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尔神父说没关系，但我外公认为老神父的表情有点难看。外公揽住加托的屁股，让他的脑袋对准坑口，迪登斯又放出一截铁链，加托的脑袋钻进土坑，他立刻恐慌起来。
“对不起，”加托说，“告诉他我很抱歉。”
“不，”加托说，“不，天杀的，把我弄出去！”
一把黑色刀鞘的匕首从加托的口袋里掉出来，当啷一声落在地上，刀鞘上嵌着一只银鹰。迪登斯钻进车里，把它往栗树那边倒了一点点，加托的身体在土坑上方摆动，口袋里又掉出一只镶着骷髅头的银戒指，接着掉出来的是一只手表，外公后来回忆，表盘的十二点刻度那里有两道闪电的图案。
他们转动绞盘，把加托拉出土坑，发现他竟然哭了，我外公只好取而代之。迪登斯和加托把他的身体倒过来送进土坑，他的肩膀擦着坑壁，身体把外面进来的大部分光都挡住了，坑底弥漫着浓烈的肉味——蠕虫的气味。他晃动身子，伸出双手，手指触到了包裹木箱的冰冷锌板，他用左手支撑着自己，右手把铁丝沿着洞壁右侧的竖沟送下去，插到木箱的底下，持续用力，直到铁丝的尖端从另一侧穿出，顺着左侧的竖沟钻上来，他用铁丝把箱子捆在铁链上，告诉外面的人他准备好了。
我外公从固定在车头上的绞盘上扯出十英尺长的链条，捆在一棵光秃秃的栗树的枝干上——夏日里一定绿荫如盖，又在加托的腰上缠了几圈，留出约七英尺，把一根坚硬的篱笆铁丝系在铰链的另一头，让加托拿着，他和迪登斯抬起加托，让他脑袋朝下，倒吊着对准土坑。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提高嗓门又喊了一遍，脚后跟踢着铁链，铁链有节奏地抖动起来。一个犹太人挂在铁链上，和圣徒的骨头共享一个墓坑。蠕虫的味道变得甜腻恶心，像湿漉漉的毛毯朝他包围过来，令他窒息和恐慌。德国空军基本上被打得七零八落，但每隔一段时间，天上会出现一架迷航的德国梅塞战斗机，闪着红光的MG-131机枪嗒嗒作响，也许迪登斯、加托和尼克尔神父被机枪扫射了，也许老神父决定惩罚他杀死阿洛伊斯与加托劫掠党卫军尸体的罪孽。
外公让加托把吉普车倒进墓园，加特控制汽车穿过墓石之间的缝隙，停在土坑边缘。在波恩郊外时，奥根博尔和我外公见到一枚无翼飞弹——我们今天会叫它导弹——卡在结了冰的池塘里，好像雪茄烟蒂戳在烟灰缸底的沙子里。没人见过这种飞弹，它深深地扎在冰面下，奥根博尔和我外公找来一把焊枪，用备用零件和铁链临时制作了一个绞盘，解救了那枚“龙胆草”——后来他们知道了这种武器的代号——打包运回赖特机场。
血液充满他的脑袋，他惊奇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据说，只要你不挣扎反抗，窒息就会温和而快速地夺走你的生命。他想起阿洛伊斯死在街上时脸上的那种彻底解脱的表情，这时他突然感到腰被勒得生疼，身体猛然上提。
“绳子也被烧了。”
不到一分钟，他就被提出土坑，重新踏上坚实的土地。西边的天空泛着黄昏的天光，东边的天空已经从灰色变成了黑色。
“啊。”
吉普车被地上的大坑颠了一下，外公的脑袋撞到了某个铁家伙，惊醒过来，他正梦见小时候的自己用砖头把篱笆柱上的罐头盒敲下来。车轮把大坑里的泥水溅上路旁的雪堆，与道路平行的是一条河流，也许是鲁尔河的分支，可以隐约看到河对岸残破的铁路线，铁轨已经被炮火严重破坏，需要修理，这是工程师们在疏通道路之后的下一个任务。
尼克尔神父点点头，他猜到了我外公的下一个问题。“滑轮是木头的。”老神父遗憾地说。
外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离开伦敦后，他每天只能睡不到四个小时，身体处于脱水状态，可能发生延迟性休克和复合型休克。看到等待第五十三工程师修复的铁轨，外公恍惚间觉得自己回到了伊利诺伊州工兵训练营，接手了极为繁重的维修任务，需要修复许多破碎的铁轨才能前往遥远的柏林。
外公点点头。他和尼克尔神父低头看看地上的土坑，拿起铲子，在土坑右侧挖了一条竖沟，土坑左侧隐约也有一条类似的竖沟的痕迹。“他是用滑轮把箱子放下去的，就是放棺材的滑轮，用绳子兜着箱子的底部，顺着这样的竖沟放下去。”
他又昏睡过去。第二次惊醒时，他觉得自己大概是躺在了德国最柔软的床上，身下铺着最干净的床单。尼克尔神父坐在床边，吸着美国兵给他的香烟。这张仿佛来自天堂的床搭建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的壁龛里，这儿是全农舍唯一的房间，床幔占据了屋子的四分之一，厨具、炉灶、一张木桌和餐椅也占据了四分之一，其余的空间则摆着装书的板条箱和书堆，这些书是圣多米尼克教堂起火时匆忙抢救出来的，像个流动的战时图书馆。
“阿洛伊斯是个出色的弓箭手，你们很幸运，他手受伤了，没什么准头，你们应该感谢炸伤他的苏联士兵。”
“啊，”看到我外公睁开眼睛，尼克尔神父说，“他醒了。”
“没错，”外公又朝着远处的吉普车点点头，发现迪登斯已经在车上睡着了，“迪登斯脚上中了一箭，我不得不把它拔出来。”
“嘿！”外公听到椅子腿的刮擦声，迪登斯从跳跃的烛火的阴影下露出脑袋，他托着一碗炖鸡，脸被炖鸡的蒸汽熏得发红，另一只手握着钢勺。炖鸡的味道浓郁甘美，掺杂着芳草的清香，有点像薄荷，后来外婆也给我外公做过这种味道的炖鸡，他才知道这种调味的香草叫作“夏季香薄荷”。
“他一直在瞄准你们放箭。”
“你还好吧，老兄？”迪登斯说。
我外公看见的是他没做好准备承认、也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他只能点点头。
“很好，”外公说，“脚怎么样？”
“我终于让他得到了安慰，”神父说，“如你所见。”
“老太太帮我包扎了。”
“啊，”我的外公说，“对不起。”
“是吗？”
“他当然愿意，”神父说，“遗憾的是，你今天杀死的年轻人，在街上……我还给他做了涂油礼……”
“是啊，她叫尤迪特。”
我外公有点想见见这个不幸却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略作迟疑，提出一个他早已猜出答案的问题：“阿洛伊斯没准愿意来帮我们搬箱子，”他说，“他在哪儿？”
外公冲着炖鸡点点头：“很好吃？”
“他还写了一张财物清单，我把它寄给了罗马教廷的‘神圣敬拜委员会’保管。”
“噢，当然。”迪登斯说，他的眼睛有点水汪汪的。
外公怀疑尼克尔神父不可能知道得这么准确，随后他才意识到：“阿洛伊斯给它称过重了。”
“别担心，中尉，我们给你留了很多，”加托说，他正趴在桌上埋头苦吃，“快尝尝吧。”
“七十三公斤。”
一个比尼克尔神父矮小却更结实的身影从加托身后的暗影中站起来，朝我外公走来，她脑袋上裹着一条深色的头巾，拿着一个碗和一把勺子。
“这玩意儿有多重，神父？”
“请等一下，女士，”外公朝老妇人点点头，她的鼻子和耳朵上沾了不少面粉，黑眼睛像两颗葡萄干，“谢谢你。”
也许是出于之前对圣多米尼克遗骨的尊敬，阿洛伊斯接受了老神父的委托，他说服当时还健在的管家玛丽亚拿出一只旧柏木箱，然后去到已经闲置了一年多的教区鸡舍，撬下顶棚的锌板，按照箱子的尺寸切成小片，包在木箱外面。根据尼克尔神父的指示，他在墓碑上刻下了那段拉丁文笑话，把装有圣多米尼克教堂宝物的保险箱埋在墓碑下面。外公发现箱子制作得非常结实，稳稳地躺在他挖出来的土坑底部。
“没错，等一下。”尼克尔神父插嘴道，他转头看着我外公，语调更为柔和地说：“我们先来点好东西。”
听说盟军士兵踏上德国领土的那一刻，尼克尔神父就把他的前教堂司事和掘墓人阿洛伊斯找了来。阿洛伊斯是全教区的人看着长大的，他从小就负责看护教堂里最重要的圣物——圣多米尼克的一根遗骨，每年还要把它拿出来向大家展示。十八岁时，阿洛伊斯应征入伍，去东边的斯摩棱斯克打仗，被一颗菠萝手雷炸掉了左手无名指、左手小指和左眼，患上创伤后应激症的他被送回瓦林豪森，逐渐沉入黑暗的沮丧，他不愿回圣多米尼克教堂工作，每天晚上都会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地倒下睡死过去。喝醉时他会不断重复在军队里学到的亵渎上帝的脏话，但这一切并没有冒犯到尼克尔神父，他只是为这个年轻人的灵魂担忧。为了尽量分散阿洛伊斯的注意力，他让这个年轻人制作了一只存放教堂珍贵物品的保险箱，在墓园里挖了个坑埋了，还立上了墓碑，伪装成真正的坟墓。因为虽然遭受过精神创伤，阿洛伊斯仍然拥有强健的身体和灵活的双手，挥得动锤子和镐头。
老神父一直坐在墓园里挖出的箱子上，他站起来，蹲在箱子旁边，姿势跟他蹲在垂死的阿洛伊斯身旁时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掀起箱盖，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只绿色的大肚长颈瓶。
“铲子很好用。”外公说。
“这是干邑，”尼克尔神父说，讲到“干邑”这个词，他特意带上了法国口音，“上等干邑。”
“怎么样？”老神父说。
他把瓶子交给我外公。酒标上是各种繁复的纹章，还有你在大学文凭和英镑纸币上看到的那种花体字，全都是法文，纹章的盾牌上画着张牙舞爪的狮子，酿造年份是1870年。“根瘤蚜虫灾爆发之前。”我外公说。
外公只好老实承认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实，然后挥起铲子挖了起来，他挖得又深又快，不久，铲子就在还不到两米深的地方触到了金属。
尼克尔神父坐回箱子上，泥泞的长袍下摆向上卷着，黑色高筒靴鞋底上有许多小洞，显然用防水的焦油纸打过补丁，高筒袜是手织的，颜色竟然很鲜艳，非常具有节日风格。
“他们是否告诉过你，普雷斯堡人不擅长撒谎？”
“没错，”他说，“恰好在虫灾爆发之前，所以，你想来点吗？”
我外公说，他祖父和父亲也出生在那里，虽然他不清楚他们的出生日期。
“我只是个科学家，不会品酒，”外公说，他摇摇头，把酒瓶还给尼克尔神父，“不过，请你尽管享受，神父。”
“你的德语带着普雷斯堡口音，”尼克尔神父说，“我就是在那个城市出生的，186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治下。”
尼克尔神父脸上有些挂不住。“你觉得我会下毒。”
一块刻着姓名和生卒日期的墓碑上似乎还写着一段拉丁文笑话，但我外公不理解它的意思。尼克尔神父让他挖墓碑底下的土，我外公犹豫不决，他并非害怕亵渎坟墓，而是担心引爆可能埋在这里的地雷。
“我只是希望真正懂酒的人享用它。”外公说。
墓园大铁门的门闩像之前那辆自行车一样扭曲成了奇异的形状，但尼克尔神父设法打开了它，他郑重地推开铁门，我外公走进工具棚，拿走了铲子。
尼克尔神父拿起桌上的一只长方形小玻璃杯，倒了半杯干邑，呷了一口，愉悦地缓缓咽下，当他再次低头看向我外公时，似乎已经原谅了他的冒犯。“你的朋友们可比你信任我，他们喝了汤，也喝了酒。”
快要走到教堂墓园的时候，神父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折回吉普车旁，看着三个美国人，最后指了指我外公。“工具棚里有一把铲子，”他说，“非常趁手。”
老神父又倒了一杯干邑，递给我外公。迪登斯和加托也举起手中的杯子，他们之间的桌子上摆着一只深绿色的葡萄酒瓶，假如这瓶酒也来自墓园里的箱子，肯定也是特别的好东西，看迪登斯和加托的表情，这酒也十分可口。
美国兵们交换了几个眼神。二等兵加托帮助老神父从吉普车上下来。尼克尔神父说要下去拿点东西，“庆祝停战”，几分钟后就回来。他坚信，德国人从鲁尔撤退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他并非迪登斯口中的“敌人”，而且神职人员不应该有敌人，哪怕世上存在坚持素食的肉猪屠夫。
外公抿了一小口干邑，发现它有一种刺激热辣的烟草味，很像你第一次吸进嘴里的雪茄；烟草味过去后，他尝到了介于黄油和核桃之间的甜香味；最后留在舌头上的是一种苦甜参半的余味，像葡萄柚果皮中萃取的精油。
“所以，那个十字架连同耶稣像一起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尼克尔神父说，“好像在说，‘啧啧，你们这些愚蠢的人，为什么不在我还能烧的时候把我烧掉！’”
“如何？”
“虎王”坦克击中了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方塔，直接把它从屋顶上掀了下来，包裹铁皮的屋顶横梁坍塌着火，屋顶上形成了一个漏斗形的大洞，铁皮熔成的铁水倾泻而下，在砂岩地板上烧出一个洞，流进了地窖里，燃烧的房梁倾覆到地面上，烧毁了所有石头材质以外的东西。方塔的铁皮尖顶滑落到教堂后侧的司铎住宅屋顶，这座半木质结构的老房子一半被砸平，老神父的管家被砸死，但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原因，尼克尔神父幸免于难。方塔底部撞击地面的反作用力把塔尖震上了天，它在天空中歪斜着飞行了一段，最终降落在教堂的墓园中，在墓碑间搅起一片烟尘，断裂成三大块和无数小碎片，其中的一些现在还留在墓园里。
“太好了。”外公说。
“去年冬天我们这里很冷。”老神父温和地说，他坐在加托旁边的副驾驶，听到他的话，大家纷纷表示同意。“我把教堂里的长椅和祭坛屏风拿出来给大家生火了，还有那个漂亮的橡木布道台，那是蒂宾根的一位教授捐给教堂的13世纪的古董。我让他们把十字架也拆走，十字架很大，假如善加利用，足够十几户人家一两个晚上取暖的，可听说要拆十字架，他们不干了，看得出他们很震惊。我试图和他们解释，既然耶稣基督情愿为了拯救世人的灵魂付出性命，那么他当然不会介意烧掉雕刻着他的受难像的十字架来温暖他们的身体。”说到这里，神父摇摇头，凝望着教堂的废墟。“当然，这番话完全是白费口舌。”
“真正的好东西，对不对？”老神父轻轻拍打着两腿之间的箱子，“箱子里剩下的好东西可不多了，还有几只银盘子、一台望远镜、一只圣物盒、一本老《圣经》，欧洲野牛皮封面的，很漂亮，但纸张已经变得很脆，不能打开，根本没法读……这些都是人造的东西，然而干邑……”他又缓缓咽了一口酒，不用讲完这个句子，从他脸上的表情也可以看出，他相信上等干邑是上帝造就的杰作。
吉普车来到主街北面的小广场时，神父用庄重却磕磕绊绊的英语要求加托停车。广场上原本种植的榆树被全部削平，只剩下密密麻麻的树桩，但看样子是斧子砍的，并非炮火所致。
“圣物呢？圣多米尼克的遗骨？”
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他们还在比利时境内的时候，奥根博尔说，他查过资料，发现“战争”[1]一词来自古印欧语，它的词根含有“混乱、困惑”之意，那天晚上他们睡的是散兵坑，夜寒蚀骨。第五装甲师准备大举向西推进。进入瓦林豪森时，外公想，古印欧人说得还挺对，当地人的脸上确实挂着困惑混乱的表情，战争中的平民就像在大雾里迷路的军队，陷入既愤怒又悲伤、既仇恨又敬畏的矛盾情绪中无法自拔，误把征服当作解放，在忍饥挨饿中感恩戴德。第五十三战斗工程师的工兵们看上去也非常困惑，他们终日在镇子边缘游荡，眺望柏林市区的方向，不知道该在那个美丽的城市布设地雷还是排雷。
“啊，没错，”老神父说，“圣多米尼克左耳的镫骨，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宝物。”他的语气听起来却没有那么真挚。神父的手抚摸着干邑瓶，如同抚摸一只心爱的猫。
加托开着吉普车载着大家，先后绕过一辆报废的M4坦克、一条穿灰色长裤和黑靴子的人腿（德国人的）、一只四脚朝天的浴缸和一位呆愣着站在那里的老太太，她的高跟鞋和寡妇丧服看着像普法战争时期风格的。老太太用双手捂住嘴巴，凝视着前方的瓦砾堆、破烂的管线和路上的行人，他们中有老人、孩子、妇人和姑娘，还有截了肢的男人，她的眼神里没有敌意，没有沮丧和愤慨，也没有期待愿望成真的热切。被她盯着的人有的在微笑，有的则满脸通红，似乎是因为强忍泪水或者觉得羞耻，还有的微笑着脸红。
“望远镜，”我外公说，“你刚才说还有望远镜？”
德国人在向北部和东部撤退，大多数人感觉他们不会很快重返瓦林豪森。镇上的驻军只有疲惫不堪的第七装甲步兵师和少数来自第五十三战斗工程师的工兵，而且分散在各处，不知情的过路人可能认为侵略者并不是盟军士兵，而是滚滚烟尘，灰蒙蒙的天空倾泻而下，直通没有屋顶的房舍，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只留下残垣断壁和支离破碎的树桩。偶尔也有当地的面包师或屠户在城镇的废墟中重新开门做生意，但这份乐观或勇敢，只是出于长久以来的习惯。没有什么可买，没有什么可卖，也没什么可吃的，烟囱不再冒烟，流浪猫在角落里的灰泥堆上抱团取暖。
“是的，孩子。”
“天黑之后还是不赶路的好。”我外公说。
“它也是圣物吗？圣徒使用过的望远镜？”
迪登斯点点头。“哎哟。”他说。
“不，是一台蔡司望远镜，我的个人财产，”他笑了，“我不希望它落入敌手。”老神父又倒了一杯七十五年前的白兰地。
“中尉的脚很疼。”加托说。
“你是天文学家吗？”
我外公转头征询迪登斯和加托的意见，他知道这两个家伙一定会同意，但还是为这种丧家之犬的感觉而惊讶。
“业余的，”尼克尔神父说，“我喜欢观察天体，主要是月球。”
“今天早晨我到这里来找我的自行车时，我姐姐杀了一只鸡，我猜她打算炖了它，家里还有胡萝卜、土豆和一点面粉。”
“我也对天文学感兴趣。”
“那也不行。”
“你还对葡萄树的生长有研究。”
“你朋友的脚受伤了。”
“没错。”
“感谢你的好意，神父，”外公说，他觉得神父的自尊与自爱竟然有些令人动容，“很遗憾，我们需要继续赶路。”
“那么，圣多米尼克可以做你的主保圣人，孩子。”
那年冬天，在德国和比利时走走停停，外公住过各种地方，从简陋的狗窝到舒适的办公室，有时处于追击敌人的过程，有时在撤退之中，有时会遭遇大雪封路或德军炮击。他在城堡的熊皮地毯上睡过觉，也在散兵坑里搭过床，坑壁上还沾染着不久前阵亡的士兵的血迹。哪怕只有一小时的闲暇，他也要抓紧时间打个盹，为此他睡过精致联排别墅的卧室和地下室，还有被炸毁的旅馆、干净的稻草和爬满虫子的稻草、羽毛床、拖挂车上的帆布吊床、泥地、沙袋和松木板，无论住宿条件多么恶劣，也比落进敌人手里强得多。虽然这一点可能没有写进《行军手册》或者日内瓦特别法庭的规定，但无疑是常识领域的一条铁律。不过，当盟军士兵敲响德国农舍的大门，他们可不会打算睡干草棚，如果主人家的谷仓没有收拾好，至少也得让出地窖。
“为什么？”
“天很快就会黑了，”尼克尔说，“我邀请你们到我和我姐姐家过夜，农舍里没有多余的房间，但你们可以睡在干草棚里，稻草既干净又暖和。”
“圣多米尼克·德-古斯曼是天文学家的守护者，”老神父看起来有些忧伤，“至于他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来保护他们，我想你已经见识到了。”
外公表示，替补司机、二等兵安东尼·M·加托可以开吉普车送神父回去，更容易被祷告感动的加托郑重地和尼克尔握手。
[1]指英语单词“war”。——编者注
老神父名叫约翰内斯·尼克尔，担任圣多米尼克教堂的司铎多年——直到有一天，天主让一辆“虎王”坦克出现在他面前，将他逐出家园，免除了他的职事。过去的一周，他只好住在守寡的姐姐家，她的农场位于瓦林豪森东北几英里的地方，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走回去着实有些吃力，说到这里，神父又对着地上的破自行车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