，他都用一种严密的眼光监视着。珍妮如果不经父亲的同意，就绝对不能有钟爱的人。如果她在科伦坡街上遇着青年的男子，只要有一丝眉来眼去，一回到家中就必须断念。可是葛哈德忘记他自己也曾经也是青年中的一员，却只想到她精神上的幸福。因此，那参议员即将成为她生活中一个新奇的因素了。
“是的。她知道了，”他回答，“珍妮和乔其刚才一起跑去我那里去告诉我的。我到刚刚才知道。”说着又哭起来。
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世的问题一天天的难以解决了，他就越发怀着焦灼的感情而坚持地相信着那可以解决困难的教义。啊，他要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诚实，真正的正直，好让那在天之主没有可以排斥他的借口呢！他即替自己害怕，同时也替妻儿害怕。他将来不要有一天该替他们负责吗？他因自己的疏忽，因对他们教导不正确，结果会使他自己跟他们一起永远定罪吗？他常想像地狱里的苦楚，不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家里人要落到怎样地步。
“好吧，你别伤心，”巴斯接着说，他性情中的最好部分全然释放出来了。“事情就会好的。你尽管回去做工，别着急。事情就会好的。”
葛哈德相信教坛上所讲的句句都正确的。死和未来的日子，在他认为全属实有的东西。
“你的眼睛怎么受伤的？”父亲用红眼睛看着他问。
葛哈德和他的妻子，还有珍妮，都无条件地接受翁德牧师所说出的教义。但是在珍妮，只不过是名义上同意罢了。宗教对于她依然没有明显拘束力。她也有一个天堂，是有趣的，知道有一个地狱，是可怕的。年轻一族的女子和男子都应该好好地做人，应该听从他们的父母。除此以外，全部的宗教思想在她心里都混乱得乱七八糟。
“哦，我曾经同那个逮我的人撞了一下，”那孩子坚强地微笑着说。“我本来是可以逃走的。”
科伦坡教堂里的翁德牧师，本来是一个虔诚热心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倔强脾气和他那种严肃的正教教条，使他的为人偏执。他总认为他的信徒们如果跳舞，打牌，看戏，就有可能会危及最后的得救，又常常对人家大呼小叫，有谁不遵守他的训诫，地狱就会将他吞下去。喝酒，即使是短暂一次，也要算一种罪恶。吸烟——可以，他自己是吸烟的。就算正当的结婚行为，以及结婚之前的纯洁，都属基督教生活的绝对必要条件。他以前有说，做女儿的要是没能保持她的贞操，做父母之前，纵容女儿去堕落，那就没得救了。针对这样的人，地狱之门会等他们进去。你如果想免除永远的刑罚，就必须走正直而狭窄的路，并且有个公正的上帝每天都要对罪人发怒。
“那也不可以这样，西巴轩，”父亲说，“为这个你也许要多吃些苦。你的案子什么时候结？”
他那路德教派的倾向，是因长期多次跑礼堂和在家庭里遵守宗教仪式的习惯而逐渐加深的。在他父亲的矮屋里，路德派牧师的势力一向很庞大，他因此遗传了一种思想，以为路德派的教堂是很完美的组织，又以为它的教训在生活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妻，名义上虽属曼诺教派，却很乐意接受她丈夫的信条。因此，他的家庭就属于了敬畏上旁的家庭；他们无论到任何地方，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跟当地的路德派教堂去联络，而路德派的牧师就常常是他们欢迎的贵客了。
“明天早上，他们跟我说的，”巴斯说，“九点钟。”
他这点老实，也跟他的宗教信念一样，是来自遗传。他对于这种个性根本不多思考。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很刚强的德国工匠，从来不曾骗取任何人一块钱，而这忠实的个性，就不偏不移地传进他的血脉里来了。
葛哈德和他的儿子再站了一会，讨论着保人，罚金，和其他的问题，却都没有具体的结论。最后，他才被巴斯说服回去，但是临别时又引起他一阵难过；他是簌簌抖着呜咽地被拉开去的。
葛哈德是个老实人，他喜欢别人看重他这点老实。“威廉，”他的主人经常对他说，“我所以用你，是因我能信任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他却觉得比金银珠贝都可贵。
“这是很难受的呢，”巴斯回到牢里时对自己说。他想起父亲觉得很心痛。“我还不知道妈要多么难过呢。”
到美国之后，他又将慢慢地从纽约迁移到费拉德尔菲亚，接着更向西，曾有一段时光在宾夕法尼亚各家玻璃工厂里工作。在这新环境的一个浪漫乡村里，他拥了自己生命的另一半。她是一个日耳曼血统的美国女子，他同她迁居到羊氏镇，又再次搬到科伦坡，经常跟着一个名叫汉孟德的屡兴败的玻璃制造家走的。
想到这里他难过极了。“早知道就该一下就把那个家伙打倒的，”他说。“我不先逃走真是笨蛋。”
这个不幸家庭的父亲威廉·葛哈德，从他的性格地方讲是个很让人注目的人物。他生在萨克森王国，个性很强硬，十八岁上就因不赞成征兵制度逃到巴黎。没过多久又从巴黎搬到希望无穷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