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
“没错，你知道吗，愤怒像洪水一样淹没了我。”
“它似乎把别的东西都冲走了，我头一次发现愤怒居然有用处——当有人试图瞄准我的时候。”他撇撇嘴，“不过，直到遇到那个弓箭手，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是愤怒给了你力量。”
他抓住飞到半途的箭，缓缓抬头，望向面包店楼上的窗口，无所畏惧的姿态仿佛是对弓箭手的嘲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三楼窗户上闪过一道人影，他瞥见了那家伙的白色衬衫、棕色衣袖、粉红色的手和微张的嘴。一个男人上半身探出窗外，手中握着一张深棕色的弓，从那满不在乎的神气看，他的年纪并不比我外公大多少。他另一手的手指间像夹香烟一样夹着一支箭，他把箭搭上弓弦，侧了侧身子，我外公举起枪，做了个瓦林豪森当地人在决斗前都会做的敬礼的手势，他们同时出击。
“我一直都在害怕，”他告诉我，“从我抵达那里的时候开始，即使没有人对着我开枪，或者往我头顶扔炸弹，假如他们真的这么做，我也会很生气。”
他感觉自己的头盔就像被一把尖头锤或者丁字镐猛劈了一下，力道直透前脑壳和后脑勺。弓箭手垂下手臂，手中的弓“砰”的一声掉到街上。他的身体慢慢歪向一边，横挂在窗台上，似乎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弓箭手掉了下来，砸向鹅卵石路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一记低沉的拍击声。
其实他也是害怕的。
外公把枪别回腰间，摘下头盔，刚才那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美国兵大战印第安人。他把头盔翻过来，发现箭头刺进头盔不到一英寸，当天晚些时候，他在自己的前额中央发现了一滴已经干了的血珠。
第四支箭低沉地嗡嗡飞来，撞到了鹅卵石路面上，在我外公面前大约十五英尺处弹了一下，以八十度角向路边斜插过来，箭尾朝下，掠过他的身体左侧，外公迅速伸出手来抓住了翻转的弓箭。
他拔掉箭，重新戴好头盔，向前走了几步，捡起那张弓，然后转向那个年轻人。外公猜测这家伙的年龄和雷叔叔差不多，他身体扭曲着躺在面包店的橱窗下，被石头路面磕碎的后脑勺流着血，穿着深色西装长裤、系着黑领带，上身是一件温莎领、珍珠扣的考究衬衫。从衣着和样貌上来看，他都不像是那种会用弓箭来杀你的家伙。
一声呼啸从我外公的左耳旁擦过，他身后那个里面只有灰泥的花盆应声碎裂。隐藏在暗处的弓箭手又射了一箭。射手得一分，失两箭。
外公正要跪在那个年轻人旁边，看看他是不是死了，这时他听到身后有人轻轻地长叹一口气，似乎既愤怒又痛苦。没有时间拔出手枪了，所以他举起弓来，搭上刚才抓到的箭，做好了发射的准备，他从来没有射过箭，但很想试一试。
外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希望找到这个名叫韦纳·冯·布劳恩的男人，也许是因为——他告诉我——他非常期待看到冯·布劳恩的火箭，这是他坚持下去的主要动力，而且，假如一位苏联特工的同事脚被弓箭射中，在落后于快速前进的大部队的情况下，他绝对不会坐在一旁束手无策。
叹气的原来是个老神父，教士袍几乎拖到了尖头鞋的脚面，黑袍上沾着斑斑点点的白灰，好似奶牛的花纹，修长的手扶着一辆被炮弹炸弯的白色自行车，像是在和报废的车辆告别，又像是在研究它奇异的形状。他似乎并不知道自己处在一名美国大兵的弓箭射程内。
外公和他的特工同事们最近得到了一张包含数千名纳粹“教授”的名单，这份文件的代号是“黑名单”，据说是德国人撤出波恩前，波恩大学的一位波兰清洁工在德军匆忙中没有冲干净的厕所里发现的。外公接到的命令是抢在苏联特工之前找到名单上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黑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个物理学家，据说是研发V-2火箭的主导人物，他和奥根博尔在伦敦的那晚就是差点被V-2杀死，根据盟军所掌握的有限情报，这位火箭专家正是个肌肉发达的金发男性。
“早上好，神父。”外公放下了弓。
在科隆的废墟中，他和奥根博尔跟一位被俘虏的纳粹国防军卡车司机交谈过——不管货运单上写的是什么，所有的卡车司机都自带军事情报——据说，这位司机三月中旬拉了一车机关枪配件，准备送到诺德豪森的“教授们”那里，其中一位教授是个肌肉发达的金发年轻人，根据司机的描述，这家伙很可能是个管事的。
白发的神父抬起头，张开嘴巴，这才注意到外公手中的弓箭，他露出迷茫的眼神，闭上嘴巴，视线顺着炸毁的街道向前移动，终于落在弓箭手身上。“他死了吗？”神父说。
“没疯，”外公说，“就是有点急。”
“我不知道。我想是这样。”
外公知道他是在冒险，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急着拔出迪登斯脚上的箭，万一破坏了主动脉就麻烦了，但就我外公所知，人类的足部并不存在主动脉血管。而至于走到街上给弓箭手当活靶子这件事，是因为他想要验证自己的猜测：箭射中的是迪登斯的脚，而非他的脑袋或者喉咙，所以对方很可能不想要他们的命。
神父靠近弓箭手，以他这样的年纪，他的动作敏捷得有些出奇，如同医务人员一般，他蹲下来检查伤者，手搁在弓箭手的胸部，脑袋贴着弓箭手的脸，左耳几乎擦到他的嘴唇。
“你在干什么？”迪登斯说，“快趴下，你他妈的疯了吗？”
外公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迪登斯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左脚在石头路面上留下一串血痕。“他死了？”迪登斯问。
外公站直身体，从他们藏身的破墙和烂砖瓦堆后面绕了出去，他举着枪，目光在街上扫了一圈，思考着射击角度，视线飞快掠过一只黑花橘底的猫和一辆被炸成麻花的自行车。躲在瓦砾堆后面的迪登斯抱着脚，为了转移自己对疼痛的注意力，他开始用亚拉巴马方言辱骂我的外公和外曾祖母。街道右侧的灰泥联排房屋底层，有一家粉刷成柠檬蛋糕色的面包店，这些房子幸运地躲过了坦克的炮火，外公朝面包店上方的三楼望去，发现那儿的窗台与迪登斯所在的瓦砾堆之间的距离恰好处于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
吉普车上有个急救箱，司机接受过军医培训，可是司机本人已经被不知从哪里飞来的暗器射死了，可能是弓箭、火铳或者水手们爱用的吹枪。
迪登斯发出既愤怒又震惊的惨叫。“你干什么？”他喊道。
弓箭手突然睁开眼睛，粉蓝色的双眸水汪汪的。
外公伸手去拿别在后腰上的枪，与此同时，他弯腰抓住迪登斯脚上的箭杆，猛然将它拽了出来，箭头带出紫黑色的血，滴滴答答地掉在靴面上。
“显然没有。”外公说。
外公皱起眉头，他们已经落后了，瓦林豪森甚至不在他们的行军路线上，他们应该紧跟着第三装甲师，然而由于地图错误，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在利普施塔特南部遇到了正和德军打坦克战的第八装甲师。开往帕德博恩的第三装甲师早已把他们甩在了后面，需要至少一天才能赶上，到达诺森毫德的时间也至少晚一天。
弓箭手仰面朝天，无神的眼睛盯着神父粉红色的秃顶，给人一种萎靡或者是腼腆的感觉。神父的耳朵捕捉着弓箭手冒出血沫的嘴巴里吐出的句子，弓箭手的声音很小，外公听不清楚他说的话，而且他讲的似乎是本地的方言，理解起来更有难度。只见神父点点头，说了些什么，又点点头，他抓起弓箭手的双手，紧紧握住，呢喃着拉丁语，用指尖在胸前仓促地画了个十字。他把手探进教士袍，在那块满是灰尘的织物里摸了半天，似乎打算翻找裤子口袋里的什么东西，最后他掏出一只棕色的小药瓶，右手颤抖着拧开了黑色的瓶盖。
迪登斯一只手扶着外公的肩膀，撑起身子，拖拉着左腿，左脚试着踩了踩地面，倒吸一口气。“啊，不能。”迪登斯跷着脚，一屁股坐在鹅卵石地面上，仿佛现在是自由活动时间，可以随意休息，“啊，老天爷，真的很疼，我猜箭头肯定穿透了脚底板和鞋底，是不是？你能看见它吗？”
在这片寒冷破败的废墟中，瓶子里飘出的气味让外公精神一振，仿佛那是夏季里水果的香气，使人心跳加快，透出神圣庄严的意蕴。
“你的脚能用力吗？”
神父举着小瓶，往左手的掌心里倒出一滴金黄色的液体，现在他的左手也颤抖起来，掌心的油滴跟着颤抖，顺着他红润手掌中的一条褶皱流到掌缘外侧，滴落在垂死者的白衬衫上。
“我——”迪登斯似乎这才感觉到疼，他咬着牙端详自己的靴子，试着活动脚趾，“不，我觉得没有。”
“该死。”神父说。如果奥根博尔看到这一幕，一定会骂他“白痴”。
“伤到骨头了吗？”外公问迪登斯。
神父用大拇指蘸了一点圣油，涂在弓箭手的前额上，弓箭手发出一声动物般的满足的喟叹。
“冷静。”外公说。他理解迪登斯的心情：越过法国边境，深入德国腹地四百多英里，没被火炮或者小型武器击中，却被简陋的弓箭暗算，让人觉得荒谬；另一方面，恐怕只有把一支突然出现在你家乡的军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时候，你才会拿起手边的所有武器拼死反击，这种行为属于史诗和英雄主义。过去的三个月里，我外公见多了这种性质的史诗和英雄主义，若干德国人为此牺牲了性命，包括三位技术过硬的吉普车司机、两名无线电播报员，以及阿尔文·P·奥根博尔少尉（博士）。这个迪登斯是奥根博尔的替补，虽然迪登斯不错，但我觉得外公恐怕永远无法完全走出失去奥根博尔的阴影，他不愿提奥根博尔的死因，只告诉我他扶着受伤的奥根博尔坐在一辆吉普车后面，一路上不停地和他说话，直到遇见援助为止。
我外公年轻的时候对宗教并没有多少敬畏。他把他最喜欢的那本小说——黑皮精装版《魔山》——留给了我，在扉页的购书日期（1938年3月11日）和他的签名旁边，外公用大写字母写下“人文主义”几个字，好像在向世人宣告他的信仰。而到了1945年春天，他已经摒弃了之前所有的世界观，寒冷、饥饿、黑暗、血腥、随机的死亡以及战争的两败俱伤颠覆了他的人文主义信仰，在《魔山》上写下那几个字的七年后，他只能在信念与麻木之间徘徊。
“简直神经病！”迪登斯又说，这一次是用喊的，可是声音有气无力。瓦林豪森先是在德国人永久撤退之前爆发了一场历时两天的坦克战，随后又经历了交战双方持续一星期的炮击，几乎所有建筑都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主干道尘土漫天。
他惊异于人的身体竟然可以那么容易地被撕成两半或者炸成碎片，他经历过狂轰滥炸、枪林弹雨和孤独寂寞，见识过愚蠢的指挥官，失去了奥根博尔，杀死过一个拿手提式机关枪打他的男孩。然而，他还活着，那个外公心心念念想要杀死的那个人还活着。一路上，他俘虏了不少科学家——其中一位战前在普林斯顿教化学，还有一位的医学研究是由洛克菲勒资助的——他们在实验室为纳粹培养致命毒素和研究生化武器。
“没错，安然无恙。”
面对这一切，我外公变得越来越麻木，连奥根博尔在吉普车后座死去的时候——鲜血浸透了羊毛衫，像孩子一样哀怨地呼喊着他姐姐的名字——他也不过是流出几滴眼泪而已。现在，看到老神父低声用充满乐感的拉丁语安抚垂死的弓箭手，外公突然有所触动，双颊火热，眼眶发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感受到基督信仰的美。不知怎么，如此简单的几句安慰之中，竟然包含着不曾被基督徒过去两千年的堕落与亵渎破坏分毫的圣洁的生命力。
“去你的，反正又没戳到你脚上！”
垂死的人露出解脱的表情，闭上了眼睛。老神父抬头看着我外公，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责备之意，他试图从尸体旁边站起来，但腿脚似乎不灵活，外公把他拉了起来。老神父打量了一会儿我外公的脸，下巴上沾着灰泥，表情令人费解，但显然并不友好，他又把手伸进袍子里摸索起来。外公见状向后退了一步，因为他怀疑这次神父掏出来的可能是一把枪，他抬手按住身后的迪登斯，做好随时把他推开的准备。
“至少不是子弹。”外公说。
老神父拿出来的是一块白色的手帕，边角熨烫得十分平整，他把手帕递给我外公，亚麻布料上的薰衣草香沁人心脾。
“我说，这是什么鬼玩意儿？”迪登斯屈起右腿，仔细打量伸在面前的左腿。他是亚拉巴马人，化学家，战前在陶氏化学公司的杀虫剂部门上班，他没有歇斯底里的倾向，但脚上的箭确实令他有些抓狂，“该死的箭？”
“抱歉。”外公说。他的本意是自己会弄脏这块手帕，而“抱歉”二字说出来之后，听起来却像他是在为脚旁的尸体道歉，但我外公对此并不介意。
他说的是左脚中的箭，箭杆是松木的，箭尾嵌着鹅毛，离我外公几英尺远的窗框上还插着另外一支箭，他刚拽着迪登斯躲到瓦林豪森主干道上的一堆瓦砾后面，箭就飞过来了，迪登斯一分钟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神父看看被外公的手弄脏的手帕，又看看他的脸。“留着吧。”神父说。
“简直是神经病。”迪登斯说。
“他刚才说了什么，神父？”迪登斯的德语比我外公的准确，但不如他流利，指着地上的死人问，“他告诉你什么了？”
有时候，他们会跟着装甲和步兵部队辗转进入某处城镇或村庄，一路上遇到的尽是些并不清楚解放与投降的区别的恐慌平民，比如躲在钟塔里拿着猎鹿枪的老头，五个共用一支手提式冲锋枪、蓄意谋杀的少年，还有头带上印着死神脑袋的镇上最后一名小丑演员，这家伙一心认定他们是来搞屠杀的，为了澄清类似的问题，他们往往会付出时间乃至生命的代价。
老神父扫了一眼身后的弓箭手，耸了耸肩。“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