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读完这封信，既哭不出来，也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永远这样呆傻下去。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儿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写得的确水平很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吴太宽举着一张火车票兴冲冲地跑来。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样吓跑了。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反了，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唯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一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吃了一顿饭。信的结尾，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一口气——总算完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脚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也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他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能在那个世界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父亲还说，送阿爷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儿啊！
直到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的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父亲在信上说，阿爷因为失明，摔了很重的一跤导致中风。在他去世的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儿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整整十天，他每一次从抢救中苏醒，总是急急惶惶地向四周扭转脑袋。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但他似乎在嗅，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她到底几时回来？他只是很固执、很自信地等下去，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最终他只能向命运妥协，是姐姐伏在他的耳旁说：“小童部队里很严，不能回来看你……”他尽最大气力点头，表示完全体谅，然后极长地叹息一声，把生命吐向天空。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嘴，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那老人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第一次体会到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造成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
可我还是看懂它了。奇怪的是，我竟流不出泪来，又觉得此时不流泪非常不近情理。信纸上有一处字迹模糊，我怀疑连铁石心肠的父亲也流泪了。
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塌地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坚硬，那就是坚强。
如今，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演习结束后回到成都，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父亲在信中叙述了阿爷过世的全部经过。我木然地读着，一个字都没漏掉，可好像总是没看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宁死也不愿看懂它。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里，每天夜里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
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悲天悯人的女孩。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因此，把心肠变硬，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步了。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我当时几乎为此得意扬扬；而如今，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我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干那样的事。
他问我：“你怎么了？”
事实上，我确确实实撒了谎。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不能动弹了才敢正视它。我撒了谎，我连自己都骗了。难道这世上除了阿爷，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难道阿爷临终前，唯一盼的人不是我吗？难道我和他彼此之间，没有长久的苦苦思念吗？想到当时我说的那些混账话，我那没心肝的做法，我自己都惊骇了。那是我干的事吗？只有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人才会那样干。
我没有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这天半夜，轮到两个新兵站岗，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于是我坚决地留了下来。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那个阿爷不是亲的，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说阿爷和我并不是太亲近的关系。我这样解释，是为了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的认识，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不会不会。除非谁半夜站岗，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摘人家的杏子、李子。”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不行，”我说，“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放心吧，”刘队长笑着拍拍我的肩，“她们没关系，又不是小孩子。”说着刘队长就走了。我想了想，又追上他。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以后我们属于彼此。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噢……”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我的职责呀！”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什么怎么办？”刘队长说。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儿病都没有。”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荫道上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了荒芜的人防工地。
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说正好有车回成都。他考虑一夜，认为还是放我回去。一听说我要走，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她们明显地表示出欢欣鼓舞：我这一走，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我也考虑了一夜，决定不走了。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了我的抵触。
刘队长使劲儿盯着那封电报，他也许认为我也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但他们不图探亲假，而是装出一副痛苦的表情，让人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谎言竟照样能获得好评或荣誉。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似乎人们甘心上他们的当。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个家伙不合算。”他带着嘲意说。
是啊，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出来了？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哭。不，也许我很想哭。我难受极了，但我对一切难受都很习惯了。
“没有。”
“你怎么哭了？”
“你还想，这个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者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是祖父。”我马上觉得不对头，改口说，“不是亲的，一点儿血缘关系也没有。”我想，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
“没有，我没那么想。”
“阿爷是什么人？”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是阿爷。”
“让我替你说完。你在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那是什么人？”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他并不是我祖父。”
“那你，”他平静了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了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作开玩笑的样子。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有个祖父呢？”
我爱过谁？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了这么多年，现在想想真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如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不再白费力气到处去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真是傻得没救了。
我犹豫一下说：“是的。”
“喂，我爱你。”他说。
“是要回去吗？”队长问我。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本该一拍即合，但我没有合。
上次探亲回来，我接到姐姐一封信。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她就不晓得了。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车就开了。情况只能是这样。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睛是什么样。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我一旦想到他因此而伤心，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他又不是你亲阿爷。”想到这点，我心里就好受多了。
“我爱你！”他有点儿愤怒了，像喊一个人喊不答应。
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那上面写着“阿爷病重住院盼归”，看见这个“盼”字，我的心剧烈地痛起来。这个“盼”字一下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在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通信站的人给我送来一封电报，是父亲打的。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电报打到成都，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儿石头上。他在喘息。
说真话，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越是有人怕我，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有人害怕你，那滋味很妙。
我轻轻地离开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演习把每个人都折腾得疲劳不堪。那是山区，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满山遍野地跑，一刻不停。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们。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我就放开嗓门儿对她吼。我的嗓门儿是大有潜力的，只要我一吼，新兵们眼都不眨，一副害怕的样子。我觉得被人怕是一件蛮过瘾的事，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我的心里就一阵满足。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诉苦、偷偷的抱怨，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对她们说：“行了，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很恐惧地喊着。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班长。她们很给我挣面子，演习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
我靠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他却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里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有什么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他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啊呀，她们总算明白了。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仿佛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的、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儿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通，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我明白了，就是自讨苦吃！”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地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儿使我种种崇高的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的人物，真心地爱他。但倘若顺从这份爱，一切就变得太平常了。这份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得到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其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那些尚未克服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把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了回到原先的起点。
我请她参观了我所谓的“枕头”，不过是一块儿包袱布裹着一套换洗军装，再加些内衣。她们过来用手摸摸，都说真硬，她们还说睡这样的“枕头”肯定不舒服。我说，你们废话。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当兵的，一切不舒服就是舒服。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可是没有枕头怎么办？”她挺有理地质问我。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而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着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就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从高空往下翻跟头时跌伤了，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了下来，一条腿擦破了，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流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儿，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了进去。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
不知怎么的，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高力作为一个美术爱好者和艺术同情者，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我至今也没想通。因为这事，高力竟差点儿置徐北方于死地。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便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被吓住了。
但孙煤变了，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究竟哪里变了？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毫无变化，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这一点还有待我慢慢研究。只要我真像医生说的那样一时死不了，我会搞清楚的，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明确，假如能找到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可以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地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让人变得糟糕。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扬言要搞臭徐北方，那时真有点儿天翻地覆的味道。孙煤差点儿去死，羞得无地自容，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没去死，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也是唯一合情合理的条件，便因此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内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等我醒来后，孙煤告诉我彭沙沙来看过我，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被挡在门外了。她因祸得福上了大学。离开宣传队那天，人们愤怒而沉默地送她上了车，那是一辆漂亮的大轿车，前面有“××大学”几个大字。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他真想上去揍她一顿。但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笨到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现在她在通信站当话务员，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
这时，有个人出现了，说：“我吧！”
我挣脱了他，起初还能镇定地走，很快就飞跑起来，像落荒而逃，像被人劫了道，像蒙受了奇耻大辱。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开玩笑。
或许，正是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也让我配不上你。我想对他说，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它无所谓是非，不计较优点和缺点，它要怎样就怎样，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劳驾了，放开我。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糟，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个好人，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情上扯。总之，我挣脱了他。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是我配不上你，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儿就没有了。
他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淡无奇，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尊重他。平淡无奇是他唯一的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我知道团支书说的全是真心话，他越是真心越让我害怕。我完全糊涂了：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写那些情意绵绵的诗也不再是毛病，好像还挺让他羡慕。观念整个颠倒，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反过来再想想他，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反而引起我一阵极大的不舒服，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都一点儿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他的质朴勤劳也毫不使我动心。想到这里，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这事怎么闹成这样？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谁亵渎了谁？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我纳闷儿极了，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你亲口告诉我，不同意我入党。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儿，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总有那么点儿不同。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可你，怎么会爱我这种人，你不会是神经出了毛病吧？不管怎样，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着我的手。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又拼命装老练；他的字典里缺乏爱情词汇，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这真让我为他难过。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力气，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肯定还会来的。
“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你自己又挺那个。我寻思我配不上你。”
我对“先进人物”这一身份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说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晕倒。尽管讲稿已经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我抽不回手，因为我不能硬抽，那样对他打击太大。他毕竟是个好人，我不能伤他太狠。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扫了大家的兴。
他也连忙说：“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那都是啥呀，我又不会写……”他自卑极了，干巴巴地笑起来。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声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因为这个被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的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又大又黑，显得很机智。
我连忙说：“不不不，我不看！”
当晚，宣传队的演出出了乱子。起初是断电，继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给你写过九封信。你想看，我这就给你拿去……”
“老子们想看演出！”
当时，我一心只想找徐北方，只有找到他，我才会安全，我的心才有着落，我的感情才有归宿。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落拓不羁，以及一大堆大家公认的缺点，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
“冲进去！管他娘的！”
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不知怎么缩回手，从那库房走出来。一出门，我便撒开腿跑。
警卫连死挡着门，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除了你，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
“㞗！……”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地冲他比画猥亵手势。
我忍了又忍，才没喊出来。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说：“对不起！”我一下认出了他是谁！
他又嘟嘟囔囔地说了好多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地在那里倾诉，一个劲儿地嘟嘟囔囔。我毫无反应，他也不在乎。我偶尔抬起眼睛看到他的脸红了，第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可笑。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接的瞬间，他忽然跨上一步，一把抓住我的双手。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你一提干，咱俩不就符合条件了？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着你。”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的，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怎么可能？……”我小声嘀咕。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什么呀？”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你咋想？……”过了一会儿他问。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儿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似的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多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能扛二百斤哩！在家的时候。”他炫耀地说，眉一扬，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要在乡下，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间的接触，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嘻……你劲儿真大！”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安静了，静得好奇怪。
我脑袋一晕，像遭了暗算，差点儿栽倒。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地坐下。他用力时，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啦？打人、砸东西，在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儿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他说：“这事我早就想好了，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跟你说吧，我想跟你好。”
人们渐渐冷静下来。
“咱们到屋里说吧！”他走进身后的库房，一杆杆擦过的枪整齐地排在那里，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走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我没有笑，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喜出望外的样子是很蠢的。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蔡玲等人。提干是好事，意味着穿皮鞋、戴手表、谈对象、穿的确良衬衫，团支书就有一件天蓝色的确良衬衫，他很少穿，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说：“我想和你说个事。”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你提了干，”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地转过身。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但接下去的情况就不妙了。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我尽量缩着肩膀，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当他做思想工作时，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装出随随便便的样子，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但他还是看我，这次不知怎么了，他一反常态总朝我看。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尤其是跟我，他都绝不看对方的脸，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1]。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然后坦然地告诉我，有人不同意把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这人就是他。
唐站长“嘿嘿”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有过好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修长笔直，长得老成起来，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而是粉红的。军装下，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了。胸前也鼓鼓的，被一对蛮像样的乳房撑起。有一次洗澡，我吃惊极了，想不起这些重要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一些不可告人的梦。有一次梦醒，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双手紧紧护在重要部位上。这个阶段的少女，好歹都是漂亮的，似乎是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的。整齐统一的军装，并不能掩去青春期奇妙的变化。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至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浑身多处骨折，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他们不是成心把我变得难看。
我盯着输液瓶，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里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到孙煤走了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道：“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真痛苦得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全身雪白，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进进出出的人全都一声不响，撤下这只瓶子、换上那只瓶子，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全交给这些瓶子了。没人在意我的苦闷，我真想说：别这样对我呀！
她真美。她真美。
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
[1] 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相互谈话时从不看对方的脸，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假如注视对方的脸，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