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勒死我了！”我说。
她摇摇头，向我展开双臂，我十分不情愿地朝她那边靠过去，她把我拉到怀里。我外婆的拥抱通常相当用力，不管被拥抱者的死活，像一股暗流或一堵混凝土墙将你包围，她身上的香奈儿香水味也十分浓烈，熏得人发腻。
“噢！”她松开胳膊，“对不起！”
我抬起头来，手指的刺痛让我有种受到谴责的感觉。她的脸颊被眼泪打湿了，我不记得以前见过外婆哭，不知怎么，这让我恼火。“你偏头疼犯了吗？”
她在微笑，她的微笑和脸上的红晕让我觉得自己仿佛做了不可原谅的错事，她把一只手伸到了脖子后面。
“不，”她说，“算了。”
“可能我真的有点偏头疼，小老鼠，”她说，“我得去躺一会儿。外公下班后会到医院看你妈妈，然后回家，那时我再起来给大家做晚饭，好吗？”
突然，她的手盖住了我的手，她的结婚戒指敲到了我的指关节，我疼得叫了出来。
她走开后，我坐在厨房的桌边，深感内疚，因为在她难过的时候，我曾经无数次挣脱她的拥抱。她刚刚一定哭过，现在我才体会到她的悲伤，因为她是在为当下发生或已经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情而悲伤。假如我能在她的怀抱里多坚持一会儿，也许就能发现她为什么难过。
我把算命纸牌拿给外婆，坐在她对面，看着她郑重地洗牌切牌，仿佛那是些稀有的宝物。我们的眼神交汇，她点点头，把纸牌从左手倒到右手，牌堆像橡皮筋那样伸长拉开，然后再次合拢，她用拇指弹洗牌面，把它扣到我面前的桌子上，我切了一次牌，又切了一次，摸起最上面的那张。
我决定给她弄点茶，找一块湿布给她敷额头，我会坐在她的床边，等她感觉好一点，也许最终会向我吐露秘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慢吞吞地找到那只装算命纸牌的巧克力罐，以更慢的速度返回厨房。我意识到至少现在外婆不会抛弃我了——这也是我求她讲故事的首要原因。当她模仿各种人物的声音时，我会觉得“风滚草”比尔还在陪伴着我。听故事也会推迟我上床睡觉的时间，她的故事情节也会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去想衣柜上的手偶，它们的低语和暗讽全部淹没在外婆故事角色的对话中。
等待水开时，我翻开牌堆最上面的那张牌，牌面是“女士”，她穿着长裙和狩猎外套，站在花园里的石凳旁。我又掀开第二张，牌面是“棺材”，棺材摆在一块俗气的花床里，盖子上镶嵌着华丽的黄铜十字架。
“去吧。去拿纸牌。”
外婆曾告诉我，算命牌里的“棺材”并不一定代表死亡或将死，也许代表某件事即将结束，或者新的开始。以前她给我讲故事时，曾经两次提到过“棺材”，第一次在某个故事结尾，“棺材”化为摩西的祖母划着的小船，她沿尼罗河追逐顺流而下的摩西，因为她无法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第二次，“棺材”成了铁箱子，有人把一个名叫帕里·博蒂尼的倒霉逃脱大师骗了进去，封上箱盖，扔进了哈得孙河。
“好。”
然而这次，我讨厌看到那张卡片的出现。
“好吗？”
我拉开椅子，从桌旁站起来，盯着牌堆，知道自己不得不掀开第三张牌，必须这样，一个粗哑的声音在我脑袋里低声说，因为第一张是“女士”，第二张是“棺材”，假如不翻开第三张，我母亲就死定了。[2]
“嗯。”
我不知道自己为了鼓起勇气掀开第三张牌而在那里站了多久，直到水壶响起了吱吱声，我听到墙上挂钟里的电流哼鸣着无休无止的音符——外公告诉我那是——A#；水龙头漏下水滴，水滴敲击着苹果挞烤盘。我觉得，假如母亲真的死了，第三张牌应该是“花束”，因为我知道举行葬礼需要许多花，而且脑子里的声音（挂钟、水壶和水龙头都无法将其淹没）告诉我，假如我不快些掀开第三张牌，我就会杀死我母亲。就这样，我在矛盾中犹豫了半天，好像一只在灯柱间徘徊的蜜蜂，终于，我朝牌堆伸出了手。
“小老鼠，”外婆说，“别哭。”她来到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头顶，把我的脸歪向她，手滑下来抚摸我的脸颊。“我知道你很担心，但不要担心。好吗？”
大门口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我外公叹了一口气。“谁过来把门链摘下来？”
我点点头，其实我根本不想听，只是比起担心我母亲的手术和壁橱上的手偶，还不如听个可怕的故事。外婆看起来很疑惑，我希望她冷静下来，但她只是看着我，仍旧把雪茄烟罐贴在脖颈上，我想告诉她我不听了，可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也没法咽回去。
我走到门口，外公的气味把我包围：雨衣味、烟味和打字机的灰尘味与金属味。我从未在见到某个人的时候感觉如此释然，他看上去也不像是刚死了女儿，而且她的脚现在很可能也是好好的。我想拥抱他，但不知道他会如何回应，因为他刚刚进门，不是他从不拥抱我，而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他把雨衣、公文包和一叠晚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问我一天过得如何。MRX公司成立之后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一直不错，但今晚他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我告诉他外婆头疼，而且她刚才还哭了，但我不确定是为什么，我打算给她煮茶喝。
“你想听故事。”外婆说。
“很好，”他说，“你是个好孩子，不是吗？”
“我想听个故事。”我说。外婆吃了一惊，我也很吃惊，因为她用算命纸牌讲故事可不像她和我做点心、看电影或者玩皮克牌的时候那么轻松愉快，她会像发高烧那样陷入故事里无法自控。
“是的。”
我的声音很小，而且竟然在抖，这让我很吃惊，我并不害怕外婆，从没怕过她——除了她很想吓唬我的时候。我感到被她抛弃了，我的助手“风滚草”背叛了我，天彻底黑下来，我不情愿地想起了那些手偶，我不想害怕它们，可很快就是上床睡觉的时间，我仿佛看到它们睁着无神的眼睛，躲在黑暗中等我，似乎在轻声耳语，告诉我我母亲死了。那天早晨她放我出去玩之前还要给我系鞋带，尽管她知道我会自己系鞋带，当时我拒绝了她，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个坏兆头，她可能知道自己要死了，很想给儿子最后系一次鞋带，我却拒绝了她！
他松开领带，解开衣领，我跟着他回到厨房。“晚餐吃什么？这是什么？”
“外婆？”我说。
水槽里有两只没洗的盘子、两把叉子和一只馅饼盘子，但他指的是那堆纸牌，我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它们使他不安。我决定不回答他的任何一个问题，我害怕他可能会把纸牌丢掉，在他伸手去拿之前，我迅速掀起最上面那张牌。
外婆没回答，但她似乎在考虑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按着头顶的某个部位揉来揉去，一言不发地从桌旁站起来，好像打算做点什么。我也曾经见过这样的情况，只见她站在厨房中央，皱着眉头，仿佛立刻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站起来，她依次拉开每一个抽屉，找出一罐温特曼斯小雪茄，双手紧握着锡罐，发出感激的声音，但是似乎再次忘记了自己的意图。她把温特曼斯的罐子贴在后脖颈上。
牌面是“孩子”。
“我们现在干什么，比尔？”我试探着问。
这个孩子指的是我吗？一定是我，“棺材”是我的棺材，“女士”是我母亲，因为听到我死亡的消息而悲伤。不知道我会以怎样的方式死去，我难过极了，也许我的死也和那群邪恶的法国手偶脱不了干系，我似乎看到它们像蠕虫一样在客卧的地毯上扭动，爬到床边，在黑暗中爬过我的身体，像摸索过来的手。
新泽西的蓝天逐渐变深，白昼让位于夜幕，外公却还没有下班。我们两人等了一阵，不见他回来吃晚餐，只好吃光了整个苹果挞。随着天色变黑和苹果挞的下肚，外婆越来越脱离“风滚草”的角色，声音低沉了许多，眼神也悲伤起来，新的情绪像斗篷一样罩住了她，我此前曾经见过她陷入这样的状态。
“嘿。”外公说，语气温柔。他蹲下来，把我的脸转向他，“迈克，看着我。你妈妈很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吧，她失去了那个孩子，但它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孩子，根本还没有成形。”
夏延小子和“风滚草”比尔来到亚历山大百货商店买了T恤、内裤、一条短裤和一辆火柴盒玩具车（达克塔里人开的那种路虎车，车顶上配有棕色的塑料行李架），然后两人回家去，烤了苹果挞。和往常一样，外婆心情好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那个下午，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担心母亲。[1]
我这才知道，原来我母亲怀孕了，现在又流产了，虽然我不知道失去了胎儿意味着什么，显然有人忘记了提醒我外公不能把这事告诉我。
外婆让我扮演《夏延小子》里的主角，她扮演我的助手“风滚草”比尔，比尔见多识广，知道牛仔是怎么说话、做事和生活的。外婆扮演的牛仔说话的口音像《小淘气》里的巴奇威特，走路像水手吹长笛时的漫步，她坚信“牧牛工”等同于“牛仔”。我们就这样一路扮着牛仔，乘坐公共汽车从公寓大楼来到福德姆路和大广场，外婆不时挥舞着想象出来的斗牛士长矛（她叫它“鱼叉”），假装做出赶牛的动作。
“你没事吧？”他说。
她进了卧室，出来时身上穿着一件皮尔卡丹的小羊毛“牛仔外套”和一双菲拉格慕的“牛仔靴”，高靴跟上镶着银扣。她告诉我应该把旅行箱放进衣橱，但我最终把它留在了壁橱门外，因为那个壁橱顶上的帽盒里有强盗手偶和他的同伙。
他需要我回答没事，这样我们就不用谈论死去的孩子，让这事过去，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当然对这个话题有着许多的疑问，但我不想问，因为我生气了，我本该有个弟弟或者妹妹的，竟然没人告诉我，现在那个小家伙死了，他们仍然不打算让我知道。
“这叫灵感，”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灵感”这个词，“我得到了灵感的启发。”
外公坐在桌前，坐在我外婆习惯坐的椅子上，他拿起纸牌，故意把它们打乱。“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说，“她就用这个浪费你的时间？”
我问她背心怎么办，她说也许现在我就应该穿上它，因为她感到，我们今天应该装扮成牛仔，我的背心比较符合气氛。
“我们在玩皮克牌。”
外婆迅速检查了一遍箱子里的东西，如我所料地感叹道：“哎呀呀”，我很喜欢听她说这句话。她把所有东西都放进了柜子，除了那件仿马皮背心，她说要带我去亚历山大百货商店买万圣节的衣服，还有火柴盒玩具车，把那破旧的钞票花掉。
“我数过，有三十六张牌，”他说，“什么样的皮克牌要用三十六张来玩？”
“没有，小老鼠，”外婆说，“你很快就会看到她的。现在让我们把你的东西放好。”
我觉得我应该努力保护我的外婆。“牛仔皮克牌。”我冒险道，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很合理。
“妈妈死了吗？”
他非常仔细地看着我，我也仔细地看着他。他点了点头。“我来煎点萨拉米香肠怎么样？”他说。
我父亲在客厅喊着对我说再见，过了一会儿，外婆走进客房察看我的行李拆包情况，因为一直忙着偷听，我根本没去打开箱子，而且我父亲的打包手法令人困惑，他把睡衣上衣错当成了套头衫，把泳裤当成了普通短裤，还打包了两块手帕，手帕！他在箱子里放了一件仿马皮牛仔背心作为我的万圣节服装，还有三条内裤、四双袜子，其中一双不配对，有一只是我母亲的。
外公在翻炒鸡蛋和切碎一根肥美的三英寸长“希伯来全民”牌萨拉米香肠的时候，我端了一杯茶给外婆送去。她坐在床边，对着空气轻声自言自语，听起来很恼怒，通常她只会用这种讽刺的语气对我父亲说话。我不记得我是不是真的听到她对他说了什么。事后想来，也许是对戏剧冲突的偏好，以及一些模糊却又真切的记忆，让我感觉她说了类似这样的话：“你现在没有离开他们的自由。”[3]看到我进去，她用力摇了摇头，挥手让我把茶端走，用口型示意我“走”。我转身走回厨房，茶杯在茶碟上叮当作响，好似电话铃声。
我一走进客房，外婆和我父亲就在客厅低声说话，我把行李箱放在床上，站在门口试图偷听。我怀疑我母亲已经死了，因为腿部手术失败什么的，或者所谓的手术根本是编来骗我的，然而他们说话声音太小，加上外婆有口音，大人的谈话又隐晦，我一点都听不明白。我盯着手里那张破旧的五美元钞票，钞票上的亚伯拉罕·林肯在比我大不了多少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似乎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悲伤的痕迹。
我回到厨房，坐在桌边，外公打开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主播一如既往地用晦涩语言播报着数据和灾祸。他不耐烦地摆弄着平底锅，翻动抽屉，开关柜门，播出涉及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时，他会仔细听听，广告来了之后，他比往常的反应还要激烈，更加用力地摔打手里的家什。我觉得他可能和外婆一样因为我母亲流产和我父亲与之显而易见的关系而生气，但我对此并不确定，他也有可能是为了算命纸牌发火，我决定转移他的注意力。
父亲轻轻挠了挠我的后脑勺，推着我往卧室走，我察觉到他们打算等我不在场时再谈论我的母亲，所以我尽量磨蹭。客厅窗外的帕利塞兹断崖就像一面波浪形的石头旗，映衬着河流、树木和天空，柚木托架上的德加芭蕾舞女轻蔑地凝视着书架上的轻木“先锋”火箭模型。
有时候打完牌，外公会用纸牌造塔，但他总叫它“纸牌屋”，有两种建造方法，一种好的，一种坏的。大多数人都会采用坏方法——人类行为的特征可见一斑，我从外公那里学到的就是这一种：把两张牌搭成一个人字形，使其互相支撑，有点像单坡屋顶，然后把许多个这样的人字形组合在一起，拼成一个大三角，然而这样搭出来的结构并不稳固，就算非常小心，盖上几层之后也会被纸牌自身的重量压垮。
“好脏，”外婆故作同情地看着我父亲给我那张糟糕的五元美钞，“还破了，哎哟！”
好的那种方法需要横向立起四张纸牌，组成风车状的结构，再拼成方形的格子，假如在格子顶部放一张牌，就形成了坚固的方盒，能够承受许多层纸牌的重量。风车的每个叶片又可以和另外三张牌组成新的方格，因此随着塔楼越来越高，地基可以越建越大，使建筑更为稳固。有些牌我喜欢让它们露在外面，有些我则宁愿把牌面隐藏在内，比如“老鼠”“三叶草”和“镰刀”，就像外婆给我讲的故事那样，有所揭示也有所隐藏。
他拿出皮夹子，给我五张一美元和一张五美元钞票，数额可观。他皱起眉头，抽出第二张五美元，这张沾满污渍，磨损得厉害，还缺了一个角。他是印刷工人的儿子，直到他叔叔某一天在杰克·邓普西酒吧里见到一套六英寸的人体骨骼模型之前，他全家一直靠形形色色的打折券生活，把一分一厘全部积攒在蛋黄酱罐子里。贫穷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屈辱的烙印，也让他养成了奇特的习惯，比如他始终喜欢干净整齐的新钞票，尽管它们从来不会在他的钱包里停留很长时间。
我并不把这看成一种双关，而视其为某种神秘的隐喻：建筑即叙事，叙事如建筑，总有一些需要隐秘的、叙事者无法掌握之处，也许与巴别塔有关。我想问问外公是否如此，但这样一来我就得给他解释外婆是如何使用这些纸牌讲故事的，不过，比起算命，他也许更能接受外婆用它们讲故事。
我父亲把小提箱交给我。“就住几天，”他说，“外婆会带你去买玩具车。”
“不错嘛。”他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我盖的纸牌塔，手里拿着盘子和叉子。
“进来吧。”她招手让我们进去，腕上的手镯叮当作响。“把你们的东西放在卧室的柜子和抽屉里。”
“很简单，”我得意地说，“这些纸牌很适合盖房子，所以外婆把它们给我玩。”
这一次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父亲按响门铃，外婆打开了门。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她却还穿着家居服，那是一件偏瘦的罩衫，长得一直拖到脚踝，图案是狂野的红紫色矩形格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点像十分大胆的中世纪复古风格，但当时我简单地把它当作外婆的日常穿衣风格。
“哦，是这样啊？”他在富美家餐桌上相对摆下两只盘子。
外婆的恶作剧在于，她总是假装是自己的鬼魂在问“是谁？”此时，我会用坚定的语气告诉她“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外婆这时才会出现在门口，称赞我说得很对。尽管我早就知道，那只把门拉开的看不见的手属于藏在门后的外婆，并非外婆的鬼魂，然而，每当她小心翼翼地敞开门，我都会下意识地抓住父亲或母亲的胳膊或者向后一退。父母会笑我或者责备我，但他们不知道吓到我的并非鬼魂，而是躲在门后的外婆。
“没错，小心点，别把它碰倒。”
戏谑之处在于，她这样做看似是假装害怕，然而至少在我父亲看来，她是借此掩饰自己真的害怕。他挡住窥视孔，是因为注意到岳母在拆信前都要把信封对着光，看看里面是否有可疑的东西，开门前更是每次必看窥视孔。之后，锁舌转动，铰链发出嘎嘎声，房门缓缓打开，门后却空无一人。
“总会倒掉的。”
门铃按钮在窥视孔下方的金属框里，我不用踮脚尖就能伸手够到，我们每次都喜欢来个恶作剧：由我来按门铃，父亲像魔术师用手拢住硬币一样用手掌挡住窥视孔，过上一会儿，门那边就会传来外婆的声音：“是谁？”尽管她知道外面肯定是我俩。
“不。”
出了电梯，我让父亲左手拿着小提箱，双手抓紧他的右手，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
一个柜台和两张吧台凳把厨房和餐厅间隔开，他把餐桌上的盘子挪到柜台上。
我说随便问问。电梯门关闭，向上爬升时，我突然有一种期待与恐惧的感觉，我扫了一眼十二楼到十四楼的电梯按钮，又扫回来。最近我在我爷爷那本艾罗尔·弗林所著的《我的邪恶道路》里找到一张纸牌，用两种字体印着希伯来祈祷文，就像这张突然冒出来的纸牌一样，虽然建筑师为了辟邪而删除了建筑的十三楼，但疑神疑鬼的人总觉得还是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隐藏在十二楼和十四楼之间。
“纸牌屋都会倒，”外公回身到炉灶旁拿香肠和煎蛋，“谚语就是这么说的。”
“你为什么要问？”
“‘谚语’是什么？”
“好吧。”
“你应该知道谚语是什么。”
“当然不在，他在工作。”
外公举起煎锅给我看，里面的香肠和鸡蛋是用“煎饼风格”烹饪的，先把蛋液倒入锅中，和香肠连成一片，将底部煎成棕色，然后再整个翻过来煎。
“外公在家吗？”我问。
“一个圆圈是多少度？”他问我。
外祖父母的公寓楼底层有个美容院，店名是意大利式的，主题则是威尼斯风格，招牌是一艘贡多拉小船的模型。贡多拉挂在电梯旁的天花板上，将近两英尺长，钢琴黑色，带着红色和金色的镶边，船头指向通往美容院的走廊。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模型，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更是想象自己划着这艘贡多拉，无忧无虑地在水上游荡，无须担心蒙面强盗那可怕的胡须，或者可能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以及我父亲的愧疚，还有外婆讲的恐怖故事。
“三百六十度。”
他听起来仍然挺失望，我想，但似乎主要是对他自己失望。我父亲不经常跟人道歉，并以此作为人生哲学而非一种能力缺陷，但感到歉疚时，他会先低头看自己的鞋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伤到了我的心，让我受不了，因为我不希望他为任何事道歉，我只好扭头去看大厅里的贡多拉招牌。
“正确。你想要多少度？”
我父亲解开衬衫领子上的纽扣，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头盯着他的弗洛尔斯海姆鞋。“他长大啦。”我父亲说。
“一百二十度。”
“你真是生了个壮劳力啊，医生。”爱尔兰乔治对我父亲说。
他给我切下一块一百二十度那么大的“香肠煎蛋饼”，我们坐在柜台旁开始吃饭，收音机里播送着各种关于事故、犯罪、金钱、爱情、好运、坏运和战争的新闻，我看着自己搭的纸牌屋，思考着谚语所说的它必然倒掉的命运。
虽然没装什么东西，小提箱还是挺沉的，我费力地提着它穿过公寓楼的前厅，门卫被叫作“爱尔兰乔治”，以区别于另外一个门卫“高乔治”。爱尔兰乔治要帮我拿箱子，我拒绝了，我想让父亲看到，尽管心理上害怕那些手偶，我的身体还是有力气提动自己的箱子。
“你为什么不吃？”外公问。
“我只有在晚上害怕它们，”我说，“白天没感觉。”
外婆和我其实刚刚吃过一大块苹果挞，但我没有告诉外公，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守护的秘密。我没有回答。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伤心、很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他，但是我外祖父母家客房的衣柜顶上有一只帽盒，盒子里有十几个手偶（脸色红润的国王、坏脾气的王后、斜眼牧羊人、两只白羊、一只黑羊、眼神鬼祟的渔夫妻子、四个音乐家和一个黑胡子的蒙面强盗，胡子很可怕，是用真人毛发做的），他们在暗中密谋，要趁我在那里睡觉时把我杀了。它们的身子是线缝的，木头脑袋是法国里尔的一位大师级别的工匠雕刻的，外祖父母花了不少钱买下它们，而我却如此害怕，这加剧了我的耻辱和内疚，我打算说点安慰的话，减轻我父亲的失望。
“你爸爸明天就来了，”外公说，有点猜不透我为什么一反常态地不说话，“带你回家，你会看到妈妈，她真的没事。”
“好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终于说。
“好吧。”
收音机里开始播放新曲子，我父亲调小音量，继续开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怎么了？”
“我就是害怕。”
“没怎么。”
“迈克……”
“那就吃吧。”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不许他们建造巴别塔？”我说，“为什么他不让大家互相理解？”
“为什么？”
“你知道我不相信上帝。”
“我知道，”我说，“我只是害怕它们。”
“我知道。”
“噢，得了吧，迈克！”我父亲语带恼怒，高声说道。“那些手偶不会伤害你的，”他说，降低声音，控制自己的语调，“他们是玩具。你懂的。”
“也许那只是个庙塔，你知道什么是庙塔吗？在美索布达米亚，现在那里可能都是废墟。可能这座塔只建了一半，后一半没有建成，人们只好编了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
收音机里那个敲钢琴的人敲得更狠了——演奏的应该是李斯特的华尔兹，抑或是拉赫玛尼诺夫，音量很大，我几乎得喊着说话，我父亲不喜欢我的喊声高过他的音乐，他会生气。有时候，假如我没有及时闭嘴，他会冲我发火，朝我伸出胳膊吓唬我，手上的大力神之戒仿佛随时都能对我发射闪电，击碎我的头骨和眼球。所以我没问他我们是不是要坐轮渡到史坦顿岛。在我们穿过布朗克斯到达里弗代尔时，音乐声变小了，等那段曲子结束，播放起广告时，我才说出我不得不说的话：“我不想睡在外公外婆家。”
“哦。”
我展开包装纸，把泡泡糖塞进嘴里，我刚学会读包装纸上印的漫画人物“火箭炮”乔的故事。我没有问父亲那只小提箱是怎么回事，只是猜想可能我需要陪母亲在医院待一阵，不知道能不能有我自己的小床，或者和她一张床，我想象着父亲做住院医师时的纽约医院病房的样子——这是我真正了解的唯一一家医院。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走的不是去纽约医院的路，大概去的是另一家医院。我当然听说纽约城还有许多医院——蒙特菲奥雷、长老会医院、圣路加什么的，卡塔基斯太太肯定带我母亲去了其中的一家，或者送她去了史坦顿岛的公共卫生服务院，我父亲目前在那里工作。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他打开收音机，像往常一样调到WQXR频道，有人在猛敲钢琴键盘，我父亲调高了音量，我们沿着街道向前开，经过一辆威普卡车，愤怒的钢琴声和卡车上传来的醉醺醺的音乐交织在一起，我的朋友罗兰和他弟弟皮埃尔站在威普卡车的最低一级台阶上，眯眼望向司机，请求他的帮助，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手里依旧握着刚才司机给我的泡泡糖。
我明白：一切都会变成废墟，没有什么能最终完成。这个世界如同巴别塔和我外婆的纸牌，是各种行将倒塌的story[4]组成的，这就是谚语。
“你说得对，”他说，“很好。”
“也许上帝不想要这座塔，”外婆推测道，她站在客厅中间，抱着外公的雨衣、公文包和被他弄皱的报纸，“因为站在它的顶上，人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房子，发现祂是一头肥猪。”
“也许是给脚做手术？”我试探道。
外公笑了，这是他进门后的第一次笑。他承认外婆的推测有些道理，他从自己盘子里拨了些香肠和鸡蛋给她。她摇了摇头，做了个鬼脸，但还是叉了一些香肠放进嘴里，她紧贴着外公站着，屁股靠在他肩膀上。“嗯，”她说，像是看着我，却又像没在看我，“可怜的小家伙。”
他关上车门，我惊讶地注意到我旁边的座位上有只小提箱，象牙白色的皮革，黄铜锁扣，打开时会发出吱吱的声音，它是我父亲小时候用过的箱子，像白色牛津鞋一样有些磨损，他总是叫它“我的旅行袋”，因为我父亲家的人都这么叫旅行箱，我还以为这是意第绪语说法。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让我猜母亲会做什么样的手术，难道他要根据我的回答来决定是否要告诉我答案，我想起我奶奶那已经去世的姐姐多蒂，她曾经去医院做过脚部手术。
外公站起来搂着外婆，他们互相拥抱了很长时间（在我看来），她在他耳边嘟囔了几句我听不清的话，他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我也是。”
“你觉得她可能会做什么样的手术？”他问。
然后她似乎恢复了正常，再一次把手伸向我，我从凳子上滑下来，来到外祖父母身边，右手握着外婆的左手，外公的右手握着我的左手，他把左手伸向外婆，我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小圆圈。
他把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薄荷和皮革的清爽味道从他医生袍的袖口飘进我的鼻孔，手上戴的纪念戒指上的宝石和铭文熠熠生辉，仿佛动画片中的大力神之戒——假如你把它举起来对准天空，说不定能召唤闪电。我看着灿烂的宝石和他指甲根部的半月形，想到我母亲去了医院，有些想哭，但我忍住了，我问父亲她要做什么样的手术。
“他很好，”外公说，“我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
“好吧。”
“他不好，”外婆说，“他很害怕，因为你买的那些手偶！它们太可怕了。他一整天都很紧张，因为他害怕在那里睡觉。”
“不严重，”他说，“只是个小手术。”他蹲在车旁边，为我扣好安全带，虽然我早就知道该如何自己系安全带。“别担心，亲爱的。”
我从来没告诉过外婆我害怕那些手偶。
我父亲不是称职的父亲，也不是合格的商人，连合格的骗子都算不上，但他似乎是个很好的医生，他对病人很细心，我从没见过比他更细心的。听外婆说，假如我父亲真心想要安慰你，他就仿佛变了一个人，讲话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更加温柔，让你非常放松，他会看进你的眼睛里，理解你的所有疑问、明白你的所有担忧，行医的那些年，他得到了病人的一致爱戴。毫无疑问，他的这一套对债主和投资人也很管用，不过也是有限度的。
她皱起眉头，松开我们的手：“噢，不。”她注意到了纸牌屋，然后扫了外公一眼。他们的眼神仿佛锁在一起，似乎在无声地讨论纸牌和我的事情，外婆有点伤心（在我看来）地看着我，然后她走到餐桌旁，像童话里的大坏狼那样吹倒了纸牌屋，塔楼摇晃着塌倒在桌面上。
“是的，但你不必担心，迈克。她会没事的。”
“看吧？”外公说。
“她要做手术吗？”我说。
外婆把纸牌收进包装盒，我不知道后来这副牌去了哪里，反正再也没见过它们。吃完饭，外公走进客房，拿下橱顶那只装手偶的帽盒，坐电梯送到楼下的储藏室里去了。
“她必须去医院，”我父亲说，他打开车锁，又开了后门，让我钻进去，“卡塔基斯太太开车送她去了。”
第二天，我父亲来找我，我们一起去医院接我母亲。我说我知道家里失去了一个小孩，她说，那根本不是真正的小孩。
我父亲上一次（也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在工作日的中午回家是在几个月前，当时我的母亲生病了，呕吐得厉害，太虚弱，不能照顾我，而她今天早上似乎并无异常，早餐也吃得很香，但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得不待在我的朋友罗兰家，她一定病得很重。
第二年，我父亲离开了公共卫生服务处，到“参议员”棒球俱乐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永远离开了纽约，我也很少见到外婆了，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很虚弱，我们再也没一起做饭、玩牌，她裹在毯子里盯着电视，或是看着窗外的天空。然后有一天，我十一岁的时候，她死了，埋在蒙特菲奥雷公墓，那些徘徊在黑暗中的声音，成为她留给我的遗产。
“妈妈得了病毒性肠胃炎吗？”我问。
[1]显然，这是我外婆这出儿童剧的目的所在，但是，其中富有深意。在我幼年时代最为重要的四个大人中，外婆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我这个小孩自在玩耍的人。她能够轻易地、自然而然地进入幻想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故作幼稚或纡尊降贵。不像我的父母和外公，她从来不会要求我在其他人面前表演我学会了什么，从来不会要求我说出五十个州的名称和它们的首府、列出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约翰逊的美国历任总统。当她用法语称呼我“小教授”的时候，这意味着我刚刚进行了一番长篇大论、在给她上课、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或对事实的理解偏差，这个昵称蕴含着一种亲昵的调侃意味。
有一天，当我走下威普车上的小楼梯，我很惊讶地发现我父亲站在那里等我，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穿着白外套，裤子口袋里塞了一副听诊器，橡皮头从袋口探出来，他衬衫的前胸那里有一片红色，看起来像血，但更有可能是他的午餐——番茄汤或者番茄酱。我知道假如我问他那是什么，他会说是血。我最近开始明白，我的父亲很少愿意讲真话，嘴上说的往往和事实完全相反，譬如他说天气好极了，就意味着下雪或者下雨，假如他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遇到这种事”，那么他说的这个人一定是个坏蛋，遇到事情也是他罪有应得。当他向你传达某个事实性质的信息时，你通常可以采信他的叙述，但即使如此，你也必须小心，比如我父亲声称嘎吱麦片里面的“嘎吱梅干”是草莓干，我信以为真，结果被街区里比我大的小孩嘲笑了很久。
[2]如今，我仍然能够听到那个粗哑的声音，我听到的声音不止一个。几乎每当我独自待在静室内，集中注意力做某件事——比如绘画、烹饪、焊接电路、组装玩具的时候，这些声音便从我头脑中的裂缝里冒出来，暗自的呢喃、高声的呼喊、低声的指责，不知从何而起，径直闯入我的思绪之中。然而，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从没听到过这些声音，而是另外一种。
威普车的司机暗色皮肤，一身腱子肉，戴一顶棒球帽，话不多，笑得更少，但看上去并非不友好，他会帮助你爬上通向铁笼里面的三层窄台阶。笼子里有六辆活动小车，每辆小车能坐两个小孩，有的涂成红色，有的涂成黄色，让我联想到郁金香或者托着小孩的手掌。小车在椭圆形轨道上，摇摇晃晃地开动，在直道上缓缓行驶，快到弯道的时候突然加速，把你甩到小车的边上或者旁边的人身上，小车慢下来的时候你能喘口气，然后再被甩出去。兜风结束，司机会从架子上拿下一块火箭炮泡泡糖塞进你手里，小声嘟囔几句祝福你的话。
[3]几天后，父亲告诉我，由于太多人生病了，他不得不住在医院里加班，他说他们医院有一间专门的卧室给忙碌的医生住。一星期后，他搬出去了。这是三次分居中的第一次，最终，我父母于1975年离婚。在我父亲第一次回归的九个月之后——也就是在我母亲流产的一年之后——我弟弟出生了。
我小的时候和家人住在法拉盛，常有“威普”开到我们的街区里来，喇叭里一路播放着嘹亮的音乐。“威普”是一种卡车，车斗上拖着狂欢节巡游时使用的铁丝笼，涂成红黄两色，像个马戏团的帐篷，车上还会播放轻快又有点闹哄哄的音乐，后来我觉得那可能是塔特兰舞曲，这种车在我看来像拖拉机，但可能还没有搬家卡车大。如果你在街上玩，威普车开过来的时候，你可以不慌不忙地招招手，花二十五美分上车兜个风；假如你在屋里听到威普车开过来时播放着醉酒般的音乐，那就要赶紧把二十五美分攥在手中，快点跑出去追上它。
[4]“story”含有“故事”与“楼层”的双重意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