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这样的女人，”他告诉我，“完全措手不及。”
那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走到他身边。自1943年初开始，他就没和除了敌人与妓女之外的、有吸引力的女人说过话。
她戴着墨镜，大晚上的，而且还是在室内，肩膀上围着一条狐狸形状的东西，狐狸的牙齿紧紧咬住自己的身体。她自信地走过来，略微带点防备，头偏向一侧，好像足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把握确信外公是她的旧相识，并且做好了承认自己认错人的准备，外婆的狐皮披肩和（向社团主席女儿借的）礼服裙的一字领之间，是她白得刺眼的颈窝。
他往场地里面走了几步，手依旧插在工装裤的口袋里，感觉浑身都不自在，低眉敛目，对周围的喧嚣避之唯恐不及，仿佛没有遭到战火破坏的家乡和安然无恙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三万名犹太同胞可以刺痛他的眼睛。
外婆踩着外观仿镶花地板的油毡地垫，缓缓靠近我外公，两人的距离不足二十英尺的时候，他听到韦克斯曼夫人和泽尔纳夫人哭丧着脸喊她回去，她扭动的髋部和剪裁得宜的塔夫绸连衣裙勾勒出的身体曲线勾得他心旌摇荡。战争期间，我外公把他自小在台球室习得的赌球技巧运用到了观察分析别人的眼神上，然而外婆的墨镜阻挡了他的探索，令他焦躁，她的夸张打扮也让外公猜测她是“蒙特卡洛赌场之夜”请来的演员，稍后会给大家表演节目，以助赌兴。想到这里，他竟然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意识到自己的表情，外公更加焦躁了，女孩的嘴唇红得像“单车”扑克牌里的桃心和方块，戴着墨镜的她微笑起来有点像英格丽·褒曼[5]，仿佛听到脑袋里有个声音——多年以后，他将这个声音比作货运火车的隆隆声——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个正在快速移动的庞然大物前方，这个东西推着他越走越远。就是她了，他凝视着她，心想。过了很久，他才收回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面，又摇了摇头。
我外公一整天都在想办法不参加聚会，根本没考虑过来到这里之后会遇到什么状况，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糟糕：首先，聚会的名字叫作“蒙特卡洛赌场之夜”！场地里挂着亮片组成的新月和十瓦灯泡充当的星星，还有纸做的康乃馨和棕榈盆栽，这些东西围绕着能把在场的每一个人碾成碎片的轮盘赌博机——在我外公看来，这是战后整个世界都在变蠢的典型体现。
“怎么会这样？”意识到自己还在微笑，外公想，这下，他真的欠雷叔叔五百美元了。
“他还可以再好好打扮一下。”韦克斯曼夫人说。
我母亲在她家院子的车棚屋顶放了一只野鸟喂食器：给鸟儿落脚的塑料管挂在铝钩上，旁边的链子拴着一包鸟食。外公喜欢观察窗外的景色，他对一只松鼠情有独钟，叫它“捣蛋鬼”，它每天都来，把喂食器里的东西吃个精光，还会毫不留情地赶走周围散落的麻雀，那既凶猛又严肃的样子逗乐了我外公。然而“捣蛋鬼”始终受到鸟儿所无法理解的重力定律和钟摆效应的限制，首先它会爬上喂食器附近的栅栏，勇敢地把自己的身体摆荡到喂食器的链子上，可不出几秒钟，出于惯性，它的前爪会时不时地与铝钩或者塑料管的底部撞到一起，因为松鼠的大尾巴不停摇摆，喂食器会随之剧烈震动、旋转，最后把“捣蛋鬼”晃到地上，也许几十年前唆使我外公把小猫扔下三楼的恶魔始终没有被他驱除，所以每当看到松鼠坠地，外公都会没心没肺地哈哈大笑，有时我不得不拿纸巾为他擦拭笑出来的眼泪。
外婆瞥见外公在接待室外面的走廊里徘徊，看上去似乎比他兄弟还要无辜，双手紧插在裤袋里，仿佛要把口袋扯破，针织领结歪歪扭扭，皱巴巴的格纹布衬衫外面，套着一件棕色的花呢夹克，肩膀那里有点紧。这个人从衣服到肤色都和会堂里的音乐、灯光、轮盘以及骰子的嘎嘎声出奇地相配，只是从眼神里看得出他想要逃离此地，我外婆觉得，他眼中对逃离的渴望犹如燃烧的房屋窗口透出的火光。
“姐妹互助会里的那些女士，她们以为自己用鸟食骗来的是一只小山雀，”外公说，“可实际上却引来了‘捣蛋鬼’。”
“那是他哥哥，”泽尔纳夫人说，语气却不怎么确定，“授过勋的战斗英雄。”
外公说，我外婆对她未来的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头要是搁在篱笆上，应该挺好看的。”
拉比经过她身边时，外婆嗅到了他身上的栀子花味，听到他解释着自己的姗姗来迟。“不是我的错，”他说，“要怪就怪和我一起来的人吧。”
她向他走来，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一侧的眉毛挑了起来，探出墨镜上缘，这是请求帮忙的信号——外公立刻心领神会，并且从她女孩子气却不失优雅的举止判断出她可能是个外国人，他掏出奥根博尔的打火机，为我外婆点着了烟。
“我不知道，”外婆听到拉比说，他不情愿地被男人们攥着手腕拽进房间，“先生们，我是无辜的。”
“什么？”外公说，打火机里冒出的火苗在他自己准备抽的那支香烟的顶端跳了两跳，他知道刚才没有听错，她确实就是这么说的——要是他的头搁在篱笆上，应该挺好看的。“为什么啊？”
我外婆好奇地转过身，看着巴尔的摩犹太社群的新宠——雷叔叔——走进接待室，那是个苗条的年轻人，穿着海军蓝色的外套，外套上的纽扣像金币一样，他的丝绒圆顶帽也是海军蓝色的，一头红发略微有点长，刚进房间就被一群男人包围，其中包括韦克斯曼法官——神态活像哄骗未出闺阁的侄女卖身为妓的狡猾叔伯。发现新拉比很快被热情的人群淹没，韦克斯曼夫人低声骂了句意第绪语粗话，估计晚上回家之后有她丈夫好受的了。
外公见过被丢弃或放置在各种不寻常的地方的人头，却没见过搁在篱笆上面的，他也不觉得这是符合传统的寒暄方式，而因为看不到外婆的眼睛，他猜不出她这样说的确切意图，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意识到这是她和陌生人搭讪的特别方式。
由于政府办事效率太低，我外公的遣散费还没批下来，那时他根本凑不出五百美元，但他觉得自己肯定能赢。
“噢，亲爱的，对不起，”她说，“你生气了。”
“你太能扯了，”我外公说，“兄弟，赌就赌吧。”
“这是我的正常反应，”外公说，“假如你是我，听说别人要把你的头戳到篱笆上，也会这样的。”
“你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敢不敢和我打个赌？”雷叔叔说，手指着会堂的大门，不久之后，他会带着外公送他的那根布伦瑞克台球杆走进这扇门，“我赌五百美元，你走进这座会堂之后，不出半个小时——不，不出十分钟——天上的那位会向你揭示他对你的计划，让你明白你今晚必须到这里来的原因。”
“墙，”外婆脱口而出，紧接着狂笑起来，又猛然一手捂嘴，“对不起，我想说墙来着，不是篱笆。”
“得了吧，别再胡说八道了，雷！”
“那就不一样了。”外公说，他擅长顶着无可挑剔的扑克脸讲笑话，面无表情地和女人调情。
雷叔叔摸了摸搭在大腿上的衣服穗子，下巴刮得光溜溜的，嘴角挂着神秘莫测的微笑。
“等等，”她说，努力抑制着笑意，“你见过那个……怎么说来着……大胶堂……吗？”
“上帝给你透露的消息？”
她晃动白皙的胳膊，在空中比画出大教堂的墙壁、塔楼和塔尖，他觉得她的手势完美诠释了诗人和体育记者口中的“优雅”为何物，她的双手上下挥舞，闪亮的烟头划过，散发着橘红色的火花，火光倒映在她黑黝黝的墨镜镜片上。最后，她画了一扇玫瑰花窗，指尖在胸前画圈，那是我外公早已注目的区域。那个年代的胸衣设计得很像拔地而起的建筑，与她高耸而柔软的乳房一道对抗重力，像大教堂一样打动了我外公，然后他看到她左臂内侧那串黑色的编码，它代表了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从简单的五位数字中可以看出她的人生、她的家庭和整个世界的遭遇，他打量着这串数字，觉得有些难为情。
“没错。”
“是的，”他说，“我见过几座大教堂。”
“真的？”
“在墙上，”她说，“那些古老的墙上。”她把“古老”念得像“孤老”。[6]“石头上刻着人脸，很像你的脸。”
“过去在你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雷叔叔说，“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今天晚上，你会发现一切都说得通了。”
“明白了，”他说，“我长得像石像鬼。”
刚从战场回家一个月的外公没有工作，郁郁寡欢，他的大学学位证书已经吃了六年的积灰，他在欧洲的战时经历到了和平时期一无所用。参加过亲友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接风宴的每一个人都很失望，尤其是他的父母，他们发现，尽管儿子获颁上尉军衔，参加过许多连亲人都不能知道的秘密行动，我外公还是无法满足他们的期望。
“对！不对！不是石……”她用法语说了一遍“石像鬼”，四十二年后的我外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在法语中应该怎么说，“那是接雨水用的，是动物，怪物，而且很丑，你的脸不是那样的。”
“噢，是吗？上帝给我定了计划？还真他妈的会挑时候啊。”
可她这些话至少有一部分是谎言，后来她坦白告诉一位精神科医生，她确实认为他有点丑，不过是让她觉得有吸引力——甚至挑起了她的欲望——的那种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站在接待室的门口，刚过来就打算离开，她认为他长着美国人的脸和美国人的身体，肩膀像别克车，下巴像推土机，只有当你凝视他的眼睛时，才会不得不承认他的美。
“因为这是天上的那位对你的安排。”
“我长得才像石像鬼。”她说。
“怎么知道的？”
“才没有呢。”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雷叔叔说，他平静下来，语调也和缓了。“你必须和我一起进去，”他说，“你会庆幸听了我的话。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你会跟我一起来的吗？”
“不，”她说，“内里像。”
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响起，尽管雷叔叔恼火的眼神中透出一丝心虚，但他还是历数了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信仰如何虔诚、会众的意图和行为如何良善、大部分犹太人是如何敬虔信道，甚至搬出五千年的历史。从迈蒙尼德[3]和汉克·格林伯格[4]到先知摩西和犹太典籍中的上帝，他越讲越兴奋，意犹未尽地按了几下喇叭，表示强调，激动得手舞足蹈，唾沫星子飞到了他借给外公的哈里斯花呢外套的翻领上。不过，讲到万军之神耶和华的时候，雷叔叔顿了顿，眯起眼睛，这才意识到我外公并不打算反驳他所说的一切，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只充满耐心的蜘蛛，静待弟弟的怒火逐级蹿升。
他没有接茬，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自谦，殊不知这是他第一次和她内心深处的无皮马对话。
对少言寡语的外公来说，这番话着实算得上长篇大论，而且语气越来越重，雷叔叔缓慢而沉重地关上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拧过身来，愤怒地瞪着我外公，手肘压在水星轿跑的喇叭开关上，面红耳赤，连脸颊上的雀斑也不那么明显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他果然爆发了，不出外公所料。
“我能提个请求吗？”他说，“你可不可以摘了墨镜呢？”
“你不觉得讽刺吗？”外公说，“‘蒙特卡洛赌场之夜’？多么虚伪！会堂变成了该死的赌场，雷，还记得帕特牛排餐厅楼上的那个赌场吗？那是布法罗来的一群骗子开的，他们敲过弗兰克·奥斯特伯格的竹杠。你现在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你也开始诈骗了，引诱别人下注，其实你早已知道赌局的结果，你的目的就是骗人家的钱，许诺给他们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来自上帝的宽恕和永生之类的，以甜言蜜语为诱饵，坐等他们上钩。”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红嘴唇紧抿在一起，他不知道请一位法国女人摘下墨镜是否失礼，难道这是高卢人的禁忌？
1947年的那个冬天，没有人——尤其是当事人自己——能够想到雷叔叔那时已经开始怀疑他的信仰，以至于后来放弃神圣的布道讲坛，去巴尔的摩、威尔明顿和哈福德格雷斯的台球室和赛马场混日子。我外公却隐约察觉到了弟弟的反叛苗头，也许是出于同胞之间的本能感应，他从小就怀疑雷叔叔的“好孩子”形象是装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其他人——首先是来自父母的，然后是整个犹太社群——的关注和赞许。
“眼科医生不许我摘，”她颤声说，“但我会摘的。”她的声音很低，很像耳语。
然而，这一招没用，雷叔叔始终坚持己见。你进一尺，他高一丈，人身攻击也毫无作用，他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外公故意为之的乖戾、嘲讽、冷言冷语，雷叔叔全部视而不见。不过，来到平安之友会堂的停车场，从雷叔叔那辆崭新的水星双门轿跑上下来之前——雷已经为哥哥敞开了车门——为了逃避社交不惜得罪弟弟的外公突然想到一个可行的办法。
“没关系，”他说，“算了。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只想知道这个。”
出发的时间快要到了，无法推辞的外公只能亮出最后一招，让自己惹人讨厌，挑起争吵，打一架，希望弟弟打消带他去的念头。
“不，”她说，“我会为你摘掉墨镜，不过你也得为我做件事，确切地说，你得允许我做一件事。”
那一天，我外公一直在找理由不和雷叔叔参加“蒙特卡洛赌场之夜”，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和“普通人”打成一片的准备，与陌生人交谈会让他觉得不自在，而且他买不起出席这种场合的衣服，犹太会堂对他而言也没有实用价值，他认为，如果去了，只会给弟弟添麻烦。雷叔叔充分发挥他的口才天赋劝说我外公，一一打消、否定、驳回他的每一条借口。他说，为了回归平民生活，外公必须接受这次挑战，好比只有屏住呼吸、大胆跳进游泳池才能尽快学会游泳，而除了推销员和在公交车站与你搭讪的人，没人愿意主动和陌生人闲聊，所以他会亲自督促外公参与当晚的活动，说不定他还能在赌局中赢到钱。另外，雷叔叔愿意把他那件非常漂亮的哈里斯花呢西装外套借给我外公穿，反正衣服穿在他本人身上有点肥大。犹太会堂不过是座建筑，那些伟大的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到希勒尔——根本不把这种地方当回事，而且以拉比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如此。
“是吗？什么事？”
就在这时，泽尔纳夫人月亮般的圆脸露出喜色，她高兴地用法语叫道：“新拉比来啦！”
我不知道当时站在接待室门口的外祖父母是否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可哪怕只有他们两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我外公也想不到我外婆接下来做的事，1947年的主流道德观更不会赞同她的做法。四十多年后，被氢吗啡酮麻醉得昏昏然的外公只能像那天晚上那样，无助地闭上眼睛，听任缓缓贴近的我外婆把手伸向他的裤子，一个齿一个齿地为他拉好裤链。
“屋里真是太热了，”外婆说，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是被撮合的对象，但一直被两位姊妹拉着说话的她已经开始厌烦，“抱歉，我想出去透口气，看看月亮。”
“好了。”她用法语说。
灯光变暗，乐队演奏的曲目给现场带来浓郁的夜总会气氛，在恰恰舞、闲聊、掷骰子和轮盘赌的嘈杂环境中，原先打算撮合我外婆和新拉比的互助会姊妹被迫放弃计划。终于闲下来的我外婆从人家借给她的串珠手袋里拿出了一包万宝路香烟。
睁开眼以后，他发现自己迷失了，迷失在她的眼睛里，那对眸子的颜色如同蒙特卡洛黄昏时的天空，室内的十瓦灯泡仿佛真的变成了星星，亮片组成的新月洒下耀眼的银光。
“请大家今晚不要客气，”发言结束时，筹款委员会主席号召大家，“尽情地输钱吧！”
“蓝色。”外公靠到摆在我母亲客房里的那张从医院租来的病床床头，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再把眼睛睁开。
负责音响的技术人员是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他找出一支新麦克风，费力地钻过围在自助餐桌旁挑选开胃小食以及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的与会者，换掉出故障的那支——在他母亲的催促下，寻找和更换的速度又被拖慢了不少。终于，眼科医生宣布，主席身体无碍，可以继续发言了。
[1]犹太会堂的名称是“Ahavas Sholom”，意为“lovers of peace”，即和平热爱者。《圣经》和合本将“peace”译作“平安”。——译注
然而拉比迟迟没到，接待室里已经满是对互助会姊妹的打算并不知情的会众，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活动早些开始。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来到了会议室，他准备了一份欢迎词，里面有许多并不高明的双关语玩笑，讲稿念到一半，麦克风突然漏电，突遭电击的主席被迫暂停演讲，姐妹互助会的主席急忙让做眼科医生的丈夫上台察看情况，台上有不少主办方雇来的犹太音乐家，他们服饰奇特，正在调弄乐器。眼科医生跪在筹款委员会的主席身边，测了他的脉搏，帮他解开领口的扣子，其他男性会众则震惊地站在一旁观望。
[2]当时平安之友犹太会堂迁到了派克斯维尔雷斯特斯顿路的新址，它属于第一批从巴尔的摩公园一带的犹太社区中心迁往七英里巷以外的远郊地区的主要犹太会堂。
为了确保新拉比在“蒙特卡洛赌场之夜”活动当晚注意到我外婆，互助会让她站在借来的棕榈盆栽旁边，盆栽就摆在会堂接待室的大门口。两位互助会成员在那里故意拉住我外婆说话，其一是韦克斯曼夫人，她的丈夫是法官，也是我外婆申请避难的主要担保人；另一位是泽尔纳夫人，布林莫尔学院的首批犹太毕业生之一，法语流利。利用我外婆的责任感和她对讲母语的渴望，两人原地拖住我外婆，希望拉比过来的时候能看中她，认为她是自己新娘的合适人选。而且最关键的是，让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3]犹太学者。——译注
刚刚从犹太神学院毕业的新拉比用他的智慧和热情征服了大家，他穿着量身定制的西装，身上透出淡淡栀子花的香味，这在拉比中很不寻常，也迷住了每一个人。可令人不安的是，家庭和教师的宠爱使他养成了过于固执的性格，自以为是，不愿考虑别人的意见，甚至在结婚对象的选择方面也是一意孤行，对候选者缺乏基本的了解就贸然否决，所以姐妹互助会打算耍些花招来说服他。
[4]著名犹太棒球手。——译注
不过，有那么几次，她曾经用法语或英语嘟囔过一些毫无意义的句子，有时还会突然陷入沉默，脸上的笑容也随即消失，露出紧张的表情，似乎在聆听由门另一边传来的脚步声，端详房间角落里的阴影。据说，第一次被人家领进巴尔的摩公共图书馆时，外婆径直走到苏格兰高地里尔舞的资料陈列架旁。当然，这些举动都可以归因为外婆的英语不熟练和二战时所受的刺激（以及无人能够抵挡苏格兰风笛演奏的舞曲的吸引力）。就算有人觉得我的外婆有点古怪，在互助会的姊妹们——以及许多人的丈夫——眼中，这只会让她更有魅力。
[5]那时利伯蒂海茨的一位牙医已经帮她修复了牙齿，这位医生退休后住在佛罗里达，有天晚上我在科勒尔盖布尔斯开读书会，他曾到场参加。他告诉我，当年外婆找他看牙，因为她的牙齿损毁得十分严重，所以他至今都对此事印象深刻。
我外婆是个带着四岁女儿的寡妇，刚从奥地利的一处犹太难民营来到巴尔的摩，姐妹互助会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决定将她列为新拉比的妻子的主要候选人。帕克瑟克尔区和福里斯特帕克区的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的餐厅提供的伙食逐渐让我外婆的身材和气色变得健康起来，她那一袭被互助会主席形容为“美丽动人”的长发也恢复了原有的光泽。外婆举止温和有礼，熟悉文学与艺术，也有成为演员的才华和决心，曾有不止一位仰慕者将她优雅性感的脸庞和法国口音与西蒙妮·西蒙相比。尽管饱经忧患，外婆还是很喜欢笑，也很容易被人逗笑，举手投足间既有女演员般的风致，又有从辛勤劳作的修女那里熏染到的谦卑。
[6]她把“ancient”念得很像“hancient”。——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