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害怕挑衅，因此我正借助一台小电脑悄悄地在写我新的小说，电脑是我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著名美国公司借来的。我努力把试验的结果通报给他们的研究室，它是与几所美国大学联合创办的，我不知名的其他作家们正在其他国家里工作，他们也在试验使用电脑进行文学创作。明尼阿波利斯的作家们以为我正在写一部畅销书，可我恰恰是在写一部“极品小说”，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
这段时期里可以读到许多评论畅销书的文章。净是一大堆滑稽可笑的胡言乱语，比如，他们说，那些书是“按程序编制出来的”，是“机器制造出来的”，是由新的文学技术生产出来的。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我可以用精确的认知能力这么说。商业的成就只能用手工制造出来，十九世纪的巨大成就就证实了这一点，而小说首先是手工艺品。而当时电脑还未出现呢。反之，艺术上的成就可以编制程序，并且可以用技术加以获得。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书，理论上可以借助电子技术制作出来，可《铸铁厂的主人》一书，抑或我的那部《永别了，美人鱼》，那就连想也别想了。
我运用了我的“人工智慧”，也是为了修改一些未出版过的短篇小说（包括我此时正在写的文本），不过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尤其这是在撰写新小说，它将标志着我艺术生涯的腾飞或是消亡。我首先把有关我文学上的意向的资料都储存在电脑上，就是有关我打算写的小说的类型，以及我想在读者身上引发的激情（冷淡的激情，这应该明白），还有启示自己灵感的一些总的想法，它们不应该显得那么表面肤浅，不过，这就是难点所在，可以这么说吧，它们应该贯穿在我文本的脉络之中。随着我写作的进展，我把故事之中的人物、背景、环境和外部事件的有关资料传达给它，最后一章又一章地使其处在不同的情节之中。而电脑会告诉我说，这儿得删去，这儿得加上更多一些细节，当那两个人相遇时，得有更多一些激情，这儿的过渡情节得更清晰些，因为太含糊不清了。总之，电脑就像一位很有学识的睿智的朋友似的，给予我很多建议，与我合作撰写了许多篇章，尽管有点随波逐流的倾向（为了“引导”它），我让它储存了许多名著，按照我新的文学思想的标准选择作者。要斯特恩，不要萨克雷；要司汤达和福楼拜，不要莫泊桑和狄更斯；要卡夫卡，不要海明威；要多西、斯韦沃和加达，不要曼佐尼、维尔加和邓南遮，诸如此类。
继几本获得成功的小说之后，几个月以来，我开始写一部“极品小说”，当然，我将使用一个笔名，那样一来，今天对我的那些畅销书不屑一顾的那些人，将会谈论一位新作家，他们不会知道在那个假名后面隐藏着《永别了，美人鱼》的作者。我将隐姓埋名地在背后取笑他们。
比如，我不知是出于幼稚还是不信任（我甚至怀疑它是否被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些美国人所左右了），电脑有时候想引入完全不合适的悬念效果，而我竭力想在这部小说中避免有过分激烈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有一天，我试图让其中的一个章节躲过电脑的审视，挡住它不让电脑修改，不过电脑很快就发现了。它也是很狡猾的。
我几乎像是开玩笑似的写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销售量达二十万。此后，为了能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我丢弃了在一家电子仪器设备公司当设计工程师的工作。我又发表了另外四部小说，销售量都超过二十万。《永别了，美人鱼》一书的销量达到了三十万。自然，开初时我曾受到攻击和讥讽，尔后就无人理会了。我深知销售量的成功不足以表明一本书的质量，不过按照计算概率里最基本的统计，那三十万的读者不会全都是白痴吧？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消沉的人。最近我让一家妇女报社来采访我，我说了一件应该会有所效用的事情：我说柯林斯的名著《月亮宝石》（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女的，后来才发现是个男的）完全不被当时的评论界所关注，尽管他深受公众欢迎，就像我似的。人人都谈论如今甚至连名字都记不得的作家们，然而一谈及柯林斯，则是绝对的沉默。我在采访中说：请注意，也许你们错了，也许一个世纪以后，人们还会阅读我的作品，而且《永别了，美人鱼》一书，还将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同今天的《月亮宝石》。不过，我的访谈录也没有引人注目。我写的作品很畅销，我的读者给我写了几千封来信，可我的名字却无人知晓。这无所谓。
我不知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不过，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好处。比如，在我以往的作品中，那些人物往往令我很失望，他们四处乱跑，我追不上他们，抑或他们总是狂热地想当主角，总是以第一人称说话。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总是变得太复杂了，而且最后我得从一个人物中挖掘出两个来，有时候我处在必须把他们一再不断地分裂的地步，一直到我感到被一群大大小小的幽灵所包围，不知怎么对付他们。而我不得不一切从头来过，因为我不是托尔斯泰，我从来不采用《战争与和平》的模式（甚至现在我决定改变的风格也不是他那样的）。自从我用电脑写作以来，这一切就不再发生了。
诚然，对于旨在改变写作艺术的传统观念的这一切，愚钝地对其抱有敌对态度的，还是很普遍的。销售量跨过十万册门槛的成功，被视作一种犯罪，因为对于群体是有危险性的，而获得成功的作家将被撕扯得体无完肤，或者像得了麻风病似的将被放逐。虚构的手法从文本的构思扩展到作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每一个行为都得翱翔在“无比崇高的”天空，那是强烈冲动下的空虚的伪装。于是，我决心改变策略，像变色龙似的伪装起来，总之，隐藏在一个假名后面，以便实现我新的文学抱负。
我借助电脑也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独特的语言。直到昨天为止，在我的小说中我运用了一种简易且容易沟通的语言，有效地叙述了我想讲述的故事，我计算着效果和发生突变的意外，构建称得上精密仪器般的情节，在着手写作之前就精心设计好了。在这个领域里，电脑仍处在幼儿园的阶段，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电脑运用最得心应手之处，就是搅乱句法，改变过分普通的词语，或者创造新词语。分割或搅合那些已存在的词语，读者赞赏的正是那些东西。在搅乱故事叙述的年代这方面，我的电脑也显得很有创造力、很有能耐。总之，我从电脑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我想在控制论的道路上行进，尽可能地“使自己机器化”，哪怕付出要采用电击疗法的代价，就像一位医生建议我的那样，我想成为“一位机器人作家”，不过是优绩作家。在未来的岁月里，文学的生存法则将永远是残酷的，不过，我不会让自己感到措手不及的。
我不想用个体生态学来解释文学，就是用研究动物习性跟环境的关系的科学来解释文学，不过，我肯定在未来的岁月中，作家之间将会爆发剧烈的争斗，在某些“威胁的态度”中，尤其是在出版社内部的“习惯化的战斗”中，已经有了初始的迹象，这些迹象只能从被关闭在十分狭窄的笼子里的小白鼠攻击性行为中得到验证：唯有较为强势的、更具条件的、尤其在技巧上不断更新的作家将得以生存。从中应该认识到的是，文学与个体生态学并不矛盾，跟电子计算机的控制论也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