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走进食堂之后，看守侧身堵在门口。
七点零一分，他们来到食堂，因为这是我外公来沃尔基尔的第一顿早餐，守门的决定破例放他一马。“进去吧，去领你的烤饼，”看守拿肩膀顶着食堂的旋转门，让我外公进去，“下不为例，记住了吗？”
“你今天上午要挨饿了，医生。”他说，人情味消失殆尽。
“你在这儿！”他说，仿佛他和我外公在树林里散步，两人短暂分开后又碰上了，“吃饭去吧？”
“所以你总说那句话？”
他吹起口哨，晃悠着走开了。我外公走到小便池前，排尿帮助他缓解了斯托奇医生和哈伯·格曼引发的紧张情绪，这时，斯托奇医生匆匆走出隔间。
“说什么？”
“给你个建议，”他故作严肃地说，把丑恶的本性隐藏在庄严的面具背后，一阵意味深长的停顿，我外公耐心地等他再次开口，“千万别惹牙医。”
“就是你经常说的那句‘千万别惹牙医。’”我说。
格曼晃晃悠悠地走向我外公，故意把脸凑得很近，他呼出的气有股铸铁锅的味道。
“我说过吗？”
我外公没说话，他本能地反感那些朝他挤眉弄眼的人。虽然对斯托奇医生的好恶尚无定论，但他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都不会对这个哈伯·格曼产生什么好感。没有人能改变什么。满怀敌意，挑起争端，结下宿怨，这就是让人屈服于沃尔基尔的现实，也是交朋友的机会。虽然他还有二十个月的刑期，但我外公不打算在监狱里交朋友，只想当个旁观的路人。
“当然，你经常这样建议我们，”
隔间里的斯托奇医生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哈伯朝隔间的方向侧侧脑袋，翻了个白眼。“他可真能拉。”哈伯快活地说。
“不过是一条常识而已，”外公说，“我从不给人建议。”
“我叫哈伯，哈伯·格曼。”他朝我外公挤挤眼，大声叫道，“早餐时见，阿尔。”他有着慵懒的中西部口音，让我外公想起迪恩·马丁。
我在记忆中搜寻可以批驳他的反例，想起他也常说“别把吹风机搁在浴缸旁边”“不用创可贴伤口好得更快”，还有关于杜宾狗的“常识”——“他能嗅出你害怕的味道。”
“早上好。”他说。
“这么说，你讨厌建议。”我说。
进了浴室，斯托奇医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声不吭地钻进我外公旁边的隔间。槽式水池边，一个耳朵残缺不全、胸肌发达、前臂上有大片文身的囚犯在洗手，他关上水龙头，走向墙边，从白色架子上取下一块螺纹毛巾，耐心地擦干健壮的双手，扭头对我外公笑了笑，说：“嗨。”根据迅速而冷静的判断，这是个友好的微笑。外公猜测，他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中量级至轻重量级之间，前躯伸展性良好，但膝盖受过伤。
“不是讨厌，而是觉得建议没意义。”
“我是个推销员。”他说。
“好吧。”
这番解释来得很是突然，仿佛沃尔基尔监狱的规定还包括必须在你狱友走到浴室之前就承认你的罪行似的，加上斯托奇医生的供述中还有许多尚待消化的内容，我外公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们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让他们瞻前顾后，浪费许多时间，七嘴八舌，指手画脚，最后他们还是得按照原计划去做。如果你给他们提建议，假如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他们会埋怨你。”
“而且便宜。我是牙医，顺便说一句，”斯托奇医生说，“想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吗？还有，你一定对我的口音感到好奇吧？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真相，因为必须澄清可能引起的怀疑……你是犹太人，对吗？很好，请放心，我不是纳粹，虽然我是德国人，但我痛恨希特勒，从来都没有加入过纳粹党，我在他们入侵波兰之前就离开德国去了伦敦，我经历过伦敦的闪电战，有三次都差点被德国人的炮火杀死，其中包括V-2飞弹。听说他们把犹太人赶进奥斯维辛或贝尔森的集中营之后，都要把他们的金牙拔下来，我可干不出那种事，我一辈子都住在汉堡，从没去过那些地方，我也从来没有帮纳粹做过可怕的牙科实验，或者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我不骗人，不做亏心事。战争结束后，我移民到布法罗，1953年，他们以没有执照行医为名逮捕了我，这在纽约州是重罪，唉。这就是我住在你隔壁牢房的原因。”
我很想问问浪费他时间的“他们”指的是谁，但这个“他们”可能泛指所有人类。
“这玩意儿容易填饱肚子。”
“所以，无论牙医想对我做点什么，我都应该说‘好的’？”
“我们经常吃通心粉。”
“随你便，反正每天都有人死在牙医诊所。”
“晚餐还不错，牛肉和通心粉，没什么烹调难度。”
“可怜的斯托奇医生，”我说，“你后来对他好一点了吗？”
“我猜你会觉得食物相当可口。”斯托奇医生说。
“我可没有对他不好，我只是不和他说话而已，我不和任何人说话，也不希望任何人找我说话，这就是我的计划。”
他们沿着长廊走向浴室，大多数其他犯人已经到楼下的食堂去了。他们的牢房门要么敞开，要么虚掩，有的室内挂着印有年轻姑娘的日历，有的摆着孩子的照片，或者贴着水彩画、艾娃·加德纳的海报、沙瓦甘克山的风景照片，还有间屋子里有座圣母玛利亚的瓷像，头上的光环镶着金边。
对此我并不惊讶。
“非常好。”他说。
“是啊，不过，那个叫哈伯的家伙不是折磨了他好几个月……”
然而我外公并没有告诉斯托奇医生，对这本书感兴趣意味着他们有成为朋友的可能。这种情况好比你在晚饭时间走进邻居家，把误送到你家的信件交给他们，他们家里飘荡着胡萝卜和月桂叶的气味，他们还没来得及请你坐下——喝杯水或者尝一点汤，至少脱下你的大衣——你就摇摇头说：不用了，我先走了。
“一年。”
还是炫耀般的口气，好像监狱规则的制定都要经过他本人的批准似的。不过他的话倒是真的，这里和我外公的牢房一模一样：同样的单人铺位、台灯、椅子、桌子、小五斗柜、窗外的一方小小的蓝天。没有照片，几本袖珍书堆在桌上，书脊上贴着图书室的标签，最上面的那本是哈尔·克莱门特的《重力使命》。《惊奇》杂志首次连载这部“硬科幻”作品的时候，外公就对它十分着迷，连载推出一年后，他花了三美元买了一部双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1974年，他送我一本最新版，这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
“然后你搬到了他隔壁，在这之前，斯托奇医生就受欺负、被人叫‘纳粹’了，连那些对待其他囚犯不错的警卫都会虐待他？”
两人经过斯托奇医生的牢房，他推开了门。“瞧，和你那边一模一样。”
“岂止是‘不错’，”
“噢，没人会锁门，”斯托奇医生说，“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但锁很不结实，锁不锁都一样。”外公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无奈的意味，似乎斯托奇医生的东西经常被偷，“用扑克牌就能撬开。”外公锁上门，斯托奇医生优雅地耸耸肩。“当然，聊胜于无。”他说。
“而你，人高马大，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所以斯托奇医生和你套近乎，希望你能维护他？”
外公跟着斯托奇医生跨进走廊，带上牢房门，从口袋里拿出钥匙。
“狠角色。”外公咂摸着这个词的味道，不置可否。
他的措辞像是抱怨，语气却接近于夸口，仿佛斯托奇医生本人参与了监狱规则的制定。
“我敢打赌，他想和你交朋友，听起来他需要一个朋友。”
“噢，这是真的，”斯托奇医生说，“他们干得出来。”
“没错，”外公说，“是这样。”
“我知道，”外公说，“如果七点整不去吃饭，就会被关在外面。”
他闭上眼睛，出了一会儿神，我觉得这天下午的谈话可能已经结束了，快要四点钟了，护士四点半会过来值班，但这时我外公睁开了眼睛，神色痛苦，药劲过了。
“好的，”斯托奇医生说，“你知道吧，我看到你的门关着，你是新来的，所以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
“在沃尔基尔的每一次违规行为都会导致你的刑期延长，比如打架、和其他囚犯争吵，延长的刑期非常可观，通常是好几个月，打一架就得多坐几个月的牢，仅次于越狱得到的惩罚，他们叫越狱‘翻过那座山’。假如屡教不改，假如对哈伯·格曼那样的混蛋动手而导致严重后果，就会把你送到格林海文或者奥本监狱，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中的监狱，最坏的人待的地方。我坐牢时你母亲十四岁，她在巴尔的摩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和台球室老千住在一起，房东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太太，苦苦盼着我出狱，而你外婆……”
外公抬起衣袖，胡乱擦了擦脸。“没有的事”，他说，“我正打算去洗漱。”
“我知道，”我说，“很抱歉。嘿，我不会怪你的，外公。”他看着窗外，那只叫作“捣蛋鬼”的松鼠坐在篱笆顶部，面向常春藤，背朝喂食器，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样子，又似乎是灰心丧气。“你该吃药了。”
“我是隔壁的，”斯托奇医生说，他的英式英语混杂德国口音，听起来相当优雅，好比莱斯利·霍华德扮演普鲁士男爵，“我想过来看看你……啊，”他急忙把视线从我外公脸上移开，但斜视的左眼仍旧朝向这边，“非常抱歉，打扰你了。”
“我不想吃。”
“等一下。”外公系好鞋带，起身开门，他惊讶地发现门外站着的也是个囚犯。前一天晚上他在食堂里就注意到了这个人，对方的身高超过了六英尺，习惯性地弓着背，黑色的小胡子中夹杂着银丝，戴着厚重的黑眼镜，斜视的左眼不自然地向外翻，严重近视的右眼在镜片的矫正下显得小了许多，这副眼镜看起来并不普通，似乎是他自己制作的，能够让他看到角落里或者反方向的东西。斯托奇医生朝我外公伸出宽大修长的右手，他的手很适合弹钢琴，不用完全伸开就能跨越一个半八度。
“来吧，我真的很抱歉，好吗？来吧，你需要吃药，外公。”我又叫了他一声，模仿《小熊维尼》里小驴咿唷的声音，然后又用达斯·维德的语调重复了一遍，可他还是看着窗外那只一点都不想搭理他的松鼠。“你想就着什么吃？”我说。
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内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已经为外公检查过身体，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叫作阿尔弗雷德·斯托奇的，而监狱长的名字是瓦莱克。
他终于扭头看我。“冰镇啤酒。”
“打扰了，”外面的人彬彬有礼地说，“我是——阿尔弗雷德·斯托奇医生。”
“真的吗？可以吗？”
有人敲门，他惊得跳了起来。“谁？”他叫道，随后清了清嗓子，又问了一遍：“有事吗？”
他无力地挑起一边的眉毛，仿佛在说：那他妈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早饭七点钟准时开始，狱警告诉他，哪怕迟到一分钟，也不许进食堂，只能饿到中午。公共浴室位于走廊尽头，可能要排队上厕所和洗漱，而他现在很想小便，所以最好别再傻呆呆地两眼望天，穿上靴子，这就出门去。
我去了厨房，打开一瓶多瑟瑰啤酒，倒在塑料杯里一些。那时我刚去加州不久，墨西哥啤酒对我而言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我犹豫了一下，把塑料杯里的啤酒倒进一只高身玻璃杯，举起酒瓶，往玻璃杯里添满酒，晃了晃杯子，这样外公吞药的时候就不会喝到一大口泡沫。我郑重地端着啤酒杯走进客卧，不知怎么，我非常期待看着他享用啤酒。
正如我此前所说，我外公是个不爱流泪的人，不由自主地想哭时，他会强忍。上一次他允许自己哭泣还是胡佛任总统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毛孩。和流血一样，眼泪也有它的功能，用于表示你所吸收的打击的严重性和深刻程度。一般来说，当朋友死在你的怀里，你的妻子失去了理智，或者你在爱因斯坦太太的前厅里和女儿道别时，眼泪才会出现，你的心也随之流血；和流血一样，眼泪也应该能被止住。可现在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看到卡茨基尔山区夏末的蓝天也会让他有流泪的冲动？难道是他的视觉细胞受到了日光的刺激？
他把氢吗啡酮药片搁到粗糙的舌面上，就着一大口啤酒吞了下去。
他穿上沃尔基尔监狱的囚服——深蓝色的工作衬衫和灰色的毛葛长裤，坐在床边系鞋带，这时他偶然间瞥了一眼窗外的天空。难以言喻的是，这后来被证明是个错误。
“棒极了。”我说。
他梦见了高中时代喜欢的女孩，然后就被起床的铃声惊醒，睁开眼睛才想起自己在监狱里，二十个月后就是1959年了。
他闭上眼睛，表情既满足又庄重。“嗯。”他说。
谁知刚翻了个身，我外婆又回到了他的脑子里，这一次，她光着身子躺在他们的婚床上，双腿贴在一起，外公站在她脚旁，低头望向她双腿间的缝隙，她的屁股如同成熟柔软的杏子，他握住她的脚踝，分开她的腿。
“感觉不错吧？”
外公走到窗口，打算仰望夜空，然而事实证明，沃尔基尔监狱的灯光消灭了星光。躺回狭窄的单人床，外公决定把天花板当成天文台的穹顶，根据自己记忆中的星座位置描绘星空。他想象着海豚座、印第安座和显微镜座，在天琴座找到了环状星云。仙后座和仙女座仿佛从他的脑中升起，让他联想到它们那些令人不快的传说，仙后像个备受折磨的母亲，呈M形蜷缩在他面前，被锁链捆缚的仙女不安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命运。这些场面是他根本不愿去想的，他关闭了脑中的天文望远镜，群星消失了。
“很好。”
我外公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胳膊交叠在脑后，想着妻子和女儿。他仿佛看到我母亲站在拥挤的赛马场观众台上，没中奖的马票像雪片一样落在她周围，喧嚣的人群激动地咆哮着；又似乎看到她躺在像是黑格斯敦的一家台球房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头发底下压着代数课本或者《现代银幕》杂志，旁边的雷叔叔痛打了一个小混混，可后来，这个小流氓在一条巷子里把他打死后，强奸了我母亲。幻想到我外婆被拖到灯光刺眼的手术室里捆起来、被扔到满是冰块的浴缸里、被换上约束衣、被强行灌药的时候，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浑身抖个不停。
“再来点？”
入狱的第一夜，外公睡得不好。院子里的灯光雪亮，光线顺着牢房铁门的窥视孔投进室内，走廊里也有噪声，床垫皱皱巴巴，空气黏稠沉闷。囚犯们此起彼伏的鼾声让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满是奶牛、猪和鸡的闹哄哄的谷仓里过夜，隔壁牢房的人还会偶尔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咳嗽，听上去就像一面大鼓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苦不堪言。
我再次把杯子递给他，他慢慢地吸了一大口，还给我杯子。“够了，”他说，“谢谢你，去吧，亲爱的，你的任务完成了。”
沃尔基尔是抱着实验目的建造起来的，当时纽约州的州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监狱周边并没有被墙壁或护栏包围，三条步道和灰色的哥特式石头建筑会让访客觉得这里像一座男校或者神学院，这里有图书馆、健身房、游泳池、效益不错的奶牛场、马厩、机械与手工车间、温室、菜园、果园、家畜和蜜蜂。在训练有素的狱警的监管下，犯人需要学习知识技能，从事有偿的手工或农业劳作，抑或是在沃尔基尔的两家工厂工作，制造眼镜或者塑料小玩意儿。狱警由监狱长亲自招募，以确保他们完全认同沃尔基尔的宗旨和制度。狱警穿得像公园管理员，携带手铐，但没有枪和警棍。每个犯人都有自己的单间，带一个小阳台，可以随意在上面种花种菜；每人发一把自己牢房的钥匙，从熄灯后到起床前，犯人必须待在牢房里，不过，一旦狱方认为你值得信任，你会获得相当程度的进出自由，只要做到按时上工、用餐、锻炼、参加礼拜，与其他必须服从的事务，剩下的时间你完全可以自由支配。
我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啤酒，看着他舔嘴唇，复杂的苦味流连在他的舌尖，引起悠长的共鸣。
因被控严重伤害罪，外公可能被判五年刑期，但1957年时，纽约已经面临司法案件严重积压的问题，到六十年代末，法院系统不堪重负，濒临崩溃，作为老兵和没有犯罪记录的拖家带口的男人，外公被说服放弃要求审判的权利，承认有罪，以换取较轻的一般伤害罪量刑，结果他被判处在沃尔基尔监狱服刑二十个月。
“斯托奇，他是个讨厌鬼，”他说，“我一定是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