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用它来记录我与患者的会话。”他指着柜子里有我外婆名字的盒子。“这些是我和你妻子的会话记录，当然，我不能给你看，也没有权力描述或者转述里面的内容，甚至都不能和你讨论它们。”
“磁带录音机，看着像沃伦萨克牌的。”
他关上柜门，坐下来，无意识地揉着脸。“起初，她不愿意和我多说，她很警觉，但不是针对我和我的问题，而是不愿谈论她的痛苦。但我们开始普雷马林激素治疗之后……它对她的症状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改变了她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效果十分惊人，我甚至开始怀疑此前认为她患有‘创伤引起的精神分裂症’是误诊，真正原因是你妻子患有严重的荷尔蒙失调症，是卵巢的雌二醇分泌不足导致的。”
梅德维德不自在地沉吟半晌，什么都没说，他抓住椅子扶手站起来，走到角落里的大钢柜前。里面的架子上是成排的薄纸板盒，像书脊朝外的藏书一样竖向排列，大约有六七十个，每个盒子上都贴着白纸标签，写有病人姓名和日期，每个病人至少对应三个盒子，有七个盒子写着我外婆的名字。梅德维德指着文件柜旁边打字桌上的一台灰色的矮胖机器，问：“知道这是什么吗？”
“也有可能就是精神分裂。”
“我们在说什么呢？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吗？怎么能怪她？”外公刚要继续咄咄逼人地追问——难道无皮马真的存在吗？这时他看到了梅德维德脸上的表情变了，于是打算换个问法：这一切都是她故意编出来的吗？
“可以这么说，无论如何，雌二醇也可能发挥了一些关键作用，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只要她脑子里的声音消失……只要她放下戒备……她就开始说话，比如在治疗期间，她变得前所未有地健谈。她说的我都认真听了，不仅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而且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实在是……”梅德维德左手托着下巴，手肘搁在桌子上，顺着办公室的窗户望向东边的黑色天空。“老实说，反正我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他说。
“好吧，假如——假如你不知道她无法自控，对她的情况不是那么清楚呢？假如你就是觉得应该怪她怎么办？你认为这样你的愤怒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吗？至少是发泄到她的身上，而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
“她对我说过，”外公说，“我知道。”
“对，不是毫无逻辑可言。”
“她说什么了？她都和你说了吗？”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我没法知道她说的是不是全部。”
“这不是不可能。”
“没错。可我想问问你，与她谈及她的家人、她在战争期间的经历、你女儿出生时的情况的时候，或者干脆这么说，你和她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的外在表现、情绪和思维模式……你觉得这一切的前因后果能否说得通？是不是前后一致？还有，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所以你就迁怒到别人身上。”
从很久以前那个星期天下午的平安之友犹太会堂开始，外公一点一点地回忆，我外婆似乎会时不时地忘记或者不理会自己对接触动物毛皮的极度厌恶。就像在黑暗中爬了很长时间楼梯，爬上去之后却突然掉进一个黑洞一样，他发现，对于梅德维德医生的这几个问题，他都只能给出否定的回答。
“其实我并非生她的气，我不怪她，现在也不。我知道她控制不了，我知道她没法阻止自己。”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梅德维德轻声说，“还有烧树事件和你的反应，她可能是想通过这件事告诉你什么，让你借此更了解她——她对自己的身份和故事的看法，这件事让你对她此前告诉你的一切产生怀疑了没有？”
“啊。”
“看来我不应该让她告诉我。”外公说。
“气疯了，这之前我甚至没见过我老板。”
“是吗。”梅德维德医生吃惊地说，也许还有点失望。
“所以，第二天你才会袭击别人，你到底是有多生气才会把火撒向你老板——”
“我只希望她能好起来。”
“反正我是紧张极了。”
“但正如我所建议的，我希望我说得足够清楚——当然，我们会继续对她进行激素治疗，但我们这里没有这种治疗的先例。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情况，也不知道效果是否会持久[3]，如果她没有真的好起来……”
“然后那天晚上它又回来了，兴风作浪，一定很可怕。”
“无论有多糟，医生，总之我什么样的状况都见过了，我很清楚，她是因为那个丑陋的东西憎恨自己——”
“是。可回想起来，我发现……我意识到……它一直都在，我们只不过是在想方设法忽略它而已。”
“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这不是她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的问题，而是她的某种激素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产生的作用——”
“她的大部分症状都已经消失了，幻觉消退了。”
“医生，我是个工程师，电气工程师，这是我的专业，工程师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所谓的故障分析，无论你的工作是设计、测试还是制造……总有出故障的时候，机器会停转、爆炸、崩溃、烧毁，它们也要对抗压力和疲劳，我的职责是找出故障的原因，进行修理。我过去就是这样看待我妻子的问题的，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想知道哪里出了故障，自认为我能‘修好’她，可我现在不这么看了，你知道吧，不再把她当成零件损坏的机器，我开始试着接受她，我……”他想说“我爱她”，但即使说了也于事无补。“她是残缺的，我也是，”他说，“每个人都有残缺，只要她不再痛苦，怎么样我都能接受。”
“差不多两年了。”
梅德维德医生眨眨眼，似乎想要反驳他。“我——好吧，”他说，“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
“因为她烧了那棵树，过了一年多——”
“也不一定。”外公说。
“那是她烧了树的第二天。你知道，我很激动。”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然后门开了，我外婆站在门外，头发卷曲，疲惫的蓝眼睛看着我外公，一如多年前那个蓝色的蒙特卡洛之夜。她的脸还是那么美丽和哀伤，只是经年，多了一层对多愁善感习以为常的不屑和疲惫。她果然穿着海军蓝色的连衣裙——来格雷斯通时穿的那件，裙子的宽腰带很合身，恰好勾勒出她胸部和臀部的轮廓，她似乎长胖了一点，这证明治疗是有利的。
“啊。”
“你好，亲爱的。”外公说。他站起来搂住她，亲吻她，本来只是个打招呼的吻，但过了一会儿才分开，最后外婆轻轻咬了几下他的下嘴唇。假如这个顶着医学文凭、拿着溴塞耳泽泡腾片、只会重复事实的该死的医生没在场，我外公可能会立刻把外婆压倒在办公桌上。在外公确认外婆与他的联动似乎运行良好之后，他们分开了。外婆看着梅德维德医生，期待中夹杂着害怕地问：“这样没关系吗？”
“我被炒了。”
外公瞥了一眼医生，梅德维德医生已经站了起来，他来回扫视着我的外祖父母，对目前的状况、对我外公选择放弃修好的电路，给出了他的最终判断结论。“假如你觉得没关系，”他说，“那就没关系。”
“哈，”医生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979年，与我外公一样同是鳏夫的利奥·梅德维德医生死于心衰，他那些装在纸板盒里的诊疗会话记录——依旧密封——传到了他的成年子女手中。梅德维德的孩子们想找个地方保管父亲的文件和磁带，比如新泽西州精神病学协会、杜兰大学、纽约大学、费尔劳恩的犹太会堂图书馆，但纸盒的数量实在太多：“至少有两百五十个”，医生的大女儿洛兰·梅德维德——恩格尔表示，她是退休教师和全息呼吸法培训师，住在新泽西州曼托洛金。
“没什么，”我外公说，“就我所知。”
2013年初，我联系到了洛兰，我一直想根据我外婆和她的病写一本小说，希望能在梅德维德医生的记录中找到有用的参考。洛兰告诉我，因为搬迁、受灾和梅德维德医生的儿子韦恩的缘故，盒子现在只剩二十七个。韦恩“总是反对我们纪念爸爸”，洛兰说，父亲去世十周年时，他把大部分箱子扔进了垃圾场，然后自杀了。2012年9月，飓风桑迪又毁掉了存放在洛兰家地下室里的大部分剩余的盒子。
“我懂了。得到这样的待遇，他干什么了？”
仅剩的二十七个盒子中的两个包含六十年代中期梅德维德医生的诊疗记录，那时他已经离开格雷斯通，跑到纽约城开了私人诊所，另外还有一些研究笔记，写在黑色封面的格线笔记本上，梅德维德医生每个工作日结束时都会在上面做些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资料中没有我外婆在格雷斯通住院时的治疗记录。好客的洛兰招待了我两天，经过这两天的翻找，我只发现了关于外婆的一条线索——写在笔记本最后一面的两段话，似乎属于医生本人未发表的回忆录《格雷斯通笔记》的一部分。
“我袭击了一个人，我的雇主，我想用电话线勒他。”
在标有“1979年11月11日”——医生去世前两天——的部分，题目是“下一个写作计划”，梅德维德医生用十页纸列出一本书的大纲，他打算叫这本书《深海潜水》或者《深海眩晕》，内容是他的病例研究，模仿罗伯特·林达的《五十分钟的一小时》，取材自被韦恩·梅德维德丢进垃圾场的研究笔记。医生计划在书中对九个难忘的病例进行“深海潜水”般的详细探讨，他在笔记本上勾勒出五个病例的写作大纲之后，笔记本快写完了——他感觉到了吗？——时间也不多了，他用几个段落简单总结了另外四个病例的要点。在利奥·梅德维德医生留下的最后文字中，我找到了关于外婆的部分：
外公想过，在他人生中的某些时候，会被问及自己在1957年8月到1958年9月之间的际遇；但他决定只有在某个有权利询问的人直接问起时才会作答，比如雇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已经被山姆·夏邦招募——而且就是在监狱里招募的，监狱长已经把详情全部告诉他了，无须再对他解释。假如外婆问起他坐牢的事，他会告诉她自己的刑期已经结束，至于细节则无须详述。在行车途中，我母亲问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坐牢是什么感觉？”，他的回答是“挺有意思”，她看上去对这个答案挺满意，或者根据她的版本来说，她对此是被迫挺满意的。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外公估计，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为止，对于自己坐牢的事，他顶多会和别人谈论三五次，比如和梅德维德医生见面的这次。
“无皮马”：病人（下称P）出生后被父母抛弃，出生日期：约1923年，出生时用名：莉莉安妮，为法国或比利时犹太血统已婚女性，育有一女（处于青春期）。最初诊断：精神分裂症。P自1947年起出现幻视、幻听，有被迫害妄想症状，“无皮马”。
“暴力犯罪。”
病人自诉：其母是犹太人，与一“来自奥斯坦德的商人”结婚。P自小由里尔郊区的圣衣会修道院修女抚养长大。最初症状主要为幻听：听到“愤怒”或“责备”的耳语。偶尔看到“壁炉中出现燃烧的天使”、在镜子里自己的脸边上看到“模糊的脸”等。1941年后期上述症状重现，自称与当地党卫军上校有过性关系、上校是其女儿的父亲（病人后来又否认此事），在发生关系时看到牡马巨大的“无皮”阴茎。
“沃尔基尔，”外公说，“十三个月。”
曾患急性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综合征，又出现妄想偏执狂症状，但病状不显著（不受环境影响）。
“你坐过牢。”梅德维德医生说。
P声称，其与一比利时犹太女孩N交好，N比P年纪稍小一些，1942年底躲藏至修道院，N曾经在P企图自杀时救过她的命。N是某位富有的制革商的女儿，了解屠宰、剥皮、皮革处理等工序。外貌的相似导致了两人是姊妹的幻想。后来N被告发并被送至奥斯维辛，假定死亡。
我母亲听话地别过脸去。
修道院于1944年10月被V-2火箭炸毁，P过了几个月挨饿受冻的流浪生活，靠盗窃和卖淫换取食物与金钱，出现月经过多和脱发症状。（从未恢复正常月经，战后只怀过一次孕，1952年，见下文。）P的女儿在里尔的某天主教家庭生活过一段时间。战争结束后，P和女儿来到德国维特瑙的难民营，遇到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得知他们计划将曾被关入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送往美国，P设法说服对方她就是N，假冒N的名字和身份，冲动为之，但机不可失。根据听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故事编造个人经历，并且以性为交换，让美国士兵用缝衣针和墨水在她手臂上伪造犹太囚犯文身编号。
她扑进我外婆怀里，外婆裸露的胳膊凉凉的，紧紧地拥住了她，这是个尴尬但真诚的拥抱。我母亲的目光再次落到壁纸上，仿佛看到成千张长着驴耳朵的脸，外婆立刻意识到女儿看到了什么。“你不用去看。”她说。
1946年7月抵达美国，结识其丈夫，来自巴尔的摩的前美军士兵。P的身体健康逐渐恢复，女儿也有了父亲。生活安定，但精神状况依旧不稳定，1952年9月前后怀孕，症状加剧。怀孕期间症状几乎完全缓解，但十周后流产，随后第一次进入精神病院治疗。
“对不起，妈妈。”我母亲说，这是她能想到的第一句话。
在这之后，梅德维德分析了“无皮马”的本质。他计划用他本人的意外发现作为总结，他指出，给我外婆使用的激素“提取自马的尿液”，在治疗妄想症方面的效果优于谈话疗法。最终，这个章节所记录的治疗变成了全然运气的结果，是不断失败后的成功。
作为回应，卡萨莫纳卡先生庄重地拧开一个无形的罐子。这时，我母亲听到鞋跟敲打地面的声音和衣物的摩擦声，只见我外婆背着月亮女王的翅膀跑了出来，用一只手扶着头上歪斜的王冠。奥特考特夫人站起来，每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除了卡萨莫纳卡先生，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外婆，我母亲一下子站起来，心怦怦直跳。
这些发现——我母亲的生父可能是个纳粹，外婆的身世竟然和我一直以来听说的完全不同，我听说的那些是她编造的谎言——称得上是颠覆性的，困扰了我很久。我不断回忆和分析外婆在世时的言行，企图找出其中的欺骗成分以及隐藏在欺骗背后的真相；但是，在离开曼托洛金之前，我没有将我的发现告诉妻子；在写出这本回忆录之前，我没有将这些事告诉我母亲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用——拒绝用——小说化的手法处理这本书，是因为有时候连虚构作品爱好者都只能靠真相来获得满足，所以我需要“让故事更坦诚”，或者说，全盘托出我的所思所感。我必须搞清楚我听来的家族故事及其历史背景之间的前因后果，还有它们与我现在所掌握的真相的关系。
“我喜欢你的剧。”我母亲告诉他。
“关于外婆，”一天下午，我问我的外公，那是他生命中的倒数第二个下午，十三年后，我在梅德维德医生的笔记中发现了问题的答案，“梅德维德医生想要告诉你什么？”
我母亲点点头，虽然她不完全确定。她从壁纸上移开视线，看向身旁的卡萨莫纳卡先生，他也在低着头看她，带着满足和平静的神情。别担心，他的眼睛仿佛在说，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我不知道。”
“她在这儿！”奥特考特夫人说，“你没事吧，亲爱的？”
“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问过？”
她来到剧场外，坐在卡萨莫纳卡先生旁边的皮革长椅上，鼻子里满是他西装里飘出来的樟脑球味。奥特考特夫人蹲在她面前，皱起眉头，仿佛正在透过烤箱的玻璃门端详一只有问题的蛋糕。奥特考特夫人身后站着一头熊、三棵三叶草、两只蜜蜂和刚才那个穿浴袍拖鞋的肥胖钢琴家，他们身后的墙和大厅的墙用的是同一种壁纸，就是她呆呆地凝视过的那种，我外公当时不明白她在看什么。实际上，从某个角度去看，这种壁纸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重复的饰有白色圆点的粉色盾形图案，每个盾形下方都有一对金柳叶花环；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就会看到一排排张着血盆大口、长着驴耳朵的面孔瞪着你看。[2]
“我不想知道，现在依然不想。”
然后，所有闪耀的亮点从月亮女王身上、从锡箔冠冕上飘走，转而全部蜂拥至她母亲与她之间，跳跃着、颤动着，直到一切的一切全都飞走了，只留下她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你怀疑过吗？”
这是她见过的最美的东西，我母亲告诉我。
“大概吧，最初认识她的时候。但我不喜欢想这些，干脆不去想了。”
这时再次看向舞台的我母亲获得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好像自己在梦中造访了这个世界。仿佛在她还小的时候，来自她母亲梦中的云雾每夜飘进她的脑海，给她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回忆。这段令人困惑的养蜂人月球奇遇记，不可能是被雷电劈得神志不清的可怜的卡萨莫纳卡老先生通过所谓的手语叙述给她母亲的。身穿锡箔长裙、头戴锡箔王冠的月亮女王追逐着银色的锡箔球，她的翅膀是挂在衣架上的尼龙线撑起来的，贴着亮片。这里根本不是月球。这是一个比月球还要诡异离奇的世界——其他的母亲根本无从知晓。
“可是你不觉得……医生在暗示她对你说谎了吗？关于她的过去？”
舞台后方在蓝色灯光下闪闪发亮的“月球山”是用大量锡纸揉成球后铺就而成的山峰；“月球树”则是锡纸包裹的衣架，我外婆总是把锡纸叫作“银纸”；“月球花”则是放置在蛋糕烤盘里的打蛋器、搅拌器和大汤勺。这一切是那么荒谬可笑，同样又哀婉动人。锡纸反射的银光有种朦胧的美感。欢呼似的高举手臂的衣架与各式厨房工具自有一种家庭用品的不可侵犯的尊严。
“大概吧，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至于养蜂人和月亮女王之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这场默剧该如何结束——我的母亲永远无从知晓。[1]
他的舌头伸出来又缩回去，我递给他一杯苹果汁，看着他抿了一口。
夜幕笼罩着三叶草田，晨光点亮了月球。锯齿状的山峰发出冷漠的银蓝色光辉，登上月球的养蜂人找回了斧头，好奇地在这陌生的地方闲逛。他穿过银色的、仿佛仙人掌骨架的月球树林，摘下一束银色的月光花。突然，一只银色的小球滚到他的脚边，小球后面跟着个女人，看到他，女人停止了奔跑，她身穿银色的礼服，头戴银色的皇冠，背后张开着一对巨大的银色羽翼，看上去像飞蛾的翅膀，在月球的微风中缓慢起伏。他捡起小球，在那一刻，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他把球扔给她，她接住了球。
“你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对吧？”我问。
养蜂人急得直挠假发，然后想起了他的绳子，用它制作了一个套索，举在头顶甩了几圈，套索发出“嗖嗖”的声音，向月亮飞去，可它没有套住斧头的手柄，落到地上。养蜂人又试了一次，这次套索缠住了木柄，养蜂人收紧套索，攀着绳子朝月亮爬去。蜜蜂、狗熊和花朵都伸长了脖子，惊奇地看着这一幕，养蜂人继续镇定地向上爬。
“嗯，全部来自我的记忆。”他说，“除此之外，我不保证。”
两头熊从舞台左侧蹒跚而来——养蜂人并没有注意到——穿着破旧的大衣，整齐划一地晃动着大脑袋，看上去有点邪恶——两个衣衫褴褛的无赖。它们观察着蜜蜂运蜜，养蜂人转过身去的时候，它们就凑过去和蜂群搭话，威胁它们交出木勺，得逞后，两头熊贪婪地吞下勺子里的蜂蜜。终于，蜜蜂们的哭喊惊醒了睡着的养蜂人，他跳起来，把银色的斧头丢向熊，然而斧头并没有击中目标，竟然一直向着月亮飞过去，最后像一本落在枕头上的辞典那样掉到了月亮上。
我不安地坐在床边，隐隐觉得外婆可能告诉了梅德维德医生什么惊天大秘密。外婆在精神病院的演出中扮演月亮女王，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她也给我讲过，我早就发现外婆的故事素材很多来自《吹牛大王历险记》这本书，她还送了一本多雷插图版给我当礼物。
一个貌似乔治·华盛顿的家伙出现了，戴假发，穿及膝裤和厚大衣，腰带上别着一柄小斧头，他在花丛周围走来走去，指挥蜜蜂们干活。原来这人并非打算砍倒樱桃树的乔治·华盛顿，而是养蜂人，但他那柄斧头的作用依然未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蜜蜂飞来飞去，木勺中满载花蜜返回看不见的蜂巢，看了一会儿，他懒洋洋地躺在小丘上，打起了瞌睡。金色的太阳慢慢落下，银色的月亮升上天空。
“听着，迈克……”外公说，“关于你外婆的一些事，你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才想通，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你外婆总觉得自己是个坏母亲，你知道吗？”
灯光在一片“三叶草田”上重新亮起，太阳悬在粉白的花朵上方，三叶草的双手和脸庞朝着耀眼的阳光抬起。一群胖蜜蜂在花丛中跑来跑去，与花朵无言地嬉闹着，将大木头勺子伸向花朵，舀起蜜汁。
“知道。”
她打量着座位上的观众，但没有一个是她母亲。她想象不出、也永远弄不明白舞台上的那些角色的身份，医生？服务员？拿破仑？圣母？这时她听到灯光开关闭合的声音，霎时间全场一片黑暗，仅剩舞台上方的一弯幽灵般的月亮。
“但我不觉得她坏，我的看法是，她能在战争中活下来，把你妈妈带到美国，而且一直爱她，我觉得这就是好母亲，我不想让你妈妈怀疑这一点，所以请你帮我一个忙，不要对你妈妈说外婆的坏话。”
“没有。”
“别对我说什么？”我母亲走进房间，看看我，又看看外公，一脸疑惑。
“没关系的，”穿白毛衣的女人说，“看见你母亲了吗，亲爱的？”
“外公喝了啤酒，”我说，“我想他有点醉了。”
她焦躁不安地站在光线刺眼的舞台边，仿佛它就是那台算命机，即将吐出污秽的判语。
[1]但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1736—1794）的《苏醒的格列佛》一书的读者应该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外婆（假托卡萨莫纳卡先生之名）正是根据这本书编造了这段月球故事。
这个装扮成洞穴的地方有一股天鹅绒和灰尘的味道，跟雷叔叔的台球俱乐部里的古老游乐厅一样魔幻怪诞。她记得台球俱乐部的球桌和弹球机后面有几个房间，娱乐至死的硬币茔窟。里面有养着活鸡的玻璃音乐盒，按下选曲按钮后，有微电流刺激鸡脚，迫使它们做出跳舞般的动作；有投币操作的“斩首机”，顾客可以控制它斩下人偶王后的头颅、绞死发条黑人；有台真人大小的“小埃及”机器人，会跳一种色情的下流舞步；还有个上发条的爱情算命机，推算结果含糊其辞，充满了挑逗意味的俚语。
[2]在一本未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格雷斯通笔记》（1979）中，梅德维德医生认为这种具有格式塔特征的墙纸是一种不安的来源，有时候对格雷斯通精神病医院的病人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恐怖。他与一些同事曾试图说服院方把这种墙纸撤走或遮盖起来，但是这种“恶魔面具”直到1972年才被换掉，墙面被涂成“油腻腻的‘鳄梨’绿色，我们很多人认为这种墙面同样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的痛苦。”
她在黑暗的小剧场里逡巡，光芒四射的古希腊风格舞台让她想起自己在斯图尔特·格兰杰电影中看到的画面：篝火在巨石神像的口中燃烧。今天她见到了许多陌生人，所到之处似乎都充斥着人脸，也许她应该接替她母亲待在这里。舞台上方又有两张怪异的面孔：戴着代表狂躁到极点的面具。穿金黑色条纹紧身衣的女人透过翅膀的缝隙望出去，脸上的彩妆化得像芭蕾舞演员；穿浴袍的胖男人在沃立舍管风琴上弹奏单调的固定低音，像是某首不甚熟练的华尔兹舞曲支离破碎的片断，长凳上的身体来回摇摆，全然不顾乐曲节奏，后来她才知道这个胖男人实际上是个胖女人。
[3]“副作用倒是相当持久。”读到这段回忆，我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