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我说全是哲人塞内卡的过错，那我就不够诚实了。当我听从他的劝告要忍让克制，事情是不妙，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小小的人际关系中，当我忘记了他哲学上的行为准则时，事情就更糟。我住在一条很短的小街上，人人都相互认识，可如今我像是流放在那里似的。我跟卖报的发过火，因为有一天他不愿意收回我买的一本杂志，事先我不知道我妻子也买了那本杂志。我避免跟人斗嘴，我相当温和地抱怨，说他这样做不够厚道，而他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好像聋了似的。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从他的报亭里买过一份报纸：就此了结。这样一来，现在我就得到离家较远的一家报亭那里去买报。而那个卖报的比原先那个更不厚道。我跟理发师生气，因为有一天他非得强制我洗头，他三番两次地坚持，像是想让我明白我的头很脏。我回答他说，我的头我什么时候想洗就什么时候洗，而且得在我自己家里洗。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他的理发店一步，这样，他自会明白的。面包师傅那里，自打他想把自己刚拧过抹布的双手碰触过的长条面包塞给我之后，我有两年不去了。当我提醒他注意到，他已经用打湿的双手碰过我的面包了，他还得意地微笑，把用纸包好的面包放在柜台上，好像我非得买下来不可似的。我把面包留在那里走出了店门，打那天以后，我就上另一条街上的另一家面包师傅那儿。我妻子不顾我生气与否，继续上原来的报亭和面包师傅那里去，而且还平静地走进对面的那家酒吧，那儿我有四年不进去了，因为我与酒吧老板也吵过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她真有福气，从来不生气。可惜我的记忆力太惊人，我无法抹去任何记忆，而且一旦我生气了，我就永远难以释怀。
自打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阿里斯蒂特。他从罗马给我们打过两次电话，他是跟我妻子说的话，因为我拒绝去接电话，没有别的。很少几次在部里的走廊上遇见他时，我也没停下脚步，只是跟他稍稍打个招呼，而且明年夏天，我们不会再像以往六七年那样，一起去海边度假了。我已经决定去希腊，这样，我肯定不会遇见他。这就是听从哲学家劝告的结果：失去了朋友。
我心里明白，我妻子的确有道理。她说我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像两只蟑螂一样孤寂，千真万确。开商店的老板倒算了，反正换一条街买东西，可以找到别的商店，可是朋友是不能说换就换的。于是，我决心认真调整与剩下不多的几个朋友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简直总是那么令人讨厌，那么的可恶。由于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不管古代的哲人塞内卡怎么说，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决定设定我生气的时间和期限，就像开支票似的。当一位朋友惹我生气时，我就与妻子一起评估形势，一起决定我是该生一个月抑或是两三个月的气。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我可以生上一年的气，不过，不能更长，因为如果时间过了太久，要重归于好就会难上加难。有很多次牵涉到要决定延长生气的时间，做起来就很艰辛，我和妻子私下审定时得讨论上好几个小时，有时往往要延续至深夜。当我们终于做出决定之后，我就给朋友送一张字条，向他解释我生气的理由，说明生气的持续时间，以及重归于好的日期。出于夫妻之间的恩爱，每次我妻子都站在我这边，不过，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其实她几乎从来就不生气。起初她都不赞同这种做法，并且说，你瞧瞧，这是一种幼稚的处事态度，所有的人都会取笑我们的。后来，她意识到这是能避免与朋友决裂的唯一办法。
当我想到阿里斯蒂特，我仍然无法解释，在度假的头一周我怎么能忍受得了他。他从早到晚跟别人做比较。他说，他的汽车比我的速度快，他驾车的技术自然比我好；他说，他的橡皮摩托艇的引擎比我的要大多少马力；说我游泳的水平如此之差，以至于每次进到水里就有淹死的危险；还说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的太阳镜，也不喜欢我的妻子。我一直忍着，咬着牙一言不发，我刚读过塞内卡，作者对卢基里乌斯说，对朋友要容忍，要假装看不见他们的缺点。我按照哲学家说的那样做了。大错特错了：我越是容忍，阿里斯蒂特就越惹人生气。他把我的哲学智慧，的确是哲学智慧，当作是软弱可欺和无能为力，而且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蛮横无理。有一天，他竟然敢来跟我解释说，他已经晋升为部里中心的副主任，并不是因为他跟一个营私舞弊贪污公款的副部长联手，他曾帮那位副部长掩盖盗用公款的罪行，而是因为他确实有其个人的聪明才智。言下之意就是：我没有能青云直上，是因为我愚笨。都到了这个地步，我对自己说，够了，这哪里还是什么假期啊。我把妻子装上车，确实是把她像一只手提箱似的装上车，因为她还想留下来继续度假，而后我们就不告而别了。
现在我有一个本子，上面记着所有的一切：生气的日子、生气的理由和场景、生气持续的时间、重归于好的日期。我是习惯了在部里的一个办公室工作的，我处理公务准确又准时，这样，我在处理私人关系上也不难做到准确又准时。如果我说好哪一天要与某人和好，我就觉得必须遵守承诺。自然，在所有这一切里面，我也加入了相当讥讽的成分。讥讽是必不可少的，免得外界对你有不好的口碑。这我知道，比如有人开始开玩笑地说我这个人有点儿怪，还有点儿疯，最后他们会真的把你当作疯子，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这对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损害就太大了。正是这个缘故，我跟安杰洛和阿尔贝塔也生气，我知道他们四处散布说我疯了，他们让跟我天天见面玩桥牌的一群朋友嘲弄我。我们决定两个月不见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在这种话题上可不能那么开玩笑的。我们给他们递了张条子，确定了重新和好的日子，在台伯河彼岸的一家饭馆共进午餐，自然，由我来埋单。
我甚至去拜读了哲学家塞内卡的作品，但毫无用处。我天性爱发火，我很容易生气，脾气不好，有人说，我的脾气太坏了。我妻子说，这样下去我们会孤立的，由于你的过错，我们会失去所有的朋友，会像两只蟑螂似的在黑暗中孤寂地死去。我妻子有时说话怪怪的，爱夸大其词，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十分严重。不过，我得承认，她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在卡拉布里亚度假期间，我跟我部里一位名叫阿里斯蒂特的同事吵了架。几个月之前，公寓楼的住户开过会之后，我再也不理睬佩鲁齐夫妇了。我们与佩鲁齐夫妇是住在同一楼层的。
打从我采取了这种新的做法以来，我与朋友们的争吵常常以重新和解结束，尽管我经常得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克制我的怨愤。我毫无任何办法，对于某些朋友，除了怨愤，我无法有别的感情。哲学家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怨愤是一种比爱要深刻得多、持续得久的情感，有时候，过了两三个月、半年之后，我觉得依然如同吵架的那天一样怨愤，不过，以友谊的名义，我是准备做出任何牺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