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曼又弯腰在斯托奇耳边说了什么，这才直起身，慢慢转向我外公，仿佛才听见他的话。他比我外公大约高出四英寸，目露精光，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外公，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我外公此后再也没见过这种表情在他脸上出现。格曼抬起手来托着下巴，拇指在皮肤上擦来擦去。“你觉得我把这些破玩意儿塞进你的眼眶里怎么样？然后让阿尔弗雷德把你眼睛里流出来的东西舔掉？”格曼说，他似乎非常喜欢这个主意，“这样我就可以操你的两个眼窝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那个可怜的家伙呢？”外公问。
出乎他意料的是，我外公并没有理睬他，反而扫了一眼斯托奇，斯托奇已经不哭了，脸颊依旧发红，眼镜镜片起了雾，可透过这层雾气，我外公仍然看得出斯托奇盼望他——需要他——帮他说话，为他而战，他需要我外公成为他的朋友。
“阿尔弗雷德？你说什么？”
我外公盯着架子上花哨的收音机零件盒标签，默默地从一数到十，先用英语，再用德语，最后用意第绪语。即使他能打赢哈伯·格曼（结果十分不确定），那也是冒着被延长几个月乃至几年刑期的危险，甚至会被送到比沃尔基尔糟得多的监狱，那里关押着刑罚更重、更加残暴的囚犯。而且这样的结果对斯托奇来说于事无补，他很可能继续受欺负，另外，为了我孤独的母亲和无助的外婆，外公也不能轻举妄动。
斯托奇在哭，嘈杂的广播声从海利克拉夫特斯收音机的耳机中泄漏出来。
格曼拿起雪茄盒收音机，掏出里面的耳机，重新塞进耳朵，调到一个播放跳跃蓝调音乐的电台，开始跟着四四拍的鼓点摇头晃脑，还朝我外公眨眨眼。“雪茄盒里的收音机，”他说，“真不错。”
格曼悄悄靠近角落里的斯托奇医生，我外公急忙开口提醒他，但就在那一刻，牙医的肩膀绷紧了，他猛然回头，直视着鬼鬼祟祟的格曼，和他手腕上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了个照面。格曼蹲在斯托奇医生旁边，假惺惺地搂着他瘦骨嶙峋的肩膀，嘴巴贴到他的耳朵上，嘴唇动起来，说了很长一段话，每隔几分钟就捏几下斯托奇医生的肩膀，他的声音很低，至于究竟讲了什么，对三十年后的我外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说完之后，格曼松开手，站起身，低头看着斯托奇，带着牧师般的微笑。“怎么样？”他提高声音问，“你觉得没问题吧？”
那天晚上的短波频道因一条轰动新闻而令人振奋——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进入地球轨道。每隔十分之三秒，它就会往20兆赫到40兆赫之间的波段发送一个信号，全世界的无线电爱好者和短波听众都能接收到这个信号，许多人将其视为“未来的声音”。
然而格曼没有按照我外公的想法继续留在那里玩他的新玩具，他找到一个凳子坐下来，耳朵听着广播里面的布道，眼睛却盯着斯托奇医生的后脑勺，残缺的耳旁漏出牧师谴责罪人的宣讲声。接着，他突然站了起来，拔出耳塞，把细细的耳机线在三根手指上缠了缠，撸下来放进雪茄盒收音机侧面的暗盒，把收音机搁在凳子上，他身体里的怪兽蠢蠢欲动。
斯托奇医生没有听到信号，我外公则直到第二天才听说这条新闻。格曼一走，斯托奇就把收音机的耳机挂回墙上的钉子，从转椅上站起来，走出维修室，看都没看我外公。回到牢房，他吞下了五十二片阿司匹林，这些药是他以前假装头疼攒下的。
外公打开电池盖，给格曼看电容器和线路之间的电池，他拿出灰色的小耳机，格曼把耳机塞进破碎得不成形的右耳的耳孔里。外公给他演示如何开关和调台，格曼让他调到“教会广播”，我外公照办了，格曼咧开嘴笑起来。“嘿，”他说，“雪茄盒里的收音机，真漂亮。”
那天晚上，我外公被一阵可怕的摩擦声惊醒，就像是在发动机已经处于运行状态的汽车上拿钥匙点火，是斯托奇医生呕吐的声音。起初，我外公打算充耳不闻，可没多久，他还是不能坐视不理，那声音相当令人难受。他站起来，走进斯托奇医生的牢房，呕吐物和没消化掉的阿司匹林药片的怪味扑面而来，斯托奇医生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发出的声音介乎低沉的痛苦呻吟和懊悔不迭的叹息。
“里面有一节1号电池。”
“不要紧。”他对我的外公说，虽然他有点迷糊，似乎不知道抓着他的人是我外公，外公把他拖到走廊里，大声呼救。“不要紧，不要紧。”
我外公把雪茄盒收音机交给格曼，格曼掂了掂。“挺沉。”
医务人员用担架把斯托奇医生抬上监狱的救护车后，我外公拿来水桶和拖把，打扫了斯托奇的牢房。他们大概会单独看守斯托奇一段时间，然后送他回来，他和格曼的恩怨又将重新开始，可能还会更糟。斯托奇的自暴自弃会让格曼受到不小的鼓励，而斯托奇会比以往更脆弱。
这是外公一整晚的心血，格曼出现在小屋的五分钟前刚刚做好。外公原来打算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监狱长的孙子西奥多，那孩子对科学感兴趣，开朗直率，不惧怕监狱和里面的囚犯，也不怕他祖父。思念子女的囚犯们都很喜欢他，纷纷把自己制作的火柴棍埃菲尔铁塔和罐头跑车送给他。
我外公清理了自己身上的污物，回到他的牢房，在床上心烦意乱地躺了好几个小时，他想让自己多想想家人和团聚的那一天，剩余的刑期每天都在减少，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不由地再次开启了脑中的天文望远镜，迫不及待地找到仙后座和仙女座，这一次还有仙王座——丈夫和父亲的象征。那就是你，他告诉自己，你是仙王座，你可不是什么英仙座，不是英雄，拯救别人并非你的责任。但今晚这片想象中的星空并没能持久，从窗外倾泻而入的灯光太过强烈，呕吐物的气味萦绕不散。
“这是个收音机，用雪茄烟盒做的。”
斯托奇要待在县医院观察四天。他缺席的第一天，我外公告诉看守室外的警卫，他需要铁丝来修理“讨厌的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天线，此时他已经赢得了狱警的信任，因此对方允许他到菜园里找铁丝。进入盆栽大棚，外公偷了些除草剂藏进裤子的卷边里，他早就注意到狱警把这种白色的粉末与水混合，洒到草地边缘的树桩上，并且称之为“树桩杀手”，除草剂可以软化树桩，让它们很容易被雨水泡烂，其活性成分基本上是化肥：硝酸钾。
“什么东西？”格曼问。他的左胳膊上有象征着海军陆战队与日本人打岛屿战的文身——绿树和海岛图案，左肩上印着蘑菇云标记，蘑菇云上写着“长崎”，海军陆战队第十师曾在原子弹爆炸后的长崎废墟中巡逻。
斯托奇缺席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外公开始搜集糖。糖更难搞到，因为可以用来酿酒，厨房里的人对它严加看守，每块糖都逐一数过，每餐只用镊子拨给每个犯人两块，外公可能需要攒上几周才能获得足够的量。后来他想到其他办法，虽然它愚蠢、危险而且无耻，但是有效，而且，无论如何，许多未能成功的辉煌计划所缺少的正是一份无耻。
“把他叫过来干什么，蠢货，”另一名囚犯对我外公嘟囔道，他二战时在“亚伯拉罕·林肯”号上做过无线电技工，“他愿意找纳粹的麻烦就让他去呗。”
谈到或者写到沃尔基尔监狱的狱长沃特尔·M·瓦莱克博士时，人们经常使用的形容词是“不知疲倦”。对于监狱生活和管理中出现的每个问题，他都会提出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且是个积极的行动派，似乎没有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每天早出晚归。如此的不知疲倦固然应归因于身体的强健乃至道德的高尚（他是个好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有他每天喝掉十五到二十杯咖啡（只加糖，不加奶，传言如此，具体数量无法确定）的功劳。他的办公室里备有咖啡壶，还有充足的糖，就搁在门边的小书架顶层。
格曼的眼睛眯得更窄了，他走到维修台前。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外公就从厨师那里讨来一只桂格燕麦片的空纸罐。那天晚上，他去了维修室，用这个纸罐当外壳，制作了一台收音机，分别在“桂格”的“Q”上和“燕麦片”的“O”上挖洞，安装调频旋钮和音量旋钮；他从报废的收音机上拆下一只喇叭，安装在开过槽的纸盖位置。次日，狱警同意他去瓦莱克的办公室送收音机。
“不是雪茄。”
瓦莱克站在办公桌后面，虽然他有一把漂亮的皮革转椅，但这位监狱长很少坐着，连写东西的时候也站着，身体靠在文件柜上。办公桌上只有一部电话、一本记事日历、一枚做工粗糙的纸板火箭模型——大约一英尺高，外观显然是在模仿V-2火箭。
“没法抽烟，”格曼指指自己的嘴巴，“嚼着口香糖呢。”
“你真好，”瓦莱克接过我外公递过去的收音机，“真是太巧妙了，西奥一定会喜欢它的，我敢肯定。”
我外公举起一只花哨的金红相间的盒子，这里面曾经装过两打“罗密欧与朱丽叶”雪茄。
我外公给瓦莱克演示如何操作收音机，请他移步到窗边，这样看得更清楚，他自己则不动声色地挪到门边，悄悄靠近摆着咖啡机和糖的小书架。瓦莱克博士转身面向窗户，调试着旋钮，收音机里先后传来莫扎特和艾迪·费舍的音乐，趁他背对房间，我外公抓起咖啡机下方架子上的一只没有开封的糖盒（一盒十二块），掀开衬衣后领，把糖盒塞进衣服里侧。
格曼停住脚步，不紧不慢地转过头来，他距离斯托奇医生只有两三英尺，他握了握拳，指关节咔咔作响，听起来好似一连串的爆竹。
瓦莱克博士转回身来，我外公不得不移开视线，于是他的目光落在了火箭模型上。它的尾翼、头锥和机身是用薄纸板和纸巾筒做的，涂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颜料，粗糙稚嫩，但整体比例相当不错。模型上还画有星条旗图案，上上下下写满了歪歪扭扭的“U.S.A.”。
“格曼，”我外公说，“过来，瞧瞧这个。”
“西奥的作品。”瓦莱克博士说。
格曼慢吞吞地在屋里转悠。他几乎做任何事情都慢慢悠悠，从容不迫：卷一支香烟，拉出一把椅子，吃光一碗墨西哥辣椒肉汤，舔干净勺子；守卫让他干点什么，他就拖拖拉拉。他的懒散带着冷淡的违逆，也有一种伺机而动的捕食者姿态，像一条懒洋洋的鳄鱼，冷漠中透着危险。
“我猜也是。”
外公来到沃尔基尔的第一年，十月的第一个周五晚上，哈伯·格曼晃进了维修室，因为他平时根本不会来，外公立刻猜出他是来找麻烦的。格曼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冲我外公点点头，他剃着板寸的脑袋歪向一边，深陷的眼窝里透出幽光，仿佛遗失在沙发垫夹缝里的十美分硬币，他盯着角落里的斯托奇医生，靠在门边，心里不知在盘算些什么。
“斯普特尼克号发射之后，他就和别的孩子一样，一心想去太空、造火箭、飞向月球！对飞行研究着了迷。”
即便是斯托奇医生出现在维修室的那些夜晚，外公也能容忍或者忽略他的存在。斯托奇会戴上耳机，在角落里的海利克拉夫特斯收音机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会收听巴西国家广播电台、莫斯科电台和德意志电波电台；密切关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观测进展，收听世界各地天文观测者与气象观测者的讨论与概述。他与千百万孤独的爱好者一同沉浸在纵横交错的电波中，也由此联结在一起。
“这个课题很有趣，”我的外公说，“我也喜欢研究呢。”我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糖而已，他暗忖。
来自沃尔基尔周边城镇和村庄的人会把坏掉的收音机带进监狱，获得廉价的修理服务，那些出现各种有趣问题的收音机最终会得到令其主人满意的修复。其实修理起来也简单，只需找出坏掉的零件，用合适的工具加以更换，然后逐一排除各种故障即可，对外公而言，这多少是种慰藉。这些问题比每天晚上外公躺在床上思考的那些烦心事要简单得多，在他的梦里，令人苦恼的麻烦事更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无线电维修室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在米罗华公司制造的机械世界里，问题能被找到、故障能被排除、收音机能被修好，有时用一根棉签、一条铜线和一滴焊锡就能轻松搞定，而且他总是喜欢闻被烙铁烧软了的焊锡的甜味。
从监狱长办公室出来，他和监狱长的秘书擦肩而过，然后匆匆赶回牢房把偷来的糖块藏好。
一些充分利用过娱乐室各项功能的囚犯会选择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其中的很多人加入了祷告小组或者每周研经小组。大部分人都会发展出自己的爱好，比如画水彩画或者油画、雕刻木头鸭子、建造鸟舍、把金属片折叠成餐巾架、用车床制作桌子、照顾家畜（尤其是马）。我外公自然也有他的爱好——组装和修理收音机，在那个被称为“小屋”的维修室里，除了一台海利克拉夫特斯短波收音机，还有一个收音机修理台。
第三天晚上熄灯后，外公坐在床上，拿出收集来的胶带、铁丝、手电筒电池和一只旧时钟的机芯（从维修室的废品堆里翻出来的），借着窗外透进的灯光，他把糖块研磨成粉，掺入硝酸钾，放回糖盒，尽量将盒子裹紧。经过一小时的耐心工作，一个配备铁丝、电池、“糖粉炸药”和定时器的简易爆炸装置诞生了，表面上看，它像一个“仅供展示”的模型，其实真的能引爆。他不知道哈伯·格曼会制作爆炸装置——即使是如此简易的装置——是否足够可信，也不确定格曼知道与否对他的计划而言是否重要，因为只要他对狱警稍作暗示，说在格曼的牢房里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就足以把他从沃尔基尔送到格林海文和奥本监狱等等他真正该去的地方。哈伯·格曼不属于拥有蜂箱、乳制品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全本和照片放大器的监狱。
在沃尔基尔监狱，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是由犯人自行支配的，可以去娱乐室玩乒乓球、棋牌游戏，听唱片和收音机。外公服刑期间，监狱长瓦莱克自掏腰包，为犯人们添置了一台“菲尔科”牌新电视，摆在收音机旁边，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看拳赛。乒乓球的损坏率超过了补给率，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唱片机通常用于播放波尔卡音乐或者葡萄牙语教学节目，棋子、纸牌和骰子经常缺少，犯人们只好用瓶盖、软木塞和黏土自制一些来代替。有一次，《大富翁》的棋盘丢了，不知是谁在一块松木板上重画了个棋盘，还调皮地把纽约州的奥尔巴尼换成了大西洋城，给所有房产打了五折。虽然电视信号很差，屏幕上有许多雪花，但许多犯人仍然对着拳台上幽魂般的模糊人影看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