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商人聚集在军官身边。
“大人，”他说，“请您保护我们吧。各种小东西对我们来说算不上什么，我们是乐意给的！现在马上把呢子拿来，给有教养的人，哪怕给两块也舍得，我们是很乐意的！可是我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完全是抢劫！请吧！是不是可以设个岗来管一管，要不哪怕能允许我们关上店门也好……”
“唉！全是白费口舌！”其中的一个神情严肃的瘦子说。“脑袋都要掉了，还可惜什么头发！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他有力地挥了一下手，侧过身去对着军官。
围围巾的军官下了马，叫来一个鼓手，和他一起进了拱门。一群士兵见了拔腿就跑。一个面颊上靠近鼻子的地方长着红色粉刺的商人，肥胖的脸上带着沉着镇静、胸中有数的表情，摆动着双手，急忙神气地走到军官面前。
“伊万·西多雷奇，您说得倒好。”第一个商人生气地说。“您请吧，大人。”
“朝那边走！把他们赶出来！”级别高的军官喊道。
“有什么好说的！”瘦子大声说道。“我这里的三个店铺里有十万卢布的货物。部队走了，难道能保得住吗？唉，平民百姓们，上帝的意志不是空手能够改变的！”
“怎么个走法？那里停住了，在桥上堵住了，走不动。要不要布置一道散兵线，不让最后的人都跑散了？”
“请吧，大人。”第一个商人鞠躬说。军官困惑不解地站着，他脸上露出犹豫不决的表情。
“怎么，您要把他们集合起来！”另一个军官说。“他们是集合不起来的；应当快点走，不要等最后一批人都走了，就这样！”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他突然喊道，快步沿着商场往前走。在一个开着门的店铺里传出了打骂声，当军官走到那里时，一个身穿灰上衣、剃光脑袋的人被从门里推了出来。
“你上哪里去？……你们上哪里去？……”他朝三个步兵吆喝着，这三人没有带枪，撩起军大衣的下摆，正要从他身边溜进商场去。“站住，鬼东西！”
这个人弯下腰，从商人和军官身旁过去了。军官责骂起店铺里的士兵来。但是这时莫斯科河桥上的一大群人当中响起了可怕的叫喊声，于是军官便朝广场跑去。
“将军下令无论如何要立刻把所有的人赶出来。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人跑散了一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问，但是他的同伴已骑着马经过圣瓦西里教堂朝发出喊声的地方跑去了。军官上了马，也跟着他跑去。当他到达桥头时，看见两门从前车卸下的大炮、过桥的步兵、几辆翻倒的大车、几个吓坏了的人和笑哈哈的士兵。在两门大炮旁停着一辆套着两匹马的大车。在大车的车轮后面紧跟着四条戴着颈圈的猎犬。大车上各种东西装得高高的，在顶上，在一把四脚朝天的童椅旁坐着一个女人，她正在拼命地尖叫。同伴们告诉军官说，人群喧哗和女人尖叫是这样引起的：叶尔莫洛夫将军来到人群中，得知士兵们都跑到店铺去了，大群居民把桥堵死了，于是下令卸下大炮，做出要向桥上开炮的样子。人群撞翻了大车，你踩我，我踩你，拼命地喊叫，拥挤着，在桥上让开一条道，于是部队向前推进了。
部队在克里姆林宫周围分成两路，聚集到莫斯科河桥和石桥上，大批士兵利用停顿和拥挤的机会，从桥上往回走，悄悄地和不声不响地经过圣瓦西里教堂和博罗维克门折回小丘，到了红场，他们根据某种嗅觉感觉到这里可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样的人群，像在购买廉价商品时一样，挤满了外国商场的所有通道和过道。但是这里听不见商人招揽顾客的亲切甜蜜的说话声，没有叫卖的小贩和穿着花花绿绿衣服的女顾客——只能看到穿着制服和军大衣的不带枪的士兵，他们空手进去，默默地拿着东西出来。商人和店员（这些人很少）好像慌了神一样，在士兵当中走来走去，打开自己的店铺又把它们关上，亲自和伙计一起把货物搬到别的地方去。广场上，在外国商场旁边，鼓手们在敲集合鼓。但是抢东西的士兵听见鼓声不像以前那样跑去集合，而是相反，跑到离敲鼓更远的地方去。在店铺里和过道里，在士兵中间可以看见身穿灰色长衫和剃光脑袋的人。两个军官，一个制服外围着围巾，骑着一匹深灰色的瘦马，另一个身穿军大衣，没有骑马，站在伊利英卡街的拐角上，正在说着什么。第三个军官骑马到了他们跟前。
二十二
部队行进中最拥挤的现象发生在石桥、莫斯科河桥和亚乌扎桥上。
城里这时人已经走空了。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店铺的大门都锁上了；在小酒馆附近的一些地方可以听到一两声喊叫和醉汉的歌声。谁也不坐车在街上走，很少能听见行人步行的脚步声。在波瓦尔街上一片寂静，什么人也没有。罗斯托夫家的大院子里满地是马吃剩的干草和马粪，看不见一个人。在罗斯托夫家的那座全部财产都原封不动的宅院里，大客厅里只有两个人。这就是管院子的伊格纳特和瓦西里依奇的孙子——侍童米什卡，这孩子和爷爷一起留在了莫斯科。米什卡打开了古钢琴，用一个手指弹了起来。管院子的人两手叉腰，高兴地微笑着，站在一面大镜子前面。
俄国军队从夜里两点到次日下午两点通过莫斯科，带走了最后离开的居民和伤员。
“我弹得多好！是吗？伊格纳特叔叔！”孩子说，突然两手拍打起琴键来。
二十一
“瞧你的！”伊格纳特回答说，看见镜子里自己笑得愈来愈高兴，不禁感到惊奇。
这场戏没有演成。
“不要脸，你们真不要脸！”悄悄进屋来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在他们背后说。“瞧你这个大胖脸，龇牙咧嘴的。是为了这个把你们留下来的吗！那里什么都还没有收拾，瓦西里依奇忙得要趴下了。等着吧！”
他没有到城里去，而停在多罗戈米洛沃近郊的一家旅店里。
伊格纳特整了整腰带，不再笑了，顺从地垂下眼睛，出去了。
“莫斯科空了。多么难以置信的事！”他自言自语说。
“大娘，我只轻轻地弹了一下。”孩子说。
“把马车拉过来。”他说。他和值班副官一起坐上马车，前往郊区。
“我叫你轻轻地弹！小淘气鬼！”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吆喝了一声，朝他挥挥手。“去给爷爷烧茶炊去！”
当有人小心翼翼地向拿破仑禀报说莫斯科是一座空城时，他生气地看了禀报的人一眼，转过身，继续默默地走着。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掸掉尘土，关上古钢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出了客厅，锁上了门。
在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人们按照老习惯还在毫无目的地活动着，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她来到院子里，考虑现在到哪里去：是到厢房里瓦西里依奇那里去喝茶，还是到储藏室里去收拾还没有收拾好的东西？
当疲惫、不安和神情忧郁的拿破仑在度支部土堤旁来回走动，等待对方哪怕表面上遵守他认为必要的礼节，派个代表团来时，莫斯科就是这样空荡荡的。
从寂静的街上传来了急速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便门旁停住了；门栓鼻在竭力想要打开门的人手里弄得啪啪响。
养蜂人打开蜂箱的上层，观察它的顶部。那里已没有占满蜂巢的所有空隙、温暖着幼蜂的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蜜蜂，他看到的精巧复杂的蜂巢已不是原来的那种样子了。一切都荒废了，弄脏了。盗蜜的黑蜂迅速地、贼头贼脑地在各个蜂巢里窜来窜去；自家的蜜蜂变得干瘦短小和无精打采了，像老了一样，慢慢地爬着，对谁也不妨碍，没有任何愿望，失去了生命的意识。雄蜂、胡蜂、熊蜂、蝴蝶一边飞着，一边糊里糊涂地撞击着蜂箱的外壁。在留有死幼蜂和蜂蜜的蜂蜡之间，不时可以听到各处传来的愤怒的嗡嗡声；两只蜜蜂根据老习惯和记性正在一个地方清理蜂巢，它们干得很卖劲，力不胜任地拖着死蜜蜂或死熊蜂，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另一个角落里，另外两只老蜜蜂好像在有气无力地打架，或许是在清理自己身上，或许是在相互喂食，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它们的行动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还有一个地方的一群蜜蜂相互挤压着，朝一个受害者进攻，拍打它和掐它。于是这只筋疲力尽的或者已被打死的蜜蜂慢慢地、像羽毛一样轻轻地掉下来，落到死蜜蜂堆里去。养蜂人翻转两块中间的巢础，想看一看蜂巢。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看到几千只蜜蜂背靠背停在那里，密密麻麻地围成一个黑圈又一个黑圈，保守着繁殖后代的最高秘密，他看到的是几百只沮丧的、不死不活的、已昏昏入睡的像残骸般的蜜蜂。它们几乎全都死了，而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都待在它们保护过的、已不复存在的圣地上。它们散发出腐烂和死亡的气味。它们当中只有几只还能动弹，还能起飞，有气无力地飞着，落到仇敌的手上，连豁出性命螫一下的力气都没有，——而其余的都死了，像鱼鳞一样轻轻地往下散落。养蜂人关上蜂箱，用粉笔在板壁上做了个记号，将抽个时间把它拆毁、烧掉。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走到了便门旁。
蜜蜂在正午灼热的阳光照射下还像围着其他有生命的蜂箱一样围着除去蜂王的蜂箱快乐地飞舞；还远远地可以闻到这蜂箱散发的蜂蜜的香味，蜜蜂还是那样飞进飞出。但是只要仔细地一看就可看出，在这蜂箱里已没有生命。蜜蜂不像在有生命的蜂箱里那样飞，养蜂人闻到的气味和听到的声音也都不一样。养蜂人叩一叩这有问题的蜂箱的外壁，看到的不是以前的那种立刻协同一致作出的反应，听到的不是几万只蜜蜂威严地收紧肚子、快速地扇动翅膀在空中发出的充满生命力的嗡嗡声——回答他的是在空荡荡的蜂箱的各个地方发出的分散的嗡嗡声。蜂箱的出入口不像过去那样散发出蜂蜜和蜂毒的醉人的芳香，不再从那里传出蜜蜂群集而产生的热气，那里蜂蜜的气味与空虚和腐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在出入口再也没有翘起肚子、发出警报准备誓死保卫蜂箱的卫士。再也没有那种均匀的和轻微的声音，那种像沸水翻滚那样的劳作声，听到的只是不协调的、分散的、杂乱的喧闹声。一些长长的身体上沾满蜂蜜的盗蜜的黑蜂从蜂箱里胆怯地和诡诈地飞进飞出；它们不螫人，一有危险就悄悄溜掉。以前蜜蜂都带着蜜飞进来，空身飞出去，现在都带着蜜飞出去。养蜂人打开蜂箱的下层，朝里面仔细观察。看到的不是以前的一群群相互抓住腿，精力充沛地埋头干活，一面不断发出劳动的低语声，一面分泌着蜂蜡的蜜蜂，他只看到一些死气沉沉的、干瘦的蜜蜂在蜂箱的底部和侧壁上乱爬。原来底板上抹着一层胶，被蜜蜂的翅膀打扫得干干净净，现在那里落满了小块的蜂蜡、蜜蜂的粪便以及腿脚还能勉强动弹的和尚未清除的完全死了的蜜蜂。
“找谁？”
在除去蜂王的蜂箱里已没有生命，但是从表面看来它还像别的蜂箱一样是有生命的。
“找伯爵，找伊里亚·安德烈依奇·罗斯托夫伯爵。”
这时莫斯科已成了一座空城。城里还有一些人，以前的居民还留下五十分之一，但是它已显得空荡荡的了。它空荡荡的，就像一个除去蜂王后将要遗弃的蜂箱一样。
“您是谁？”
二十
“我是一个军官，我需要见他。”一个俄国贵族的悦耳的声音说。
拿破仑为部队的行动所吸引，随着部队到了多罗戈米洛沃门，但是在那里又停住了，下了马，长时间地在度支部土城旁来回走了很久，等待着代表团。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打开了便门。一个十八九岁的圆脸军官进了院子，他的脸型很像罗斯托夫一家人。
与此同时，皇帝白白地等待等得累了，同时以他演员般的敏感发现，这庄严的时刻延续得太长了，开始失去它的庄严性，于是做了一个手势。紧接着响起了一声号炮，团团围住莫斯科的军队便向莫斯科，向特维尔门、卡卢加门、多罗戈米洛沃门推进。部队你追我赶，人马快步奔跑，前进得愈来愈快，消失在他们扬起的一团团灰尘中，连成一片的呐喊声响彻云霄。
“他们走了，少爷。是昨天傍晚走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亲热地说。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侍从们耸耸肩说，不敢说出“滑稽可笑的”这个可怕的字眼。
年轻军官站在便门口，仿佛是在犹豫，决定不了进不进门，咂了一下嘴。
“然而应当对他说……”侍从们说。“不过，诸位……”而这时皇帝一面考虑着他的宽宏大量的计划，一面在地图前面耐心地来回走着，不时手搭凉棚观看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快活而自豪地微笑着，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难办起来。
“唉，真遗憾！……”他说。“我昨天来就好了……唉，真可惜！……”
与此同时，在皇上的侍从后面，他的将军们和元帅们在激动地低声商谈着。去找代表团的人带回消息说，莫斯科已空荡荡的了，所有的人都坐车和步行离开了。这些进行商谈的人脸色苍白，激动不安。不是居民离开了莫斯科这件事使他们觉得可怕（不管这件事多么重要），他们害怕的是如何向皇帝报告，如何向他说明他等大贵族这么久是白等了，城里除了一群群醉鬼外再也没有什么人，如何做到既作了禀报，又不至于使陛下处于法国人所说的滑稽可笑的可怕境地。一些人说，无论如何要设法搞一个代表团来，另一些人提出异议，主张小心地和巧妙地对皇帝做工作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然后再对他说明真相。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这时同情地仔细端详着这年轻人脸上她所熟悉的罗斯托夫家的特点，察看着他穿的破军大衣和旧靴子。
拿破仑打算在莫斯科的行动中表现出宽宏大量的姿态，这个想法吸引了他本人。他在脑子里想好了沙皇宫中开会的日子，会上俄国的达官贵人应与法国皇帝手下的达官贵人见面。他心里任命了一个能够把居民吸引过来的总督。他听说莫斯科有许多慈善机构后，心里便决定对这些机构广施恩泽。他想，如同在非洲应该穿着带风帽的斗篷坐在清真寺里一样，在莫斯科应当像沙皇那样乐善好施。为了完全打动俄罗斯人的心，他像每一个觉得不说我的亲爱的、我的温柔的、我的可怜的母亲就无法表示感情深的法国人一样，决定在所有这些机构的门口用大字刻上：献给我亲爱的母亲的机构。不，或者简单地刻上：我的母亲之家，他暗自这样决定。“然而我到了莫斯科了吗？是的，它就在我面前。但是城里的代表团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来？”他想。
“您有什么事要见伯爵？”她问。
两个小时过去了。拿破仑吃了午饭，又站在俯首山的那个地方等代表团来。他要对大贵族讲的话已经完全想好了。这讲话充满着自尊和拿破仑所理解的伟大。
“那么……就只好这样了！”军官懊恼地说，抓住便门，打算要走。但又犹豫不决地站住了。
“请把大贵族带来见我。”他对侍从说。一个将军带着服饰华美的随从立刻去找大贵族了。
“您知道吗？”他突然说。“我是伯爵的亲戚，他一向对我很好。这么说，您知道吗（他带着和善和快活的微笑朝自己的斗篷和靴子看了一眼），都穿破了，可是一个钱也没有；因此我来求伯爵……”
“但是难道会不是这样吗？”他想。“瞧，这座京城躺在我脚下，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现在亚历山大在哪里，他在想什么？这是一座奇特的、美丽的、庄严的城市！这也是一个奇特的和庄严的时刻！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他们面前出现！”他想到了自己的军队。“这是对所有这些信心不足的人的奖赏。”他想，扫视着近臣们以及正在靠近和整队的部队。“只要我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沙皇的这个古老的京城就要毁灭。但是我对战败者总是仁慈的。我应该宽宏大量，做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但是不，说我已在莫斯科，这不是真的。”他突然想道。“然而它就躺在我脚下，金色的圆顶和十字架在阳光下闪着光和颤动着。我要怜惜它。在野蛮和专制的古碑上我要写上正义和仁慈的伟大字句……亚历山大感到最难受的正是这一点，我了解他。（拿破仑仿佛觉得正在发生的事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同亚历山大的个人争斗。）我要从克里姆林宫——是的，这是克里姆林宫，是的——赐予他们公正的法律，我要让他们知道真正文明的意义，我要让一代又一代大贵族怀着热爱想起征服者的名字。我要对代表团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意战争；我只是与他们宫廷的错误政策进行战争，我喜欢和尊重亚历山大，打算在莫斯科接受对我和对我的人民来说公平合理的和平条件。我不想利用战争的机会来贬低他们的皇上。大贵族们——我要对他们说：我不愿意战争，我愿意和平，希望我的所有臣民幸福。不过我知道，他们的到来将会使我精神振奋，我将用我通常说话的方式和他们说话：清楚、庄重和博大。然而难道我真的到了莫斯科了吗？是的，它就在我面前！”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没有让他说完。
“这个有无数教堂的亚洲城市，就是他们神圣的莫斯科！终于看到这个名城了！是时候了！”拿破仑下了马，吩咐在他面前摊开这个莫斯科的地图，并把翻译勒洛涅·迪德维尔叫到跟前。“被敌人占领城市就像失去贞操的姑娘。”他想（他在斯摩棱斯克就对图奇科夫这样说过）。他用这种观点来看这个躺在他面前的、他尚未见过的东方美女。他早就有的、曾觉得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对此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在明亮的晨光中他时而看看城市，时而看看地图，核对着这个城市的各个细部，占领这个城市的信心既使他激动，又使他害怕。
“您稍等，少爷。稍等一下。”她说。军官刚把手从便门上放下来，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就已转过身，迈开老年人的快步朝后面院子里自己住的厢房走去。
拿破仑看见这奇妙的城市及其从未见过的奇特的建筑，心中出现了一种有点嫉妒和不安的好奇，通常一般人在看见没有他们参与的异国生活方式时常有这样的心情。显然，这个城市有其本身的旺盛的生命力。根据某些迹象远远地就能正确无误地分辨出死的和活的东西，拿破仑在俯首山上就是根据这些迹象看出城里生活脉搏在跳动，他仿佛感觉到这个巨大美丽的躯体在呼吸。
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往自己屋里跑时，军官低下头，望着自己脚上破烂的靴子，面带微笑，在院子里走着。“真遗憾，没有能碰到叔叔。这老人家真好！她跑到哪里去了呢？我怎么能打听到走哪条街比较近，能赶上团队呢？现在它想必快要到罗戈扎门了。”这时年轻的军官想道。不久，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面带惊恐不安的、同时又是坚决的表情，手里拿着用一块方格手绢包着的东西，从拐角出来。在走到离军官还有几步时，她打开手绢，从中取出一张白色的二十五卢布的钞票，急忙交给了军官。
九月二日上午十时也是这样的好天气。晨光奇妙迷人。从俯首山上眺望，广阔的莫斯科连同流经它的河流以及花园和教堂全都展现在眼前，这个城市仿佛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阳光照耀下，它的教堂的圆顶像星星一样，发出若隐若现的闪光。
“伯爵他们要是在家，作为亲戚是一定会帮一把的，而这也许……可是眼前……”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着胆怯起来，发慌了。但是军官没有拒绝，不慌不忙地接过钞票，向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道了谢。“要是伯爵在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仍然一直抱歉地说。“基督与您同在，少爷！上帝保佑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鞠着躬送他。军官仿佛嘲笑自己一样，微笑着，摇着头，几乎一溜烟地沿着空荡荡的街道朝亚乌扎桥跑，去追自己的团队。
与此同时，在九月二日上午十点，拿破仑站在俯首山上自己的部队中间，望着展示在他面前的景象。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日，从波罗金诺会战打响到敌人进入莫斯科，在这个不安的和值得纪念的一周的所有日子里，天气秋高气爽，异乎寻常，令人惊讶，低垂的太阳比春天还热，空气稀薄和纯净，一切都闪闪发亮，使人觉得刺眼，胸中吸进秋天芬芳的空气，顿觉神清气爽，精神倍增，夜里甚至还很暖和，在这温暖的黑夜，天空不时洒落金色的流星，既令人害怕，又令人高兴。
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还眼泪汪汪地在关上的便门前站了很久，若有所思地摇着头，觉得自己对这个不认识的年轻军官突然产生了母爱和怜悯的感情。
快到九月二日上午十点钟时，在多罗戈米洛沃门外只剩下后卫部队了。军队已到了莫斯科的另一边和莫斯科城外。
二十三
第一批部队是在夜里出发的。夜里出发的部队并不急于赶路，慢慢地和从容不迫地向前移动；但是黎明时分部队快到多罗戈米洛沃桥时，看见自己前面，在另一边，桥上拥挤着急于过桥的部队，在这一边，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而在后面则有大批部队没完没了地拥上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忙乱和不安的情绪支配了整个队伍。大家都朝桥边、朝桥上、朝浅滩和船只上拥过去。于是库图佐夫下令绕道经过后面的街道到莫斯科的另一边去。
在瓦尔瓦尔卡的一座未完工的房子里，底层是一家酒店，从那里传出了喝醉酒的人的叫喊声和歌声。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里，十来个工人坐在桌子旁的条凳上。他们都喝醉了酒，汗流满面，眼睛浑浊，张大嘴，使劲地唱着一首歌。他们各唱各的调，唱得很费劲和吃力，显然不是因为他们想唱，而是为了证明他们在饮酒作乐，而且喝醉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身材很高、长着一头浅色头发的小伙子，身穿一件蓝色的厚呢长外衣，站在他们中间，显得高出一头。他的鼻子很秀气而且很直，要不是他的两片收紧的薄嘴唇不停地翕动和一双浑浊阴沉的眼睛神情呆板的话，那么他的脸倒是很漂亮的。他在那些唱歌的人中间站着，看来正在思索着什么，威严地和笨拙地在他们头上挥动着一只袖子卷到肘弯的白手臂，不自然地用力张开肮脏的手指。他的外衣的袖子不断地往下滑，于是这个小伙子使劲地用左手把它重新卷起来，仿佛让这只挥动着的青筋突起的白手臂裸露在外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歌唱到一半，从门廊里和台阶上传来了吵架的叫喊声和打人的声音。高个子小伙子挥了一下手。
九月一日夜，库图佐夫发布了俄国军队穿过莫斯科向梁赞大道撤退的命令。
“停！”他用命令的口气喊了一声。“打架了，伙计们！”他继续卷着袖子，到台阶上去了。
十九
工人们跟在他后面。在高个子小伙子的带领下，在酒馆喝酒的工人们这一天早晨给酒店掌柜拿来了工厂里的几张皮子，为此掌柜给他们酒喝。邻近铁匠铺的铁匠听见酒馆里有人饮酒作乐，以为酒馆被人砸了，要强行闯进来。于是在台阶上打起架来了。
格拉西姆是一个老仆人，一辈子见过许多奇怪的事情，对皮埃尔前来寄宿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他对有人可以让他侍候感到很满意。他在当天晚上，甚至不问一问自己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就给皮埃尔弄到了一件长衫和一顶帽子，并答应第二天搞到他所需的手枪。这天晚上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穿着套鞋两次吧嗒吧嗒地走到门口站住，用巴结的目光看着皮埃尔。但是只要皮埃尔一朝他转过身来，他就羞惭地和生气地掩上睡衣的衣襟，急忙走开。第二天皮埃尔穿着格拉西姆为他弄来的和蒸洗过的车夫的长衫，两人一起到苏哈列夫塔楼附近去买手枪，他就是在这时碰到罗斯托夫一家人的。
酒店掌柜在门口和一个铁匠扭打在一起，当工人们出来时，这个铁匠挣脱掌柜，脸朝下倒在马路上。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皮埃尔是在恩师的书房里单独度过的，格拉西姆听见他不安地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后来在这里为他准备的床铺上过夜。
另一个铁匠要想冲进门，胸脯朝掌柜的压过来。
“遵命。”格拉西姆想了想说。
卷起袖子的小伙子一边走一边朝那个要冲进门来的铁匠脸上打了一拳，发狂似的叫喊起来：
“不，我需要别的东西。我需要一套农民的服装和一支手枪。”皮埃尔说，突然涨红了脸。
“伙计们！我们的人挨打了！”
“是，”格拉西姆说，“要吃点东西吗？”
这时第一个铁匠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抓他被打破的脸，弄得满脸是血，哭喊道：
“请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是谁。照我说的去做……”
“救命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弟兄们！……”
“有人说过。”格拉西姆回答道。
“哎哟，我的天，打死人了，打死人了！”一个从隔壁大门里出来的女人尖叫着。在血流满面的铁匠身旁聚集了一群人。
“噢，是的，”皮埃尔仿佛醒过来说，急忙站起身来，“你听我说，”他抓住格拉西姆上衣的一粒纽扣，一双湿润发亮的、充满激情的眼睛看着这个小老头说。“你听我说，你知道明天要打仗吗？……”
“你抢人、刮人家的钱财还嫌不够，”一个人对酒店掌柜说，“你怎么又打死人？强盗！”
“要把马车夫打发走吗？”
高个子小伙子站在台阶上，用浑浊的眼睛时而看看酒店掌柜，时而看看铁匠，仿佛在考虑现在应该跟谁打架。
格拉西姆几次小心翼翼地朝书房里张望，看见皮埃尔以同一姿势坐着。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格拉西姆故意在门口大声说话，以便引起皮埃尔的注意。皮埃尔没有听见。
“凶手！”他突然朝酒店掌柜喊了一声。“伙计们，把他捆起来！”
格拉西姆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蹑手蹑脚地出去了。皮埃尔在书房里走了一圈，走到存放手稿的书柜前面，取出一份曾被认为是共济会最重要的珍品的文稿。这是苏格兰共济会文件的真本，上面有恩师的诠注和解释。皮埃尔在落满尘土的书桌旁坐下来，把手稿放在自己面前，打开后又合上，最后推到一边，两手托着头，陷入了沉思。
“怎么，要捆我这样的人！”酒店掌柜推开朝他扑过来的人，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往地上一扔。这个动作仿佛有神秘的威慑力似的，朝酒店掌柜围上来的工人犹豫不决地站住了。
皮埃尔进了那个阴暗的书房，当初恩师在世时，他曾怀着惶恐的心情进来过。这个书房积满了尘土，自从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去世后里面的东西没有人动过，现在显得更加阴暗了。
“老弟，规章制度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要告到区警察分局去。你以为我不会去告？现在谁也不许抢劫！”酒店掌柜捡起帽子喊道。
“本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您瞧，变得迟钝了。”格拉西姆说。“到书房去好吗？”皮埃尔点点头。“书房一直封着门。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吩咐过，如果您派人来，就把那些书给您。”
“咱们走，怕什么！咱们走……怕什么！”酒店掌柜和高个子小伙子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两人一起沿着大街朝前走去。满面流血的铁匠在他们身旁走着。工人和看热闹的人说着喊着跟在他们后面。
“是的，是的，我知道。咱们进去吧，进去吧……”皮埃尔说着进了屋。一个身材高大、秃顶和红鼻子的老人身穿睡袍，光脚穿着套鞋站在前厅里；他一见皮埃尔，生气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便到走廊里去了。
在马罗谢依卡的拐角附近，在一座锁着栅栏门、挂着鞋匠招牌的大房子对面，站着二十来个脸色忧郁的鞋匠，这些人面容消瘦，疲惫不堪，穿着工作服和破烂的长衫。
皮埃尔知道，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个半疯的、嗜酒如命的兄弟。
“他应当如数付清工钱！”一个留着稀稀拉拉的胡子的瘦瘦的工人皱起眉头说。“怎么，他吸我们的血，就算完了。他哄呀，骗呀，整整哄骗了一个星期。而到了最后，自己走了。”
“请吧，已故主人——愿他早升天国——的兄弟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留下了，您知道，他有个毛病。”老仆人说。
说话的工人看见一群人和一个血流满面的人过来，便不做声了，而所有鞋匠急忙好奇地参加到走过来的人群中来。
“我还是要进屋去，我需要把书籍整理一下。”皮埃尔说。
“这些人上哪里去？”
“目前局势紧张，大人，索菲娅·丹尼洛夫娜带着孩子到托尔若克乡下去了。”
“明摆着的事，去找长官。”
“在家吗？”皮埃尔问。
“怎么，我们真的没有打赢吗？”
到了大牧首塘，皮埃尔找到了巴兹杰耶夫家，他很久没有来这里了。他走到便门旁。格拉西姆，也就是那个脸色枯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听见敲门声出来了，皮埃尔五年前曾在托尔若克见过他和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一起。
“你以为怎么样！听听大家怎么说吧。”
马车夫对他说，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发武器，明天要把老百姓轰到三山门去，那里将打一场大仗。
只听得有人提问题，有人回答。酒店掌柜趁人群不断扩大不注意他的时候，落在后面，回自己的酒店去了。
皮埃尔不断地顾盼着从四面八方过来的离开莫斯科的车队，挪动着肥胖的身体，以免从咯吱作响的破旧马车上滑下来，他像一个逃学的孩子一样有一种喜悦的感觉，便和马车夫攀谈起来。
高个子小伙子没有发现自己的仇敌酒店掌柜不见了，仍挥动裸露的手臂不停地说着，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朝他挤过来的大多是那些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他们所关心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的人。
他随便雇了一辆马车，吩咐马车夫把他拉到巴兹杰耶夫的遗孀住的大牧首塘去。
“他应当维持秩序，他应当维护法律，叫他当长官就是要他干这个的！我说得对吗，同胞们？”高个子小伙子说，露出勉强可以看得出来的微笑。
在这天早晨皮埃尔要办的事情当中，他觉得整理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的书籍和文件是最重要的。
“他以为没有长官了？难道可以没有长官吗？要不随便什么样的人都抢。”
但是管家一走，皮埃尔就拿起桌上的帽子，出了书房的后门。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皮埃尔穿过整条走廊到了楼梯口，皱着眉头，两手擦擦前额，下到了第一个楼梯台上。只见看门人站在正门口。从皮埃尔现在所在的楼梯台有另一道楼梯通往后门。皮埃尔顺着这道楼梯到了院子里。谁也没有看见他。但是他一出大门到了街上，站在马车旁的车夫和管院子的人看见了他，恭敬地摘下了帽子。皮埃尔觉得有人在注视着他，便学着把头藏在灌木丛里的鸵鸟的样子，以免被人看见；他低下头，加快了脚步，沿着大街走去。
“说什么空话！”人群中有人接茬说。“怎么，就这样把莫斯科放弃了！人们对你说笑话，你都相信了。我们的军队有的是。可是就这样把敌人放进来了！长官就是干这个的。你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人们指着高个子小伙子说。
“噢，对了，马上就来，等一下……要不就算了……不，去告诉他，我马上就来。”皮埃尔对管家说。
在中国城的墙边，有另一小群人围住一个身穿面绒粗毛呢军大衣、手里拿着文件的人。
他在回到莫斯科和见了拉斯托普钦伯爵后，第二天醒来时很长时间弄不清他身在何处，人们要他做什么。当他得知在接待室里等待的人当中有一个法国人带着叶连娜·瓦西里耶夫娜伯爵夫人的信要见他时，突然产生了一种他时常容易产生的混乱和绝望的感觉。他突然想到现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一切都毁了，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前途一片渺茫，没有脱离这种状态的任何出路。他不自然地微笑着，嘴里念叨着什么，时而束手无策地在沙发上坐下，时而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朝接待室的门缝里瞧，时而挥挥手，走回来，拿起了书本。管家再次来向皮埃尔禀报，说带着伯爵夫人的信来的法国人非常希望见到他，哪怕只见一分钟也行，说约·阿·巴兹杰耶夫的遗孀派人请他去接收她丈夫的书，因为这位太太本人已到乡下去了。
“命令，在读命令！在读命令！”人群中发出这样的喊声，人们朝读的人拥过去。
皮埃尔自从离家出走后，住在已故的巴兹杰耶夫的空房子里已是第二天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个穿面绒粗毛呢军大衣的人在读八月三十一日的传单。当人群围上他时，他似乎有些发窘，但是根据挤到他跟前的高个子小伙子的要求，用稍微发颤的声音开始从头读起传单来。
十八
“明天一早我就到公爵殿下那里去，”他读道（高个子小伙子嘴上挂着微笑，皱起眉头庄重地重复了“殿下”一词），“以便和他进行商谈，采取行动，协助军队消灭恶棍；我们要把他们……”他接着读，读到这里停住了（“看见了？”小伙子得意地喊道，“他会对你把整个事情讲清楚……”）……“彻底根除，让这些不速之客见鬼去；我将回来吃午饭，然后就动手，把事情做完，做到底，痛打那些恶棍。”
娜塔莎还长时间地把头探出窗外，对他露出亲切而带点讥讽的快乐的微笑。
在读最后几句话时，听众哑然无声。高个子小伙子忧郁地低下脑袋。显然谁也没有听明白这最后的几句话，尤其是：“我将明天回来吃午饭”这一句，看来这句话甚至使读传单的人和听众感到不快。老百姓很希望知道一些高深的道理，而这几句话过于简单和太明白易懂了；这是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能说的话，因此当局下达的命令就不能这样说。
“唉，别问我，别问我，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明天……不，不说了！再见，再见了，”他说，“这年月真可怕！”他落在了马车后面，上了人行道。
大家都垂头丧气地默默站着。高个子小伙子翕动着嘴唇，摇晃着身体。
“您这是怎么啦，伯爵？您变得不像您自己了……”
“最好问问他！……这是他本人吗？……当然问过了！……怎么样……他将指出……”在人群的后面突然传来了七嘴八舌的说话声，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向来到广场的警察局长的马车上，他由两名骑马的龙骑兵陪同着。
“是的，上过。”皮埃尔回答说。“明天又要打仗了……”他刚要往下说，但是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话：
警察局长这天早晨奉拉斯托普钦伯爵之命去烧毁驳船，趁这个机会捞了一大笔钱，这时钱还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看见朝他过来的人群，命令车夫停车。
“我们听说您上过战场，是吗？”
“你们是什么人？”他朝三三两两畏畏葸葸向他的马车靠近的人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没有听见我在问你们吗？”警察局长没有听见有人回答，又问了一句。
“唉，我很想成为一个男人，我就一定留下来和您在一起。啊，这有多么好啊！”娜塔莎说。“妈妈，您就让我留下来吧。”皮埃尔心不在焉地看了娜塔莎一眼，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伯爵夫人打断了他：
“他们，大人，”一个身穿面绒粗毛呢大衣的小官吏说，“他们，大人，遵照伯爵大人的告示，前来效命，并不像伯爵大人所说的那样，想要造反……”
“留在莫斯科？”他反问道。“是的，留在莫斯科。再见了。”
“伯爵没有走，他在这里，将会命令你们干什么。”警察局长说。“走吧！”他对车夫说。人群停住了，聚集在那些听见长官说了什么的人身旁，望着离开的马车。
“您怎么，是不是要留在莫斯科？”娜塔莎问。皮埃尔沉默了一会儿。
这时警察局长惊恐地回头看了一眼，对车夫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马跑得更快了。
“怎么啦？怎么啦？为什么？你们别问我。”皮埃尔说，朝娜塔莎看了一眼，觉得娜塔莎炯炯有神、喜气洋洋的目光（他不看她也感觉得到）非常可爱。
“骗人，伙计们！带我们去见伯爵本人！”高个子小伙子喊了一声。“不要放他走了，伙计们！叫他作出解释！抓住他！”人们喊叫起来，跑去追马车。
“您怎么啦，伯爵？”伯爵夫人用惊奇和同情的声调问。
追警察局长的人群吵吵嚷嚷地说着话，朝卢比扬卡跑去。
皮埃尔抓住伸过来的手，一面跟着车走（因为马车还在继续往前走），一面笨拙地吻了吻。
“这么说，老爷们和商人们都走了，我们就该在这里等死？怎么，难道我们是狗不成！”人群里愈来愈多的人这样说。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们都认出来了！这太妙了！”她大声说道，向他伸出手去。“您怎么这样？您为什么这样？”
二十四
探出车窗的娜塔莎脸上露出了讥讽而又亲切的表情。
九月一日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在与库图佐夫见面后，怀着伤心、委屈和惊讶的心情回到了莫斯科，因为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库图佐夫对他提出的参加保卫首都的要求毫不在意，而且他惊奇地发现军营里人们有一种新的看法，认为关于维持故都的安宁和鼓励居民的爱国热情的问题不仅是次要的，而且是完全不必要的和不值一提的。吃完晚饭后，他和衣在长沙发上躺下，十二点多被给他送库图佐夫的信来的信使叫醒。信中说，军队要离开莫斯科撤退到梁赞大道上去，队伍经过城里时伯爵能否派一些警官带路。这个消息对拉斯托普钦来说已不是新闻。不仅从昨天在俯首山上会见库图佐夫之时起，而且从波罗金诺会战之时起，拉斯托普钦伯爵就知道莫斯科将要被放弃，因为来到莫斯科的所有将军都异口同声地说仗无法再打了，同时经伯爵允许每天夜里都在运走公家的财物，一半居民已经离开了；但是尽管如此，他在半夜三更睡第一觉时，这张写有库图佐夫的命令的便条给他带来的消息仍使他感到惊奇和生气。
虽然这时已离得比刚才远多了，但是罗斯托夫一家人确实看见了皮埃尔或者与皮埃尔异常相像的人，看见他穿着车夫的长衫，低着头神情严肃，在一个样子像仆人的没有胡子的小老头身旁走着。这个小老头看见了从车窗里朝他探出的头，便恭恭敬敬地碰了碰皮埃尔的胳膊肘，指着马车对他说了些什么。皮埃尔好长时间没能听明白他说的话；看来他正在沉思冥想。最后当他听明白后，便朝指的方向看了看，认出了娜塔莎，顿时怔住了，便不由自主地快步朝马车走过来。但是走了十来步，看来想起了什么，停住了。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解释自己这个时期的活动时几次写道，他当时有两个重要目的：保持莫斯科的安宁和撤出城里的居民。如果承认要达到这双重的目的是对的，那么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动都是无可指摘的。为什么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弹药、火药、粮食没有运走？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居民轻信莫斯科不会被放弃，使自己的财产遭到了损失？——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解释，这都是为了维护故都的安宁。为什么要把政府机关成捆成捆的无用的文件、列皮赫的气球以及其他东西运走？——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解释，这是为了使莫斯科成为一座空城。只要认为什么事情对老百姓的安宁造成威胁，那么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对的了。
“妈妈，”娜塔莎喊道，“要是不是他，您砍我的脑袋！我向您保证。停车，停车！”她朝车夫喊道；但是车夫无法停车，因为从小市民街又出来了大车和马车，人们朝罗斯托夫一家大喊大叫，要他们快走，不要挡住别人。
对恐怖活动的恐惧，只是由于关心老百姓的安宁而产生的。
“不，这不是他。这可能吗，尽说蠢话。”
那么拉斯托普钦伯爵对一八一二年莫斯科老百姓的安宁的担忧又是从何产生的呢？是什么原因使得城里有发生暴动的趋势？居民纷纷离开，撤退的军队挤满了莫斯科。为什么老百姓因此要起来暴动？
“真的，是别祖霍夫，穿着长衫，和一个老小孩在一起！真的，”娜塔莎说，“你们瞧，你们瞧！”
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整个俄国，在敌人入侵时，没有发生任何类似暴动的事。九月一日和二日，还有一万多人留在莫斯科，除了聚集在总督的院子里由他本人召集起来的人群外，没有发生任何聚众闹事的事。毫无疑问，如果在波罗金诺会战后莫斯科显然将要放弃或至少可能放弃时，拉斯托普钦倘若不发武器和散布传单去鼓动老百姓，而是采取措施把所有圣物、火药、药包和金钱运走，并且直截了当地向老百姓宣布城市将要放弃，那么老百姓就更不可能发生骚乱了。
“你们瞧，真的，是别祖霍夫！”娜塔莎说，她探出车窗，看着一个高大肥胖的人，那人身穿一件车夫的长衫，从步态和姿势来看显然是一个乔装打扮的贵族老爷，他和一个脸色枯黄、没有胡子、身穿粗呢大衣的小老头到了苏哈列夫塔楼的拱门下。
拉斯托普钦是一个性子急躁、容易激动的人，一向周旋于官场的上层，虽有爱国心，但是根本不了解他想要管理的人民。自从敌人进入斯摩棱斯克之日起，拉斯托普钦就设想自己应扮演人民的感情的引导者——俄罗斯之心的指导者的角色。他不仅觉得（每个行政长官都会这样觉得），他不只是指挥着莫斯科居民的外部行动，而且也觉得他通过他发表的号召书和散布的传单引导着他们的情绪，而这些号召书和传单是用鄙俗的俚语写的，老百姓当中瞧不起这种语言，而当他们听到上面有人这样说时，就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了。拉斯托普钦非常喜欢扮演人民的感情的引导者的漂亮角色，完全深入到了这个角色里面，等到需要走出这个角色和在没有显示任何英勇行为的情况下就要放弃莫斯科时，便措手不及，突然觉得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完全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他虽然知道莫斯科将要被放弃，但直到最后一刻还不相信这一点，没有为此做任何事。居民们是违背他的愿望离开的。政府机关虽然撤离了，那也只是由于官吏们的要求，伯爵也是不大同意的。他本人只忙于扮演他给自己选定的角色。如同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人常有的那样，他早就知道莫斯科将要放弃，但只是理智上知道，而整个心灵却不相信这一点，没有转而去考虑新的形势。
“是谁？是谁？”
他精力充沛，工作努力（他的工作有多大益处，对老百姓有多大影响——那是另一个问题），他的全部活动都只是为了在居民中激发起他本人所体验的感情——爱国和仇恨法国人，相信自己。
“我的天！妈妈，索尼娅，你们瞧，这是他！”
但是当事件开始具有真正的历史规模时，当只用言语表达对法国人的仇恨已显得远远不够时，当甚至无法用战斗来表达这种仇恨时，当自信心对处理莫斯科的问题已显得毫无用处时，当所有居民一个个抛弃财产拥出莫斯科，用这种消极行为来表达强烈的民族感情时，拉斯托普钦所选定的角色一下子变得毫无意义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孤独、软弱和可笑，失去立足点了。
在绕过苏哈列夫塔楼时，正在好奇地忙着观看坐车和步行的娜塔莎突然高兴地和惊讶地喊道：
拉斯托普钦被叫醒后收到了库图佐夫的冷淡而带有命令口气的短笺，愈觉得自己有过错，心里就愈恼火。委托他管理的所有东西，他应当运走的所有公家的东西，都留在了莫斯科。要全部运走已不可能。
在库德林诺，几支来自尼基塔街、普列斯尼亚、波德诺文斯科耶的像罗斯托夫家那样的车队会合了，到花园街时马车和大车已排成了两行。
“把事情弄成这样是谁的过错呢？”他想。“当然不是我的过错。我作好了一切准备，我把莫斯科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而他们把事情弄成这种样子！混蛋，叛徒！”他想，但是并没有确定这些混蛋和叛徒是谁，不过觉得必须恨这些叛徒，是他们使他处于目前的这种尴尬和可笑的状态的。
娜塔莎很少有她现在那样的快乐心情，她坐在马车里伯爵夫人的身旁，看着身旁慢慢移动的被放弃的、惊慌不安的莫斯科的城墙在她身旁缓缓移动，向后退去。她不时从车窗里探出身去，朝后和朝前看看，看见他们前面的一长列运送伤员的大车。几乎在所有大车的前面，可以看见安德烈公爵的那辆放下车篷的马车。她不知道谁在马车里，每次想起整个车队有多长时，总是用眼睛寻找这辆马车。她知道它在所有车辆的前面。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一整夜都在发布各种命令，人们从莫斯科各地到他这里来接受指示。他的亲信们从来没有见过伯爵这样忧郁和恼怒。
“上帝保佑！”叶菲姆戴上帽子说。“驾！”前导马驭手催动马匹。右边的辕马拉紧了套具，高高的弹簧咯吱作响，车身晃了一下。一个仆人在马车开动后跳上了驭座。在出了院子上了坑洼不平的马路时，马车颠了一下，其余的车辆也同样晃了晃，整个车队沿着街道向前驶去。坐在这些马车里的人都朝对面的教堂画了十字。留在莫斯科的仆人在马车的两边走着，为他们送行。
“伯爵大人，世袭领地管理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事务所、参政院、大学、儿童收容所、助理教务主教都派人来问……消防队的事如何处理？来了监狱的狱吏……精神病医院的管理员……”值班人员整夜不断地向伯爵报告说。
伯爵夫人只信得过老车夫叶菲姆一个人，现在他高高地坐在驭座上，甚至没有回头看背后发生的事情。他凭他三十年的经验知道，还不会很快对他说“上帝保佑，走吧！”即使说了，也会两次叫他停住，派人去取忘记的东西，在这之后还会再一次叫他停住，伯爵夫人会自己从车窗里朝他探出头来，请他看在基督分上在下坡时小心些。他知道这一点，因此比他的马（尤其是比左边的那匹名叫雄鹰、正在踢着腿和反复嚼着马嚼子的枣红马）还有耐心地等待着下一步。最后大家都坐好了；踏板收了起来，翻进车里，车门啪的一声关上了，小盒子已派人去取了，伯爵夫人探出身来说了应说的话。于是叶菲姆慢吞吞地摘下头上的帽子，开始画十字。前导马驭手和所有仆人都跟着这样做。
伯爵对所有这些问题都生气地作简短的回答，表明现在不需要他下命令，因为他花费很多精力所作的准备被某人破坏了，这个某人将要为现在即将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
“唉，这些人！”伯爵摇摇头说。
“好吧，你告诉那个笨蛋，”他在回答世袭领地管理局的询问时说，“要他留下来看管自己的文件。关于消防队有什么好问的？他们有马，就撤到弗拉基米尔去。不要留给法国人。”
“他们一辈子什么都记不住！”伯爵夫人说。“你知道，我不能这样坐。”于是杜尼亚莎咬着牙，没有答话，脸上带着责备的表情跑到马车里重新收拾座位。
“伯爵大人，疯人院的监督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就像通常出门时那样，许多东西忘了带，没有放在应放的地方，两个跟班在马车敞开的车门和踏板两边站了很久，准备扶伯爵夫人上车，而这时女仆拿着靠垫和包袱从屋里跑到马车里，然后又跑回去。
“什么吩咐？让他们全都走，就这样……而把城里的疯子都放出来。现在我们的军队都是由疯子指挥了，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那些将要跟着离开的仆人们身佩彼佳发给他们的匕首和马刀，把裤腿塞进靴筒里，腰间紧束着皮带和宽腰带，正在台阶上和院子里留下的仆人告别。
当问到如何处理狱中戴足枷的囚犯时，伯爵怒气冲冲地朝狱吏喊道：
伯爵第一个站起来，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开始朝圣像画十字。大家都这样做了。然后伯爵开始拥抱留在莫斯科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和瓦西里依奇，在他们抓住他的手，吻他的肩膀时，他轻轻地拍拍他们的背，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亲切的安慰话。伯爵夫人到供圣像的礼拜室去了，索尼娅看见她跪在墙上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圣像面前。（家里世代相传的最珍贵的圣像已取下来将随身带走。）
“怎么，要给你两营人去押送？把他们放走，就行了！”
索尼娅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伯爵、彼佳、绍斯太太、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瓦西里依奇进了客厅，关上门，大家坐了下来，谁也不看谁地默默坐了几秒钟。
“伯爵大人，有政治犯：梅什科夫，韦列夏金。”
“对我来说是很坏的事吧？……什么事？”敏感的娜塔莎问道。
“韦列夏金！他还没有绞死吗？”伯爵大声嚷嚷道。“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没有什么……没有……”
二十五
“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快到早晨九点时，军队已通过了莫斯科，这时再没有人来向伯爵请示了。能走的人都自己走了；留下的人也自行决定他们该做些什么。
娜塔莎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伯爵吩咐套车，要到索科尔尼基去，他脸色发黄，愁眉不展，一言不发，抱着双臂，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没有说什么。”伯爵夫人说。“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说着伯爵夫人朝自己的手提包弯下身去，不让娜塔莎看见她神色不安的脸。索尼娅搂住娜塔莎，吻了吻她。
每一个行政长官在太平无事而不是动荡不安的时候都觉得他治下的平民百姓只是由于他的努力才动起来的，每个行政长官意识到自己的不可缺少，觉得这是对他的努力和劳动的主要奖赏。在历史的海洋风平浪静时，进行统治的行政长官坐在自己的不结实的小船上，用篙撑住人民的大船而随着行进，必定会觉得他撑着的大船是由于他的努力而行驶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海上起了风暴，波浪滚滚，大船自身行驶起来，那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错觉了。大船不依靠外力迅速行进，篙已够不着前进的大船，于是统治者突然一下子从主宰者和力量源泉的地位上跌下来，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毫无用处的和软弱无能的人。
“妈妈，全都准备好了。你们说什么？……”娜塔莎跑进屋里，兴奋地问道。
拉斯托普钦感觉到了这一点，而正是这一点使他非常恼火。
“天意不可测！”她想道，感觉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里已开始显露出以前人们看不到的那只万能的手。
曾被人群拦住过的警察局长和来报告马车已套好了的副官一起进来见伯爵。两人脸色都很苍白，警察局长报告了执行任务的情况后说，伯爵的院子里有一大群希望见他的人。
伯爵夫人搂住索尼娅，哭了起来。
拉斯托普钦一句话也没有回答，站起身来，快步朝他陈设豪华而明亮的客厅走去，走到阳台的门旁，抓住门把手又放下了，又走到窗口，从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整个人群。高个子小伙子站在前排，表情严肃，一面挥动着手臂，一面说着什么。满脸是血的铁匠脸色忧郁，站在他身旁。从关着的窗户外面传来了说话的喧闹声。
索尼娅点了点头。
“马车套好了吗？”拉斯托普钦离开窗口，问道。
“你说他快要死了吗？”
“套好了，伯爵大人。”副官说。
“娜塔莎还不知道；但是公爵要跟我们一起走。”索尼娅说。
拉斯托普钦又走到了阳台门旁。
这个消息对索尼娅和伯爵夫人来说，最初只有一个意义。她们了解娜塔莎的个性，想到她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出什么事心里就害怕，这种恐惧压倒了她们对她俩都很喜欢的这个人的任何同情。
“他们想干什么？”他问警察局长。
“娜塔莎呢？”她问。
“伯爵大人，他们说，他们打算根据您的命令去打法国人，还在叫嚷什么有人背叛。是一群暴徒，伯爵大人。我好容易走脱了。伯爵大人，卑职大胆地建议……”
伯爵夫人吃惊地睁开眼睛，抓住索尼娅的手，朝四周看了一眼。
“走吧，您不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拉斯托普钦生气地大声说。他站在阳台的门口，望着人群。“瞧他们把俄国弄成什么样了！瞧他们把我弄成什么样子！”拉斯托普钦想道，觉得自己心中升起了一股针对那些可以认为是造成这一切灾祸的人的无法抑止的怒火。如同性情急躁的人常有的那样，他怒火中烧，寻找着发泄的对象。“瞧这些群氓，这些居民中的渣滓，”他望着人群想道，“这些被他们由于愚蠢而煽动起来的贱民。这些人需要有一个牺牲品。”他望着挥动着手臂的高个子小伙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出现这个想法也是由于他自己需要这个牺牲品，需要这个发泄愤怒的对象。
“妈妈，”索尼娅说，“安德烈公爵在这里，受了伤，快要死了。他和我们一起走。”
“马车套好了吗？”他又一次问道。
索尼娅跳下马车，跑去找伯爵夫人。伯爵夫人已穿好旅行装，披着披巾和戴着帽子，神色疲惫，在客厅里来回走着，等着家里的人，以便和他们一起关起门来坐一会儿，进行出发前的祈祷。娜塔莎不在屋里。
“套好了，伯爵大人。请问韦列夏金怎么处理？他在台阶旁等着。”副官回答说。
“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姑爷鲍尔康斯基公爵！”女仆叹着气回答道。“听说快要死了。”
“啊！”拉斯托普钦喊了一声，仿佛突然想起了一件事而吃了一惊似的。
“这是谁呢，姓什么？”
于是他很快打开门，果断地迈步到了阳台上。说话声顿时停止了，人们脱下了棉帽和便帽，抬起眼睛瞧着出来的伯爵。
“您怎么不知道，小姐？”女仆回答说。“是一位受伤的公爵，他在我们家宿了一夜，也要跟我们一起走。”
“你们好，小伙子们！”伯爵很快地大声说。“谢谢你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出来见你们，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处理一个坏蛋。我们应当惩罚那些毁了莫斯科的恶棍。请等我一会儿！”伯爵砰的一声关上门，和刚才那样快步地回到屋里。
“这是谁的马车？”索尼娅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问道。
人群中发出一片高兴地表示赞同的低语声。“这是说他要惩治所有的坏蛋！而你却说法国人……他会对你把整个事情讲清楚！”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仿佛在相互责备疑心太重。
运送安德烈公爵的马车在经过台阶时引起了索尼娅的注意，这时她正在和一个女仆一起在停在大门口的一辆高大的四轮轿式马车里为伯爵夫人收拾座位。
几分钟后，一个军官匆匆忙忙地从正门出来，下了一个命令，于是龙骑兵排成一列。人群从阳台下面迅速朝台阶拥去。拉斯托普钦面带怒容快步上了台阶，急忙朝自己周围看了一眼，仿佛在寻找什么人。
一点多钟，罗斯托夫家的四辆套上马和装好东西的马车停在大门旁。运送伤员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了院子。
“他在哪里？”伯爵问，而他在问的同时看见一个长着细长脖子、剃了一半的脑袋上又长出头发的年轻人由两个龙骑兵架着从房子的拐角过来。这个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曾经是很漂亮的蓝呢面旧狐皮袄和肮脏的粗麻布囚裤，裤脚塞进未擦过的瘦小的旧靴子的靴筒里。瘦弱的脚上戴着沉重的脚镣，使得这个行动迟缓的年轻人难于迈步。
十七
“啊！”拉斯托普钦说，他急忙把目光从穿狐皮袄的年轻人身上移开，指着台阶最下面的一级。“让他站到这里来！”年轻人拖着叮当响的脚镣，迈着沉重的步子到了台阶上指定的地方，用手指摁住皮袄的领子，两次转动长脖子，叹了一口气，顺从地把两只没有干过活的瘦手放在肚子上。
索尼娅也在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她忙碌的目的与娜塔莎的目的相反。她在收拾留下的东西；根据伯爵的要求进行登记，竭力想尽可能多带一些东西。
在年轻人在台阶上站好位置的几秒钟内，仍没有人说话。只从后排的那些朝一个地方挤压的人当中发出呼哧声、呻吟声、推搡声和脚步移动声。
“他就坐在驭座上。你不是要坐在驭座上吗，彼佳？”娜塔莎喊道。
拉斯托普钦等他在指定位置站好，皱起眉头，用手擦了擦脸。
马车里已坐满了人；大家不知道该让彼得·伊里奇坐在哪里。
“小伙子们！”拉斯托普钦用清脆响亮的声音说，“这个人名叫韦列夏金，他就是那个把莫斯科毁了的坏蛋。”
“留下吧。让瓦西里依奇把它拿走。这不必带。”
穿狐皮袄的年轻人顺从地站着，把两手一起放在肚子上，稍稍地弯下腰。他的带着绝望表情的、因脑袋被剃了一半而显得很丑陋的年轻的瘦脸朝着下面。他听了伯爵的头几句话，慢慢抬起头来，从下往上朝伯爵看了一眼，仿佛想要对他说点什么，或者哪怕能遇见他的目光。但是拉斯托普钦没有朝他看。在年轻人的细脖子上，耳朵背后的一根像绳子一样的血管鼓了起来，变成了蓝色，突然他的脸红了。
“伯爵的书。”
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朝人群看了一眼，看见人们脸上的表情后仿佛觉得有了希望，悲伤而胆怯地笑了笑，又低下了头，在台阶上捯换了一下脚想站得更稳些。
“木箱里装的是什么？”娜塔莎问。
“他背叛了自己的皇上和祖国，他卖身投靠了波拿巴，所有俄国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给俄国人丢了脸，他使得莫斯科正在遭到毁灭。”拉斯托普钦用平静而严厉的语气这样说；但是突然眼睛向下朝继续顺从地站着的韦列夏金很快地看了一眼。仿佛这一瞥使他气炸了，他举起一只手，几乎对人群叫喊起来：“你们自己来处理他吧！我把他交给你们！”
“把它捆在哪里呢？”仆人说，他们正在把一只木箱往马车狭窄的后脚镫上放，“哪怕留下一辆大车也好。”
人们没有说话，只是相互之间挤得愈来愈紧。人们彼此紧挨着，在污浊的空气中无法呼吸，不能动弹一下，等待着某种不知道的和不明白的可怕事情发生，这一切正在变得无法忍受。站在前排的人看见了和听见了他们面前发生的一切，都惊恐地睁大眼睛和张开嘴，使出浑身力气用自己的脊背顶住从后面压过来的人。
于是又把装衣橱的车腾了出来，赶到隔两座房子的地方去运伤员。全家人和仆人心情都很愉快。娜塔莎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她很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
“揍他！……打死这个叛徒，不要让他再丢俄国人的脸！”拉斯托普钦喊道。“把他砍了！我命令你们！”人群听见了拉斯托普钦说话的声音，没有听清他说的话，哼哼起来，拥了上来，但是又停住了。
“把我的装衣橱的车也给他们吧，”伯爵夫人说，“杜尼亚莎可以和我一起坐在马车里。”
“伯爵！……”在再次出现的片刻的寂静中又响起了韦列夏金的胆怯的、同时又是做作的说话声。“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韦列夏金抬起头说，他细脖子上的粗血管又充了血，脸上很快出现了血色，但是马上又消失了。他没有把他想要说的话说完。
“还可以再上四个人，”管家说，“我把自己的车子让出来，要不叫他们坐在哪里呢？”
“把他砍了！我命令你们！……”拉斯托普钦喊道，突然脸变得像韦列夏金一样煞白。
家里所有的人仿佛想要弥补他们以前没有做这件事的过错一样，都忙碌起来，着手把伤员安置到大车上去。伤员们从自己住的房间里缓慢无力地出来，苍白的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围住了大车，别的家里的伤员也开始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许多伤员请求不要卸东西，他们只要坐在东西上面就行了。但是卸车已经开始，就停不下来了。全部留下或者留下一半，反正都一样。院子里乱放着昨天夜里费了很大力气装了器皿、青铜器具、画、镜子的木箱，人们还一直寻找着卸下这些或那些东西的可能，好再腾出一辆又一辆大车来。
“拔出马刀！”军官朝龙骑兵吆喝道，自己也拔出刀来。
仆人们聚集在娜塔莎身边，对她所传达的把所有大车腾出来运伤员、而把木箱抬到仓库里去的奇怪命令觉得难以置信，等到伯爵本人以妻子的名义加以确认后，才相信了。他们明白了命令后，便高高兴兴地和忙忙碌碌地干了起来。仆人们现在不仅不觉得这样做很奇怪，相反，觉得非这样做不可；正如一刻钟前谁也不觉得留下伤员而运走东西是奇怪的，谁都觉得非那样做不可一样。
另一个更加汹涌的浪潮从人群中涌来，到了前排后，把前排的人朝前推，它一起一伏，把他们推向台阶的梯级前。高个子小伙子脸上带着呆板的表情，抬起的手在空中停住，与韦列夏金并排站着。
伯爵朝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于是娜塔莎像过去玩逮人的游戏那样快步从大厅跑到前厅，顺着楼梯跑到院子里去。
“砍！”军官几乎低声地对龙骑兵说，于是一个士兵突然气歪了脸，用刀背朝韦列夏金头部砍了一下。
“爸爸，妈妈！可以由我来安排吗？可以吗？……”娜塔莎问。“我们还是要带走最需要的东西……”娜塔莎说。
“啊！”韦列夏金短促地和惊讶地喊了一声，恐惧地看着四周，仿佛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似的。人群里也发出同样的恐惧的惊叫声。
“小鸡……小鸡教训母鸡了……”伯爵含着幸福的眼泪说，并且拥抱了妻子，而伯爵夫人乐于把羞愧的脸埋进丈夫的怀里。
“啊，我的天！”传来了不知是谁的悲伤的叹息声。
“亲爱的，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其实我不了解情况。”她说，面有愧色地垂下眼睛。
但是韦列夏金在发出一声惊呼后，接着痛得惨叫了一声，这一声喊叫毁了他。那道已绷得不能再紧的、还阻挡着人群感情爆发的屏障霎时间冲破了。犯罪行为已经开始，就得进行到底。带有责备意味的惨叫被人群可怕的和愤怒的吼声所淹没。好像冲毁大船的最大的七级浪一样，这股从后排掀起的无法阻挡的大浪潮涌到了前排，将其冲倒，吞没了一切。用刀背砍的龙骑兵想再砍一刀。韦列夏金惊恐地喊叫着，用手抱住头，朝人群冲去。他碰到高个子小伙子身上，小伙子用手掐住韦列夏金的细脖子，发出一声狂叫，和他一起倒在吼叫着压过来的人群的脚下。
但是伯爵夫人推开了女儿，走到了伯爵跟前。
一些人撕扯殴打着韦列夏金，另一些人撕扯殴打着高个子小伙子。被践踏的人以及竭力想要把高个子小伙子救出来的人的喊叫声，只能更加激怒人群。龙骑兵很久未能把这个浑身是血、被打得半死的人解救出来。虽然那些力图把开了头的事情做到底的人十分狂热和急切，他们对韦列夏金又打又掐又撕，但是很久未能把他打死；人群从四面八方朝他们压过来，把他们裹在中间，形成一团，来回摆动着，使他们既无法把他打死，又无法把他扔下。
“妈妈，亲爱的，原谅我！”
“用斧头砍，怎么样？……压坏了……叛徒，出卖了基督！……活着……还老是死不了……做贼的罪有应得。用门闩打！……还活着吗？”
“唉，好吧，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难道我阻止谁了吗！”她说，还没有一下子认输。
到受害者已不再挣扎，他的喊声为均匀细长的嘶哑的呼哧声所代替时，人群才开始在躺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附近急忙移动起来。每个人都走过来看一看所做的事，然后带着恐惧、责备和惊讶的表情往后挤。
伯爵夫人朝女儿看了一眼，看见了她替母亲害臊的脸和激动的神情，明白了现在丈夫为什么不回头看她，便不知所措地朝周围看了一眼。
“啊，我的天，人都变成了野兽，哪里还有活人待的地方！”人群中有人说。“小伙子很年轻……想必是商人，这些人也真是的！……有人说，这不是那个人……怎么不是那个人……啊，我的天……听说打了另一个人，差点要把他打死了……唉，这些人哪……就不怕罪过……”刚才的那些人这时又七嘴八舌地说，他们带着痛苦和怜悯的表情看着发青的脸上沾满血污、细长的脖子被砍破的尸体。
伯爵站在窗口，没有转过头来，听着娜塔莎的话。突然他鼻子里发出呼哧声，把脸凑近了窗户。
一个恪尽职守的警察认为一具尸体躺在伯爵大人的院子里有伤大雅，便命令龙骑兵把它拖到外面。两个龙骑兵抓住伤痕累累的腿把尸体往外拖。死人长脖子上沾满血污的剃了半边的脑袋在地上拖着，滚动着。人们挤着，纷纷离开尸体。
“伤员，就是他们！不能这样，妈妈；这太不像话了……不，妈妈，亲爱的，这不成，请原谅，亲爱的……妈妈，我们何必运走这些东西，您就瞧一瞧院子里吧……妈妈！……这样可不行！……”
在韦列夏金倒在地上，人群狂喊着在他身边挤过来挤过去时，拉斯托普钦突然脸变得煞白，他没有到马车等着他的后面台阶上去，自己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去和为什么，低下头，沿着通向楼下房间的走廊快步走去。伯爵脸色苍白，下巴颏像发热病时那样颤抖个不停。
“你怎么啦？你说的他们是什么人？你要什么？”
“伯爵大人，往这里走……您要上哪里去？……请往这里走。”在他背后一个人用颤抖的和惊恐的声音说。拉斯托普钦伯爵没有力气回答，他顺从地转过身，朝指给他的方向走去。后门台阶旁停着一辆马车。这里也可听到远处人群吼叫的声音。拉斯托普钦伯爵急忙坐上马车，吩咐拉到郊区索科尔尼基的住宅去。到了肉商街，再也听不见人群的叫喊了，这时伯爵开始后悔起来。现在他很不满意地想起他在下属面前显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不安和恐惧的样子。“群氓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他用法语想道。“他们像狼一样，除了给他们肉吃外，无法使他们平静下来。”“伯爵！上帝在我们头上！”他突然想起了韦列夏金的话，于是一种不愉快的寒冷感觉传遍了全身。但是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拉斯托普钦伯爵轻蔑地笑了笑自己。“我负有另一些责任，”他想道，“应当满足民众的要求。许多别的牺牲品为了公共利益死了和正在死去。”他想起了他对自己的家庭通常应负的责任，想起了（委托给他管理的）故都，想起了自己——不是想起那个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他认为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拉斯托普钦正在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他想的是作为总督、政权的代表和受沙皇委托的人的自己。“如果我只是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我走的道路会完全不同，但是我应当保护作为总督的生命和尊严。”
“妈妈，不能这样；您瞧瞧院子里吧！”她喊道。“他们要被扔下了！……”
拉斯托普钦在柔软的弹簧马车上轻轻地摇晃着身体，再也听不见人群的可怕的喊叫声，他肉体上平静下来了，如同常有的那样，在肉体上平静下来的同时，头脑里也为他想出了精神上平静的理由。使拉斯托普钦平静下来的想法并不是新的。自从开天辟地和人们相互残杀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对别人犯罪时不用这个想法安慰自己。这个想法就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别人的福利。
贝格和伯爵夫人困惑不解地和吃惊地看着她。伯爵在窗口站住，仔细听着。
一个不受利欲支配的人，从来不知道这种福利；但是一个犯罪的人任何时候都一定知道这种福利是什么。拉斯托普钦现在也知道这一点。
“这真糟糕！这真令人厌恶！”她喊叫起来。“这不可能是您下的命令。”
他不仅在自己的思考中不责备自己的行为，而且找到了沾沾自喜的理由，认为自己非常成功地利用了这个适当的时机，既惩罚了罪犯，同时又安抚了民众。
“照我看来，”娜塔莎把怒气冲冲的脸转向彼佳，突然几乎喊叫起来，“照我看来，这太糟糕，太令人厌恶，太……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难道我们是德国人吗？……”她抽抽搭搭地哭着，嗓子直发颤，她担心变得软弱起来，白白地发泄自己的怒气，便转过身，沿着楼梯迅速往下跑。贝格坐在伯爵夫人身旁，亲切而又恭敬地安慰着她。伯爵手里拿着烟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时娜塔莎脸气得变了样，像一阵暴风似的冲了进来，快步走到母亲跟前。
“韦列夏金受审后被判处死刑。”拉斯托普钦想道（虽然参政院只判处韦列夏金服苦役）。“他是卖国贼和叛徒；我不能让他不受惩罚，再说我一箭双雕；我为了安抚民众把坏蛋交给他们，处死了他。”
“是因为爸爸想把所有大车都腾出来运送伤员，”彼佳说，“是瓦西里依奇告诉我的。照我看来……”
伯爵到了郊外的住宅后开始安排家里的事，完全平静下来了。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彼佳问娜塔莎（娜塔莎知道彼佳问的是什么，他问父母因为什么吵架）。娜塔莎没有回答。
半个钟头后，伯爵乘一辆快马拉的马车经过索科尔尼基田野，这时已不去回忆发生的事了，想的和考虑的只是将会发生什么。他现在去亚乌扎桥，人们告诉他库图佐夫在那里。拉斯托普钦伯爵脑子里准备着要对库图佐夫说的愤怒的和挖苦的话，责备他骗人。他要让这个接近宫廷的老狐狸感觉到，由于放弃故都和毁灭俄国（拉斯托普钦这样想）而造成的一切灾难的责任，将落在这老糊涂一个人头上。拉斯托普钦考虑着他要对他说的话，在马车里愤怒地转动着身子，不时生气地看看两旁。
彼佳站在台阶上，正在给那些要离开莫斯科的仆人发武器。装着东西的大车还停在院子里。有两辆装好东西的车已解开了，一个军官在勤务兵的搀扶下正在往其中的一辆上爬。
索科尔尼基田野空荡荡的。只在它的尽头，在养老院和精神病医院附近，可以看到一小群穿白衣服的人以及几个单独在田野上行走的同样的人，他们嘴里喊着什么，挥动着手臂。
娜塔莎和父亲一起出了房间，仿佛是在费劲地考虑什么事一样，先跟着父亲走，后来往楼下跑。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朝拉斯托普钦伯爵的马车跑过来，想要拦住它。拉斯托普钦伯爵本人，他的车夫和龙骑兵都带着惊恐和好奇的模糊感觉看着这些放出来的疯子，尤其是看着那个朝他们跑过来的人。
“是的，是的，妈妈，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贝格说。
这个疯子迈开两条瘦长的腿，身体一摇一晃，身上的长袍飘动着，他跑得很快，两眼盯住拉斯托普钦，哑着嗓子朝他叫喊着什么，做着手势，要他停车。疯子的脸又黄又瘦，长着长短不齐的胡子，带着忧郁的和庄重的神情。他的又黑又亮的瞳人靠近下眼皮，在红里透黄的眼白里不安地转动着。
伯爵夫人哭了起来。
“站住！停住！听见了吗？”他尖声喊了一声，然后又喘着气，做着手势，用威严的语气喊叫着。
“唉，你们大家都给我滚，滚，滚，滚！……”老伯爵叫喊起来。“脑袋都晕了。”说着他出了房间。
他追上了马车，和它并排跑着。
“如果为难的话，那就不必了，”贝格说，“我只是为了薇鲁什卡才这样想的。”
“我被杀死了三次，又三次复活了。他们用石块砸我，把我钉上十字架……我会复活的……会复活的……一定会复活的。他们砸烂了我的身体。天堂就要毁了……我要破坏它三次，又三次把它重建起来。”他喊着，不断提高嗓门。拉斯托普钦伯爵突然脸变得煞白，就像人群扑向韦列夏金时变得煞白一样。他扭过头去。
“您去求伯爵夫人吧，这事不归我管。”
“快……快走！”他用颤抖的声音朝车夫喊道。
伯爵皱起了眉头，清了清嗓子。
马拉着车奋蹄飞速地奔跑起来；但是拉斯托普钦伯爵还长时间地听见自己背后逐渐远去的疯狂的拼命喊叫声，而在眼前看到的只是穿着皮袄的叛徒的又惊又怕、血迹斑斑的脸。
“我刚才坐车经过尤苏波夫家，”贝格笑着说，“我认识他们的管家，他跑出来问我要不要买点东西。您知道，我出于好奇进去了，看见那里有一个小柜橱和一个梳妆台。您知道，薇鲁什卡很想要这些东西，我们为此争吵过。（贝格谈起小柜橱和梳妆台，便不知不觉地改用通常谈论自己家里完善的设备时所用的兴冲冲的语气。）真是漂亮极了！拉开一看，还装有英国式的暗锁，您知道吗？而薇罗奇卡早就想要了。因此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我看见您院子里有那么多的农民。请给我一个，我会给他很高的报酬的，还有……”
不管这事如何记忆犹新，拉斯托普钦现在觉得它已与他血肉相连，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了。他这时清楚地感到，这件往事留下的血淋淋的伤口永远也愈合不了，相反，这件可怕的事将一直留在他的心中，直到他生命结束，而且时间愈久，将折磨得他愈厉害，愈痛苦。他现在觉得，他似乎听见自己的话：“把他砍了，您要拿脑袋向我担保！”——“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似乎是无意中说的……我可以不说它（他想），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他看见用刀背砍的龙骑兵的惊恐的、后来突然变得凶狠的脸，看见那个穿狐皮袄的孩子朝他投来的默默的、胆怯的责备的目光……“但是我不是为了自己这样做的。我应当采取这样的行动。贱民，叛徒……公共利益。”他想。
“嗯？……”伯爵停住脚步说。
亚乌扎桥边仍然挤满了军队。天气很热。库图佐夫皱着眉头，神情沮丧地坐在桥旁的一条长凳上，用鞭子在沙地上画着，这时一辆马车隆隆地朝他驶过来。一个身穿将军制服、头戴带羽饰的帽子、一双不知是愤怒还是惊恐的眼睛不停地乱转的人走到库图佐夫面前，开始用法语对他说什么。这是拉斯托普钦伯爵。他对库图佐夫说，他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莫斯科和故都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军队了。
“爸爸，我对您有一个很大的请求。”他说。
“如果殿下不告诉我您不会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就不会发生所有这些事！”他说。
这时贝格仿佛想要擤鼻涕似的，掏出手绢，看着那个结子，寻思起来，悲伤地和意味深长地摇着头。
库图佐夫望着拉斯托普钦，仿佛不明白对他说的话，竭力想要从那个和他说话的人脸上的表情中猜出某种特殊的意思。拉斯托普钦不好意思起来，住口了。库图佐夫微微摇摇头，仍用审视的目光紧盯着拉斯托普钦的脸，低声说道：
伯爵想要说什么，但是看来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是的，我不会不战而放弃莫斯科。”
“我不明白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伯爵夫人对丈夫说，“刚才我听说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要知道需要有人来安排。这就使人想起了米坚卡。事情真是没有个完！”
库图佐夫在说这句话时不知是想着别的事情，还是因为知道这话毫无意义而有意这样说，但是拉斯托普钦什么也没有回答，急忙从库图佐夫身旁走开。说起来真怪！堂堂的莫斯科总督，高傲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居然拿起马鞭，走到桥边，开始大声吆喝着赶走那些挤在一起的大车。
“是的，妈妈，我对您说句实话，对任何一个俄国人来说，现在是困难和悲伤的时候。但是干吗这样惶惶不安？你们还来得及离开……”
二十六
这时，伯爵夫人带着疲惫和不满的神情从休息室里出来。贝格急忙一跃而起，吻了伯爵夫人的手，询问了她的健康情况，摇摇头表示自己的同情，在伯爵夫人身旁站住。
夜里三点多，缪拉的部队进入莫斯科。走在前面的是一队符腾堡的骠骑兵，而这位那不勒斯王本人则骑着马带着一大批侍从走在后面。
“总之，俄国军人显示的这种英勇精神是无法想象的，是值得称赞的！”贝格说，他回头看着娜塔莎，好像想得到她的赞同似的，用微笑来回答她逼视的目光……“‘俄罗斯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她的儿子们的心中！’说得对吗，爸爸？”贝格问。
缪拉到了阿尔巴特街中心附近，在靠近显灵的尼哥拉礼拜堂的地方停住了，等待着先头部队来报告城堡“克里姆林”的情况。
“只有永恒的上帝才能决定祖国的命运，爸爸，”贝格说，“军队充满着英勇精神，现在头头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正聚在一起商量。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您，爸爸，俄国军队在二十六日的会战中所表现或显示的那种英勇精神，它们的——不，它的（他改正自己的话说）那种真正古代英雄式的勇敢，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我告诉您，爸爸（他像一个在他面前讲这话的将军那样捶着自己的胸脯，不过捶得晚了一些，因为在讲到‘俄国军队’这几个字时捶胸脯才合适），我坦率地告诉您，我们当官的不仅不需要督促士兵或者做诸如此类的事，而且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阻止这些……是的，这些古代英雄式的壮举。”他说得又急又快。“我告诉您，巴克莱·德·托利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一直处在部队的前面。我们军奉命据守在一个斜坡上。您可以想象得出！”这时贝格讲了他所记住的在这段时间里听来的各种故事。娜塔莎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在他脸上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似的，这使他觉得不好意思起来。
在缪拉周围聚集了一小群留在莫斯科的人。大家胆怯而又困惑地看着这个用羽毛和金饰打扮起来的、留着长发的古怪的长官。
“现在还谈得上什么健康？”伯爵说，“你说说，部队怎么样？是在撤退，还是再要打一仗？”
“怎么，这是他们的皇上本人？还行！”只听得有人低声说。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急不可耐地从前厅跑到客厅，拥抱了伯爵，吻了娜塔莎和索尼娅的手，急忙问岳母的健康情况。
翻译骑马到了这一小群人跟前。
贝格坐着他的那辆精工制作的轻便马车，由两匹像公爵家里喂养的马那样膘肥体壮的黑鬃黄褐色马拉着，来到岳父家的门前。他注意地朝院子里的大车看了一眼，在上台阶时掏出一块干净的手绢，打了个结。
“脱下帽子……帽子。”人群里有人相互说。翻译问一个年老的管院子的人，离克里姆林是否还很远？管院子的人困惑地听着他不熟悉的带有波兰口音的话，认为翻译说的不是俄国话，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躲到了别人背后。
他在莫斯科没有什么事要办；但是他发现大家都请求从部队到莫斯科去，并且在那里办了一些事。于是他也认为需要请假到那里去处理家里的事。
缪拉到了翻译那里，叫他问俄国军队在哪里。一个俄国人听明白了问的是什么，几个人突然回答起翻译的话来。一个法国先头部队的军官骑马到了缪拉跟前报告说，城堡的大门被堵住了，大概里面有伏兵。
他于九月一日从部队来到了莫斯科。
“好，”缪拉说，他朝一个侍从转过身来，命令调四门轻型大炮到前面来，炮轰大门。
罗斯托夫家的女婿贝格已是一位上校，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仍担任第二军副参谋长、司令部第一处副处长这一安稳而舒服的职务。
于是炮兵从缪拉后面的骑兵队伍里出来，朝阿尔巴特前进。下到弗兹德维任卡街的一头停住了，在广场上排好队。几个法国军官指挥着把大炮架好，用望远镜观察克里姆林宫。
十六
克里姆林宫里正在响着晚祷的钟声，这钟声使法国人惊慌不安起来。他们以为这是在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几个步兵朝库塔菲亚门跑去。大门里堆放着圆木和挡板。当一个军官带着一队士兵朝大门跑过来时，有人从门里放了两枪。一个站在大炮旁的将军朝军官大声下着命令，于是军官带着士兵跑了回来。
“爸爸，贝格到我们这里来了。”她望着窗外说。
从大门里还传出了三声枪响。
“与你有什么相干？”伯爵大声嚷道。娜塔莎退到窗口，沉思起来。
一发子弹打中了一个法国士兵的腿，从挡板后面发出了少数几个人的奇怪的喊叫声。在法国将军、军官和士兵的脸上，原来的那种快活和平静的表情在同一时间内一齐迅速地为准备战斗和痛苦的表情所代替。对他们大家——从元帅到最后一个士兵——来说，这个地方不是弗兹德维任卡、莫霍瓦亚、库塔菲亚和三位一体门，而是一个新战场的一个新地点，说不定这里要进行一场血战。于是大家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大门里的喊声停止了。大炮被推到了前面。炮兵们吹掉火绳杆上的灰。军官发出“开火！”的口令，于是接连发出像洋铁片那样的碰撞声，两发炮弹呼啸而出。霰弹打在大门的石板上，圆木上和挡板上；两团硝烟在广场上空飘动起来。
“不，我听见了。”娜塔莎说。“妈妈为什么不愿意？”
在炮击克里姆林宫石墙的轰隆声停止后的很短时间内，法国人头上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宫墙上空出现一大群寒鸦，它们嘎嘎叫着，拍打着几千只翅膀，在空中盘旋。与这些声音同时，大门里发出一个人的单独的喊声，接着从硝烟中出现一个身穿长衫和不戴帽子的人。他手里端着火枪，朝法国人瞄准。“开火！”炮兵军官又喊了一声，同时传出了一声枪响和两声炮响。硝烟又遮住了大门。
“没有什么！跟你不相干！”伯爵生气地说。
在挡板后面再也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法国步兵和军官一起朝大门走过去。大门里躺着三个受伤的和四个被打死的人。两个穿长衫的人正沿着宫墙往下朝兹纳缅卡跑去。
“爸爸！您怎么啦？”跟着他进了母亲房间的娜塔莎说。
“把这些搬走，”军官指着圆木和尸体说；于是法国人打死了受伤的人，把尸体往下扔到围墙外。谁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把这些搬走，”针对他们只说了这么一句，他们被扔了出去，后来怕他们发臭，把他们收拾走了。只有梯也尔一个人为纪念他们专门写了几句生动有力的话：“这些不幸的人占满了神圣的堡垒，拿了军火库的武器，向法国人射击。其中几个人被马刀砍死，把他们从克里姆林宫里清除了。”
伯爵摆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出了房间。
缪拉接到了道路已扫清的报告。法国人进入了大门，开始在参政院广场上扎营。士兵们把椅子从参政院大楼的窗户里扔到广场上，生起火来。
“听我说，伯爵，你已弄到了房子白白给人家住的地步，现在又想把我们孩子们的财物全毁了。你自己不是说过，家里的东西值十万卢布。好吧，我的朋友，我不答应，就是不答应。随你的便！伤员有政府管。他们都知道。你瞧，对门的洛普欣家，前天就把所有东西都运走了。瞧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全是傻瓜。你不可怜我，也得可怜可怜孩子们。”
其他的部队过了克里姆林宫，安置在马罗谢依卡、卢比扬卡、波克罗夫卡等地。还有一些部队则驻扎在弗兹德维任卡、兹纳缅卡、尼哥拉街和特维尔街。法国人没有见到房子的主人，他们住在城里各处不像住在民宅里那样，而像住在城里的军营里一样。
她装出顺从和可怜的样子，对丈夫说：
法国士兵虽然衣裳褴褛，又饿又累，人数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还是队伍整齐地进入莫斯科的。这支军队人困马乏、筋疲力尽，但还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和令人生畏的军队。不过只是在这支军队的士兵分散到各家各户之前它还算是一支军队。等到各个团的人一进入没有人住的富丽的住宅，军队便永远瓦解了，变得既不是居民也不是士兵，成为一种被称为抢劫者的非兵非民的东西。五个星期后这些人出莫斯科时，已不成其为军队了。这是一群抢劫者，其中每个人用车拉着或身上扛着一大堆他们认为有价值和需要的东西。在离开莫斯科时，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目的已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获取，而只是为了保住得到的东西。如同一只猴子把手伸进口很小的瓦罐，抓住一把胡桃，为了不丢掉抓到的东西不肯松手，从而害了自己一样，法国人在离开莫斯科时，由于他们带着大量抢来的东西，也像猴子不肯松开手中的一把胡桃一样，不肯扔掉抢来的东西，显然也必将灭亡。每一个法国团队在进入莫斯科的某个街区后过了十分钟，已没有一个像士兵和军官的人了。在各家各户的窗口可以看见穿着军大衣和半高靿皮靴的人，他们笑着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在地窖里和地下室里，也有同样的人在任意取用食物；在院子里这样的人打开或砸开木棚和马厩的门；在厨房里生起火来，卷起袖子揉面和烘烤食物，吓唬、逗弄和爱抚妇女和儿童。在各个地方，在店铺里和各个住宅里，到处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军队已经不存在了。
“你知道，亲爱的，我正想要跟你说……亲爱的伯爵夫人……一个军官来找我，请求给几辆大车运送伤员。要知道这是可以做到的事；不然，你想一想，他们会怎么样！……说实话，我们院子里住着军官，是我们自己把他们请进来的……你知道，我想，真的，亲爱的，你瞧，亲爱的……就把他们带走吧……我们忙什么呀？……”伯爵怯生生地说，就像每次谈到要花钱的事的时候那样。过去他在谈到那些弄得子女生活失去保障的事情之前，例如在谈到修建画廊和暖房、成立家庭剧院或乐队等等之前，都用这种声调说话，伯爵夫人已经听惯了，她一直认为反对他用这种怯生生的声调说出的事是自己的责任。
就在这一天，法国指挥官们一个接一个地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城里散开，严格禁止对居民施加暴力和抢劫，要求当天晚上全体官兵集合点名；但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些以前组成军队的人分散到了这座富庶的、设备完善和食品储备丰富的空城的各个地方。正如一群饥饿的牲口在光秃秃的田野上走，一碰到水草丰盛的牧场立刻无法阻拦地跑散一样，现在军队也无法阻挡地分散到这座富庶的城市里了。
“这是怎么啦，我的朋友？我听说又在卸东西了。”
莫斯科的居民都走了，于是士兵像水流入沙地一样，被吸进地里，从他们首先进入的克里姆林宫像四射的星光一样不可遏止地向四面八方扩散。骑兵们在进入一座全部财物都留了下来的商人住宅时，发现那里不仅有可供自己的马使用的单马栏，而且还有多余的，可是他们仍然前去占领附近的另一座他们觉得更好的房子。许多人占了几座房子，用粉笔号上是谁占的，为了房子与别的队伍发生争吵，甚至动武。许多士兵还没有安顿好，就跑到外面去观看城市，他们听说居民把所有财物都扔下了，便急忙赶到可以白拿贵重物品的地方去。长官们前来阻止士兵，可是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参加到同样的行动中去。在车市，几家店铺里还有马车，于是将军们聚集在那里给自己挑选一般的四轮马车和轿式马车。留下的居民邀请长官到自己的家里去，想以此寻求庇护而免遭抢劫。财物多得很，简直数不清；在法国人所占的地方的周围，到处还有许多还不知道的和未被占的地方，法国人觉得那里有着更多的财物。于是他们被吸引到了莫斯科的愈来愈多的地方。正如水流进干燥的土地里水和干燥的土地都消失了一样，饥饿的军队进入富庶的空城后，军队和富庶的城市也都消失了；变成了污泥，发生了大火和抢劫。
九点钟伯爵夫人醒了，她未出阁时当过她的侍女、现在担任她的类似宪兵司令职务的玛特廖娜·季莫菲耶夫娜前来向过去的小姐报告说，玛丽亚·卡尔波夫娜非常生气，还有小姐们的夏季服装不能留在这里。伯爵夫人问绍斯太太为什么生气，原来是因为她的木箱从大车上卸了下来，所有的大车都解开了，正在卸东西，腾出来装伤员，是伯爵一时头脑发热下令要把他们带走的。伯爵夫人叫人把丈夫找来。
法国人把莫斯科的大火归咎于拉斯托普钦的凶恶的爱国主义；俄国人则认为是法国人的暴行造成的。实际上，如果把莫斯科发生大火的责任加到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存在这样的原因，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莫斯科之所以被烧毁，是由于它处于一个木质建筑构成的城市必定会烧毁的条件下，而不管城里有没有一百三十条简陋的消防水管。莫斯科必定会被烧毁是由于居民都离开了；同时这也是必然的，就像一堆一连几天往上面落火星的木屑必然会烧光一样。在这个木质建筑构成的城市里，当房屋的主人和警察都在的时候，夏天几乎每天都发生火灾，而现在居民走了，驻扎着军队，他们抽烟斗和在参政院广场上一天两次用椅子生火煮饭吃，那么这个城市就不能不烧毁了。在和平时期，只要军队驻扎在某个地区的农户里，这个地区发生火灾的次数就立刻增加了。那么在一个驻扎着外国军队的木质建筑构成的空城里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又会增加多少呢？在这里完全不能归咎于拉斯托普钦的凶恶的爱国主义和法国人的暴行。莫斯科是因为不是房子主人的敌军士兵抽烟斗、做饭、生篝火和粗心大意而焚烧起来的。即使有人放火（这很值得怀疑，因为谁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放火，至少这样做是一件麻烦和危险的事），也不能把放火当做原因，因为不放火也会发生同样的事。
“有什么办法呢，可以卸下一些东西。”他神秘兮兮地低声加了一句，仿佛担心有人听见他的话似的。
不管法国人如何得意地指责拉斯托普钦凶恶，不管俄国人如何理直气壮地指责波拿巴残暴，或者后来如何高兴地把英雄的火把塞到本国人民手里，但是不能不看到大火的这种直接原因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莫斯科必定会烧毁，正如每个村庄、每个工厂、每座房子在主人走了，外人进来为所欲为、生火做饭时必定会烧毁一样。莫斯科是居民们烧毁的，这是真的；但是不是那些留下来的居民，而是那些离开的居民。被敌人占领的莫斯科没有像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城市那样完好无损，这只是由于它的居民没有向法国人献面包和盐欢迎他们，没有献上城门的钥匙，而是都撤离了。
“大人，请您到画廊去，有人问那里的画怎么处理？”管家说。于是伯爵和他一起进了屋，一再嘱咐不要拒绝请求搭车的伤员。
二十七
“啊！行，行，行。”伯爵急忙说。“我非常、非常高兴。瓦西里依奇，你吩咐下去，腾出一辆或两辆车来，就这样……什么……需要什么……”伯爵含糊其辞地下着指示说。但是在这一瞬间军官热烈的感激之情已使得他的承诺确定下来了。伯爵朝自己周围看了看，在院子里、大门口和厢房的窗口都可看到伤员和勤务兵。他们都望着伯爵，朝台阶走过来。
像星光一样朝莫斯科四面八方扩散的法国人，到九月二日这一天的晚上才到达了皮埃尔现在住的街区。
“伯爵，劳您驾，帮帮忙，允许我……看在上帝分上……搭您的车。我随身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可以坐在大车上……什么地方都行……”军官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勤务兵也为自己的主人求起伯爵来。
皮埃尔在单独度过很不寻常的两天后，处于接近于发疯的状态。他整个身心都被一个纠缠不休的想法所困扰。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的，但是现在他心里只有这一个想法，不记得过去的任何事情，也不明白现在的任何事情；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仿佛是在梦中在他面前发生的。
“好极了，等伯爵夫人醒来，就出发！您有什么事，先生。”他问。“住在我家里？”那军官走近一些。他的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
皮埃尔离家出走只是为了摆脱生活提出的凌乱繁杂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无力解开这团乱麻。他借口整理已故的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籍和文件前去他家，只是因为他想要避开生活的烦恼，寻求安宁，——他感觉到自己已陷入了烦恼和混乱之中，而在他心里，那种与这种状态完全相反的永恒的、平静的和庄严的境界，是同对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他寻找着平静的避难所，而且确实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房里找到了。他在书房里死一般的寂静中坐下来，两臂支在死者的落满尘土的书桌上，这时在他的头脑里开始平静地、一件接一件地重现最近几天、尤其是波罗金诺会战时发生的许多事情，回想起对他来说还比较模糊的感觉，当时他似乎觉得自己与那些铭记在他心中的，被称为他们的实在、纯朴和刚强有力的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和虚伪。当格拉西姆打断他的沉思时，皮埃尔想到他应当参加拟议中的民众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他知道此事）。为了这个目的，他立即叫格拉西姆给弄来长衫和手枪，并对他说明了自己隐姓埋名留在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家里的意图。后来，在无所事事地单独度过的第一天里（皮埃尔几次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共济会的手稿上，然而未能做到），他的脑子里几次模糊地出现了以前也有过的想法，想起了他自己的名字与波拿巴的名字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但是这个关于他L’Russe Besuhof注定要规定兽掌权的极限的想法，只是作为一个无缘无故地和不留痕迹地在他头脑里闪过的一个幻想而出现的。
“马上就可以套车，大人。”
买来了长衫（其目的是为了参加民众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后，皮埃尔碰见了罗斯托夫一家人，娜塔莎对他说：“您留下来吗？啊，这有多么好啊！”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即使莫斯科被占领了，那确实也很好，他可以留下来做他注定要由他来做的事。
“怎么，都准备好了吧，瓦西里依奇？”伯爵问，他摸摸自己的秃顶，和善地看着军官和勤务兵，朝他们点点头。（伯爵喜欢见到没有见过的人。）
第二天，他抱着不惜牺牲自己和在任何方面都不落在他们后面的想法，与民众一起前去三山门。但是他回到家里后，深信莫斯科已不会保卫了，突然觉得，他以前认为只是可能做的事，现在变成必须做和非做不可的事了。他应当隐姓埋名留在莫斯科，去找拿破仑，杀死他，这样做也许自己会遭到灭亡，也许能结束整个欧洲的灾难，照皮埃尔看来，这灾难是由拿破仑一个人造成的。
伊里亚·安德烈依奇伯爵九月一日早晨醒来后，悄悄地出了卧室，以免惊醒到早晨才入睡的伯爵夫人，他穿着浅紫色的绸长袍到了台阶上。四边捆扎好的大车停在院子里。马车则停在台阶旁。管家正站在大门口跟一个年老的勤务兵和一个脸色苍白、吊着一只手臂的年轻军官说话。管家见了伯爵，朝军官和勤务兵威严地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要他们走开。
皮埃尔了解一个德国大学生于一八○九年在维也纳谋刺波拿巴的详细经过，知道这个大学生后来被枪毙了。他想到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要冒生命危险，便更加兴奋起来。
在罗斯托夫家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往常的生活秩序的崩溃表现得并不明显。就仆人来说，大批家奴当中夜里只走了三人；没有任何东西失窃；而就物品的价值而言，从乡下来的三十辆大车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许多人见了眼红，有人愿出高价向罗斯托夫家买这些车。不仅有人愿出高价买车，而且从头天傍晚直到九月一日清晨，受伤的军官们不断派勤务兵和仆人到罗斯托夫家的院子里来，住在罗斯托夫家和他们家附近的房子里的伤员也都一瘸一拐地亲自前来，恳求罗斯托夫家的仆人设法给他们弄几辆马车，好让他们离开莫斯科。管家听了这些请求，虽然心里可怜这些伤员，但是断然拒绝了，说这样的事他根本不敢对伯爵说。不管留下来的伤员如何可怜，但是很显然，如果给了一辆车，那就没有理由不给第二辆，所有的车都得给他们——就连自己坐的车也得交出去。三十辆大车救不了所有伤员，而在这场共同的灾难中不能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管家就是这样替自己的主人着想的。
两种同样强烈的感情不可抗拒地吸引他去实现自己的意图。第一种感情是他意识到全民正在遭难，觉得自己需要作出牺牲和受苦，就在这样的感情的支配下，他于二十五日前去莫扎依斯克，到了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现在他离家出走，抛弃已习惯的奢侈生活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不脱衣服地睡在一张硬沙发上，和格拉西姆吃一样的饭食；另一种是一种模糊的、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感情，即藐视一切虚饰的、不自然的、人为的东西，藐视被大多数人视为世上最大幸福的东西。皮埃尔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奇怪的和诱人的感情是在斯洛博达宫，当时他突然觉得，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生命，所有这些通常人们努力争取和保护的东西，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也只在于抛弃它时可给人带来乐趣。
只有社会状况的两个指示器能表明莫斯科所处的状态，一是平民百姓，即穷人阶层，二是物价。这天早晨，大群工人、家奴和农民，其中夹杂着官吏、学生和贵族，前往三山门。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拉斯托普钦，相信莫斯科就要被放弃，便都散了，奔向莫斯科各地，拥进各个酒店和饭馆。从这天的物价也可看出局势如何。武器、黄金、马车和马匹的价格一直上涨，而纸币和城市生活用品的价格则不断下跌，因此到了中午出现这样的情况，像呢绒这样的贵重商品，车夫搬运时可对半分，农民的一匹马要价五百卢布；而家具、镜子、青铜器具都白白送人。
这是一个志愿兵喝光最后一个戈比时的感情，是一个喝醉的人明知要赔掉他身上所有的钱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打碎镜子和玻璃时的感情；这是一个人仿佛要试一试自己个人的权力和力量，声称对生活应有某种最高的、不受人的条件限制的看法而去做（在庸俗的意义上）失去理智的事时的感情。
莫斯科的末日来临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秋高气爽的日子。这天是星期日。和平常的星期日一样，所有教堂里钟声齐鸣，召唤人们去做礼拜。看来任何人都还不知道莫斯科会发生什么事。
从皮埃尔在斯洛博达宫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感情的那一天起，他一直处于这种感情的影响之下，但是到现在才使它充分表达出来。此外，皮埃尔在这方面已经做的事此时此刻支持他去实现他的意图，并使他不可能半途而废。他逃出了家，穿上了长衫，买了手枪，告诉罗斯托夫一家人，说他留在莫斯科，——如果他在做了所有这些事后还像别人一样离开莫斯科，那么这不仅将会失去任何意义，而且会变得卑鄙可笑（皮埃尔对此是十分敏感的）。
十五
皮埃尔的身体状况，像通常一样，是与精神状况相一致的。这几天吃的是不习惯的粗食，喝的是伏特加酒，没有葡萄酒和雪茄，身上穿着没有换洗的肮脏内衣，在没有被褥的短沙发上度过两个半睡半醒的夜晚——这一切使得皮埃尔一直处于近乎发疯的极度兴奋状态。
“主人们不会说什么的……”她说。但是需要避免上楼梯，因此把伤员抬进了厢房，安置在以前绍斯太太住的大房间里。这个伤员是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公爵。
已是午后一点多钟了。法国人已进入了莫斯科。皮埃尔知道这一点，但是他没有马上行动，只是想着自己要做的事，考虑着每一个最小的细节。皮埃尔在思考时既没有生动想象行刺的过程，也没有想到拿破仑之死，但是异常清楚地和又伤感又高兴地想到他自己将会牺牲，想到他的英雄气概。
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请他们把伤员抬到屋里去。
“是的，一人为大家，我应当完成这件事或者牺牲自己！”他想。“是的，我要走到跟前……然后一下子……用手枪还是用匕首？”皮埃尔想。“不过反正都一样。处死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帝之手，我要这样说（皮埃尔考虑着他在杀死拿破仑时要说的话）。好吧，把我抓去吧，处决我吧。”皮埃尔继续自言自语地说，脸上带着感伤的、但很坚决的表情，低着头。
“主耶稣基督！”她说。
正当皮埃尔站在房间中央心里这样想着的时候，书房的门打开了，门口出现了过去一向畏畏葸葸、如今完全变了样的马卡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他的睡衣是敞开着的。他的脸很红很难看。显然他喝醉了酒。他一看见皮埃尔，开头有些惊慌不安，但是注意到皮埃尔脸上也有惊慌不安的表情，立刻精神振奋起来，迈开两条细腿一摇一摆地走到房间中央。
老仆人又到了主人的马车旁，朝里面看了一眼，摇了摇头，吩咐车夫拐到院子里去，自己在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身旁站住了。
“他们害怕了。”他哑着嗓子用信任的语气说。“我说：我决不投降，我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先生？”他沉思起来，看见桌子上的手枪，突然一下子抓住它，跑到走廊里。
“好吧。”医生说。
跟在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后面的格拉西姆和管院子的人在门廊里拦住他，开始夺手枪。皮埃尔到了走廊里，带着怜悯和厌恶的表情看着这个半疯的老头。
“我们已不指望能把他送到家了！应当问问大夫。”老仆人说着从驭座上下来，到了后面的马车旁边。
“拿起武器！发起进攻！胡说，你夺不走！”他喊道。
老仆人摆了摆手。
“行了，老爷，行了。求求您，请您放下吧。好了，老爷……”格拉西姆说，小心地抓住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的胳膊肘，竭力把他朝门口拉。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主人家里一应俱全，请进。”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怎么，伤势很重吗？”她又问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波拿巴！……”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喊道。
“就这样吧，”老仆人叹着气说，“我们已不指望能把他送到家了！我们在莫斯科有自己的房子，可是很远，而且也没有人住。”
“这不好，老爷。请您到房间里去，请您歇一会儿。请把手枪给我。”
“请到我们这里来，请进。主人们就要走了，整座房子都是空的。”老太婆对那老仆人说。
“去，下贱的奴才！别碰我！看见了吗？”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挥动着手枪喊道。“发起进攻！”
这一夜还有一个伤员经过波瓦尔大街，这时正站在大门口的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把他让进了罗斯托夫家。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觉得这个伤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运他的马车完全用挡布挡着，车篷放了下来。在驭座上，在车夫身旁坐着一个样子可敬的老仆人。一个医生和两名士兵坐在跟在后面的一辆马车上。
“抓住他。”格拉西姆低声对管院子的人说。
索尼娅和娜塔莎没有脱衣服，睡在休息室里。
于是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被抓住双臂，拉到门口。
但是不管所有人如何忙忙碌碌，到深夜时还是没有能把所有东西都装好。伯爵夫人睡着了，伯爵把出发时间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也去睡觉了。
门廊里充满了嘈杂刺耳的叫嚷声和醉汉哑着嗓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话的声音。
“不成，”娜塔莎喊道，她一只手拢住散落到汗津津的脸上的头发，另一只手压那挂毯。“压呀，彼季卡，使劲压！瓦西里依奇，压！”她喊道。挂毯压下去了，箱子盖上了。娜塔莎拍着巴掌，高兴得尖叫起来，泪水从她眼睛里涌了出来。但是这只延续了一秒钟。她立刻着手做另一件事，这时人们已完全相信她的能力。有人告诉伯爵，说娜塔莉娅·伊里尼什娜没有照他的命令做，伯爵没有生气，家奴们都来问娜塔莎：要不要把装在大车上的东西捆好，那上面的东西装得够不够？在娜塔莎的指挥下事情干得很顺利：不需要的东西留下了，最贵重的东西都装了箱，而且装得瓷瓷实实的。
突然从台阶上传来了一个女人刺耳的叫喊声，接着厨娘跑进了门廊。
“得了，娜塔莎，”索尼娅对她说，“我知道你是对的，你就去掉上面的那一块吧。”
“他们来了！老天爷！真的，是他们。四个人，骑着马！……”她喊道。
“哎，小姐，您歇口气吧！”管家说。但是娜塔莎没有听从，她把所有东西都取了出来，然后迅速地重新装进去，决定完全不带质量差的家用挂毯和多余的器皿。当所有的东西都取出后，便开始重新装箱。确实去掉几乎所有不值钱的东西后，值得带走的和值钱的东西两只箱子就装下了。只是装挂毯的箱子盖不上。本来可以取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娜塔莎坚决不干。她装了又装，压了又压，要餐厅管事和被她拉来装箱的彼佳压箱子盖，自己也使出浑身的力气。
格拉西姆和管院子的人放开了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在安静下来的走廊里，可以清楚地听见几个人敲大门的声音。
“你别管了，娜塔莎；行了，我们会装的。”索尼娅用责备的语气说。
二十八
“你等一下。”娜塔莎开始很快地、手脚麻利地挑选起来。“这个不要了，”她说的是基辅产的碟子，“这个要，放到挂毯里去。”她拿起萨克森产的盘子说。
皮埃尔暗自决定在实现自己的意图之前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让人知道他会说法语，他站在走廊的半开半闭的门口，打算等法国人一进来，就立刻藏起来。但是法国人进来了，皮埃尔仍没有离开门口，因为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促使他留了下来。
“所有挂毯三只箱子能装下就谢天谢地了。”餐厅管事说。
他们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军官，身材高大，威武英俊；另一个显然是士兵或勤务兵，矮小敦实，又黑又瘦，双颊下陷，眼神呆滞。军官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他走了几步，仿佛心中认定这房子很好，停住了脚步，朝站在门口的士兵回过头来，抬高嗓门用长官的口气朝他们喊了一声，要他们把马牵进来。军官吩咐完毕后，用潇洒的姿势高高抬起胳膊肘，抹了抹小胡子，一只手碰了碰帽檐。
“盘子应当和挂毯装在一起。”她说。
“诸位好！”他快活地说，微笑着，环顾着四周。
“不，请等一下。”说着娜塔莎开始把用纸包着的盘子和碟子从箱子里取出来。
谁也没有回答他。
“不行，小姐，已经试过了。”餐厅管事说。
“您是主人吗？”军官问格拉西姆。
“索尼娅，等一等，我们全都能装得下。”娜塔莎说。
格拉西姆用疑问的目光惊恐地看着军官。
午饭后，罗斯托夫家里的人都高高兴兴地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出发。老伯爵突然管起事来，午饭后不断地从院子到屋里来回走着，朝忙着干活的人胡乱地吆喝着，使得他们更加忙乱起来。彼佳在院子里指挥装车。索尼娅听了伯爵自相矛盾的命令不知该怎么办，完全张皇失措了。仆人们喊着、争论着和喧哗着，在各个房间里和院子里跑来跑去。生性干什么事都很热情的娜塔莎，突然也干起活来。开头人们对她参与收拾行装的事并不相信。大家总以为她是开玩笑，不愿听从她；但是她坚决地和热切地要求人们听从她，见人们不听她就生气，差一点哭了起来，最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她的第一个功劳与包装地毯有关，她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这使她树立了权威。伯爵家里有珍贵的戈贝兰挂毯和波斯挂毯。娜塔莎开始干活时，大厅里放着两只打开的箱子：一只几乎装满了瓷器，另一只装着挂毯。桌子上还放着许多没有装箱的瓷器，而且还在不断从储藏室里搬来。应当再装第三只箱子，仆人们已去取空箱子了。
“房子，房子，借住一下。”军官说，他面带宽厚和善的微笑从上到下打量着这个小老头。“法国人是好小伙子。真见鬼，我们不会难以相处的，老头子。”他加了一句，拍拍惊恐的和默不作声的格拉西姆的肩膀。
绍斯太太看望女儿回来后讲了她在肉商街的一家酒店里看到的情况，使伯爵夫人更加惊恐起来。她在街上往回走时，遇见一帮喝得醉醺醺的人在酒店附近闹事，无法通过。于是她雇了一辆马车绕道经小胡同回家；马车夫对她说，那帮人砸了酒店的酒桶，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
“有这样的事！难道这里没有人会说法语吗？”他又说，看看四周，目光与皮埃尔相遇。皮埃尔离开了门。
十四
军官又朝格拉西姆转过身来。他要求格拉西姆带他去看看房间。
在他说这些话时，伯爵夫人不时胆怯和惊恐地看看儿子快活而又激动的面孔。她知道，如果她请求彼佳不要去参加这次战斗（她知道他为即将发生这次战斗而高兴），那么他就会说一些关于男子汉大丈夫、关于荣誉和祖国等等一般男人常说的毫无意义的、固执的、无法反驳的话，这样会把事情弄糟，而她希望在仗打起来之前就离开，把彼佳作为自己的保卫者和庇护者随身带走，因此这时什么也没有对彼佳说，午饭后把伯爵叫来，含着眼泪恳求他赶快把她送走，如果可能的话，今天夜里就走。在这之前伯爵夫人一直显示出自己是无所畏惧的，这时却以女人常有的由于爱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狡狯说，她吓得要死了。其实现在她不用假装，的确什么都害怕。
“主人的不在——我的不明白……我的您的……”格拉西姆怪腔怪调地说，竭力想使他的话让对方听起来明白些。
他说，今天民众到克里姆林宫领武器，拉斯托普钦的传单里虽然说将在两三天内发出号召，但是已经下了确实的命令，要全体民众明天带着武器到三山门去，那里将发生一场大战。
法国军官微笑着，在格拉西姆鼻子前面摊开双手，表示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话，接着一瘸一拐地朝皮埃尔站的门口走去。皮埃尔想要走，以便躲开那军官，但是就在这时他看见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手里拿着手枪从打开的厨房门里探出身来。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带着疯子的狡猾神情，打量了一下法国人，举起手枪瞄准。
“当然没有关系，”伯爵心不在焉地说，“问题不在这里，现在请你们别去管这种小事，而去帮助收拾东西，赶快走，明天就走……”伯爵向管家和仆人下了同样的命令。吃午饭时彼佳回来了，讲了他听到的新闻。
“发起进攻！！！”醉汉喊叫起来，想要扣扳机。法国军官听见喊声转过身来，在这刹那间皮埃尔扑向醉汉。就在皮埃尔抓住手枪往上抬的同时，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的手指终于扣了一下扳机，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一股硝烟味向所有的人袭来。法国人脸变得煞白，回头朝门口跑去。
“爸爸，我把伤员请到家里来，没有关系吧？”娜塔莎对他说。
皮埃尔忘记了不让人知道他会说法语的意图，夺过手枪，把它扔了，然后跑到军官面前，用法语和他说起话来。
“我们耽搁得太久了！”伯爵不由得懊恼地说。“俱乐部关门了，警察也要走了。”
“您没有受伤吧？”他问。
她在大厅里碰见了刚带着坏消息回家的父亲。
“好像没有。”军官摸着自己身上回答说。“不过这次差点打中了。”他指着墙上被打掉的灰泥加了一句。“这是什么人？”军官用严厉的目光看了皮埃尔一眼，问道。
“我就知道您会允许的……我就这样告诉他们。”娜塔莎吻了吻母亲，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
“啊，刚才发生的事实在感到非常遗憾。”皮埃尔完全忘记了自己要扮的角色，很快地说。“这是一个可怜的疯子，他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娜塔莎笑了起来，伯爵夫人也微笑着。
军官走到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面前，抓住了他的领口。
“什么样的军官？运来了什么样的人？我一点也不明白。”伯爵夫人说。
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张开嘴，仿佛快要睡着那样，靠着墙摇晃着身体。
“妈妈，亲爱的，”娜塔莎跪在母亲面前，把自己的脸紧贴住她的脸，说，“对不起，请原谅，我再也不这样做了，我把您吵醒了。是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叫我来的，运来了不少伤员，有受伤的军官，您允许他们进来吗？他们无处可去；我知道，您是一定会允许的……”她说得很快，连气也不喘一下。
“强盗，我会跟你算这笔账的。”法国人说，放开了手。
“唉，睡什么觉！”刚打了个盹的伯爵夫人醒来说。
“我们胜利者是宽大的，但是我们不会饶恕不讲信义的人。”他面带阴沉庄严的神情，做着优美有力的手势补充说。
“您在睡觉，妈妈？”
皮埃尔继续用法语劝说军官不要跟这个喝醉酒的疯子计较。法国人默默地听着，没有改变阴沉的表情，突然他带着微笑朝皮埃尔转过头来。他默默地看了皮埃尔几秒钟。他英俊的脸上露出悲伤而又亲切的表情，接着伸出手来。
娜塔莎跑回家去，踮着脚进了半开着门的休息室，从那里传出了醋味和霍夫曼滴剂的气味。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一个法国人。”他说。在法国人看来，这个结论是毫无疑义的。只有法国人才能做伟大的事，而救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巴尔先生的命，毫无疑问是一件最伟大的事。
“好吧，我去问。”
但是不管这个结论和法国军官的那种建立在这个结论上的坚定看法如何毫无疑义，皮埃尔还是认为需要让他感到失望。
“咳，小姐，您可真想得出！就是让他们住厢房，住空房子和保姆的房子，也需要问一声。”
“我是俄国人。”皮埃尔很快地说。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反正都一样！我们搬到客厅里住一天。可以把我们这一边的房子全给他们住。”
“算了，算了，算了，这话您跟别人说去吧。”法国人面带微笑，在自己鼻子前面摆动着一根手指说。“您待一会儿把一切说给我听。”他说。“遇见同胞真使人高兴。好吧！我们怎么处置这个人？”他又说了一句，这时对待皮埃尔已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了。这个法国军官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似乎说明，他认为皮埃尔即使不是法国人，可是在获得世界上最崇高的称号后，是不会拒绝接受的。皮埃尔针对他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又一次解释马卡尔·阿列克谢依奇是什么样的人，说在他们到来之前，这个喝醉酒的疯子拿走了上了子弹的手枪，当时没有来得及从他手中夺过来，最后皮埃尔请求不要惩罚他。
“不过总得向老爷子报告一下。”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
法国人挺起胸，做了个像帝王似的威严的手势。
于是载着军官的篷车拐进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接着几十辆运送伤员的大车也都应城里居民的邀请拐向各个院子，到了波瓦尔街各家的大门口。娜塔莎看来很喜欢不受通常的生活环境限制与这些新来的人打交道。她和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一起尽可能让更多的伤员进到自家的院子里来。
“您救了我的命。您是法国人。您想要我宽恕他吗？好，我宽恕他。把这个人带走。”法国军官迅速而有力地说，挽起由于救了他的命而被他提升为法国人的皮埃尔的胳膊，和他一起朝屋里走去。
“可以，他说可以！”娜塔莎低声说。
院子里的士兵听见枪声，进了门廊，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表示要惩罚肇事者；但是军官严厉地阻止了他们。
娜塔莎微微点了点头，快步回到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那里，这时老太婆正站在军官身旁，带着怜悯和同情与他说话。
“需要时会叫你们的，”他说。士兵们出去了。已去过厨房的勤务兵走到了军官跟前。
“噢，可以，为什么不行，可以。”他说。
“上尉，他们厨房里有菜汤和烤羊肉。”他说。“要给您拿来吗？”
娜塔莎镇静地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虽然她继续拉住手绢的两头，但是她的脸和整个姿态非常严肃，这时少校不再微笑，先沉吟了一下，仿佛在问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做，然后作了肯定的回答。
“好的，葡萄酒也拿来。”上尉说。
“您愿意让谁住到您家去，小姐？”他眯起眼睛微笑着说。
二十九
少校带着微笑把一只手举到帽檐边。
法国军官和皮埃尔一起进了屋。皮埃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再次向上尉说明他不是法国人，并且想要走开，但是法国军官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非常谦恭、亲热、和善，真心诚意地感谢皮埃尔救了他的命，弄得皮埃尔不好意思拒绝，只好和他一起在大厅里，在他们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坐下来。上尉听见皮埃尔再次说他不是法国人，显然不明白怎么能不接受如此光荣的称号，耸了耸肩说，既然他一定认为自己是俄国人，那么就这样吧，但是尽管如此，他将一辈子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的心将永远和他在一起。
“可不可以让伤员住在我们家里？”她问道。
如果这个人哪怕有一点理解别人的感情的能力和猜到皮埃尔此时的感觉，皮埃尔大概会离开他；但是这个人是那样兴致勃勃，对除了他自己之外的一切是那样地不敏感，这就使得皮埃尔放下心来。
娜塔莎惊恐地朝受伤的军官的脸看了一眼，立刻迎着少校走过去。
“不管是法国人还是隐姓埋名的俄国公爵，”法国人察看着皮埃尔身上虽很肮脏但很考究的内衣和他手上的戒指说，“您救了我的命，我愿和您交个朋友。法国人从来既不会忘记侮辱，也不会忘记帮助。我愿和您交个朋友。别的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不知道是否允许这样做，”军官声音微弱地说道，“瞧，那就是长官……您去问他。”他指了指一个顺着一列大车走回来的胖胖的少校。
这个军官说话的声音，他的面部表情和姿态显得非常和善和高尚（按法国人的理解），皮埃尔情不自禁地笑了笑作为对法国人的微笑的回答，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
“这么说来，您在莫斯科什么熟人也没有？”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说。“您找一户人家住下来会安稳些……哪怕住到我们这里来。主人们都要走了。”
“我是第十三轻骑兵团上尉朗巴尔，因九月七日作战有功获得勋章。”他自我介绍说，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得意的微笑，这一笑使得小胡子底下的嘴唇皱了起来。“现在您是否能费心告诉我，我是在同哪位先生如此愉快地谈话，而不是身上留着那个疯子的枪弹躺在包扎站里？”
当过女管家的老太婆玛夫拉·库兹米尼什娜离开站在大门口的人群，走到一辆支着粗席篷的大车旁，和一个躺在这辆大车上的年轻军官说起话来。娜塔莎向前挪了几步，胆怯地站住了，两手仍拉着手绢，听女管家说话。
皮埃尔说，他不能说出自己的名字，说着涨红了脸，想捏造一个名字，刚要开始解释不能说出名字的原因，可是法国人急忙打断了他的话头。
娜塔莎把一块白手绢披到头上，双手拉住手绢的两头，到了外面。
“不必了。”他说。“我理解您，您是一个军官……也许是高级军官。您曾和我们作战。这不关我的事。您救了我的命。对我来说，这就满足了，我愿为您效劳。您是贵族吗？”他用询问的语气又加了一句。皮埃尔低下了头。“请问您的教名？别的我就什么也不问了。您说是皮埃尔先生？……好极了，我要知道的就这些。”
男女仆人们、女管家、保姆、厨师、车夫、前导马驭手、厨师的小徒弟站在大门口，看着伤员。
这时端上了烤羊肉、煎鸡蛋，摆上了茶炊，拿来了伏特加和法国人带来的俄国窖存葡萄酒，朗巴尔请皮埃尔一起吃饭，说完自己像一个健康和饥饿的人一样，立即很快地和贪婪地吃起来，用他结实的牙齿迅速地咀嚼着，不停地吧嗒着嘴，说着好极了！味道美极了！他的脸变得通红，汗流满面。皮埃尔也饿了，很高兴地和他一起吃。勤务兵莫雷尔端来了一锅温水，把一瓶葡萄酒放进水里。此外，他还拿来了一瓶克瓦斯，这是他从厨房里拿来尝尝的。这饮料法国人都知道了，并有了新的名称。他们把它叫做猪柠檬水，莫雷尔很夸奖他在厨房里找到的这瓶猪柠檬水。但是由于上尉已有了在莫斯科弄到的葡萄酒，他就把克瓦斯给莫雷尔喝，自己喝那瓶波尔多酒。他用餐巾裹住酒瓶留出瓶口，给自己和皮埃尔倒了酒。上尉吃了点东西和喝了酒后，更加活跃起来，在吃饭的时候不停地说着话。
当杜尼亚莎痛快地答应她把这一切办好时，娜塔莎便在地板上坐下，拿起旧舞衣，陷入了沉思，但是想的完全不是她现在应当关心的事。隔壁女仆室里女仆们的说话声以及她们从女仆室到后门台阶的匆促的脚步声，引起了娜塔莎的注意，使她脱离了沉思状态。她站起身来，朝窗外看了一眼。外面停着一长列运送伤员的大车。
“是的，亲爱的皮埃尔先生，为了感谢您从疯子手里救了我，我应当点上一支大蜡烛为您祝福……您知道，我身上的子弹已经够多的了。一颗（他指了指腰旁）是在瓦格拉姆得的，另一颗是在斯摩棱斯克得的。”他一面说，一面指了指腮帮子上的伤疤。“而这条腿，您瞧，不听使唤。这是九月七日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场大战中负的伤。噢！真是好看极了。应当看一看，到处是一片火海。你们让我们干了一件困难的工作，你们可以像小孩子那样自我夸耀。说真的，虽然得了这勋章，我真想一切从头做起。我为那些没有看到这场面的人感到惋惜。”
“杜尼亚莎，你来装，好吗？行不行？行不行？”
“当时我就在那里。”
娜塔莎对自己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感到不好意思，而大家又是那么忙，于是她几次早上起来想试着干点什么；但是她的心思不在这些事情上；而她只能和只会一心一意地和全力以赴地干事，因而干不下去。她站了一会儿，看索尼娅如何收拾瓷器，想要帮忙，但是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跑回房间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开头，她一面收拾一面把自己的衣服和缎带送给女仆们，感到很有意思，但是后来，剩下的东西仍需要装箱，便觉得枯燥乏味了。
“啊，这是真的！那就更好了。”法国人说。“应当承认，你们是勇敢的敌人。守大多面堡的人打得很顽强，真他妈的。你们叫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您瞧，我到过那里三次。我们三次到了炮位上，三次都一个挨着一个地倒了下来。啊，真不错，皮埃尔先生。你们的掷弹兵真是好样的。我看见他们六次集合队伍，像去参加检阅那样出发。是一些优秀的人！我们的那不勒斯王在这方面是个行家，他对他们喊道：好极了！啊，啊！您原来也是当兵的！”他在停了一会儿后微笑着说。“那就更好了，更好了，皮埃尔先生。我们在战场上是可怕的……对漂亮的女人……”他带着微笑眨了眨眼睛，“又是非常殷勤的，法国人就是这样，皮埃尔先生，不是这样吗？”
在院子里和屋里响起了大批家奴和赶大车来的农民们的说话声、脚步声以及彼此的呼应声。伯爵早晨就出去了。伯爵夫人经受不了忙乱和喧哗，头痛得很厉害，她头上裹着浸醋的布，躺在新的休息室里。彼佳不在家（他去找一个同伴去了，想和他一起从民兵部队转到作战部队去）。索尼娅在大厅里照看着玻璃器皿和瓷器的包装。娜塔莎留在她的乱糟糟的房间里，坐在地上乱扔着的衣服、缎带和围巾中间，她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板，手里拿着那件她第一次穿着去参加彼得堡舞会的（已经过时的）旧舞衣。
这个上尉是那样天真和善和快活，性格是那样的单纯，又是那样的洋洋自得，这使得皮埃尔快活地望着他，自己也差点儿眨了一下眼睛。大概“殷勤”这个词使上尉想起了莫斯科的情况。
八月三十一日，星期六，在罗斯托夫家里，一切似乎都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门敞开着，所有的家具搬了出来或者挪了地方，镜子和画都摘了下来。各个房间里放着木箱，到处乱扔乱放着干草、包装纸和绳子。农民和家奴们抬着东西迈着沉重的脚步在镶木地板上走着。院子里挤满了农民的大车，有几辆已经装满了，有几辆还是空的。
“对啦，请您告诉我，所有女人都离开莫斯科了，这是真的吗？真怪！她们有什么好害怕的？”
十三
“如果俄国人进了巴黎，难道法国的太太们不会离开吗？”皮埃尔说。
索尼娅感觉到，这话说得对，改善罗斯托夫家的经济状况的惟一办法，是娶一位有钱的小姐，而公爵小姐是一个很好的对象。但是这使她感到很痛苦。尽管她心里很难受，或者也许正是由于心里难受，她主动担负起了收拾东西的困难工作，这几天整天都忙于这件事。伯爵和伯爵夫人有事要吩咐时，就对她说。彼佳和娜塔莎则相反，不仅不给父母帮忙，反而碍手碍脚，惹得家里所有的人都讨厌。在家里整天几乎都可以听见他俩跑来跑去，大声叫喊和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他们高兴和发笑完全不是由于有什么事可笑；但是他们心里很高兴和很快活，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成为他们高兴和发笑的原因。彼佳之所以快活，是因为离家时还是一个孩子，回来时却成为一个男子汉（大家都对他这样说）；他快活还因为他回到了家里，因为他离开了近期没有参加战斗希望的白采尔科维来到了日内即将打起仗来的莫斯科；而主要的是，他快活是因为娜塔莎很快活，平常他的情绪总是受娜塔莎的情绪的影响。娜塔莎之所以很快活，是因为忧郁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没有任何事情使她想起忧郁的原因，而且她身体也完全恢复了。她之所以快活，还因为有一个人赞赏她（别人的赞赏是车轮的润滑油，要使机器自由运转，它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彼佳赞赏她。主要的是，他们快活是因为战火已烧到莫斯科城下，是因为将在城门口发生战斗，正在分发武器，所有的人都在奔跑，要到什么地方去，总而言之，是因为正在发生一件不平常的事，这样的事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总是很愉快的。
“哈，哈，哈！……”法国人拍拍皮埃尔的肩膀，愉快而又激动地哈哈大笑起来。“哈！说得太过分了。”他说。“您说巴黎？……但是巴黎……巴黎……”
“鲍尔康斯基成了娜塔莎的未婚夫时，我从来没有高兴过，”伯爵夫人说，“我总是希望，而且我有一种预感，觉得尼科连卡会娶公爵小姐。这该是多么好啊！”
“巴黎是全世界的首都……”皮埃尔替他把话说完。
伯爵夫人看着仆人收拾东西，对一切都不满意，跟在不断躲开她的彼佳后面，嫉妒娜塔莎，因为彼佳总是跟娜塔莎在一起。只有索尼娅一个人干着实际的事：收拾各种东西。但是索尼娅最近特别忧伤和沉默寡言。尼古拉在信里提到了玛丽亚公爵小姐，伯爵夫人当着她的面高兴地说，她认为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尼古拉的相遇是天意。
上尉朝皮埃尔看了一眼。他有一种在谈话的中途停下来、用含笑的和亲切的目光凝视对方的习惯。
在莫斯科陷落前的三天里，罗斯托夫全家都忙于各种日常生活的事。一家之长伊里亚·安德烈依奇伯爵不停地在城里跑，收集各处流传的消息，回家后匆匆忙忙地作一般的和不着边际的指示，要求作动身的准备。
“要是您没有对我说您是一个俄国人，那么我就敢打赌，说您是巴黎人。您有一种，这样一种……”说了这句恭维话后，他又默默地看了对方一眼。
从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全莫斯科都处于忙乱和熙来攘往之中。每天有波罗金诺会战中负伤的几千名伤员从多罗戈米洛沃门进来，分散到莫斯科各处去，同时有几千辆载着居民和财产的大车从各个城门出去。尽管有拉斯托普钦的传单，或者由于这些传单不起作用，或者正是由于有这些传单，城里传播着各种完全相互矛盾的和奇怪的消息。有人说不准任何人出城；有人则相反，说教堂里的所有圣像都抬走了，要强迫所有的人离开；有人说，波罗金诺会战后又打了一仗，法国人被打败了；有人又正好相反，说俄国军队已全军覆没；有人说莫斯科民兵将以神职人员为先导开往三山门；有人悄悄地说，奥古斯丁被禁止出城，抓到了几个叛徒，农民们造反了，抢劫那些出城的人的财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而实际上，那些离开的人和那些留下来的人（尽管这时还没有在菲利开会决定放弃莫斯科）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心里都已经感觉到，莫斯科一定会放弃，自己应当尽快离开和抢救自己的财产。大家都有一种觉得一切将要突然爆发和改变的感觉，但是在九月一日之前，还什么变化也没有。如同一个被押去执行死刑的罪犯知道他马上就要完了，但仍然打量着自己的周围、扶正戴歪了的帽子一样，莫斯科也不由自主地过着平常的生活，虽然知道毁灭的时间已经临近，整个习惯了的生活环境将遭到破坏。
“我去过巴黎，在那里待了好几年……”皮埃尔说。
平常无忧无虑的伯爵，到八月二十八日还没有做任何动身的准备，说好要从梁赞和莫斯科郊区的村子来运家里所有财物的大车，直到三十日才到。
“啊，这可以看得出来。巴黎！……不知道巴黎的人是野蛮人。巴黎人两英里以外就能认出来。巴黎——这是塔尔玛、迪舍努瓦、波蒂埃、索邦、林阴道。”他发现这个结论比前面说的话要软弱无力，便急忙补充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巴黎。您在巴黎待过，但仍然是一个俄国人。好吧，为此我同样尊敬您。”
尽管从八月二十日起罗斯托夫家的几乎所有熟人都已离开莫斯科，尽管全家人劝伯爵夫人快点走，但是伯爵夫人在她最喜欢的宝贝儿子彼佳回来前，关于离开的事连听都不愿意听。八月二十八日彼佳到了。母亲迎接他时表现出来的过分的慈爱，这个十六岁的军官并不喜欢。虽然母亲没有向他明说现在要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不放他走的意图，彼佳马上就明白了，本能地担心与母亲过分地亲热，担心变得婆婆妈妈（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便对她很冷淡，回避她，在逗留莫斯科的时间里只与娜塔莎待在一起，他对娜塔莎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几乎像恋人般的手足之情。
皮埃尔喝了葡萄酒，加上刚过了几天孤独沉闷的生活，现在和这个快活和善的人交谈，心里情不自禁地感到很高兴。
在八月的最后几天，罗斯托夫一家人收到了尼古拉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从沃罗涅日省写来的，他是被派到那里去采购军马的。这封信没有使伯爵夫人感到安心。她知道一个儿子现在没有危险后，更加为彼佳担忧。
“现在回过头来说一说你们的太太们：听说她们非常漂亮。法国军队到了莫斯科，她们却躲到草原上去，这真愚蠢可笑！她们错过了很好的机会。你们的农民，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是有教养的人，应当比那些人更了解我们。我们占领了维也纳、柏林、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华沙，占领了世界各国的首都……人们害怕我们，但是又喜欢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没有害处。还有皇帝！”朗巴尔开口说道，但是皮埃尔打断了他的话。
在彼佳参加奥博连斯基哥萨克团和前往该团组建的地点白采尔科维后，伯爵夫人一直担惊受怕。她想，她的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他俩都脱离了她的庇护，说不定过不了多少日子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两人一起会被打死，就像她的一个熟人的三个儿子都被打死了一样，这个想法是在今年夏天第一次极其清楚地出现在她的头脑里的。她曾试图把尼古拉叫回来，想亲自去找彼佳，把他安排到彼得堡的什么地方，但是这两件事都是无法办到的。彼佳只能和他的团队一起回来或者通过调到另一个服现役的团的办法调回来。尼古拉在某地的军队里，他在最后的一封信里详细地描述了他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的相遇，在这之后就没有音信了。伯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而她一入睡就梦见儿子被打死了。伯爵在经过多次的商量和合计后，最后找到了安慰伯爵夫人的办法。他把彼佳从奥博连斯基团调到了在莫斯科附近组建的别祖霍夫团。虽然彼佳仍在服军役，但是进行了这次调动后，伯爵夫人可以看到有一个儿子在她身边从而得到安慰，她希望把彼佳作这样的安排，不再放他远走高飞，让他在怎么也参加不了战斗的地方服役。这样暂时只有尼古拉一人处于危险之中，伯爵夫人觉得（她甚至对这一点表示忏悔），她爱大儿子胜过爱其余的子女；小儿子彼佳是个淘气鬼，学习很差，常常弄坏家里的东西，惹得人人讨厌，而当这个长着一个翘鼻子和一双快活的黑眼睛、脸色红润、面颊上刚刚长出胡子的孩子到了那里，到了那些身材高大、可怕而残忍的男人中间时，到了那些不知因为什么而战斗着并从中找到乐趣的人中间时，——做母亲的就觉得她爱他要大大超过爱别的孩子。彼佳预定回莫斯科的日子愈临近，伯爵夫人心里也就更加不安。她已想到她已等不到这幸福的时刻了。她不仅在看见索尼娅时，而且在看见心爱的娜塔莎，甚至丈夫在她身边时，都会发脾气。“他们跟我有什么相干，除彼佳外，我谁也不需要！”她想道。
“皇帝。”皮埃尔重复说，他脸上突然露出忧郁和局促不安的表情。“皇帝怎么啦？……”
罗斯托夫一家人在九月一日前，即在敌人进入莫斯科前夕之前，还留在城里。
“皇帝？宽厚、仁慈、公正、办事有条理，是个天才——这就是皇帝！这是我朗巴尔在对您这样说。尽管您看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在八年前我还是他的敌人。我的父亲是一个伯爵和流亡者。但是这个人征服了我。他感动了我。我看见他把法国变成一个伟大和光荣的国家，我折服了。当我明白他想要做什么时，当我看到他正在为我们准备桂冠时，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明主，于是我就为他献身了。就这样！是的，亲爱的，这是从过去到未来的各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人物。”
十二
“怎么，他在莫斯科？”皮埃尔犹豫了一下，面带负罪的表情问道。
从那时起直到莫斯科完全被毁，别祖霍夫家里的人尽管到处寻找，但是再也没有见过皮埃尔，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法国人朝皮埃尔负罪的脸看了一眼，冷笑了一声。
十来个人有事来找皮埃尔，正在客厅里等候他。他匆匆忙忙穿好衣服，但是没有到等候他的人那里去，却到了后门的台阶，从那里出了大门。
“不，他将在明天进城。”他说，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二天早晨他醒来时，管家来报告说，拉斯托普钦伯爵专门派一个警官来打听别祖霍夫伯爵是否已经走了，或者正准备要走。
他们的谈话被门口几个人的叫喊声和莫雷尔的到来所打断，莫雷尔前来向上尉报告说，来了几个符腾堡的骠骑兵，他们想要把马拴在拴着上尉的马的院子里。麻烦主要在于这些骠骑兵听不懂对他们说的话。
“他们——炮垒上的士兵们，安德烈公爵被打死了……老人……纯朴是顺从上帝的表现。应当受苦……万物的意义……应当套在一起……妻子要嫁人……应当忘掉和理解……”他走到床边，没有脱衣服就倒在床上，立刻入睡了。
上尉吩咐把那个上士叫来，厉声问他属于哪个团，团长是谁，根据什么竟敢强占已有人住的房子。这个德国人不大会说法语，回答了头两个问题，说出了自己的团的番号和团长的名字；但是最后一个问题没有听懂，于是德语里夹杂着法国词回答说，他是团部的设营员，奉团长之命占用所有的房子。皮埃尔懂德语，他给上尉翻译了德国人说的话，并用德语把上尉的回答告诉这个符腾堡骠骑兵。德国人听明白对他说的话软了下来，把自己的人带走了。上尉到了台阶上，大声地作了一些指示。
当他回到家里时，天已经开始黑了。这天晚上有七八个不同的人来见他。有委员会的秘书、他的营里的上校、总管、管家和各种来求他的人。大家都有事找皮埃尔，要求他解决。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对所有问题都只敷衍说几句，目的是为了摆脱这些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时，才打开妻子的信，读了读。
当他回到房间里时，皮埃尔坐在原来的地方，两手抱住头。他的脸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时他确实很痛苦。在上尉出去后只剩下皮埃尔一个人时，他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了他现在的处境。现在使皮埃尔感到痛苦的不是莫斯科被占领，不是这些幸运的胜利者在城里发号施令和庇护他——尽管皮埃尔也觉得很难受。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意识到自己软弱无能。喝了几杯葡萄酒以及与这个和善的人交谈，消除了皮埃尔最近这几天的那种全神贯注而又阴郁的心情，而要实施他的意图，这种心情是必要的。手枪、匕首和农民的服装已准备好了，拿破仑将在明天进城。皮埃尔也完全认为杀死这个恶棍是有益的和应该的；但是他觉得现在他已干不了这件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但是仿佛预感到他实现不了自己的意图。他与自己的软弱进行斗争，但是模糊地觉得，他克服不了，觉得以前的那些关于报仇、杀人和自我牺牲的阴郁的想法在接触到第一个人时就已灰飞烟灭了。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双眉紧锁，满脸怒容地从拉斯托普钦那里出来，这种样子人们从来没有见过。
上尉微微瘸着腿，吹着口哨，进了房间。
“我有一个友好的劝告，亲爱的。赶快离开，这就是我对您要说的话。能听进去话的人有他的好处！再见了，亲爱的。对啦，”他从门里对皮埃尔喊道，“听说伯爵夫人落入了耶稣会神父们的魔掌，是真的吗？”
法国人的絮叨皮埃尔原先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却觉得讨厌了。他吹的曲子，他的步态，他捻胡子的姿势——现在皮埃尔都感到是对自己的侮辱。
伯爵紧皱起眉头。
“我马上就走，我再也不跟他说一句话。”皮埃尔想。他心里这样想着，可是却仍然坐在座位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使得他坐在那里不动：他想要走，可是站不起来。
“没有什么打算。”皮埃尔回答道，一直没有抬起眼睛，也没有改变脸上沉思的表情。
上尉则相反，看来很快活。他在房间里走了两趟。他的眼睛闪闪发亮，胡子微微地抖动着，仿佛因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而暗自觉得好笑似的。
“就是这么回事！”拉斯托普钦突然皱起眉头，打断皮埃尔的话，喊道。“韦列夏金是叛徒和卖国贼，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拉斯托普钦用平常人们回想起自己受到侮辱时常用的气恼的语气说。“但是我并不是请您来讨论我的事情的，请您来是为了给您劝告，或者给您命令，如果您愿意我这样做的话。请您中断同克柳恰廖夫之类的人的交往，并且离开此地。而我就是要打掉各种愚蠢的想法，不管它存在于谁的头脑里。”说到这里他大概想起他似乎是在斥责还没有任何过错的别祖霍夫，便友好地抓起皮埃尔的一只手，又说：“我们正处于全民灾难的前夜。我没有工夫跟每个和我打交道的人讲客气。有时简直头昏脑涨！好吧，亲爱的，您个人打算怎么办？”
“好极了，”他突然说道，“那个指挥这些符腾堡人的团长！他是一个德国人；尽管如此，是个好样的。然而是德国人。”
“他被控散发拿破仑的传单，可是这并没有得到证明，”皮埃尔说（眼睛不看拉斯托普钦），“还有，韦列夏金……”
他在皮埃尔的对面坐下。
“这是我的事，您用不着问。”拉斯托普钦喊道。
“这么说，您懂德语？”
“然而，伯爵，克柳恰廖夫犯了什么罪？”皮埃尔问。
皮埃尔默默地看着他。
“是这么一回事，我的亲爱的。我想您不会不知道斯佩兰斯基和马格尼茨基已流放到应该去的地方；对克柳恰廖夫先生也这样做了，对其余那些以建造所罗门的宫殿为名却竭力要毁坏自己祖国的宫殿的人也将照此办理。您可以明白，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如果这里的邮政局长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不会把他流放的。现在我已知道，您派自己的马车送他上路，并且为他保管文件。我喜欢您，对您没有恶意，您的年龄只有我的一半，我像父亲一样劝您不要再和这样的人进行任何交往，自己尽快离开此地。”
“避难所德语怎么说？”
“是的，我是共济会员。”皮埃尔回答说。
“避难所？”皮埃尔反问道。“避难所德语是Unterkunft。”
“啊！您好，伟大的战士，”拉斯托普钦等那人一出去便这样说道，“听说了您的英勇行为。但是要谈的不是这事。亲爱的，只在我们之间说说，您是共济会员吗？”拉斯托普钦伯爵用严厉的口气问，仿佛这不是好事，不过他有意原谅他。皮埃尔没有说话。“亲爱的，我已经得悉一切，但是我知道有不同的共济会员，希望您不属于那种以拯救人类为名想要毁了俄国的人。”
“您怎么说来的？”上尉不相信地急忙问。
他进了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办公室。在皮埃尔进去时，拉斯托普钦皱起眉头，用一只手擦了擦前额和眼睛。一个身材不高的人正在说着什么，皮埃尔一进门，他就停住不说，出去了。
“Unterkunft。”皮埃尔重复了一遍。
皮埃尔听讲这新鲜事听了一半，就被叫去见总督了。
“啊，是Onterkoff，”上尉说，用含笑的眼睛朝皮埃尔看了几秒钟。“这些德国人是十足的蠢货。不是这样吗，皮埃尔先生？”他下结论说。
十一
“好吧，再来一瓶莫斯科波尔多酒，行吗？莫雷尔又给我们温了一瓶。莫雷尔！”上尉快活地喊道。
“完全不需要，”副官惊恐地说，“克柳恰廖夫即使没有这件事，也犯了罪，他是因此而被流放的。但是问题在于伯爵火气很大。‘你怎么能写得出来？’伯爵说。他从桌子上拿起那张《汉堡报》。‘这就是那东西。你不是写的，而是翻译的，而且翻译得很糟糕，因为你这傻瓜根本不懂法语。’您想怎么着？那小商人说：‘不，我什么报纸也不读，是我写的。’——‘既然如此，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送上法庭，把你吊死。你说，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我什么报纸也不读，是自己写的。’就这样顶着。伯爵也把他的父亲叫来，老人同样坚持这个说法。于是把他送交法庭，好像判处他服苦役。 现在父亲是来为儿子求情的。这是一个坏小子！您知道，这种商人的子弟，都是花花公子，喜欢勾引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听了讲演，就毫无顾忌。要知道这完全是一个浪荡子！他父亲在这里石桥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您知道，在这小饭馆里挂着一幅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握着金球的大圣像；他就把这幅圣像拿回家来挂了几天，瞧他干的是什么！找到了一个混蛋画师……”
莫雷尔拿来了蜡烛和一瓶葡萄酒。上尉借着烛光又看了皮埃尔一眼，看见对方脸色沮丧，想必吃了一惊。朗巴尔脸上带着真诚的伤心和同情走到皮埃尔面前，朝他俯下身来。
“啊！伯爵需要他供出克柳恰廖夫，这我知道！”皮埃尔说。
“怎么，有什么事发愁了。”他碰了碰皮埃尔的手说。“是不是我使您伤心了？说实话，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他反复地问。“也许这与局势有关？”
“您知道，”副官讲述道，“这是一件很难弄清的事。大约两个月前出现了这张传单。报告了伯爵。他下令侦查。加夫里洛·伊万内奇调查出这传单总共经过六十三人的手。问一个人：您是从谁那里得到的？——从某某人那里。他便去问这某某人：您是从谁那里得到的？就这样追查下去，一直追到韦列夏金……这是一个没有念过几年书的小商人，您知道，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老板。”副官微笑着说。“问他：是谁给你的？主要的，我们知道他是从谁那里得到的。除了邮政局长外，他不可能从别的任何人那里得到。但是看起来他们之间秘密串通好了。他说：不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是我自己写的。于是又是吓唬他，又是说服他，而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最后报告了伯爵。伯爵下令把他传来。‘你的传单是从谁那里弄来的？’——‘自己写的。’您是知道伯爵的脾气的！”副官带着自豪和快乐的微笑说。“他暴跳如雷，您想一想，居然这样放肆，一派胡言，顽固不化！……”
皮埃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亲切地看着法国人的眼睛。这种同情的表示使他感到很愉快。
一个戴星章的小老头和另一个脖子上挂着十字勋章的德国血统的官员走到了说话的人的面前。
“说实话，且不说我非常感激您，我觉得我对您有一种友情。我能不能为您做点事情？您吩咐吧。我们是生死之交。我是真心诚意地对您说这些话的。”他手拍着胸脯说。
“这不是他本人。这是那个写传单的人的父亲，”副官说，“那个年轻人坐了牢，看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谢谢。”皮埃尔说。上尉聚精会神地朝皮埃尔看了一眼，那目光就像在得知避难所德语怎么说时看他的目光一样，突然上尉容光焕发起来。
“啊，原来这是韦列夏金！”皮埃尔说道，他端详着老商人的神情坚定和平静的脸，寻找着背叛的表现。
“啊！那么我们就为友谊干一杯！”他倒了两杯酒，快活地喊道。皮埃尔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朗巴尔也喝了，又握了握皮埃尔的手，然后用胳膊肘支撑着桌子摆出一副沉思和忧郁的样子。
“这个人？这是一个商人，也就是小饭馆的老板韦列夏金。您大概听说过关于传单的事了吧？”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命运的安排。”他开口说道。“谁能对我说，我将成为一个龙骑兵的士兵和上尉，为波拿巴——我们常常这样称呼他——效劳。然而您瞧，我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不瞒您说，亲爱的，”他像一个想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人那样，用伤感和平稳的语调接着说，“我们家的姓氏是法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
“有可能。”皮埃尔说，漫不经心地看看自己周围。“那个人是谁？”他指着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问，那人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厚呢长外衣，一把大胡子像雪一样白，眉毛也是白的，但脸色红润。
于是上尉带着法国人的那种轻浮和天真的坦率，对皮埃尔讲了自己祖先的历史，讲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成年，讲了所有的亲戚关系、财产关系和家庭关系。“我可怜的母亲”自然在这故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人说，”副官又带着同样的微笑说，“您的妻子伯爵夫人准备出国去。大概这是无稽之谈……”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走上人生舞台的开始，其顶点是爱情！爱情！说得对吗，皮埃尔先生？”他说，激动起来。“再来一杯。”
“您听到什么了？”
皮埃尔又喝了一杯，给自己倒上了第三杯。
“没有什么，您知道，人们常常胡编瞎说。我只不过听人那样说罢了。”
“唉！女人哪，女人！”上尉的眼睛由于兴奋变得闪亮起来，他望着皮埃尔，开始讲起他的爱情和恋爱故事来。这样的故事很多，只要看一看他那得意洋洋的英俊的脸以及他在讲到女人时的兴奋和激动的样子，就能很容易相信这一点。虽然朗巴尔的恋爱故事都有那种法国人认为特别有魅力和富有诗意的淫秽性质，但是他在讲这些故事时真诚地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尝到了和体验到了爱情的魅力，并且引人入胜地描绘着女人，使得皮埃尔好奇地听他讲。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皮埃尔漠不关心地说，“您听到什么了？”
显而易见，这个法国人非常迷恋的爱情，不是皮埃尔过去对自己的妻子的那种低级的和平常的爱情，也不是被他自己夸大了的对娜塔莎的浪漫的爱情（朗巴尔对这两种爱情同样都是蔑视的，他把前一种称为车夫的爱情，把后一种称为傻瓜的爱情）；这个法国人所崇尚的爱情主要表现为对女人的一种不正常关系，一种能给感情增添主要魅力的畸形现象的组合。
“伯爵得过睑腺炎，”副官微笑着说，“我告诉他，老百姓来问他怎么啦，他很不安。怎么，伯爵，”副官突然带着微笑问皮埃尔，“我们听说，您家里发生了麻烦的事。好像伯爵夫人，您的太太……”
上尉就这样讲了他和一个三十五岁的迷人的侯爵夫人以及同时和这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十七岁的天真可爱的女儿的动人的爱情故事。母女相互谦让的结果，母亲牺牲自己，让女儿和自己的情人结婚，这件事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是现在还使上尉激动不已。接着他讲了一个插曲，其中丈夫扮演了情人的角色，而他（情人）则扮演丈夫的角色，同时讲了几个关于德国的趣闻，那里避难所被称为Unterkunft，那里丈夫喝白菜汤，那里年轻姑娘的金黄色的头发颜色太深。
“传单上说，我的一只眼睛有过病，而现在两眼明亮，十分警惕地看着，这是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最后讲了在波兰发生的一件事，上尉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他在讲的时候迅速地做着手势，满脸通红，他讲的是他救了一个波兰人的命（一般说来，在上尉的讲述中，可以不断地听到救命的故事），而这个波兰人把迷人的妻子（她有一颗巴黎女人的心）托付给他，同时自己参加了法国军队。上尉很幸运，那个迷人的波兰女人想跟他跑；但是由于为人宽厚，上尉把妻子还给了丈夫，同时对他说：“我救了您的命，也保全了您的名誉！”上尉在重复了这些话后，擦了擦眼睛，浑身抖动了一下，仿佛想要抖掉在想起这件动人的往事时出现的过分的多愁善感似的。
“是啊，我们也是这样说。”第一个官员说道。
皮埃尔在听上尉讲述时，如同平常在夜晚喝了几杯酒后常有的那样，注意听他讲的每句话，理解他讲的意思，同时也注意自己心中不知为什么出现的各种回忆。当他听这些爱情故事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情，心里逐个地回忆着爱慕她的各种情景，与朗巴尔所讲的故事进行着比较。皮埃尔在注意听关于责任与爱情的斗争时，在他眼前浮现出了他与自己所爱的人在苏哈列夫塔楼附近最后一次相遇的全部细节。当时这次相遇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后来甚至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它。但是他现在觉得，这次相遇意义十分重大，带有某种诗意。
“可是有的军人告诉我，”皮埃尔说，“城里无法打仗，阵地……”
“彼得·基里雷奇，过来呀，我都认出来了。”他现在仿佛还听见她说的话，看见她的眼睛、微笑、旅行包发帽和露出来的一绺头发……他觉得在这一切之中有某种动人的、感人肺腑的东西。
殿下为了更快地与向他靠拢的部队会合，已过了莫扎依斯克，驻扎在敌人一时不会对其发动进攻的坚固阵地上。从这里已经给他送去四十八门大炮和炮弹，殿下说，将誓死保卫莫斯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准备进行巷战。弟兄们，你们不要看到政府机关关门就担心，秩序需要整顿，我们要通过法庭审判为非作歹的人！到必要时，我需要城乡青年的协助。我将在一两天内发出号召，而现在不需要，因此我暂时不说话。用斧头当然很好，用长矛也不错，而最好用三齿大叉：一个法国人并不比一捆黑麦更重。明天午后，我将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叶卡捷琳娜医院看望伤员。我们将在那里举行仪式，使水成为疗伤治病的圣水：他们将更快地康复；我现在很健康，我的一只眼睛有过病，现在两眼明亮，十分警惕地看着。
上尉讲完了迷人的波兰女人的故事后问皮埃尔，他有没有体验过这种为了爱情而作自我牺牲和嫉妒合法丈夫的感情。
皮埃尔拿过来读了起来：
皮埃尔经他这样一问，抬起头来，感到必须把他心里的想法讲出来；他开始解释，他所理解的对女人的爱略有不同。他说，他过去和现在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永远不会属于他。
“是新的传单。”
“瞧您说的！”上尉说。
“这是什么？”皮埃尔问。
于是皮埃尔解释道，他从小时候起就爱这个女人；但是不敢想到她，因为她太年轻，而他又是一个私生子。后来当他获得了名分和财产后，他还不敢想到她，因为太爱她，因为把她看得高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因此更把她看得高于自己。皮埃尔在讲到这里时问上尉：他是否理解这一点？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对老百姓来说需要这样。”第一个人说。
上尉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即使他不理解，也要请皮埃尔讲下去。
“可是您瞧，他这样写着。”另一个人指着他手里拿着的一份印刷品说。
“柏拉图式的爱情，虚无缥缈……”他嘟囔了一句。不知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需要倾吐积愫，或者是因为想到这个人不认识和不会去打听他的故事里的任何人，也许是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皮埃尔打开了话匣子。于是他的那双闪亮的眼睛望着远处某个地方，口齿不清地讲起自己经历的事：讲了他自己的结婚，讲了娜塔莎爱上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经过和她的变心，讲了自己同她的并不复杂的关系。在朗巴尔的追问下，他还讲了开头隐瞒的事——自己在社交界的地位，甚至对他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先送走，然后又让他们回来，这倒没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谁也负不了责任。”
在皮埃尔讲述的事情中最使朗巴尔感到惊奇的是他很富有，在莫斯科有两座府第，他扔下了一切，没有离开莫斯科，而是隐姓埋名留在城里。
皮埃尔在接待室里等候时，用疲惫的眼睛环视室内各种不同的官员，其中有年老的和年轻的，有军人和文职人员，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所有的人看起来都心怀不满和焦虑不安。皮埃尔走到其中有一个熟人的一群官员面前。他们和皮埃尔打了个招呼，继续谈他们的话。
夜已深了，他俩一起到了外面。这是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夜晚。在房子的左边，升起了发生在彼得罗夫卡的莫斯科第一场大火的火光。在右边的天空高悬着一弯新月，而在月亮的对面则是那颗在皮埃尔心中与他的爱情联系在一起的明亮的彗星。格拉西姆、厨娘和两个法国人站在大门口。可以听见他们的笑声和用彼此都不懂的语言说话的声音。他们望着城里出现的火光。
人们对他提出各种问题，信使绝望地摆摆手，穿过大厅走了。
在这座大城市里远处发生的不大的火灾中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在皮埃尔进接待室时，军队来的信使正好从伯爵那里出来。
皮埃尔望着高高的星空，望着月亮、彗星和火光，心里又高兴又感动。“瞧，多么好啊。还需要什么呢？”他想道。突然他想起了自己的意图，顿时觉得头脑发昏，神志迷糊，于是他靠在围墙上以防跌倒。
拉斯托普钦伯爵这天早晨刚从城外索科尔尼基的别墅回到城里。伯爵家的外厅和接待室坐满了奉命前来的或自己来请示的官员。瓦西里奇科夫和普拉托夫已见到伯爵，并对他作了解释，说莫斯科守不住，将要放弃。这个消息虽然瞒着居民，但是官员们和各个不同部门的头头们都像拉斯托普钦伯爵一样，知道莫斯科将要落到敌人手中；他们大家为了推卸责任，都来问总督他们掌管的部门该怎么办。
皮埃尔没有和他的新朋友告别，便踉踉跄跄地离开大门，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沙发上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皮埃尔没有回家便雇了马车到这位总督那里去了。
三十
“我们到处找您，”副官说，“伯爵一定要见您。他请您马上就到他那里去，有要事商谈。”
步行和坐车离城的居民以及撤退的部队，从各条道路上怀着不同心情望着九月二日第一场大火升起的火光。
三十日，皮埃尔回到了莫斯科。几乎在城门口他碰到了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副官。
罗斯托夫家的车队这天夜里停在离莫斯科二十俄里的梅季希村。九月一日他们动身得很晚，道路被各种车辆和部队堵塞，许多东西忘在家里需要派人去取，因此这天夜里决定在离莫斯科五俄里的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出发得也很晚，又老是走走停停，因此只到了大梅季希村。十点钟罗斯托夫一家人以及和他们一起走的伤员都安置在这个大村庄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和房子里。罗斯托夫家的仆人和车夫以及伤员的勤务兵在服侍过主人后，吃了晚饭，给马添了饲料，都来到台阶上。
十
在隔壁的房子里，躺着拉耶夫斯基的受伤的副官，他的一个手腕子被打断，觉得痛极了，不断悲戚地呻吟着，这呻吟声在黑暗的秋夜里听起来格外凄惨。第一夜这个副官被安置在罗斯托夫一家落脚的院子里。伯爵夫人说，她听见这呻吟声一夜未能合眼，因此到梅季希村后便住到另一座较差的农舍去，只是为了离这个伤员远一些。
部队开走了，留下了大约一万名伤员。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和许多房子的窗口都可见到这些伤员，他们还聚集在大街上。在街上运送伤员的大车的近旁可以听见喊声、骂声和打人的声音。皮埃尔让一位他认识的受伤的将军坐上他那追上来的马车上，和他一起到了莫斯科。路上皮埃尔得知他的内兄和安德烈公爵都牺牲了的消息。
一个仆人发现在黑色的夜空里，在停在门口的马车的高高的车厢背后有另一处不大的火光。原来的一处火光早就看见了，大家知道这是小梅季希村在着火，这火是马莫诺夫的哥萨克放的。
皮埃尔站了起来，吩咐套车和追赶他，自己先步行出城去了。
“弟兄们，这可是另一个地方在着火。”一个勤务兵说。
驯马师、车夫和客栈老板对皮埃尔说，一个军官带来消息，说法国人在向莫扎依斯克推进，我军正在撤离。
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火光上。
这是驯马师的声音，他正在叫醒皮埃尔。阳光直射到皮埃尔的脸上。他朝肮脏的客栈看了一眼，看见院子中央的井边有几个士兵在饮他们的瘦马，几辆大车正在从大门出去。皮埃尔厌恶地扭过头，闭上眼睛，急忙又倒在马车的座位上。“不，我不愿意这样，不愿意看见和理解这些，我愿意理解梦里见到的东西。只要再有一秒钟，我就会全都明白。我该怎么办呢？套在一起，但是怎么把一切套在一起呢？”于是皮埃尔惊恐地感觉到，他在梦中见到的和所想的一切的全部意义都消失了。
“听说小梅季希村是马莫诺夫的哥萨克烧的。”
“应当套车了，到套车的时候了，伯爵大人！伯爵大人！”有一个声音重复说道，“应当套车了，到套车的时候了……”
“是他们！可是这不是梅季希村，这还要远些。”
“是的，应当套在一起，到套在一起的时候了。”
“你看，好像在莫斯科。”
“战争表明人的自由最难服从于上帝的诫条。”一个声音说。“纯朴是顺从上帝的表现；人是离不开上帝的。他们是纯朴的。他们只做不说。已说出来的话是银，没有说出来的则是金。一个人如害怕死亡，就不能掌握任何东西。谁不怕死，一切就属于谁。如果不经受一番痛苦，人就不知道自己的限度，就不了解自己。最困难的事（皮埃尔梦中继续想或继续听见别人说）是在自己心中把所有事物的意义结合成一体。把一切都结合成一体？”皮埃尔问自己。“不，不是结合。想法是无法结合成一体的，而应当把所有这些想法套在一起——这就是想要做的事！是的，应当套在一起，就该套在一起！”皮埃尔带着内心的喜悦对自己重复说，觉得正是这些话，也只是这些话表达出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解决了整个使人感到苦恼的问题。
两个仆人下了台阶，到了马车后面，在踏板上蹲了下来。
虽然这些想法是由这一天得到的印象引起的，但是皮埃尔在回想它们时，仍相信这是一个外在于他的人对他说的。他觉得他在清醒的时候从来都不能这样想和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要靠左边一些！你瞧，梅季希村在那里，而这完全在另一边。”
“天亮了，”皮埃尔想，“但是这不是我要的。我应当听完和理解恩师的话。”他又盖好了军大衣，但是已经见不着聚餐和恩师了。有的只是一些用言语清楚表达出来的想法，这些想法或者是别人说的，或者是皮埃尔自己反复思考过的。
几个仆人加入到他们这里来。
他开始觉得害臊，用手臂遮住腿，军大衣确实从腿上滑下来了。皮埃尔在盖军大衣时睁开了眼睛，看见了原来的那些房檐、柱子、院子，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有些发蓝和显得很亮，上面闪耀着露水和霜花的光点。
“瞧，烧得很旺，”一个人说，“诸位，这大火在莫斯科，或是在苏谢夫街，或者在罗戈扎街。”
“我要当一个士兵，只当一个士兵！”皮埃尔在快要睡着时想道。“全身心地投入这共同的生活，使那种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的东西充满自己的心。但是如何去掉自己身上所有这些多余的、可怕的东西，抛掉这个外在的人的所有赘物呢？有一个时候我能成为这种人。我愿意的话，曾经可以离开父亲。在和多洛霍夫决斗后我还可能被送去当兵。”在皮埃尔的脑子里闪现出了俱乐部里的宴会和他向多洛霍夫提出决斗的情景，还有在托尔若克与恩师的相遇。皮埃尔又想起共济会分会隆重的聚餐。这次聚餐是在英国俱乐部进行的。一个熟悉的、亲近的和敬爱的人坐在桌子的那一头。这就是他！这是恩师。“他不是死了吗？”皮埃尔想。“是的，他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活着。他死了，我是多么惋惜啊，他又活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在桌子的一边坐着阿纳托利、多洛霍夫、涅斯维茨基、杰尼索夫以及其他与他们类似的人（皮埃尔在做梦时，他心里这一类人也同他称之为他们的那一类人一样，是很清楚的），这些人，阿纳托利、多洛霍夫，大声地喊叫着，唱着；但是从他们喊叫声后面可以听见恩师不停地说话的声音，他的话语的声音也同战场上的轰鸣声一样，是有重要作用的和连续不断的，但是它使人听起来觉得愉快和得到慰藉。皮埃尔并不明白恩师说的话，但是他知道（思想的类型在梦里也是清楚的），恩师说的是善，是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的可能性。他们这些脸上表情纯朴、善良和坚定的人团团围住恩师。但是他们虽然善良，都不看皮埃尔，不认识他。皮埃尔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和说说话。他欠起身来，但是在这瞬间他的双腿发冷，露出来了。
谁也没有答话。所有这些仆人都默默地看着远处另一场大火的火光，看了相当长时间。
“谢天谢地，这样的事不会再有了。”皮埃尔想道，又蒙住了头。“啊，恐惧的感觉是多么可怕，我被吓得惊慌失措是多么丢人啊！而他们……他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很坚定，镇静……”他想。皮埃尔所说的他们是士兵——既包括那些在炮垒上的和给他糊糊吃的，也包括那些向圣像祈祷的。他们——这些古怪的、在这之前他一直不了解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是与所有其他的人清楚而明显地分开的。
丹尼洛·捷连季依奇老头（大家都这样叫伯爵的跟班）走到人群那里，大声呼唤米什卡。
皮埃尔的头刚挨到枕头，他就觉得睡着了；但是突然他几乎像身历其境似的清楚地听见隆隆的炮声，听见呻吟声、叫喊声、炮弹落地声，闻到血腥味和火药味，于是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害怕死亡的感觉。他惊恐地睁开眼睛，从军大衣下伸出头来。院子里一片寂静，只有一个勤务兵在大门口和客栈老板说话，吧嗒吧嗒地踩着污泥。在皮埃尔的头顶，在阴暗的木板房檐下，鸽子被他欠起身来的动作所惊动，抖着身子。整个院子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客栈的气味，干草、马粪和焦油的气味，此刻皮埃尔觉得它给人以一种宁静和愉快的感觉。在两个黑色房檐之间露出了洁净的星空。
“你有什么好看的，傻瓜……要是伯爵问起来，谁也不在可不好；去收拾衣服去。”
九
“我刚要去打水。”米什卡说。
客栈的正房里已没有位置了：全都占了。皮埃尔到了院子里，蒙住头躺进自己的马车里。
“您怎么认为，丹尼洛·捷连季依奇，这火光不会是在莫斯科吧？”一个仆人说。
“应当给他们一点什么！”皮埃尔想，抓住自己的口袋。“不，不必要。”一个声音对他说。
丹尼洛·捷连季依奇什么也没有回答，大家又沉默了很久。火光蔓延开来，向愈来愈远的地方徐徐移动。
“再见了。”皮埃尔说着就和驯马师一起回客栈了。
“上帝保佑！……又有风，又干燥……”又有一个人说。
“好吧，再见！彼得·基里洛维奇！”另外两个士兵说。
“瞧，火势更猛了。啊，上帝！连寒鸦也看得清了。上帝，宽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怎么，找到自己人了？”一个士兵问。
“大概会扑灭的。”
士兵们停住了脚步。
“谁去扑灭？”一直没有说话的丹尼洛·捷连季依奇开口了。他说话的声音平静而又缓慢。“烧的就是莫斯科，弟兄们，”他说，“它是洁白的母亲……”他的声音中断了，突然这位老人抽泣了一声。仿佛大家就等待着这个，以便弄明白所见到的火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响起了一片叹息声、祈祷声和伯爵的老跟班的抽泣声。
“啊，对了。”皮埃尔说。
三十一
“伯爵大人，”他说，“我们都不抱找到您的希望了。您怎么徒步走？您这是往哪里去，真是的！”
跟班回去后向伯爵报告说，莫斯科在燃烧。伯爵穿上睡袍，到门外去观看。跟着他一起出去的有尚未脱衣服的索尼娅以及绍斯太太。娜塔莎和伯爵夫人留在屋里。（彼佳再也没有跟家里的人在一起，他跟着开往特罗依察的团队先走了。）
当他们到了莫扎依斯克、开始往城里陡峭的小山上爬的时候，鸡已经叫了。皮埃尔和士兵一起走着，完全忘记了他的客栈在山下，他已经走过头了。如果不是他的驯马师在半山腰里碰到他，他一定想不起来（他处于惘然若失的状态中），驯马师满城找他，正好要回客栈去。驯马师根据黑暗中发白的帽子，认出了皮埃尔。
伯爵夫人听了莫斯科发生大火的消息后哭了起来。娜塔莎脸色苍白，两眼发直，坐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她到了屋里后就一直坐在那里），一点也不注意父亲说的话。她倾听着副官发出的不停的呻吟声，这声音隔着三座房子还能听到。
士兵们和皮埃尔一起，在一片漆黑中开始朝莫扎依斯克走去。
“啊，真可怕！”冻僵了和吓坏了的索尼娅从外面回来说。“我想，整个莫斯科都要烧光，火光可怕极了！娜塔莎，你来看一看，从这里的窗户里能看得见。”她对表妹说，看来想要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娜塔莎看了她一眼，仿佛不明白对她说什么似的，两眼又盯住炉子的一角。今天早晨索尼娅不知为了什么，认为需要告诉娜塔莎，对她说安德烈公爵受了伤，现在正在他们的车队里，这使得伯爵夫人又惊讶，又气恼，从那时起，娜塔莎一直处于这种呆滞状态。伯爵夫人对索尼娅大发脾气，她还很少这样生过气。索尼娅哭了，请求原谅，此刻仿佛是想弥补过错，跑前跑后地照看着表妹。
“好吧，彼得·基里洛维奇，咱们一起走吧，我们带你去。”
“你瞧，娜塔莎，烧得真厉害。”索尼娅说。
“彼得·基里洛维奇。”
“什么在烧？”娜塔莎问。“啊，是的，是莫斯科。”
“叫什么？”
好像是为了不使索尼娅生气，并且也是为了摆脱她，娜塔莎把头凑近窗口，随便看了一眼，显然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又照原来的姿势坐下了。
“是的。”
“你没有看见吗？”
“这么说来，你是贵族老爷吧？”
“不，说实话，我看见了。”她用恳求让她安静一会儿的语气说。
“上莫扎依斯克。”
伯爵夫人和索尼娅都知道，莫斯科、莫斯科的大火以及不管什么事，现在对娜塔莎来说当然都不重要。
“你要上哪里去？你说！”一个士兵又问道。
伯爵又到了隔板的那一边，躺下了。伯爵夫人走到娜塔莎跟前，像平常女儿生病时那样，用手背碰了碰她的脑袋，然后又用嘴唇贴了贴她的前额，似乎想要知道她有没有发烧，并且吻了吻她。
皮埃尔坐到火堆旁，开始吃那锅里的糊糊，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所有食物中最好吃的食物。他朝锅俯下身，一大勺一大勺地舀着，一勺接一勺贪婪地吃着，火光照亮了他的脸，这时士兵们默默地看着他。
“你受凉了。浑身在发抖。你最好躺下。”伯爵夫人说。
“好吧，愿意吃就吃点糊糊吧！”一个士兵说，他把一把木勺子舔干净，递给皮埃尔。
“躺下？好的，我躺下。我马上就躺下。”娜塔莎说。
另一个士兵摇了摇头。
自从娜塔莎今天早晨听说安德烈公爵受了重伤，现在与他们同行后，她只在最初一刻曾多次问他要去哪里，伤势怎么样，有没有危险，她是否可以见他等等。人们对她说，她不能见他，他的伤势很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她显然不相信对她说的这些话，并且深信不管她再问多少遍，得到的将是同样的回答，于是不再问和不再说话了。一路上娜塔莎瞪着一双大眼睛（伯爵夫人非常熟悉和害怕这种眼神），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的角落里，现在她也就这样坐在长凳上。她正在考虑着什么，决定着什么，也许现在心里已经决定了——伯爵夫人知道这个，但是并不知道她考虑和决定的究竟是什么，而她感到害怕和苦恼的正是这一点。
“瞧你！”一个士兵说。
“娜塔莎，把衣服脱了，亲爱的，躺到我床上来。（只给公爵夫人一个人铺了床；绍斯太太和两位小姐被安排在铺在地板上的干草上。）
“我？我？……”皮埃尔反问，他觉得必须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身份，以便与士兵更亲近些，更可为他们所理解。“我现在是一个民兵军官，不过我的民兵部队不在这里；我来参加战斗，找不到他们了。”
“不，妈妈，我就躺在这里的地板上。”娜塔莎生气地说，走到窗口，打开了窗户。打开窗户后，副官的呻吟声听得更加清楚了。她把脑袋伸到夜里潮湿的空气中，伯爵夫人看见她那瘦小的肩膀哭得抽动起来，碰击着窗户框。娜塔莎知道，呻吟的不是安德烈公爵。她知道，安德烈公爵躺在与他们住的房子共一个房顶和隔一个门廊的房子里；但是她听见这不停的可怕的呻吟声放声大哭起来。伯爵夫人和索尼娅相互看了一眼。
“你是什么人？”一个士兵突然问皮埃尔，显然，正如皮埃尔所想的那样，他提这个问题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吃，我们会给你的，只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一个老实人？
“躺下吧，亲爱的，躺下吧，我的好孩子。”伯爵夫人说，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娜塔莎的肩膀。“快点躺下吧。”
士兵们瞟了皮埃尔一眼，生着了火，在火上坐上锅，把面包干掰碎放进去，并放了腌猪油。油腻的食物的香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皮埃尔欠起身，叹了口气。士兵们（他们有三个人）只顾吃着，没有理会皮埃尔，相互之间说着话。
“好的……我马上，马上躺下。”娜塔莎说，急忙脱衣服和解裙带。她脱下连衣裙，换上短衫，盘起腿在地板上铺好的床铺上坐下，把她那不太长的细辫子甩到胸前，开始重新编辫子。细长而灵巧的手指用习惯动作迅速解开辫子，重新编好，扎上。娜塔莎的头习惯性地时而转向这边，时而转向那边，但是那双狂热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换好睡觉的衣服后，娜塔莎轻轻地在靠近门口铺着床单的干草上躺下了。
暮色已降临了大地，隆隆的炮声停止了。皮埃尔靠在一只胳膊上躺了很久，望着黑暗中在他身旁移动的人影。他一直觉得炮弹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向他飞来；他不时震颤着，欠起身来。他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多久。到半夜时，三个士兵拖来一些树枝，在他身旁找个地方停下生起火来。
“娜塔莎，你躺到中间来。”索尼娅说。
皮埃尔在莫扎依斯克大道走了大约三俄里，便在路边坐下了。
“不，我就在这里。”娜塔莎回答道。“你们都躺下吧。”她不高兴地加了一句。说完她把脸埋进枕头里。
虽然在这里，在他走的路上没有炮弹和枪弹呼啸而过，但是周围的情景仍像那里的战场上一样。眼前仍然是那些痛苦的、疲惫不堪的和有时是冷漠得令人奇怪的脸；仍然可看到那样的血污，那样的士兵军大衣，可听到那样的射击声，不过已远了一些，但仍使人感到恐怖；此外，就是闷热的天气和飞扬的尘土。
伯爵夫人、绍斯太太和索尼娅急忙脱了衣服，也躺下了。房间里只有圣像前的长明灯还亮着。但是外面被两俄里外的小梅季希的大火映得通红，对面街上在马莫诺夫的哥萨克砸开的小酒馆里人们醉醺醺地叫喊着，同时仍然可以听到副官的一刻不停的呻吟声。
现在皮埃尔心里最希望的是，赶快摆脱这一天他得到的可怕印象，回到平常的生活环境中来，躺在房间里自己的床上安安静静地入睡。只有在平常的生活环境里他才感觉到，他能够理解自己本身以及他看见的和感受到的一切。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平常的生活环境。
娜塔莎长时间地倾听着屋里的和从外面传到她耳朵里的声音，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先是听见母亲的祈祷和叹息声，她的床发出的咯吱声，早已听熟了的绍斯太太带啸声的打鼾声，索尼娅的轻轻的呼吸声。接着听见伯爵夫人喊了她一声。她没有回答。
在波罗金诺会战将要结束时，皮埃尔第二次从拉耶夫斯基炮垒跑下来，和一群士兵一起沿着冲沟朝克尼亚兹科沃前进，到了包扎站，看见那里遍地血迹，听见叫喊声和呻吟声，便混在一群群士兵中间，急忙继续往前走。
“好像睡着了，妈妈。”索尼娅低声说。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会儿，又喊了一声，但是已经没有人答应她了。
八
在这之后不久，娜塔莎听见了母亲均匀的呼吸声。虽然她的一只光脚丫伸到被子外面，在光地板上觉得很凉，她仍然没有动一下。
这封信是送到皮埃尔家里的，而这时他正在波罗金诺战场上。
一只蛐蛐发现所有的人不做声了，仿佛庆祝自己的胜利一样，在墙缝里叫唤起来。远处的公鸡啼叫了一声，别的公鸡都起来响应。小酒馆里叫喊声停止了，只听得见副官的呻吟。娜塔莎坐了起来。
“在此，我要祈求上帝，我的朋友，给您以神圣而有力的庇护。您的朋友埃莱娜。”
“索尼娅，你睡着了？妈妈！”她低声喊道。谁也没有回答。娜塔莎慢慢地和小心地站起来，画了一个十字，窄小的、富有弹性的光脚板小心地踩上了又脏又凉的地板。一块木板咯吱响了一声。她迅速挪动光脚，像猫一样跑了几步，抓住了冰凉的门把手。
八月初，埃莱娜的事完全确定下来了，于是她给自己的丈夫（照她的想象，丈夫很爱她）写了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她打算嫁给NN，她已改信惟一的真正的宗教，请求他履行离婚所必需的所有手续，详情将由送信人告之。
她仿佛觉得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有节奏地敲打着房子的四壁；这是她那吓得紧缩起来、由于恐惧和爱情快要破裂的心在跳动。
“是的，她说得对。”老公爵夫人想道，她的所有看法都随着亲王殿下的出现而被推翻了。“她说得对；但是我们在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代怎么不知道这些呢？而这又是那样的简单。”老公爵夫人在坐上马车时想道。
她打开了门，跨过门槛，踏上了门廊里又潮又凉的土地。一股寒气使她精神为之一振。她的光脚碰到了一个睡觉的人，便跨过了他，打开了安德烈公爵躺着的房子的门。这房子很暗。在后面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床边的长凳上点着一支结着一个大烛花的脂油蜡烛。
老公爵夫人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了屈膝礼。进来的年轻人没有理会她。于是公爵夫人朝女儿点点头，步履轻盈地朝门口走去。
娜塔莎在早晨得知安德烈公爵受了伤并和他们在一起后，就决定要见他。她不知道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但是她知道见面将是痛苦的，而这更使她相信必须一见。
“伯爵夫人，任何罪过都应得到宽恕。”一个浅色头发、长脸高鼻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说。
这一整天她什么也不想，只抱着一个希望，企盼夜里见到他。但是现在，当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她想起她会看到什么样的情景，又害怕起来。他伤成什么样了？还有点像过去那样吗？他是否和那个不停地呻吟的副官一样？是的，他就是这样的。他在她的想象中是这种可怕的呻吟的具体体现。她看见了角落里的一堆模糊不清的东西，把他在被子底下向上蜷起的膝盖当成了肩膀，这时她想象这个身体非常可怕，吓得停住了脚步。但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她向前走。她小心地迈了一步，两步，到了这座堆满杂物的小房子中间。屋里在圣像下的长凳上躺着另一个人（这是季莫欣），地板上还躺着两个人（这是医生和仆人）。
“不，告诉他，我不愿意见他，说我正在生他的气，因为他不履行对我的诺言。”
仆人欠起身，低声说了句什么。季莫欣因腿受伤痛得睡不着觉，睁大眼睛望着面前出现的这个身穿白衬衫和短上衣、戴着睡帽的奇怪的姑娘。半睡不醒的仆人惊恐地问了一句“您有什么事，干什么来了？”——这促使娜塔莎加快步子朝角落里躺着的人走去。不管是多么可怕，也不管这身体多么不像人的身体，她应当看见他。她从仆人身旁经过，这时蜡烛上的烛花掉了下来，她清楚地看见了两只胳膊放在被子上躺着的安德烈公爵，看见他还是她过去经常看见的那种样子。
这时住在埃莱娜家的女伴进来向她报告说，亲王殿下在客厅里，希望见她。
他还像平常一样；但是他那发烧的脸色，兴奋地注视着她的闪闪发亮的眼睛，尤其是从衬衫翻领里露出来的像孩子似的皮肤细嫩的脖子，使得他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孩子气，这是她从来没有在安德烈公爵身上见到过的。她走到他跟前，迅速用年轻人灵活的动作跪了下来。
“咳，妈妈，您怎么不明白，神父有权宽恕……”
他笑了笑，向她伸出了一只手。
“但是，孩子……”
三十二
“咳，妈妈，别说蠢话了。您什么也不懂。处在我的地位上有应尽的义务。”埃莱娜说了起来，从俄语改为法语，她总觉得她的事情用俄语总有些说不清。
自从安德烈公爵在波罗金诺战场的包扎站上醒过来之时起，已过了七天。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几乎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发高烧和被打穿的肠子发炎，根据随行的医生的看法，定会夺去他的生命。但是到了第七天，他高兴地吃了一块面包，喝了茶，这时医生发现，他的烧退了一些。安德烈公爵早晨恢复了知觉。在离开莫斯科后的第一夜，天气相当暖和，于是安德烈公爵被留在马车里过夜；但是到了梅季希村，他主动要求把他从马车里抬出来，并且给他茶喝。在抬进屋时，他痛得大声呻吟起来，又失去了知觉。他被安置到行军床上后，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然后他睁开眼睛，低声地问：“茶呢？”这种记得住生活细节的能力，使医生大为惊讶。他摸了摸脉，惊奇而又不满地发现，脉搏变得比较正常了。医生发现这一点时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因为他根据经验断定安德烈公爵不可能活下去，即使他现在不死，那么他将过一段时间更加痛苦地死去。与安德烈公爵一起走的，有他的团里的少校红鼻子季莫欣，这个军官也在波罗金诺会战中腿部负伤，是在莫斯科与他会合的。与他们同行的有一个医生、安德烈公爵的仆人和他的车夫以及两个勤务兵。
“要知道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谁娶离婚的妻子……”老公爵夫人说。
给安德烈公爵端来了茶。他贪婪地喝着，一双发烧的眼睛看着自己前面的门，仿佛想要弄明白和想起什么似的。
埃莱娜听了母亲的反对意见后，带着温顺而讥讽的表情微微一笑。
“不要了。季莫欣在这里吗？”他问。季莫欣沿着长凳爬到他跟前。
公爵夫人掌握了这些她觉得是无法反驳的论据后，大清早到女儿那里去，以便单独和她谈谈。
“我在这里，公爵大人。”
在敢于怀疑正在策划中的婚事的合法性的人当中，有埃莱娜的母亲库拉金娜公爵夫人。她常常因嫉妒自己的女儿而苦恼，而现在嫉妒的对象是公爵夫人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她就更无法容忍了。她请教一位俄国神父，问在丈夫还活着时能否离婚和再嫁，那神父对她说，这是不行的，使她高兴的是，神父给她指出了一段福音书里的话，其中（神父觉得）直接指出，在丈夫活着时不能结婚。
“伤口怎么样？”
埃莱娜笑了起来。
“我的？没有什么。您怎么样？”安德烈公爵又沉思起来，仿佛在回想什么似的。
“也愿意离婚。”他说。
“能不能找到一本书？”他说。
比利宾皱起眉头，表示正在准备警句。
“什么书？”
“唉！他很爱我！”埃莱娜说，她不知为什么觉得皮埃尔也爱她。“为了我，他什么事都愿意做。”
“《福音书》！我没有。”
“请您告诉我，您的丈夫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他说，由于他有聪明人的不可动摇的名声，不怕提这样幼稚的问题而贬低自己。“他会同意吗？”
医生答应找一本来，接着开始询问公爵感觉如何。安德烈公爵不大乐意地、但清楚地回答了医生的所有问题，然后说他需要垫一个靠垫，不然很不舒服和很痛。医生和仆人掀起盖在他身上的军大衣，一闻到他伤口散发的腐肉的臭味便皱起了眉头，两人开始察看那个可怕的地方。医生对伤口的情况仍不满意，重新做了另一种方式的处理，把伤员翻过身来，使得他又呻吟起来，在翻身时痛得又失去了知觉，并且说起胡话来。他一直说着，要求快点把那本书找来，把它垫在身体底下。
“这个女人真行！这么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她想同时成为三个人的妻子。”比利宾想道。
“这费你们什么事呢！”他说。“我没有这本书——请给我找一本吧，在我身体底下垫一会儿。”他可怜巴巴地说。
比利宾耸了耸肩膀，表示对这样伤脑筋的事，就连他也帮不了忙。
医生到门廊里去洗手。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高兴得喜笑颜开的埃莱娜说，她再次用手碰了碰比利宾的袖子。“不过我爱这两个人，不愿意让任何人伤心。为了这两人的幸福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
“唉，你们这些人真没有良心，”医生对给他倒水淋手的仆人说，“我仅仅只有一分钟没有照看好，你们就让他直接压住伤口躺着。要知道这是很痛的，我对他能忍得住，简直感到惊讶。”
“您知道吗，您这样问不会使我感到意外。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对您的问题已考虑了很久。您要知道，如果嫁给亲王（这是一个年轻人），”他弯曲一个指头说，“您就会永远失去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的可能，再说，宫廷也会不满意。（您知道，这里还牵涉到亲族关系。）而如果嫁给老伯爵，那么您能给他晚年带来幸福，以后……亲王娶这位要人的遗孀也不会觉得有失身份。”说着比利宾舒展开了额头上的皱纹。
“耶稣基督在上，我们好像垫了什么东西。”仆人说。
比利宾把眉毛上方的皮肤皱在一起，嘴唇上挂着微笑沉思起来。
安德烈公爵第一次明白了他在什么地方和他发生了什么事，想起了他受了伤，想起了马车在梅季希村停下时曾请求把他抬进屋里来。后来他又痛得头脑不清了，在喝茶时才又一次清醒过来，这时再次想起了他经历过的所有的事，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包扎站的那个时刻，当时他看到那个他不喜欢的人在受苦，产生了这些预示他将得到幸福的新想法。虽然这些想法还比较模糊和不明确，但是现在又充满了他的心。他想到现在他有了新的幸福，这幸福与《福音书》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他要《福音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接着压住伤口的不合适的姿势和再次给他翻身的动作又使他的思想紊乱起来，他第三次醒过来时已是寂静的深夜了。他周围的人都睡了。蛐蛐的叫声通过门廊传过来，外面有人在叫喊和唱歌，蟑螂在桌子上和圣像上乱爬，簌簌作响，一只秋天的大苍蝇在他的床头和他身旁已结了烛花的脂油蜡烛附近飞来撞去。
“听我说，比利宾（埃莱娜对像比利宾这样的朋友，通常都直呼其姓），”她用一只戴着戒指的白净的手碰了碰他的燕尾服的袖子。“您就像告诉妹妹那样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两人当中选哪一个？”
他的心灵处于不正常状态。健康的人通常同一时间思考、感觉和回忆无数的事物，但是有能力选择一个系列的思想和现象，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这个系列的现象上面。健康的人在进行深入的思考时可以暂时打断，以便给进门来的人说句客气话，然后再回到原先的思想上来。就这一点来说，安德烈公爵的心灵不处于正常状态。他的心灵的全部力量比任何时候都要活跃和清楚，但是它们不受他的意志的支配。各种各样的思想和观念同一时间充满着他的心。有时他的一个想法突然活跃起来，而且非常有力、清楚和深刻，而在健康状态下从来不可能这样；但是到了中途突然中断了，为另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所取代，而无力回到原先的想法上去。
一直保持着最聪明的人的名声的比利宾，是埃莱娜的无私的朋友，是出色的女人常有的那种永远不会成为情人的朋友，他有一次在好友的小圈子里对自己的朋友埃莱娜谈了他对这整个事情的看法。
“是的，我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与人不可分割的新的幸福。”他躺在半明半暗的静悄悄的农舍里想道，他的那双激动地睁得大大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这是一种不受物质力量控制、没有外部物质力量对人的影响的幸福，是一种只是心灵的幸福，爱情的幸福！任何一个人都能了解它，但是只有上帝才能认清和规定它。然而上帝是如何规定这法则的呢？为什么儿子？……”突然这个思路断了，于是安德烈公爵听见（不知道这是一种幻觉，还是真的听见了）一个轻轻的低语声在不停地有节奏地反复说：“咕叽—咕叽—咕叽”，接着是“叽—叽”，然后又是“咕叽—咕叽—咕叽”，在这之后又是“叽—叽”。与此同时，在这悦耳的低语声中，安德烈公爵觉得在他的脸的上方，在正中间，正在用细针或薄木片建造一座奇怪的空中楼阁。他感觉到他需要努力保持平衡（虽然他这样做很困难），使得正在建造的楼阁不坍下来；但是它还是坍了下来，然后又在均匀而悦耳的低语声中重新建造起来。“上升着！上升着！伸展开来，不断在升高。”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地说。在倾听低语声和感觉到这细针建造的楼阁不断升高的同时，安德烈公爵间或看见蜡烛的一圈红光，听见蟑螂的簌簌声以及一只撞击着枕头和他的脸的苍蝇的嗡嗡声。每当苍蝇接触他的脸时，他都有一种灼热的感觉；但是与此同时，苍蝇正好撞击在他脸的上方建造的楼阁上而没有破坏它，又使他感到惊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这是门旁的一件白色的东西，很像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它也使他觉得压抑。
“埃莱娜，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他把她带到一边，把她的一只手往下拉，对她说。“我听到了一些打算，是关于……这你知道。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你的父亲心里很高兴，因为你……你忍受了这么多……但是，亲爱的孩子……你就照你的心愿做吧。这是我的全部忠告。”他掩饰着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激动心情，用自己的面颊贴了贴女儿的面颊，走开了。
“也许这是我的一件放在桌子上的衬衣，”安德烈公爵想道，“而这是我的两条腿，那是门；但是为什么总是向上升，发出咕叽—咕叽—咕叽和叽—叽—叽的声音……”——“够了，请停止吧，别烦人了。”安德烈公爵心里吃力地央求着什么人。突然那个想法和感觉又非常清楚和有力地浮现出来。
瓦西里公爵近来特别经常地忘记他说过的话，上百次重复同一句话，在见到女儿时，每次都要叨叨几句。
“是的，这是爱情（他又十分清楚地想道），但是这不是那种为了某种东西、为了某种目的或由于某种原因而爱的爱情，而是那种我在快要死时看见自己的敌人、可是仍然爱上了他的情况下第一次体验到的爱情。我体验到的这种爱情，是心灵的本质，它不需要对象。我现在仍体验到这种幸福的感觉。爱他人，爱自己的敌人。爱一切——爱上帝的所有体现。爱一个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情；但是爱敌人却只可用上帝之爱。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时，我因此而体验到了极大的喜悦。他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活着……用人间的爱情去爱，可以由爱情变为仇恨；但是上帝之爱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什么东西，不管是死亡也好，都不能破坏它。它是心灵的本质。而我这一生中仇恨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所有的人当中，我爱她和恨她甚于任何人。”于是他生动地回想起了娜塔莎，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只想到使他欢愉的可爱之处；第一次想到了她的心灵。于是他理解了她的感情，她的痛苦、羞惭和悔悟。他现在第一次明白了他不理睬她是多么不近人情，看到了他与她决裂是多么的残忍。“我要是能再见她一次就好了。只要一次，看着她的眼睛说……”
在彼得堡，人们虽然害怕她，但是都把她当小丑看待，因此在她所说的话里只注意到一个粗野的字眼，他们低声相互重复着这个字眼，认为其中包含着她所说的话的精髓。
咕叽—咕叽—咕叽，叽叽，咕叽—咕叽——砰的一声，苍蝇撞了一下……他的注意力突然转移到了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的另一个现实的和幻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楼阁还在那里建造着而没有毁掉，有一种什么东西还那样伸展着，点着的蜡烛还那样带着一圈红光，那件像斯芬克斯的衬衣还放在门旁；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咯吱响了一声，吹进来一阵冷爽的风，一个立着的新的斯芬克斯出现在门前。这斯芬克斯像他刚才想到的娜塔莎那样，脸是苍白的，一双眼睛闪闪发亮。
“你们这里有人扔下活着的丈夫要嫁人了。你大概以为这个新花样是你想出来的吧？不，有人早就赶在你前面了，亲爱的。早就想出来了。在所有的……里都这样做。”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一面说着这些话，一面做着习惯性的威严的动作，卷着宽大的袖子，用严厉的目光环顾四周，穿过大厅走了出去。
“啊，这连续不断的幻觉真是难受！”安德烈公爵想，力图把这张脸从自己的脑子里驱除掉。但是这张脸却非常真实地摆在他面前，而且不断地靠近。安德烈公爵想要回到刚才的纯粹进行思考的世界去，但是做不到，幻觉把他吸引了过去。低语声还在有节奏地继续着，有什么东西挤压过来，伸展着，只见这张奇怪的脸到了他的面前。安德烈公爵集中全部力量要想清醒过来；他动了动，突然他耳朵里嗡嗡响了起来，两眼发黑，于是他像沉入水中的人一样失去了知觉。等到他苏醒过来时，娜塔莎，那个实际存在的娜塔莎，那个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他最希望用他刚领悟到的新的、纯洁的上帝之爱来爱的娜塔莎跪在他面前。他明白这是那个实际存在的、真正的娜塔莎，并不感到惊讶，他很高兴而又显得平静。娜塔莎跪在地上，惊恐地盯住他（她不能挪动一下），竭力忍住不哭出来。她的脸很苍白，神情麻木。只有脸的下部在颤动。
只有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阿赫罗西莫娃一个人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与公众舆论不同的意见，她是今年夏天到彼得堡来见她的一个儿子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舞会上碰到埃莱娜，在大厅中央拦住她，在全场一片沉默中粗声粗气地对她说：
安德烈公爵仿佛轻松地喘了口气，笑了笑，伸出了一只手。
于是流言蜚语立刻在彼得堡流传开来，说的不是埃莱娜想跟自己的丈夫离婚（如果流传的是这样的消息，那么许多人就会起来反对这个不合法的意图），而说的是不幸的、招人喜欢的埃莱娜正处于困惑之中，不知嫁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好。问题也不在于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而在于找什么样的配偶更有利，宫廷对这事会怎么看。确实还有几个死抱住陈规不放的人，他们没有能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高度，只认为这个意图是对婚姻的神圣的亵渎；但是这样的人很少，他们保持沉默，大多数人都对埃莱娜交了好运、选择谁比较好的问题感兴趣。没有提起一个有夫之妇嫁人是好还是坏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那些比你我都聪明的人来说已经解决了（人们是这样说的），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就有暴露出自己生性愚蠢和不善于在上流社会生活的危险。
“是您？”他说。“多么幸福啊！”
因此埃莱娜决定在社交界为此事做些舆论准备。她挑起那个当大官的老头的醋意，也对他说了她对第一个追求者说的那些话，即对他这样提出问题：要得到她，惟一的办法是和她结婚。这个年老的要人听到这个有夫之妇提出要嫁人，开头也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很吃惊；但是埃莱娜深信这像一个姑娘出嫁那样简单和自然，她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也对他起了作用。如果埃莱娜本人露出哪怕一点点犹豫、羞耻或保守秘密的痕迹，那么她的事情无疑就会失败；但是不仅没有露出保守秘密和羞耻的痕迹，而且正好相反，天真地和满不在乎地对自己的亲密朋友（而这些朋友遍于整个彼得堡）讲外国亲王和要人都向她求婚，她爱这两个人，担心伤这两个人的心。
娜塔莎双膝着地用小心的动作很快挪到了他跟前，小心地抓住他的手，朝它低下头，嘴唇轻轻地碰着它，吻了起来。
埃莱娜知道，从宗教的观点来看，问题很简单和很容易解决，但是她的神师把它弄得很复杂，这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世俗的当局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请原谅！”她抬起头，注视着他，低声说。“原谅我！”
七
“我爱您。”安德烈公爵说。
“我们再商量商量吧，伯爵夫人。”他微笑着说，开始反驳他的女弟子的论断。
“请原谅……”
神师见她如此简单地把哥伦布的鸡蛋竖在他面前，不禁深感惊讶。他对女弟子出人意料地迅速解决问题表示赞赏，但是也不能放弃他花脑筋辛辛苦苦地建立起来的论证的体系。
“原谅什么？”安德烈公爵问。
“但是我认为，”听得厌烦了的埃莱娜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我在信仰真正的宗教后，就不能受那虚假的宗教加在我身上的东西的约束了。”
“原谅我做的事。”娜塔莎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继续轻轻地吻他的手，吻的次数更多了。
这位神师的推论是这样的。您在不了解您所做的事的意义的情况下向一个人发誓要忠实履行婚约，而这个人在结婚后不相信结婚的宗教意义，犯了亵渎神明罪。这婚姻就没有它应有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意义。尽管如此，您的誓言对您具有约束力。您背离了誓言。这样您犯的是什么罪呢？这罪过是可以宽恕的还是难以容忍的？是可以宽恕的，因为您这样做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孩子重新结婚，那么您的罪过是可以宽恕的。但是问题又分两个方面，第一……
“我比以前更加爱你，更知道怎么爱你了。”安德烈公爵说，用手托起她的头，以便能看着她的眼睛。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户旁。暮色已经降临。从窗外飘进阵阵花香。埃莱娜穿着一身肩膀和胸脯透亮的白衣服。神父保养得很好，丰满的下巴刮得光光的，一张嘴坚实而讨人喜欢，两只白净的手温顺地合在一起，放在膝盖上，他坐在埃莱娜近旁，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不时用赞赏她的美貌的目光平静地看看她的脸，讲述着他对他们关心的问题的看法。埃莱娜不安地微笑着，望着他拳曲的头发和刮得很光的、有些发黑的丰满的面颊，时刻等待着转换新的话题。但是那神父显然对交谈者的美貌很欣赏，为自己与她如此亲近感到很快乐，专心致志地显示着自己本行的技巧。
这双饱含着幸福的泪水的眼睛怯生生地、同情地、高兴而又深情地望着他。娜塔莎嘴唇浮肿，她的瘦削而又苍白的脸十分难看，显得很可怕。但是安德烈公爵没有看见这张脸，他只看见喜气洋洋的眼睛，这双眼睛显得非常美。这时从他们背后传来了说话声。
在这段时间里围绕她和她本身发生的所有的事，那么多聪明的人以那么令人愉快的和那么文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她的关心，她现在所显示的像鸽子一样的洁白（她近来都穿白衣服和扎白缎带）——这一切都使她感到高兴；但是她虽然很高兴，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就像常有的那样，在耍弄阴谋诡计的事情上，愚蠢的人往往能骗过比较聪明的人，埃莱娜明白所有这些花言巧语和操劳奔走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她信奉天主教，从她那里为耶稣会的机构搞点钱（已对她作过这样的暗示），因此她在给钱之前坚持要他们替她办好能使她摆脱丈夫的各种手续。在她的思想里，任何宗教的意义只在于在满足人的愿望时能遵守一定的礼节。她就抱着这个目的在与神师的一次谈话中坚决要求他回答她的婚姻关系对她有多大约束力的问题。
完全睡醒了的仆人彼得叫醒了医生。因腿部疼痛一直没有睡着的季莫欣早就看见了发生的一切，竭力用被单盖住没有穿衣服的身体，在长凳上缩成一团。
然后一位穿长袍的神父被领到她面前，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了一个装圣餐的匣子，留给她在家里用。几天后，埃莱娜高兴地得知，现在她已加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会，过几天教皇本人就会知道她，并将给她发一份证明文件。
“这是怎么回事？”医生从他睡的地方欠起身来说。“请您走吧，小姐。”
有一天他带着埃莱娜去天主教堂，埃莱娜被领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这个已不年轻的很有风度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头上，这时像她后来所说的那样，她觉得仿佛有一阵清风吹来，吹进她的心里。人们对她解释道，这是圣宠。
这时忽然想起女儿的伯爵夫人派一个女仆来敲门。
在这之后过了几天，埃莱娜在石岛的别墅里举行的一次令人神往的喜庆活动，这时有人给她介绍了很有风度的若贝尔先生，他是一个穿短袍的耶稣会会员，已不年轻，头发雪白，一双黑眼睛闪闪发亮，他在花园里，在彩灯照耀下和在音乐声中长时间地与埃莱娜谈论对上帝、对基督、对圣母的心的爱，谈论统一的真正的天主教今生和来世给人的慰藉。埃莱娜很受感动，她和若贝尔先生几次热泪盈眶，声音发抖。一个舞伴来请埃莱娜跳舞，打断了她和未来的神师的谈话，第二天晚上若贝尔先生一个人来找埃莱娜，从那时起，他经常到她家里来。
娜塔莎像一个在睡梦中被人吵醒的梦游症患者一样出了房间，回到了自己屋里，失声痛哭着倒在自己的铺上。
这个重要人物对他居然想不到这样简单的道理感到很惊讶，便向与他关系很密切的耶稣会的师兄弟们求教。
从这一天起，在罗斯托夫家此后的整个旅途中，在每一次停下来休息和宿夜时，娜塔莎都没有离开受伤的鲍尔康斯基，医生只好承认，他未曾料到这姑娘如此坚强，如此善于照看伤员。
“法律，宗教……如果它们做不了这件事，那么还要想出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埃莱娜说。
不管伯爵夫人一想起安德烈公爵可能在路上死在她的女儿的怀里（根据医生所言，这是很可能的）觉得如何可怕，她还是无法反对娜塔莎这样做。由于现在受伤的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已变得非常亲近，自然会有人想到如果安德烈公爵康复，这对未婚夫妻的关系会得到恢复，虽然如此，谁也没有提起这一点，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更是如此，因为不仅对鲍尔康斯基个人来说，而且对整个俄国来说，生死存亡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推测。
“但是法律，宗教……”那人的心已经软了，说。
三十三
那人开始安慰她；埃莱娜含着眼泪说（仿佛神志不清一样），无论什么也不能妨碍她结婚，有这样的例子（那时例子还很少，但是她举出了拿破仑和其他的要人），她还说，她从来不是自己的丈夫的妻子，她是一个牺牲品。
九月三日皮埃尔醒得很晚。他头痛，因为睡觉时穿着衣服，身上感到很不舒服，而心里模糊地意识到他头天做的事有些丢人；这丢人的事就是昨天同朗巴尔上尉的谈话。
“瞧您不肯屈辱俯就和我结婚，您……”埃莱娜说着哭了起来。
时针指着十一点，但是外面仿佛特别阴暗。皮埃尔起了床，擦了擦眼睛，看见了格拉西姆重新放回桌上的枪柄雕花的手枪，想起了他在什么地方，今天应当干什么。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是要迟到了？”皮埃尔想。“不，大概他进莫斯科不早于十二点。”皮埃尔没有让自己多考虑要做的事，而是急于赶快行动起来。
“您就和我结婚吧，我将成为您的奴隶。”
皮埃尔整了整身上的衣服，拿起手枪，就准备要走。但是这时他第一次想起，他在街上走时总不能把这武器拿在手里，该想个带的办法。甚至在宽大的长衫里也很难藏住这支大手枪。插在腰里和夹在腋下都不能使人看不出来。此外，装上的子弹已经发射了，而皮埃尔还没有来得及重新装上。“用匕首也一样，”皮埃尔对自己说，虽然他在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时，曾不止一次地暗自认为，一八○九年那个大学生的主要错误正在于他想用匕首刺死拿破仑。但是似乎皮埃尔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真正实现自己决定要做的事，而在于向自己表明没有放弃自己的意图，而要尽一切努力实现它，于是他匆匆忙忙地拿起那把在苏哈列夫塔楼附近同手枪一起购买的套着绿色刀鞘的有缺口的钝匕首，藏到背心里面。
“看在上帝分上，请您听我说。”
皮埃尔在长衫外束上腰带，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竭力不弄出响声和避免碰到上尉，经过走廊到了外面。
“好吧，”她说，“也许他对我的感情不完全是父亲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不让他到我家来。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男人。殿下，您要知道，我内心的情感我只向上帝和我的良心诉说。”她说完这句话时，把一只手轻轻放在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两眼望着天空。
昨晚的那场他曾表示漠不关心的大火，经过一夜火势大大地增强了。莫斯科已经四面八方都在燃烧。同时起火的有车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外国商场、波瓦尔街、莫斯科河上的驳船以及多罗戈米洛沃桥附近的木柴商场。
那人想要说什么，埃莱娜打断了他的话。
皮埃尔经过几条小巷到了波瓦尔街，从那里去阿尔巴特街，朝显灵的尼哥拉礼拜堂走去，他脑子里早就确定要在靠近这里的一个地方做他要做的事。他看到大部分房子的大门紧锁着，百叶窗关着。大街小巷都空荡荡的。空气中散发着焦味和烟味。不时可以碰见神情不安和胆怯的俄国人，也可碰见在街中心走的法国人，他们的模样不像城市居民而像过野营生活的人。俄国人和法国人都以惊奇的目光看着皮埃尔。俄国人之所以注视着皮埃尔，除了因为他身材高大和肥胖以及脸上和全身有一种阴沉的神情专注和痛苦的表情外，还因为不明白这个人属于哪个阶层。而法国人之所以惊奇地目送着他，特别是因为皮埃尔与所有惊恐或好奇地看着法国人的其他俄国人相反，对他们丝毫也不注意。在一座房子的大门口，三个法国人正在对不懂他们的话的俄国人讲解着什么，他们拦住皮埃尔，问他懂不懂法语。
“这就是男人的自私和冷酷！我并不希望会有别的表现。女人为你们牺牲自己，很痛苦，而这就是报答。殿下，您有什么权利要求我向您报告我与他的友好的交往和情感呢？这个人对我来说胜过父亲。”
皮埃尔摇摇头表示否定，继续朝前走。在一个小巷里，站在一个绿色弹药箱旁边的哨兵朝他喊了一声，皮埃尔在听见哨兵又一声威严的叫喊和端起枪的声音时，才明白他应当从街道的另一边绕过去。他对周围的一切既听不见，也看不见。他心里像怀着一种可怕的和生疏的东西一样怀着自己的意图，匆匆忙忙和慌慌张张地走着，担心——由于有了昨天的经验——随随便便地放弃它。但是皮埃尔注定不能把这种情绪整个地保持下来，直到他要去的地方。此外，即使他在路上没有被任何事情耽搁，他的意图也无法实现，因为拿破仑在四个多小时前已从多罗戈米洛沃门外经过阿尔巴特街到了克里姆林宫，现在他心情很坏，正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沙皇的办公室里，发布着各种详尽的命令，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扑灭大火、防止抢劫和安抚居民。但是皮埃尔并不知道这些；他一心想着眼前要做的事，像固执地要做无法做到的事的人那样感到非常苦恼——这事无法做到，不是因为有困难，而是因为做这样的事不合他的天性；他非常担心在决定性的时刻变得软弱起来，从而失去自尊。
当那个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责备她的时候，她高傲地抬起漂亮的头，朝他侧过身子，用坚决的口气说：
他虽然看不见和听不见周围的一切，但是凭本能猜着了该走的路，没有走错通往波瓦尔街的小巷。
那种对另一个女人来说看来似乎是很困难的、甚至是无法应付的事，一次也没有使这位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伤过脑筋，无怪乎她享有最聪明的女人的名声。如果她开始隐瞒自己的行为，玩弄花招来摆脱窘境，她这样做就会弄坏自己的事情，承认自己有过错；而埃莱娜采取相反的做法，她像一个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大人物一样，立刻摆出有理的样子，并且真心地相信这一点，而把所有别的人放到有过错的地位上。
皮埃尔在逐步走近波瓦尔街时，看见烟雾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大火使得空气都变热了。有时从有些房子的房顶上冒出了火舌。街上碰到的人变得多了起来，这些人都惶惶不安。皮埃尔感觉到他周围正在发生不寻常的事，但并不明白他正在朝大火走去。他在经过一边挨着波瓦尔街，另一边挨着格鲁津斯基公爵府第的花园的一大片没有盖房子的地方的一条小道时，突然听见自己身旁一个女人绝望的哭声。他停住了脚步，仿佛从梦中醒来一样，抬起了头。
在彼得堡埃莱娜一直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大官的特殊庇护。而在维尔纳时，她同一位年轻的外国亲王关系密切。她回来后，那位亲王和大官都在彼得堡，两人都宣称自己有特殊的权利，于是对埃莱娜来说，出现了一个在其获取宠幸的生涯中的一个新课题：如何保持同两人的亲密关系而不得罪其中任何一个人。
在小路的一边，在落满尘土的枯草上乱放着一堆家用什物：羽毛褥子、茶炊、圣像和箱子。在箱子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瘦瘦的已不年轻的女人，她长长的上牙向外暴出，身穿一件黑色宽大斗篷式女外衣，头戴黑色包发帽。这个女人摇晃着身体，嘴里念叨着什么，拼命地哭着。两个十岁到十二岁的女孩身穿肮脏的短连衣裙和短外衣，脸色苍白，带着惊恐和困惑的表情看着母亲。一个穿着厚呢长外衣和戴着别人的大帽子的七八岁的小男孩在老保姆的怀里哭着。一个光脚的脏乎乎的女仆坐在箱子上散开淡白色的辫子，一面扯着烧焦的头发，一面闻着。女人的丈夫身材不高，背有点驼，身穿文官制服，留着轮形的络腮胡子，从戴得端端正正的便帽下露出平整的鬓角，他正脸上毫无表情地搬动一只摞一只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些衣服来。
埃莱娜随着宫廷从维尔纳回到彼得堡后，陷入了困境。
那女人一看见皮埃尔，几乎扑倒在他脚下。
六
“我的老天爷，正教徒们，救救我们吧，帮帮忙吧，亲爱的！……来帮帮我们吧！”她一面哭喊着，一面说道。“一个女孩子！……女儿！……我的小女儿留在里面了！……烧死了！噢—噢—噢！我养你疼你，到头来……噢—噢—噢！”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生活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的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都知道不能处于法国人的统治下，因为这是最坏的事。他们在波罗金诺会战前已开始走了，而在会战后走得更快，不理会号召保卫首都的文告，不把莫斯科总督关于要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决一死战的声明放在心上，不注意那些应用来消灭法国人的气球，也不听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写的所有废话。他们知道，仗应由军队来打，如果军队打不了，那么带着太太小姐和家奴到三山门去和拿破仑作战是不行的，不管多么舍不得丢下自己的财产，但是需要离开。他们走了，并不考虑这个被居民放弃的、显然会被焚毁的巨大而富饶的首都（一个被遗弃的木质建筑物的大城市必然会被焚毁）的重大意义；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离开的，而与此同时只是由于他们走了，便发生了那个永远成为俄国人民最大光荣的雄伟壮丽的事件。那位模糊地意识到她不能当拿破仑的奴仆，害怕根据拉斯托普钦的命令不放她走的太太，早在六月就带着黑奴和小丑从莫斯科动身去萨拉托夫乡下，她倒是简简单单地和真正地在做着那件拯救了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时而羞辱那些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武器发给一群酒鬼，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转移圣骨和圣像，时而征用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大车运走列皮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要焚毁莫斯科，时而又讲述他如何焚毁了自己的房子，写了一篇告法国人的传单，其中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烧毁他的孤儿院，时而把焚毁莫斯科的光荣归于自己，时而又加以摒弃，时而命令百姓捉拿奸细并送到他那里去，时而又为此责备他们，时而把所有法国人遣送出莫斯科，时而又把作为莫斯科所有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的奥贝尔－夏尔玛留在城里，没有任何理由下令逮捕受人尊敬的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并将其流放，时而把人们集中到三山门去打法国人，时而为了摆脱这些人，听任他们杀死一个人，自己从后门溜走，时而说他经受不住莫斯科遭到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了关于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这个人并不理解正在发生的事的意义，而只是想亲手做一些事，使人感到惊讶，想完成一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壮举，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弄着放弃和焚毁莫斯科这一严肃的和不可避免的事件，竭力想用他那小手时而推进、时而阻挡把他一起卷走的人民的洪流。
“别这样，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丈夫低声地劝妻子，显然只是为了在旁人面前替自己辩护。“想必是妹妹把她带走了，要不还会到哪里去呢？”他又说了一句。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胆小鬼才会从莫斯科逃走。”有人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劝导他们，说离开莫斯科是一种耻辱。他们对被称为胆小鬼感到羞耻，不好意思离开，但是他们仍然还是走了，因为知道应该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走呢？不能认为是拉斯托普钦渲染拿破仑在他征服的土地上制造暴行把他们吓跑的。他们当中第一批走的是有钱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知道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这两座城市在被拿破仑占领期间，居民们与很有魅力的法国人一起日子过得很快活，当时俄国的男人、尤其是女人也非常喜欢这些法国人。
“木头人，恶棍！”女人突然停止哭泣，愤怒地喊叫起来。“你没有心肝，不爱惜自己的孩子。要是换一个人，会从火里把她救出来的。而这是一个木头人，不是人，不配当父亲。啊，您是一个好人。”女人抽泣着又急又快地对皮埃尔说。“隔壁的房子着了火——火焰立即扑向我们。女仆喊叫起来：着火了！我们就跑去收拾东西。就穿着这身衣服逃了出来……这就是抢出来的东西……抢出了十字架和圣像，还有陪嫁的床，别的全都完了。救孩子时，发现卡捷奇卡不见了。啊，上帝啊！噢—噢—噢！”她又哭了起来。“我的可爱的孩子，烧死了！烧死了！”
俄国人的心里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认识，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这个认识，还有莫斯科将要被占领的预感，存在于一八一二年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俄国人心中。有些人早在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离开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有些人离开时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留下房子和一半财产，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所谓潜在的（latent）爱国热情，这种热情不是用漂亮的言词，不是用为了拯救祖国杀死孩子等不自然的行动表现出来，而是不引人注目地、简简单单地、发自内心地表现出来的，因此常常能产生最强烈的效果。
“她究竟，究竟留在哪里了？”皮埃尔问。女人从他脸上激动的表情看出，这个人能帮她的忙。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各个城市和村庄，在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及其传单参与的情况下就不断发生过后来在莫斯科发生的同样的事。老百姓无忧无虑地等待敌人到来，既不闹事，也不着急，没有把什么人撕成碎片，而是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感觉到自己有力量在最困难的时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当敌人快要到时，居民中最富的人扔下财产走了；最穷的人留下来烧掉和毁掉留下来的东西。
“好人！再生父母！”她抱住他的腿喊叫起来。“恩人，我这就放心了……阿尼斯卡，讨厌的东西，领这位恩人去。”她朝女仆吆喝了一声，生气地张大嘴，这使得她的长牙更加暴露出来了。
每一个俄国人，不是根据推论，而是凭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心中的感情，就能预料到发生的事情。
“领我去，领我去，我……我……我一定办到。”皮埃尔急忙喘着气说。
这个事件——放弃和焚毁莫斯科——也像军队在波罗金诺会战后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脏乎乎的女仆从箱子后面出来，理了理辫子，叹了口气，迈开两只宽大的光脚沿着小路朝前走去。皮埃尔仿佛在完全昏过去后突然醒过来一样。他把头抬得更高，他的眼睛开始闪耀着生命之光，他快步跟着女仆走，赶到她前面，到了波瓦尔街。整条街弥漫着一片黑烟。在某些地方，从黑烟中不断冒出火舌来。一大群人聚集在火场的前面。街中心站着一个法国将军，他正在对他周围的人说着什么。皮埃尔和女仆一起本来要走到将军站的地方去；但是法国士兵拦住了他。
与此同时，在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在放弃和焚毁莫斯科的事件上，拉斯托普钦采取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我们似乎觉得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这里不准通行。”一个士兵对他喊道。
五
“走这里，大叔！”女仆说。“我们走小巷，从尼库林街走。”
“不！他们将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回答他的话，用他圆胖的拳头捶着桌子喊道，“他们也会那样，只要……”
皮埃尔转身往回走，不时地蹦跳几步，以便跟上女仆。女仆跑过一条街，向左拐进一条小巷，过了三座房子，向右拐进了一扇大门。
“您应当休息一会儿，殿下。”施奈德说。
“这就到了，”女仆说，她跑过院子，打开木板围墙上的便门，停住脚步，把一座正在熊熊燃烧的不大的木头厢房指给皮埃尔看。厢房的一边坍了，另一边还在燃烧，炽烈的火焰不断从窗洞里和房顶下蹿出来。
“这一点，这一点我没有料到，”他对深夜到他这里来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没有料到！”
皮埃尔进了便门，一股热气朝他扑来，他不由得停住了。
库图佐夫放走将军们后，用胳膊肘支着桌子坐了很久，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放弃莫斯科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究竟在什么时候最后定局的？决定这个问题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是谁的过错？”
“你们的房子是哪一座？哪一座？”他问。
家里人早就在等玛拉莎去吃晚饭了，她光着两只小脚丫踩着火炕的台阶，背朝外小心翼翼地从高板床上爬下来，夹杂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溜出门去。
“啊—呦！”女仆指着厢房哭喊起来。“就是这一座，这就是我们的住处。烧死了，我的小宝贝卡捷奇卡，我的心爱的小姐，啊—呦！”阿尼斯卡看见熊熊大火，觉得也需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起来。
有几位将军用一种与会上说话时完全不同的音调低声地告诉总司令一些什么事。
皮埃尔朝厢房过去，但是火势很猛，因此他不由自主地只绕着厢房转了半圈，来到了一座大房子旁边，这座房子还只有一边的房顶着火，在它附近挤满了法国人。皮埃尔开头不明白这些拖着东西的法国人去干什么；但是当他看见面前的一个法国人用一把很钝的短剑砍一个农民，夺他的狐皮大衣后，才模糊地感到这里在进行抢劫，不过他没有时间想这些。
在这之后，将军们开始散了，他们神情庄重，小心谨慎，默默无言，好像参加葬礼后散了一样。
坍塌的墙壁和天花板发出噼啪声和轰隆声，火焰呼呼地吼叫着，人们激动地叫喊着，滚动不定的烟时而变得又浓又黑，时而发亮，夹着火星像白云一样升起，而火焰有的地方连成一片，像一束红色的干草，有的地方像金黄色的鱼鳞在墙上移动，热气和烟雾扑面，人们急速地走动着——这一切对皮埃尔起了通常火灾所起的刺激作用。这种作用在皮埃尔身上之所以表现得非常强烈，是因为皮埃尔突然见到这火灾后，觉得自己一下子摆脱了那些使他苦恼的想法。他感到自己年轻、快活、动作灵活和坚决。他从大房子的一边绕着厢房跑，想跑到它的那个还没有倒塌的部分去，这时在他的头顶响起了几个人的喊声，接着听见喀嚓声和落到他的身旁的重物的叮当声。
“好吧，诸位！看来要由我来承担后果了。”他说。接着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桌子旁。“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听见了。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是我（他停了一下）凭我的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命令撤退。”
皮埃尔回头一看，看见几个法国人从房子的窗户里往外扔一个装着一些金属物品的五斗橱抽屉。站在下面的另一些法国士兵走到了抽屉旁边。
在有一次中断的时候，库图佐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好像打算说话似的。大家都回头朝他看了一眼。
“怎么，你这家伙要干什么。”一个法国人朝皮埃尔喊道。
讨论重新开始了，但是常常中断，人们都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一个小孩在这房子里。你们看见一个小孩了吗？”皮埃尔说。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能赞同伯爵的计划。在距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通常都是很危险的，战争史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对的。例如……（库图佐夫仿佛沉思起来，一面寻找着例子，一面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本尼格森。）不妨以弗里德兰战役为例，我想，这次战役伯爵记得很清楚，当时……并不太顺利，只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在离敌人太近的地方重新编队……”接着全场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觉得沉默的时间很长。
“这家伙还在啰唆什么？滚你的吧。”只听得几个人这样说，一个士兵看来担心皮埃尔会拿走他们放在抽屉里的银器和铜器，便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样子朝他走过来。
讨论开始了。本尼格森还不认为他已经输了。他同意巴克莱等人提出的无法在菲利打防御战的意见，满怀着俄罗斯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第二天向法军右翼实施打击。看法出现了分歧，发生了争论，有人赞成这个意见，有人反对。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拉耶夫斯基对本尼格森的意见表示同意。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因为觉得在放弃首都前需要作些牺牲，还是出于个人的考虑，似乎并不明白现在的会议并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必然进程，不明白现在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把关于莫斯科的问题撇在一边，谈论着军队应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面前发生的事，对这次会议有另一种理解。她觉得这只是“爷爷”和“穿长襟衣服的人”（她这样称呼本尼格森）之间的个人的争吵。她看到他们相互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心里是赞成爷爷的。她看见爷爷在谈话中间调皮地朝本尼格森瞥了一眼，在这之后她高兴地发现，爷爷对“穿长襟衣服的人”说了些什么，把他制止住了：只见他突然涨红了脸，生气地在屋里走了走。本尼格森这样激动，是因为库图佐夫分析了他提出的夜里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去攻打法军右翼的建议的利弊，平静地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小孩？”一个法国人从楼上喊道。“我听见花园里有尖着嗓子啼哭的声音。这也许是他的孩子。总得讲点人道。我们都是人嘛……”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生气地重复本尼格森的话说，以此指出这句话的装腔作势。“请允许我对您说，伯爵大人，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朝前倾。）不能提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我请诸位先生来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拯救俄国要靠军队。是应战而冒丧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有利呢，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有利？’我希望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把身体向后一仰，靠到圈椅背上。）
“孩子在哪儿？孩子在哪儿？”皮埃尔问。
本尼格森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战就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保卫它？”接着是长时间的冷场。大家脸色阴沉，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生气的呼哧声和咳嗽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他。玛拉莎也看着爷爷。她离他最近，看见他的脸变得皱巴巴的，好像要哭一样。但是这个场面延续的时间并不长。
“在这儿，在这儿！”窗户里的法国人指着房子后面的花园，朝他喊道。“等一等，我这就下来。”
本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角落里出来朝桌旁挪动了一下，但只挪到放在桌上的蜡烛照不着他的脸的地方。
确实，过了一分钟，那个法国人从底层的窗台上跳了下来，这是一个黑眼睛、腮帮子上长着一个斑点的小伙子，只穿着一件衬衣，他拍了拍皮埃尔的肩膀，和他一起朝花园跑去。
大家等着本尼格森，这时他借口要再一次视察阵地，还在吃他的那顿美味的午餐。等他从四点等到六点，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开始讨论，人们低声地谈论着别的事。
“喂，你们快点，”他对自己的同伴喊道，“火就要烤着人了。”
在农家的一张云杉木桌子上放着地图、平面图、铅笔和纸张，聚集在它周围的人太多，于是勤务兵又搬来了一条长凳，把它放在桌旁。刚到的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就坐在这条长凳上。在圣像下面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格奥尔吉勋章，脸色苍白，带有病态，高高的前额和秃顶连在一起。他寒热病发作已有两天了，这时他浑身发冷和酸痛。坐在他身旁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在一面很快地做着手势，一面低声地（大家都这样说话）告诉巴克莱什么事。身材矮小和圆圆胖胖的多赫图罗夫扬起眉毛，两手放在肚子上，注意地听着。另一边坐着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他用一只手支着他那宽大的脑袋，一双大胆的黑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脸上带着急不可耐的表情，用习惯动作把两鬓上的黑发朝前卷，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进屋的门。科诺夫尼岑坚定、漂亮、和善的脸上挂着亲切而调皮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向她挤挤眼睛，逗得那小姑娘忍不住笑了起来。
法国人跑到房后铺着沙子的小路，拉了一下皮埃尔的手，给他指了指一个圆形场地。在长凳下面躺着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三岁女孩。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沃斯季亚诺夫的一座最好的宽敞的木房子里召开会议。这个农民大家庭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挤在门廊那边的杂房里。只有安德烈的六岁的小孙女玛拉莎留在大房子的火炕上，殿下很喜欢她，在喝茶时给了她一块糖。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屋来，在放在上座处圣像下面的宽长凳上坐下，玛拉莎从火炕上又胆怯又高兴地看着他们的脸、身上的制服和佩戴的十字勋章。而爷爷本人，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离开他们单独坐在阴暗角落的炉子后面。他的身体深深陷进折叠的圈椅里，不断地发出呼哧声和抻着军服的领子，虽然领扣是解开的，但是他觉得仍然卡着他的脖子。一个接一个进来的人走到元帅面前；他和某些人握握手，朝某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想要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窗户上的窗帘，但是库图佐夫生气地朝他挥挥手，凯萨罗夫明白了殿下的意思，他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这就是您找的孩子。是一个女孩，那就更好了。”法国人说。“再见，胖子。总得讲点人道。大家都是人嘛。”说完，这个腮帮子上有斑点的法国人就跑回自己的同伴那里去了。
四
皮埃尔高兴得喘不过气来，他跑到女孩身边，想把她抱起来。但是这个患有瘰疬病、很像她母亲、样子不讨人喜欢的女孩一看见陌生人就喊叫起来，拔腿就跑。然而皮埃尔抓住了她，把她抱了起来；她凶狠地拼命尖叫，想用她的小手扳开皮埃尔的手臂，并用流着鼻涕口水的小嘴乱咬。皮埃尔顿时觉得可怕和厌恶，这感觉就像接触到一个小动物时的感觉一样。但是他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扔下这孩子，抱着她跑回大房子来。但是已无法从原路回去；女仆阿尼斯卡已不在了，于是皮埃尔怀着怜悯和厌恶的感情，尽可能亲热地搂住这个痛苦地抽泣着的、满脸眼泪鼻涕的女孩，经过花园跑去寻找另一个出口。
“不管我的头脑是好是坏，再也没有什么人可帮一把的了。”他说，从长凳上站起来，前去菲利，他的马车停在那里。
三十四
他把几位职位较高的将军叫到自己跟前。
当皮埃尔抱着女孩绕过几个院子和几条小巷回到波瓦尔街拐角上的格鲁津斯基家的花园时，他没有一下子认出刚才离开的地方：这里挤满了人，堆满了从各家各户搬出来的家用什物。除了从大火里逃出来的好几户俄国人和他们的财产外，这里还有穿着各种服装的法国士兵。皮埃尔没有注意他们。他忙于找那个文官的一家人，好把女儿交给母亲，再去救人。皮埃尔觉得，他还可以做很多事，而且需要赶快去做。他被热气熏得和跑得满脸通红，这时更强烈地感觉到了刚才跑去救孩子时充满他全身的那种青春活力和决心。女孩现在不闹了，她用小手抓住皮埃尔的长衫，坐在他的手臂上，像一只小野兽似的朝自己的周围张望。皮埃尔有时看一看她，微微地一笑。他觉得他在这张惊恐的和病态的小脸上看见了某种天使般动人的和天真无邪的东西。
本尼格森选定了立场，使劲地显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库图佐夫听他这样说时不能不皱眉头），坚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本尼格森的目的看得一清二楚：如果守不住，就把过错推给库图佐夫，说他不战而退，把部队带到了麻雀山；如果守住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他的意见遭否决，就可为自己洗刷放弃莫斯科的罪责。但是现在老人对这个耍阴谋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他所考虑的这个问题是：“难道是我让拿破仑到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在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的时候？或者是在前天晚上我打起瞌睡来，命令本尼格森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或者还要早些？……然而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决定这件可怕的事的呢？莫斯科应当放弃。部队应当撤退，应当发布这个命令。”他觉得发布这个可怕的命令就像放弃军队的指挥权一样。况且他喜欢权力，习惯于掌权（在土耳其时，他曾是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那位公爵受到的尊敬使他很羡慕），并且深信，他命中注定要拯救俄国，只因为这一点，他才在违背皇上的意愿的情况下顺应民心被选中当了总司令。他还深信，只有他一个人能在这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指挥军队，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看做自己的敌手；于是当他一想起他应当发布的命令时就感到可怕。但是应当作个决定，应当打断他周围的人的谈话，因为这些谈话开始变得太自由放任了。
那个文官和他的妻子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皮埃尔快步在人群中走着，注视着他面前出现的不同的面孔。他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一个格鲁吉亚的或是亚美尼亚的家庭，这一家有一个具有东方人脸型、穿着一件吊面的新皮袄和一双新靴子的相貌堂堂的老头，一个同样脸型的老妇，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皮埃尔觉得这个非常年轻的女人是一个绝色的东方美人，她的弯弯的黑眉毛线条分明，她的那张异常柔嫩红润、没有任何表情的长脸很漂亮。她穿着华丽的缎子外衣、裹着鲜艳的紫色头巾置身于到处乱放的家用什物和广场上的人群中间，就如一棵被抛到雪地上的娇嫩的温室植物。她坐在老妇后面的包袱上，一双又黑又大、睫毛很长的椭圆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地面。看样子她知道自己很美，并为此而担心。她的这张脸使皮埃尔感到非常惊讶，他虽忙着去干事，但在经过围墙时几次回头看她。到了围墙边后，他仍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便停住了脚步，环视着四周。
库图佐夫在俯首山上，在离多罗戈米洛沃门六俄里的地方下了马车，在路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他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将军。从莫斯科城里来的拉斯托普钦伯爵也参加到他们之中。所有这些杰出人物分成几堆，相互之间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设想中的计划、莫斯科的局势以及一般的军事问题，大家都感觉到，虽然并没有说明叫他们来开军事会议，但是这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会议。大家谈论的都是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谈论或打听私人的事情，那么只低声地说几句，立即又转回到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没有人说笑话，听不见笑声，甚至看不见微笑。显然，所有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他们的地位相称。每一堆人在交谈时，竭力靠近总司令（他坐的凳子仍然处于这几堆人的中心）尽量把话说得使他能够听见。总司令听着，有时再问一遍他周围的人说的话，但是自己没有参加谈话，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他在听了某一堆人的话后，大多带着失望的神情——仿佛他们说的完全不是他希望知道的——转过头去。一些人谈到选定的阵地时，批评的主要不是阵地本身，而是选择阵地的人的智力；另一些人证明说，错误在这之前已经犯了，应该前天就应战；还有一些人谈到萨拉曼卡战役，他们是听刚来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说的。（这个法国人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了萨拉戈萨的被围，认为也可以这样保卫莫斯科。）拉斯托普钦伯爵在第四堆人当中说，他准备同莫斯科民兵一起战死在莫斯科城下，但是他仍然不能不为自己不了解情况表示遗憾，要是他事先知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第五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深度，谈论军队应朝哪个方向运动。第六堆人说的纯粹是废话。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愈来愈忧虑和阴郁了。他从所有这些谈话中看到一点：保卫莫斯科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实际的可能，也就是说，这完全不可能，如果有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令进行战斗，那么会出现混乱，仗仍然打不起来；仗打不起来是因为所有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这个阵地不中用，而且他们在谈话中讨论的只是这个阵地无疑会放弃以后将发生什么事。指挥官怎么能把自己的部队带到他们认为不能打仗的战场上去呢？下级指挥官，甚至士兵（他们也在议论）也认为阵地不中用，因此不能在相信必败无疑的情况下去打仗。如果本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阵地，而其余的人尚无定见，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只能作为挑起争论和搞阴谋的借口。库图佐夫明白这一点。
抱着孩子的皮埃尔的样子比刚才更引人注目，在他身旁聚集了几个俄国男人和女人。
“把手伸给我，”库图佐夫说，把他的手翻过来摸他的脉，又说道：“你有病，亲爱的。好好想一想你说的是什么。”
“是不是丢了什么人，亲爱的？您是贵族吧？这是谁的孩子？”人们问他。
“在这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他说。库图佐夫惊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要他把话再说一遍。他说完后，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
皮埃尔回答说，这女孩是一个刚才带着孩子坐在这里的穿黑色宽大斗篷式外衣的女人的，他问是否有人认识她，她上哪里去了。
俄国军队从波罗金诺撤退后，驻扎在菲利附近。视察阵地回来的叶尔莫洛夫策马到了库图佐夫元帅面前。
“这想必是安费罗夫家的。”一个老助祭对一个麻脸的女人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他用习惯的低音加了一句。
三
“怎么会是安费罗夫家的！”那女人说。“安费罗夫家早上就走了。这要么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家的，要么是伊万诺夫家的。”
军事学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库图佐夫在到达菲利之前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往卡卢加大道，甚至有人提过这样的方案。但是摆在总司令面前的，尤其是在困难时刻，常常不是一种方案，而总是同时有几十种。而这些根据战略和策略制订的方案，都是相互矛盾的。看来总司令应做的事只在于从这些方案中选择一个方案。但是就连这一点他也做不到。事件和时间是不等待人的。假定说，有人向他建议二十八日转移到卡卢加大道，但是这时一个副官骑着马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跑来问道，现在是向法国人开火还是撤退。他需要立刻就下命令。而命令撤退会使我们不再拐向卡卢加大道。在副官之后军需官紧接着前来请示粮草运往哪里；军医院院长来问伤员往哪里送；彼得堡来的信使送来了皇上的信，说不允许放弃莫斯科，于是总司令的竞争对手，即在暗中拆他的台的人（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常常有好几个）便提出与转移到卡卢加大道的计划完全相反的方案；总司令体力消耗很大，需要睡眠和吃点东西；可是一位没有得到奖赏的可敬的将军前来向他发牢骚，居民则来寻求保护；派去观察地形的军官回来向他报告，说的与在他之前派去的军官所说的完全相反；而侦察员、俘虏和进行现地侦察的将军对敌军情况的描述也各不相同。那些习惯于不理解或忘记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必然会遇到的这些条件的人，在向我们介绍，譬如说，军队在菲利的情况时，设想总司令在九月一日能够完全自由地解决关于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可是当俄国军队到了离莫斯科五俄里时，这个问题已不可能存在了。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是在德里萨附近，是在斯摩棱斯克城下，最明显的是二十四日在舍瓦尔金诺，二十六日在波罗金诺附近，是在从波罗金诺撤退到菲利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决定的。
“他说的是一个普通女人，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一位太太。”一个家奴说。
有的人习惯于认为，战争和战役的计划是统帅们用这样的方法制订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看着地图考虑如何部署这次或那次战役一样；这些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和那样做，为什么他没有立刻退向卡卢加大道，放弃莫斯科，等等。习惯于这样想的人忘记了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的活动有其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统帅的活动完全不像我们自由自在地坐在书房里分析某次战役时所想象的那样，我们分析时看着地图，双方的兵力是知道的，地形也是知道的，而且是从某个已知的时刻开始考虑的。一个总司令在某个事件开始时，从来都不处于我们考察这事件时已知的条件之中。总司令总是处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的中间，因此他任何时候，任何时刻都不能全面地考虑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事件不知不觉地、一刻不停地呈现出本身的意义，而在事件的这个接连不断的呈现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总司令总是处于最复杂的玩弄权术、阴谋、操心、各种依赖关系、权力、方案、建议、威胁、欺骗的中心，经常必须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问题。
“你们想必认识她，牙齿很长，人很瘦。”皮埃尔说。
而与此同时，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军队（以仿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冲力）自然而然地朝俄军推进。库图佐夫曾想在第二天发起进攻，全军也希望这样做。但是要发起进攻，只有这样做的愿望是不够的；需要有这样做的可能，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不能不后退一程，接着同样不能不再退第二程，第三程，最后，到九月一日——这时军队已到了莫斯科——尽管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但是实际情况要求这些部队退离莫斯科。于是部队又退了一程，退了最后一程，放弃了莫斯科，使它落到敌人手里。
“就是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这些豺狼跑过来时，他们到花园里去了。”那女人指着法国士兵说。
在情报还没有收集，伤员还没有送走，弹药未得到补充，阵亡的人数还没有统计，还没有派新的指挥官去代替战死的人，官兵还没有吃饱睡足时，是不能发起新的战斗的。
“啊，上帝保佑。”助祭又说了一句。
但是在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接二连三地传来伤亡空前惨重、损失了一半军队的消息，这样再要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了。
“您就朝那边走，他们在那里。就是她。一直很伤心，哭个不停。”那女人又说。“就是她。朝这边走。”
八月二十六日晚，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将士都相信波罗金诺会战打赢了。库图佐夫就是这样报告皇上的。他下令作进行新的战斗的准备，以便彻底击溃敌人，他这样做并不是要欺骗任何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敌人已被战胜了，这个战役的每一个参加者也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皮埃尔没有听那女人说话。他已有几秒钟目不转睛地看着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他看着那一家亚美尼亚人和走到他们跟前的两个法国士兵。其中的一个士兵是一个喜欢调皮捣蛋的小个子，穿着一件蓝色军大衣，腰间系着一根绳子。他头上戴着一顶高筒帽，光着脚。另一个使皮埃尔特别惊讶，他身体瘦长，背有点驼，长着一头浅色头发，动作迟缓，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像个白痴。这个人身上穿着面绒粗毛呢外衣和蓝裤子，脚上穿着一双又大又破的高筒皮靴。那个穿着蓝色军大衣、光着脚的士兵走到亚美尼亚人跟前，说了句什么话，立即抓住老头的腿，于是老头马上开始脱靴子。而那个穿面绒粗毛呢外衣的士兵在漂亮的亚美尼亚女人对面站住，两手插在衣兜里，默默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她。
俄国人退了一百二十俄里——退离了莫斯科，法国人进了莫斯科，在那里停下来。在这之后的五个星期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一次战斗。法国人停在那里不动。他们像一头受了致命伤、流着鲜血和舔着伤口的野兽一样，在莫斯科停留了五个星期，什么事也没有做，突然无缘无故地往回跑：奔向卡卢加大道（在打胜仗后，小雅罗斯拉韦茨附近的战场又为他们所控制），没有再打一次大仗，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逃到维尔纳，过了别列津纳河，再继续往回跑。
“把孩子接过去，接过去。”皮埃尔一面把女孩递给麻脸的女人，一面用命令的口气急忙对她说。“请你交给他们，交给他们！”他几乎对这女人喊叫起来，把哭喊起来的女孩放到地上，又朝两个法国人和亚美尼亚人看了一眼。老头已光着脚坐在那里。矮小的法国人从他脚上脱下另一只靴子后，正在拿两只靴子相互拍打着。老头抽泣着说了句什么，但皮埃尔只是匆匆看了一眼；他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穿面绒粗毛呢外衣的法国人身上，看见这个法国人这时慢慢地摇晃着身体朝年轻的女人走过去，从衣兜里掏出手，抓住她的脖子。
在俄国军队里，在不断后退的过程中仇恨敌人的情绪愈来愈高涨，部队在后退时集中起来，实力增强了。在波罗金诺附近进行了交锋。双方的军队都没有被打垮，但是俄国军队在交锋后必然会立刻后退，正如一个球与另一个以更大的速度朝它冲来的球碰撞后必然会弹回来一样；而那个快速冲过来的侵略者之球（虽然在碰撞中已失去了全部力量）也必然会再滚一段距离。
那个漂亮的亚美尼亚女人垂下长长的睫毛，继续像刚才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没有看见和没有感觉到法国兵怎样对待她似的。
欧洲十二个民族的军队侵入了俄国。俄国军民避免交锋，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波罗金诺。法国军队前进的速度不断增大，直奔它的目标莫斯科。它在快要接近目标时前进尤为迅速，如同下落的物体快要接近地面时加大了速度一样。一个饥饿的、敌对的国家的几千俄里的国土留在了背后，而在前面距离目标还剩几十俄里。拿破仑军队的每一个士兵都感觉到这一点，这支侵略军似乎单凭一股冲力在自然而然地向前推进。
当皮埃尔朝几步外的法国人跑去时，那个瘦长的穿面绒粗毛呢外衣的抢劫者正在扯亚美尼亚女人脖子上的项链，而那个女人两手护着脖子，尖声叫起来。
二
“放开这个女人！”狂怒的皮埃尔声音嘶哑地喊道，抓住那个瘦长的、背有点驼的士兵的肩膀，把他摔了出去。那士兵倒下了，很快爬起来，跑开了。但是他的同伴扔下皮靴，拔出一把短剑，摆出威吓的样子朝皮埃尔逼过来。
要研究历史的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把沙皇、大臣和将军们放在一边，而去研究指导着群众的同类的、无穷小的因素。谁也不能说，用这种方法能使人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历史规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琢磨出历史的规律，而人的理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只有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帝王将相的活动和叙述他们对这些活动的看法上所花力气的百万分之一。
“喂！别胡闹！”他喊道。
农民们说，暮春刮寒风是因为橡树长新叶了；确实，每年春天橡树长新叶时都刮寒风。但是，我虽然不知道橡树长新叶时刮寒风的原因，我不能同意农民们把刮寒风的原因说成是橡树长新叶，理由只有一点，即风力不受长新叶的影响。我看到的只是在任何生活现象中常见的某些条件的巧合，并且看到，不管我如何仔细地观察钟的时针、机车的阀门和轮子以及橡树的叶芽，我仍找不出教堂钟响、机车开动和春天刮风的原因。为达到此目的，我必须完全改变自己的观察点，研究蒸汽、教堂的钟和风运动的规律。历史学也应该这样做。这样的尝试已经做了。
皮埃尔处于狂怒之中，他忘记了一切，力气增大了十倍。他在光脚的法国人拔出短剑前就朝他扑过去，把他摔倒，用拳头捶他。周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赞许声，与此同时，从拐角出来了一支枪骑兵的巡逻队。枪骑兵快步跑到皮埃尔和法国人面前，把他们围了起来。以后发生的事皮埃尔什么也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他揍一个人，也挨了揍，最后他觉得他的手被捆住了，一群法国士兵站在他周围，正在搜他的身。
每一次，当我看见机车开动时，我就听见汽笛的声音，看见阀门打开和车轮转动起来，但是我无权由此得出结论说，汽笛的声音和车轮的转动是机车开动的原因。
“中尉，他有一把匕首。”这是皮埃尔听明白的第一句话。
“然而每一次，只要有征服的行动，就有征服者；只要国内发生大的转变，就有大人物。”历史这样说。而人的理智回答道，不错，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征服者，就会有战争，但是这并不证明征服者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并不证明可以在一个人的个人活动中找到战争的规律。每一次，当我看见自己的钟的时针走到了十点的地方时，我就听到隔壁的教堂里开始鸣钟，但是我无权根据每次时钟走到十点时就响起钟声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时针的位置是教堂的钟声响起来的原因。
“啊，带着武器！”军官说，朝那个与皮埃尔一起被抓的光脚士兵转过身来。
但是人的理智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而且直截了当地说，这种解释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作这样的解释时把最微弱的现象当做最强有力的现象的原因。是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正是这些任意行为的总和使革命和拿破仑一时得以存在，后来又将其消灭。
“好，好，你到军事法庭上去说清楚。”军官说。在这之后他又转身问皮埃尔：“您会说法语吗？”
历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我们讲述巴黎的一座大楼里几十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把这些言行用“革命”一词来称呼；然后详细讲拿破仑以及某些对他抱同情和敌对的态度的人的传记，讲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最后说：这就是这个运动的起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皮埃尔用充血的眼睛朝自己四周看看，没有回答。大概他的脸色很可怕，因为军官低声说了些什么，于是又有四个枪骑兵离开队伍，站到皮埃尔两旁。
十九世纪的头十五年，欧洲出现了数百万人不同寻常的运动。人们放下自己平常做的事，从欧洲的一边奔向一边，抢劫，互相残杀，欢庆胜利和陷入绝望，生活的进程几年内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强烈的运动，它始而不断高涨，随后逐步减退。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律进行的？——人们常常这样问。
“您会说法语吗？”军官远远离开他，又把问题对他重复了一遍。“把翻译叫来。”从队伍里出来了一个穿俄国便服的矮小的人。皮埃尔根据他的衣服和他说的话，马上就认出这是莫斯科一家商店的法国人。
只有假设用来观察的是无穷小的单位——历史的微分，即人们的同类的爱好，并且掌握积分（求这些无穷小之和）的技术后，我们才有望认识历史的规律。
“他不像普通老百姓。”翻译打量了一下皮埃尔说。
历史学的任何结论，无需批评者费一点气力就化为乌有，不留一点痕迹，这只是由于批评者把一个或大或小的不连续的单位选作考察的对象；批评者永远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所取的历史单位总是任意选择的。
“噢，噢！他很像一个纵火犯。”军官说。“您问他是什么人？”他加了一句。
历史科学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常常采用愈来愈小的单位来进行考察，力图用这种方法接近真理。但是不管历史采用的单位如何之小，我们觉得，如果假设有与其他单位分开的单位的存在，假设某种现象有其开端，假设所有人的任意行为是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的，那么这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你是干什么的？”翻译问。“你应当回答长官的问题。”他又说。
理解这一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但是为了理解人的所有任意行为的总和所产生的连续不断的运动的规律，人在思想上假设有任意的和不连续的单位的存在。历史学的第一个方法是从连续不断的事件中任意抽取一个系列，将其与别的系列分开来进行考察，其实任何事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开端，永远都是一个事件产生于另一个事件。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把沙皇、统帅的行动作为人们的任意行为的总和来考察，而人的任意行为的总和从来不通过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我不告诉你们我是什么人。我被俘了。把我带走吧。”皮埃尔突然用法语说。
人类的运动是由无数人的任意行为产生的，是连续不断的。
“啊，啊！”军官皱起眉头说。“开步走！”
在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时，情况也完全一样。
在枪骑兵附近聚集了一群人。抱着女孩的麻脸女人离皮埃尔最近；当巡逻队要走时，她朝前挪了几步。
数学的这一古代人所不知道的分支，在考察运动的问题时，假设有无穷小的数值的存在，即运动的主要条件（绝对的连续性）借以恢复的数值的存在，从而纠正了人的头脑由于考察运动的个别单位而不考察连续不断的运动而不能不犯的错误。
“他们要把你带到哪里去，我的亲爱的？”她说。“这女孩如果不是他们的，我把她往哪里送呀！”她又说。
我们采用运动的愈来愈小的单位，只能接近问题的答案，但是永远不会得到它。只有假设有无穷小的数值和由它开始的到十分之一的级数，并取得这个几何级数的和，我们才能得到问题的答案。数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获得处理无穷小的数值的技术后，如今在运动的其他比较复杂的方面也能解答以前觉得是无法解答的问题了。
“这个女人要干什么？”军官问。
众所周知，古代人有一个所谓的诡辩，说的是阿喀琉斯虽然行走的速度为乌龟的十倍，但是永远追不上在他前面爬行的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走完他与乌龟之间的距离时，乌龟就会在他前面爬这距离的十分之一；而当阿喀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乌龟又向前爬了百分之一，照此类推，以至无穷。这个问题在古代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答案（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谬是由于任意地把运动分为不连续的单位，而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却都是完全连续的。
皮埃尔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当他看见他救的那个女孩时，更加兴奋了。
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的智力不能理解的。对一个人来说，任何运动的规律只有当他从这运动中任意抽取若干单位加以考察时，才变得可以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的大部分错误是从把连续不断的运动任意地分为不连续的单位的做法中产生的。
“她说什么吗？”他说。“她抱着我从火里救出来的我的女儿。”他又说。“再见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句假话来，说完后迈着坚定而庄重的步伐在法国人中间朝前走。
一
这些法国枪骑兵是奉迪罗内尔之命派到莫斯科各条街道的巡逻队之一，他们的任务是制止抢劫，尤其是捉拿纵火犯，因为根据这一天法国高级将领发表的共同看法，火就是这些人放的。这个巡逻队巡逻了几条街，又抓了五六个俄国嫌疑犯、一个小店主、两个神学校学生、一个农民、一个家奴和几个抢劫犯。但是在所有嫌疑犯当中皮埃尔被认为嫌疑最大。当所有这些人被带到祖博夫土城旁的一座设了拘留所的大房子过夜时，皮埃尔被安置在单人牢房里并有人严密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