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去年11月去世了。”
“我看到你念珈底什祷词了。”管风琴师说。
“癌症？”
外公摇摇头。
“是。”
“你不想出去吃点东西吗？”管风琴师说。
“嘿，太糟糕了，亲爱的，对不起。她病了很久了？”
这是那天上午第二次有人递给他纸巾，外公用它擦了擦眼睛。
“1968年确诊，做了手术，还有放疗，起初肿瘤变小了，但后来复发了。”
“我很好。”
“我也得过癌症，”管风琴师说，“做过手术和化疗。相信我，亲爱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还好吗？”
“我相信你。”外公说。
说话的是管风琴师，穿罩袍、梳大背头的那个小老头，外公猜测他是同性恋。尽管内心的不耐烦快演变成了愤怒，催促着他离开烤饼店会堂，但环顾四周，他突然发现周围的人已经走光了，似乎只有自己一人坐在长椅上，不知道聚会已经结束多久了。
“我要去吃东西了。”
“你好啊。”
“好的，很高兴认识你。”
过去的一年，他觉得——尽管缺乏有力证据——自己可以像1967年父母先后去世时那样，靠着念诵珈底什忘记失去妻子的悲伤。自从我外婆过世后，在他心底夏延山最深处的堡垒中，他紧紧抓着一个应急预案，仿佛是铐在手腕上的核武按钮手提箱一样：只要他做好准备，就会有愿意睡他的女人来睡他，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这就是他精神复原的征兆。然而坐在贝丝伊萨克会堂后排的长椅上，听着如同老掉牙的广播歌剧般的管风琴演奏，他终于意识到，他可能永远无法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她的死除了留下半张空床，还留下了各种难以弥补的空缺，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的魅力和她的“比翼双飞”香水只能让空缺显得更大，好比人与泰坦火箭之间的高度差，在巨大的空虚面前，他渺小得微不足道。
“你真没事吧？”
兰斯拉比祝福我外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悼念亡者的犹太人得到安慰，打手势让大家坐下。我外公也坐下来，屁股再次接触硬木长椅，他觉得自己仿佛站了很久，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陷进椅子里。
“我很好。”
终于轮到外公发言了，他站了起来，今天他是这里唯一的哀悼者，是满怀难以名状的忧伤的一座孤塔。首先，他祈求弥赛亚降临（对此他并不企盼）、信徒得到救赎（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对上帝说了许多人们认为祂可能喜欢听的好话；最后，他祈求平安，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对，哪怕他们也认为弥赛亚的到来是虚幻缥缈的奢望。雷叔叔曾经告诉我外公，假如细看珈底什祷词，你会发现最后几句结束语可以解读为，希望上帝和其他人别再管祷告者和所有犹太同胞了。
“你不想要一块蛋糕？”
不少人对这句情真意切的感谢表示赞同，因为现在才上午九点，外面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83度。我外公本人十分怕热，离不开空调，所以他早就在心里对贝丝伊萨克会堂打出了高分。圣所后墙上的宽大格栅正对着他的头顶吹出冷风，也许这样可以抵消一些仪式的枯燥感。他回想着早些时候的那个年轻的物理学家及其颇具吸引力的不羁言论，还有航天会议的记录秘书用柔软丰腴的手轻拍着她身旁的空位。他并没有通过古老的宗教仪式体验到与自己的过去、与祖先或者与周围的会众精神连结的感觉，他们也许是偶然聚集在公交车站的人群，各有各的目的地；他们也许是烤饼店里互不相干的食客，淹没在沃立舍管风琴中喷出的糖浆里。弹奏管风琴的是个梳大背头的犹太老头，穿着造型古怪的棕色罩袍和平跟厚底鞋。就像连裤袜的体验一样，尽管我外公知道有时改革派的会堂会雇用风琴师，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身体验这番奇观。他一直认为自己选择来犹太会堂祷告的原因是上教堂礼拜的体验更糟糕，可今天这台风琴发出的声音让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不用了，谢谢。”
“我想先从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真诚的祷告开始今天的聚会，”他说，“那就是：感谢上帝，空调又好用了。”
老头拍拍我外公的肩膀，走出了圣所，他移动的姿态很优雅，尤其是还穿着那样一双厚底鞋。外公看看表，下午他要在亚特兰蒂斯酒店的展览室演示产品，快到动身的时候了。他坐了一会儿，也许是累了。他厌烦装腔作势的律师和态度蛮横的国税局督察员，他不再想帮别人收拾他们的烂摊子，最主要的是，他厌倦了哀悼我外婆。即使没有间歇性精神障碍，她也是个会让人爱得精疲力竭的女人，可他依然像爱艰深的工作那样热情地爱她。虽然她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那些秘密，但她不知所措时对他强烈的依赖已然给予他足够的补偿，填满了他的各种饥渴和欲望。可现在他只能以枯燥单调的方式怀念她，他想要休息，想和锡安的所有哀悼者一样得到安息。
那天上午，出席祷告仪式的人不少，兰斯拉比一来到读经台前，就立刻发现后排坐的那个领带皱皱巴巴的家伙是新会众。他朝我外公点点头，仿佛半是炫耀半是安慰地说：“你来这里就对了”，兰斯拉比金发碧眼，大下巴，长得像乔治·席格。
汽车在炎热的太阳下晒了两小时，车里一股焦煳的咖啡味。他抓过塑料咖啡杯，转身去大楼里寻找垃圾桶，突然脚跟踩到了什么东西，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向前一伸，一屁股坐在坚硬的沥青地面上。咖啡杯掉落在地，杯盖弹开，杯底残留的液体溅湿了他的衬衫、领带和裤子，当天晚上，他在袜子上也找到一块咖啡渍。
“疯子。”她用意第绪语对男伴说，她的声音不高，但足以让我外公听到，几千年来，许多上了年纪的犹太女性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含蓄地谴责需要被她们谴责的目标。我外公听见她的男伴用英语说：“我觉得他好像是没醒酒。”
一只黑色的橡皮球靠在他汽车的左前轮下面，仿佛试图躲避他的怒火。它比网球小，是一只带黄点的邓禄普壁球，外公捡起壁球，朝犹太会堂的方向丢过去。“去你妈的，兰斯拉比。”他说。
外公笑了起来，比他想象中的更响亮、也更难过，这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来他笑得最响亮、最难过的一次，上一次他这样笑是1966年他带我父亲去看巴迪·哈克特[4]表演的时候。这个女人郑重其事的表达方式和浓重的移民英语口音让他觉得荒唐可笑，笑的时候他愈发感到心痛。当他看到对方露出受到冒犯的表情时，他感到很抱歉，于是努力将自己的笑声掩饰为某种无法控制的痉挛性咳嗽，当然并没有骗过她，她愤怒地转过身去。
他找到了咖啡杯盖（但杯身不知滚到哪里去了），第一次注意到它的复杂与精细之处——1975年，聚苯乙烯咖啡杯盖依旧相对少见。最早的咖啡杯盖是个简单的圆片，需要完全掀开才能喝到杯里的饮料；几年之后就出现了带拉环的杯盖，可以在盖子上撕开一道合适的开口，然而，这不过是又一种平淡无奇的圆片，没有孔槽，要么只能撕开一条狭缝，要么用力过猛，把半个杯盖都扯下来。所以外公养成了习惯，每次喝外带咖啡——那天早晨也是一样——都会忽略不靠谱的杯盖，直接把整个盖子掀开。
“兰斯拉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犹太壁球冠军。”她告诉我外公。
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给他的这只杯盖却令他眼前一亮：拉环周围开着虚槽，用来限制开口的大小，还有一道固定拉环的凹槽，使其保持掀开的状态，盖子表面有四条用于加固的纹路，组成了一个X形，可以进一步降低撕破整个杯盖的概率，而且还增加了杯盖的美观，看来设计师花了不少心思。抽象的纹路非常具有未来感，让这个杯盖像极了从路过的星舰上掉落的线管盖帽或电池舱盖。
一位年长的女性会众走入圣所时看到我外公在浏览展示柜里的东西，就让男伴等她一分钟。她穿着宽松的橙色针织长裤，宽松的针织套头衫，黑橙花纹的白底便鞋，连眼镜都是橙色的。
这让我外公想起建模师道格拉斯·特朗姆布尔制作的《2001太空漫游》里的太空飞船和月球建筑模型：覆盖着管道、脊状凸起和突出的网格，将机械的复杂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尽显神秘。我外公认为，这个盖子的设计风格酷似电影中的克拉维斯月球基地，他小心地转动盖子，调整着视觉角度，完全忘记了自己正站在烈日炙烤的人行道上。他记起自己曾经对我外婆所做的承诺：他会带她飞上月球，在那里找到避难所。他想象着他们两个像电影中的航天员那样，穿着彩色的航天服，外公橙色，外婆蓝色，驾驶月球车在月球表面兜风。他们来到埋在月球土壤中的一个舱盖旁，他戴着手套的手按下控制开关，舱门慢慢沿着平行凹槽升上地面，缓缓打开，他开着月球车进入机库，舱门在他们身后关闭，机库中灌注了可呼吸的空气。他们来到外公在月球上为外婆建造的庇护所，那里的花园中种植着水培植物，他望着她剪下花朵，一切始终为宁静与平安的光环所笼罩。
贝丝伊萨克会堂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现代主义木质建筑，还保留着它作为烤饼连锁店时的天蓝色三角形山墙，当地人也习惯叫这里“烤饼店会堂”。入口处墙上的展示柜里贴着颂扬当地居民宗教奉献精神的剪报和照片，外公看到一个拿壁球拍的金发犹太小伙子举着一只奖杯；旁边一张照片里面有个肌肉发达的年轻犹太人，正跟一个瘦高个握手，两个人都穿着白色马球衫和白色短裤，瘦高个据说是英国壁球公开赛冠军杰夫·亨特，同他握手的健硕犹太人则是兰斯·特普勒拉比。
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宴会厅和展览厅之间，隔着一道米色的折叠墙，我外公坐在展览厅的一张桌子后面，名牌上印着他的名字和头衔“MRX公司前总裁、技术总监”。展览厅本身由一系列可移动的橙色隔板分为三个区域，我外公所在的位置属于“航天艺术工艺作品”区域。他觉得自己现在的行为就像在逃避：身体躲在展厅的隔板后面，只能凭空想象月球上的第一个人类定居点是什么样的，外婆的有生之年，他一直没有能够履行对她的承诺——或者说对他自己的承诺，他想，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让外婆活在他想象中的月球基地里面。
“而且过上一段时间你就会习惯，所以我每周都去，无论当时在哪儿，我父母去世时我也这么做，确实有用，所以我猜你外婆去世后这么做同样有用。”
有人正在折叠墙另一边的宴会厅发表演讲，声音像是梦中的呓语，沉浮在观众席不时传出的笑声和掌声里，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人群逐渐平静下来。外公听到讲台上响起另一位演讲者的声音，尖细却有力，语调像唱歌一样。
“好吧。”
太空会议的秋季公报宣布，大会将颁发一年一度的土星奖章，以表彰“为帮助人类奔向群星而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5]。获奖者候选人是由会议秘书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所效力的委员会挑选出来的，选票装在预先填好地址的回信信封中，所有能够承担邮费的订户都可以参加投票，结果将在下一期公报中公布。
“你知道吗，念珈底什的时候，你站在大家面前，仿佛指着那个洞，告诉他们‘瞧瞧这个，我就生活在这个洞里’。十一个月的每个周，我都要这样宣告一次，它不会消失，你没法把它‘抛到脑后’。”
当他看到最后的票数统计——压倒性地投给他不喜欢的那个人——时，外公决定给公报写一封公开信，讲述自己当年在诺德豪森的见闻，还打算把信的副本寄给一家报社，但他很快开始怀疑写这样的一封信究竟有什么意义。对公众来说，“太空飞行之父”当过纳粹这件事并非什么秘密。自战争结束，历史学家、记者和多拉集中营的前囚犯们就纷纷有理有据地指出，这位土星奖章的受勋者在美泰尔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更不是对那里发生的罪行一无所知。然而，对于这些义正辞严的控诉，公众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认为是苏联对他的抹黑[6]。在冷战这场符号与象征之间的较量中，韦纳·冯·布劳恩的象征意义非同寻常，美国人宁愿相信铺就他们通往太空之路的是个犯过错误的英雄，也不愿承认这条通往月球的天梯是由无数战争受害者的森森白骨垒成的事实。
我说，这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年轻时嘲笑老年人推崇的传统，年老时向年轻人推崇传统。
三十年来，外公本以为他的怒火可以像口袋里的奥根博尔的打火机一样，能够随时点燃火苗，可事实证明，他的耿耿于怀是白费力气，也不值得。他无法凭一己之力让前党卫军冯·布劳恩身败名裂，更不是只靠一封一页长的公开信就能做到的。其中的缘由是他不愿意正视的：
“假如你老婆、兄弟甚至孩子死了，这件事会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大洞。最好不要假装这个洞不存在。千万不要，连试也不要试，别想着像他们说的那样‘战胜它，向前看’。”
（1）科学探究与追求本身不受道德观念约束，是超越道德之上的。
他又闭上眼睛，微风拂过他柔软的白色额发。
（2）为了实现火箭的奇迹，必定有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先这样，再这样，但不要那样’，你只需要跟着指示来做就可以，会有专门的人指导你，比如如何参加各种仪式，遮起镜子，这个星期只能坐在矮凳或地板上，留一个月胡子，坚持十一个月每个星期都去会堂祷告……总之很简单。”
（3）公平公正与保护弱者之类的价值理念——文明的根基、外公毕生奋斗的目标、阿尔文·奥根博尔和许多其他人为之而死——对于表面上推崇它们的国家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不过是权力运行中所要规避的障碍，也无从影响战争的胜负。事实上，历经战争，它们荡然无存。这最终意味着：
“犹太人？”
（4）从战后韦纳·冯·布劳恩的境遇来看，纳粹德国才是战争的真正赢家。
“我们擅长死亡，这是我的看法。”他说。
最后一点我外公最不愿去想，他鄙视爱国主义，他对美国文明的幻觉早在阅读美国历史的时候就破灭了。1936年到1948年的每次总统选举，他都把票投给了社会党候选人诺曼·托马斯。但怀疑主义也是有限度的，那天下午，在利奥·梅德维德医生的办公室里，他选择继续相信，而非质疑我外婆对他讲述的战时经历。在那种情况下，继续持怀疑的态度不啻另一种疯狂，选择相信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对待冯·布劳恩和战争本身也应如此，外公同样选择了相信——相信正义者的鲜血没有白流，仅凭星条旗——而不是纳粹旗——插上月球的土地这一点就意义重大。所以他放弃写信，唯愿不要在会议期间遇到冯·布劳恩，这正是外公自告奋勇跑到展览厅坐着的原因，只是为了避开那个人。
我们沉默了一阵，外公闭上了眼睛。他曾经告诉我，他能感觉到阳光钻进他的骨头里，这种温暖是“愉快的”。
演讲到五十分钟的时候，冯·布劳恩越来越激动，语调已经从唱歌变成了刺耳的叫嚷，据说他已经加入美国的教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很少公开宣示自己的信仰，几分钟后又响起了一阵掌声，震得折叠墙嘎嘎作响，我外公吓了一跳，折叠墙上的一块隔板似乎也被震得松动了。
“他是‘捣蛋鬼’。”
外公站起来，越过本尼迪克斯、罗克韦尔等会议赞助商的展台，朝展览厅的中间分区望去，他发现分隔宴会厅和展览厅的折叠墙上开着一扇门，淹没冯·布劳恩的掌声漫溢过来。他站在门边，背对着展览厅，向观众鞠躬点头，向致以他祝福的观众和身旁的看护说，是的，他感觉很好。他关上了门，阻隔掉一部分掌声，然后转过来面对赞助商们的展台，打量着展品的眼神仿佛是要把它们掠走或拆掉一样。他的金发已经变白，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象牙色，就像牙齿上的烟渍，不过依然浓密，依照流行的样式，他没有把头发剪得太短。苍白的发色与他发红的脸庞对比鲜明，他就像个正在遭受病痛的人——胃绞痛、背部痉挛、心搏骤停。我外公试着回想起传言中杀死这个人的那种病症。
“你觉得他有那么聪明吗？”
冯·布劳恩的视线停留在对面角落里的一只南瓜形状的赤陶花盆上，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那棵盆栽植物前，拉开棕色西装裤的拉链，掏出他那截苍白疲软的旧水管，尿液淅淅沥沥地浇在花土上，仿佛派对上有人举着瓶子，摇摇晃晃地往草坪上倒啤酒。冯·布劳恩的轻声呻吟中夹杂着含混的咒骂，那是我外公自二战以来听过的最粗俗的德语，因为年老，他自己的排尿能力也大不如前，所以自然而然地对冯·布劳恩产生了同情。过了一会儿，从声音判断，“月球征服者”面前显然有了一个小水坑，他耐心地等待最后一两滴落下后，耸着肩膀拉起裤链。
“假如你这样做，他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外公说，“他会以为你给他下毒。”
外公显然已经忘记自己打算躲着冯·布劳恩，当对方从榕树盆栽那边转过脸来时，恰好发现我外公在折叠墙另一侧看着他，冯·布劳恩的表情看起来比他还尴尬，至少比我外公预料的更为沮丧，他感到自己长期以来对这个男人的仇恨开始动摇。毕竟，冯·布劳恩的情况与其他野心勃勃的伟人和怪物的缔造者有什么不同？有野心的人，从赫拉克勒斯到拿破仑，多是凭借大规模的屠杀抵达天堂的门槛的。正是由于冯·布劳恩冷血无情的野心，地球上的某个国家才会首先在月球上留下自己的旗帜——还有一对高尔夫球呢。
“我知道，我想给他一点鸟食。”
“恭喜你得奖。”外公说。
“瞧瞧这家伙。”
“谢谢。”冯·布劳恩说，他的神色已经恢复平静，现在正眯着眼睛打量我外公，似乎不清楚自己是否认识这个人，也可能是想知道我外公对他这个敢于在公共场所的陶土花盆里撒尿的成年人有何看法，我外公猜测他可能更纠结于前者。“感谢大家给我的荣誉和支持。”
“捣蛋鬼”慢慢从屋顶上下来。
“噢，我没有投票给你。”外公说。
“不管怎样，我一定是想要从中得到什么，”他伸伸舌头，“谁都有软弱的时候。”
冯·布劳恩眨了眨眼睛，晃了晃发型蓬乱的白色大脑袋，“你投给谁了？”
“你一定从中得到了什么。”
“我自己。”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一周接一周，从雷斯特斯敦公路出发，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不停地去做祷告。”
冯·布劳恩笑了，然后询问我外公的姓名。
那只叫作“捣蛋鬼”的松鼠出现在屋顶，探头探脑。
我外公感到他的心率骤然上升，冯·布劳恩会不会已经知道了起获他藏匿的V-2火箭资料、抽掉他与盟军谈判筹码之一的那个美国特工的名字？假如他意识到我外公是谁，会不会报警或者把他赶出会场？更重要的是：我外公是否应该抓住机会，完成曾经被他搁置的计划？他五十九岁，不再像二十九或三十九岁那么强壮，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愤怒，而且自从他出狱那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找过麻烦，所以现在到底要不要出手，是个非常值得谨慎考虑的问题。
“去过几次。”
他告诉韦纳·冯·布劳恩自己的名字，对方似乎并没有想起什么，但他也不记得我外公出现在获奖候选人的名单上。
“你带我去过贝塞尔会堂。”
“我是编外候选人。”外公解释道。
“无论如何，一到星期六，无论我当时在哪儿，都会为你外婆祷告，费城的阿德思耶书伦会堂和圣亚伯拉罕会堂，巴尔的摩的平安之友会堂，匹兹堡的平安之溯会堂，银泉的贝塞尔会堂。”
“航天艺术与工艺作品”展区的墙壁上挂满了与会者拍摄的大幅彩色照片：洛克达因公司的火箭引擎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晨曦中冒着蓝光；一群衣着鲜艳的家伙翘首仰望头顶的什么东西；用慢速快门和长焦镜头拍摄的埃里伯斯火山升起的满月，从标签说明来看，这是冯·布劳恩1966年南极旅行期间亲自拍摄的。还有关于太空行走、月球表面以及飞行器在海上溅落的油画和水彩画，许多作品写实地描绘了飞行器的建造过程如何艰苦，还有对外太空世界的想象。有几幅是伟大的切斯利·波恩斯托尔的作品，我外公视其为英雄。还有三张摆着模型的桌子：有各种比例的火箭、航天飞机、太空舱、月球登月舱和月球车。冯·布劳恩从赞助商展台区域的隔板前走来，经过了一幅巨大的波恩斯托尔画作，以火星表面为视角的地球宛若一个挂在星空中的蓝绿色光点。
“我不应该，”我说，“但是我的确爱他。”
经过摆着模型的桌子时，冯·布劳恩欣赏了一会儿两枚法国火箭的模型——“维罗妮卡”和“半人马”，它们是我外公带来展会的，小卡片上的制作者署着他的名字，于是他接受了冯·布劳恩的赞美。冯·布劳恩来到展示桌前，刚才我外公一直坐在那边，桌布上散落着灰色和白色的塑料块。
“对不起，”外公说，“他是你的父亲，你应该爱他。”
“这些是什么？”冯·布劳恩问。
“太值得骄傲了。”
他的目光落在完成了四分之三的STS原型机上，外公注意到他扭过脸去，脑袋轻轻晃了晃，似乎这架航天飞机让他有点不自在。冯·布劳恩俯身端详桌上那些塑料块，随手拿起一块长条形的和一块马蹄形的灰色PVC，还有一块马蹄形的弯曲部分更平一些的塑料块，他把这几块东西拼接起来，组成了喷气式发动机的锥形气缸外罩。
“他自己的叔叔都起诉他。”
“你们使用了商业模型套件？”冯·布劳恩又看了一眼模型桌上的两个法国火箭。像我外公的所有作品一样，它们制造得很用心，用精细的木工工具逐个打磨过，材料是轻木和枫木，每个叶片、翼片和整流罩都是特别定制的。“不，你们没有。”
“知道。”
“没错，我们一般不会这样，”外公说，“他们都叫我们的模型‘套件终结者’。”
“我的意思是，你母亲刚刚开始攻读法律学位，却要被他们害得失去信用和房子，我不甘心，就到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一带转悠，看看他俩到底闯了多少祸，然后我试着寻找对他们有利的证据，跟国税局谈判，跟起诉他们的人谈判。山姆·夏邦也起诉过你父亲，你知道吗？”
从纽约前来参会的途中，在默特尔比奇停车加油时，外公正好看到一家模型商店，心血来潮，买了一些制作STS所需的0000号砂纸，在他因为踩到那个壁球从而发现咖啡杯盖的独特之处以前，STS模型一直是他计划在会议上展出的产品。在上一届航天会议结束之后不久，他就开始着手制作这个模型，然而，过去一年中的变故与混乱，让他制作模型的时间和其他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一样，变得少之又少。
“没错，我明白。”
默特尔比奇的模型商店正在搞促销，特价出售塑料模型套件，外公觉得我可能会喜欢——他打算回纽约时顺路到我们在哥伦比亚的房子住几天——就买了好几套：几辆装甲车、一架日式螺旋桨飞机、一架法国“幻影”战机、贝尔直升机、AMC肌肉车和《麦克黑尔的海军》中的PT-73船模，他还买了几管模型胶水。
“我是在用这个故事比喻我弟弟和你父亲制造的混乱。”
来到展会上，他首先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些模型的各种部件从底板上拆下来：轮轴、支柱、旋翼、转塔枪、操纵杆、座椅……然后用特制的小刀拆下组成装甲车外壳的部件，用胶水粘接成一个类似杯托的结构，比那个塑料杯盖宽大约半英寸，然后把杯盖粘在“杯托”上。
“啊哈。”
“这是什么？我能问问吗？”
“明白了吗？”他说，“不是只有你才喜欢使用那些奇怪的比喻。”
外公没回答，他也不打算回答。见到韦纳·冯·布劳恩之后，他释然地发现自己不再一心想着杀死他，脑子里也没了报复的念头，但他没有与其交谈的愿望。
我笑了起来。
“舱门？发射台？”
“过了一会儿，你们玩好了回屋里，他走进厨房，又去了起居室、电视厅、楼上、楼下、浴室、车库，最后进了大衣柜！好像在房子里旅游似的，在每个房间里都留下了棕色的小脏脚印。”
外公从对方的语气里听出了——像是灯塔发现了迷航的船只那样，认出了——孤独的梦想家那不可遏止的好奇，但他强忍着不去向冯·布劳恩解释自己对于月球基地的设想，哪怕他有种不顾一切地想要解释的冲动，外公对于智力的追求有种满足性欲般的渴切。然而，他的这种沉默又能带来什么？1945年冯·布劳恩躲过了我外公的制裁，躲过了正义的制裁。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避免了降临在他众多同事与上级身上的牢狱生活和残酷命运，而且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赞誉。冯·布劳恩真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纳粹王八蛋。
“好像有点印象。”
“卫星！”冯·布劳恩再次猜测，“还是太阳能电池？”
“你们两个在外面玩，我猜他一定是不小心踩了狗屎，却还不知道。”
然而，最终冯·布劳恩还是以最经典的纳粹风格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研究生涯，无异于自杀，他是自己的梦想和成功的牺牲品。月球被抛弃了；阿波罗计划终结了。虽然多亏了冯·布劳恩不懈的痴迷，人类用五年的时间完成了登月之旅，但登月在公众眼中已经从不可能的任务变成寻常的短途旅行，从国家使命变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即使在NASA内部，冯·布劳恩本人也和“土星五号”项目一起逐渐被边缘化，最终被逐出大门。在他和维利·莱合著的书里以及《迪士尼奇妙世界》《科里尔》杂志和《生活》周刊中，曾经提到的那些宏大的航天计划，同所有波恩斯托尔那些描绘着地出、火星探测器与近地轨道上的农场的震撼人心的画作一起，也被扫进了历史的文件堆。没有人再去兴致勃勃地谈论拉格朗日点、月球上的氦同位素矿藏或者人类火星定居点的话题，世界已经进入航天飞机和飞行卡车司机的时代，“土星五号”和冯·布劳恩成了恐龙一样过时的存在，想到这里，我外公对他产生了同情。
“记得，妈妈当时在读法学院。”
“核反应堆。”我外公说。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也许你不记得了，有个夏天你和你弟弟同我们住在一起。”
“你说真的？”
这是我小时候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
“只是上半部分，其余的埋在下面。”
“我偷听来的。”
“埋在哪里？”
“没错。还有特拉华。你怎么知道的？”
“月球表面。”
“特拉华。”
“这是月球基地？”
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在外公的要求下，我帮助他来到院子里，他喜欢躺在租来的病床上透过客卧的窗户看院子。茼麻正值花期，挂满了星星点点的红灯笼；喂鸟器那里显然有不少小动物造访过，鸟食撒了一地。“有四个州起诉了他们，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
“我刚开始做。”
“整整一年里的每个星期六。”外公告诉我，“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去。我到处跑。收拾你爸爸和雷到处惹是生非留下的烂摊子。”
冯·布劳恩压低身子，做了个鬼脸，直到视线与桌子平行。“比例是多少？”他问，似乎忘记了两分钟前我外公刚刚看到他往榕树盆栽里撒尿，虽然他所熟稔的那门技艺已经过时，但他毕竟还是一位大师。
他把她给的香蕉吃完，朝汽车走去，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她的名字，虽然多年后给我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已经再次忘记了它。[3]
“不确定，大约1：66吧。”
那天下午，他从墨尔本的祷告仪式上回来，瞥见她走进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宴会厅，参加颁奖午餐会，和一群仰慕者（包括另外四位女性与会者）一起围着一位气宇轩昂、白发苍苍的男士，为他的获奖而欢呼。这是外公最后一次见到她，但后来她却成了影响外公之后生命历程的关键人物。
“这么说不算大。”
她捏了捏他右胳膊肘的上方，看到她眼中的同情，他有点不高兴，她啄了一下他的脸。“把香蕉吃了。”她说。
“四十千瓦应该够了。”
“没有了。”[2]
外公挑出那些比较小的矩形部件，比如镜子、电池盖和枪口盖什么的，他可以用它们增强模型的细节和逼真度，特朗姆布尔就用这种办法制作了电影里使用的模型。这些小零件五颜六色，但没有一种与咖啡杯盖同色，不过可以把它们全部喷涂成浅灰色，赋予其金属般的质感。
“现在还有人说阿拉姆语吗？”
“朗肯循环？”冯·布劳恩说，“模仿SNAP-10空间核反应堆？”
看来，昨晚他不仅告诉了她上午的计划，还和她详细讨论了关于死亡和哀悼的犹太习俗。“没错。”他说。
遗憾的是，他猜错了，我外公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他解释为什么斯特林引擎比冯·布劳恩和NASA十年前推出的SNAP涡轮引擎更简单、更有效率。这一次，他下定决心沉默不语；这一次，冯·布劳恩似乎领会了他的意思。抑或是蹲累了，他扶住桌沿，站直身体，踱回模型桌边，手指轻轻摩挲着“维罗妮卡”火箭光滑的奶油色表面。
“拿着，”她举起咖啡，轻轻地盖好盖子递给他，一滴咖啡溅到了她的拇指上，她“喔”地叫了一声，舔了舔手指头，把杯子给他，“阿拉姆语，对吧？”
“她真的很漂亮。”他说，像是期待我外公表示同意或者提出异议，但我外公无动于衷，竭力制止自己说出早就料到精雕细琢的“维罗妮卡”会吸引冯·布劳恩的注意的原因，这架火箭是由一批被法国收编的佩内明德科学家主导设计的。“不过，”冯·布劳恩继续道，“法国人上太空，”他笑了，“你得承认，这简直可以写成喜剧。”
他不记得自己告诉过她，自己要开车去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到犹太会堂为我外婆念诵珈底什祷文[1]，没法参加当天上午的“航天飞机项目进展报告会”了。他在黄页上找到了墨尔本的贝丝伊萨克犹太会堂的地址。
“是吗？”外公忍不住问，“那你对犹太人登月有什么看法？”
“你最好现在出发，”她看着她的手表说，那是一块男式的“航天员”电子表，这位女士是个铁杆航天迷，“到墨尔本去需要整整半个小时，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请再说一遍？”
这不是个问句，反而更像唐突的责备。昨晚他喝的酒是二战欧洲胜利日以来的这些年里最多的，他似乎不小心把自己的许多事情告诉了她，第二天却全无印象。他迅速回忆了一下，也许前一晚发生的某些事永远都无法找到答案。他希望自己没有在性方面让这个女人失望，而且不曾趴在她的肩膀上痛哭流涕，然而恐怕这两样他都已经做到了。
“我是以色列的顾问，”外公信口开河，“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研发新一代的月球轨道器和着陆器，‘耶利哥二号’计划，为了在月球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有一阵子没喝酒了吧。”
冯·布劳恩脸上闪出惊讶的表情，但立刻恢复了镇定，或许是因为见多了的缘故，这家伙很清楚什么叫作胡说八道。“很好，”他说，“那里很适合他们。”
他剥开香蕉，吃了一半，几乎立刻感觉好了一点。“噢，”他觉得自己真是个白痴，“我只是没醒酒。”
不过，神奇的咖啡杯盖的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工程师来找我外公，他的注意力完全被“维罗妮卡”和“半人马”这两件精美的艺术品吸引过去，正如冯·布劳恩博士告诉他的那样，精美绝伦。他问我外公是否有兴趣为NASA制作用于研发、科普与教育展示的模型，而且报酬绝对丰厚。
“我知道你可能不愿意，但如果你吃下这根香蕉，感觉会好一些。”她拿纸巾擦了擦他黏糊糊的眉毛，“补充钾和电解质。”
我外公说他会考虑，接着他改变主意，决定立刻同意年轻工程师的提议。无须进一步考虑，他说，就算不为NASA制作模型，他也会想着制作别的东西。年轻人问他原本打算制作什么。“月球上的犹太人？”他说。
她把香蕉递给他，从真丝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块纸巾，上衣的颜色与她的指甲油类似，这天早晨，她一定悄悄地溜出他的房间回去换了衣服。七点钟时，外公的闹钟响了，他伸手摸到留有一丝余温的床单，才发现她已经走了，外婆去世以来，他每天早晨摸到的都是冰冷的床单。残留在房间里的“比翼双飞”香水味甚至让他感到更加空虚，虽然已经承受了十一个月丧妻之痛，但他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
“噢，是的，我听说了，”工程师说，“我觉得那个纳粹王八蛋绝对被吓坏了。”
“你没事吧，先生？”她给他拿来一只塑料咖啡杯盖和一根香蕉，迅速扫了一眼他的脸，他的发际线周围出了一层汗，打着昨天打过的领带，“你看上去脸色不好，拿着。”
外公笑起来。
她在前台追上了他，前台上放着一大摞去年的会议记录，当时的演讲嘉宾是吉恩·罗登伯里。他俩的约会始于星期五晚上的鸡尾酒招待会，在可可比奇市中心太空风格的玻璃大厦顶楼的“拉蒙的彩虹屋”里举行，他们发现彼此都喜欢《星际迷航》，从而互生好感。作为MRX公司的合伙人和产品开发总监，外公已经连续十年参加这个会议，但跳过了九场鸡尾酒招待会，昨晚是他唯一参加的一场。他无法完全否认，即便处于哀悼期间，他也可能在下意识地寻找女伴。可云集了专业人士的火箭与太空旅行会议实在不是寻找伴侣的好场合，哪怕是在“拉蒙的彩虹屋”。
“犹太人得一分。”年轻人说。
外公昨晚曾经和她春宵一度，这是外婆去世后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1944年以来和他上床的不是外婆的第一个女人，但他还是不太记得她的名字。女人又拍了拍身旁的空位，就像在引诱一只倔强的小猫。外公觉得脸颊和后脖颈有点发烧，好像要生病的样子，他摇摇脑袋，尽量露出歉意而不是恶心反胃的表情。他转过身去，把注意力放在手中的热咖啡上，努力抑制住想要呕吐的感觉。他一手捂着胃部，一手端着满溢的咖啡杯慢慢走在铺着地毯的走廊里，经过“黑豹厅”和“海牛厅”，一路来到酒店的前厅。
我外公为此大笑了很久。缓过劲来之后，他感谢了年轻的工程师，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接下来的十四年里，外公为NASA制作了至少三十五个不同类型、功能和比例的模型，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世界各地的不少私人收藏家也来找他制作模型。他毫不怀疑，是韦纳·冯·布劳恩间接为他带来了这份工作，帮助他摆脱了创业失败和失去我外婆的阴影。
听到他的笑声，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的一个女人转过身，朝他笑了笑，拍拍她旁边的空座位，抬抬眉毛，她看样子五十来岁，但手很年轻，涂着天竺葵粉色的指甲油。她是迪士尼公司的财务副总监，本届航空航天会议的记录秘书，住在奥兰多，女儿就读于杜克大学，前夫在越战时为美国海军开过运输机，她喷莲娜丽姿的“比翼双飞”香水，穿连裤袜，我外婆就穿了一辈子连裤袜（配上腰带和吊袜带），一直穿到1974年1月12日她（大约）五十二岁去世的那一天。托尼·贝内特是这个女人的高中同学，她还是业余摄影师，拥有一辆最新款美洲豹“水星”跑车，颜色像甜炼乳。
[1]Kaddish，亦译作“卡迪什”，字面含义为“圣洁”，犹太教哀悼者所诵读的祷文，从葬礼开始起算，哀悼者必须连续诵读11个月的珈底什祷文。以阿拉米语背诵，而不是希伯来语。亦是祝祷上帝的赞美词。——译注
这一次，外公站在门口笑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样的“英雄主义”（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始终是训练不到位的产物，如果一个人受过良好训练，那么“冒险”就该是他希望避免的东西。
[2]叙利亚语是阿拉姆语的方言之一，是叙利亚基督教仪轨的圣言；阿拉姆语的另一种方言是亚述语，至今仍然是分散居住在西亚地区的二十万人的母语。
“太空旅行在1975年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和兴奋的冒险，”年轻工程师说，“但不要担心，因为在NASA，我们正在尽可能改变这一切。”
[3]她叫桑德拉·格莱德伏尔特，参见卡纳维拉尔技术协会理事会《1975年第十二届太空会议项目规划》（1975）。
外公也笑了，他正准备端着自助餐桌上的咖啡往外走，每周一次的悼念要迟到了。
[4]“有史以来最搞笑的犹太人，”我外公这样评价道，这是他与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算他只是坐在椅子里，你也会大笑。”
开幕那天是个星期六，第一次小组讨论在亚特兰蒂斯海滩酒店的白鹭厅举行，主办方还准备了茶点。一位正在参与研发新的航天飞机的工程师否认了自己曾经将NASA的航天员团队称为“一群驾驶飞行卡车的司机”，他有弗拉特布什口音，领带和衣服翻领简直像轮胎侧壁那么宽，戴着老奶奶样式的眼镜，浅黄色的头发凌乱不羁。航天员是英雄，他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空间运输系统（STS）运行起来之后，航天员的英雄身份会逐渐淡化，真正成为“驾驶飞行卡车的司机”，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
[5]该奖项由一家名为“土星航空公司”的特许航空公司承保，该公司于1976年停止运营。在这之后，土星奖章最后一次颁发，授予了作家阿瑟·克拉克。
外婆的悼念期即将结束时，外公出席了在佛罗里达可可比奇举行的第十二届航天会议。
[6]假如美国没有拐走他的话，苏联巴不得拐走此人，为其研发火箭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