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有一张在佛罗里达海滩穿比基尼拍的照片，那时她四十五岁左右，一看就是个富态的已婚妇女，胸部丰满，乳沟深邃，胖得连膝盖上都出现了肉窝。当时她已经接受了第一代激素替代疗法（HRT），这种方法可以安抚她的情绪，也让身体在激素的作用下变得肥胖臃肿[2]。外公获释的那天下午，外婆把他搂在怀中，她的肚子又圆又鼓，小腹上的妊娠纹宛如一道道清澈的水波，她的腰依然苗条，手腕和脚踝也很纤细。外公抬高外婆的双腿，搁在自己身上，站在地板上进入了她，天光逐渐黯淡，珍珠项链给她的皮肤笼上一层银白色的光晕。
洗热水澡是一种享受，但外公没有在喷头下过多停留，当他走进卧室时，外婆已经在床上伸展开赤裸的身体，一手托腮，知道他的喜好，她没有摘掉那串珍珠项链。
1990年3月的一天早晨，佛罗里达州椰子溪的养老社区丰塔纳村，外公在他的公寓主卧室的厕所解手，从马桶上站起来的时候，他听到了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然后就晕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厕所地板上，嘴唇肿了，一条腿也骨折了。后来医生发现，骨折是癌症骨转移引起的，那时我们才得知，半年之前，外公曾经拒绝治疗他腹部的一处疑似癌变的肿块，但那一天我们只知道他摔断了腿，而且骨折恢复期间需要有人照顾。
外公脱掉鞋子和西装，摘下领带，脱下衬衫和袜子，解开袜带，外婆帮他脱掉内裤，拉着他走进浴室，让他洗净拘留所在他身上留下的味道。
我母亲是公益诉讼律师，当时正准备对一家制药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该公司研制的第二代HRT药物导致数以千计的女性患上卵巢癌，甚至活不到六十岁。我弟弟刚刚在洛杉矶开启他的演艺生涯，即将在七十年代电视剧《太空：1999》的重拍版试播集中出演角色。我则打算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平装本做宣传，同时还要极力挽救我的第一段婚姻；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努力纯属徒劳。
“校车把女儿送回来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外婆说。
当时外公有个偷偷摸摸交往的女朋友。把大家各自掌握的信息汇集到一起之后，我们三个发现，外公很少提及那位神秘的女士。她的名字叫萨莉，是个搞艺术的，丈夫刚去世不久，但我们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连她姓什么都不清楚。
正在搅拌蛋液的外婆抬起头，手伸到背后，解开围裙，她做了头发，戴上了珍珠项链，因为穿着黑色的低领毛衣，喉咙和衣领之间的珍珠格外显眼，仿佛吸走了她皮肤上的所有热量，发出炫目的光芒。沉默无言中，我的外祖父母像一对在即将坠毁的飞机上——在情势的感染下——暂时和解的恋人那样重归于好，以后有的是时间数落对方的不是。
外公骨折那天，萨莉打电话告诉我母亲，虽然她和我外公从九月份才开始交往，而且仍然处于彼此了解的阶段，但她愿意提供帮助。不过，丈夫去世前，她整整照顾了他三年，付出各种辛苦不说，还眼睁睁看着他日渐衰弱、走向死亡，心理上遭受的折磨可想而知，所以，坦率地讲，她怀疑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再去照顾另一位年老体衰的病人。我母亲向她表示了感谢和理解，她觉得萨莉应该已经看出我外公是个不太情愿接受护理的病号。
“我回来啦。”外公走进厨房。
为此我母亲飞到佛罗里达，找到那个从她不到五岁开始就充当她父亲的男人，她希望把他带到奥克兰，让他住在她的家里，这样她就可以在照顾他的同时继续自己的工作。考虑到长途飞行的辛苦，她不顾外公强烈的反对为他预订了头等舱的机票；告知邮局把他的邮件转发到奥克兰；用一只巨大的旅行箱打包了他的衣服和证件。旅行箱里的空间足够装下他所有的私人物品，然而我外公只选择带走五件东西：
春季的下午依然透着严冬没来得及带走的几丝寒意，而房子的后门敞开着，厨房里飘出洋葱、香叶和煨红酒的味道，起居室的唱机播放着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厨房窗玻璃上蒙上了一层蒸汽，后面是外婆的模糊身影，她厨艺高超，握住锋利的赛巴迪刀的红木手柄时，从来不知道紧张为何物。五十年代初，第一次入院之前，她是WAAM电视台《家庭烹饪》节目的常驻嘉宾，教巴尔的摩的家庭主妇（当然是那些有电视机的家庭主妇）做法国菜，还短暂拥有过自己主持的晨间栏目《法式烹饪》，每周播出两次。[1]
（1）维利·莱的《火箭、导弹和太空旅行》（第三版，维京出版社，1957年）。书中回顾了1956年之前的火箭发展史，还对人类登月计划进行了详细的预测，当然，出现各种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尽管我知道外公一直非常喜欢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但我此前从来没见过外公随身带走的这一本书：它没有封面，衬页上有透明胶带粘过的痕迹，应该是贴过插借书卡的纸套，顶部盖着刻有“纽约州惩教局”字样的橡皮图章，显然这本书来自监狱图书室。翻开内页，我发现有人——我猜这个人是我外公——用黑色记号笔涂掉了书中的一些单词，我掀起书页，迎着灯光细看，发现被涂掉的地方是一个人的名字：韦纳·冯·布劳恩。[3]
树屋上的瞭望孔仿佛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眸，紧盯着我外公绕到房子后面，看着他朝厨房入口走去。他们从来不走房子的前门。我外公拖着脚步踏上后门廊的最后三级台阶，脚下的木板是去年夏天刚换的，以前的门廊地板已经被虫子蛀坏了，带着近乎希望的野蛮劲儿，外公拆掉旧地板，换上了新的。我母亲给他递钉子，帮他固定（就是坐在上面）他亲自切割、打磨和粉刷过的板条，外公还在木头上雕刻了哥特式的花边，这套木工活是他在另外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上学来的。焕然一新的地板踩上去有种坚实的感觉，虽然和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这个门廊不属于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他的财产，但在那些年里，外公的志向不在于购置产业，从而获得“拥有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的错觉，把租来的房子维护好，延缓它的老化、防止它被烧毁就已经能使他心满意足了。
（2）一只芝宝打火机。从我记事起，这只“奥根博尔的打火机”就待在外公的右边裤袋里。虽然我出生前他就戒了烟，但我多次见过他用它点燃烤架上的木炭、壁炉里的木柴和篝火。打火机的外壳是光滑的椭圆形，表层镀镍，刻着两个连在一起的六边形——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某种有机物的分子结构图。多年来，我不止一次问过外公这是什么有机物，但他要么回答“麦芽糖”，要么告诉我“这种东西让甜甜圈变得更好吃，所以我要把它刻在打火机上”，这些荒谬的回答既让我生气，又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外公根本不喜欢甜甜圈——他想要隐瞒什么秘密。至于打火机的名字，我外公只是说，奥根博尔是他的战友。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回到山丘脚下，外公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棵山核桃树。最初的房主是个奉行自由性爱主义的基督徒，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就种下了这棵树，如今已有六十英尺高。盛夏时节，它的枝叶充分舒展，树冠像儿童画中的大树那样，是用绿色蜡笔涂抹出来的圆形，带着夸张的梦幻色彩，我母亲把隐藏在枝干之间的树屋想象成她的大帆船和堡垒。我外公发现，树底下有一块焦痕，四条锯齿状的黑色条纹，沿着树干向上延伸，看起来就像一只巨大的爪印。
（3）一张我母亲的黑白照片，拍摄于1958年8月。照片中，我母亲骑在一匹没有马鞍的灰色瘦马身上，她腰上围着沙滩毛巾，穿一件过小的连体泳衣，看上去更适合未满十六岁的小女孩。她和灰马位于摄影师的侧前方，望向他的左边，我母亲手持弓箭，箭已经搭上了弓弦，正在瞄准画面之外的某个目标。照片收进旅行箱之前，我从未见过它，对于它的来历，外公和母亲不愿多说，只告诉我它是在弗吉尼亚海滨的一家酒店照的，当时雷叔叔履行着我母亲监护人的职责。照片中的我母亲头发蓬乱，拉弓瞄准的样子让我震惊地联想到凶残的杀人犯。
我外公在羽毛梳公司怒火大爆发那个星期之前的某一天，外婆的老朋友无皮马突然回来找她，在前院的那棵粗壮的山核桃树上住下了，但我外公始终不清楚无皮马返回的具体时间和确切原因。后来他才想起，有那么一两次，我外婆突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双眼紧闭，好像在抑制某种恶心想吐的感觉，他记得她的身体在压抑中瑟瑟发抖，脸上挂着强自保持太久而显得异常僵硬的微笑。我外公只知道，无皮马决定住在山核桃树上的那座树屋——树屋是外公送给我母亲的十三岁生日礼物——里之前，已经在周围转悠了好几个月。
（4）“月球花园”模型。这个模型是用一只外卖咖啡杯的盖子、飞机和坦克模型的零件制作的，还用了十几个小电容和四块从金属表带上拆下来的链条，所有部件全部用胶粘在一起，喷漆是田宫模型使用的那种“浅幽灵灰”。“月球花园”是外公制作的月球基地比例模型“LAV一号”的一部分，外婆去世后，他花了许多年制作和修改“LAV一号”。整个模型占据了大半张他在佛罗里达的公寓餐桌，包括通道、分离舱、天线、碟形天线和圆顶形穹顶以及崎岖的月球表面。“他只想要花园，”母亲告诉我，“我只好把它从整个模型上扯下来了。”
虽然农场出产的苹果像石头一样干瘪坚硬，比起采蜜，特意订购的法国蜜蜂更喜欢四处闲逛，但自从看到农庄——尤其是它的复杂装饰、玫瑰花丛和新刷的白墙——的第一眼开始，外婆就明白了外公的用意。第一次从新泽西州的格雷斯通精神病院出院后，她就处于一种脆弱沉默的状态，好似一只试图在勺子上保持平衡的鸡蛋，此后的二十八个月，她和外公在农场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心满意足的日子。不再有天使引导她向公交车上的乘客们透露关于她的预言。她不再一次次地长期禁食，她的皮肤曾苍白得发亮，如同给予她庇护的圣衣会修女所信奉的耶稣基督的圣光。她找到了工作，在著名的造纸厂剧院为三部剧担任主演，还在百老汇重排的《啊！荒野》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1957年春天，那匹无皮马再一次带着嘲讽的笑容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5）一张镶在有机玻璃相框里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印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最后一批机组成员的合影：航天员迈克尔·史密斯、迪克·斯科比和罗纳德·麦克奈尔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头盔扣放在桌子上，好似圆形鱼缸，像是要从里面抽出幸运数字。他们身后站着鬼冢承次、克丽斯塔·麦考利夫、格雷戈里·贾维斯和朱迪思·雷斯尼克，各人抱着自己的头盔。航天员们的飞行服仿佛是会闪光的那种桌布做的，颜色很像佛罗里达的蓝天，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他们便消失在这片天空里。七个人都在微笑，在我看来，他们无意识地嘲笑了自己的命运。桌子的一头摆着捆绑有燃料箱和运载火箭的“挑战者”号比例模型，很像是孩子的玩具，当然绝对属于豪华型的玩具。从照片上很难看出我外公在制作这个模型时加入的各种细节，比如货舱门打开后露出的远程操纵臂和会旋转的引擎喷嘴，你甚至还能拉开机鼻，看到里面的机舱，舱内的细节忠实还原了“挑战者”号的内景，细致到仪表板上的按钮和开关，以及马桶上方的“萨莉·赖德[4]遮帘”。
我外祖父母的农场位于新泽西州霍霍库斯郊外，占地十一英亩，没有修女和绵羊，却有草地和苹果园。入住第一年的冬天，我外公参照一本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上的说明，制作了几只蜂箱。1952年底到1954年底，我外婆第一次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妻子出院后，外公租下了这片土地，他希望住在那里能让外婆想起当年在法国乡村度过的快乐时光。
尽管这座模型没有被NASA用于官方展示，我外公还是很愿意参加1986年1月28日的发射仪式。他是卡纳维拉尔角的常客，每逢有发射活动，几乎都会开车去看，似乎是为了弥补他为了抵制冯·布劳恩而错过的那些阿波罗登月计划中的历史性时刻，我知道，不得不抵制对他来说很痛苦。然而，1986年1月的那个星期二是我外婆去世十一周年的忌日，当天上午11点39分，“挑战者”号助推器上的橡胶密封圈失效，航天飞机在空中解体时，我外公正站在宾夕法尼亚州詹金敦我外婆的墓前。回到费城中心区的汽车旅馆，打开电视之后，他才得知“挑战者”号失事的消息。
我外婆在戏剧、诗歌和手工艺方面的兴趣一直为家人所不齿，修女们却既富有同情心又懂得审美，为了养活自己，她们制售花环、开垦果园、养殖蜜蜂，还在草地上放养绵羊。我八九岁的时候，母亲给我解释了什么叫作“幸存者的负罪感”，她举了自己母亲的例子：与圣衣会修女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外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家人遇害后，她再也没有真正快乐起来。
电视屏幕中的航天飞机如同一朵在白色蒸汽组成的茎秆上怒放的鲜花般轰然炸裂，崩解后的碎片打着旋划过天空，拖曳出蜿蜒的长蛇形轨迹，仿佛在茫然地回头寻找其他碎片，外公坐在电视前一动不动，甚至没有眨眼和呼吸。
据我所知，二战时期，在法国陷落后，还不到十八岁的我外婆未婚先孕，怀上了我的母亲，里尔郊外的圣衣会修女收留了我外婆。她在里尔城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中出生长大，家里经营马匹和毛皮生意，声名显赫。听说我外婆怀上了天主教徒的孩子——即便知道孩子的父亲是个年轻英俊的医生也无法令他们满意——家人与她断绝了关系，是年轻英俊的医生的家人安排修女们收留了她。我母亲出生后不久，我外婆的家人就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来在那里遇难。由于为抵抗组织成员治疗伤口，年轻英俊的医生也死在了纳粹党卫军的枪口之下。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读研究生的我立刻通过我母亲联系到了外公，电话接通前，我以为外公的语气会很低沉，甚至很悲伤，然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虽然知道焦虑无济于事，沿着“长蛇阵”回家的外公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象他的房子、妻子和女儿被丑陋的新房屋包围的画面，当他终于拐到通往家门口的那条铺着砾石的县道上，发现道旁的风景一如往昔，苹果树和玉米苗安然无恙时，恐慌才逐渐消失，但他不确定自己和家人将来是否会被丑陋的建筑大军淹没。
“太他妈的冷了！”他怒吼道，“发射时的气温只有华氏三十六度，都是白痴官僚的错！”
他在谢里登大道周边那些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之间徜徉了许久，打量着肮脏的草坪、新种植的树苗和排成长蛇阵的货车车厢似的房屋。过去下班回家时，他都是以四十五英里的时速从这里一掠而过，并没有发现它们的可憎之处；现在他却看到这些房子朝四面八方无序地蔓延，原以为不会因时间或钢铁工业而改变的玉米地、果园、橡树和山核桃树也全部被夷为平地。越是往家的方向走，我外公就越是不安，他担心终有一天，这样的房子会盖到他们家旁边，破坏他那座位于绿色山丘顶部的白房子周围的环境。
“他们为什么不取消发射呢？”
外公恳求一个去托伦顿探亲的士兵借给他十美分，用借来的钱又往家里打电话，可听筒中一直传来忙音，原来我外婆早已把话筒从叉簧上摘了下来。为了避免尴尬，当着那位士兵的面，我外公假装打通了电话，装模作样地对着话筒说了几句，然后露出得到妻子原谅后如释重负的表情。电话机退币时，他故意大声咳嗽，掩盖住硬币掉出来的声音，偷偷把它装进口袋。外公用这十美分登上开往霍霍库斯的巴士，在谢里登大道下了车。
“因为他们就会纸上谈兵，其实朱迪知道不能在这样的天气搞发射。”
“很好，这么说你完全有力气自己走回家了。”外婆说完就挂了电话。
朱迪思·雷斯尼克是外公最喜欢的航天员，她是个出色的工程师，有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在此前的任务中，她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犹太女性，在失重环境下的太空舱里，她的卷发会像水母的触手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
“当然。”
“可怜的朱迪。”外公的火气似乎消了一点，听筒那头传来电视的声音，一个记者似乎站在佛罗里达的海滩上报道发射事故，海边的风很大，他不得不大声喊叫。
“你吃饱了吗？”
“对不起，我今天没能陪你过去，”我说，“还顺利吗？”
“多大？就是普通的甜甜圈那么大。亲爱的——”
“扫墓顺不顺利？”
“你吃的那个甜甜圈，”外婆说，“它有多大？”
“当然了。”
现在不是周末，也不是晚上，我母亲当然应该在学校，这样的答案毫无意义，但我外公没有多问。
“很庄重。”
“上学去了。”
“对不起。”
“吃了一个甜甜圈。女儿怎么样？”
“行啦。告诉你吧，墓地看起来非常不整洁，吓了我一跳。”
“你吃饭没有？”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只听得到汽车旅馆的电视里传出的海风的呼啸。
“亲爱的，”他央求道，“我刚刚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现在又脏又累。我在帕特森的公交车站，求求你，快来接我吧。”
“外公？你在听吗？”
我外公羞愧地皱起眉头，为了骗过我外婆，他利用自己的移民妻子对美国地名的不熟悉，让舒尔曼告诉她，他要去宾厄姆顿搞推销，然而外婆像往常一样识破了他的花招。发现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善于观察细节、发现真相、分辨谎言和怀疑一切的妻子，外公不知道他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套本事在他的老家——费城南区——还是很吃得开的。
“啊。”
“哼，我才不担心呢，”因为她的法国口音，外婆说讥讽话的时候总给人一种卖弄口才的感觉，“每当我开始担心的时候，就想象你从飞机上跳下来，忙不迭地把你的高级发夹推销给纽约宾厄姆顿那些不梳头的女士们的样子。”
“你没事吧？”
“亲爱的，我知道我做了可怕的事，但麻烦已经解决了，我发誓，我很抱歉，我知道你一定很担心。”
“没事。”
“是吗？到底怎么回事？”
“我知道你很想她，我希望她还在。”
“听着，”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不起。”
“我倒宁愿她不在，要是她看见自己的坟墓乱七八糟，一定会怪我，因为是我非要选那块墓地的。”
外公立刻意识到，尽管他一再试图保密，外婆还是知道了真相。很久以后，他才得知外婆是从《每日新闻》上得知他被捕的消息的。
“哦。”
“舒尔曼是律师。好吧，我明白了。”听起来她似乎把各种要点记到了纸上：帕特森，舒尔曼，律师。“现在请告诉我，你又是谁呢？”
“别的人都埋在那里，而且已经交钱了，很久以前就交了。”
“律师。舒尔曼。”
我明白外公的意思并非希望外婆死，我知道他有多么想念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的是（后来他才告诉我），外公制作的“挑战者”号模型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仪表板后面，隐藏着一个睡眠舱，舱盖可以掀开，里面有两个小人。他们之前是“LAV一号”月球基地花园里的原始居民，后来我外公修改月球基地的模型时把这两个人偶拿走了，放进了“挑战者”号，那是一男一女，八分之五英寸高，躺在同一个睡眠舱里，赤裸着彼此拥抱[5]。男性小人的体型酷似我外公，盾牌般覆盖在女性小人身上，女性小人的长发被染成了鲜亮的红褐色。
“舒尔曼？舒尔曼是谁？”
我外公从未解释过他为什么要在航天飞机的模型中设置这样一个彩蛋，至少没有告诉我。我猜这要么是个恶作剧，要么是因为他不想浪费价值三美元九十九美分的模型零件。现在，每当我看到那张“挑战者”号全体船员的合影，我不会关注那七个微笑的人、漂亮的朱迪思·雷斯尼克，甚至航天飞机模型本身，我眼中只有那一对躲在睡眠舱里的恋人，他们的命运如同两人的身体一样互相纠缠，等待着航天飞机升空，摆脱一辈子都在迫使他们下坠的重力，获得最终的解放。
“舒尔曼没告诉你吗？”
她碰了碰他的腿，他醒了，发现自己没在拘留所，而是躺在家里的卧室中。外婆拿起先前整齐地挂在床边的衬衫和毛衣。“十分钟。”她说。
“帕特森。”外婆重复道，从她的语气判断，她应该听说过帕特森这个地方，但二战结束后才从法国来到美国的她很不擅长记忆这些陌生的地名。
外公穿上蓝衬衫和斜纹棉布裤，到楼下找他那双沾着泥巴的工作靴；外婆继续做她的红酒炖鸡，她站在炉子前面，闻着木勺里热气腾腾的汤汁的味道。他来到她身后，嘴唇啄了一下她的后脖颈，她打了个颤。他觉得她希望他说些什么，外公回家后，他们一直没怎么说话，可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她需要听什么，他很想什么都不说，又认为这样很不好。面对无法改变的过去和难以预知的未来，他只能想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
“帕特森，公交车站。”
“没关系，”他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哪里？你到哪儿了？”
外婆没有反驳，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尝了一口勺子里的汤，发出一声同样毫无意义的低哼。“去吧，”她说，“她等着见你呢。”
“我到了。”他说。
外公站在车道尽头等校车，手里拿着为女儿买的糖果，天格外的蓝。他算了算自己在拘留所里待了多少天，今晚应该只能看到四分之三个月亮，月亏期已经开始了。晚上，吃完外婆做的红酒炖鸡，把餐具擦干放好之后，外公会和我的母亲一起看《雾都孤儿》，会躺在她的身边，一直到她睡着；之后他会回到妻子身旁伴她入眠。然后，他会带着望远镜和保温壶里的热茶，爬上屋后的小山，观测静海、大陵五、天津四和波江座，沉浸在星河之中。
可十一点一刻还没见到外婆的影子，于是他用仅剩的十美分往家里打电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大声说。
我外公带着足够的钱走出托姆斯拘留所的大门，他用这些钱理发刮脸，买了公交车票，为我母亲买了她喜欢的糖果，在帕特森车站下车后，给自己买了咖啡和甜甜圈。外公事先已经请舒尔曼律师（他对我外婆自称“与您丈夫的公司有工作往来的律师”）告诉外婆，让她上午十点半到公交车站接他。
校车停了，外公看着十四岁的我母亲懒洋洋地沿着过道出来，走下台阶。当她的脚碰到地面时，突然跑了起来，扑到我外公怀里，他的鼻尖紧贴着她的头发，嗅到了学校的味道，似乎和邮票的气味很像。外公说服女儿在他们走到车道另一端的山核桃树下之前把整条糖果棒吃完，山核桃树的枝丫直指天空，等待我外婆再次对它的命运做出判决。
自小就颇具学习天赋的雷叔叔二十三岁就成了拉比，然而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我的这位舅公就对上帝的神圣意图产生怀疑，辞去了在巴尔的摩西北部讲道的职务，我外公被捕的时候，雷叔叔穿梭于埃尔迈拉半岛，依靠在台球室赌球和打扑克，日子过得很滋润。为了筹集到哥哥的保释金，他需要一周的时间、一批送上门的财神爷，以及“无望之望”在海厄利亚跑马场排名第五。
虽然糖果棒破坏了她吃晚餐的胃口，但是为了家庭的和睦，不想背叛外公的我母亲强迫自己把她盘子里的食物全部吃完。
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么担心妻子的精神状态，外公倒愿意在拘留所多待几天——悔悟与反省恰恰是隐士们追求的理想状态，而且再也没有比囚室的钢制小床更适合忏悔的地方了。遗憾的是，外公时常幻想出外婆精神崩溃的样子，搅得他心神不安，最讨厌求人——尤其是那些会不计回报地提供帮助的爱他的人——的他也不得不拜托舒尔曼律师联系他的弟弟。
[1]到现在我都会按照外婆的食谱（打印在淡蓝色的索引卡片上）做红酒炖鸡、奶油土豆汤和煎蛋饼，离婚时，我弄丢了（也可能是不小心扔掉了）她专门做煎蛋饼的平底锅和其他一些滑稽古怪的小东西。
他从来没考虑过把真相告诉我的外婆，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他担心她得知真相后会崩溃。这是他当时说服自己隐瞒妻子的理由，也是三十二年后给我的解释，虽然我觉得它并不能让我完全信服，但我外公绝对不是那种通过说谎为自己开脱的人，更不会逃避责任。与我外婆不同，他似乎无法从谎言中找到乐趣和解脱。尽管外公是个恋家的人，并且以自己的方式默默爱着我们，但他本质上是个隐士，宁愿独自忍受痛苦。如果搞砸了什么事，他会自己收拾烂摊子。与我外婆不同，他不相信虚构和假装，但对自我倚靠的坚信不疑让他更愿意把事情藏在心里，而且精神科医生多年来一直告诫我外公，尽量避免让我外婆听到任何坏消息，这正与他喜欢保守秘密的性格契合。如果说外婆总是担心天会下雨，那么外公就是那个时时刻刻都会把雨伞带在身边的人。
[2]这种疗法后来还要了她的命，1975年，她死于子宫内膜癌，享年52岁。
进拘留所的第四天，我外公再次给我外婆打电话，根据前一年八月他出差时的记忆，他告诉我外婆，他正待在汽车旅馆里，窗外就是散发着臭味的萨斯奎汉纳河；当地有一家意大利馆子，那里的意大利面搭配的是一种名叫“青酱”的绿色酱汁；为了推销产品，他冒着酷暑奔波了一个下午。从入职那天开始，他就讨厌自己的工作，然而现在，他失去——亲手毁掉——这份工作之后，那些出差的日子竟然也蒙上了一层浪漫的怀旧色彩，他甚至想念起那个推销产品时长篇大论的自己，还有曾经拜访过的饰品店的漂亮柜台。想起那个他曾极力讨好过的埃尔迈拉的药剂师的妻子——她先是买了一盒发夹，在我外公举起镜子给她照的时候，她又多买了两盒——身穿灰色囚服、斜倚在拘留所里那台只能打不能接的投币电话上，我外公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3]外公总是对冯·布劳恩嗤之以鼻，而且表现得相当夸张。据说，冯·布劳恩是特里·索泽恩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主角奇爱博士（曾为纳粹服务，后成为美国总统的顾问）的原型之一。外公会用滑稽的德国腔念出冯·布劳恩的名字和引用他说过的话。我外公的MRX公司曾是埃斯特斯、森图里、夏邦科技等火箭模型产品全盛时期涌现的知名企业的主要供货商和设计提供者。MRX公司的设计参考了美国的著名火箭，如先锋、雷神和泰坦，但在其运营的十多年中，MRX公司从来不曾推出红石、木星或土星系列火箭的模型，因为它们都是在冯·布劳恩的主持下研发的。这种无声的抗议贯穿于整个阿波罗登月计划时代，虽然那时人人都盼望土星五号运载火箭早日发射。1969年7月20日，我外公做了一件使我父母震惊、令我困惑的事情：尽管几个月来他都对人类首次登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随着登月计划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兴奋，但当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在电视机前观看尼尔·阿姆斯特朗实现冯·布劳恩和我外公的共同梦想——登上月球——的时候，外公却拒绝和我们一起看电视。似乎只有外婆理解丈夫沉默地离开房间的原因，我记得外婆当时冲着电视机点了点头，说：“显然，他们实现目标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
在那一个星期里，他给我外婆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他谎称去了别处，没告诉她自己被捕的事。我外公的律师舒尔曼派人到东五十七街的车库里取走了他的克罗斯利轿车，开回新泽西州的家里，并且嘱咐司机告诉我外婆，她丈夫要乘火车到外地紧急出差。
[4]萨莉·赖德，美国历史上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译注
被控袭击羽毛梳公司的总裁并接受提审后，我外公在拘留所待了一个星期。保释金高得吓人，除了一台价值二十五美元的反射望远镜和一辆1949年产的克罗斯利轿车之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可以典当换钱的财产了。
[5]外公有一套名叫《公园的午后》的英国OO轨铁路主题模型，这两个人偶原本是模型里铁路旁的野餐者，当然，外公把他们的野餐毯和晶体管收音机留在了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