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深深感染了。一切其他思虑全都烟消云散，那一刻头脑无比清晰，这种时候你一生中大概只会碰上三四次。弥漫的雾气从海面上退去，呈现出一望无际的蔚蓝，就像是一个明确的阐释。我深爱着我的父亲和姐妹，深深地怀念我的哥哥，但我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再回到爱尔兰。不过，我和塔格刚刚开始两情相悦，此时正怡然自得地东游西逛，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很快就会结婚，我们俩都为此感到高兴。就在那一瞬间，我洞悉了一切，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我突然领悟到自己是谁，塔格是谁，也许我的心再也没有如此透彻，塔格是我的丈夫，上帝原谅我，在我看来，他是个让人引以为豪的丈夫，一个非常阳光的男人。在我自称洞悉一切的那个时刻，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我感觉自己非常幸运。我当时一定像个傻妞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走进一个宏伟的大厅，这大厅在我们看来本身就令人叹为观止。屋顶高耸，身穿深色西装的男人和衣裙亮丽的女子川流不息。他们成群结队，从一道道门进进出出，汇成一条条明与暗交织在一起的小河徐徐流淌，你可能会恍惚觉得那是地面的坡度造成的。接着，会有一小群一小群的人聚拢在岸边，在某些画作前面驻足凝望，就像成群的蝌蚪在咬啮池塘里的水草一般。孩子们永远都在不安分地四处游荡，我还时不时在这里瞥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那里留意到一个面容憔悴的男子，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一迈步进来，就立刻被一种异乎寻常的欢快而满足的调子所俘获，仿佛这座恢宏的建筑是一所包治百病的医院，能治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灵疾症。
“莉莉，你在笑什么？”塔格问，语气里带有一丝责备。
我们沿着芝加哥艺术学院宽大的台阶拾级而上。塔格有个跟他一起打桩做工的伙伴，是个亚美尼亚人，先前在亚美尼亚的某个美术学院学习绘画，后来他的同胞遭到土耳其人的屠戮，就像糖溶化在一杯茶里。“他老是提起‘寂寞的美术学院’，”塔格说，“你觉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英语是我听到的最优美、最有趣的。我觉得他说的有可能是美国英语。”塔格还说，那个亚美尼亚工友的母亲就在他眼前被人杀害，最终死在他的怀里。现在，他到了美国，在芝加哥湖畔挥动铁锹和镐头赖以谋生，没有钱买画刷和颜料。但他曾经告诉塔格，在这座城市里有一座美妙的建筑，分文不取就能让你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尽情观赏那些画作，塔格说，他把那些画叫作“美的窗口”。平日里，塔格对艺术之类的玩意儿本来没什么兴趣，那个星期日，他决定带我去艺术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出于对那位个子矮小、充满激情的亚美尼亚朋友的喜爱，此外也许多多少少还有纵情做爱在我们身上点燃的巨大热情。
他在一幅绘画作品前停下了脚步。当时我们身边没有任何人。他停了下来，在我的臆想中，他的一切都仿佛打上了休止符，他的心，他的故事，因为他整个人仿佛收束起来，猛地停滞不动，这真是疯狂的一刻。他不只是在看那幅画，而是久久地凝视着，凝视着。我站在他的左肘边，看看他，又看看那幅画。
我要感谢他，感谢他。
“塔格，你怎么啦？”我问。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芝加哥那个稀松平常的下午，他整个人充满了快乐。为此，我要感谢上帝。
“你看这幅画，”他说，“你看啊，真是不可思议。”
他脑子里突然间装满了各种想法，仿佛他猛然意识到我们身处美国，这里显而易见是个安全的地方，兴许还是个无忧无虑的所在，又仿佛他突然记起自己还很年轻，虽然迫不得已背井离乡，但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自己原本也有可能来到美国，现在，未来的一切都呈现在他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一个灿烂夺目的天国。
那是一个男人的肖像，还算年轻，或者说不算太老，这很难说，因为在我眼里，那幅画画得很粗糙。我们凑近去看，画的旁边有一张标签，说那是画家凡·高的一幅自画像，上面标注了一个日期，还有他的故乡，一个陌生的外国小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塔格有没有听说过，但那个名字刻进了我的脑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字体和标签上的黑体字一个样——凡·高。我抬起头朝塔格微笑，他并没有看我，于是我伸手拉住他的衣袖，又问了一遍，本能地压低了声调，仿佛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神秘感，就像是鬼魂缠身。我又说了一遍：
就在那个星期日，我和塔格漫步走到城里，我记得，我们俩就像两个刚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人，浸润在清冽的黄色阳光里。也许是初夏的热烈气息对自己不太有把握，便又缩回了脚步。我们俩挽着彼此的手臂，喜滋滋，兴冲冲，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反正我们也毫不在意。
“塔格，你怎么啦？”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们俩并排躺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出于人类纯粹的本能，我们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方，开始温柔地亲吻，继而变得狂热，就像两只猛醒的野兽，不知不觉中，我们死命抓住对方，扯掉身上的衣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然后他进入了我的身体，这一切就像深冬季节从湖面上突然一路席卷而来的暴风雨，我们是那么幸福，那么快乐，那么年轻，在湖边那间小木屋里，任何人都能领略的诗歌最终让我们恣意领受了一遍，两个人完全融化为一体。在那一刻，我们俩都深深地明白，不管怎样，我们都会结婚，这根本不需要说一个字。
“你没发现吗，莉莉，你没发现吗？”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发现什么，塔格？”
塔格不单单开始喜欢芝加哥，甚至在他提到“家”这个字眼儿的时候，他开始用来指我们住的那间破破烂烂的木屋，而不是指科克或者爱尔兰，现在我们已经有能力给表姐一点儿钱，勉强充作房租。慢慢地，我们接触到的周围事物开始延伸开去，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王国——躁动不安的密歇根湖仿佛自以为是大海，城市里层层叠叠的建筑也开始成为我们谈话中和梦境里的地标。
“这是我的画像。”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这里，在美国，有哪些东西是相互抵触的。
我再一次端详那幅画。我不禁感到惊愕。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也许有几分相像。画中人脸上有一蓬凌乱的红胡子，跟塔格的别无二致。画面上线条的运用很奇特，好像这个凡·高是用细绳拼贴出自己的肖像，一根根密密匝匝地挨在一起，颜色不一，仿佛是从一个装零碎物件的编织袋上拆下来的，让我很难确定到底像还是不像。不管我怎么看，塔格似乎从中窥见了自己的面孔。他呆立不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看啊看。
生活在美国当然要来得轻松自如一些，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历史。慢慢地，我意识到，作为父亲的女儿，不知不觉中我从小女孩长成一个年轻姑娘，这是一段充满痛苦的历程，一件事情总是和另一件事情相抵触——我父亲对国王深怀敬意，而塔格的父亲则是爱尔兰志愿军的成员，二者水火不容；威利投入那场战争和他的死是多么强烈的反差，甚至连维克罗郡的生活和都柏林的生活也格格不入，还有大巴从乡下运到城里来的白色石楠花，最终也会变成黑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枯萎黯淡的小小花朵诉说着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飞逝。就连我自己来到世间也是一个矛盾，母亲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自己却离开了人世。
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用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个动静，在我的右侧。这也纯粹是出于本能，我脑子里并没有闪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念头。我朝那个方向望去，把目光投向通往更深处画室的一个入口。有一个人，从人影攒动的暗色河流中分离出来，走向我们，他身上穿的长大衣在已经变暖的天气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此以外，我说不上他究竟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也有不少人穿着大衣。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戴帽子也没什么稀奇，当时正是人们戴帽子最多的时节，不管是礼帽还是便帽，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这个人皮肤微黑，身材瘦削，也许和我做过的一个梦里出现的人影相吻合。卡西·布莱克那本关于解梦的书大概会做出这样的解释。我并不这么想。我的目光追随着那个人影穿过宽阔的红色大理石地面，他行走的路线跟一条上钩的鳟鱼在钓鱼人拉紧钓线时开始拼命抗争在空中画出的弧度一个样，鳟鱼可不心甘情愿做直线运动乖乖就范。这个深色皮肤的男人仿佛发现地板有点儿倾斜，正顺着微微倾斜的角度走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要说，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我喜欢这里。”
我拽了拽塔格的衣袖。
不过，当芝加哥从冬季和春季的寒冷中摆脱出来时，塔格和我总算开始变得融洽。
“塔格，塔格，”我唤道，“塔格，亲爱的。”
那封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心里都自然会泛起一阵忧伤，一阵思乡的痛楚，当然，还有一丝妒忌。
“可是，莉莉，”他说，“这里怎么会有一张我的画像？”
不过，我们的情绪慢慢松弛了下来。其中的缘由大概是，虽然塔格靠干苦力挣来的为数不多的几美元外加几美分，比起“黑棕团”的薪水确实少得很，但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因为这证明了我们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的能力，并且开始带给我们一种安全感。父亲通过邮箱编号给我寄来一封信，把莫德和她的未婚夫马修举行婚礼期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告诉了我，这对我来说如获至宝，虽然他的讲述只有寥寥几句，就像例行公事——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莫德脸上浮现出很少一见的微笑。我希望她时常把笑容挂在脸上，因为她的微笑很美丽——如果说难得一见的话，我希望她和她的丈夫相亲相爱，虽然我不知道这有多大可能，我对一切都茫然无知。
“我看这不太可能是你的画像，塔格，你看这个小标签，这幅画来自荷兰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一直充满了热望，期盼回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会转向他，紧紧地抱住他，让他明白，只要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切隔阂都会冰消雪融，作为有血有肉的人，这大概是我们最起码能够做的。房间里一团漆黑，只需要点起一根蜡烛就能驱散黑暗。我多么希望，我多么希望我们没有浪费掉那么多厮守在一起的宝贵时光。
“我从来没有去过荷兰，”塔格说，他就像在陈述一个确凿的事实，但我也同样可以有理有据地反驳他，“我去过荷兰吗，莉莉？从来没有。”
我想，他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正是在这时候，我开始暗自琢磨——他会不会认为，我们俩之所以陷入眼下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我开始思量，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维克罗郡人，他在维克罗的所作所为人们便格外留意。一般来说，警察通常在远离自己居住区域的地方执行公务，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而塔格却因我而暴露了身份。全是由于我的缘故，他的名字才为人所知，一辆卡车经过维克罗，车上的人荷枪实弹，也许一路上还嘻嘻哈哈，毫无疑问，那是一群肆无忌惮、没心没肺的家伙，然后发生了伏击，当地的几个小伙子当场丧命，看来“黑棕团”早有防备——这山野风景里可怕的一幕，因我而加上了一个名字，一切全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关于这些，我一句话也没有对塔格说过，但我还是摆脱不了干系。正是这种事情夹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生分起来，就像是一团乱七八糟缠绞在一起的毛线，剪不断，理还乱，虽然我们表面上亲密无间，躺在窄窄的床上，迫不得已只能臂膀紧挨着臂膀，他的身体散发出的热力，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对我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他的红胡子从面部微微隆起，看上去就像是都柏林基督教大教堂里的墓碑上雕刻的人物。
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一路朝我们而来，已经走到了地板中央。我不知道自己在那一刻是不是给吓坏了。接着，我发现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像是在大衣的下摆里摸索什么东西，因为他的胳膊没有穿进袖筒，我这才明白过来，也许这正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他的一只手在胸口处把两片衣襟抓在一起，起到了胸针的作用，另一只手藏在衣服里，要不是那个掏东西的动作根本让人察觉不到。除此以外，他的一条腿也微微弯曲，这个姿势让人感觉他好像在掏什么东西，要把什么东西掏出来。
就我而言，我本可以不那么提心吊胆，因为他是个亲切和善的高个子男人，但是，刚到美国的那段时间，他突然变得冷漠、疏离，心思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在某种意义上，那也许是因为他正大难临头，已经感觉到死亡一点点逼近，至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甚至没有时间联系上远在科克的母亲，我觉得，每当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孤身一人待在家乡，对他现在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突然消失的原因也完全蒙在鼓里时，他一定很不好受。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莉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上帝保佑我们，莉莉。”
现在，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那其实也是恐惧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漂泊在美国，正被人四处搜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虽然塔格说他确信我们有可能已经摆脱了追踪，但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情投意合，反而是这种突然从天而降的亲密关系，让我们莫名其妙地产生了隔膜。
“塔格，塔格，我很害怕。”我说。
我们到这儿来的头几个星期，寒风彻骨，窗外传来湖水的巨大喧响，屋内黑暗中掺杂着脏兮兮的枪灰色，与我们有一墙之隔的汉娜和她丈夫正发出阵阵鼾声，我们本可以拼命进入对方的身体，就像是地球上第一对男女情人，然而，当我们紧挨着躺在床上时，却恍若隔世，仿佛是哪个神父给我们下了咒语。
“不要怕，不要怕，”他安慰我说，“用不着害怕，莉莉。这是个奇迹。并不可怕。”
恋爱的时候，我们曾经亲吻过。那仿佛是在很久以前，我们坐在圣史蒂芬公园少得可怜的椅子上，爱尔兰的春天，阳光忽隐忽现，让人捉摸不定，散发出淡淡的热力，我们在阳光下手牵着手，或者躲在露天音乐台的阴影里，缠绵在彼此的怀抱中。我喜欢他的亲吻，他的吻像一朵温暖的花儿在我胸中慢慢舒卷绽放。到了夏天，炽烈的亲吻如烈焰烘烤，我的乳房和他的胸脯贴在一起，汗水涔涔，这种时候可不怎么美妙。
“可是塔格，我害怕那个人，有个人正朝咱们走过来，我害怕他——非常，非常害怕。”
我们的床板又窄又薄，黑暗中，我和塔格并排躺在上面，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全都堆在身上。从加拿大一路吹过来的湖风，穿透木屋的板条，在我们脸上、手上恣意戏耍，我们在脚上套了好几层袜子，可寒气还是能偷偷渗进来，摸到最容易冻伤的脚指头。
“你怎么啦，莉莉？我知道他们一定不喜欢让我伸手去摸一下，但我感觉我能进到画框里，体会到这张脸上的温暖。你明白吗？他难道不是在呼吸吗？就在这里，就在这儿，就在我站的地方，我仍然能感受到他的存在，画这幅画的老兄，他跟我站在同一个位置，伸出胳膊，就像这样，”他伸出手，轻轻地触摸了一下那幅画，这显然违反了某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规矩——“你难道没有感觉到吗，莉莉，他迸发出的强烈感情？我确实感觉到了，天啊，莉莉，我的上帝，他的脸，我的脸，这两张脸如此相像，他的脸消失了，我的脸取而代之……”
可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早晨六点钟他就出去工作，一直到寒气逼人的傍晚才回来，一连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变得又黑又瘦。人也变得陌生起来。
“求求你，求求你，塔格，我求你赶快走吧，赶快走吧。有个人正朝咱们这边走过来。”
“在这儿一定有办法正式取名，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儿搞清楚。”
“什么？”他终于把视线从那幅画上扯断，低头看着我的脸，“你说的是什么人？”我听出他的话音里有原来那个小警察的口气，那种带着点儿威严的腔调。此时此刻，那个男人在他身后只有四步远，离他的后脑勺只有四步远，而他正面朝着我，我一时惊慌失措，因为我在想，他能怎么办呢，他根本无法保护我们。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儿拽他，想让他赶快跑，拼命跑，离开这个地方，跑进芝加哥自由自在的阳光里。
“在美国咱们可以这么做吗？”
塔格终于把头转向四周。在此之前，他曾经在一千个地方小心留意过有没有危险存在。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在美国已经待了好几个月。我敢肯定，有许多个日子，他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都如履薄冰，时刻提防怀有敌意的人朝我们围拢过来，心里总在牵挂着会不会收到信件和口信，或者听到什么闲言碎语。他没有向任何警察机关寻求保护，这大概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很多警察都是爱尔兰人，他无法判断这些人之间有没有瓜葛？去试探一下，碰碰运气实在太危险了。最好还是悄无声息待在我们的小屋里，隐姓埋名去做工，凡事多加小心。但此时此刻我们可能会遇上杀身之祸，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却几乎毫无防备。我看见他脸上竟然还绽开了一个微笑，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人的到来，此时那人正走到我们身边，他便用一种亲切友善的表情迎候对方如约而至。
“咱们不能这么办。”他说。那天晚上，我给他煎了美味可口的大香肠，他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虽然没有配土豆，香肠摆在盘子里显得有点儿孤孤单单。他说：“用新名字对我们也不大好。结果会很糟糕，这样一来，会有人把咱们当成是兄妹俩。用原来的名字可能给咱们带来杀身之祸。咱们需要另外取两个名字，莉莉。”
眼前这一切绝对让我笑不出来，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在头脑中解开那个黑色的谜团——黑色大衣，黑色帽子，帽子下那张可怕的黑色脸孔，突然一声巨响，一声狂暴的巨响，声音充斥了大厅里的每一个壁龛，每一道门，无休止地膨胀、蔓延，给了我重重一击，一时间整个空间仿佛荡然无存，就像多年以后上演的那场原子弹爆炸，前一刻眼前还是鲜活的生命、林立的楼群、自由呼吸的芸芸众生，下一刻便成了烟尘滚滚、火焰冲天，一切化为乌有。接下来的一刻，陈列室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虽然我耳中灌满了喧噪之音，剧烈冲击着我的耳膜，眼前出现一束诡异的红白光焰，仿佛和听到的声响毫无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是从枪管里迸发出的火焰和爆炸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刻转瞬即逝，但这声音从来没有从我耳边消失，再也没有消失，那个男人手里的枪让我晕头转向，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塔格，射进了他身体一侧隐藏着心脏的地方，他整个人猛地撞在墙上，倒在那幅给他带来死亡命运的画像下面，就像卡车司机把一个松垮垮的粮食口袋扔到地上，他的腰松垂下来，外套的胳膊下方出现了一个让人大惊失色的窟窿，惨不忍睹，也许那是弹孔和花朵一样迸溅出来的鲜血，我不得而知，他笨拙地跌坐在地上，这情景如此残酷，瞬息之间，我看见生命从他的体内消退、飘逝，我看见他变得面如死灰，我扑到他身上，紧紧捧住他的脸，亲吻他的面颊，我求他活过来，我恳求他，我哀求他，但他不可能活过来了。
但塔格却觉得这么做不是很明智。
接下来的那一刻，我等待着给我准备的那颗子弹呼啸而来，我的后脑勺紧绷着，准备迎接那颗子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到恐惧，我只是觉得它一定会来，注定会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的。”汉娜说。
接下来，我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国度。一个没有塔格的国度，不是我起初来到的美国，有塔格在我身边，这里才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庇护所，即使前途一片渺茫。眼下是另一个美国，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去经受的美国。我跪在他身边，身下仿佛裂开了一道隐蔽的鸿沟，把我活生生吸入那无边的黑暗世界。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怎么没有被碾得粉身碎骨？悲痛的巨大压力仿佛把我冲到了地核，可我们怎么没有被烈焰燃烧成灰烬？
“我也不知道。当时匆匆忙忙，感觉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可船上的乘客登记表上写的却是我们的真实姓名，我们在这儿好像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也许我们可以干脆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去登记结婚。”
我站起身来。他死了，周遭世界仿佛也跟他一起死去了。四面的墙壁跟他的面孔一样灰白，仿佛一场大火席卷了这座博物馆。也许是因为我眼中噙满了泪水，但我并不记得自己曾失声痛哭。我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可怕的画面——突然从天而降、瞬间摧毁一切的死亡。只有凡·高的画像还像先前一样默默透射出光芒，平静而淡漠，只是下面多了一个不寒而栗的注解，那是一个被夺去生命的人。那张永恒的面孔上写满忧虑，下面是另一张面孔，扭曲成一团，记录着他临死前最后的剧痛。这是一个星期日，人如潮涌，当他们得知凶手已经逃走时，就聚拢在我们身边，看着，瞧着。我感觉，他们也把我当成了一个构成某种威胁的危险人物。大概没有人目睹谋杀的整个过程，或者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我敢肯定很难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能说当时自己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想法。但是，不管是对是错，我心里的确产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能继续待在那儿。我很想陪在塔格身边。出于某种疯狂的理由，我仅有的另一个想法，就是为他脱下衣服，擦洗他的身体，把他安葬在坟墓里。我想知道此时他躺在什么地方。我早该去找他，芝加哥的城市档案里一定会有关于他的记录。埋葬在这里的是……谁？他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他口袋里的袖珍笔记本、旧车票或者别的东西也许能证明他的身份。
“你父亲为什么把你们说成是兄妹俩？”
我环顾四周，想要离开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伸出一只胳膊，动作就像是一个女人在播撒种子，我拼命往前挤，扎进人群，奋力从他们中间穿过，终于来到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大门口，我直冲冲地穿过那片阳光，仿佛阳光也变成了固体。然后，我停住脚步，垂下头，愣愣地看着脚下大块的地砖。我怎么能就这样把他留在那儿？我需不需要做点儿什么，说点儿什么？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道德感停驻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它用强大的力量拉住了我。但我一低头便看见了衣服上的血迹，好大一片，形状不规则，就像一只张开的大象耳朵，暗红的血迹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儿杂色，还闪着亮光，看上去滑溜溜的。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姨母的围裙上看见过一模一样的血迹，那是她在维克罗郡给猪放血的情形。那头可怜巴巴的猪四脚朝天挂在谷仓里，一副孤立无助的模样，喉咙被割开了一个口子，黑色的血汩汩流入接在下面的桶里，一直到流干为止，再做成暗黑色的血香肠。姨母的围裙下摆上沾满了血，滑溜溜的样子，那时候，还是个小女孩的我真想问她能不能让我爬到她怀里，从那片血污上哧溜一下滑下来。就在同一天，她后来又去给奶牛挤奶，身上换了条新围裙——那是一条晾在灌木丛上，让太阳给晒得干干爽爽的围裙，她把奶牛的乳房转向我，溅了我一身奶水。那是一个白和黑交错的日子……
“我们是要结婚，”我说，“只不过我们得决定用什么名字结婚。”
疯狂的胡思乱想。但我的悲痛本身就是一种疯狂，和恐惧纠缠在一起。一个男人，一个活生生的男人，他活在这个世上，上天赐给他生命，这是多么大的幸运，而他竟然大踏步穿过一个高大空阔的公共场所，不由分说就夺去了我的爱人塔格的生命。如此的悲剧简直无法想象，虽然这是我们一直在提心吊胆的事情。自从得知死刑的阴影笼罩在塔格头上，我们无数次想过，谈论过，提出过各种看法，但都和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没有丝毫联系。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刻竟然来得如此冷酷残暴，来者突然从人群中闪身而出，一身杀气，有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塔格的注意力完全被那幅肖像吸引了，我看见杀手一步步走来，我试图让塔格意识到危险来临，接下来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了，这一切来得猝不及防，一枪毙命，如此心狠手辣，带着永远无法消解的仇恨，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不会宽宥我们的罪过。他们不容许我们进入迦南，竟然不惜尾随我们渡过约旦河，把他杀死在迦南的那一边。迦南本身是一个避难之所啊。
“你知道吗，莉莉，咱们是体面人家，虽然你们碰上了麻烦，你心里明白，就是在家乡那档子事儿，好啦，如果你们要在这儿重新开始生活，就得结婚才行。”
我确信当时自己一定没有想到这么多。这些都是我此时的所思所想。
父亲匆忙之间想出的计策让我们陷入了麻烦，因为他在那封官样信件中把我们说成是兄妹俩，但这套编造出来的假话完全没有必要跟汉娜·莱利去说，她知道我的来历。不过，我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假名字用在任何别的地方，汉娜记住之后，就开始用葛瑞尼·卡伦来称呼我。塔格至少可以在做工的时候把蒂莫西·卡伦作为自己的名字，父亲仓促之下选择了“卡伦”，让我们感到很懊悔，毕竟这是个姓氏。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伤透了脑筋，因为按我父亲那封信的说法，我和塔格是兄妹俩，可汉娜非常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儿，并且我们俩现在还一起住在那间小木屋里。她心急火燎地想让我们把事情弄个一清二白。
我胡乱团起弄脏的裙子和外套，抱在胸前，开始奔跑。是要逃开什么，还是逃向哪里，我不知道。是逃离危险，去往一个安全的所在，还是从一个危险逃向另一个危险，我也不知道。我开始一路飞奔，一会儿工夫，我经过的大街小巷上，行人们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已经一无所知，一双双眼睛、一张张面孔、一顶顶帽子、一件件大衣从我面前闪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看见一个年轻女子惊慌地飞跑着，整个前胸像是染上了血一样的东西。那的确是血迹。一个男人的血迹，就在他刚刚离我而去的时候，成了我生命中的挚爱。
这里的一切都比纽约显得宽阔。高楼大厦之间的间隔更疏朗，所有的建筑物都盖得敦敦实实，免得被风吹走。
天很晚了。我抬起头，这时候安全灯恰好亮了，我想大概是有人正在穿过我的小花园。一阵微风轻柔地梳过雅泽姆斯基家的田地里新长出来的马铃薯幼苗，掠过更远处那绵长的、静寂的沙丘——它们在黑暗中挺着鲸鱼一样的背脊，然后，风儿漫过渐渐变得凉爽的沙地，接着自然会一直涌向大海。迪林杰先生时常谈起，在二十年代，三K党总是聚集在那边的沙滩上烧毁十字架，更多的不是为了恐吓黑人，而是为了恐吓波兰人……
我那位芝加哥的表姐，说起来比住在纽约的乔·卡伦还要疏远一些，但至少我们找到了她。她嫁给了一个在密歇根湖滨干活儿的男人，虽然他们手头儿拮据，剩不下几个钱，但不管怎么说，她家房间后面有个简陋的木屋，对平常人来说，冬天太冷，夏天太热，不过我们此时的境况非比寻常。汉娜·莱利系着一条看上去很有美国味儿的大围裙，一脸疲惫，当她说，我们可以把那间木屋当成自己的窝时，我们俩顿时感觉上帝和众天神正露出灿烂的微笑，俯视着我们。第二天早晨，塔格和汉娜的丈夫一起出门，竟然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这简直又是一个奇迹，虽然那段时间工作并不是非常难找。我想塔格要干的活儿是清理地面，将来好打上桩子建造楼房，这是个粗重活儿，不过塔格并不在乎。
我感觉花园里有个什么人，当我起身四处张望时，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只大雄狐轻快地跑过，一个模糊的影子跳荡而去——都是回忆让我的脑子一时错乱。它从我面前一闪而过，和我对视了短短的一秒钟。它那一瞥竟让我心头莫名其妙地涌起一阵感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算是上帝朝我们微笑了，而且他还宽恕了我们。
我累了。我要上床去了——用父亲过去的说法是去歇着。我真的累了，但在这一刻，我又一次深深地陷入对塔格的爱。这是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啊。我们有可能对伤寒、破伤风、水痘、白喉之类的疾病生成免疫力，但是永远也摆脱不了记忆。任何预防接种也无法抵御记忆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