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根博尔把烧杯和酒瓶放在梳妆台上，将两只烧杯里的液体倒进第三只烧杯，杯底发出涂了釉料般的眩光。
“必须的。”
“演出怎么样？格伦说什么？”
“好了吗？”
无论他那支由士兵音乐家组成的战时乐队何时来伦敦演出，格伦·米勒少校都要下榻皇家山酒店并且每晚表演。过去的几个月里，奥根博尔与他的偶像格伦短暂攀谈过几次，话题无非是伦敦的天气，但奥根博尔认为这样的交谈如同与圣人对话，这段经历也照亮了他以后的日子。
他听到瓶塞子拔出来的声音和一阵实验器皿相碰的响动，奥根博尔端着三只半满的烧杯回到卧室，杯中的液体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像牛肉汤，有的像机油。外公想起，奥根博尔配制防晕机药的关键步骤之一是掺入老姜和大麻煮制的混合溶液，大麻是他在一处空袭废墟里找到的。
“老实说，不怎么样，”奥根博尔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我想建议你直接用瓶子喝，”外公叫道，“可又不想看到人类文明大崩溃。”
“演砸了？”
奥根博尔踱回公寓的客厅，他研究防晕机药的实验仪器就放在客厅里，我外公又听到他骂了一句隐晦的脏话。“软糖水桶。”
“音乐技巧完美，编曲是伟大的杰瑞·格雷，他喜欢用旋律快的短乐句，一切看起来都像五月花剧院的那次演出一样好，”他往两只空烧杯里倒了一点自酿酒，液面恰好两指高，“但我就是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我觉得老格伦好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你最好也和他聊聊，老兄，让他恢复正常。”
“得了吧，老兄，没关系的。”
虽然和奥根博尔在T部队一同受训，但是出于习惯，我外公很少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即便如此，部队里也有不少关于他进入美国情报部门之前所从事的“职业”的传闻。谣言说，他给纽约和费城的好几个黑帮做过打手，作为初次加入黑社会的仪式，他朝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为了让伤口更疼，子弹上还涂了生大蒜汁。据说，我外公还咬掉过死对头的耳朵，拿耳朵喂了流浪狗；假如他对你笑——奥根博尔最喜欢这条传闻——说明你死定了。奥根博尔经常靠这种夸大其词把我外公逗笑，借机探听些许真实信息。虽然外公沉默时会让人觉察出威胁的意味，但当他流露出真实情绪时，往往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奥根博尔用詹姆斯·卡格尼在《国民公敌》里饰演的黑帮角色的名字给外公起绰号。据我所知，这是别人给我外公取过的唯一绰号——也是外公唯一默许的一次。
“我只要一杯，”外公拍了拍《应用化学》的封皮，哈伯的论文足有八页纸，一个月来他都在读这个，琢磨里面的每句话和每条难啃的公式，他现在读到了第六页，“我可不想喝得头晕脑涨，为了完美的脱异丁烷，还要看书呢。”
“我会尽力的。”外公说，他觉得奥根博尔已经跃跃欲试，很想知道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唉，”奥根博尔把酒瓶搁在梳妆台上，“我们还是先在这里来几杯吧，”说着，他露出C·奥布里·史密斯式的笑容，“看看你的酒量有多大。”
“好了，”奥根博尔往两只烧杯中的威士忌里滴了几滴他研究出来的防晕机药，又搅了几下，把其中一杯递给我外公，“喝吧。”
羊肉串。糖塔。希博伊根。每逢需要讲脏话的时候，奥根博尔都会打开他脑子里的那个储存美国中西部粗话委婉语的庞大仓库，其库存似乎有数百条之多，很少出现重复的情况。虽然我外公遇到的路德会教友并不多，但他怀疑这些人小的时候都不得不把各种代替粗口的委婉语熟记于心。
外公接过杯子，搁在他的床和奥根博尔的床之间的床头柜上，重新拾起《应用化学》。
“噢，去他的羊肉串！”奥根博尔说，“真想去酒吧喝几杯。”
“得啦，老兄，快喝吧。”奥根博尔抽出外公手中的书，朝他背后一扔，书本展开着砸到墙上，墙纸图案是现代风格的圆圈和线条，外公时常把它们看成世上并不存在的芳香族聚合物的结构图。“你又开始研究墙纸上的化学结构式了，对不对？”
他四下寻找可以盛酒的容器，然而为皇家山酒店供应玻璃和陶瓷器皿的厂商遭到了V-1导弹的袭击，酒店并没有为住客准备饮具。外公用的水杯还是他的点头之交玛丽格尔德·雷诺兹从空军妇女辅助队里顺过来的，杯身上印着花体字母“MR”；烧杯则来自大坎伯兰街的一处实验室，奥根博尔拿去做了实验，试图研发治疗晕机症的药物。从兰利坐飞机来的一路上，他在拥挤逼仄的机舱里遭了不少罪，脸色变得像他的制服衬衫一样苍白，断断续续地发出自己姓氏的各种变调音节，不过他还是很期待次日前往巴黎的旅行。
“没有。”
“说到尿，”奥根博尔说，“你来尝尝我酿的酒。”
“说真的，伙计，今晚你就放纵一下，看书什么的改天再说。”
“嗯，他们至少掺了真的尿，”外公说，“味儿很大。”外公脱下鞋子，两手交叠托着后脑勺，脚趾头在制服袜里惬意地扭动，他发现，比起假冒奶油腰子的玉米淀粉裹萝卜、谷物咖啡和甜菜糕之类的，奥根博尔那股装模作样的快活劲儿更能以假乱真。
“今晚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差点骗过我，我还以为是真的腰子。”
奥根博尔神态自若，他遗传了祖先忍受作物歉收、牲畜瘟疫和漫长严冬时的耐心和信心，应付我外公这种喜欢找麻烦的费城犹太人当然不在话下。“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因为一件事：明天他们就会把你绑到一架C-47运输机上，送到一个叫德国的地方，在那里，据我所知，你很可能会遇上一大群武装分子，他们很喜欢用子弹组成的卐字标记作装饰。”
“那当然。”
“那是明天的事。”
“萝卜还不错，我觉得。”奥根博尔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就喝一杯。”
每当醺然微醉时，奥根博尔总是故作快活，其实他本质上是个快乐的人，但现在他想家了，想念他的狗和猫、他的书和藏品，想念冰上钓鱼和他的姐姐比蒂。在这个陷入战火与黑暗的世界上，缺少好酒的滋养，他的灵魂焦躁不安，最艰难的是还要忍受糟糕的英国战时伙食，在他看来，有些食物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这天食堂午餐里的“奶油腰子”，腰子竟然是用裹了玉米淀粉的萝卜冒充的。
外公摇摇头。
“其实这是我自己蒸馏的，”奥根博尔拧开瓶盖，把瓶口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我弄到了原料，用了弹片和吐司上没动过的素腰子。”
“为什么不呢？别跟我说你不喜欢失去自控的感觉。”
“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不喜欢。”
“我只喝最好的酒，”酒鬼奥根博尔在酒类的选择方面自有一套十分苛刻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喝好酒比喝廉价酒的罪孽更轻，然而战时的物资缺乏使其选择的余地变小了许多，“当然，这是相比较而言。”他从姐姐给织的羊毛衫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瓶子，瓶中盛着不明液体。
“整个世界都失控了。”
躺在沙发上、没穿制服却打着领结、套着鞋子的我外公放下正在读的德文版《应用化学》1905年合订本，书里有一篇关于毒气化学武器的重要文章《易燃气体的引爆》[2]，作者是J. F.哈伯。“发现什么好东西了吗？”
奥根博尔一口干掉烧杯中的威士忌，在自己床边坐下，把空烧杯放在床头柜上，端起给我外公倒的那杯，做了个祝酒的动作，为我外公的健康干杯，再次一饮而尽，然后他叹了口气，但听起来不算完全失望。
“看哪，我给你带来了大喜讯，”奥根博尔说，“放下你的色情刊物吧，老兄。”
“好喝？”
格伦·米勒的演出结束之后——这是他出事之前最后的几次登台，1944年12月15日，这位著名乐队领队格伦·米勒乘坐的小型飞机消失在英吉利海峡上空——我外公的室友阿尔文·奥根博尔上尉回到他们共同的住处，伦敦牛津街皇家山酒店顶楼最小的那套公寓。他吹着口哨——旋律是“月光狂想曲”——走进门，羊毛衫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这件羊毛衫是他姐姐给他织的，姐弟俩是孤儿，姐姐对他如同母亲一样，除非上级命令他这么做，否则他绝对不会脱下这件衣服。虽然他们所在部队的指挥官隶属正规军，但指挥官明白，他的手下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怪胎，这是奥根博尔得以一直穿着羊毛衫的主要原因。它的领子是披肩式的，套索式纽扣，还配有一根束腰的带子，但奥根博尔从来不系，因为他觉得自己臀部的曲线有点像女人。羊毛衫很合身，穿起来完全符合他明尼苏达大学食品加工专业博士毕业的工程师身份，他在战前从事的是甜甜圈的大规模生产，奥根博尔称之为“工业级可食用面圈制造”，他会讲德语和法语，能读俄文和拉丁文。其时，他已经完成了多达两百页的奥古斯特·凯库勒的传记——完全采用打油诗的形式，题为《翻滚的贪吃蛇》，除了德雷克塞尔理工学院的一两位教授之外，他是我外公遇到的第一位既非台球室老千，也不是犯罪分子或拉比的知识分子。
“好极了。”他放下烧杯，看着自己的脚下，走过去拾起刚才扔掉的书，还给我外公。“不过是拥有自控的幻觉而已，”奥根博尔说，语气是一贯的温和，“你知道的，对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控制，只有概率和偶然性，就像在布袋里挣扎的猫。”
外公喜欢和洛威尔在一起，不用出任务的他也愿意每天解决各种技术问题，不过，虽然他的工作很重要也不乏趣味，但毕竟这也是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和无数其他类型的办公室工作一样，与愚蠢的官僚主义密不可分，所以，当奥马哈海滩传来消息时，外公是最兴奋的一个，他想要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知道，”外公说，“但是当我清醒时根本不用担心这些。”
（5）一种“磁性涂料”，比如可以将矿石附着到木头或玻璃上。“这玩意儿从来不管用，”外公说，“要是真的好使，我早就发财了。”
外面传来一声震动鼓膜的闷响，似乎有炸弹击中了隔壁大楼的窗户，但又不该是炸弹。炸弹袭来之前会发出特别的声音，仿佛在宣告自己的到来，要么是哨声般的啸叫，或者是低沉的哼唱，随着炸弹的下落变得越来越响亮，最后时刻如同狂喜的欢呼，如果它是一颗蜂鸣弹或者V-1导弹，则会在空中小心翼翼地移动，发出喋喋不休的喃喃自语，直到计数器归零，继动系统关闭，然后你会听到一声响亮而又缄默的呼喊，那是导弹向重力投降的声音，预示着它终将完成把火焰与毁灭带给大地的任务。
（4）一副“双光眼镜”，镜片的下半部经过了特殊的打磨处理，可用作望远镜。
外公闻声首先想到的是“火箭弹”！随后疑似爆炸的声音就变成了低沉的吼叫和哗啦声，仿佛伦敦的横贯城铁呼啸着停靠在大理石拱门车站，附近又传来第二声爆炸，轰隆隆的巨响之后是一阵尖利的嘶叫。点火阶段后期的火箭弹，会在达到四倍声速时引发巨大的空气震荡和湍流。
（3）一条伸缩灵活的勒杀绳，由钢琴丝制成，套在一根普通鞋带里。“相当可靠”，外公这样评价。
“既然还能听见声音，”奥根博尔说，“说明我们还活着。”
（2）一小块金字塔形的钢片，楔进松动的铁轨后可导致任何时速小于30英里每小时的机车脱轨。
外公绑紧鞋带，系好领结，两人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奥根博尔抓起照相机，为了避开大厅里可能出现的混乱，两人沿楼梯下到酒店地下室，穿过一条铺着棋盘格地板的长走廊，透过走廊尽头的那扇敞开的门，你可以感觉到火的灼热和夜的寒冷。身着白上衣、黑裤子的厨子和洗碗工进进出出，讲着英语、法语和波兰语。两人穿过厨房来到通向外面的门口，看到许多人站在街上，似乎在排队救火，实际却像傻瓜一样不知所措。一个胖厨师站在门边向外张望，火光映照在他的脸颊和肚皮上。外公和奥根博尔跑到牛津街，加入了傻瓜一般不知所措的人群。
（1）一种晶体化合物，别名“飕飕”，与特工的尿液混合后，注入飞机、卡车或装甲车的油箱，可以彻底破坏载具，但生效时间较长。
塞尔福里奇百货公司的橱窗似乎被震荡波舔了一遍，橱窗里原本装饰着象征冬季的浮冰和冰山的硬纸板和亮片，还有爱斯基摩人、企鹅、彩色箔纸剪出的极光和人体模特充当的圣诞老人，而现在人行道上已满是碎玻璃，断成好几截的圣诞树像被击倒的保龄球柱一样散落在地，松针还掉到了我外公的帽子和大衣肩章上，当晚他上床睡觉时还会发现裤子上挂着玻璃纸剪成的雪花。“爱斯基摩人”和“企鹅”没有了脑袋，被撕成两半，跨越两极在一起做伴。第二天早晨，人们在附近的一处屋顶的鸽棚里找到了失踪的“圣诞老人”，虽然完好无损，但全身覆盖着一层糖霜般的鸽粪。
我在当天正在读的那本书——塞林格的《九故事》——的内页匆忙记下了外公在OSS研发部门见识过的各种装备的名字，这是一份相当长的列表，附有许多注释。几十年后，为了向我的大女儿推荐《九故事》中的《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我从第一段婚姻时购买的书架上找出这本书，看到它绘有彩色九宫格的封皮，那天下午外公讲述往事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一束灯光透过客卧窗外的桉树斜射进来，外公晒得黝黑的脸靠在白色的枕头上，他的费城口音仿佛是因为头疼而从鼻腔后部挤出来的。然而，当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记录，离婚清点物品时，我一定是把写有记录的那本《九故事》交给了我的前妻，而那是我对自己试图追忆的那个星期所拥有的唯一资料。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回想起外公提到过的五种装备：
塞尔福里奇百货虽然没有发生火灾，但旁边的建筑起火了，消防队开着一辆吱嘎作响的消防车前来救火，后面还跟着两支空袭救援队，戴着锅底形状头盔的队员们朝酒店的住客和舞厅的顾客喊话，请他们让道，让队员们完成自己的工作。一辆救护车挤进人群和废墟之间，司机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蓝眼睛，黑色长发胡乱塞在窄檐帽里，绿色的妇女志愿服务队外套里是一件显然是匆忙抓来穿上的男式衬衣，裤子也像是男式的。虽然只见过她这么一面，但四十四年后外公仍然对她记忆犹新，记得她的领结、丰满的胸部、华达呢裤子和塞着裤腿的威灵顿长筒靴。她告诉外公和奥根博尔，虽然他们甘当志愿者的精神可嘉，但他俩最好还是让出地方，让她和她的伙计们履行职责，因为空袭护卫演练和德国佬已让他们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容易令人产生不适，如果他俩只希望见识一下人类的血迹和肢块，伦敦的别处又不是没有。
从1943年中期到诺曼底登陆之后的这段时间，外公被分配到新组建的“T部队”，前往伦敦参加高级间谍培训，在研发部门为斯坦利·洛威尔工作。该部门位于OSS营地的狭窄地下室，身为化学家和专利律师的洛威尔就是被多诺万招募至此，为欧洲、北非和远东的秘密行动制造各种装备的，洛威尔及其研发团队发明了电影和电视上出现过的钢笔手枪、口红照相机、填充氰化物的衬衫纽扣之类的谍报工具，他们还创造了全新的渗透、破坏和秘密通讯的方法，用恐怖而狡猾的手段杀死敌人，比如用引发爆炸的面粉和燃烧的蝙蝠[1]。
“企鹅和爱斯基摩人，”奥根博尔轻蔑地说，数年后想起这句话，外公忍俊不禁，虽然他知道自己连笑的时候都会感到疼，“我们到底为了什么打仗，老兄？”
盟军进攻意大利的同时，其伦敦总部也在制定进入挪威的计划，多诺万预见到了他们对能够深入敌后的人才的需要。盟军的目标是挖德国的墙角，把德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先进于美国数倍的技术吸引过来，因此，一名合格的特工，应该具备必要的技术知识，能够混入轴心国的秘密实验室，定位和策反敌方的人才。多诺万写道，我外公“适合加入‘T部队’”，但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他需要“一直有事可做，大脑保持活跃，否则会有因为纯粹的无聊而自我毁灭的危险”。
他们回到酒店，奥根博尔又往烧杯里倒了些威士忌，递给外公一杯，杯子上的刻度显示，里面的液体有九十二毫升，外公举起杯子，说了一句祝酒词。“敬布袋里的猫，”他说，然后便一饮而尽，示意奥根博尔继续倒酒，“还有概率和可能性。”
比尔·多诺万是少数几个真正见识过外公潜力的人之一，他对“基大桥事件”抱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在写给其副手、特殊行动副指挥斯坦利·洛威尔的备忘录中，多诺万表示，我外公“能力杰出，具有天才头脑……性格冷静，善于分析，行动果决，手段残忍”。
“布袋是个隐喻，”奥根博尔说，“指的是牛顿物理学。”
毕业后，巴克和我的外公获准休假三天，于是两人去了巴尔的摩，被巴克灌得酩酊大醉的我外公得以亲身验证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提到的奇妙的时空效应。两人在巴尔的摩的佩恩车站道别，登上开往相反方向的火车，巴克去纽约，我外公前往华盛顿。一周后，奥兰德·巴克伞降进入意大利，在盟军部队入境前先行实施破坏；继而向北部和东部挺进，闹出了不小的动静，直到1944年12月，他和一些支持铁托的游击队员在炸毁库巴河上的一座桥梁时不慎把自己也炸上了天。
“我倒没有想到。”外公说。
他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勒杀绳和一次性密码本，以及如何在机关枪扫射下长距离匍匐前进，他学会了如何伪造和伪装文件、巧妙地躲藏、从九十英尺高的平台上跳伞（虽然他从来没从真正的飞机上跳下来过）。有一段时间，他是班上两名仇恨犹太人的学员的歧视对象，巴克恳求他放过他们，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在第二天的徒手格斗训练中，我外公打碎了其中一位的下巴，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敢胡说八道。
[1]没错，就是那种会飞的哺乳动物。
鉴于他俩的“罪行”，怀尔德·比尔·多诺万把奥兰德·巴克和我外公招进战略情报局（OSS）效命，派他们到B区研究破坏与间谍技术，B区是OSS设在马里兰山区的一处训练机构，后来成了现在的戴维营。因其与绅士精神相违背，美国军方长期以来并不赞成采取间谍和欺骗的手段，B区的许多指导员是英国人，他们一辈子都在热点冲突地区大搞颠覆渗透活动，根本不会在乎你是否忘记向他们敬礼。他们认为，如同古代的骑士学习使用长矛一样，训练你像旋转门那样灵活地对准四面八方举枪射击，是最基本的必修课。这是一群低调凶猛的狠角色，是我外公不由自主地钦佩着的人。
[2]指弗里茨·哈伯的论文Über Zündung des Knallgases durch Wasserstoffat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