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吞吞吐吐地说起有关家庭成员的事。我说为了避免麻烦，并没有把阿爷的名字写上去，希望他能体谅我，等等。
吃元宵的时候，他似乎豁然开朗，叮嘱我出门的种种事项，我也感到松了一口气。
阿爷一听就明白了，频频点着头，识趣而尴尬地说：“晓得了，晓得了。”
阿爷一见帽子，顿时明白了它的意义。它将代替活泼的孙女伴他度过风烛残年；它将给他实在的、具体的，但不再是活生生的温暖；它温暖着他并不重要的一部分，而他最重要的那部分将裸露在冷寂中，直到死。他摸摸我的脑袋，笑了，表示尽管如此他也十分领情。
“阿爷，你没有不开心吧？”我担心地盯着他。
等待太漫长了，完全用不了这么长时间让我做出发的准备。我用自己平时存的零钱买了毛线，给阿爷织了一顶罗宋帽。过正月十五，阿爷出门买了一些采芝斋的元宵馅儿，见他那完全不保暖的稀发，我拿出刚刚织好的帽子，叫阿爷往后出门千万要戴着。
“没有没有。军队里很严，我晓得。你到了部队也顶好不要提起阿爷，哦？”
现在想来我很后悔，那些天我和阿爷应该尽情享受最后在一起的日子，但我们过得很不顺心。我把阿爷给我最后的慈爱白白糟蹋了。
“阿爷……我对你顶顶好噢！”我的意思是：我向来都把你当自己的亲祖父。
我简直不愿待在家里，既不能忍受祖孙俩装聋作哑的交谈，又不能忍受等待的焦躁。我已经跟阿爷闹了几回小脾气，并且越见他忍气吞声越想闹。我希望我和他最后闹翻，来个不欢而散，两人都可以在分离后的日子里少些思念。我可以走得爽快些，义无反顾些。可阿爷像个受气包，只一味地讨好我，我简直难受得要死了。我狠着心说出几句难听的话想刺伤他，可他偏偏装着无所谓的样子。我不得不让自己残忍起来，这样两个人也许都能舒服一些。
“晓得晓得。”阿爷笑眯眯的。但我看出那笑容很空洞、很乏力，还有几分惨淡。
通知书并没有来。
“下次回来，我不去看阿爸姆妈，就来看你噢……”
博学的阿爷正日益变得狭隘。他把一生的追求，都浓缩到对我的爱中；而我正在长大，人生的欲望正在膨胀，他的爱对我来说像穿小了的衣裳一样，使全身心不得舒展。但我毕竟是爱阿爷的，我历来把伤他心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谁能知道，在我和阿爷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在受毒刑。
“阿爸姆妈要看的。”
自从那次百般惊险地争到我的抚养权，他心里几乎笃定孙女一定会陪着他，终生在这座小城里生活下去。他不止一次讲过：“没有你，我还有什么活头。”他没有了书，没有了老伴儿，只剩下我了，而我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决地要走。我对他说我这次走定了，谁也留不住我，因为是我自己要走的。我讲得那么肯定，生怕自己的含混让阿爷有机可乘，给他精神上造一片海市蜃楼，那样更添出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先看你！”
一天一天飞快地过去了。我终于告诉阿爷，我将去的地方在几千里以外。说完这话，我胆战心惊地等候阿爷的反应，不料他却异样地笑了笑。他这样笑是想表明他没把这话当真，他只当我在胡说胡闹。他或许故意不想当真，为的是让我把它当成玩笑忘掉。于是我不敢再讲下去。此后的每天都是这样，只要我一本正经想谈点儿什么，他就用这种笑容把我堵回去。阿爷明显瘦了，一望而知，他每天都在极度的惊吓中过日子，就像阿奶死后，父母随时要来领走我那阵儿。他知道不可能阻止我，但他仍天真地做着，他宁可晚一天证实这种切肤般的离别之痛。
“先看阿爸姆妈！”
我说不下去了。从小到大，阿爷印象中的上海，对我来说已经远得不能再远；而一个礼拜的离别，对阿爷来讲已是久得不能再久了。
“先看你！先看你！”
“不是就在上海吗？你要回不来，阿爷可以去看你的……”
我和他像吵架一样推辞着。
“很远的呀！”
阿爷先不出声了，他低下头，仔细看着自己一双抖得不像样的手，像不认得它们似的。
“噢……一个礼拜好回来一趟吗？”阿爷抱着可怜又可笑的希望。
一阵沉默。沉默在延长，看样子要无限延长下去。此刻，长久的沉默显得可怕。人在这样的沉默里只能变得更加胆怯和笨拙，越是胆怯、笨拙越无法摆脱沉默。
“听我说，阿爷。我已经考上了……”
我只好早早地睡下了。睡到半夜，听见阁楼上有响动，分明是阿爷的拖鞋声。深更半夜，他去爬那快被遗忘的阁楼干什么？
我心事重重地挨了几天。有天晚上，我不得不把自己将要离去的事对阿爷讲了。我既绕着弯子，又讲得深入浅出，生怕阿爷一下子就听懂，又怕他老也听不懂。阿爷正在看报，报纸被他抖得沙沙作响。越听我说下去，那沙沙声就越吵人。我不得不把他的报夺了下来，免得乱极了的心更乱。
在尘土飞扬中，我看见阿爷坐在一把藤椅上，膝盖上放着一堆旧物：有那个蚕沙枕头，还有一堆花花绿绿的小鞋。阿爷失神地看着我，脸微微抽动，似乎在为自己失常的行为难为情。
阿爷七十岁了，手害了老年性震颤，夹一口菜要经过多次失误才能送进嘴里，而送进嘴里时已所剩无几，大部分都被他在途中抖掉了。但我回来，他又兴奋得为我夹菜、为我舀汤，手忙脚乱地把菜抖了一桌子。
“阿爷！……”我站在楼梯口，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张大嘴哭得惊天动地。
我忽然觉得好心情一下子跑光了。怎么能对这样一个孤老头子说出那样的话呢？
阿爷被我哭得越发难堪，坐立不安，欲劝无词。他抱着那堆乱七八糟的回忆，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满心欢喜地回到苏州。我记得清楚极了，当时阿爷正独自在吃午饭，背朝着门，稀疏的白发仔细地梳向脑后，但仍有破绽，露出发亮的头皮。他的背驼得很厉害，这与他在弄堂口挂了半年牌子有很大关系。他的体型渐渐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我看着阿爷的模样，哭得更加不可遏制，尽管我在心里哀求自己：别再哭了，这时候哭要让两个人的理智都完蛋的！
我写下的家庭成员中没有阿爷，为了政审把握大些。那大块头军人叫我安心等通知。
好不容易我抑制住哭声，跑过去抱住阿爷，浑身发抖地说了一句：“我不走了！”说出这句话，我简直幸福得要死，痛苦得要疯了。
“只要政审合格就行了。”
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同样心爱的东西中割舍一样呢？看见阿爷的脸上升起希望之光，我立刻就后悔了。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加明确的回答。
我真的很后悔。我说那句话时太冲动，等于信口开河。但阿爷却信以为真，第二天他早早地就起来了，也许一夜未睡。他高兴得神魂颠倒，去菜场买了一大堆菜，庆祝自己又一次抢回了孙女。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为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没有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鬼，差不离吧！”
我从学校回来，发现房间全变了样。阿爷把我那间小屋和自己的大屋调换了，并把所有贵重摆设全留在大屋里。
到了上海，我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地。那阵势很吓人：主考人是齐刷刷的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了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的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你做啥，阿爷？”我吃惊地问。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就铁了心要当兵。我的心思没跟阿爷透露过，没跟任何人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从阿奶故世，父母不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给双方捎点儿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太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不划算。
“你以后住这间房吧。这房子好。”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别人的事，但我对我的阿爷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勤。我在参军这件事情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当然知道好。
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有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啰啰唆唆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让我有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可是——阿爷你常常写字、画画，那间房连纸都铺不开！”
这时，孙煤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没关系。你小，要光线好、有太阳，不然身体不好的……”阿爷说。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我还看见，阿爷那个唯一没被抄走的红木书案，如今已放上我的文具和一面小红镜子。桌上插着一把鲜花，大概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为了使我昨夜那迷乱中的许诺变成事实，他得把一切都弄得更加牢靠些。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我并未因此高兴，他这样讨好我使我无法忍受。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做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以后的日子，我虽然一口咬定绝不离开阿爷，但又时时让他明白，我所做的这一切是付出了极大牺牲的。我想，接到《入伍通知书》，我绝不看它，马上撕掉。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的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但我并没有做得那样爽快。一张决定我命运的纸真的来了，我顿时觉得阿爷不是那样重要了。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开始像耗子搬家那样，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外运东西，把要带走的行李分批藏在同学家。我表面上和阿爷照常度日，哄他高兴，直到最后的时间他仍蒙在鼓里。我一边蒙骗他，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卑鄙东西。和阿爷度过的最后一晚，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买了我最爱吃的小鲫鱼，一边用油煎一边说：“还是不去军队好，军队哪里有鱼吃，哦？”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我心不在焉，在盘算当夜应该怎样逃走。第二天傍晚，从上海始发的火车上坐着穿新军装的我。火车驶过我生长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时，我的脖子都拧酸了。我想在那一片拥挤的、灰乎乎的房群里，找到阿爷踽踽独行的身影。阿爷这时候在做什么？他一定看完了那封残酷的信。他伤心得晚饭也忘了吃吧？他会孤单单地坐在窗前看着天黑下来，再看着天亮起来，然后，这样孤单单地走出这个世界。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
我看见自己的泪水急速地顺着车窗玻璃淌下来。我真是混账得可以！我对不住我的阿爷！同行的新兵发现我在猛烈地抽泣，他们奇怪，在上海站辞别父母时我并无悲痛，此时为何哭得这样不知羞臊？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我有这样一个阿爷。几年来，我一次也未提到这个非血缘关系的祖父。我一想到他，心就会疼起来，似乎我这么多年都欠着他的情分。不光我，我的父母，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包括我的阿奶都欺负过他。他的懦弱和谦让使所有人都觉得他好欺负，他习惯于被人拿捏，我那个厚道的阿爷啊！
“有种干就要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欠他的，是永远无法偿还的。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儿惨。
他们步调一致地往前走，我躺在担架上。由于他们步伐均匀，担架颤悠得十分优美。如果以为我让人抬着很享受，那就错了。清新的空气使我清醒地体会到，人原来是由二百零六块儿骨头拼装的，而我的其中一些骨头或许永远无法拼拢了。那些骨头的碎裂处在肿胀瘀血，在夹板的钳制下变得僵硬麻木，我的肢体好像先于我的大脑死去了。僵硬和麻木使我真切地感到悲伤，我为我死去的肢体悲伤。我曾经是完整的，皮肤上没有一个疤痕。我的骨骼柔韧，神经丰富。在每平方厘米的表皮上有着六百多个汗腺，七十尺左右的神经纤维，一千个神经末梢，六十个毛囊，那些粗粗细细的血管加起来有十多尺长——可这些东西统统都死去了。对我没用了，因为首先我对它们没用了。
“还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可他们还在起劲儿地跑着，卖命地跑着。孙煤，你疯了，这样跑下去，不等把我抬上火车，你就得趴下。刚才他们从一个巡道工嘴里得知，半小时后有班火车，于是他们打起精神跑起来，其实这里离火车站还有好几公里，难道他们真的以为这样傻跑能追上火车？
“不知道……”
一切都是无谓的。天一点儿一点儿地亮起来，我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死去。死亡从我的神经末梢慢慢地往上移，我无法阻拦它。远处的山坳里，有一丝浅红。我断定谁也看不见那红色，除了我。
“你知道它是谁的？”
他们要这样跑，我也没办法。孙煤伸头缩颈地跑着，我真想对她说：得啦，何苦哪！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打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儿稀有的矿石。
瞧瞧你干的好事，你怎么能同时抓住两个男子不放呢？你想想，你再美丽，你再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同时把两个男子摆平。我就是趁机插进来的，在你无力设防的时候插进来的。这不能全怪我，那时你对高力的钟情使你顾不上徐北方。于是就出现了我这个不起眼儿的姑娘。我长到十八岁时稍稍有了点儿模样，但还谈不上有魅力。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我是怎么赢得了徐北方的心。想知道那年春节，高力用挎斗摩托送你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吗？年三十夜里，我一直和徐北方在一起。我们在马路上——年三十的马路很冷清——散了一夜步。不过我要是告诉你你准不相信，我们除了散步什么也没干。那一夜我对他讲了许多傻话，他听得很吃惊也很感动。我和他是从那一夜开始真正接近和了解的，完全没发生什么你料想中的事。你从一双拖鞋和一把梳子就推断出一个简单明确的故事，你把我想得太恶心了。我很纯洁，并知道他也很纯洁。
我忙说：“不是！”
那天夜里，我和他谈到拖鞋和梳子的事都笑了。那种笑看起来是苦笑，实则另有一层温馨的含义，好像这个天大的冤屈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幸运。
“那个蓝色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的拖鞋第二次，甚至多次出现在他的床下，而那个蓝色肥皂盒也一次次固执地往我这里跑，这真成了神话或者奇案了。孙煤不理我，由最初的愤怒变成冷笑。这大概是她抛下徐北方，去和高力接近的原因吧！高力在孙煤冷落徐北方的当口儿，请她上了自己的挎斗摩托。
孙煤俯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儿探身。
我和徐北方忍受着众人的白眼与唾弃，只有我俩心里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的接触纯洁得像天使。可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越想解释越没有人听。谁能想到是“颗勒”这畜生呢？它又蠢又憨的样子，任谁也想不到它有那么多花招儿。
“别急，我还有证据——”
“颗勒”在人群里过得十分无聊，于是生出点子来干预一下人们的生活。它对看大门没什么兴趣了。小半拉儿成天想把它训练成马戏班的演员，它学会了爬梯和前滚翻，有一次幼儿园的小鬼又过来骚扰，大家唆使“颗勒”上，它却兴高采烈扭起十字步来。总之这狗越来越不成器。女兵们已不敢再招惹它，说它眼神色眯眯的。有一次洗澡，大伙儿发现这狗竟贼眉鼠眼地趴在窗口上看。它成天忙来忙去，却不干一件好事。有一次它把鼓槌叼到猪圈，拌猪食的木棒却出现在高力的总谱台上。高力当着全乐队的面大发雷霆：不喜欢演奏他写的乐曲可以，但谁用这种下流的寓意侮辱他，他一定会追查到底。当然，后来搞清楚了，我的拖鞋和徐北方的肥皂盒就是这畜生暗中交换的。日子久了，大部分女兵的鞋都被它叼到了男宿舍，而男兵的东西照例被它叨到女宿舍。有一阵，弄得所有人都疑鬼疑神，似乎每个人的操行都有了疑点。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规规矩矩地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有一天，“颗勒”乘人不备又叼走某女兵的鞋时，途中被人截获。原来它整天忙的就是这个：不厌其烦，尽心尽力地撮合人们成双成对。我细细琢磨，发现它这样给我们配对并非毫无道理，它似乎是根据某种神秘的信息来干这件事的。大家骂它乱扯皮条，用脚踢它，它却得意地摇头摆尾。不过我还是反对给它吃安眠药。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地冲出门，一会儿又冲了回来，“唰”一下不知从哪儿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自从“颗勒”把伊农的一只袜子叼到蔡玲的床下，蔡玲再也不抱怨伊农的号吵人了。有一天，“颗勒”从马路上跑回来，一边拖住蔡玲的裤脚，一边发出异样的哼哼声。蔡玲踢它打它，它仍不屈不挠地把她往院外拖。它的声音很奇怪，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预感到出了什么事。果然，蔡玲很快从马路上奔回来，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伊农撞车了！只见她冲进卫生室，抱着一大团棉花和纱布跑了出去。见她抱着那么多棉花，人们猜想伊农准是血肉模糊了。大家赶到出事现场，发现地上倒着两辆自行车。原来伊农骑车去修他那把号，与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迎头撞上了。伊农的几颗门齿包括那颗虎牙正啃在对方的脑门儿上，牙全部报销了，对方的脑门儿也被他啃出个洞。蔡玲用一小团棉花堵在伊农嘴里，一大团棉花捂在农民的头上。伊农满嘴是血，泪流满面，他口齿不清地说：其他牙碰掉也就算了，那颗心爱的虎牙一掉他就全完了。他的事业完了。他吹号全靠这颗虎牙。蔡玲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劲儿，一直把伊农架到医院，并一路安慰着他。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我说“颗勒”是聪明勇敢的，但大家立刻对着我哈哈大笑，像是听见一个傻瓜在说胡话。但我坚持我的看法。
“我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就连死了头猪也是“颗勒”第一个发现的。大清早，大伙儿就发现它在出操的队伍里乱窜，情绪很不对头。团支书王掖生摸摸它的脑袋让它别吵，忽然吃惊地说：“颗勒”在哭！这狗东西哭了！“颗勒”边哭边跑，直奔猪圈，大家这才明白它悲伤的原因。猪死了。虽然“颗勒”每天都要欺负这个笨头笨脑的伙伴，但伙伴长辞于世，还是令它痛不欲生的。它甚至默哀了好几天，谁见它垂头丧气地坐在猪圈里都觉得好笑。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吴太宽为了推销死猪肉，说这只猪根本没病，只是不肯吃食饿死了。过去一直是小周喂它，鬼知道给它吃了些什么山珍海味，长得飞快。小周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它总是懒懒地卧在那儿，食一倒进槽里它就上去吸吸鼻子再看看主人，又卧回去了。另一个炊事员说小周好像在饲料里放了佐料，比如盐什么的。吴太宽火了，说：“我还给它放味精呢！……死了算毬！”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大概只有“颗勒”明白伙伴的死因。那个又蠢又丑的家伙或许生前跟它有过交流，所以“颗勒”在空荡荡的猪圈里连日沉思。我们无法了解“颗勒”和它的伙伴。猪绝食，原因不一定在饲料上。据有关方面研究，猪脑子里的沟回是动物中最多的，人类主要急于吃它的肉，顾不上研究它的思想。这呆东西或许很聪慧也很多情，也许它的厌世是因感情上的失落——它思念小周。人们完全忽略了它的内心因素。对于它，人们的成见是永远不可改变了。但我敢说，“颗勒”理解它，可惜的是无人理解“颗勒”。
我忙问是谁。
我不喜欢高力这个人，尽管他长得很神气。他逼着“颗勒”吃一只死老鼠，这事让我反感透了，但他很快博得了一群女孩子的欢心。对他这样有才有貌的男性不生出某种念头，恐怕只有身心不正常的女孩子了。就算我不正常吧！孙煤自从上了他的摩托，眼睛里添了一些新的内容，显得更加楚楚动人。我看出这个家伙正变着法儿地向我们班长献殷勤。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孙煤抬着担架机械地在枕木上迈步。看样子她不希望我死，可是我死了对她一点儿坏处也没有，她不必再为嫉妒而烦恼。她如此美丽，不知还有谁值得她嫉妒。我吗？我一点儿也不出众，或者说我出众的地方都是缺点，比如我这圆鼓鼓的脑门儿和这对奇怪的耳朵。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不管她怎样希望我活下去，我还是决定要死。时代需要牺牲者，需要一种忠诚和无私，需要无条件献身来为它提供一个伟大的证明。死去的人总在为活着的人塑造楷模、更新人生观、变换新的奋斗口号，为社会创造一种理想的境界。我死后将肩负如此重大的使命，我不能对死有任何迟疑。不管怎么说，时代需要我献身。时代造就英雄，时代需要光荣的点缀和精神的支撑。时代已为我的献身做了安排，准备了种种荣誉，假如我变卦不死了，这不成了件尴尬的事情？所以我想，孙煤犯不上这样辛苦地奔跑。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就冤枉死了。
尽管我生前平凡、平淡，甚至平庸，我和其他英雄相比太过普通，但最后一程毕竟还算辉煌。我想，我最后的行为肯定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将根据最后的印象来给我的一生下定义，于是我普通的经历便有了新的解释，有了深刻的含意。其实谁也不知道我脑子里曾经转过多少乱七八糟的念头。有一点我还是过硬的：我从不吹牛。即使后来我成了先进人物也没吹过牛。不像彭沙沙，没有一件事她肯老老实实地说出真相。她说她的祖母是“老地下党”，她的父亲和几位叔父是“小地下党”，她有位表哥是省革委头头，她可以无上光荣地出入省革委大门，等等。
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了不得的缺德事。
那时彭沙沙已不再热衷每天早晨扫地、冲厕所了，她好像有了更重要的事要做。每个星期天她都要我替她梳头，还要我给她修剪刘海儿和鬓发。按她的要求，我只好把她的头发搞得一团糟。但她端着镜子，挺乐意地做着媚态。她准以为她那样子漂亮极了。我却想：你已经够丑了，没必要非丑得惊世骇俗。她每个星期天必定打扮得一塌糊涂后去她表哥家做客。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时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孙煤也注重打扮起来。她再不穿那件补着假补丁的军装，她的军裤总有两根笔直的线，她的辫梢上出现了两根黑缎带。她打扮得如此漂亮却突然邀我逛公园。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像她那样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是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儿不该想的念头，想入非非罢了。
要知道，因为“颗勒”的离间，她和我生分了半年，突然对我出奇地好，我大为感动。我和她很快来到公园里。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然后我们碰上了一个人：高力，似乎是偶然碰上的。孙煤一见他立刻两颊绯红，又长又黑的眉毛快要飞到鬓角里去了。他俩谈得投机，很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我这才明白自己上了班长的当。班长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从不搬弄是非。她这一招儿很聪明，带我来不仅不碍事，反倒很安全，万一在公园碰到熟人，就说是三个人一块儿呀！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但仍把她气成这副模样。
我对他们说：你们谈吧，我想看看风景。他俩露出巴不得的神色。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时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其实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埋伏了下来。这里种了许多菊花，但常年无人管理，它们已退化成野花了。听说公园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修建的，过去菊花丛里有座诗人的胸像，“文革”初期被人搬下来了。可惜这塑像是金属做的，怎么也没捣碎。当时有人用绳子拴住“诗人”的脖颈拖到废品店当铜器卖，废品店不收，说它只是外面镀一层铜里面是生铁。我发现“诗人”目前的位置仍在花圃中央，不知哪个聪明人把它头朝下栽在泥里，那方方的底座正好当一张小桌，两个老头儿在上面画了棋盘，认真地对弈。我注意到“诗人”的鼻孔正好露在泥土外，虽然它被倒栽下去，但不至于憋气。
我知道，此刻孙煤的目光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发狠时的那张脸。
我不断窥探高力和孙煤。我的班长正埋头听他倾诉什么，大概尽是些最美妙的语言，隔老远我也能看出她听得多么舒坦。盯着他俩干什么？我说不清。好像有个隐约的目的，要替谁看守一件珍贵的东西，免得这东西被窃走，或被弄脏。是替徐北方看守孙煤吗？我不愿把这话说得太直白。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地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了希望，这下可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走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再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能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愿意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百无聊赖。
想到徐北方，我忽然冒出一种暧昧的期望：假如孙煤真被这公子征服……可我不希望孙煤落到他手里。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配不上我的班长，他要得到孙煤可赚大啦！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色的笼子。
班长，我那时就是这么想的。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念头要把徐北方趁机夺走。自从我从门缝儿里看到那个惊心动魄的画面，我对徐北方的感情复杂极了，嫌恶中含有理解。奇怪的是，强烈的嫌恶感并没有阻止我喜欢他，这大概基于我对他事业上的追求有较深的同情和理解吧！你不要否认这一点。尽管你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支持他的事业，但你毕竟没有理解过他，或者说你远不如我理解他。理解，是我赢得他的唯一本钱吧？你说呢？……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要怪我，那是自然而必然的。从那个年三十的夜晚，我就看出了这种趋势。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但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想帮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远远的一道白光硬生生地投了过来，紧接着是一声汽笛长鸣。
我曾经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小周就是被这白色的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转了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大喊大叫，哭得像个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儿想哭了。
“快！火车来了！……”
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抬着我的人们下了路基，呼哧带喘地跑了起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我塞进这辆列车里。车站还远，我估计他们赛不过火车，可他们顽强地跑着，和火车并排，又被一节节车厢落下。我在担架上起伏有致地欢快颤动，浑身七零八碎的疼痛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