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其中一个孩子确认说，“这种事情时常会发生。”
“有人对我说，有个家伙，一个法国人，昨天晚上在这附近消失了。听说他是被大地吞噬了。”
“你们亲眼看到的？”
丹尼尔离开了舞厅。两个少年坐在人行道上，正对着一家商店的橱窗看电视。电视里的声音传不到外面，所以两个人在编造依次出现的演员的对话。记者看过那部电影。不过，这些新的对话完全改变了剧情。他待了几分钟，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表演。他利用广告间隙走向他们：
“没有。不过巴伊阿库看到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老先生。也许是流沙，也许是法术，我不清楚。那些少年用一根木棍把帽子拽了出来。我从他们手里买了下来。现在它是我的了。”
丹尼尔接下来几天询问了其他少年，所有人说起西蒙–皮埃尔的悲惨结局都好像他们自己现场目睹了一样。但是接下来再追问，他们会承认自己当时其实不在场。唯一确定的是这名法国作家再也没出现过。警方结案了。
“大地吞噬了他？”
丹尼尔的体系里只有一桩十级失踪。记者本人目睹了这次难以置信的消失。1988年4月28日，丹尼尔工作的《安哥拉日报》派他和一名摄影师一起去一个叫新希望的小地方，那里有25名女性被怀疑施展了巫术，因此被杀。摄影师是著名的科塔·柯达，绰号KK。两位记者在万博机场下了商业航班。一名司机等着他们，然后开车去了新希望。到了之后，丹尼尔和酋长还有许多民众交谈。KK给人拍照。他们回到万博已经是晚上了。他们本应第二天早上坐一架空军的直升机回到新希望。然而，飞行员却没法找到那个村庄：
她解释说，前一天晚上，一群流浪街头的少年看到法国人离开舞厅。他走出去几米，来到一栋房子背后小便，这时候大地吞噬了他。只有帽子留了下来。
“真奇怪，”在空中盘旋两小时后，他不安地承认，“这个坐标什么都没有。下面只有龙爪茅。”
“或者相反，那个混血把自己输掉了。帽子自己找到了我。”
丹尼尔对年轻人的无能大为光火。他又去联络第一回带他们去的那个司机。KK拒绝和他们同去：
“他把帽子输掉了？”
“没有什么要照的。空无是没法照的。”
“一个昨天在这里的法国混血儿输的。”
他们回去了，在车里再次经过同样的风景，就好像在梦里，在时间无尽的梦里，直到司机也承认他不知所措：
女孩笑了：
“我们迷路了！”
“晚上好。我只想知道你的帽子是哪里来的。”
“我们？迷路的是你！”
那人放开了他，很是疑惑。丹尼尔向昆妮问好：
那人愤怒地面对他，就好像他应当对世界的神智错乱负责：
“有时候是的，朋友。不过我自我感觉犹太人的成分更多。”
“这些是路，然而是弯弯曲曲像喝醉的人走的路，”他重重地捶在方向盘上，“我觉得遇上了地理事故!”
“我们不喜欢记者。你是记者吗？”
突然出现一个弯道，他们从那个错误或是幻象中出来，震惊颤抖不已。他们没有找到新希望。不过，一个路牌指引他们回到了马路，然后又回到万博。KK在酒店等着他，在瘦弱的胸前抄着手，脸色阴沉：
“放心，我只想问她个问题。”
“坏消息，伙计。我洗了底片，它们都毁了。我们的资料都成了垃圾。情况每天都在变坏。”
丹尼尔让他冷静：
编辑部没有人对新希望消失的消息感到不安。主任马塞利诺·阿松桑·达·博阿·莫特发出一阵大笑：
“昆妮是我的人。”
“那部落不见了？在这个国家什么都会消失。也许整个国家正在慢慢消失，这里一个村庄，那里一个小镇，等到我们留意时就什么都不剩了。”
丹尼尔·本希莫尔比警方先知晓作家的失踪。只是打了两通电话，他就已经事无巨细地了解到了各种细节，前几夜西蒙–皮埃尔是在哪里、和谁一起过的。又打了两个电话，他发现有人看到那个法国人凌晨五点从一家迪斯科舞厅离开，舞厅位于基纳西谢，光顾那里的都是欧洲的流亡者、放荡的妙龄少女以及欲望比灵感更多的诗人。当天晚上，他去了这家舞厅。胖男人们大汗淋漓，无声地喝着酒。其他人在昏暗的桌边抚摸着年幼少女裸露的膝盖。其中一个女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她戴着一顶毡帽，帽子是黑色的，还有一缕红色的饰带。他正要走向她，这时候一个长发扎成马尾的金发男子抓住了他的胳膊：
2003年，安哥拉多家报纸对法国作家西蒙–皮埃尔·穆兰巴的神秘失踪做了不少报道，在失踪事件之后没几个星期，马塞利诺·阿松桑·达·博阿·莫特把丹尼尔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他一封蓝色的信：
2003年4月20日，穆兰巴到达罗安达，他受法盟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关于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1)生平和著作的会议。他个子很高，个性鲜明，总是戴着一顶非常漂亮的毡帽，帽子总是略微往右边倾斜，装作很冷漠。西蒙–皮埃尔很喜欢罗安达。那是他第一次来到非洲。他父亲是拉丁舞教师，来自安哥拉的黑角，曾给他讲述过那里的炎热和潮湿，警告过女人的威胁，但却没有让他准备好迎接那种什么都过量的生活、旋转木马般的感情还有混乱但令人陶醉的声音与味道。第二天晚上，讲座刚结束，作家就接受了爱丽莎贝拉·蒙特斯的邀请，去岛区最高档的酒吧喝一杯。爱丽莎贝拉是一名年轻的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第三晚他一直在奇卡拉的佛得角人的后院跳莫尔纳和克拉德拉(2)，还有爱丽莎贝拉的两个女性朋友陪着。第四晚他就消失了。法国文化参赞本来约好要和他共进午餐，就去安置他的旅馆找他，那是个十分美丽的地方，靠近宽扎沙洲。没有人看到他。电话没人接听。房间里，床整整齐齐，床单绷得直直的，坐垫上放着一块巧克力。
“既然你收集失踪事件，我有件东西给你。读读看。看看有没有用。”
这位记者用从零到十的等级划分失踪事件。比方说，那五架在安哥拉上空消失的飞机，就被丹尼尔划为了八级。波音727是九级失踪；西蒙–皮埃尔·穆兰巴也是。
(1)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诗人、政治家、文化理论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倡导“黑人性运动”，主张以黑人的价值观和特性对抗殖民霸权，1960年至1980年任塞内加尔首任总统。
丹尼尔·本希莫尔收集安哥拉的失踪故事。任何种类的失踪都行，尽管他更偏爱飞行器的失踪。比起被大地吞噬，永远是被天空拖走更有意思，就像基督耶稣和他母亲一样。当然，这里单指“吞噬”是比喻义而非字面描述的情况。毕竟，人或者物品真的被大地吞噬，就像似乎发生在法国作家西蒙–皮埃尔·穆兰巴身上的例子，算起来还是极为少见的。
(2)Morna和Coladera都是佛得角特色的音乐舞蹈形式。
1997年至1998年间，五架飞机消失在安哥拉上空，总计23名机组成员，分别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2003年5月25日，一架属于美国航空的波音727离开了罗安达机场，从此消失。那架飞机之前已经有14个月没有飞行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